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

卡·马克思

*意大利的统一问题



　　像牧童谎报狼来了[40]一样，意大利人一味重复说，“意大利的激昂情绪已经达到顶点，它已经处在革命的边缘”，而欧洲的帝王们又一味空谈“解决意大利问题”，所以如果狼真的来了而没有人发觉，如果真正的革命和全面的欧洲战争突然爆发而使我们感到意外，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1859年的欧洲战云密布，即使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敌对态度和公开的备战不会引起什么后果，意大利人对压迫者的刻骨仇恨随同日益加深的痛苦也并不是不可能爆发为全面的革命的。我们仅仅说“并不是不可能”，是因为长久不能实现的希望使人痛苦，而长久不能证实的预言使人怀疑。然而，如果相信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报纸的报道，那末那不勒斯的舆论便是本国实际情况的fac　simile〔真实反映〕，而革命熔岩的奔腾也就不会比老维苏威火山的又一次爆发更加令人吃惊。记者们从教皇国详细地报道了教权主义政府日益严重的滥用职权的情况，并且还谈到，罗马居民深深相信：改革或者改良是不可能实现的，唯一的办法是彻底推翻这个政府，假如不是驻有瑞士、法国和奥地利的军队[41]，这个办法也许早就采用了，而且尽管有这些重大的障碍，这种行动还是随时可能采取的。
　　威尼斯和伦巴第的报道则更加明确，这些报道使我们强烈地感觉到1847年底和1848年初在这两个省出现的那些征候[42]。大家一致抵制奥地利的烟草和工业品，叫民众不到娱乐场所去的呼吁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意大利人有意处处表现出对大公［注：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编者注］以及所有的奥地利官吏的仇恨，以致忠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意大利贵族阿尔丰梭·帕尔恰公爵不敢当着民众的面向路过的大公妃脱帽致敬；为了惩罚这一行为，大公命令公爵立即离开米兰，这就使得公爵那一阶级的人也同意了普遍的要求：fuori　i　Tedeschi！〔德意志人滚出去！〕如果民众情绪的这种无言的表露，再加上民众同兵士之间每天都发生的纠纷——这种纠纷总是由民众挑起的——以及帕维亚大学生的风潮和继之而来的大学的封闭，那末在我们面前就将重新揭开1848年米兰五日[43]的序幕。
　　虽然我们也相信，意大利不可能永远处于目前这种状况，因为凡事都有个终结，虽然我们知道，整个半岛都在进行积极的组织活动，不过我们暂时还是不能说，这些活动是人民意志的完全自发的表现呢，还是由路易－拿破仑及其同盟者卡富尔伯爵的代理人鼓动起来的。从表面迹象看来，得到法国，可能还得到俄国支持的皮蒙特，企图在今年春季进攻奥地利。从法皇在巴黎接见奥地利大使的情况看来，法皇对许布纳尔先生所代表的政府似乎没有什么友好的愿望[44]；从那样强大的兵力集中在阿尔及利亚这点看来，自然会认为，对奥地利的敌对行动将从进攻奥属意大利各省开始；皮蒙特的战争准备及其官方和半官方报纸每天所登载的近似向奥地利宣战的言论，使我们有理由推测，国王一有借口就会渡过提契诺河。此外，根据私人的可靠消息，蒙特维多和罗马的英雄加里波第[45]被召往都灵一说是确实的。卡富尔同他谈了话，把不久即将发生的战争的前景告诉了他，并且说最好能召集和组织志愿军。作为主要当事方面之一的奥地利清楚地表示，它相信这些传说。除了集中在它所属的意大利各省的12万人以外，它正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扩充兵力，不久以前它派出了3万人的援军。威尼斯、的里雅斯特等地的防御工事正在扩大和加固；在奥属其他各省已经要求地主和一切有马的人交出马匹，因为骑兵和工兵需要乘骑。奥地利一方面抓紧一切机会准备“以明智的奥地利方式”进行抵抗，另一方面又采取措施准备应付可能遭到的失败。对于普鲁士这个在利害关系上正好与奥地利针锋相对的德国的皮蒙特，奥地利至多只能指望它保持中立。奥地利派了泽巴赫男爵到圣彼得堡争取俄国在奥地利遭受侵犯时给予支援，看来他的使命是完全失败了。沙皇［注：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在许多方面的意图，以及在并不是最次要的地中海（在那里，他的船只也有了停泊场[46]）问题上的意图，同他在巴黎的旧时的敌人、今日的忠实盟友的计划太相吻合了，因此他不想保护“感恩图报的”奥地利[47]。大家清楚地知道，英国人民对意大利人仇恨giogo　tedesco〔德意志人的桎梏〕是同情的，因此，不论英国所有的大臣是怎样希望援助奥地利，但是任何一届英国内阁是否敢于这样做，这是使人不能不深表怀疑的。此外，奥地利也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坚信，以“滑铁卢的雪耻者”自居的野心家［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绝不会放弃他贬低“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48]的强烈愿望，他虽然不会冒险深入敌巢实行进攻，但却会毫不犹豫地在东方向它挑衅，同俄国一起进攻土耳其帝国（尽管这违背他保证土耳其帝国不受侵犯的誓言），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迫使英军的一半兵力在东方战场上作战，而利用瑟堡来牵制英军的另一半兵力，使他们不得不防守本国的海岸而不能调动。因此，奥地利非常惶惑地感到，一旦战争真正爆发，它就只有依靠自己。但是应当指出，为了尽可能减少万一失败时所受的损失，奥地利采取了许多办法，其中之一可以说明它的厚颜无耻的创造才能。在整个威尼斯—伦巴第地区的营房、宫殿、军火库和其他官用建筑物，虽然在营造和维修上曾使意大利人担负了极其繁重的捐税，然而都算是帝国的财产。现在，政府强迫各市政府以特别昂贵的价格把这些建筑物全部收买下来，借口是将来政府不再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财产，而愿意租赁。可是即使奥地利将来还能保持统治权，市政府在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一文钱的租金，这至多只能成为一个疑问；而如果奥地利从它在意大利的全部领地或部分领地上被赶了出去，那末它就可以庆幸自己由于想出了这条妙计而把它原来要损失掉的很大一部分财产变成了便于随身携带的现金。此外，有人肯定地说，奥地利正在千方百计地力图说服罗马教皇、那不勒斯国王以及托斯卡纳、帕尔马、摩地那的公爵们像它那样坚决地对人民群众或帝王企图改变意大利现状的一切行为反抗到底。但是谁都没有奥地利那样清楚地知道，它的这些可怜的工具为抗拒人民起义浪潮或外国干涉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无济于事。虽然每一个真正的意大利人都渴望着对奥作战，但是我们一点不用怀疑，相当大一部分意大利人认为，法国和皮蒙特所发动的战争，从前景看来，结局至少是可疑的。尽管谁也不会真正相信，罗马的刽子手在某种慈悲感的影响下会变成伦巴第的救主，然而有一小撮人赞成路易－拿破仑把缪拉特扶上那不勒斯王位的计划，并且声称，他们相信路易－拿破仑的意图是把教皇逐出意大利或将其权力限制在罗马城和罗马近郊平原之内，并且帮助皮蒙特把整个北意大利并入它的版图。其次，还有一派为数不多却是正直的人，他们认为，意大利的王冠引诱着维克多－艾曼努尔，就像它曾引诱过他的父亲［注：查理－阿尔伯特。——编者注］一样；他们相信，他焦急地等待着，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就拔出剑来夺取意大利的王冠，他将利用法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帮助来达到他的唯一目的——取得这个垂涎已久的宝物。此外，还有人数多得多的一派，他们在受奥地利压迫的意大利各省特别是在伦巴第以及在伦巴第侨民中到处都有拥护者，他们并不特别相信皮蒙特国王或皮蒙特君主制度，但还是说：“不管他的目的怎样，皮蒙特毕竟拥有10万人的陆军，还有海军、军火库和资金，让他向奥地利挑战吧，我们一定跟他上战场；他如果对事业保持忠诚，那就会得到奖赏；如果辜负了希望，那末在民族中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来继续进行已经开始了的斗争，直到胜利为止。”
　　与此相反，意大利民族派声称：他们认为，在法国和皮蒙特的庇护下宣布为争取意大利的独立而战是民族的不幸。在他们看来，问题不是像人们所经常错误地认为的那样，在于摆脱了外国统治的意大利是以共和制政体还是以君主制政体的形式统一起来，而是在于这个办法并不能为意大利人争得意大利，最多也只能以同样残酷的另一个外国压迫代替这一个外国压迫。民族派认为，十二月二日的英雄[49]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军队日益增长的急躁情绪或法国人民带有威胁性的态度的压力之下，是不会进行战争的；一旦被迫进行战争，他将选择意大利作为战场以便完成他伯父［注：拿破仑第一。——编者注］的计划——把地中海变为“法国的内湖”——，只要把缪拉特扶上那不勒斯王位，他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他将迫使奥地利接受他的条件，力图完成已经在克里木开始的对1815年条约的报复，因为当时奥地利是迫使法国接受使波拿巴家族受到极大耻辱的条件的一方。民族派认为，皮蒙特只是法国手中的一个工具，并且深信，拿破仑第三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就不会再冒险帮助意大利去争取他不许法国获得的那种自由，而会同奥地利媾和，并扼杀意大利人继续进行战争的一切尝试。如果奥地利大体上能守住自己的阵地，那末皮蒙特就不得不满足于将帕尔马和摩地那两个公国并入它现在的版图；但是如果奥地利在这次战争中失败，那末就会在阿迪杰河媾和，把整个威尼斯省和伦巴第的一部分留在可恨的奥地利人的手中。关于在阿迪杰河媾和一事，民族派断言，皮蒙特和法国已经互相达成默契。虽然民族派相信，一旦发生反对奥地利的民族战争，意大利民族必定胜利，但是他们仍然断言，如果这次战争以拿破仑为鼓舞者，以撒丁国王为独裁者，那末意大利人就不能采取任何步骤来反对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领袖，他们决不能防止外交骗局、投降、签订条约，结果必定是使自己重新戴上枷锁；民族派指出了皮蒙特在1848年对待威尼斯和米兰以及1849年在诺瓦拉的所作所为[50]，并且劝告同胞们从自己不幸地信任了君主的这一事件中吸取沉痛的教训。民族派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把整个半岛组织起来，唤醒民众团结起来作最后的努力，在民众还没有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来发起伟大的民族起义的时候暂不进行斗争，因为民族起义在推翻了教皇、炮弹国王［注：庇护九世和斐迪南二世。——编者注］之流以后，就有可能利用有关各省的陆军、海军和军用物资来消灭外来的敌人。他们认为，皮蒙特军队和人民是热心争取意大利自由的战士，因而觉得，只要皮蒙特国王愿意，就完全能够促进意大利的自由和独立；如果他站在反动派一边，那末他们知道，军队和人民是会站在民族事业一边的。如果国王不辜负他的拥护者对他的期望，意大利人很快就会以最鲜明的态度来表示他们的谢意。不管怎样，民族本身是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民族派估计意大利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为了从他们的压迫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展开共同斗争的信号，因此他们并不害怕法国的干涉，因为拿破仑第三自己国内的麻烦事将层出不穷，即使想实现他好大喜功的野心，也无力干涉别国的事务。那末chi　tocca-tocca〔谁先开始呢〕？——意大利人这样问道。我们不敢预言是谁最先出现在战场上：是革命者呢，还是正规军。然而，看来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在欧洲的任何地区开始的战争决不会在开始的地方结束；如果这种战争确实不可避免，那我们就由衷地、诚心诚意地希望它能真正而公正地解决意大利问题以及其他各种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它们就会常常破坏欧洲的和平，从而妨碍整个文明世界的进步和繁荣。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1月5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59年1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4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40]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伊索寓言中的“牧童和农夫”的故事。——第178页。
　　[41]法国和奥地利的军队从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时起就驻扎在罗马和教皇国的领土上，瑞士雇佣军则是罗马教皇的近卫军。——第178页。
　　[42]1847年底和1848年初，在并入奥地利帝国版图的威尼斯和伦巴第发生了意大利居民反对奥地利的群众性发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在1848年初被奥地利当局封闭的帕维亚城内的一个大学是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当时到处都发生了要求实行行政改革和经济改革的请愿运动。为了对苛捐杂税、对限制意大利工商业的措施以及对奥地利人实行的烟草垄断表示抗议，居民一致抵制奥地利的工业品和烟草；共和党人的地下小组组织了游行示威，示威者经常与军警发生冲突。——第179页。
　　[43]指1848年3月18—22日米兰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为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奠定了基础。经过人民群众五天的斗争，奥地利军队被逐出米兰，3月22日成立了有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的临时政府。——第179页。
　　[44]1859年1月1日，拿破仑第三在土伊勒里宫接见外交使团时，向奥地利大使许布纳尔表示遗憾，说法奥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如以前那样友好”。这次谈话引起了拿破仑第三与奥地利的外交冲突。而关于对奥发动战争的问题早在这以前很久就已决定了：1858年7月法国和皮蒙特在普龙比埃尔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规定法国将参加即将发生的对奥战争，为此，皮蒙特答应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第179页。
　　[45]1842—1846年，加里波第参加了乌拉圭人民反对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民族解放斗争。他所建立的意大利侨民革命军团在乌拉圭共和国的首都蒙特维多的保卫战中和其他决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乌拉圭政府曾颁发特令表彰加里波第军团的功勋。
　　1849年2—7月，加里波第实际上领导了由于人民起义而建立的罗马共和国的保卫战。共和国的军队在几个月内胜利地击退了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军队为镇压革命而举行的进攻。1849年7月3日，由于反革命力量占优势，同时法国将军乌迪诺背信弃义地破坏停战协定，占领了罗马城，因而罗马共和国被颠复。——第180页。
　　[46]指1858年8月俄国和皮蒙特所达成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俄国航运贸易公司有权临时使用尼斯附近的维拉弗兰卡港湾的东部来停泊船只、添燃料和修理船只。——第180页。
　　[47]马克思讽刺奥地利因为沙皇俄国帮助它镇压了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而“感恩图报”。五十年代初期，由于东方问题的尖锐化奥地利在对外政策上转而敌视俄国，这种转变表现在据说是奥地利政府首脑施瓦尔岑堡说的、后来成了成语的一句话中：“奥地利还要以其忘恩负义的崇高行为使全世界惊奇。”——第180页。
　　[48]阿尔比昂是不列颠群岛的古称。“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这个字眼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被人使用的。由于英国政府进行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许多阴谋活动并多次组织反法同盟，所以法国共和党人这样称呼英国。——第180页。
　　[49]指拿破仑第三。他在1851年12月1日夜间实行了法国的反革命政变，推翻了第二共和国（1848—1851年）。——第182、196、307、435、501、543、592页。
　　[50]皮蒙特国王查理—阿尔伯特因害怕意大利的共和主义运动扩大，千方百计地拒绝帮助在1848年3月发动起义反对奥地利统治的威尼斯和米兰。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他被迫对奥地利宣战，但是在皮蒙特军队最初几次失利以后，他却在1848年8月与奥地利签订了停战协定，1849年春季又恢复了军事行动，虽然皮蒙特军队和意大利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是他在诺瓦拉会战失败（1849年3月23日）后，竟向奥地利投降。恩格斯在1849年给“新莱茵报”写的许多文章中揭露了皮蒙特君主国的这种叛变行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58—468页）。——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