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七卷——废除国家的口号和德国“无政府之友”

废除国家的口号和德国“无政府之友”^[259]

　　“共产党人认为废除国家的意思只能是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而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统治其他阶级了。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把国家的权力降低到北美的国家权力的水平。在北美，阶级矛盾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阶级冲突每一次都由于把过剩的无产阶级人口迁往西方而得到平息；国家政权的干涉在东方达到了最低限度，在西方则根本不存在。在封建的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废除封建制度，建立一般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德国，在废除国家的口号后面，不是隐藏着畏怯地逃避直接斗争的行为，就是隐藏着瞎吹资产阶级的自由，甚至把它吹嘘为各个人的绝对独立和自主的作法，再不然就是隐藏着资产者只要觉得不妨碍资产阶级利益的发展便对一切国家形式表示冷淡的态度。既然关于‘在最高意义上’废除国家的这种宣传在形式上都如此荒唐，当然柏林的施蒂纳和孚赫之流在这点上就无可厚非了。La　plus　belle　fille　de　France　ne　peut　donner　que　ce　qu’elle　a〔法国最美丽的女郎只能给你她所有的东西〕。”（“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第58页［注：见本卷第338—339页。——编者注］）
　　消灭国家，实行无政府主义在德国已成为时髦的口头语。蒲鲁东的个别的德国门徒[260]、柏林的“最高的”民主派和甚至已被遗忘的斯图加特议会、帝国摄政[261]中的“最高尚的国粹派”，都按照他们自己的一套办法学会了这一套表面极左的辞句。
　　所有这些派别都一致力图保存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它们要保护资产阶级社会，也就必然要保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德国甚至要保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注：后来在手稿上删去了成果二字前面的“政治的”一词。——编者注］成果；它们和资产阶级的正式代表不同的地方，不过是它们具有一种表面看来是“先进的”、“最进步的”人物的不寻常的外形。这种外表在实际生活中一遇到冲突就消失了；这些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一遇到革命危机中的真正无政府状态［注：手稿中删去了“当国家政权在群众政权面前消失的时候”（《wo　die　Staats-macht　vor　der　Macht　der　Massen　verschwand》）等字。在后来的一篇未修改过的手稿中有《gegeneinander》（“互相”）一词，这说明在加上《wo　die　Massen》（“当群众”）几字后，漏掉了《und　die　Staatsmacht》（“和国家政权”）几个字，因此在俄译文中在括弧内添了这几个字。——编者注］，当群众〔和国家政权〕互相使用“暴力”的时候，总是又千方百计地来消除这种无政府状态。这种臭名远扬的“无政府主义”的含义，最终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总是用“秩序”二字来表达。德国的“无政府之友”和法国的“秩序之友”就是完全entente　cordiale〔一致〕的。
　　无政府之友的不属于法国人蒲鲁东和日拉丹的那部分，即他们的来自德国的思想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施蒂纳。一般说来，德国民主派在德国哲学分裂时期继承了它的大部分一般的辞句。德国的最近的一些学者（尤其是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概念和辞句，还在2月以前就以杂乱不明的形式深入了平庸的小说文学的思想和报刊文学之中，而后者又成了三月革命后的民主派领袖的主要论据。施蒂纳鼓吹的无国家论创造了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使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和日拉丹的消灭国家的主张具有德国哲学所固有的“最高的意义”。施蒂纳的“唯一的及其财产”[262]一书诚然已被人遗忘，但是他的思想方法，特别是他对国家的批判却可以在无政府之友那里重新发现。如果说我们过去已经研究了这些先生取之于法国的文献资料[263]，那末现在为了分析他们取之于德国的资料，我们就必须再次深入钻研已经过时的德国哲学。如果必须进行一场德国式的平淡的论战，那末遇到这种和那种观点的祖宗总比遇到旧货商要愉快得多。

　　诗神，请为我再准备一次飞马，
　　让我飞向那古老的理想的国土！[264]

　　在谈论上面得到的施蒂纳的那本著作以前，我们必须回忆一下“那古老的理想的国土”和那已被忘却的本书问世的时代。那时普鲁士资产阶级抓住政府财政困难的机会，立刻着手攫取政权，就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和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一起日益蓬勃地开展起来。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需要无产阶级的支持，因此他们不得不处处把自己装扮成某种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保守的和封建的党派也不得不向无产阶级许下诺言。在资产阶级和农民进行反对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斗争的同时，无产者进行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在它们之间有一些中间的社会主义派别，代表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如反动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斗争、这些趋向都受到压制，由于国家政权、书报检查和禁止集会结社等的限制而无法表现出来。在德国哲学取得它最后的微不足道的胜利的时候，各党派的状况就是如此。
　　书报检查制度从它实行之日起就迫使多少有点不称心的人采取尽量抽象的表达方式；当时恰好处于黑格尔学派土崩瓦解时期的德国哲学传统就提供了这种表达方式。反对宗教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在报刊上进行反对现存政权的政治斗争愈困难，这种斗争也就愈尽力采取宗教斗争和哲学斗争的形式。形式非常杂乱不明的德国哲学，就成了“有教养的人”的共同财产，而它愈成为共同财产，哲学家们的观点就愈杂乱不明、头绪不清和庸俗不堪，这种混乱和庸俗在“有教养的”人们的心目中树立的威信也愈高。
　　“有教养的人”的头脑混乱得令人吃惊，而且这种情况有增不已。它真是德国、法国、英国、古代、中古和近代思想的混合物。这种混乱状态所以这样严重，由于所有这些思想都是从第二手、第三手以至第四手上得来的，因而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惨遭这种厄运的不仅有英法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而且还有德国人（例如黑格尔）的思想。正如我们看到的，当时所有的著作，特别是施蒂纳的著作都证明了这点，而且现代的德国著作至今都还受着这种后果的强烈影响。
　　在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下，哲学上的假战斗被当做了真战斗的反映。哲学上的每一次“新的变革”都引起了“有教养的人”的普遍注意。在德国这种人包括人数众多的懒汉、候补法官、候补教师、不变运的神学家、没有生意的医生、文人等。在这些人看来，每一次发生这样的“新的变革”都意味着克服和最终消除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例如，只要某位哲学家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进行任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就会死亡，就会被抛置于历史发展之外，实际上也就被消灭了。共和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的情况也是这样。究竟这些发展阶段实际上被“消灭”、“超过”和“消除”到什么程度，这在以后革命时期，它们开始起主要作用，而破坏它们的那些哲学家也无人再提起的时候，就会很清楚了。
　　混乱的形式和内容，无谓的妄自尊大和浮夸的胡言乱语，极端的庸俗和贫乏的辩证法，这就是这种德国哲学在它最后阶段上的特征，所有这些都超过了过去任何时候在这方面出现的一切。能够与此相提并论的只有那些采取难以想象的轻信态度的人，因为他们把这一切都信以为真，都认为是最新的东西，是“从未有过的东西”。德意志民族，如此“认真的”……［注：手稿就此中断。——编者注］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10月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27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6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注释：
　　[259]这是弗·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期写的一篇论文，但没有写完。写这篇论文的动机是由于爱·梅因、尤·孚赫、路·布尔和麦·施蒂纳等几个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在报纸上发表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言论。他们在1842年参加了“自由者”小组，而从50年代初起则集结在“晚邮报”（《Abend-Post》）的周围。在经济观点方面，这些文学家们拥护自由贸易。他们在政治方面的特点是对普选权和人民代议制采取轻视态度，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颂扬无政府状态，认为这是“高级民主”和“自由人类联合”的实现。这个集团的反民主和反革命的倾向还表现在下面这点：1850年在他们机关报的名字下还加了“民主报纸”的字样；同时“晚邮报”声明说，要达到一种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人似乎“不是别人的奴隶，也不是群众的奴隶”。“晚邮报”开始有步骤地反对“民主行列内维护法制的人们”，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也反对“革命的恐怖”。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和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显著地传布到一部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间。
　　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487页。
　　[260]看来，恩格斯是指卡·格律恩和阿·卢格，他们把蒲鲁东的个别著作译成德文并在报刊上宣传这些著作。——第488页。
　　[261]这里是指斯图加特议会代表路·西蒙和卡·福格特（卡·福格特也是帝国五摄政之一）。卡·福格特和路·西蒙于1850年在杂志“德意志月刊”（《Deutsche　Monatsschrift》）（斯图加特）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颂扬无政府状态并主张取消一切国家制度。——第488页。
　　[262]Max　Stirner．《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Leipzig，Verlag　von　Otto　Wigand，184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思想体系”一书中对这本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见本版第3卷）。——第489页。
　　[263]指对艾·德·日拉丹的“社会主义和捐税”一书的评论（见本卷第330—342页）。——第489页。
　　[264]摘自维兰特的诗“奥拜龙”。——第4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