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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5月3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里德里希：
　　因为用了“乌利亚的信”［注：见本卷第349页。——编者注］这个说法，引起了你的误会。我没有交给这个海泽任何信，他根本没有向我告别过，而且由于他喝得烂醉也不可能这样做。他从曼彻斯特附近他所住的一个偏僻地方给我来过信，要我在曼彻斯特帮他的忙。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那是“乌利亚的信”，稍微“大胆地”用了这个说法。他在伊曼特和席利面前假充“伟人”、“独立者”、“不满者”的主要动机也许在曼彻斯特已经失去意义了。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你只有同他耍外交手腕，提醒他逐渐干些事。自从他来到英国，一直靠别人生活，即使给他介绍个能维持生活的工作，他也很快就把它丢掉。他现在既然空闲时间太多，那至少应当定期给《改革报》写文章。不过《改革报》甚至也没有给埃卡留斯支付过一法寻。但是，如果现在支持它，那它很快就会有支付能力。
　　我发现，你的军事文章（关于“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和多布鲁甲的形势）［注：指恩格斯的文章《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和《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编者注］正在得到辉煌的证实。炮轰敖德萨看来是俄军挑起的。如果英军不让陆军在那里登陆，我认为他们不会有多大成绩，——也许只不过是使这里的庸人平息一下，他们由于战争日益使捐税和公债增加而对联军舰队按兵不动极端愤怒；也有可能，尼古拉需要这样一种示威，以便使他的“告人民书”[360]更加激烈。对于英国内阁和彼得堡的协议，自从大家知道了“秘密往来的公文”中去掉了阿伯丁（1844年）同意俄国提议的那个公文以后，就不能再有任何怀疑了。早在托利党前外交大臣［注：马姆兹伯里。——编者注］在上院暗示“备忘录”的日期和签字是伪造的时候，我就预感到这里包藏有某种东西。这些家伙现在还在同俄国商议自己的下一步棋（虽然《圣彼得堡报》也责备他们的“两面派立场”），这一点你从关于中立船只和特别是关于俄国船只问题的《女王在枢密院的宣言》中可以看出来。几乎用同样词句写成的“宣言”同时在圣彼得堡也出现了。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不过，他们在这里并没有考虑到波拿巴。不论这家伙是怎样的一个人，但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关系到他的脑袋，作为一个职业骗子他是不会让自己象可怜的路易-菲力浦在1839年和1840年那样干的[361]。要是你看到1830—1848年间的秘密文件，你就不会怀疑：英国推翻了路易-菲力浦，而可敬的《国民报》尽管盲目地仇视英国并且正是由于这种仇视，却恰好不自觉地成了英国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
　　正如你所知道的，《论坛报》对于充当基督教的卫道者非常心满意足。尤其使我好笑的是，我在一篇文章中主要谴责土耳其人保存了基督教［注：卡·马克思《希腊人暴动》。——编者注］，当然用词不是那样尖锐，而这些家伙竟把它当作社论登载出来。的确，土耳其人容许拜占庭神权政治以甚至希腊皇帝也从来未能设想到的形式发展起来，仅此一点他们就应该灭亡。实质上，还只存在两个宗教民族：土耳其人和土耳其的希腊—斯拉夫人。两者都注定要灭亡；后者至少是同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巩固起来的牧师社会组织一起灭亡。此外，我还给《论坛报》寄去了一篇有关土耳其的“圣墓”和“保护权”的丑史［注：卡·马克思《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编者注］，这些家伙是不会察觉到在史料背后的对基督教的辛辣嘲笑的。
　　如果我现在能得到你为《论坛报》写的东西，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正在啃包括奥托国王时期的近代希腊史，两星期内还不能得出什么结果，也许会有一整组文章。曾任希腊驻君士坦丁堡公使并在那里进行过阴谋活动的梅塔克萨斯——巴黎的《新闻报》刊登过一篇对这一帮俄国—希腊班迪亚们描绘得不错的文章——，已成为恶棍卡波第斯特里亚的主要工具。
　　我现在正抽空学西班牙文，从卡德龙学起。歌德在写他的《浮士德》时不仅在个别地方，而且整场整场地汲取了卡德龙的《神奇的魔术家》——天主教的浮士德。此外，说来可怕，用法文不能阅读的东西，却用西班牙文读完了，如沙多勃利昂的《阿塔拉》和《勒奈》，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的东西。现在我拚命读《唐·吉诃德》。我发现，学西班牙文的初期比学意大利文要更多地求助于字典。
　　偶然得到一本《从庇护九世即位到放弃威尼斯的三年期间意大利问题文献》，比我读过的有关意大利革命党的所有文献都要好。其中收集有秘密文件和公开文件，以及截得的信件等等。编排得不错。“帕米斯顿”（梯也尔这样念“帕麦斯顿”的名字）在这里也是主要角色。这个家伙无处不搞阴谋活动，而且他的生活方式总是十分有趣的。
　　关于乌尔卡尔特的军事文章，你还欠着我的债。这个人，只要有“真正的”知识就可以击溃他。在这方面同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方面一样，都可以明显地指出他的肤浅。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



　　注释：
　　[360]马克思指尼古拉一世的宣言，该宣言是对1854年3月底英、法向俄国宣战的答复；宣言于1854年4月23日公布。关于此事的消息发表在1854年5月3日《泰晤士报》上。——第354页。
　　[361]1838—1839年，列强就调停荷兰同比利时（1830年革命后脱离荷兰王国）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长达数月之久的谈判。英国本来在前一个时期同法国一起支持比利时，这一次却同俄、奥、普站到一起，竭力把列强制定的和约草案的条件强加于比利时。由于英国改变立场，继续支持比利时的法国陷于孤立，而不得不同意其余列强的提案。路易-菲力浦的这次外交失败在法国被看作是法国对外政策的严重屈辱。
　　1839年当土、埃两国冲突由于叙利亚（1833年被埃及军队占领）而重新爆发时，法国支持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利帕沙。英国极力阻止法国在这一地区加强影响，于是组织对法国施加外交压力。1840年7月15日，英、俄、普、奥、土在伦敦签订了援助土耳其苏丹的公约（见注323）。路易-菲力浦面临同这一联盟冲突的威胁，再次让步，并放弃对埃及的进一步支持。——第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