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五卷——妥协辩论（1848年7月2日）

妥协辩论

　　科伦7月2日。悲剧之后是牧歌，巴黎六月的霹雳之后是柏林妥协派的鼓声。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到这些先生了，原来正当卡芬雅克炮轰圣安东郊区的时候，康普豪森先生在发表忧伤的告别演说，而汉泽曼先生则在报告新内阁的施政纲领。
　　首先我们满意地指出，汉泽曼先生接受了我们的劝告，没有做首相［注：见本卷第116—117页。——编者注］。他懂得支配首相比做首相重要得多。
　　新内阁尽管假借了奥尔斯瓦特的名义（prête-nom），实际上却仍然是汉泽曼内阁。它一方面把自己这样伪装起来，另一方面又吹嘘自己是办事内阁，是实践内阁。而事实上，奥尔斯瓦特先生是没有任何条件可以做办事大臣的！
　　汉泽曼先生的政纲是人所共知的。我们不去分析它的政治论点；这些论点已经成了那些无足轻重的德国报纸的报道资料。只有一个论点，它们不敢提出来讨论，为了使汉泽曼先生不受委屈，我们现在把被忽略了的东西补上。
　　汉泽曼先生声明说：

　　“为了振兴工业，从而消灭人民中的劳动阶级的贫困，除了恢复人们已经动摇了的信任，使他们相信法律秩序是巩固的，相信君主立宪制即将巩固地确立起来而外，目前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我们正以全力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奋斗，因而我们是在最坚决地和失业现象、贫困现象作斗争。”

　　汉泽曼先生在他的政纲的一开头就声明说，为了这个目的，他将提出新的弹压的法律，因为旧的法律（警察国家的法律！）已经不够用了。
　　说得相当明确。旧的专制的法律已经不够用了！不是由公共工程大臣，也不是由财政大臣，而是由陆军大臣负责消灭劳动阶级的贫困！首先是弹压的法律，然后是霰弹和刺刀，——实在“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了！也许施莱根施坦先生（据一篇威斯特伐里亚的贺词说，仅仅他的姓就能使叛乱者胆颤心惊［注：俏皮话：德文中施莱根施坦这个姓（Schreckenstein）含有“恐怖”（《Schrecken》）的意思。——编者注］）已经在热望继承他在特利尔的业迹，想当普鲁士的小卡芬雅克了吧？
　　而除了这个“最有效的”办法以外，汉泽曼先生还有其他的办法：

　　“为了这一目的，依靠对国家有实际益处的公共工程来提供就业条件也是必要的。”

　　由此可见，汉泽曼先生答应要在这方面比帕托夫先生“做更多的工作来为人民中的整个劳动阶级造福”。但是只有“在内阁解除了由骚动和煽动所造成的使国家秩序遭到破坏的忧虑以后，在内阁恢复了获得必要的货币资金所必需的普遍信任以后”，他才会这样做。
　　目前，汉泽曼先生不可能进行任何工作，因为他没有钱。只有当信任恢复以后，他才能够得到钱。但是，等到信任恢复时，工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会找到工作，那时政府就用不着给失业者以工作了。
　　汉泽曼先生的消灭贫困的措施就在这个绝无恶意而具有市民阶级的善心的圈子里回旋。现在汉泽曼先生除了九月法令和小卡芬雅克以外，不可能向工人提出什么别的东西。是的，这就是办事内阁！
　　政纲中关于承认革命的问题，我们就不打算谈了。“科伦日报”的一位以《Ｇ》为笔名的“消息灵通的记者”刚才向大家暗示，汉泽曼先生为了同我们接近的评论家的利益是如何拯救法制基础的。汉泽曼先生只把那种实质上绝非革命的东西当做了革命。
　　汉泽曼先生刚一说完，奥尔斯瓦特首相便站了起来，因为他也应该说几句话。他掏出了一张写满字的小纸条，大致地朗诵了（只是不象朗诵诗的样子）如下的东西：

　　　　先生们！今天我呆在你们中间，
　　感到非常幸运，
　　这里有许多高贵的伙伴，
　　他们热情地向我吼吟。
　　　　我在这一瞬间的感受，
　　简直是无法计量的；
　　啊！这一美好的时刻，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118]

　　我们将会看出，我们在这里给首相先生的那个很难理解的便条作了最有利于他的解释。
　　奥尔斯瓦特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念完，我们的汉泽曼又进来插嘴，为的是提出信任问题来表明他仍然和从前一样。他要求把奏摺草案［注：见本卷第60—61页。——编者注］转交委员会，并且说道：

　　“议会接受这个提案，就会使人觉得崇高的议会是在一定程度上信任新内阁的。”

　　但是，这已经过分了。议员魏克塞尔（他无疑是一位“新莱茵报”的读者）愤慨地跳上讲台，对这种老是提出信任问题的方式表示坚决抗议。他一直讲得很好。但是德国人一打开话匣子，就不会很快收场。于是魏克塞尔先生就大发议论，谈到革命，谈到1807年和1815年，谈到在普通的短外衣里边跳动的热烈的心，谈到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所以要谈这一切，是因为“他认为必须谈”。左派发出的惊叫声和一部分叫“好”声，使得这位可尊敬的人不得不走下了讲台。
　　汉泽曼先生要议会相信，内阁绝不是故意轻率地提出信任问题的。况且这次提出的并不是信任问题的全部，而只是一部分，所以这一点也就没有说的必要了。
　　这时就展开了一场罕有的热烈的辩论。所有的人同时发言，乱扯一通。大家谈信任，谈日程，谈会议规则，谈波兰人的民族性，谈延期讨论；所有这一切都同叫“好”声和喧嚷声交织在一起。最后，帕里鸠斯先生指出，汉泽曼先生是代表内阁提出议案的，虽然内阁本身没有权利提出任何议案，它只能发表通报。
　　汉泽曼先生回答说：他已经预先说明，议案按实质说来完全不是议案，而只是内阁的愿望。
　　于是，庄严的信任问题只归结为大臣先生们的“愿望”了！
　　帕里鸠斯先生从左边跳上讲台，里茨先生从右边跳上讲台。他们在讲台上碰头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两位英雄谁也不肯让步；直到主席埃塞尔先生发言了，两位英雄才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察哈里埃先生以自己的名义提出内阁的建议，要求继续辩论。
　　察哈里埃先生是本届内阁和上届内阁的忠实的帮手，在讨论贝伦兹的提案时，他就在适当的时候起来为贝伦兹修正，因而成了贝伦兹的天使和救星，可是现在他再也找不到更多的理由来论证自己的议案了。财政大臣先生所说的已经足够了。
　　于是展开了一场带有不可避免的修正案、时断时续、杂以喧嚷声和叫喊声、在会议规则上吹毛求疵的长时间的争论。把我们的读者引入这个迷宫是没有必要的，只要在他们面前开辟几条走出这种混乱状态的最明显的道路就行了。
　　（1）议员瓦尔德克以教训的口吻说：奏摺不可能退还委员会，因为委员会已不存在。
　　（2）议员许弗尔声明说：奏摺不是给国王的答复，而是给大臣们的答复。起草御前演说的大臣们已不存在。我们又怎能答复那些已不存在的人呢？
　　（3）议员德斯特尔以修正案形式由此做出如下的结论：议会认为必须否决奏摺。
　　（4）主席埃塞尔把这一修正案说成这样：“这个声明似乎是新的提案，而不是修正案。”
　　争论的骨架就是如此。但是在这付消瘦的骨架上长满了肥肉，这就是大臣洛贝尔图斯先生和屈韦特尔先生、议员察哈里埃先生和赖辛施佩格第二先生等的发言。
　　情况是极为奇怪的。正如洛贝尔图斯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要内阁在讨论奏摺草案以及因此而发生争论的时候辞职，是议会史上闻所未闻的！”总的说来，普鲁士是得天独厚的，它在刚刚开始议会生活的头6个星期里，就发生了“议会史上闻所未闻的”事情。
　　汉泽曼先生和议会一样处在窘境中。作为对康普豪森-汉泽曼的御前演说的明确答复的奏摺，实际上应该成为对汉泽曼-奥尔斯瓦特政纲的答复。因此，对康普豪森谄媚的委员会，对汉泽曼先生也应该表示同样的媚态。困难只是在于要向人们解释这个“议会史上闻所未闻”的要求。为此他们采取了一切手段。洛贝尔图斯，这位中间派左翼的风神之琴，弹起了最温柔的调子。屈韦特尔竭力安定大家的情绪；在重新审查奏摺草案时，“会得出结论说，即使在目前，也没有提出任何修正案的理由（！）但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必须把草案退还委员会，——这难道是可能的么！最后，对这种长时间的争论一贯感到讨厌的汉泽曼先生来了个快刀斩乱麻，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应该把草案退还委员会的原因：他不希望新的修正案作为内阁的修正案从后门溜进来，——它们应该作为委员会的提案穿过敞开的大门从前门进入大厅。
　　首相声明说，“内阁根据宪法参与奏摺草案的起草工作”是必要的。这怎样理解，奥尔斯瓦特先生指的究竟是什么宪法，我们自己无论怎样思考，也弄不清楚。何况普鲁士目前没有任何宪法。
　　不过还需要提一下反对方面的两个发言——德斯特尔先生和许弗尔先生的发言。德斯特尔先生非常成功地嘲笑了汉泽曼先生的政纲，说他把自己过去的看法——鄙视抽象概念、鄙视在原则等等问题上的无谓争论——运用于他的极为抽象的政纲中了。德斯特尔要求办事内阁“认真办事，抛开原则问题”。他的提案——整整一天中唯一合理的提案——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比所有的人都更为明确地对奏摺表示了正确看法的许弗尔先生，也非常明确地对汉泽曼先生的要求表示了态度：内阁希望我们信任它，把奏摺转交给委员会，并且要我们决定它的存在。但是，内阁只能要求对它自己的行动投信任票，而不能要求对它迫使议会采取的行动投信任票。
　　简单说来，汉泽曼先生要求投信任票，而议会为了解除汉泽曼先生的忧虑，间接地谴责了讨论奏摺草案的委员会。办事内阁很快就会向议员先生们指出，著名的Treasury　Whip（内阁的鞭子）是什么人。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2日
载于1848年7月4日“新莱茵报”第3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注释：

　　[118]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十二章（参看艾思奇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954年作家出版社版第67—68页。——译者注）。——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