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卷——俄国和德意志强国。—

卡·马克思

*俄国和德意志强国。——粮食价格

　　1854年4月7日星期五于伦敦

　　克拉伦登勋爵昨天在上院宣称，“他有理由认为”从敖德萨乘运输船出发的4000名俄军在多布鲁甲登陆的消息是不确实的。他不知道俄国舰队离开了塞瓦斯托波尔，因为塞瓦斯托波尔几乎一直是处在英国或法国军舰的监视之下。关于联军舰队看来没有动静的问题，他本来想说：只有投入整个联军舰队，才能对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进行封锁，但由于处在阴雨时期，这样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此他认为，先让舰队停泊在贝科兹是非常妥善的。“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同意克拉伦登勋爵的这种见解，此外，还揭示了他采取这种策略的真实原因。自从关于“解放基督徒”的谈判公开以后，担心君士坦丁堡暴动就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了。因此，在有一支足以迫使土耳其人沉默的陆军以前，就把舰队撤出博斯普鲁斯海峡，是极其“不妥善的”。
　　约翰·罗素勋爵在下院宣称，雅典宫廷应对希腊的风潮负责，因为它——起初是秘密地，而现在则公开地——支持那些风潮。
　　这个星期议会的辩论，除了对穆尔先生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来审查任命赫·斯托诺尔为维多利亚殖民地法官案件的建议的争论外，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在议院的不公开会议上查明，这位斯托诺尔在1853年斯来果镇选举时有贿赂行为。议院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但是实际上，对斯托诺尔先生的追究只是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已经分裂的爱尔兰旅[116]的两个派别之间斗争的一种借口。至于格莱斯顿先生的假仁假义的党羽和皮尔派拥护者们被吸引和卷入这出爱尔兰丑剧中的程度如何，这可以从“晨邮报”的下面短评中看出来：

　　“在所提交的信件、流传的谣言和最近几个星期向议会委员会提出的文件中，有许多令人更加怀疑的地方：参加联合内阁的皮尔派从前些时候起就不断利用一些爪牙来影响爱尔兰的选举，并且为此提供大量资金。名声特别坏的是纽卡斯尔公爵。正如所发现的，曾举行过（看来是根据他的指示）一次会议来讨论关于提拔那些搞选举阴谋的人员的问题。”

　　“每日新闻”今天发表了法国、英国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不过内容只是有关军事行动的协定。西方强国在条约中有意不写明自己“援助苏丹”的真正条件。这些条件是由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in　loco〔就地〕用威胁手段强加于人的，可是后来都作为土耳其政府的自愿行动被提了出来。
　　梅克伦堡公爵在柏林的和平使命，除了给普鲁士国王多添一个不参与西方同盟的借口以外，没有其他目的。我接到柏林来信，说俄国只有在国王保证重新命令瑞典港湾司令遵守旧的规定，即在海岸炮火射击区内至多允许4艘外国军舰抛锚停泊的情况下，才同意承认瑞典的中立。这个命令同瑞典和丹麦所采取的中立的规定有重大的差别，因此需要等待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谈判来确定。斯德哥尔摩正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俄国人将不再占领阿兰群岛，他们正在那里拆除自己的工事，并且运走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今天接到的电讯说，这些都已经做了[117]。
　　奥地利驻在匈牙利东南地区的corps　d’observation〔观察兵团〕现在完全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并已进入给它们指定的在各地的阵地。集中起来需要10—12天。德国报纸一般认为，这支部队是在奥地利积极参加俄国一方的情况下被派去从翼侧向土耳其军队进攻的，而且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奥地利人只有通过麦哈提亚或贝尔格莱德才能深入土耳其，在麦哈提亚他们将碰上土耳其军队，而在贝尔格莱德则他们同土军拉开的左翼防线处于一条线上。因此非常可能的是，如果奥地利人怀着敌意进入土耳其，那末他们就会从贝尔格莱德通过克鲁谢伐茨和尼什向索非亚推进。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土军从维丁直接南下到索非亚的路程还是比较短的。
　　在普鲁士债务委员会向下院提出的报告中，阐明了普鲁士在东方问题上所实行的政策，并且发表了尚未被英国报刊掌握的某些外交文件，因此我打算从这个报告中摘引一些重要的材料。
　　1月底，在奥尔洛夫伯爵向奥地利宫廷提出有关建议的同时，俄国驻柏林大使向普鲁士政府提出了一个建议：邀请三国宫廷——普鲁士宫廷、俄国宫廷和奥地利宫廷——签订一个共同的议定书。在这个议定书草案的序言中提出，制定这个共同义务的动机是，希望三国同盟在面临着威胁欧洲和平的危险情况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希望调整三国之间以及在现有局面下三国同西方强国之间的关系。
　　这个草案包括以下三点：
　　（1）两个德意志强国在英法积极参加俄土战争的情况下正式保证遵守严格的中立；其次它们声明，在西方强国施加新的压力或威胁时，如有必要它们决心用武力来维护自己的中立。
　　（2）三国将把法国或英国对奥地利、普鲁士或德意志其他任何一个邦的领土的侵犯，看做对本国领土的侵犯，并将根据情况和共同的军事协定（这个军事协定现在正由海斯将军和普鲁士陆军大臣在柏林拟定）相互援助，抵抗侵略。
　　（3）俄国皇帝重申自己的愿望：将在他的尊严和他的国家的理所当然的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快结束战争。但是鉴于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改变土耳其的现状，因此陛下保证，如果在这一点上同各海上强国订立协议，那末，不事先同自己的德意志同盟者协商，就不作任何决定。
　　这个草案附有一份涅谢尔罗迭伯爵的急件，在急件中总理大臣提醒普鲁士和奥地利注意长时期以来就是欧洲盾牌的三国同盟的重大意义。由于战争的威胁，皇帝陛下认为自己有向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发出庄严的号召的义务。他们的共同利益要求他们把对待如此重大事件的立场明确规定下来。他强调指出西方强国所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同时提请注意它们对德意志各邦的利益所采取的蔑视态度。而俄国却不是这样。它准备单独挑起战争的重担，而不要求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任何援助或牺牲。两个大邦和整个德意志的幸福取决于它们的联盟。它们用这样的办法阻止危机蔓延，而且也许会促进危机的解决。其次，俄国的急件中指出了德意志强国面临的三种互相排斥的可能性：同俄国联合起来对付海上强国，同海上强国联盟反对俄国，以及严格遵守中立。至于同俄国联盟，那末沙皇并没有这种需要；至于反对沙皇，那末只要德意志强国不让西方强国来吓倒自己，也没有可能。最后一点则是意味着屈从侮辱性的需要和迎接悲惨的未来。本土不可攻破的俄国，它不怕任何军事侵略，也不怕更为有害的革命精神的侵袭。如果同盟者们离开它，那末它能够利用本国的资源，争取做到在今后没有它们的援助也行。（涅谢尔罗迭先生是用德文写的急件，他担心把急件译成别国文字会是一件绝望的难事。我引用原文中最后一句作为他德文写作的一个例子：Wenn seine Alliierten es verliessen，so würde es sich gesagt sein lassen sich auf sich selbst zurückzuziehen und sich so einrichten，ihrer in Zukunft entbehren zu können．）但是沙皇信赖他所了解的朋友和同盟者的感情，信赖他们的早已通过共同流血（Bluttaufe）和不可否认的原则的一致性同俄军发生联系的光荣军队。因此俄国内阁认为选择第三条道路是唯一的、值得德意志宫廷考虑的道路，是符合于他们的利益，并有助于（因为这条道路给他们保留了调停人的作用）实现俄国的特殊愿望的道路。当然，这种中立不应当是暧昧不明的，或者是十分短暂的，或者是待机行事的，否则它将被各交战国、特别是俄国认为是敌意的中立。这种中立最好应以在艰难的时刻不止一次地保证了普遍秩序和国际和平的原则（神圣同盟的原则）为依据。德意志强国的职责就是在必要时拿起武器来保卫他们的政策所依据的这些原则。如果两个海上强国之一（法国）有对德意志侵犯的意图或进行侵犯，那末另一个国家（英国）就一定会立即改变自己的立场。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那末俄国无论如何会全力以赴地保卫德意志。
　　这个建议起初在柏林遭到拒绝，过几天又在维也纳遭到拒绝。当时还扮演着独立的国家活动家角色的曼托伊费尔给圣彼得堡发去了一份急件，急件中说，俄国虽然假装着似乎不需要普鲁士的援助，但是提出恢复三国同盟的要求来间接强求这种援助。曼托伊费尔指出，“至于俄国似乎并不害怕的革命精神，普鲁士也是在不请求外国援助的情况下把它压制下去的”。作为反革命首领“拯救了”普鲁士的独立大臣，并不能掩盖他对于把没有自己的匈牙利的普鲁士同奥地利相提并论这一点表现恼怒。
　　正当普鲁士这样夸耀自己的安全时，在报告中暗示的其他一些文件都证明了在2月的最后几天奥地利把四强公约草案转给了普鲁士。普鲁士在3月5日的急件中拒绝了这个草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国家同时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政府仍然认为四强联合是顺利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因此连奥地利也不得不放弃可以结束两个德意志强国模棱两可的态度的公约。
　　普鲁士3月16日的急件中包括下列主要的一点：

　　“普鲁士内阁了解了奥地利为维护自己东南边境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当然，普鲁士同其他德意志各邦一样，应当维护本身的特殊利益。但是这并不排斥同奥地利取得协议。相反地，普鲁士准备进行协商，因为这涉及维护德意志利益的问题。因此普鲁士等待着关于下列问题的较为详细的通知：
　　（1）奥地利是否打算占领与它接壤的土耳其领土以保证它边境地区的安宁？
　　（2）奥地利是否有意占领这些地区作为和平恢复以前的抵押？
　　（3）奥地利是否有意积极参加战争？”

　　对于普鲁士来说，这些问题的答复关系到弄清楚这样的问题：为了维护德意志的利益，可以提出什么要求，以及普鲁士为了缓和西方强国（而决不是俄国！）对奥地利所施加的压力，能否采取什么行动。
　　3月14日，普鲁士政府和奥地利政府分别给德意志宫廷送去两封彼此完全相反的通函，普鲁士的通函断定，日益逼近的战争将纯属局部的性质。相反地，奥地利却坚持这样的看法：战争的发展会十分密切地影响到奥地利本国的情况。只要情况允许，它将不参加战争，但仍然必须指出有参加的可能性。这里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对于德意志各邦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因此帝国内阁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宫廷就把自己的力量同奥地利的力量联合起来。那时德意志联邦必将表明，尽管它采取防御立场，它在这一问题上准备起积极的作用。一旦西方强国同俄国真的宣战，奥地利就会发表新的宣言。如果一般说来还有防止目前威胁欧洲的危险继续增长的办法，那末这种办法就只能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意志联邦各邦支持下的联合行动。
　　其次，曼托伊费尔先生在这封通函中对委员会成员所提问题的忧郁的回答决不是没有意义的：俄国丝毫没有把自己的瓜分草案告诉普鲁士政府。
　　最后，我们从这个文件中知道，维也纳会议[118]的骗人把戏仍然没有结束。相反地，这个文件引用了普鲁士首相的话，认定新的议定书正在草拟，其中将确定四强国之间要经常相互了解。
　　粮食市场上的价格又上涨了。不久以前法国和英国的粮食价格下降的原因是投机商的活动发生了困难，他们由于资本不足和银根吃紧不得不大量抛售，以致粮食市场商品过剩。另一个原因是商人、磨坊主和面包商以为将有大批粮食运来欧洲各港口，因而决定销光自己的全部储备。因此我依旧认为，价格还远未到达最高峰。毫无疑问，在粮食市场的可能储备上，还从来没有一年有过像今年这样错误的和不可靠的投机行为，产生过这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受自由贸易派报纸的伪善行为激励的幻觉。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5月7日
载于1854年4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9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116]1852年12月成立联合内阁时，阿伯丁首相给予爱尔兰旅的三个成员——克奥、萨德勒和蒙塞耳大臣职位，因而引起了一些爱尔兰议员的激烈抗议，使该旅发生分裂。站在支持政府的爱尔兰议员背后的是天主教上层僧侣、爱尔兰资产阶级和害怕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大地主。以达菲为首的爱尔兰旅的另一部分人所依靠的是争取政府在爱尔兰实行新土地租佃法的爱尔兰富裕佃农阶层。——第201页。
　　[117]关于俄国人撤出阿兰群岛的错误报道载于1854年4月7日“泰晤士报”。——第201页。
　　[118]指英、法、普三国的代表（三国驻奥地利大使）和奥地利外交大臣布奥尔于1853—1854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第一次会议是1853年7月召开的，这次会议还邀请了俄国大使，但俄国大使拒绝参加；会议的正式目的是因俄土关系紧张而出面调停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在多次召开的会议上意见逐渐一致，并拟定了四国对俄国和土耳其的要求；后来这些要求成为1855年维也纳会议和1856年结束克里木战争的巴黎和约的基础。——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