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五卷——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

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

　　科伦7月11日。尽管几乎所有的德国报刊都发出了爱国主义的吼声，“新莱茵报”还是首先起来替波兹南的波兰人、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和波希米亚的捷克人辩护。首先我们揭破了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政策，这种政策由于它在德国国内的基础已经动摇，就力图麻痹民主力量，转移人们的视线，把革命的狂涛巨浪引向另一方面，制造对国内进行压迫的武器；为了这种目的，它挑起了自私自利的、与德国人的世界主义性格相反的对其他民族的仇恨，并且在各民族之间的空前残酷和无比野蛮的战争中建立了一种甚至在三十年战争中都没有过的黩武主义。
　　正当德国人为了争取国内的自由而同本国的各邦政府展开斗争的时候，却迫使他们就在这些政府的统率下从事十字军讨伐，去反对波兰、波希米亚和意大利的自由。多么阴险狡猾的勾当！多么荒诞的历史奇闻！被革命风潮所席卷的德国想在外面寻找出路，即在为复辟而进行的战争中、在为巩固旧政权（而德国的革命恰好是反对这个旧政权的）的进军中寻找出路。只有反对俄国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德国的战争，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消除以往的罪过，才能巩固起来并战胜自己的专制君主，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象那些要摆脱长期的奴隶枷锁的人民所应该做的那样，用自己子弟的鲜血来换取宣传文明的权利，并且在解放国外各民族的同时使自己在国内获得解放。
　　关于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材料公布得愈多，事实就愈加有力地证实我们对于德国用以污辱自己新纪元的各民族之间的战争的观点是正确的。为了说明我们对于所发生的事件的看法，我们引证布拉格一个德国人所写的一篇迟到的报道：

　　布拉格1848年6月24日（投递耽误）
　　“德意志总汇报”登载了写于本月18日的一篇关于德国人这一天在奥西格［注：捷克人称为乌斯提。——编者注］举行会议的文章。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许多演说，这些演说对于最近在我们这里发生的事件毫无理解，说得客气一点，是决心污辱我们的独立报纸，因此，评论员认为自己有责任来澄清这种错误的认识，并且为了坚决捍卫真理，挺身出来反对那些认识错误的人和心怀恶意的人，而这样做在目前是可以办到的。不能不令人惊奇的是，人们象“德国人东方利益保卫同盟的创始人”一样，都向大会建议：“当斗争还在布拉格继续进行的时候，根本谈不到赦免，如果我们获得胜利，那末将来就应该利用这个胜利。”德国人究竟获得了什么胜利，粉碎了什么阴谋呢？自然，谁要是相信“德意志总汇报”的记者（显然是消息老是不很灵通的记者），或者相信“波兰人和法国人的小征服者”的动人词句，或者相信在巴登事件时唆使德国人反对德国人、现在又唆使德国人反对捷克人的背信弃义的“法兰克福报”的文章，谁就永远也不能了解这里的情况。显然，在德国到处都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布拉格街上进行的斗争仅仅是为了压迫居民中的德国人和为了建立斯拉夫共和国。关于后者我们不准备去谈，因为这种看法太幼稚了。至于前者，那末，在进行街垒战的时候根本看不出这是民族之间的竞争；德国人和捷克人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同样准备自卫，我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请说捷克话的人把他所讲的东西译成德国话，而每一次请求从来没有遭到拒绝。据说，革命比预定日期提前两天爆发了；如果是这样，那总得有某种组织，或至少总该有弹药储备，但实际上一无所有。凡是聚集有10到12个人的地方，街垒会突然就地而生。而且街垒多得再也无处构筑了，因为连最小的巷里也有三四处街垒。弹药按街道分配，数量很有限。当时不要说最高统帅，就是连一般的指挥也谈不到。敌人从哪里向街垒的捍卫者进攻，他们就在那里作战，他们从房屋内、从街垒里毫无领导、毫无指挥地进行射击。根据这种无组织和无领导地进行抵抗的情况来看，根本谈不到什么阴谋，这无非是官方声明和调查报告中所散布的一种说法罢了。政府本身大概也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宫廷没有发表能够向布拉格解释流血的六月事件的任何东西。被捕获的同盟会会员几乎已被全部释放；其余的俘虏也将被释放，只有布科阿伯爵、维拉尼和其他一些人仍被监禁着。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布拉格的墙壁上看到说明这一切仅仅是误会的告示。指挥官将军的军事行动也没有说明这是为了必须保卫德国人免受捷克人的压迫。因为他不是用解释事件的方法把德国居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是夺取街垒和保护城内“忠实的”居民的生命财产，而是扫荡旧城，转向莫尔达瓦河［注：即弗尔塔瓦河。——编者注］左岸并向德国人和捷克人射击，因为落到旧城的炮弹和枪弹是不会专门寻找捷克人的，而是同样地杀伤一切人，不管他戴的是什么帽徽。冷静地考虑一下：如果政府直到现在还不愿意或者不能提出任何说明，那末，究竟有什么根据认为斯拉夫人在搞阴谋呢？
　　莱比锡的公民格申博士给冯·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写了一封谢函。但是这位将军不该赋予这封谢函以特别的意义，同时也不该把它看做民族情感的表现。公民格申是那些在二月事件之后突然变成了自由主义者的小心谨慎的人们中间的一个。他曾写信表示在选举法问题上相信萨克森政府，而整个萨克森却对这个选举法一致表示愤怒，因为它的1/6的居民，其中恰恰包括最有才能的人在内，都被剥夺了基本的公民权利——选举权。他是那些在“德国人协会”中坚决反对非萨克森籍的德国人参加萨克森选举的一个，而在（请注意这人是多么伪善！）此后不久，他又代表自己的俱乐部答应全力协助居住在萨克森的非萨克森籍的德国人协会选举自己的议员到法兰克福去。简单地说，仅仅他是“德国人协会”的创始人这样一个事实，就充分说明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人给奥地利的将军寄了一封谢函，感谢他捍卫了所有德国人的祖国！我希望我在前面所讲的已足以说明，根据所发生的事情来看，还根本不能判定文迪施格雷茨公爵至今对德国人的祖国的功勋究竟有多大。只有调查的结果才能说明这一点。因此我们要让历史去判定将军的“崇高的勇气、大胆的活动、坚毅的精神”。至于公爵夫人是被人“卑鄙地杀害”的说法，我只想指出，现在还完全不能证明受到整个布拉格一致尊敬的公爵夫人是被人谋杀的。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末凶手也难逃法网，而公爵的悲哀大概也不会比那位看见自己的女儿身遭惨死的母亲的悲哀更为深痛；她的19岁的女儿（也是一个无辜的牺牲者）的脑袋被打碎，尸体被拖走。谢函中说“勇敢的军队在您的指挥下多么英勇善战”，我完全同意格申先生的这些词句；但是如果他象我一样亲眼看到这些“勇敢的军队”星期一中午在策耳特涅加斯街怎样气势汹汹地向毫无防御的人群攻击，他就会觉得这些词句是太软弱无力了。至于我，那末不管对于我的军人的自尊心说来是多么沉重，我也必须承认，当我在大教堂附近在妇女和小孩们中间安然散步的时候，我就同他们一起当着三四十个皇家掷弹兵的面逃跑了，而且跑得那么仓卒，以致我的全部行李，即我的一顶帽子，也落到了胜利者的手里，因为我觉得当时是刻不容缓的，不然后面的炮弹就会象雨点般向我射来。但是，只是在6小时以后，我才看到那些皇家掷弹兵用霰弹和6磅重的炮弹向策耳特涅加斯街上最多只有20人守卫着的街垒轰击了半小时，虽然如此，他们却没有立刻攻下街垒，直到午夜，守卫者才放弃了它。除了掷弹兵占优势的个别场合外，一般没有发生白刃战。按房屋破坏的情况来看，格拉本街和新林荫路主要受到了炮兵的扫荡，于是我要问，为了用霰弹来扫荡由百十个几乎没有武装的人守卫着的宽阔街道，用得着什么特别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呢？
　　特普利茨［注：即特普利策。——编者注］的斯特拉达尔博士先生在他的最后发言中说：“布拉格的报纸为别人的利益而服务”（可以想象，这里指的是俄国人的利益）［注：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我要代表独立的布拉格报刊声明：这种说法不是非常愚蠢无知，就是卑鄙的诬蔑。我们的报纸的立场已经充分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种诬蔑是极端荒谬的。除了捍卫波希米亚的独立和维护两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之外，自由的布拉格报刊从来没有其他的意图。但是，它非常清楚，德国反动派无论在波兹南或者在意大利都力图使利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复活，其目的一部分是为了镇压德国内部的革命，一部分是为了培养黩武主义以准备内战。

写于1848年7月11日
载于1848年7月12日“新莱茵报”第4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