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五卷——“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声明

“新莱茵报”[4]编辑部的声明

　　“新莱茵报”原定于7月1日出版。和通讯员们商定的也正是这个日期。
　　但是，鉴于反动派实行新的无耻发动，可以预料德国的九月法令［注：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1835年9月颁布的反动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员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了严峻的措施。在出版方面，规定增加定期刊物的现金税，禁止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的言论，对发表这种言论的人实行监禁和课以大量罚款。这里是指德国很快就要颁布类似的法令。——译者注］很快就要颁布，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6月1日起就开始出报。我们和各界有广泛的联系，本来可以使报道和各种通讯内容丰富，但是由于提前出报，如果在初期还无法做到，尚请读者鉴谅。我们在最近一定能满足读者在这方面的一切要求。

　　编辑委员会：
　　　总编辑　卡尔·马克思
　　　编缉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恩斯特·德朗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斐迪南·沃尔弗，威廉·沃尔弗

写于1848年5月31日
载于1848年6月1日“新莱茵报”第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 （《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外回到德国之后，马上就着手实现他们的计划，即出版一种革命的机关报，他们认为这种机关报是教育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工具。他们选定了科伦作为办报的地址，因为这是莱茵省的主要城市，也是德国政治上和经济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莱茵省有出色的无产阶级干部，而且拿破仑法典在那里还有效力，这个法典比可怜的普鲁士法提供了较多的出版自由。为了强调继承革命传统、强调这一报纸与1842至1843年由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把新的机关报称为“新莱茵报”。他们在创办这个机关报的时候必须克服某些共产党人和民主党人（毕尔格尔斯和赫斯等人）的反对，这些人打算以类似的名称出版一种狭隘的地方性的科伦报纸。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与此相反，他们着手创办一种大型的政治性报纸，这种报纸不仅会影响莱茵省，而且会影响全德国。在1848年4月到5月之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展开了巨大的工作：为报纸征股，挑选通讯员，同其他国家的民主报纸建立经常的联系。被派到德国各个城市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在为报纸征股的同时也采取措施来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从同盟的委员们，如威·沃尔弗、德朗克、沙佩尔、波尔恩等人的信中可以知道，在地方上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的尝试当时没有成功，原因是当时德国工人缺乏组织性和政治上落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估计到这种情况，就以民主派的左翼即实际上是民主派的无产阶级一翼的身分在政治舞台上出现。这样也就确定了“新莱茵报”的方针，报纸在出版时加上了“民主派机关报”这个付标题。
　　民主派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为了把德国和欧洲革命中的一切最重要的事件迅速地报道给自己的读者，编辑部常常在一天中出两次报；当材料多到四版也登载不下的时候就出附页，收到了新的重要消息便以传单的形式出号外。决定报纸对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的。这些社论都标有“科伦”和“科伦”作为记号。由于马克思担任总的领导和组织工作（特别是在报纸创办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当时大部分社论都是恩格斯写的。以一个小星为记号的编辑部的文章有时也登载在报纸的其他栏中（如意大利、法国、英国、匈牙利等国家的报道栏）。编辑除了修改通讯稿和帮助总编辑做组织工作之外，每个人都专门负责研究其一方面的问题。恩格斯写有关柏林国民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辩论的评论，也写有关捷克、波兹南、意大利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的文章，有关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的文章，而在1848年11月至1849年1月间则写了一系列有关瑞士的文章。威廉·沃尔弗写关于德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关于农民状况和农民运动特别是关于西里西亚的农民状况和农民运动的文章，并且还领导了“国内新闻”栏的工作。格奥尔格·维尔特写诗体和散文体的小品文。恩斯特·德朗克一度当过“新莱茵报”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通讯员，他写了一些关于波兰的文章，1849年3月至5月写了一些关于意大利的评论。斐迪南·沃尔弗有很长一个时间担任报纸驻巴黎的通讯员。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也参加报纸的工作，但是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只写了一篇文章，而且这篇文章还是经马克思彻底修改过的。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在1848年10月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在报上发表了他的革命诗歌。
　　“新莱茵报”是集股创办的。可是，当登载有弗·恩格斯写的“法兰克福议会”（见本卷第14—18页）一文的第1号报纸问世以后，相当大一部分资产阶级股东就不再支持报纸了。而“新莱茵报”捍卫巴黎的六月起义者这一行动使得剩下来的大部分股东也离开报纸。
　　“新莱茵报”的坚决而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报纸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当局以不承认马克思的普鲁士公民权来刁难他，不让他在莱茵省居住，并且还对报纸的编辑，首先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连串的诉讼。在科伦九月事件之后，军事当局于1848年9月26日宣布科伦戒严，并且封闭了许多民主报纸，其中也有“新莱茵报”。恩格斯、德朗克和斐迪南·沃尔弗有被捕的危险，因此他们不得不暂时离开科伦；威廉·沃尔弗到普法尔茨去躲避了一个时候，后来又在科伦藏了几个月，躲避警察局的通缉。戒严解除后，报纸从10月12日起又开始出版，这应该归功于马克思，他以忘我的努力克服了一系列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困难，把自己的全部现款都用来办报。在1849年1月以前，由于恩格斯被迫离开德国，编辑部的重担（包括写社论）主要都落在马克思一人的肩上。
　　在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之后，警察局对“新莱茵报”编辑们的控诉和迫害更变本加厉了。1849年2月政府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尔夫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提出了控诉，结果是陪审法庭宣告被告人无罪。
　　尽管警察局百般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造成了报纸停刊的原因。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新莱茵报，报纸的编辑在致工人们的告别书中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