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四卷——弗·恩格斯。法国的改革运动

弗·恩格斯

法国的改革运动

　　在最近一次的两院会议上，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揭发了无数的行贿丑闻，以为这样就会把政府推翻，可是政府仍然熬过了这场风险；臭名远扬的那225位议员［注：支持基佐政府的众议院多数派议员。——编者注］表示“满意”，相信内阁是清白的，这时似乎已经天下太平。而到快要闭会的时候，议会反对派又象会议开始的时候一样，陷入了有气无力、茫然若失的状态。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尽管路特希尔德先生、富尔德先生、菲尔希隆先生之流满意了，可是人民并不满意，就连资产阶级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满意。大部分法国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不能不看到，现在的选民越来越变成一小撮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铁路股票投机家、大工业家、地主和矿主的恭顺仆从了，而政府所唯一关心的也正是这一小撮人的利益。他们懂得，如果不扩大选民范围，他们就根本没有希望恢复他们1830年以来在两院中日益失去的席位。他们知道，选举改革和议会改革对他们说来是危险的尝试，然而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眼看着金融贵族——巴黎交易所巨头——既收买政府又收买两院，眼看着自己的利益遭到公开的践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末就得忍气吞声，坐待掌握统治权的金融大王的鲸吞蚕食而走向破产，要末就得大胆地争取议会改革。他们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所以，大约四个月以前，反对派的各色各样人物联合起来组织了支持选举改革的示威运动。他们决定举行一次公开的宴会，这次宴会是7月间在巴黎的红宫舞厅举行的。所有支持改革的派别都有代表人物参加，所以这次集会的成分是相当复杂的；但是表现得最积极的民主派显然占了优势。他们提出了一项要求作为他们参加宴会的条件，即不为国王的健康干杯，而为人民的主权干杯。委员会知道得很清楚，在法国的这个最民主的城市里，没有民主派参加它是搞不起一个象样的示威运动的，于是不得不表示同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也曾经刊登过有关这次宴会的详细报道^[181]。这次宴会从各个角度看来——无论是在人数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是巴黎民主派实力的一次无比有力的炫示。
　　“辩论日报”没有放过机会就这次宴会的事情拚命叫嚣。

　　“怎么？没有为国王干杯？而且免去为国王干杯这个项目并不是由于粗心大意，也不是由于不懂礼仪——不，免去这个项目是一部分发起人作为他们参加宴会的条件而提出的要求！看，那位头脑冷静的、安分守己的杜韦尔瑞·德·奥兰先生和那位卫道者——拥护君主主义的奥迪隆·巴罗先生竟和什么样的一群好货为伍！天啊！这不光是共和主义，这纯粹是闹革命，是宣传动武，是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哼！先生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认得你们，——我们见过你们的血腥罪行的样本，我们有证据证明你们的斗争目标是什么。先生们，五十年前你们这一伙人曾自称为雅各宾俱乐部！”

　　第二天，“国民报”引用了路易－菲力浦1790年和1791年的私人日记中许许多多的话来回答这家极端温和的报纸的狂吼怒骂。那位当年的“公民小埃加里泰”每天的日记开头写的都是：“今天我在雅各宾俱乐部”，“今天我在雅各宾俱乐部讲了几句话，博得热烈的掌声”，“今天我在雅各宾俱乐部被分配去看门”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反对派的中央委员会号召自己的同情者在地方上也照首都这样做，到处举行这类支持改革的宴会。他们果然这样做了，几乎在法国的各个地方都举行了许许多多的支持改革的宴会。然而并不是各个地方的各派拥护改革的人都能够同样团结一致。在许多较小的城市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势力相当大，他们还能够坚持为国王的健康干杯，从而把民主派排斥在门外。在其他一些地方，自由派想把干杯的形式变个样子以便蒙混过去，即变成“为立宪国王和人民主权干杯”。因为这仍旧不能使民主派满意，自由派便又出了一个花招，把“立宪国王”改成“立宪体制”，“立宪体制”当然暗中把王权包括进去了。目前在地方的自由派中间争论着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在这一点上也让步，不再以任何形式或以任何变相的方法勉强保留为国王健康干杯这个项目，还是公开地和民主派分道扬镳（如果这样，民主派就会单独举行宴会来和他们竞争）？因为民主派坚持最初达成协议的条件，要求根本不要把国王牵扯在宴会这件事内；虽然“国民报”派曾一度有些动摇，可是“改革报”派却坚守着共和主义立场。在所有的大城市里，自由派都被迫让步，至于说在比较次要的地区到底做到了为国王的健康干杯，那是因为这些宴会花钱很多，人民自然无法参加。“改革报”就巴尔勒杜克举行宴会一事写道：

　　“谁要是以为这样的示威活动表明了法国的舆论状况，那他无疑是大错而特错了。这些示威活动是资产阶级一手包办的，人民则完全被排斥在门外。如果这个运动局限于巴尔勒杜克宴会那样的范围内，那它将会象一切资产阶级运动一样地烟消云散，例如自由贸易运动在讲过几句空话以后很快就消亡了。”

　　继巴黎宴会以后第一个规模巨大的宴会是9月初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这次宴会带有相当浓厚的民主派色彩，而且在宴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工人提议为劳动组织干杯；劳动组织这个名词在法国是表示英国全国职工联合会所争取实现的东西，那就是通过把工业的、农业的以及其他的企业组织起来的道路，使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项组织任务或是由联合起来的工人们自己执行，或是在一个民主政府下由全国人民来执行。
　　随后举行的是巴尔勒杜克的宴会，这是一次资产阶级的示威，终席的时候由市长提议为立宪国王（自然是非常赞成立宪的国王！）的健康干杯；此外还有科尔马、里姆斯和莫市的宴会，在所有这些宴会上优势完全在资产阶级方面，他们在这些二等城市中总是能够自行其是的。
　　可是圣冈丹的宴会又多少带有民主派的色彩了；而9月底在奥尔良举行的宴会则是十足道地的民主派集会。宴会上曾为工人阶级干杯，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宴会了。巴黎最著名的律师之一，民主主义者马利先生在响应这个提议时讲了话。他开始是这样讲的：

　　“让我们为工人，为那些一向被轻视、被遗忘的人们，为那些永远忠于自己国家的利益、在保卫祖国免受外国掠夺者侵犯或保卫我们的制度免遭国内敌人破坏的斗争中随时准备为祖国而死的人们干杯！为那些满足了我们的要求——给我们带来了七月的日子的人们，为那些行动时威风凛凛，胜利时慷慨大方，具有非凡的勇敢、诚挚和大公无私的品质的人们干杯！”

　　他的祝词的结束语是“自由，平等，友爱！”能说明问题的是，奥尔良的宴会是我们所能证实的唯一为工人设有席位的宴会。
　　库洛米耶、梅仑和康纳的宴会又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集会。“左翼中心”的人物们，即“立宪主义者报”^[182]和“世纪报”的那些资产阶级自由派，津津有味地听着巴罗先生、波蒙先生、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之流贩卖改良的小贩子们讲话。在康纳，民主派公开地反对示威运动，因为这里的发起人坚持要为国王的健康干杯。在罗亚尔河畔的拉沙里岱的宴会上，也是由同样的狭隘精神占统治地位的。
　　与此相反，沙特尔的改革派的宴会又完全是民主派的集会。这里不是为国王干杯，而是为建立在最广泛的基础上的选举改革和议会改革，为波兰和意大利，为劳动组织干杯。
　　本星期内，在利尔、瓦朗西恩、阿温，以及在诺尔省全省都将举行这种宴会。可以预期，至少利尔和瓦朗西恩的宴会民主派将占绝对优势。法国南部、里昂和西部也都在筹备着示威活动。争取改革的运动正方兴未艾。
　　从这篇报道你们可以看出下面一些情况：1847年的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自由派和民主派互相斗争的特点；在一切比较次要的地区自由派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在所有的大城市里，在巴黎、斯特拉斯堡、奥尔良、沙特尔，甚至在一个不大的城市圣冈丹，却是民主派的势力大；自由派极力争取民主派的支持，他们采取支吾搪塞的办法或者作出让步，而民主派则无论在哪里都丝毫没有放弃过他们同意给予支持的条件；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民主派参加宴会，他们总是能够坚持自己的做法。因此，到头来整个运动毕竟变得有利于民主派，因为凡是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公众注意的宴会都清一色地带有民主派色彩。
　　改革运动得到了在9月间开会的省议会的支持，这些省议会全部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科多尔、芬尼斯特尔、埃恩、摩塞尔、上莱茵、瓦瑟、佛日、诺尔等省份的省议会都或多或少地要求较为广泛的改革，当然没有一个省议会超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范围。
　　你们也许要问，那末是要求改革些什么呢？不同的改革方案很多，有多少种自由派和激进派，就有多少种方案。这些要求之中的最低的要求就是把选举权扩大到这样一种程度：所谓“饱学之士”〔capacities〕，或者象你们在英国所谓的知识界［注：英文原文为《the　learned　professions》，指神学界、医学界和法学界。——译者注］，即使不缴纳200法郎的直接税（在目前，只有缴纳200法郎直接税的人才能成为选民）也享有选举权。此外，自由派还有一些多多少少和激进派的建议相吻合的建议，即：
　　（1）扩大不得兼任的范围，也就是宣布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人不得同时充任议员。目前在众议院有150多个受制于政府的官员，他们之中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被解职，因此他们完全要看内阁的眼色行事。
　　（2）扩大某些选区；其中有的选区里选民还不到150人，以致这些选民完全受制于政府，因为政府影响着他们地方上的和私人的利益。
　　（3）一个省所有议员的选举应该由全省选民集中在省会一次进行。这个办法预计可以或多或少地把地方利益包容在全省的共同利益之中，从而使政府的舞弊手段和压力起不了作用。
　　其次是建议降低各级选举的选举资格。这些建议中间最激进的一个是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小企业主的机关报“国民报”所提出来的，它主张扩大选举权，把选举权给予每一个属于国民自卫军的人。这项措施将会使整个手工业者和店主阶级获得投票的权利，把选举权扩大到象英国改革法案那样大的范围。然而这项措施的后果对法国却严重得多。在这个国家里小资产阶级受大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非常厉害，所以只要一获得选举权，他们就不得不立刻采取直接侵犯金融大王的措施。我在几个月以前寄给你们的那篇文章里已经说过，小资产阶级将会一步深一步地卷入这个运动，甚至要和他们自己的意志相违背；他们将必须有所抉择：或是放弃已经取得的阵地，或是公开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而这是迟早要导致共和国的［注：见本卷第206页。——编者注］。小资产阶级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这一点。这个阶级大部分都拥护普选权，“国民报”派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他们提出前面讲过的措施，只是把它看做改革道路上的前奏。然而在巴黎所有的日报当中，只有一家报纸除普选权而外什么也不能使它满足，它不是把“共和国”这个词简单地了解为到头来仍使工人阶级象今天一样受穷的政治改革，而是把它理解为社会改革，并且是毫不含糊的社会改革。这家报纸就是“改革报”。
　　我们不应该认为改革运动就是法国今天所进行的全部运动。远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宴会，不论是自由派的还是民主派的，都是资产阶级占优势；奥尔良的宴会是唯一的一次有工人参加的宴会。在进行这些宴会运动的同时，工人运动也在不声不响地、秘密地、一步一步地进展着，要不仔细观察，就几乎看不见它。但是现在它正在空前地活跃着。这个情况政府是很了解的。所有那些资产阶级的宴会政府都准许举行，但是当9月间巴黎印刷工人请求准许举行一向是每年一次并且毫无政治性的例行宴会时，却遭到了拒绝。政府非常怕工人，连丝毫的自由也不敢让他们享有。它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人民完全放弃了任何闹事和起义的打算。政府盼望人民闹事，而且正在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挑动闹事。警察们投掷出装有煽动暴乱的传单的小炸弹，炸弹爆炸以后传单就满街乱飞。圣奥诺莱街工厂事件就被用来当作口实向人民进行最野蛮的进攻，以便激怒他们起来闹事和动武^[183]。连续两个星期每天晚上都有几万人聚集在街头；他们受到最卑劣的待遇；他们已经完全准备好以武力回答武力，但是他们忍耐住了，没有让政府从他们那里找到颁布箝制言论自由的新法律的借口。想想看吧，他们对当时的首要任务该有怎样的领悟，该有怎样一致的认识啊！巴黎的人民要拿出多么大的耐性才能忍受这样卑劣的待遇而不进行毫无希望的起义！巴黎工人所表现的这种坚忍的精神就证明他们已经有了多么大的进步！要知道，巴黎工人在跑上街头的时候，很少不把阻挡他们前进的一切打得粉碎，他们把起义看成家常便饭而且干起革命来就象上酒馆喝酒一样地高兴。可是，如果你们由此得出结论说人民的革命热情已开始减退，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这里的工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深深地感到必须进行革命，而且是远比第一次更为彻底、更为激烈的革命。然而他们从1830年的经验中懂得，单靠武装斗争是不够的；在击溃敌人以后还必须采取措施来巩固自己的胜利，这些措施不仅要摧毁资本的政治力量而且还要摧毁它的社会力量，不仅要保证工人的政治力量而且还要保证他们的社会福利。因此，他们非常沉着地等待时机，但同时又认真地从事于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会使他们知道只有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为一切人的幸福生活打下巩固的基础。路易·勃朗所著“劳动组织”^[184]一书，只一两个月就在巴黎工厂工人中间销售了6000册，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以前已经出过5版了。工人们还读了其他许多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籍。他们组成10—20人的小组，一起讨论这些书籍里面所阐述的各种方略。关于革命，他们却谈得不多，因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是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问题；一旦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他们会立刻出现在大街和广场上，挖断马路，把公共马车、运货的和载客的马车都放倒横在街上，把每一条通路堵死，把每一条小巷变成一座堡垒，并且从巴士底广场突破一切障碍直向土伊勒里宫前进。到那时，恐怕出席改革宴会的那些大人先生们大部分都要躲在自己家中最黑暗的角落里，或者象枯树叶一样在人民的狂风暴雨中四散飘落。到那时，奥迪隆·巴罗先生、波蒙先生及其他叱咜风云的自由派人物的末日就要到了；到那时，人民将要严厉地判决他们，正象他们自己今天严厉地判决保守的政府一样。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1月初
载于1847年11月20日“北极星报”第526号，
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本报巴黎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4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4期

注释：

^[181] 关于在红宫里举行的宴会的报道载于1847年7月17日“北极星报”第508号。——第395页。

^[182]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15年到1870年每日在巴黎出版；40年代它是奥尔良派中温和的一派的机关报；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反映了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12月政变以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报纸。——第398页。

^[183] 恩格斯所描写的巴黎事件发生在1847年8月底和9月上半月；起因是圣奥诺莱街的皮鞋工厂的工人由于厂主企图克扣一个工人的工资而和厂主发生冲突。——第401页。

^[184] L．Blanc．《Organisation　du　travail》，该书第一版于1840年在巴黎出版。——第4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