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
第十四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收集了他们给资产阶级的进步出版物“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一系列条目和马克思的论战性巨著“福格特先生”。从写作时间(1857年7月－1860年11月)来看，这些著作同编入本版第十二卷，第十三卷的著作和第十五卷的部分著作是相衔接的。
收入本卷的著作同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其他著作一样，是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开始活跃时期的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1857－1858年)为已开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新高潮、为一系列国家的反封建的人民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加强准备了基础。消灭封建主义的残余、消灭民族压迫、统一政治上被分裂的国家——德意志和意大利，这些任务又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由于资产阶级日益走向反革命，欧洲无产阶级就成了革命地解决这些任务的主要战士。对于欧洲无产阶级来说，完成由于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而没有实现的资产阶级性的改造是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步骤。
革命事变的临近，孕育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如1859年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所表明的)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促使工人阶级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强了在准备国际无产阶级进行新的阶级战斗方面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理论的制定，他们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斗争，他们对无产阶级在各个不同国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根本问题上的策略的论证，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起因和阶级性质的阐述，对武装斗争的规律性的揭示，以及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思想敌人的猛烈驳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十四卷发表的著作反映了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的许多方面。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是马克思捍卫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产阶级营垒中的诽谤者和诬蔑者的卓越言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这在当时对马克思来说是维持生活的一个来源，而对恩格斯来说则是帮助伟大战友的一种手段)就像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一样，是利用它们作为宣传(往往必须采取隐蔽的形式)革命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合法机会。既然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的，他们也就竭力选择那些对于无产阶级的理论武装有重要研究价值的问题给百科全书撰写条目。
“美国新百科全书”上的条目是本卷前半卷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这些条目时曾经不断地同百科全书的编辑(查·德纳等)的阶级局限性发生冲突，因为后者以虚伪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精神向作者提出要求——不表现党派倾向。尽管任意删改作者原文的编辑部提出了这种要求，尽管这一出版物的特殊的参考性质对革命的政论作品有一定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仍然善于在具有严整的百科全书的形式和体裁的文章中发挥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
给百科全书写的条目大部分是恩格斯执笔的，虽然马克思被认为是正式撰稿人。恩格斯承担了这一工作的主要部分，使马克思腾出时间去研究经济问题，因为创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领袖当时的主要理论任务。许多条目是由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密切合作写成的。他们通过各种形式互相帮助，这种帮助往往具有直接合写的性质。
在恩格斯写的条目中，关于军事问题的文章，如“军队”、“步兵”、“骑兵”、“炮兵”、“筑城”、“海军”等占着中心地位。这些文章是恩格斯对战争的历史(远溯古代)、军队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深刻概括的结果，也是对他那个时代的武装力量的组织和状况、战争和战斗的方法和形式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些文章和恩格斯的其他军事著作一样，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和真正科学的军事学术史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揭示了战争和武装力量的产生的历史条件，彻底研究了军队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和特点，指出了军队的组织、战略和战术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恩格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总结性文章完全反映出他作为无产阶级第一个军事理论家和杰出的军事学术历史学家，作为军事科学和军事历史科学方面的革命家和革新家的作用。在对许多知识部门进行有成效的研究并使自己的科学活动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利益的时候，恩格斯把“研究军事问题”——如马克思在1859年2月25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所指出的——作为自己的专门学问之一。弗·伊·列宁把恩格斯称为伟大的军事专家。
恩格斯的巨大功绩是，他第一个用唯一科学的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军事史和分析当时的军队。恩格斯与那些不能把武装力量的发展看做规律性的过程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家不同，他指出，这种发展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归根到底是由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的。马克思读了恩格斯的“军队”一文后，于1857年9月25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理解是正确的。”
恩格斯第一个在军事历史科学中充分揭示了以下事实：武装力量的性质和类型以及它们的特点、装备和战术，部队的编制和训练方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的阶级结构。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历史实例，揭露了从古代东方奴隶占有制国家出现最初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以来军队的阶级性。恩格斯在辩证地研究武装力量的发展时，把这种发展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具体地联系起来。他指出，军队的盛衰取决于某一形态的形成和瓦解的过程。恩格斯强调指出，古希腊的军队及其方阵战术，古罗马的军队及其较进步的军团制度趋于衰落是奴隶占有制社会内部促使该社会崩溃的那些矛盾发展的结果。封建制度的瓦解，造成封建军事体系解体，使得已经丧失了战斗力的骑士队消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形成时代，武装力量经历了从雇佣军队到根据普遍义务兵役制编成的群众性军队的重大演变，这种演变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恩格斯认为某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由另一种进步的社会经济形态代替的时期，革命地摧毁陈腐的社会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时代，对军事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恩格斯在著作中指出，这样的时代特别有力地推动了军事方面的进步，而这些进步的变化的倡导者和代表者就是对社会衰朽势力进行斗争的革命阶级。恩格斯根据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例子，首先根据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法国对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同盟的战争的例子，来揭示这一规律性。他指出，正是在这些战争中突出地表现了武装斗争的直接参加者人民群众的军事创造性，他们不断寻找并且终于找到了适合于新条件的新的战斗形式和新的战术布势的形式。后来，这一点在军队的组织和条令中固定下来，并且由于军事领导人员和指挥人员等的活动形成了体系。恩格斯认为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解放斗争，例如，瑞士人反对奥地利封建主和勃艮第封建主的战争、十六世纪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战争、十八世纪末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十九世纪初欧洲人民反对拿破仑压迫的战争、1848－1849年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等，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不仅在给百科全书写的长条目中，而且在一系列短条目中(“阿耳布埃拉”“布达”等)都谈到了这些战争的历史。
恩格斯的军事文章驳倒了许多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所谓军事学术原则的不变性和永恒性的观念。恩格斯在揭示战略和战术所固有的辩证的规律性时强调指出，适合于一定历史条件的战略和战术规则，如果运用到已经变化的情况中就要破产。例如，在“布伦海姆”的条目中，恩格斯在分析十八世纪初的一次大会战时注意到，在当时实行线式战术的条件下成为法军失败原因的情况，在十九世纪，即在采取散开的队列和纵队相结合的时期则被认为“最有利的条件之一”(见本卷第257页)。恩格斯把军事学术的发展整个看成不断完善的复杂的发展过程。他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的彼此密切的联系。恩格斯在文章中指出不同兵种的协同动作在军事上的作用和它们的历史发展的相互制约性。
恩格斯写的条目包括了军事的各个领域。其中对于军队的形成、组织和装备、补充和训练、指挥管理等问题，战略和战术，地面部队各兵种和海军的组织和战术，筑城工事的构造以及其他包括部队的物质保障和供应(见“弹药”、“艾雷”等条目)，部队的宿营(“露营”、“野营”等条目)等许多问题，都作为历史发展的规则而加以研究。恩格斯非常重视军事技术。在上面已经提到的长条目中，恩格斯彻底地研究了军事技术历史的各个最重要的方面，而某些细节在论述各种武器(“弹射器”、“刺刀”、“明火枪”、“马枪”、“卡伦炮”、“爆炸弹”、“霰弹”等)，各种进攻和防御的战斗手段(《Battery》、“炮艇”、“棱堡”、“掩障”、“防弹工事”等)和辅助的技术手段(“军用桥”等)等一系列短条目中加以阐述。恩格斯根据大量实例揭示最重要的技术发明(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使用和改进、炮兵学和军事工程学的进步、蒸汽机在海军中的使用)，对武装力量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具有革命化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文章中所证明的，战术对军事技术的从属性，战斗的战术形式随着新式的大规模武器的出现而必然产生的变化，是反映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对军事的作用的规律之一。
但是，恩格斯并不把武装斗争的规律仅仅归结为军事技术对战斗方法的影响。他强调指出，某一军队的状况和它的战斗力，首先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取决于军队产生和活动的社会条件。某一军队的战斗素质，同装备一样，取决于军队的组成，军队招募的社会成分，战斗训练的程度，战士的觉悟水平和精神面貌，而后者在许多方面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恩格斯认为军队的士气有很大意义。因此，恩格斯在谈到骑兵会战时强调指出，在两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冲突的紧急关头，“精神因素，勇敢，在这里立即化为物质力量”(见本卷第319页)。恩格斯还指出在战斗中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地形的影响，预备队的存在，指挥的灵活性，统帅的艺术。
恩格斯在著作中以很大的篇幅评价了卓越的统帅、军事改革家、工程师和发明家的活动，在评价中对于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真正科学的解释。恩格斯指出，杰出的统帅的活动决不取决于他们幻想的任意创造，而首先取决于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强调指出，统帅的作用在于善于运用武装力量的客观历史发展所提出来的进行战争和战斗的方式和方法，并且最合理地利用新的技术装备和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而发生的军队的组成和战斗素质方面的变化。例如，恩格斯认为拿破仑的功绩就是他把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作战方法变为“一套正规的制度”(见本卷第39页)。同时恩格斯反对资产阶级编纂历史的典型方法，即迷信统帅并把他们偶像化；他指出甚至卓越统帅的活动都具有本人阶级根源所带来的局限性和矛盾性的特点。例如，他指出，弗里德里希二世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就，但是他“不仅给普鲁士人从此以后所特有的呆板和机械练兵方法奠定了基础，而且实际上造成了他们以后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蒙受空前耻辱的原因”(见本卷第376页)。恩格斯强调指出拿破仑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冒险主义成分，片面决定和失策，如庞大的纵队队形“曾使他在会战中不止一次地遭到失败”(见本卷第323页)。
本卷发表的恩格斯论述军事的短条目使他的长条目的内容得到充实和具体化。其中某些条目如“阿尔马”、“阿斯佩恩”、“比达索阿”、“博罗迪诺”等，分析了个别会战。一部分条目是恩格斯为了解释一系列军事术语和军事技术用语而写的。在恩格斯的“战局”、“会战”和“攻击”等条目中，包含了有关作战的方式和方法、不同战斗队形和预备队的运用的重要的军事理论结论。其中有许多从战略和战术观点来看是很宝贵的原理。
恩格斯在军事文章中分析了不同时代首先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历史的经验。他批判地整理了并总结了从古代军事著作家到他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家的军事理论思想上的成就。恩格斯探讨了许多民族的军队发展情况，竭力想把其中每一个民族对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的贡献反映出来。恩格斯所做的概括和结论以及他所采取的研究军事历史事件的方法，都具有不可估价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恩格斯在各条目中对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的某些方向所做的预测，例如他对于在枪械效果增大的影响下步兵战术上将有的变化(“步兵”条目)以及由于军舰上枪炮装备能力不断增大而在海战战术和舰船类型上将有的变化(“海军”条目)的意见，作为科学预见的典范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应该考虑到，恩格斯是生活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在他的著作中总结的是大规模使用机器技术装备和自动化武器时期以前的战争经验。因此不能把恩格斯反映帝国主义以前的时代的军事特点的某些原理和论断机械地搬用到现代条件或者毫无保留地用于现代的战略和战术上。
还应该指出，由于当时许多国家的军事学术史都没有整理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恩格斯考虑到许多民族的军事经验。例如，恩格斯在他写的条目中只是粗略地谈到俄国的军事学术，主要是在他同马克思合写的俄国某些军事活动家传记里提了提俄国军队的历史(“巴克莱-德-托利”、“卞尼格先”等条目)。在个别场合下，恩格斯由于利用西欧历史学家有偏见的著作而又没有可能把这些著作同更客观的学术著作进行对照，对俄国军事历史的某些方面阐述得不够确切。例如，在“博罗迪诺”这一条目中就有不确切的地方。这一条目对博罗迪诺会战的结果作了片面的估价，并且像“巴克莱-德-托利”这一条目一样，贬低了伟大的俄国统帅米·伊·库图佐夫的作用。恩格斯虽然在他的著作的许多地方指出了中国发明火药以及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在火器使用方面的许多发明的伟大历史意义，但是由于当时军事历史科学的状况，他不可能全面地反映东方各族人民对军事学术的贡献。
恩格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许多文章都是谈已经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对象的东方各国的。这些文章都是反对经济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奴役并剥削亚非各国人民的掠夺制度，反对殖民侵略者和殖民冒险者的政策的。这些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东方各族人民的命运，关心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证明之一。
在“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缅甸”等条目中，恩格斯指出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引起了资本主义掠夺者的殖民欲望，他们利用这些国家的经济落后和半宗法制度，把它们变成殖民掠夺的场所。恩格斯指出，第一次和第二次英缅战争(1824－1826，1852)的结果，英国殖民者掠夺了缅甸，使它“失去了最富饶的领土”，占领了它的出海口(见本卷第287页)。恩格斯揭露了在阿富汗的英国派驻官吏的阴谋诡计，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这个国家的内政的粗暴干涉以及他们为了发动旨在对阿富汗进行殖民侵略的1839－1842年英国阿富汗战争而采取的各种阴险毒辣和挑拨离间的方法。恩格斯把英国人侵占阿富汗看做是英国在中亚细亚进行殖民扩张的组成部分。恩格斯以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为例，特别清楚地揭露了殖民统治的野蛮方法和殖民奴役的后果。恩格斯在谈到法国殖民者的行为时写道：“从法国人最初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时候起到现在，这个不幸的国家一直是不断屠杀、掠夺和使用暴力的场所。征服每一座大城市或小城市，每一寸土地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把独立视为珍宝、把对外族统治的仇恨置于生命之上的阿拉伯和卡拜尔部落，在残暴的袭击下被镇压，他们的住宅和财产被焚毁和破坏，他们的庄稼被践踏，而幸存的受难的人不是遭到屠杀，就是遭到各种奸淫和暴行的惨祸。”(见本卷第104页)
恩格斯热切同情受殖民压迫或者受殖民奴役威胁的各族人民，他在条目中强调指出了这些民族对殖民者的反抗的解放性质和广泛规模。他满意地指出英国在阿富汗的冒险行为的可耻失败，详细地谈到了1840年阿富汗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总起义。这次起义的结果，正如恩格斯对阿富汗人民所作的评论那样，“勇敢、刚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给了殖民者一次严厉的教训，消灭了他们的军队，并把他们赶出国境。恩格斯在指出阿尔及利亚当地居民不断起来反对殖民统治时说，尽管法国进行了三十年的血腥战争(从1830年开始)，尽管法国投入大批军队、花了大量金钱去征服阿尔及利亚，但是由于阿尔及利亚人的反抗，法国在这个国家的统治“是完全虚假的，如果不算沿海地区、城市及其郊区的话”，而阿尔及利亚的各部落还在“继续捍卫自己的独立和仇视法国的制度”(见本卷第109页)。
“阿尔及利亚”和“阿富汗”两个条目充满了作者对反对殖民者的解放运动的日益壮大和不可阻挡的信心。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种运动在仇恨殖民压迫、渴望自由的人民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些条目虽然是为资产阶级的出版物写的，但是，是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的。它们反映了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们对殖民主义所作的斗争，反映了他们要教育宗主国劳动人民同情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争取解放的人民的崇高愿望。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上，除了恩格斯写的条目外，还发表了马克思写的许多条目。这主要是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传记。其中许多条目，如“巴克莱-德-托利”、“卞尼格先”、“贝姆”、“博斯凯”、“布吕歇尔”、“贝雷斯福德”等，都是马克思在恩格斯参加下写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条目还有“西班牙舰队”和“艾阿库裘”(后一个条目论述拉丁美洲各国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解放战争中的一次决战)。
本卷发表的传记性文章，是对各个不同的军事和政治事件的参加者进行卓越的历史评述的典范，是善于从个别人物的生平中不仅突出个人特点，而且突出那些反映时代、时代精神和这些活动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本质的特征的典范。这些传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无产阶级历史科学的奠基人——是描绘历史肖像的巨匠。
在马克思的“贝尔蒂埃”、“贝尔纳多特”、“布律恩”、“贝西埃尔”、“布里昂”等条目中，描绘出拿破仑法国的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的群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其中许多人的生活道路反映了1789－1794年参加革命事件而后来成了反革命波拿巴政体的支柱的法国资产阶级集团的演化。这些活动家大多数完全依靠“为军事人才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见本卷第95页)的革命，而在军事上或外交上飞黄腾达起来。在确立了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条件下，他们成了贪得无厌和追逐暴利之徒(布里昂、布律恩)，成了渴求官职、封号和“空缺”王位的野心家(贝尔纳多特)，成了愿为任何制度效忠的不择手段的钻营家(贝尔蒂埃)。马克思所写的一些拿破仑的元帅的传记，提供了关于拿破仑第一帝国资产阶级上层的习气的清晰概念。
在“毕若”条目中，马克思鲜明地刻划了一个愚蠢而又残忍的反动分子——资产阶级七月王朝制度的忠实奴仆——的嘴脸；这个反动分子以血腥镇压法国工人、用背信弃义和残暴的方法征服阿尔及利亚和在摩洛哥从事殖民冒险著称。当时另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人物就是英国将军贝雷斯福德，他领导了一系列殖民掠夺性远征并参与镇压巴西和葡萄牙的革命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布吕歇尔元帅传记是一幅广阔的历史画面。在传记中，这位卓越的德国统帅和爱国者的活动是以德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为背景展现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布吕歇尔在1813－1815年反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强调他“与民众同样地仇恨拿破仑”并且“由于他对庶民抱有同情心”而在群众中享有声望，他们认为“对于1813－1815年带有半正规半游击战争性质的战斗行动来说，布吕歇尔是最合适不过的将领了”(见本卷第191－192页)。
马克思的“勃鲁姆”以及他同恩格斯合写的“贝姆”等条目，都是写革命活动家的传略的。对于在反革命恐怖下牺牲的1848年革命的著名活动家罗伯特·勃鲁姆的描述表明，马克思在清楚地认识到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者的观点的局限性和温和性的同时，高度地评价了其中那些与庸俗民主派截然不同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人。在描写约瑟夫·贝姆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位波兰将军卓越的统帅艺术，后者在1849年匈牙利革命战争时期显出“在游击战和小规模的山地战中是第一流的统帅”(见本卷第134页)。在“玻利瓦尔-伊-庞特”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在拉丁美洲各国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中(1810－1826)人民群众的作用，并且指出了这次斗争的革命解放性质。但是，由于根据当时流行的有偏见的书刊的错误材料，马克思对拉丁美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西蒙·玻利瓦尔的活动和他本人作了片面的评价。在这些年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政论的反波拿巴方针、他们的力求揭穿对拿破仑第一及其仿效者的反动崇拜的意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对这位活动家采取否定态度；他根据自己的资料(当时他不可能相信这些资料是不客观的)把玻利瓦尔也算在拿破仑第一的仿效者之列。
本卷后半卷的内容是卡·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这一卓越的文献反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保护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代理人的恶毒攻讦而发表的言论。马克思的这部用尖锐的讽刺形式写成的作品，是对那些采用诽谤和捏造事实等卑鄙手段攻击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进行致命反击的典范。
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初期写成的，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强了他们的集合、团结和培养无产阶级战士干部的活动。他们依靠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保留下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核心，努力扩大和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马克思寻求更广泛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方法和机会，寻求适应情况改变后的党的活动的新的组织形式。马克思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斗争，这个政党应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样一个政党的胚胎——的历史继承者和思想继承者。但是同时，马克思却决不认为这个政党只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恢复。他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更广泛，更有战斗力，更密切联系群众的组织，它能够担负起无产阶级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并把这个运动引向胜利。马克思在这些年中谈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指出他所指的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政党”(见马克思于1860年2月29日写给斐·弗莱里格拉特的信)。
在建党斗争的这一个阶段，马克思认为特别重要的是不使正在形成、还未巩固的党的队伍受到诽谤性攻击，这种攻击会在工人运动中起瓦解作用并破坏工人对自己的领袖的信任。为了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马克思努力使工人和劳动群众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过去和现在的活动、他们的道德品质、他们的观点和目标得到真正的而不是被诽谤所歪曲了的了解。使群众彻底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的事业的伟大和纯洁，不让无产阶级的敌人诬蔑和诋毁——这就是马克思要写出“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的崇高动机。
马克思写这一著作，是为了回答1859年12月出版的卡尔·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里不惜歪曲事实、睁眼撒谎，拚命对马克思及其战友散布大量恶毒肮脏的谣言，对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活动大肆歪曲，诬蔑他们怀着自私自利的、几乎是犯罪的动机。福格特的造谣中伤，是同普鲁士警探于1852年进行科伦挑衅性审判时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捏造的罪名，同敌视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们屡次对马克思及其战友进行的诬蔑遥相呼应的。德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响应了福格特的诽谤。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广泛地利用了——而且后来继续利用福格特的小册子。
马克思认为由福格特再次掀起的这场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进攻，表明资产阶级力图给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以致命的打击，并从道义上使它在社会人士的心目中破产。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写道：“统治阶级的告密者们也随时随地在同样无耻地对捍卫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先进政治战士和作家造谣中伤。”(见本卷第453页)福格特的言论之所以具有极大危险性，还在于这本诽谤性小册子的作者挂着民主派招牌，在民主派中间有影响，在资产阶级公众中间享有自然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声誉。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面临争取全国革命民主统一的尖锐斗争，必须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群众中的影响，因而揭露福格特和他的应声虫的面目就特别重要。马克思于1860年2月23日给弗莱里格拉特写信说，同福格特的斗争“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的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可见，在驳斥福格特的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不仅维护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的革命活动，而且也维护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未来。
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揭穿了福格特的所有说法都是谎言，揭露了他这个处心积虑的捏造者和诽谤者的嘴脸。针对福格特的歪曲捏造，马克思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产生和活动的真实情况。在该著作的第四章(“泰霍夫的信”)里，马克思对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历史作了简短的但内容非常充实的介绍。在这一章以及其他几章(第三章“警察作风”、第六章“福格特和‘新莱茵报’”)里，马克思描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活动的历史条件，指出了同盟的性质和目的，说明了无产阶级这一派在同盟中同宗派主义分子的斗争。谈到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非组织活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引起分裂的原因时，马克思强调指出这个宗派集团采取的冒险密谋策略的危害性，并证明这种策略同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任务是不相容的。马克思举出科伦审判案，即对“新莱茵报”编辑们的陷害以及其他许多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的法令来做例子，揭露普鲁士警察国家、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对付共产主义运动而采取的卑鄙手段。
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第一次完整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早期阶段。这本书是为真正科学地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奠定了基础的著作之一。它同马克思所写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写的文章“最近的科伦案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领域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
马克思揭露福格特是一个恶毒的诽谤者和居心险恶的人时，揭示了德国庸人和流亡小市民人士中间的这位英雄的令人讨厌的整个面目。他揭穿了福格特的假民主主义，指出了福格特在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以及在流亡瑞士的人士中间所扮演的那种不光彩的角色。在揭露福格特的时候，马克思巧妙地嘲笑了他作为法兰克福议会左派小资产阶级党团的典型的怯懦而狭隘的领袖之一，作为在革命后期由“残阙”议会搞的那个短命政府(“帝国摄政政府”)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在第六章“福格特和‘新莱茵报’”中，马克思指出福格特在1848－1849年的活动实际上带有反革命的性质。马克思在这一著作的许多章节里引用文献资料证明：诬指无产阶级革命家同警察有联系的福格特自己，在反革命的瑞士当局同工人组织、民主组织进行的斗争中，多次为瑞士当局效劳，干过警探干的勾当。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充满尖锐的嘲讽，鞭笞福格特的世界观，即贯穿在他的自然科学著作中的那种肤浅的庸俗唯物主义。这些嘲讽不仅击中了福格特的要害，而且也击中了整个德国庸俗唯物主义者这一派(毕希纳、摩莱肖特等等)的要害。
马克思这一著作的中心点，是在揭露福格特在五十年代就已成了波拿巴雇用的代理人。本书第八、九、十各章(“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代理机构”、“庇护人和同谋者”)就是阐明这一问题的。马克思根据1859年3月，即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的前夜福格特所出版的“欧洲现状研究”以及他的其他一些口头的和发表于报刊的言论，断定福格特同波拿巴集团有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里证明，福格特的“研究”不过是把第二帝国的官方报纸“通报”和巴黎丹屠出版社出版的宣传波拿巴主义的小册子上的东西用德文转述出来而已。马克思强调指出，福格特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正是他的主子们所需要的，他们用这些言论来在思想上影响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社会舆论，以便于拿破仑第三推行他的投机冒险的对外政策。按照马克思的精确说法，“福格特不过是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的小丑手中的无数外语传声筒之一”(见本卷第558页)。
马克思指出，福格特同第二帝国的头目们在国外分设的代理机构有联系。福格特扮演着波拿巴代理人的招募者的角色，他把“法国食槽”放到招募来的人的面前。马克思以无与伦比的讽刺笔触勾画了福格特的“庇护人和同谋者”的嘴脸，其中也有像日内瓦政府首脑詹姆斯·法济这类人物，他直接同拿破仑第三进行勾结，出卖瑞士的民族利益。马克思揭露出福格特及其同伙是执行拿破仑第三阴谋诡计的鹰犬，指出福格特的全部政治活动就是在民主派人士中间充当执行波拿巴阴谋诡计的工具；同时，马克思提出警告说，波拿巴代理人有钻进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队伍中来的危险。执政的资产阶级至今仍在广泛采用收买雇用代理人、御用文人和记者等手法，进行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而马克思的抨击波拿巴代理机构的这一作品，在揭露这些手法方面，到今天还是一个典范。
马克思认为福格特是波拿巴雇用的代理人，他在写这一著作时并不知道的、后来才公布的一些文献完全证实了他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第二帝国崩溃以后法国政府公布的关于路易－拿破仑的秘密费用开支的材料，说明福格特在1859年8月从这笔秘密费用中得到了4万法郎。
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从揭露福格特同波拿巴集团的联系进而广泛地全面地揭露了法国的波拿巴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拿巴的法国在当时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之一。而且，波拿巴主义“是一种统治形式，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的环境里转向反革命而产生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245页)，当时不仅出现在法国，而且是一种国际现象。第二帝国在全欧洲都布下了罗网，有一系列小国的政府追随它的政策。许多国家——撒丁、普鲁士等——的统治阶级都表现了波拿巴主义倾向，露出了摹仿第二帝国的统治者们的苗头。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同波拿巴主义作斗争看做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之一。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似乎是对自己的许多反对拿破仑第三制度的政论文章作了总结。马克思发挥了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就作过的对于波拿巴主义实质的深刻的分析，指出波拿巴制度的特征是：在各阶级之间进行看风使舵的政策、国家政权的表面独立、蛊惑性地向社会各阶层呼吁以掩盖它的维护上层剥削分子利益的行为、利用军队中最反动的分子做主要支柱。马克思揭露反革命大资产阶级采取波拿巴独裁政权形式进行统治的各种方法，指出第二帝国制度是警察恐怖、投机倒把、军阀和无耻的冒险分子横行的王国，指出这一制度所使用的大量政治手段中包括讹诈、收买、露骨的煽惑、对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采用表面讨好和玩弄两面派手法、用小恩小惠腐蚀某些社会阶层、利用刑事犯罪分子等等。
马克思彻底揭露了被内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法国波拿巴制度的腐朽和脆弱，同时指出拿破仑第三的反人民的内外政策在五十年代末已经走上绝路，第二帝国的统治集团希望用发动对奥地利的“局部”战争的办法找到出路。同福格特和其他波拿巴主义宣传者的一切论断相反，马克思指出，这场战争根本不是为了使意大利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路易·波拿巴及其集团伪善地用这面旗帜掩饰他们作战的目的，实际上是想用廉价买得的胜利来巩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侵占意大利的土地以扩大法兰西的版图，并阻挠意大利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彻底揭穿了波拿巴集团玩弄的声名狼籍的“民族原则”这一骗人把戏的实质。路易·波拿巴冒充“民族的保卫者”，用民族利益进行投机，想把民族运动引上反革命的轨道并利用民族运动来巩固法国的领导权和扩大它的疆界。事实上，路易·波拿巴对意大利的政策已经表明，第二帝国是真正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凶恶的敌人。马克思认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领袖听信了波拿巴的欺骗宣传，是对被压迫的各族人民利益的严重威胁。
马克思也痛斥了对世界政治有影响的欧洲其他反动势力。特别是，他揭露了路易-拿破仑同英国资产阶级贵族寡头的代表帕麦斯顿的勾结，后者帮助拿破仑第三放手进行对意大利的冒险。马克思也揭露了为同样目的服务的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之间所签订的协议。
“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中有关揭露波拿巴主义的部分，是反对反动势力企图恢复和利用已遭历史谴责的波拿巴主义传统、波拿巴主义政治的反人民手法的犀利的战斗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波拿巴主义的言论，是同他们为了以革命民主方式解决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问题而进行的斗争紧密联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拿巴的法国及其在欧洲的领导权，是上述两国的民族统一和在国内实施必要的革命民主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中揭露了福格特在这个问题上的亲波拿巴的立场。马克思还指出，这种立场同受到自由资产阶级支持的普鲁士统治集团在意大利危机时期所执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一致的，普鲁士统治集团一心想利用奥地利的削弱通过容克普鲁士领导下的王朝道路统一德国。马克思在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问题上抨击福格特及其同伙的言论，也是对向普鲁士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方面摇摆的“普鲁士皇家社会主义者”拉萨尔的一种答复。拉萨尔在他的“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实质上是为拿破仑第三在意大利的政策进行辩护，并对普鲁士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所宣扬的统一德国的王朝道路表示支持。马克思在1859年11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拉萨尔实际上“是同福格特一鼻孔出气的”。马克思在自己的书中没有公开指出拉萨尔的名字，但是批判了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了同拉萨尔的反无产阶级观点相对立的计划，就是通过人民革命和推翻反动的君主制度的途径用革命民主的方法统一德国和意大利。同指望普鲁士胜利而不相信德国革命民主力量的拉萨尔的策略相反，马克思“提倡和发扬独立的、彻底民主的、反对民族自由主义懦弱行为的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20页)。
马克思在驳斥福格特的准波拿巴主义对外政策观念的同时，在自己的著作中——特别是在第八章(“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里——用了大量篇幅来揭示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欧洲各国对外政策的真正性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掌握国际政治的秘密，以便能揭露统治阶级的外交阴谋和掠夺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能够积极地反对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政策和侵略政策，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在国际冲突中必须执行自己的革命路线，即争取完全实现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准备条件。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也正是从这种立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来阐明各种国际问题的。他坚决谴责掠夺和吞并的政策，揭露统治阶级外交所采用的恫吓和讹诈、粗暴地干涉小国内政、唆使一些民族反对另一些民族的手法。
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第十章“庇护人和同谋者”)，马克思把资产阶级报刊的性质阐述得清清楚楚：资产阶级报刊的任务就是充当统治阶级反动政策的兜售者和对革命运动活动家的诬蔑、谣言的传播者。马克思无情地揭露了波拿巴派报刊的卖身投靠、毫无原则和卑鄙下流；这些报刊的代表人物“所有这一帮人都毫无例外地从同一位圣上的金库中汲取灵感”(见本卷第619页)。马克思也揭露了德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马克思认为英国“自由派的”报刊“每日电讯”是集社会髒物之大成的一个“纸制的藏垢纳污的大中心”，他指出对于这家典型的资产阶级报纸的这种估价可以推而广之，适用于德国、英国、法国、瑞士等国的许多其他报刊。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报刊的下流作风，并刻画了那些文侩、老奸巨猾的政客和支配资产阶级新闻界的狡猾的企业主的嘴脸。这是“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强有力的、尖锐性和准确性达于极点的揭露面之一。
揭露被马克思划为庸俗民主主义者一类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见他在1860年1月28日和2月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这一著作的前言中说，他所以要驳斥福格特，原因之一就是这能够把福格特所属的整个政治流派都揭穿。马克思这里所指的就是德国的庸俗民主派。在马克思看来，之所以必须驳斥庸俗民主派，是因为当时特别要紧的是捍卫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立场和策略立场的独立性，使它不受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因为当时德国民主派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向右转的趋势。从1848－1849年革命时起，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代表人物中有许多当时实质上已经干着叛卖的勾当)经历着分化和蜕变的过程。德国国内的以及流亡国外的民主派有相当大一部分堕落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附属物。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像福格特一样充当波拿巴集团和德国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应声虫。过去同恩格斯一起揭露过德国小资产阶级许多领袖们的庸俗民主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流亡中的大人物”)的马克思，认为再次严厉地批判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自己对党的责任。马克思看得清清楚楚，在诽谤家福格特的背后，除自由派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庸俗民主主义者。
在第四章和第十二章(“泰霍夫的信”、“附录”)里，马克思以幽默卓绝的笔触嘲笑了庸俗民主主义者——德国小市民的思想家和代表人物的狭隘、鄙陋、庸俗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谈到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金克尔、席梅尔普芬尼希、戈克、卢格等人的“革命贷款”的投机冒险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计划时，马克思指出，他们的那种离不开无谓的琐碎争吵的冒牌革命活动，实质上正好迎合反革命势力的口味。
“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的特色不仅在于内容深刻而丰富，而且还在于其出色的形式。就艺术价值而言，这一著作是属于世界讽刺文学优秀典范之列的。马克思在这一著作里所引用的许多著名和不著名的文艺作品中的警句和艺术形象，使得他对福格特以及其他工人运动敌人的批判更加尖锐和准确。“福格特先生”证明了马克思在文艺方面的高深造诣。恩格斯在1860年12月19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这一著作说，“这是你所写过的最好的论战性作品”。
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是充满了党性和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的不可调和的战斗精神的作品。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首领们那样贬低这一著作的主要原因也就在此。“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反映了马克思为使无产阶级摆脱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所以保持着巨大的意义，不仅因为它是研究国际工人运动史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波拿巴主义以及其他反动势力的各种言论的重要资料，而且是热烈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和坚决回击共产主义的凶恶敌人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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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有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四十二个条目以及马克思针对福格特的诽谤而发表的四篇声明。这些条目中，“军用桥”以及“阿尔及利亚”这一条目的片断曾译成俄文在苏联杂志上发表过，而这几篇声明曾作为附录收入1936年出版的“福格特先生”单行本；其余各条目都是第一次译成俄文发表的。第一版所刊载的“奥斯特尔利茨”是他人写的，“奥热罗”和“巴达霍斯”两个条目也没有充分根据证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因此本版都没有收入。1940年的“军事历史杂志”第11期上刊载的“武器”这一条目，由于不能确证是恩格斯写的，也不在这里发表。
“美国新百科全书”中的条目，除总论性的条目“军队”排在卷首外，都按写作日期顺序排阵列，而不是像百科全书上那样按标题字母的顺序排列。“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部曾对恩格斯的某些条目有所增补，本版已删去，有关情况都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为了帮助读者阅读百科全书的条目原文，在个别场合下也附有增补的段落。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援引的非德文的文献，也同全文一样以俄译文刊印，原文在脚注中注出。如马克思引用文献时既用德文又用原文，原文则予以保留。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的各个条目中和“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印错了的人名、日期、地名、引文等，已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过的资料和实际材料加以核对，并作了更正。
关于会战和条约，重复出现时不再加注，有关的页码在地名索引中注明。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