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法国的状况[1]


　　1860年1月17日于巴黎


　　路易-拿破仑皈依了自由贸易，并且准备宣布新的和平纪元到来。他差不多可以被接受入战栗教派[2]了，因而1860年将作为黄金时代的第一年载入欧洲史册。这些轰动整个伦敦报界的奇闻，来源应当归功于发表在1860年1月15日“通报”[3]上的路易-拿破仑致国务大臣富尔德先生的一封信。发表这封信的第一个效果就是国家证券在巴黎跌价，在伦敦涨价。
　　首先，有必要详细研究一下corpus　delicti〔犯罪构成〕，也就是那封应该成为新纪元的整个大厦基石的皇帝的信。路易·波拿巴告诉富尔德先生说：“必须设法进一步发展国民财富的各个部门，这样的时机已经来到。”类似的声明在1852年1月份的“通报”上出现过，那时，coup　d’état〔政变〕开创了Crédit　Mobilier、Crédit　Foncier和其他的Crédits　ambulants[4]的纪元。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从这个多事的时代起，在法国暴君庇护下公布的每个年度财政报告，一直都用大量官方数字极力强调一个事实，即帝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并且在它的悉心治理之下，国民生产的各个部门已经取得大发展。
　　这样一来，我们便陷入了困境。要末是coup　d’état〔政变〕时期所作的声明为时过早，而coup　d’état之后发表的财政报告是捏造；要末是现在的声明纯粹是欺骗。
　　无论如何，根据新的皇帝宣言的自供，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法国社会从波拿巴制度的复活中所应得到的经济上的好处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我们且看一看，这些美妙的经济革新将借助于什么样的新发明来实现。
　　首先，路易·波拿巴告诉富尔德先生说：“我国的对外贸易应当通过产品交换来发展”——真是了不起的至理名言，富尔德大概也会因自己主子的这个大发现而有点吃惊了。既然对外贸易是以本国产品交换外国产品，所以为了发展法国的对外贸易，就必须扩大法国产品的交换，这是无法否认的。路易-拿破仑从他设想的法国对外贸易的新发展中所预期的主要结果，是“在工人阶级中普及福利”；工人阶级的状况，正如coup　d’état的英雄所默认的和现代法国作家（例如，参看已故的科兰先生的著作[5]）所指出的那样，近10年来已明显地恶化。不幸得很，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使最肤浅的观察家也为之震惊。从1848年到1860年，法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1848年它达到87500万法郎，而1859年就增加了一倍多。在短短的10年间，贸易增长100％以上，这几乎是空前的现象。这种增长的原因，可以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合众国等等国家找到，当然在土伊勒里宫[6]的档案库里是找不到的。尽管法国的对外贸易近10年来急剧增长——其原因在于整个世界市场的根本变化，这远在法国警察的琐屑监督的范围之外——可是，法国人民群众的状况并没有改善。可见，有一种力量在起着作用，它使贸易增长的自然成果化为乌有。如果说，法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以说明第二帝国为什么能够那样轻松地恣意挥霍，那末，尽管出口增加一倍，而民生依然雕敝的事实就暴露了这种轻松的帝王生活是谁付出了代价。如果说，没有法国对外贸易的这种发展帝国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那末，反过来说，在帝国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的发展也不可能带来所期望的结果。
　　奥地利皇帝用一道命令在本国消灭了赤字，为什么路易-拿破仑不用另一道命令实现增加法国的对外贸易呢？不过，他预感到在自己的道路上有障碍。
　　他说：“我们必须首先改善我国的农业，并且使我国的工业摆脱使之处于较低阶段的那些内部障碍。”
　　法国的农业状况极需改善，这是法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唠叨着的事情。但是路易-拿破仑打算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首先，他将保证以不大的“利息”给农业贷款。大家知道，法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二强。路易-拿破仑会向其余三分之一的居民征税，以便给全国大部分人提供“利息不大”的贷款吗？这种想法确实太没有根据，不足置信。另一方面，他的Crédits　Fonciers〔土地信用公司〕公开声明的宗旨是把借贷资本送往农村。这个公司能达到的唯一结果，不是改善农业，而是使小农破产，加速了土地的集中。归根到底，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又是那个老牌的失效的万应灵丹——信用设施。谁都不会否认，第二帝国标志着法国信用事业发展的一个时代。但是，谁也不会否认，在这方面帝国走得太远了，它已经同自己的信用一起失去了鼓励信用的能力。看来，这里唯一的新事物就是：半官方的信用机构太臃肿了，已经不中用了，所以路易·波拿巴现在想把政府本身直接变成贷款事务所。由于每一个这样的企图总是带有巨大的危险，所以这一企图也必然要遭到失败，就像他囤积粮食以提高粮价的企图失败了一样。排水、灌溉和整地——这全是很好的措施，各有其好处，但它们所带来的唯一可能的结果是增加农产品的数量，并不能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又何况根本没有提出过这种目的。即使路易·波拿巴奇迹一样地找到了在全国范围内这样来改善农业的办法，这些措施又如何才能消除近5年来法国农民一直苦于农产品不值钱的状况呢？所以路易-拿破仑要着手彻底改善交通工具。作这一建议时的冷硬心肠甚至超过了波拿巴的无耻。只要注意一下法国从1850年起的铁路发展就够了。这些“交通工具”的年度支出从1845年到1847年约17500万法郎，从1848年到1851年约12500万法郎；而从1852年到1854年几近25000万法郎（比1848—1851年的支出多一倍）；从1854年到1856年几近55000万法郎；从1857年到1859年约50000万法郎。在1857年爆发了普遍的贸易危机的时候，由于正在建筑的铁路仍然需要款项，再加上已经批准支出的款项，数目都大得异常，法国政府曾经大受震动。它禁止铁路公司用发行每年为数21250多万法郎的股票、证券等方式吸引新资本，禁止成立新公司并且对年工程量规定出了一定的限制。在所有这一切之后，路易·波拿巴说话的口气竟然像铁路、运河等等是现在才发明似的！他所暗示的强行降低运河航行税的办法，其结果无疑会破坏国家合同，吓跑这些企业的投资，而且，这个措施也根本不是要把新资本吸引到那些部门中去。最后，为了找到农产品市场，准备刺激工厂工业的发展。然而，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工厂工业在第二帝国时期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尽管如此，尽管输出空前增长，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大发展，信用系统在法国极度扩充，法国农业仍然处于衰落之中，法国农民仍然日益破产。这种奇怪的现象究竟怎样解释呢？长期国家公债每年增加25500万法郎，这个事实就对这个问题作了充分的回答，更不用说为陆海军抽血税了。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吸血鬼，是一种比法国民族的生产力长得更快的重担。
　　路易·波拿巴给法国工业开的药方，如果撇开那些空话或作不到的计划不谈，归根到底只是取消羊毛和棉花的关税，逐步缩减糖和咖啡的关税。这些都很好，但是只有像英国自由贸易派那样十分轻信的人，才能把这类措施叫做贸易自由。每一个懂得政治经济学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取消农产原料的关税乃是十八世纪重商主义者理论中的主要点。压在法国生产上面的这些“内部障碍”，同octrois〔日用品入市税〕比较起来根本不算什么，octrois把法国分成好些个独立区，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独立区，使国内交换瘫痪，福利不能建立，因为这种octrois是破坏国内消费的。但是在帝国的制度下这种octrois增长了，而且还要进一步增长起来。降低羊毛和棉花的关税，准备以取消减债基金来补偿，这样一来，增加国债的最后一个哪怕往往是有名无实的障碍就将消灭了。
　　另一方面，森林应砍伐，土丘须铲平，沼地要排水，其办法就是在三年之内拨出16000万法郎（据说相当于最近的战时公债中没有用掉的余额），每年平均不到5400万法郎。然而，皇帝的卡利奥斯特罗5年前郑重宣布的、从那时起人们已不再记起的卢瓦尔河岸的一项工程，用不了3个月就可以把这笔钱全部吃掉。在这种情况下，宣言里还剩下什么呢？“和平纪元到来”，——就好像以前没有在波尔多宣布过似的。《L’Empire　c’est　la　paix》[7]。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1月17日
载于1860年2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6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1]卡·马克思于1860年1月17日写的“法国的状况”一文，发表在同年2月7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马克思从这篇文章开始，写了一系列论述欧洲各国经济状况的文章。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编辑之一。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10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在自己的某些文章上标有“于巴黎”或“于柏林”的字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有时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建议马克思减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从1861年年中起，由于美国内战，美国读者对欧洲事务的兴趣大为减少。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迫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停止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1861年期间和1862年头两个月，马克思给该报的通讯显著地减少了，至1862年3月事实上已停止了撰稿。——第3页。
　　[2]战栗教派（正式名称是“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战栗教派反对官方教会和它的仪式，鼓吹和平主义思想。——第3页。
　　[3]“通报”（《Moniteur》）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简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官方的机关报。——第3页。
　　[4]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是贝列拉兄弟在1852年创办的一家法国大股份银行。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政府有密切联系，它在政府的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倒闭。
　　Crédit　Foncier（土地信用公司）是法国的一家股份银行。它是1852年在前巴黎土地银行的基础上建立的。Crédit　Foncier发放以不动产作抵押并支付一定利息的短期和长期贷款（期限为五十年）。Crédit　Foncier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贴。
　　马克思称波拿巴法国的银行企业为Crédits　ambulants（游荡银行），是强调这些银行企业的不稳固性。——第3页。
　　[5]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6—1857年巴黎版第1—3卷（Colins．《L’économie　politique．Source　des　révolutions　et　des　utopies　prétendues　socialistes》．Vol．Ⅰ—Ⅲ，Paris，1856—1857）。——第4页。
　　[6]土伊勒里宫是巴黎的一座皇宫，拿破仑第三的府邸。——第4页。
　　[7]《L’Empire　c’est　la　paix》（“帝国就是和平”）是1852年10月9日路易·波拿巴在波尔多发表的演说中的话。——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