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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辩证法
米哈依洛·马尔科维奇
1979年
中译文来自《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一
无论是在南斯拉夫还是在国外，辩证法的概念都存在着巨大的混乱。总的来说，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辩证法和辩证方法的著述是不尽人意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不能满足创造性研究的一些基本要求。他们常常不过是重复那些在以往的学术成果中得到论证的众所周知的观点。尽管我们在一些较好的此类著作中发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但大多著作仍局限于从当代学术成果中寻找一些新的例证。这些著作至多是致力于一种新的系统化，这种系统化把先前支离破碎的原则或规律引入了几条新的原则或规律，或者把先前没有获得这种地位的原则提高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辩证规律的高度。这种做法给人以一种武断的印象，但无论是对怀疑主义大师和自由的资产阶级理论家而言，还是对大多数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方法和人类实体置于现代水平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说，这种做法的理由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
大多数关于辩证法的教科书的基本缺陷在于：首先，它们很少关注发展、进步、对立、质、量、必然性、决定论等等范畴的分析、正确解释或定义。这些概念仍旧是含混不清的、未加定义的和模棱两可的，而且它们之间的限定也是不充分的；即使是那些对它们进行定义的各种尝试，在逻辑上通常也是站不住脚的——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不是循环论证就是解释得比原来更加难懂。与此同时，当逻辑分析方法已经取得巨大进步的时候，这种缺陷就等于没有资格（谈论辩证法问题）。
这些教科书的第二个主要缺陷在于把辩证原则无批判地、教条地理解为现实的绝对规律，它独立于人及人类经验。这些规律所表达的观点则被认为是神圣的、普遍的、绝对正确的和已被证明的。矛盾在于，这样一来，辩证法——不是把整个世界理解为一些复杂的事实，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些复杂的过程——也就被当成了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东西。
最后，这些教科书的第三个主要缺陷在于其建立和应用辩证法的极为有限的方式。人们根据所依据的材料得出这样的印象，辩证法首先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当它应用于社会时，一般来说，辩证法就与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联系在一起了。除了《资本论》试图对辩证法作出明确而系统的阐述以外，还很少有过用现代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美学、伦理学和艺术理论等实质的和方法论的洞见来丰富辩证法的尝试。而且，即使辩证法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它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获得知识的方法，一种建构一幅普遍的图景（image）的方法。它还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研究和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的方法，归根到底，被理解为一种决定人类行动的目标与适当手段的方法。这就预设了辩证法作为历史实践之确定结构的基本意义。
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全部内容。然而，他的许多追随者却忘记了这一点。同样，他们当然也被历史所遗忘。他们的错误很容易就能得到解释：因为辩证法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信条，而且对这种信条的阐述和解释已经成为最高政治权威们交给哲学家“解决”和论证它的职责，辩证法不可能享有一种更好的命运。
另一方面，就许多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对辩证法问题缺少兴趣这一事实也使人震惊。这不正代表了理论思想史上另一种广为流行的抽象否定吗？难道对一种极端的治疗和矫正只能在相反的极端中才能找到吗？这是否可能是一个不仅抵制那些被宣布为“辩证法”的东西，而且抵制马克思本人的辩证阐述，并把这些阐述当做其思维模式和行动模式之全部复杂性的极不完备的、图式化表述的问题呢？我们是否不必怀疑我们必须精确地阐明我们的哲学方法原则，以便自觉地将它们应用于研究的过程呢？或者，这种漠然态度与创造性地解决方法论问题相关联吗？这些是任何哲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它具有坚实的基础的话。
这里不是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地方。但是，和通常的情况一样，如果它们得到了完整阐述，那么其中的每个问题都包含着真理的因素。另一方面，提问者的观点已经部分地包含在问题之中了。
每一种哲学都有自己的方法，即一系列引导哲学家解决问题的原则，不管它是否意识到这些原则。哲学家——有才能的、重要的哲学家——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某些人运用一定的方法而另一些人则不然这一事实，而在于某些哲学家意识到了自己的方法并使之从属于批判的考察，而另一些人则盲目地运用自己的方法。换言之，他们的方法与他们自身相异化。系统的自觉的方法（即方法论）和我们自发而或多或少无意识地运用的方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尽管这一差距不能完全被克服，但这一事实是很难质疑的，即这种差距越小，我们的批判能力、我们控制自己精神过程的能力、我们的自我意识，亦即我们的自由也就越大。
在我们讨论辩证法的时候，方法论和方法这两种结构并不是我们必须解释的唯一方面，尽管后面有很多理由表明，它们必然居于我们的注意力的中心。
如果方法论预设了方法，即前者是对后者的精确表述，那么方法也就预设了理论——本体论的、价值论的和认识论的。例如，一切现象都应该在其动态的和历史的方面得到研究这一原则，就预设了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的理论，即包括知识和人类价值在内的所有对象都随时间而发展，并在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形式或表现。只有意识到我们的理论的预设，我们的方法才是可靠的和合理的。这种方法要求，每当我们建构各种静态、封闭的系统和模式时，每当我们通过一些固定、僵化的概念冻结环绕我们的永恒之流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引入的简化规则。这同样适用于具体性的方法论要求：在研究抽象事物时，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些抽象得以派生和运用的具体情况——即抽象得以运用的实际条件以及与其运用相关的实践结果。这一原则的有效性取决于下列理论假定的真理性：本体论假定（实际上这个一般的假定本身并不存在，而只是作为个别对象或情况的一个构成方面存在）；认识论假定（一种仅仅关于极为复杂、多变、实际和可能的经验之固定形式的观念）；价值论假定（一种一般的价值是特殊的感觉现象存在的客观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的时空内能满足个别人的需要）。
此外，哲学方法和理论是受其本身的特殊活动方式的条件限制的。例如，老子（Lao-tse）的无为原则就是和一种静心无欲的活动相一致的，这种活动放弃了主要的社会变革，甚至放弃了语言之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辩，辩者不善”。[1]
希腊人安于世界基本状况的思想，是和那些不参加生产、认为自由人不值得参加生产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行为方式相符合的。
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由于它对逻辑分析的特殊兴趣，预设了这样一些哲学家，他们接受了社会中最严格的职业分工，他们不管在自己的领域之外有什么个人的倾向和共鸣，都不参加任何超出其狭窄的、专门的、纯理论的活动以外的活动，他们的活动纯粹是分析的和知识的，指向局部的、单一的生活领域，以便尽可能对其予以准确的描述和解释。
辩证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预设上强调一种综合的实践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哲学的、科学的、政治的、道德的和艺术的活动彼此渗透：在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思想、语言和行动之间，目的和手段之间，现在的行为和未来的理想之间，不存在任何鸿沟。辩证的实践寻求的是超越那种片面的、残缺的和狭隘的存在模式的对立两极，即工艺人、政治人、经济人、消费人等等；它是一种说明客观状况及其一切限制的行动方式，而且在它不屈从于盲目的外部力量，而是以对最佳的客观可能性的选择为基础的意义上，它是一种自由的行动方式。
“实践”这个词包括主体即活动的人，也包括客体即人在其中活动，并通过其活动改造了的环境。因此，辩证实践的基本事实在于预设了一种能为人类干预的各种选择模式留下了余地的物质基础。在一个过于刻板或无形，过于迅急或迟缓，过于限制或混乱的世界中，人既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生存，而且即使是相对自由地生活，也是肯定不能的。我们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在物理的、生理的和心理的组织方面很好地适应了它。总的来说，世界和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我们的物理存在和精神存在之间具有某些特殊的结构特征，这些特征独立于我们对它的意识而存在，而且在关于作为一种方法、理论或行动方式的辩证法的任何思考中，它们都是不可忽视的。从我们人的观点看，世界显现为一个整体或“总体”，尽管它包括许多彼此在根本上受到限制的相对独立的系统。世界是可变的，因而在一定时间内，一个系统的状态必然决定着该系统在未来任何一个时间内的各种可能状态[2]：每一系统都处于对立力量的动态平衡之中，等等。在使世界概念化的过程中，我们把一定的自在之物变成了某种为我们之物，即使之主观化了。我们从自己有限的经验、知识、思维器官和语言的视角观察着世界。但这种主观化却是局部的，而且从我们日常活动的巨大成功中便可以肯定，我们关于世界的许多认识是十分恰当的——尽管我们不可能预先知道什么才是恰当的。
因此，辩证法包含着一种明确阐述了的方法论，一种无保留的方法，一种世界观，一种活动方式和“为我们”的世界。辩证法可以在这些层次及其相关方面——辩证方法论，辩证理论和辩证方法，辩证实践，关于事物本身的辩证法[3]——进行思考。“辩证法”这个术语所以能作如此宽泛的解释乃是因为，这些结构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以其他结构，或适用于一切结构的一定性质为基础的。但是，这些方面并非都和哲学家及其活动的特定目标同等相关。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种关于世界、社会和人的完备的理论意识：即提出一种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并批判地解释和考察真正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在哲学语境中辩证法就意味着：（1）理论和方法；（2）方法论。[4]
作为一种一般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辩证法在以下方面不同于所有其他专门的科学理论和方法。
（1）辩证法的原则不仅是对科学的领域，而且是对全部合理的研究领域的理论假定，其应用领域包括整个人类历史现实。而专门的科学陈述和原则则是一些只适用于受到特殊限制的研究领域的假定。因此，辩证法这种考察和研究的方法不能用于自然现象，而且一般来说，经验方法也不能用于社会现象。
（2）专门的科学陈述既能在经验上得到检验，也能在理论上得以确立。经验的证实和拒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应用领域较为清楚地得到了限定，而且作为规律的原则在其中得以公式化的术语通常都得到足够精确的阐述，因而可能决定经验究竟是证明还是拒斥了它们。此外，它们能从更一般的哲学原则中推演而来，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认为它们得到了论证。
这并不适用于辩证原则，因为并不存在任何可以从中推出它们的更一般和更根本的原则。经验能证明辩证原则，但并不能以任何决定性的方式使那些相反的非辩证法的原则失效。这是因为两者都概括了一种意义，从而使人很难判断何种事实才能构成一种决定性的反驳。辩证原则的证明主要依赖于这一事实，即它们是对批判思维和创造性生活活动之真正富有成效和成功的特性的阐述。因此，它们在我们的全部研究中提供了成功的指南并使得我们在其他哲学方法至多只是导致抽象和部分的真理发现的地方，建立了全面而具体的真理。
二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间的争论中，卢卡奇在其早期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最近又被重新提了出来：讨论自然辩证法有意义吗？人们通常认为，卢卡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且南斯拉夫和国外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持有这种看法。
实际上，在其全部研究中，卢卡奇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既不十分清楚，也没有一以贯之地予以坚持。人们注意到了其著作中的两种不同观点。在一种观点看来，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只是一种理解社会的方法，恩格斯的错误在于步黑格尔后尘，把辩证方法推广为认识自然的方法。
另一种观点更为灵活；必须具体地说明辩证法的不同形式。在程序上，必须区分自然过程的辩证法和历史的辩证法。
第一种观点处于支配地位，而且显然更接近卢卡奇。他相信，“在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中，理解社会和历史的正确方法已被最终发现”（《历史和阶级意识》，第xliii页）。他赞扬马克思使辩证法成为“历史的本质”（《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88页）。
“科学的无产阶级立场比黑格尔的立场更先进，这突出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当中，即马克思主义拒绝承认那种在反映范畴中有一种人类认识的'永恒'阶段，并坚持认为它们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思想和生活的必要模式，是思想和生活物化中的模式。因此，我们就可以在历史本身中找到辩证法。”（《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77页）
卢卡奇得出了一些和把辩证法扩展到一切存在的全部哲学传统相反的观点。当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和爱利亚学派（the Eleatics）谈论发展和存在时，人们还不能讨论真实的过程。芝诺（Zeno）之矢依然是一支箭，是一件东西，赫拉克利特之河也还是一条河。
“永恒之流依然故我，并无变化，即在质上没有引起任何新的变化。因此，个别客体之刻板的存在面临的正是一种变异。作为整体的永恒形式存在这样一种理论，其背后暴露出一种永恒不变的本质，正如那条流动的河流一样，即使它还能在个别客体持续不断的转变中表现自身。”（《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80页）
正是在这里，卢卡奇发现了古代世界辩证法的根本局限，这种局限表明了整个古代社会的局限。黑格尔和拉萨尔（Lassalle）都过高地估计了赫拉克利特的“现代性”，因而他们没能克服这种反映在其哲学的玄想-思辨性中的局限。
只有马克思才把事物的客观形式理解为一个过程，因为“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中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5]。
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的第六个脚注中，我们找到了评价卢卡奇这种观点的重要依据。他在这个脚注中认为，马克思把辩证方法限定在历史-社会现实范围内的论述是至关重要的。由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说明所引起的一切误解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恩格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把这一方法扩大到了自然界”（《历史和阶级意识》，第24页）。然而，自然界缺乏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以及掩匿在作为思想变化之根本原因的范畴背后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
卢卡奇在其他段落中对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了严格的区分。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前者如果以辩证法为基础便可能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后者由于其真正的本质则似乎注定是非辩证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例如，他认为：
“构成每一种拜物教科学和每一种修正主义典型方法的自然科学方法，都否认在它的学科中有矛盾和对抗的观念。尽管如此，如果矛盾在特殊的理论之间产生了，那么这只能证明我们的认识还很不完善。这些特殊理论之间的矛盾表达了这些理论已经达到了其自然的极限；因此它们必须被转变并归入更广泛的理论之中，在这种理论中，矛盾最终消失了。但是我们坚持认为，在社会现实的情况中，这些矛盾并不是我们对社会认识之不完善的标志。相反，这些矛盾属于现实本身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当总体性被认识的时候，它们将不再被扬弃，而且不再是矛盾的。恰恰相反，它们将被认为是在这种生产体系的对抗中必然产生的矛盾。”（《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0页）
由于其抽象和量化的倾向，卢卡奇进一步批判了自然科学方法。
“当现实世界的现象被置于（思想中或现实中）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或在它的规律可被观察的环境中时，自然科学的'纯粹'事实就出现了。这一过程由于把现象归结为其纯粹的数量本质，归结为数和数的关系而得到了加强。机会主义者总是不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正是如此来把握现象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第6页）
这样一种方法会导致建立“'孤立的'事实、'孤立的'综合事实和分离的、专门的科学（经济学、法学等等）……”这种方法的主要方面在于“探求事实本身所含有的倾向，并把这种活动提高到科学的位置”。相反，“辩证法则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历史和阶级意识》，第6页）。尽管这种方法显然是科学的，但是在考察它背后的事实的历史特性时，它还是背离了科学；然而，自从伽利略时代以来，这种“科学的精确性”已经预设了这些要素的“恒常性”。不过，所有这些“纯粹的事实”都是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历史和阶级意识》，第7页）
卢卡奇从这些反思中得出如下结论：“当产生于自然科学中的科学知识的理想被应用于自然界时，它只能促进科学的进步；而当它应用于社会时，它反倒成了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武器。”（《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0页）
卢卡奇的分析包含着反对形而上学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反对迷信事实，反对抽象主义和零碎知识的倾向，反对夸大分析方法和量化方法的重要性，反对将自然科学方法等同于社会科学的方法，反对过高地估计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的传统辩证法的重要性以及反对辩证法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所蒙受的贫乏的和令人难以接受的简单化的卓越论据。尤为重要的是，在今天，在反对那些犹豫不决或未能将辩证方法应用于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方面，在发现他们完全未能把握的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必然和自由的辩证法方面，卢卡奇的许多思想仍然是有用的。
然而，卢卡奇把辩证法只是看做理解社会的一种方法，也包含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
问题随即产生，马克思主义者是放弃一种包括存在、思维和实践在内的一般的哲学概念，还是必须接受关于社会的辩证法和关于自然的非辩证的认识方法是一致的这一事实呢？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辩证法在原则上不能应用于自然现象，这些现象缺乏任何矛盾、质变、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或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所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原则上必然是非辩证的。若果如此，人们就必须在这样两种选择中进行抉择。
（1）在这个语词的传统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哲学，它包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的认识，但对存在的不同领域来说，它包括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方法。这种缺乏方法论的一致性的选择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这就只剩下一种选择。
（2）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一种社会理论的哲学。而且对自然现象和人类实践变革的认识，要么是社会历史的一个部分，要么就不是（只有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才能讨论自然辩证法）。卢卡奇令人惊讶地选择了后一种情况。他指责黑格尔和恩格斯把辩证方法扩大到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因此，对自然界的认识仍在历史之外！但是，人们怎样才能思考和讨论自然现象呢？只有当假定人们在讨论中所涉及的一切都有意义，而且这一切也使人感兴趣的时候，哲学才能被归结为历史哲学。这是限制哲学的范围成功地保持其一致性的唯一办法。例如，对语言哲学来说，自然哲学的问题就成了用来讨论自然的语词的意义问题。如果对自然界的认识仍停留在历史之外，那么，哲学一方面要通过自然讨论总体性，另一方面这种总体性的某些部分又处于哲学以外，便是自相矛盾的了。
在此，人们开始觉察出卢卡奇的基本困难，这种困难把所有攻击或追随卢卡奇的人都引入了混乱。如果人们要讨论自然辩证法，就会混淆三种不同的东西：（1）自然界本身的过程；（2）关于这一过程的理论；（3）通过人改造和认识自然的过程而导致的理论的形成及实践应用。
卢卡奇的全部批判性考察都涉及自然过程本身的客观规律意义上的自然“辩证法”。不言而喻，这里的确不存在什么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人们可能假定，不该使用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概念，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便几乎永远要从自在的存在等于自为的存在这种非批判的、教条的假定出发。
然而，不幸的是，卢卡奇不但没有批判这种自在的自然辩证法概念，而且明确地谈到了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辩证方法在自然界中的应用。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全部论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在建构一种自然理论时，人总是在场的。而且，这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存在于特定的时代、有其特殊的需要、受其研究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及其价值驱使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成员。在这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研究和实践形式之间，认识和改造社会——主观的和意识形态的动机在这里表现得尤为强烈——之间，只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人们可能用最精确的科学——数学[6]和物理学——来作证明而不必提到生物学，但在生物学中，活力论和机械论、达尔文主义和基因学说之间的冲突在探讨绝对的客观真理方面，绝不是孤立地考察“纯粹的”事实，而且在这里，科学家“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不起任何作用。
可以说，物理学史上全部主要的概括也是如此。围绕日心说的斗争持续了整整两个世纪，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场斗争远不是两种科学观之间的冲突这一事实。它也是两个世界以及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的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比那个时代所有社会理论之间的冲突更能毁灭人生的斗争。20世纪核物理学的发展不过是现代史的一个片段，然而在这个片段中，我们时代一切矛盾都得到彰显。这种例子还很多。
为了把对核粒子的初步认识解释为因果关系和决定论思想的衰退，必须要有一定的精神氛围。量子力学在苏联经过了很长一个时间才被接受的事实[7]以及由于从不确定性的假设出发（尽管有无数次成功的实验），爱因斯坦和他的同事便简单地认为量子物理学没有说服力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正如卢卡奇相信的那样，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都不存在一个“简单观察者”的主体，他也不会“被排除在辩证过程之外”。对这一论题的最好证明莫过于事实，在当今最发达的国家，数学、物理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之特定领域中最尖端的工作的研究方向和选择标准，完全是由军事需要，归根到底是由当今世界划分为对立的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决定的。美国和苏联的许多主要的现代自然科学家已经不是为了科学而研究科学、为了真理而发现真理[8]，而是直接在为军事需要去发现那些被用来加强国家军事力量的真理。甚至一些更具和平与人道特征的重大发现，在现代政治史上的插曲也和它们在科学史上的插曲一样多。如果不是为了两大世界体系之间的声誉而斗争，我们也许不会有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政治宣传也不会赋予它们以如此的重要性。由于同样的原因，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里的事件也不会具有如此深远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心理学的后果（我们别忘了由于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在美国引起的广泛震惊）。
自然，在1919～1922年，卢卡奇不可能预言当今世界的所有激烈事件，但是他的观察表明，即使在他写作自己的文章时，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史知识也是不尽人意的。
卢卡奇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以孤立的事实或复杂的事实为特征的。然而，迄止他那个时候，自然科学在建构囊括了一个单一领域中各种现象之总体性的体系方面，充满了成功的尝试：人们只需提及欧几里德、牛顿、达尔文、门捷列夫和麦克斯韦（Maxwell）的体系便足矣。自然科学已经发展了部分与整体、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这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无法相比的——至今仍然如此。
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忽视了其材料的历史特点，而且更主要的是，它不懂得讨论自然客体的质的发展。的确，正如他在第25页指出的：“科学的准确性预设了其要素的永恒性。”但是，这只是指所有科学（包括社会科学）都要假定的相对的永恒性。人类实践之任何活动的潜能也依赖于这种相对的稳定性。自然现象大多更为恒常和稳定[9]，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一支矢就是一支矢，一条河就是一条河，即使在它流动时也是如此，质变在此并不像在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简单再生产的活动都会导致资本的积累那样迅速。不过，奇怪的是，卢卡奇忘记了人首先创造矢，然后才停止这样做；正是人才使得河流成为交通动脉、农业灌具和人造湖泊。因此，河流、生物物种和化学元素都有其历史。就其理论实质来说，那些在体系上忽视了这些历史的人犯了一个后果严重的方法论错误。[10]
令人惊讶的是，卢卡奇能以其自己的方式否认自然过程中的矛盾的存在。当人们听说自然界“本身”并不存在矛盾时，他们便立即成了那种试图描述和解释它的人。在原则上，他们可能通过变换我们的理论（尤其是通过变换和精确定义我们的概念结构）来回避矛盾。但对社会过程“本身”来说也是一样。例如，一个工人会为了提高工资而参加罢工和示威，等等。这个工人最终会从理论家们那里了解到，他的斗争的本质在于其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之间的矛盾。当然，人们可能说，不管这个工人是否认识到它，这两种地位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人们也许会答到，这个工人就处在真正的冲突之中：即存在一种利益的相互排斥状况。如果有人要称之为矛盾，那当然最好。而且，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两种自然力之间的全部冲突称之为“矛盾”呢？如果社会结构和自然冲突是相似的，用同一个概念“矛盾”来表示这种冲突就是恰当的。
我们假定，用不适合于自然现象的概念说明我们称之为“矛盾”的那些社会结构是可能的。还存在着许多既适用于社会现象又适用于自然现象的范畴，这些范畴如果没有矛盾便很难予以讨论。我们这里正在讨论的是这样一些情况，其中我们试图在概念上表现运动和变化的真实过程。我们可以用公式表述为命题I和命题II：
正在运动的物体A，在t时刻既在P点又不在P点（I）。
正在变化的物体A，在t时刻既具有性质B又不具有性质B（II）。
对于每一个给定的时间量度，人们可以给出一个长度量度以避免矛盾。我们假定，命题I可以重新表述并读作：
正在运动的物体A，在t1秒时位于点x1、y1、z1米处；在t2秒时，位于x2、y2、z2米处（I'）。
命题I'和命题I恰好等真而且更为精确。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表述了运动过程本身，而是把它表述为两种非运动状态的间断性连续。我们仍可以用这个命题来表述运动的本质：在t1时刻，秒A既位于，又不位于点x1、y1、z1分米处（I"）。
如此类推，以至无穷。
同样，我们可以通过试图将概念B分解为两个新的概念C和D来更精确地表述命题II，以引入概念B中的区别。这样我们便得到命题II'：
正在变化的物体A，在I时刻具有性质C，在t2时刻具有性质D。
然而，和前面的情形一样，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表述变化本身的过程，而只是表述了在两个间断的、连续的时刻中A具有两种相关的性质——C和D这一事实。只有在我们作如下陈述时，我们才将表述变化的本质：
正在变化的物体A，在t1时刻既具有又不具有性质C，在t2时刻既具有又不具有性质D（II''）
如此类推，以至无穷。
卢卡奇正确地指出，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许多矛盾仅仅是“对现实的一种片面理解的表征”，随着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它们将被超越或消失。然而，上述类型的矛盾却不可能被消除，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它们是现实本身的本质的矛盾”。无论是社会现象问题还是自然现象问题，“现实的本质”都包含了主观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事件所以是主观的，乃是意识存在——为活动者的人——的参与使然。这就是卢卡奇想到的唯一的主观性因素。然而，在体系上，他却忽视了另一种主观性因素，在我们讨论自然或社会的现象本质时，这种因素总会出现。
我们所说的本质是这样一种本质，它是在人类实践的认识中永恒地、客观地被赋予和设定的，并通过人类的语言和人类的概念结构得到了表述。一切时空坐标都和主体所处的参照系有关。我们在讨论各种事物和属性时所使用的一切语言概念都依赖于在解决实践问题的长期过程中所形成的习惯。我们能否按照我们的意志使概念C和D过渡到被分解了的概念B之中，还取决于这种区分在现实和实践中是否必要。当我们想要表述一个过程时，我们首先要使用一种已经通用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经验的结晶。尽管我们能创造新的概念，但只有当这些概念实现了某种实践目的时才能被创造。语言的界限也就因此而或多或少地被固定了。而且，我们既不拥有无限的时间，也不拥有足够多样的表达式来无穷地分析变化的过程，把它们分解为更新的稳定因素。只要我们综括整体，矛盾就会出现。
因此，卢卡奇在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由于受“绝对的客观规律”所支配而把社会现象理解为“纯粹事实”的思辨唯物主义时，即使其理由充分而强有力，似乎也犯了他在谈到无主体的纯粹客体时所犯的错误。他之所以没能看到辩证方法应用于自然界的可能性是因为，他对自然界的非辩证的和非历史的——实际上是前马克思的——把握。
当人们回忆起马克思在那本卢卡奇并不熟悉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然观时，这就十分明显了。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工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基本的人类能力和人类心理都只是唯一的辩证整体的要素，它们是互为一体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
[11]
进而，“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说来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地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别人，才对他本身说来是人的感性。但是
自然界是
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一般自然界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
[12]
他还说，“但是，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涎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3]。
因此，在1844年以后——当上述论断已经做出时——不可能有人达到了马克思的水平而又不懂得，真正的人的本质已经出现在人类历史中，自然界就是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正如人就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一样。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都属于一门统一的科学，所以，自然辩证法和社会历史辩证法是同一种辩证法。
自相矛盾的是，卢卡奇本人含蓄地指出了主体在认识自然中的作用，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又明确地否认了它。当他由于自然科学简化了各种现象并使之从自然环境转变为人工环境——其中自然科学的规律可以在纯粹的形式上予以理解，而没有任何偶然因素的干扰——而批评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时，以及当他由于自然科学过分的量化——这种量化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而批评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时，他本人强调了主体在研究和控制自然现象过程中的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他的批评只是部分正确的，它们只适用于各种模型和量化方法被实体化的时候，只适用于现实被还原为各种模型和量化方法的时候（就像当代科学中常有的情况那样）。但是另一方面，不仅是在自然科学中而且在社会科学中，建构模型和定量分析的各种形式是任何有效的现代方法论所必不可少的因素。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全部内容或多或少地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之抽象模型的说明和分析；对马克思来说，一切规律都是关系，这些关系在它们没有受到任何次要因素和偶然因素干扰的情况下都是有效的；在这个意义上，规律通过其非表象表现了自身；在这一点上，现象不同于本质。
为了避免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混乱，我们必须区分两个经常被混淆的方面：一是卢卡奇在原则上对自然辩证法的批判；一是他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论述的批判。在他的《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卢卡奇对恩格斯发表了某些大多已经得到证明的意见。他批评恩格斯没有充分强调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理论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革命作用。他说：
“恩格斯采取与'形而上学'相反的对比方法论述了辩证法概念的构成。他强调在辩证法中概念之明确的界线（以及它们所描述的客体）巳经消失的事实。他论证到，辩证法是从一个定义到另一个定义的不断转化的过程。结果，片面的、僵死的因果联系必然为两个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代替。但是，他甚至没有提到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最重要的相互作用，更不用说赋予它应有的主导地位了。然而，如果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法就不再是革命的了，尽管它试图（归根到底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因为这意味着没有认识到在全部形而上学中都没有触及和改变客体。这样，思想就仍然是思辨的，而非一种实践。而在辩证法看来，核心的问题是改变现实。如果忽视了理论的这一核心作用，构成'流动的'概念的优点也就变得有问题了：即成为纯粹'科学的'事情了。因而理论只能按照它是否符合普遍的科学的状况而被接受或拒绝，无论人们的基本态度如何，或现实能否被改变。”（《历史和阶级意识》，第3～4页）
这里不是全面评价卢卡奇的批判的地方。把恩格斯的著作看做一个整体并不完全正确，但引自《自然辩证法》[14]的下述论断却是充分的：
“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取得最高度的发展。”
[15]
这段引文当然不能被指责为缺乏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但它却是以某种客观主义的方式对待自然规律的，即通过人的实践（praxis）来改造自然没有被充分强调。应该指出的是，恩格斯的许多其他论述甚至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其中，“存在”和“思维”还被看成两种对立的所予，它们的关系主要还是被理解为后者对前者的“反映”。[16]
尽管如此，也不能推出自然辩证法不存在的可能性，其中人的注意力致力于人化自然的过程，即人通过生产、认识和艺术等等而实际地占有了自然过程。
总的来说，卢卡奇对恩格斯和自然辩证法的批判的基本错误在于，他过于狭隘地设想了对现实的改造。在卢卡奇看来，改变现实主要就是废除资本主义。这和他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理解为“无产阶级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这种简单的理解中，所有理性范畴都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形式和概念形式。这也和他把唯物史观理解为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德文版，第244～245页）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也是和卢卡奇关于辩证法只是在为无产阶级的行动服务的意义上才是革命的信念相吻合的。
当我们考虑到卢卡奇是在一种明显的革命形势下撰写文章，考虑到这些文章对清算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尤为必要时，他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这种局限，他密切关注对资本主义社会直接的革命改造的全部理论问题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17]1919年5月，在他写作《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时，卢卡奇是贝拉贡苏维埃人民政府的文化部长。在10月份，苏维埃政府垮台以后，他在维也纳被捕，但在年底便被释放。在随后直至1924的几年里，卢卡奇接连受到布哈林、季洛维也夫、鲁塔斯（Rudas）、A.德波林（A.Deborin）等人的攻击，这期间他一直在维也纳任共产国际为东南欧洲创办的杂志《共产党人》的编辑并担任包括共产国际大会在内的许多会议的代表和官员。当时，他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因而他的思维方式也强调政治。在后来写作的一些晚期文章和序言中，人们可以感到他在语气上的一种变化。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革命已经失败，新经济政策也被引入苏联：显然，革命不再是时代的一个事件。在写于1922年12月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以辩证方法为特征的变化：
“这种方法是彻底的历史方法。因此不言而喻，它必须经常地运用于自身，这正是这些文章的根本论点之一。同时，这一观点必须放在真正的位置，这是迫切的现实问题，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这种观点，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认识现实。”（《历史和阶级意识》，第Xiiii页）
这段论述与早期观点相比既无本质的区别，也并非水火不容。但差别是巨大的。正是在三年半以前，他对辩证方法的注意中心已经转移到现实和革命上来：其他的一切都是有问题的——是纯粹“科学的”事情。现在，直接的任务已经成为对现实的认识：革命只是在过去时中才被谈到。[18]与此同时，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他的杰作《物化和无产阶级的意识》——这是卢卡奇写于这一时期并在本书中首次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发现了其他一些早先提到过的更加灵活的观点。
卢卡奇在这篇文章中认为：
“黑格尔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自然辩证法从来不可能成为任何比公正的观察者所看到的运动的辩征法更高的东西。因为对辩证法来说，主体不能结合到这个辩证的过程中去，至少在迄今的阶段不能达到这一点。因此，他强调芝诺的矛盾，达到了类似康德的二律背反的同样水平。这就暗示了达到任何更高的程度是不可能的。
由此我们得出，有必要把仅仅是客观的自然辩证法从社会辩证法中分离出来。[19]因为在社会辩证法中，主体是包括在相互关系之中的，理论和实践是相互辩证的（不断地认识自然界是一种社会现象，因而应该包括在第二种辩证类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此外，如果要具体加强辩证的方法，那么不同类型的辩证法就应该确定其基本的形式，这是至关重要的。”
[20]
卢卡奇关于辩证法的不同类型（其中之一便可能是自然辩证法）以及辩证法类型学的必要性的思想，是非常有趣和重要的，但这个观点是从错误的前提演绎出来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它之所以可能捍卫马克思主义中自然辩证法之必要性的论题只是因为，对人来说，自然并不是某种不经主体的任何参与就具有意义的东西。如果这一前提不真，如果自然界只是客观的和脱离历史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一以贯之地讨论自然辩证法。
因此，如果说卢卡奇的第一种观点过于狭窄的话，他的第二种观点便是折中的。卢卡奇在《历史唯物主义功能的变化》中的一段论述中得出了相近的结论。在这段话中，卢卡奇用黑格尔的“客观精神”的社会形式（经济、法律和国家）与“绝对精神”的各种形式（艺术、宗教和哲学）相抗衡，并把这种对抗称为“人所涉及的自然，既涉及人周围的自然，又涉及人在自身中所发现的自然”。卢卡奇继续说道：
“当然，不能机械地理解这种区别。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无论什么被看做是自然的，这种自然都是与人相关的。人所涉及的自然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即自然的形式、它的内容、范围和客观性，总是受社会制约的。一方面，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一个直接面对的自然是否完全可能，这是一个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回答的问题，因为这种客观可能性依赖于'社会的经济结构'。但另一方面，当这些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在这种社会条件形式中存在时，它们按其固有的规律而发展，并且在它们（必然地）从中产生出来的社会生活中，保持其基础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要比'客观精神'的结构大得多。”（《历史和阶级意识》，德文版，第234页）
在这段话中，卢卡奇自己概括了他早期关于无主体参与的自然的假定：即主体与自然之间“机械的分离”。这个问题的结论在于：在自然成为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的意义上，辩证方法既可以应用于自然现象，也可以应用于社会现象。
另一个仍然存在的问题是，这样一来，辩证法不就丧失了其革命性了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革命”和“革命的”意蕴所指。在任何时代，这些词都不会具有同样的意义。如果它们被极其狭隘地设想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像卢卡奇在1919年的形势下可能理解的那样，那么，革命的辩证法在这种意义上就只能被理解为更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一种特例。今天，对许多国家来说，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往事；对某些国家来说，它代表着一种遥远而不确定的未来；对另一个国家来说，它又是一种客观不可能性。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已经采取了一种独特的、难以预测的转变方式。然而，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进步力量仍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或多或少地成功地解决了它们的问题。
如果我们赋予革命一种更宽泛的意义——即任何有助于人类解放的质变——那么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就是革命的，即使当它运用于人化自然的过程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实现真正的人类本质时，也是如此。
现实的革命变化还意指广泛的人类抚育和教育、社会的民主化、通过技术把握自然以及艺术的创造性。在今天不同于卢卡奇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特别强调辩证法的这种广泛的功能概念。而且，这一概念具有真正的马克思的广度。在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卢卡奇非常正统地解释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尽管在不知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卢卡奇独立于马克思而透彻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物化，但他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一般人道主义理想的高度。因此，他的许多观点在今天只具有历史的意义。
当然，在这一语词之最宽泛的意义上并非一切变革都是革命的变革，它们也不是对辩证的人类历史中的一切事件的描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对动态的、具体的总体性的一种综合的、批判的考察和理解：因为这种批判的考察和理解能够确保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它能被理解为历史上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现代革命过程的一个要素，就此而言，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以及发现和把握自然的一切活动，都获得了一种辩证的意义。
归根到底，对认识问题或直接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探讨，意味着一种从人类解放的立场出发的研究方法，意味着从根本上把问题理解为可能的人类自我实现和阻碍或限制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条件之间的一种矛盾。
三、辩证法在批判方法的类型学中的地位：人类学假定
批评家们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批判的分类、范畴化和概念分析的抵制，即使并不完全合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感到，这些做法把个性淹没在抽象之中了；他们感到，极端理性主义给个性带来了简单化、贫困化和教条化的危险。有益的批判远非单纯地应用知识——用技，它也是一种完全个别的、自发的创作——作诗。而且，如果批判有其历史，就必然存在着对其历史的解释，对现今批判之不同层面和类型的认识以及对未来批判之潜能的预测。没有一种关于各种可能的选择的清醒而发达的意识，就很难谈论自由，特别是批评的自由。关于批判的理性思维的任务并不一定在于被迫接受先前的探讨形式和原则，而在于发现并清楚地表达那些已经无意地运用或可能的形式和原则。因此，批判的理论并不是一种奴役，而是一种解放。这种批判的理论能将多维性引入一种具体的批判实践，否则它便可能由于过分的简单化、对各种模式的教条复制和对一定社会与一定历史状况的有限的精神视野而受到损害。
批判理论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在批判的思维和行动中引入更大的结构和一致性。通过创立一种现实而可能的批判观点和批判方法的类型学，理论把人们在个别批判家那里碰到的各种混乱不堪、互不协调的假设和方法论概念结合进一个连贯的整体之中了。当然，任何类型学都包括简化和贫乏，正是因为试图强加秩序并揭示各种极为复杂的状况的基本结构。尽管一切“理想类型”或多或少都是抽象的，但类型学促进了理解和交往，使批判采取一定的形式成为可能。的确，有益的批判从不借用各种形式：它不会在类型学中完全采纳这些形式。但是，一种有效的类型学便囊括了那种人们在此之上可能建构一种特殊批判形式的可能的思想基础的范围。
辩证法就是这些可能的思想基础之一。它不应被看做一些教条，而应被看做一切批判思维（其最终目标是人在历史上的自我实现）的理论基础。
※ ※ ※
在实质上，辩证法区别于其他基本类型的批判思维的地方，就在于上述三个概念——即人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
各种类型的批判思维之间的基本区别集中体现在是从一种人的观点出发研究现实，还是从某种超人的价值——不管它是上帝、“逻各斯”、“世界精神”、“政党”，还是世界革命——出发来研究现实。
只有第一种批判倾向才能被认为是人道主义的，其他倾向都不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它们使人服从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或者是一种人类心灵的异化产物，或者采取了一种人类行为的实体化规则的形式，或者可能只是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已经被那些抛弃了普遍的人类观点的批评家变成了一个基本目标。
在人道主义框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根本不同于所有那些构造了刻板的、非此即彼的两分范畴的批判倾向。例如，本质主义预设了人之一种既定的、不变的、固定的理想本质，从这种本质观出发，批判家们必然会为现存现象的虚假性作论证。相反，存在主义则否认了任何一种先于个别的、单一的、具体的存在的本质存在，并认为人类活动和自我发展的全部过程都是彻底开放的。从这种观点看，自我实现这个根本概念由于蕴涵了一种尚未实际存在的人的结构的潜在规定性而丧失了其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批判家既不可能具有普遍的批判性，也不可能主张任何一种判断的客观性。辩证思维在经过严格限定的相互排斥的范畴中引入了一种中介因素。人的本质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是未来历史进程的基础。它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种客观存在并不表现为一种封闭的、固定的、不变的复合体，而是表现为人类行为的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矛盾的领域，其中某些依赖于历史的因素将会实现并成为人类活动之全新结构的基础，而其他一些因素则将继续潜伏并最终消失。因此，本质通过存在而呈现为真正的形式，形成了自身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存在在总体上是不受限制的，因为它包括了一种普遍的人类结构，包括了一种可能的人的本质。
人类认识和活动的历史，既不是一种先天、有效和理想的所予的现象学发现，也不是一种不可能的乌托邦创造。历史是对理想潜能的超越，是对人之环境的不断的实践改造，同时也是人之不断的创造和自我创造。
辩证法在刻板的两分范畴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另一个例证明显地表现在功能的与根本的、连续的与间断的、“建构的”与“解构的”批判之间的区别中。功能批判停留在诸如经济、政治、艺术形式等既定的框架之中，它涉及的是非功能的细节，因而倾向于在已经存在的形式中达到一种更高的效率：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建构的”。功能批判只承认连续的变化和改变，而根本的批判则指向间断的、结构改造的需要，它要求的是改变既定形式的整体。这种批判并不寻求改善现有的形式，而是要消灭它，以便为新的形式开辟道路。与这两种极端相反，辩证法甚至在间断的变化中看到了一种连续性的因素——如果它是创造性的话。旧形式中的某些东西必然会作为建设新形式的基础而被保留：它们必然是先前全部历史的一般人的结晶。反之，一系列连续性的变化在质变中却呈现为一个总的结果，尽管旧形式绝不会被全部消灭。因此，创造性的批判既非尊奉主义的，也非解构的，其目的在于改变所有那些限制人之自我实现的历史可能性的形式，如社会的、经济的、理论的和艺术的等等。
※ ※ ※
人类自我实现的概念显然是一个价值概念，它假定了一种精致的人类学理论，这种理论既包括描述概念，又包括价值概念——否定概念和理想概念。辩证法缺乏这种得到清楚表述的人类学基础，因此会具有一种矛盾的特点：它可能以一种形式主义的方式被利用，并很容易成为意识神秘化的一种工具。如果在肯定与否定、进步与倒退、进化与革命等概念中，普遍的人类内容被表述特定社会集团之有限利益的狭隘内容所代替，那么，辩证法就会从一种人类自我实现的方法变成特殊集团或统治阶层自我确证的一种方法。
批判的人类学的关键范畴是：基本的人的能力、真正的人的需要和实践。
人类自我实现的概念预设了一些基本的人的能力，这些能力是人性之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并以潜在的先天倾向的形式存在于每一个正常人之中。然而，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它们仍被闭塞、禁锢和阻挠着。下面是这些基本的人的能力的主要例证：
（1）无限潜在的感性发展。
（2）理性，即分析形势、把握规则、在不断的变化中发现秩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想象，人在思维、幻想和睡梦中超越既定界限的能力，即设计理想化的对象、人类和状况的能力。
（4）交往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学习一种语言意义上的能力，而且也是一种不断增长的理解来自其他社会集团、民族、种族、宗教和文化的他人思想、感情、愿望和动机意义上的能力。
（5）创造性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永恒地重复同样的形式，而是引入各种新事物。
（6）协调同他人的利益和愿望的能力。
（7）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中作出评价和选择的能力。
（8）自我意识，即人发展一种对自己、自己的潜能和可能的成长方向的清醒的批判意识的能力。由于这种能力，个人才能选择改变其生活方式、其社会角色和与他人的关系。
※ ※ ※
辩证人类学的第二个关键范畴是需要。需要是人对世界的一种能动关系，即一种双重的关系。一方面，为了生存和发展，人必须不断地从其环境中占有和吸收一定的对象（内在化）；另一方面，人又必须不断地将自身置于其环境之中，不断地使其感觉、理智和体力对象化（外在化）。需要就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物理-心理的、客体-主体的关系。就一定的对象、人类及其活动是个体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而言，需要具有一种客观的、物理的特性。但需要同样又是主观的，是由于相对匮乏的个人经验所造成的紧张的心理条件。吸收对象的匮乏和个体外化机会的匮乏，导致了一种饥饿感、焦虑感、渴望感和不安感。
在人的需要的结构中，有三个重要变量：
（1）人的基本能力。这些能力越发展，人所达到的技能水平就越高，我们的需要也就越丰富、越高雅，越能得到更好地表达。
（2）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对象和人类个体。在一种被认为是匮乏的环境中，人的需要仍然是不能满足的、受到阻碍的和固定不变的。而在一种充裕的条件下，需要的实现成为一种自然状态，其主观方面——紧张感和饥饿感——消失了，出现了更高水平的新的需要。
（3）在人的需要结构中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之间进行调解的技术。一方面，技术是由达到一定实践目标的技能和方法构成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其目标在于对象的生产以及为满足我们的需要服务的物质手段。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技术已经成为人的需要结构中最能动的因素：通过其飞速发展，技术不仅决定着对象的数量和类型，而且决定着人之基本能力实现的优先权和水平。然而，技术和它生产的丰富对象却掌握在那些在私有财产和全权的政治结构基础上进行统治的权贵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不再是一种实现人的能力并满足那些在自然人类学基础上产生的需要的手段，异己的技术成了加强异己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基础。这就完全颠倒了技术、需要和制造产品之间的关系。生产产品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技术开始生产人的需要，已经人为地创造出一种对产品的需求。这就提出了现代批判人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怎样区分真正的、可靠的需要和虚假的、人为的需要。
有几种方法可以确定这种重要的区别：对各种需要的起源和发展的批判考察；对这些需要在个人生活和整个共同体生活中的作用的考察；最后，对这些需要之长期满足的心理结果的考察。这些批判考察方法中的每一种都预设了一个单一而全面的理论标准，每一种的客观性和人类普遍性是毋庸置疑的。
真正的需要是那些其满足导致了重新认识和发展人之基本能力的需要。虚假的、人为的需要则是那些与这些能力的发展完全无关的需要，因而这种需要直接或间接地阻碍和窒息了人的基本能力的发展。
※ ※ ※
对人类存在之实际结构和潜在结构（潜能与显能、真正的需要与人为的需要）的进一步分类，把我们引向了批判的辩证人类学之最重要的范畴：实践概念。实践是人的活动，其中人创造了最佳的可能性，因此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而不仅仅是一种达到某种其他目的的手段。这种理想化了的活动概念显然是一个规范概念。一方面，它根本不同于描述的、价值中立的劳动概念；另一方面，实践也是和否定的、异化劳动的概念完全对立的。
异化的（抽象的）劳动在其本性上贬低了人，并使人同其真正的存在相脱节，同实现其潜能和满足其基本需要相脱节。在“物质与自然的永恒交换”（见马克思《资本论》）的意义上，特别是在一种有组织的、标准化的生产的意义上，劳动是一切类型的社会中人之生活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生产劳动无须成为商品，无须是没有感觉的，因而无须贬低其主体。劳动强加给人的是一种高度的组织、纪律、秩序、狭窄的专业化和常规。劳动按其本性而言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然而，实践是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因而是自足的。整个历史上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活动无不具有实践的特性。但是由此并不能推出，实践是一种非现实的乌托邦幻想。实际上，它是对人类活动类型的一种设计，这种设计早就在人们生活的创造性时期作为大多数发展了的个体的行为方式存在于人类历史之中。实践最明显的特征便是艺术的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辩证法是根据一种人类活动的理想形式——这种理想形式具有艺术创造的许多本质特征——的观点，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的批判。实践是一种自由的普遍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而非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实践包括特殊的个体能力的客观性，因此，它的本质之一就是自我确证；与此同时，实践也满足了其他人的真正需要。
四、批判的辩证方法的结构
1．总体性原则
辩证批判反对一切以片面性、单一论、系统的（非工具的）偏见、不求在更高水平上重新整合整体之永恒的零碎性去削弱和割裂与现实的其他现象和结构之间的联系，用人为的类型学取代现实以及对特殊的地区、民族、种族、宗教、阶级或时代的意识和文化的任何禁锢为特征的思维。换言之，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以整体性和总体性原则为特征的。
全部历史都可以设想为一个总体化的过程。撇开一切变化，人性本身就倾向于维护和整合以往的文明所发明的那些包含了普遍的人类本质的一切形式、技能和观念。正是以这种方式，人不断地将尚未加工的、原始的自然改造为人化的、经过加工的自然。这种加工和人化自然的过程不是一个个体的、孤立的努力的问题，而是一切个人和一切以往的世世代代的人普遍的实践活动的结果。
因此，历史现象的丰富意义只能被理解为它所隶属的更为广阔的历史复合体的一个因素。这并不排除一种分析的研究方法。总体性不可能通过一种试图囊括既定现象之一切方面和一切因素的单一的概念活动而被直接理解。对总体性的直接想象只能理解为一种指导进一步的思维过程的初步的、假设的抽象。它将具有一种直觉的、非理性的、甚或神秘的特征。
为了研究细节、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并发现清楚地表达一种模型的方式，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辩证思维并没有因此而停留在分析的阶段上：分析必须以综合为补充。综合在不同的特殊事实和一个可能完整的模式的不同片段中起着一种中介作用，只有当一种现象在理解上被整合进一个具体的、更为广泛的总体中时，它才完全有意义。
中介作用可以由一般性和普遍性之不同程度的总体性来执行，如民族文化、阶级权益、基督教、西方社会，等等。这些总体性是局部的和不完备的。唯一真正、具体和普遍的总体性的观点必须是一种发展和解放了的人的观点，即实践的观点。
在过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设想如此广阔的、人类学的总体化过程时总是不成功的。批评家们被要求服从党的路线的原则，使创造性从属于政治利益、从属于意识和行动的有限领域。而那些反对这种错误的、异化的、总体化的人则常常宣布各种总体化并选择了技术论和唯美论。真正的选择是在人类自我实现的统一设计中整合全面的创造性。
具体的辩证总体性的观点不仅仅是和关于总体性的各种抽象与神秘的观点相对立的。科西克（Kosik）在他的《具体的辩证法》一书中，有力地批判了三种“虚假的总体性”形式。虚假的总体性的第一种形式是缺乏反思和分析的空洞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把全部现实财富都“置于括号之中”，对细节感觉迟缓，对各种新的现象和倾向缺乏洞察力。尽管整体不可能直接被领悟，但却可以通过对各种孤立因素的分析，通过事实和过程、部分和整体之间的中介逐步获得认识。虚假的总体性的第二种形式是抽象的总体性，其中整体只有在牺牲部分的情况下才被认为是实存的。这种抽象的总体性缺乏结构的起源和发展、实现和分解，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这种观点的变种包括有机体论、整体主义和谢林的唯心主义（它假定了整体先于部分而存在），以及一切把历史的本质（“逻各斯”）和简单的经验事实强行割裂开来的历史观。具有这种总体性形式的人类经验现实仍然是平庸的、零碎的和没有意义的。而历史则被神秘化了，被改变为一个在人的背后自行完结的超验实体。
虚假的总体性的第三种形式是恶的总体性，其中人作为真正的历史主体被一种神化的主体——独立于人的意识和意志的非人的技术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替了。
对具体的总体性的辩证观点来说，重要的是，总体不是在牺牲部分的前提下才被认为是实存的，它是动态的和开放的，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而非各种异化结构的相互作用被创造的。
2．历史性原则
辩证批判反对一切关于现象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考虑到共时性方面，而没有考虑到历时性方面，为逻辑牺牲了历史，并把时间以外的对象的形式和系统当成了某种静止和固定的东西。从辩证法的观点看，结构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是不可分割的：总体只能根据它在历史中的地位而被全面理解。每一种想象中不变的、稳定的形式，事实上都是先前的人类活动模式的结晶。对过去作抽象，会忽略其人的、创造性的起源，并把它当做某种异己的、物化的和神秘的东西。反之亦然，对与过去相联系的现实作抽象，就会失去对以往的社会作出正确评价的可能性。只有从一种更高的发展阶段的观点看，人们才能评价历史中新的革命的东西，这正是马克思下列论述的含义：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21]
辩证批判通过对现存社会形式之本质和历史起源的说明而剥去了其神秘的外衣。另一方面，它又使毫无活力的历史财富充满了生机，阐明了它们的现实意义及其在现存的现实形式中的作用。
未来和现在与过去同样处于一种辩证的关系之中。每一种现存的形式都是一个包含着各种可能的未来的复合体。为了现实地设计未来，为了确立各种实际可能的目标，我们首先必须确定明显地存在于过去事件中的各种规则即使在其他类似的条件下，它们是不可能的；其次，我们必须了解现实的实际状况，特别是人的素质和主体因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未来是由现实的客观状况决定的；反之，人所选择的目标类型对他们的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每一种关于未来的设想都承认它和现实之间的批判性距离，但是，只有和现实存在着批判性距离的人才能正确地说明历史。因为它不仅能看到那些导致现实的东西，而且还能看到那些在现实中尚未实现、作为一种可能的新现实之萌芽的东西。马克思以下述方式表达了这一思想：
“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
[22]
具体的历史分析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准确地确定引起我们兴趣的主体历史的起点。辩证的历史分析远胜于对主体历史之常规的表面浏览，这种浏览武断地划定了主体历史的起点，而且武断地选择了后来的许多事件。辩证的历史分析的目的在于，确定既定主体之最简单的、原始的细胞形式，在这种原初的形式中包含着其基本的结构，抽象了在其后来的更为发展、更为复杂的形式中所包含的一切次要因素。这种原初形式可能是这样一种现象，当它首次出现并涉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规律时，它代表了一种罕见、偶然的，甚或例外的、唯一的情况。然而，对被分析的主体而言，这种原初形式是必要的，因为它包含了后来各种形式的全部基本矛盾，因而充当了后来派生出的充分发展起来的主体结构的基础。例如，就价值而言，有商品的简单交换；就生命而言，有最简单的蛋白质；就化学元素而言，有氢原子；就艺术而言，有旧石器时代的动物雕刻。
只有这种历史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整体分解为真正本质和必需的各种要素。
“可能参与一种新的事物发展潮流的诞生，但又不是这种诞生之必要条件的一切因素，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不复存在、不复再生。在发展的较高水平上，它们不再显现并消失和沉没于以往的黑暗之中……因此，历史之真正的客观过程便产生了一种抽象，其中只有发展之具体般的要素才能被保留下来，才能澄清那种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和偶然情况相吻合的历史形式。”
当分析深入到原始的、尚未分化的整体的本质要素时，当原初的形式及其真正的历史关键点已被确定时，历史综合的前提便奠定了。这个前提在本质上是整体的派生，是以其简单、原始的形式为基础而发展了的结构。辩证的综合绝不仅仅是各种简单、片面的抽象的折中拼凑，当折中主义者从一种抽象走向另一种抽象时，辩证法家则使抽象走向具体。这一过程是和从某些形式到另一些形式的“归纳”相反的。“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23]
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很少为其大多数批判家，甚至许多追随者所理解。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把社会上层建筑的全部形式都简化为经济基础了。正是由于这种教条主义的、先验的和归纳主义的研究方法，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懒惰的和抽象的。当然，当萨特间接地指向其同代人的时候，他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缺乏一系列中介，这些中介能够允许我们理解在一个阶级和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社会框架中所产生的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过程。”萨特主要指向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事实在于，已经提出的历史分析——即使是由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人物卢卡奇和伽罗蒂（Garaudy）提出的——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水平，或具体的辩证法所提供的可能高度。实际上，与分析的演绎相反，没有复杂的中介网络的辩证推导是不可思议的。辩证推导的主要任务是发现那些现实的、辅助的、特殊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足以丰富单薄的理论基础并使之具体化，从而使得发展结构中的一切重要因素都受到明确的限定。不论我们是否想要推出海德格尔的哲学、法国革命时期吉伦特主义者的观点，还是P.瓦莱里的诗歌，这一点都是适用的。每一个这种推导过程都预设了普遍性、特殊性和唯一性之无数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和文化的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总体化。因此，普遍的历史结构和发展倾向在不同的领域、环境、社会群体、阶段和文化氛围中，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
无论辩证的历史性的一般原则是否具有理智的和道德的（尤其是艺术的）进步主题，它都是一个不同的主题，而且这种主题总是处于争论之中。卢梭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灵魂随着科学和技能趋于完善的程度而败坏”，“随着丰富的财富，科学装饰了把人束缚在一起的铁链，它在促使他们热爱奴役方面获得了成功”。歌德临终前在和艾克尔曼（Eckermann）的讨论中表达了他对人类道德进步的怀疑：“除了有限的时期以外，人将变得更厉害，而不是更善良、更幸福或更富有生气。”特别是涉及艺术时，有许多理由支持这种怀疑论，因为和科学相反，艺术并不是积累的。在科学中，对真理之每一次创造性的接近，都被作为一个持例被纳入在后来的、更完善的、更一般的理论和体系之中。另一方面，艺术则通过对许多已经建立起来的规则和成就的拒斥，通过对全新的表现形式的探索而获得进步。古典的形式，如透视画法、复调音乐、十四行诗、三幕剧，等等，便似乎是与现代艺术形式完全无关的。
因此，评价艺术的唯一标准是不存在的。很难说布拉克（Braque）与查戈尔（Chagall）、欣德米斯（Hindemith）与霍尼格尔（Honegger）谁更伟大，正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人们甚至更难确定新近的创作比先前的创作更伟大。迄今还没有人超过P.德拉·弗朗西斯科（Piero della Francesca ）的壁画、科里利（Corlli）的大协奏曲、巴赫（Bach）的弥撒曲与大合唱或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悲剧！
但是，如果从人之全面的自我实现的观点来评价进步，人们就可能捍卫艺术在发现人类存在之新的不同层面上已经取得了不断的成功这一观点。的确，现代艺术由于膨胀而蒙受损失，而且它的许多追随者与其说是为艺术而生，不如说是以艺术谋生。然而，最优秀和最富有创造性的现代艺术却证明了在古典艺术中未被发现的一种极为精致的敏感性以及思想、感情和冲动的丰富性。现代艺术已经构造了大量新形式，创造了一种如此丰富并充满了细微差别的语言，以至任何人都可以以一种更为个别、更为精细的方式表达任何事物。进步不过是创造一种广泛的可能性，不过是增进人的自由。实际上，这是理解任何一个领域中先前进步的唯一方式。科学技术的进步将增进人类认识和驾驭自然的能力，但问题仍然在于如何运用这种能力；政治进步将在决策和管理上提供更广泛的个人参与，但并不能保证更合理的决策。同样，艺术进步只能意味着自由的增长程度和各种有效的表现形式的增长。因此，提高人类艺术表现的可能性将变得更为普遍，并将整合人在自身及其不同条件和不同传统影响下的环境中已经发现的无数成分。
3．自决原则
辩证法超越了任何一种刻板和机械的决定论。历史是开放的，而且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既然人在原则上能超越自身及其境况，由此可以推断，对未来进程的预测相对来说就是不确定的，对以往事件的解释也是不完备的。因此，辩证法对关于历史的未来进程或艺术的末世说和教条陈述持一种批判的观点。辩证法的关键范畴不是必然性而是可能性，换言之，不应该认为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人的境况似乎只有一种得以改变的方式，而且生活只能有一种状态。有多种可能的未来——未来的状况能否存在取决于人的活动。
另一方面，辩证法是对非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批判。并非所有可能性都是开放的：人的自由并非是无限的，而且也不可能在每一种逻辑上可能的方向上不断超越自身及其境况。人已经具有一定的实际特性和一定的潜在结构，其境况也具有许多特殊的性质、规则和总的变化方向。人及其境况都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一旦它们成为“既定的东西”，许多理想的和在逻辑上可能的未来事件则被排除了。不过，人们仍可以讨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然而，这种决定性却被否定地限定为排除各种可能性，而非对这些可能性的证明。由此可以推出辩证法和机械论的两个重要区别：
（1）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中，排除逻辑的可能性才会导致一种单一的、现实的、必将消失的可能性的决定性。这种可供选择的、现实的可能性将会实现的观点和否定的、辩证的决定观是完全一致的。
（2）物质和文化的发展水平越高，决定性就越是转变为自决——即不仅是在一定的境况中，而且是在更为广阔的界限中的自觉的历史创造。这并不排除社会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但这些规律不应被理解为物化的力量：它们不过是人类行为的规则，它们只适用于一定的条件，而且只是在人们以一种特殊的常规方式行动时才有效。然而，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人具有自我意识和经验厌腻的能力，并厌恶同一事物的重复，厌恶其自身的生活方式。这种批判和反叛的自我意识在业已确立的行为方式中可能导致根本的变化。就这些变化只发生在个体存在的水平上而言，它们对共同体的生活并无深远的影响。这些变化也可能相互抵消，而剩下不变的社会平衡。但是，许多厌腻和反叛还具有一种集体的特征：批判的自我意识可能以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形式得到系统的阐述，以表达不满足的社会需要，并设计一种能满足这些需要的社会组织的可以接受和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因此，那些在大规模的个体行动中所发生的并在一定的社会规律作用下的变化，在已经建立的社会现实的结构中导致了根本的变革。这种受对现存状况之清醒意识指导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可能是真正的自由：它可能导致一种乐观的而非仅仅是最可能的历史可能性的实现。
在原始社会，在人类历史刚刚开始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机械决定性。在许多情况中，不存在人是否想生存的选择。在一个局部发展的社会，决定性具有一种物化的、统计学的特征，即存在着多种选择，但人们却没有意识到它们；或者由于利益的冲突，由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相互作用及彼此抵消，以致历史进程继续以多种规律的形式出现，而导致一种最可能的，而非最人道和最合理的结果。由于知识在高度发展的社会中的巨大增长，人们已经获得了控制和改变社会进程方向的力量。就这种知识和实践力量应用于人的自我实现和满足真正的人类需要而言，决定性不断地获得了自决的特征。
4．矛盾原则
一方面，辩证法是对所有将实践的历史力量置于各种超验的、超人的、超自然的和超历史的因素之上的哲学类型的批判。另一方面，辩证法是对所有以一种物化的方式考察历史动力的观点的批判，这些观点将一种独立的力量附加给各种组织和结构，而它们实际上不过是物化了的人的力量（市场、资本、国家、民族利益、教会、政党，等等）。事实上，历史通常的确是通过这些异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发生于人的背后，但辩证批判的任务正是在于揭去这些因素的神秘性，并说明它们不过是人类活动——即那些利益处于冲突中的对立的社会集团的活动——的表现。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自觉而相对自由地改造社会并自己创造历史，而不是弃之于盲目的、非人的、不受控制的各种技术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我们就必须努力去发现：
（1）哪些对立的力量处于冲突之中；
（2）哪些力量促进发展、自由和人类的自我实现，哪些力量阻挠和妨碍各种最理想的发展的可能性的实现。
辩证法并不仅仅局限于分析那些具有阶级性的冲突。为了理解当今的美国社会，指出小资产阶级、反对消费的老一代人和消费取向的年轻人（这些人在出身上也是中产阶级）之间的两极分化是极为重要的。然而，许多冲突都具有一种阶级冲突的因素。白人和黑人的冲突决不仅仅是种族的冲突，它也是深受压迫和剥削的少数人反抗的结果。甚至学生斗争也具有某些阶级冲突的性质；在向过分强调消费重要性的社会挑战时，学生们同时也是在向整个制度赖以建立的基本前提的合理性——顷向于利润无限增长的合理性——挑战。
社会历史只是矛盾原则适用的一个领域。这一原则的人类学解释和应用对理解和批判地分析艺术作品是非常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内部矛盾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大多数艺术的永恒主题。理智与情感、自由与责任、人所寻求的意义与世界的荒谬、自觉的意志与盲目的机会、人的意向与命运、主观的价值与客观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是艺术之永恒的主题。从根本上说，这些主题就是矛盾。艺术家的使命就是解决这些矛盾。
归根结底，认识的结构同样如此。对一个认识过程借以开始的问题的清楚阐述，本质上就发现一种重要矛盾，问题的解决则表明了如何才能在实践上超越矛盾。
对思维过程的这种认识是辩证方法的全新之处，而且正是这种观点——而非任何其他观点——区分了辩证方法和所有其他哲学方法。
在这样两种思想倾向——即在其静态的（平面的）层面上描述和解释现实的思想倾向以及发现现实变化之各种可能性，并因而发现其动态的（立体的）层面的思想倾向——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区别。从平面的、静态的层面看，矛盾很难被察觉，而且总是可能为各种适当的精致概念所回避。而当问题被从一种动态的观点——作为时间内的一个过程，作为各种对立的力量和倾向之间冲突的一个领域，作为各种相反的和可能的未来的一个复合体——考察时，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便成为这样一种努力——即在概念上表达孰是孰非，熟具有一定的倾向但又在失去它们，孰尚未成为某物但又在接近它——的结果。
辩证思维的目的不是简单地陈述矛盾并以此为满足。对现有矛盾的消极态度只能为那些懒于思考并把一切矛盾都当做谬误、概念混乱或语言贫乏之结果的人所坚持。对辩证批判而言，发现矛盾应该是努力解决它的起点。
5．超越原则
超越原则（“否定之否定”）说明了质的结构变化的真正本质：它阐明了解决矛盾的一个特殊的创造性方法。解决一个对象的矛盾，就意味着废除其中那些在根本上是消极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是对所有那些把变化仅仅归结为单纯的量的扩张、增减和严格的进化过程的思想倾向的批判。所有这些倾向的特点都在于仅仅把变化设想为连续性，而且绝不向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挑战，只向其各个组成部分和要素挑战。对社会理论的这种谨小慎微的探讨，通常是和一种保守的态度以及一种维护现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相反，对待现实的辩证态度的特征则在于这样一种假定，即对未来发展而言，现实之任何一种现存的形式在其实际性质和潜在能力之间都充满了矛盾。
从历史的观点看，现存的形式在过去是作为一种新质、作为潜能的一部分实现而出现的。但是作为某种稳定的东西，作为同一性的载体，现存的形式又具有某些抵制任何进一步的质变以及与结构变化不相容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发展的极限：从内在的巨大潜能之进一步实现的观点看，它们是否定的。因此，变化绝不能仅仅理解为肯定的增长，而且也应理解为内在极限的突破（“否定之否定”）。
另一方面，辩证法是对所有那些过分强调变化的非连续性方面，并把否定设想为对既定形式之全面破坏的思想倾向的批判。无论是尊奉主义者还是虚无主义者（一个在根本上倾向于维护现存形式，另一个则完全倾向于破坏现有的形式），都完全缺乏历史感。前者生活于过去之中，看不到现存形式怎样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后者则生活于未来之中，看不到现存形式包含了某些过去的真正富有创造性的结果，看不到无论其局限如何，现存形式也是历史进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和各种永恒价值的载体。因此，“超越”的观点不仅包括废除消极的东西——内在的局限，而且包括维护“积极的”东西，即所有那些对进一步的发展来说是必要条件的现存形式的要素。
在辩证的超越看来，对变化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确定变化着的系统的显著特征。
第二，我们应该详细阐明那些我们感兴趣的变化层面。讨论技术革命、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合理的，但把革命仅仅归结为其中的一个层面就可能形成一种局部的超越，导致各种混杂的社会形式，混淆各种不同的、不相容的社会系统的性质。因此，社会革命的观点是指社会系统在其总体性上的变革。但这并不排除把不同层面的变革——从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理解为一种单一的全球性的过程和社会革命的必要阶段。事实上，这一过程也可能只是作为一系列局部的超越而实际地发生，因而，在每一种特殊情况下，根本的问题将在于：哪一种局部的超越在导致其他局部的超越以及超越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我们应该确定系统之客观的历史可能性的范围，这就预设了对该系统之外部的和内部的决定因素的可靠认识。这些决定因素把各种可以想象的、合乎需要的可能性的广泛领域，归结为一些相对有限的、现实可行的选择性。
第四，通过应用我们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最终是以人的自我实现和人作为一种实践存在的思想为基础的），我们将在各种现实的历史选择性中进行抉择，并献身于一种最人道的选择性的实际实现。这将成为我们活动的目标，并在整个超越时期内给我们指明方向。
第五，通过说明系统的那些显著特征（这些特征阻碍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或者它们的废除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我们将确定系统之根本的内在局限（“否定”）。
第六，在实践上废除系统之根本的内在局限。从辩证超越（因而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看，不管这种废除是剧烈的还是非剧烈的，是突发的还是渐进的，是一步的还是多步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只要能减少全人类的苦难，宁可选择后一种方式。正是对发展之结构性障碍的这种有效废除，赋予变化以超越的特性。
超越的本质经常受到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追随者们的曲解，特别是那些从未研究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的人。两种最常见的错误观点是：（1）把否定之否定的三合一形式归结为一条关于三个相继阶段的规律；（2）那种认为超越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发生的刻板的决定论观点。
在黑格尔那里，正题、反题与合题指的是任何一个概念中的三个基本的要素：（1）自我同一；（2）在一种内在局限意义上的自我否定；（3）超越的行动或对前两者的否定。而在那些无能的学者手里，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解释则把每个阶段的三要素当成了三个不同的相继阶段。这样，一个构成任何批判思维和革命思维之真正核心的原则，便作为精神运动的一个陈腐规律而终结了。因此，很难发现例证，更不用说，澄清例证。
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实际上是单向的、刻板的和决定论的。马克思的辩证思维则不然，它绝不止向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开放。在任何既定的情况下，都存在着众多的超越形式。这些形式本身之间的区别既表现在各种理论假定和历史主体之需要的优先权上，也表现在过去的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几乎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将采取它自身的特殊形式，并将导致一种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
正是社会主义的这些形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局限，如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浪费的、利润取向和市场调节的生产，资产阶级和官僚手中的压迫的极权国家以及总的不平等、竞争和以私有化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然而，这种超越在形式上、在新的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特点上，将是不同的。因为每个社会仍将依赖于不同的技术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而这些基础是由不同的成就、传统和已有的历史经验决定的。
※ ※ ※
尽管无论在哪里，辩证法一直以一种被归结为意识形态神秘化的武器的可悲形式得到确立，但是，仍存在着对辩证法进行合理的和人道主义的重建的巨大可能性。
辩证法是对诞生于人类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期中的许多伟大而丰富的思想的综合，而且这种综合是和一种现代的、历史的、行动取向的思维的需要完全一致的。这些需要是：克服零碎的、狭隘的专门知识（尽管这种知识并没有诉诸整体主义之思辨哲学的模糊概念）的需要；超越机械决定论（尽管这种决定论并没有回到一种绝对行动自由的抽象的浪漫观点上去）的需要；维护一种历史方向感（这种方向感并无任何教条的、先天论的因素）的需要；克服科学中立性之神秘性（尽管这种中立性并没有牺牲客观性）的需要；彻底改变不合理、不人道的现存生活形式（尽管这种生活形式并非是一种盲目、任性的破坏）的需要。
辩证法作为绝对精神的外在形式，作为对历史的末世学解释，作为物质、社会和精神之最一般规律的“哲学”——属于过去。未来有生命力的和不断需要的是一种一般的哲学理论和具有批判的实践取向的思维方法意义上的辩证法。
[1] 《老子》第五十六章、第八十一章。——译者注
[2] 一种状态可能只包含一个成分，例如在一种刻板的决定论状况中；或者它可能是空洞的，例如在破坏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的状态中。
[3] 在哲学文献中，辩证法有时也具有哲学家们（包含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的另一种含义，他们把哲学归结为逻辑，并倾向于把辩证法当做一种特殊类型的逻辑。这种辩证法的概念比那种把辩证法当做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它包含者解决一切哲学问题——本体论的、价值论的、伦理学的、美学的、认识论的——原则）的说点更为狭隘。
[4] 就理论和方法的水准而言，方法论的水准显然是一种“元水准”。
[5]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5页——译者注
[6] 数学是所有科学中最抽象的学科：因为它不讨论任何现实的有限领域，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在此极不明显。然而，尤其是对数学的基础来说，它却是显而易见的。数学的三种基本观点——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建构论——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客观主义哲学、主观主义哲学和形形色色的行动哲学之间的区别。所以，数学也有其意识形态的、历史地受到限定的前提。
[7] 依赖于朴素的、常识实在论的意识形态对接受新的科学理论提供了巨大阻力。例如，D.伊万诺维奇的《论相对论》告诉我们：“人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认为，无论是狭义相对论还是广义相对论，既没有赢得广大群众，也没有被接受，尽管在物理学、哲学和一般科学许多领域中许多最著名的权威作出了巨大努力。……人类通过经验获得了关于自然或一定的自然现象的观念，这些观念代表了一种关于客观存在的现实的适当图景。由于一定的数学对称性或一定的研究方法和思维的细节（？！）而修改这种观念，是毫无根据的。”（第468页）
[8] 卢卡奇在好几处声称，自然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就是推进科学（例如，第10页）。
[9] 某些自然过程——包括质变——无疑要比产格的“社会”过程发展得快得多。例如，核子中分裂出的每一个介子以百万分子一秒的速度衰变为电子和中子。
[10] 作为一种方法，对一个过程的动力的抽象暂时是允许的，而且在全部研究和生活活动中甚至是必要的。
[11]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12] 同上书，第90页。
[13] 同上书，第92页。
[14] 《自然辩证法》1925年以前尚未全文发表，卢卡奇并不知道它。但这里的引文出自《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是一篇早在1896年就发表于《新时代》杂志上的论文。
[15]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岀版社1995年版，第383-384页。
[16] 卢卡奇在“序言”中说：“在特定的意义上，捍卫反恩格斯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正确的。
[17] 卢卡奇认为：“伯恩斯坦从这种愿望——即把方法从黑格尔主义的'辩证图套'中解放出来——出发，推演出真正现实的政治结论和经济结论表明……如果谁想要建立一种彻底的机会主义理论、一种没有革命的'进化'理论、一种没有任何冲突就能'自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那就必定（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取消辩证法。”（《历史和阶级意识》，第5页）
[18] “革命岁月的经验为正统的（即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本质方面提供了极好的证明。”（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xlii页）
[19] 在他对恩格斯的（实际上是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例证（指水的变化形式的实例）的评论中，卢卡奇据此所作的理解是明确的。卢卡奇断定，这个实例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但恩格斯却忽视了这一事实，即“当这种观点改变时，甚至那些似乎是纯粹的量变现在也成了质变”（《历史和阶级意识》德文版，第183页）。
这个评论是正确的，极其深刻的。恩格斯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通常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这是量变和质变[b]自身的[/b]问题，与人对这些变化的评价的观点无关。然而，卢卡奇并没有在这些正确思考的基础上得出自然辩证法应该摆脱玄思冥想，并强调主体的积极作用的结论，相反却抽象地得出了“纯粹客观的［!］自然辩证法必须与社会辩证法相分离”的结论。
[20] 《历史和阶级意识》，第207页。除了卢卡奇用来强调对自然的[b]认识[/b]不同于自然本身的“认识”之外，所有着重号都是笔者所加的。
[21]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22]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
[23]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0页。
感谢 黄胜利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