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堡战壕中作战的一小群阿尔纳乌特人，在灵活、机智和勇敢上完全可以同俄国人媲美。俄军不是被前来解救要塞的什么军队击退到多瑙河以北的。他们本身的愚蠢、保卫者的英勇、热病、奥军在德涅斯特尔河和联军在迭夫年斯卡河的消极的压力（因为谁能预料他们会这样行动呢？）——这才最后迫使俄军撤除围攻，中止整个战局，放弃多瑙河各公国和多布鲁甲。联军的将军们在得到这样巨大的胜利以后，当然想利用这种胜利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不过必须符合他们迄今运用得很成功的战略方针的要求。因此，卡迪根勋爵便率领不列颠骑兵向多瑙河一带作侦察性的进军。在这次进军中，他的骑兵没有见到俄军，却损失了许多马匹，而且除了疾病和嘲笑以外一无所获。那位主要是由于1851年12月2日背叛国民议会而出名的埃斯潘纳斯将军[284]，则率领自己的一个师去多布鲁甲，而他的全部成绩，就是几个精锐步兵团有一半死于霍乱并把病菌带到联军兵营里来。从此以后，霍乱就在瓦尔那联军兵营里广泛地流行起来，这是联军巧妙的战略手法应得的惩罚。成千的兵士还没有见到敌人便死去了；他们像苍蝇一样倒毙在他们曾经安闲平静地度过比较舒适的生活的兵营里。这一切的后果就是士气低落、对指挥官不信任和组织涣散，——这种情况在英军中不像在法军中那样严重，因为英军受害较轻，抵抗力较强，而法国的民族性格使法军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影响，在他们的长官使他们无所作为的时候更是如此。不过，目前在法军内部发生的骚动中暴露出来的那些情况，是1849年以来军队处于不正常情况下的自然结果。资产阶级教导那些曾把它从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拯救出来的法国兵，要把自己看做整个民族和社会的救星。路易·波拿巴把他们看做恢复帝国的力量，娇纵他们。兵士一贯受到纵容，学会了发号施令，而忘记了应当服从。他们被灌输了一种意识，好像自己比普通人高一等，于是他们很快就自负起来，认为自己至少在哪一方面都不比自己的长官差。人们曾经不惜一切努力要把他们变为御用军队，但历史总是教导人们，御用军队就是蜕化了的军队。他们始则对普通人发号施令，然后就企图使自己的将军服从他们的意志，而最后是得到沉重的教训。
现在让我们看看瓦尔那的情况。整营整营的兵士躺卧在灼热的沙滩上，辗转于霍乱的痛苦之中，于是老兵开始拿现在指挥他们的这些冒险家同当年如此成功地率领他们进行非洲远征的老长官相比较，尽管今日没落帝国[285]的英雄们现在非常看不起这些远征。非洲比保加利亚更热，撒哈拉沙漠甚至比多布鲁甲令人讨厌得多。但是在征服非洲的整个时期，从来没有达到在迭夫年斯卡河上安适驻军时或者在居斯坦杰周围进行轻松的侦察性进军时那样高的死亡率。卡芬雅克、贝多、尚加尔涅、拉摩里西尔曾经在危险得多的情况下指挥过他们，但遭受的损失却小得多；诚然，这是在埃斯潘纳斯和勒卢阿·圣阿尔诺还默默无闻（他们后来所以能闻名，也只是由于政治上的卑劣无耻）时发生的事情。因此，非洲部队的主要代表者朱阿夫兵，这些打得最好而火药味又闻得最多的人们，就群情激愤，一致高呼：《A bas les singes！Il nous faut Lamoricière！》（“猢狲们滚蛋！我们要拉摩里西尔！”）。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这位装腔作势模仿伟大的过去的主角，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许已经感到朱阿夫兵的喊声是自己“灭亡的开始”。这个喊声在瓦尔那产生了魔力。可以说，它便是克里木远征的主要原因。
经过了这次夏季战局，或者更正确地说，经过了由加利波利到斯库塔里、由斯库塔里到瓦尔那、由瓦尔那到迭夫尼亚和阿拉丁以及由这里返回瓦尔那的游览以后，不可能希望我们会真正相信联军统帅部用来解释为什么拖延了这么久的远征最后又这么仓卒地开始的那一套托词。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些托词的价值如何。据说，拖延时间是因为法国的攻城炮兵没有来到。但是，当霍乱引起骚动，勒卢阿·圣阿尔诺看到他必须立刻毫不迟延地摊出王牌来的时候，他便要求君士坦丁堡调拨土耳其的攻城炮兵和弹药，而且这一切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都准备妥当，并装上了船；如果这时法军的攻城炮兵纵列还没有到达，那也会不等它就启航。但是，要知道土耳其的攻城炮兵整装待发已经不止一个月了，这就证明，过去的一切拖延都是不必要的。
由此可见，这次600艘轮船、6万名兵士、3个攻城炮兵纵列以及天知道有多少门野炮的大吹大擂的克里木远征，根本不是什么深思熟虑和事先经过科学研究的高明行动的结果，只不过是为了使勒卢阿·圣阿尔诺逃避自己兵士的制裁而仓卒决定的coup de tête〔轻率行为〕。善良软弱的老腊格伦勋爵不能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再有任何拖延都会使他的军队也陷入法军目前那种纪律松弛和悲观失望的状态。
一位德国著作家［注：即黑格尔。——编者注］说过的历史的讽刺不仅过去出现过，而且在现代事件中也出现了，现在可怜的腊格伦勋爵成了它的牺牲品。至于勒卢阿·圣阿尔诺，从来就没有人把他看成一位总司令。他早已就是众所周知的半上流社会的代表人物，贼巢的常客，是那个受“债务而不是义务”逼迫而进行布伦远征[286]的人的真正同谋者。尽管有检查机关的禁令，巴黎好议论是非的人们对他的品格和历史还是了解得很透彻。人们非常熟悉这位曾两度被贬职的中尉，这位在非洲当财务官时曾盗窃团部金库的上尉。无论他在克里木有什么建树，他的最光荣的功勋永远还是窃取女房东的毯子向伦敦当铺顺利地远征以及接着向巴黎巧妙地退却。但是威灵顿公爵的将军衔侍卫长，这位长期致力于理论著作和深入钻研参谋勤务的可怜的腊格伦，无疑是真正相信了圣阿尔诺替自己行为所作的辩解。于是责任全都落到他的身上：一个责任是，根据非常科学的原则所计划的整个战局进行得如此巧妙，以致一万人（几乎占总数的七分之一）还没有见到敌人就送了命；另一个责任是，所有这些经过周密考虑的行动的结果，仅仅是在不利的季节即将来临之前向克里木进行仓促的远征。确实，再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个“历史的讽刺”更辛辣的了。
远征毕竟是可能成功的。联军几乎是应该得到这种报酬的，因为再没有什么可以比联军迄今所采取的作战方法更令人轻视了。为了对付在这一次战局（这次战局的目的不是消灭敌人，而是保存进攻的军队）中吃败仗的敌人，竟然那么大叫大嚷，作了那么多准备步骤，进行了那样无穷尽的研讨策划！这也许就是联军对自己作出的最无情的判决。但他们现在还没有到达塞瓦斯托波尔。他们已在叶夫帕托利亚和旧堡登陆。从叶夫帕托利亚到塞瓦斯托波尔，他们还要走50英里，从旧堡到塞瓦斯托波尔还要走20英里。他们的重炮应在上述的后一个地点的附近卸载，以免陆上转运困难；因此卸载工作还远没有结束。虽然还没有得到关于俄军兵力的确切情报，但是俄军的兵力相当大，足以在塞瓦斯托波尔四郊的许多地点造成对联军兵力的优势，这一点是可以不必怀疑的。丘陵地和伸入陆地几达十英里的港湾使联军刚一企图包围要塞便不得不把战线拉得很长。一个坚决的指挥官要突破这样的战线是不难的。我们当然不知道，要塞的陆上防御工事如何；但是根据我们对老缅施科夫的了解，可以设想他没有白白浪费时间。
从英国报纸的报道和联军所选的作战方向来看，我们可以预料，首先攻击的目标将是北面山冈上瞰制着城市的堡垒，俄国人把它叫做北部要塞，也就是北堡。
这个堡垒只要构筑得稍许坚固一些，那它就可以进行长期抵抗。这是一个大型四角堡，是根据蒙塔郎贝尔的多边形筑城体系即侧防暗堡体系筑成的；它的两侧由低的穹窖工事防卫，这些穹窖位于四角形每一边的中央附近，筑在壕沟深处，可以向左和向右对壕沟射击。这类工事的优点，是在敌人把堑壕挖到壕沟边以前，不会受到敌人炮火的直接轰击。由于这种工事紧靠主塞，可以作为用于进攻的强有力的出击据点和基地，而这种工事的存在本身，就迫使联军把主要行动局限于港湾的北岸。
博马尔松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俄国要塞真正经受考验之前，对它们是无法作任何肯定的评述的。因此目前还完全不能推测克里木远征的胜利把握究竟多大。但是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如果战事形成持久局面，如果冬季的到来又引起疾病流行，如果联军也像俄军过去在锡利斯特里亚那样，把兵力消耗在轻率的、未加准备的攻击上，那末法军，很可能还有土军，都将瓦解，就做法军在瓦尔那曾经经历的和土军在亚洲屡次经历的那样。英军可能维持得久些，但是，就是训练最好的军队也不能坚持的时刻正在到来。这是联军的真正危险，并且如果由于俄军的抵抗，情况的确发展到这一地步，那末在胜利的敌人面前撤退上船，将是十分危险的事。远征很可能是成功的，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第二次伐耳赫伦[2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