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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角落：秘鲁早期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马里亚特吉（1894-1930）
﹝苏格兰﹞迈克.冈萨雷斯（Mike Gonzalez）
毛琛 译、madaohiki 校
迈克·冈萨雷斯发表了他2019年8月发行的新书《红色角落：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马克思主义》（In the red corner: the Marxism of Jose Carlos Mariátegui）的概要，讲述了这位塑造了秘鲁早期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平和政见。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e Carlos Mariátegui）1894年生于秘鲁的莫克瓜（Mariátegui）市，十几岁时是一名激进分子，二十多岁时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自1923年从意大利回国后便成了一名“忠诚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时，他还剩下不到八年的生命，而他作为一名思想家和活动家所做出的的贡献却熠熠生辉。
他塑造了秘鲁早期的工人运动，为左翼运动发展创办了平台，根据拉丁美洲的现实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名革命家，他质疑资产阶级领导下渐变式的改良主义和共产国际将十月革命作为唯一模式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运动的教条主义。
在两个系统之间，两个思想之间的斗争中，我们不认为自己是旁观者，也不是在寻求第三条道路……尽管社会主义诞生于欧洲，但它是世界性的运动，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马里亚特吉1930年逝世于利马，享年仅36岁。他深深影响了秘鲁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然而在近60年的时间里，他被遗忘和忽视，他的思想也被曲解。
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20世纪末叶，拉丁美洲受到新自由主义最猛烈的冲击。跨国公司挖山毁林，将土地用于大豆种植和养牛业，全新的工业水坝迫使数百万人失去土地蜷缩在大城市周围的贫民窟。在社会政策中所取得的东西被一扫而空，工会被破坏，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随着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基层运动席卷各地，爆发了“粉红潮（the pink tide）”[1]。这些活动一方面动员了社会当中最贫苦、最边缘化的群体，包括原住民和城市贫民，另一方面也赢得了新一代诉求妇女地位和生态意识的学生们的支持。在厄瓜多尔，由于大量原住民的抗议，三个政府垮台。在玻利维亚，水和天然气战争标志着新世纪的到来，他们赢得了对妄图控制该国自然资源的跨国公司的胜利。 在委内瑞拉，2002年一场颠覆查韦斯政府的政变也被群众运动挫败。
这些运动催生了许多新的民主组织，并将资本主义全球化视作敌人，但是其政治核心思想却存在空白。他们宣称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个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s）的口号从2001年开始将这些运动群体团结在一起，但是这个口号并不明确。东欧的“社会主义”社会变成由积累和利润的驱动的暴政，与资本主义世界并无二致。现在许多声称代表“社会主义”的群体却和新自由主义勾结在一起，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
马里亚特吉是一位具有创造力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以上是他被重新发现时的情况。
马里亚特吉幼年经历过一场重病，尔后15岁进入利马的报纸《新闻报》（La Prensa）做印刷助工，一年内发表了多篇文章报道了利马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他还属于前卫艺术家的圈子。1918年（一说1919年，待查——译注），他创办了《理性报》（La Razón）明确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第二年年初，工人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罢工，马里亚特吉和他的报纸是这些罢工的热烈拥护者
1919年1月的大罢工要求8小时工作制和控制生活必需品价格。秘鲁当时的工业主要是是棉纺织业，这些棉纺织业主要分布于利马及其周边。但是第一世界国家需求的下降，带来了失业和食物价格的激增。无政府主义者组建新的工会，在赢得诉求以后，他们在街上将马里亚特吉高高举起。但新总统奥古斯托-莱古亚（Augusto Leguia）对变革和现代化的承诺是短暂的，他承诺的改革从未兑现。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驱逐马里亚特吉，迫使他政治流亡欧洲三年。但事情并不是莱古亚所期望的那样，这个年轻的激进分子在欧洲受启蒙了。
在欧洲接受启蒙
1920年马里亚特吉到达意大利时，新的秩序正在酝酿。过去，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都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会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1917年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十月革命，在工人们的集体行动下取得了胜利，这昭示了剧烈变革的可能性。诞生于革命的俄罗斯苏维埃，是一种新的由人民掌握权力的机构，它是这个新世界的体现，是一种新的民主。在意大利都灵的汽车工厂，一开始工人委员会还只是一个罢工组织，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之际，它已经成为一个直接挑战资产阶级的人民权力机构。在他的寄给利马报纸的文章《意大利的来信》（Letters from Italy）中，马里亚特吉描述了欧洲激烈的政治辩论和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威胁与可能性。
十月革命过后，围绕压迫、文化扮演的角色和工人经验的多样性产生了丰富而极具创意的辩论。正在意大利的马里亚特吉参与到了这场改良主义和革命之间的大辩论之中，并且结识了安东尼奥·葛兰西等人[2]。虽然马里亚特吉去世太早以至于没能见证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但是其中有些思想马里亚特吉似乎早有预料。
1923年，马里亚特吉回到了秘鲁，受邀于秘鲁人民大学（People’s University in Lima）做了一系列关于世界危机的演讲，这些演讲明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而他也正是在欧洲期间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马里亚特吉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谁是秘鲁革命的主体？”在他的时评《5月1日和统一战线》（The first of May and the United front）给出了他的答案，文章中他论述了在工人阶级刚刚出现的地方应当如何进行革命运动。欧洲的经验既至关重要也鼓舞人心，但是对于不同的环境，不能生搬硬套。在他的最著名的著作《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3]中，他首次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论述了秘鲁的现状。这使得包括中央谷地铜矿的矿工和美国公司雇用的石油工人接受了工会并加强了工会的力量。但是秘鲁65%的人口都是生活在安第斯山区的高地，处于半封建制度下。社会主义的事业不能忽视他们与凶残的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因为这些地主也是依附性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
同时他也描述了秘鲁的资产阶级。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他们就是控制秘鲁经济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他们没有民族独立和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的想法。所以民族解放的任务落在了工人、农民和土著群体的联合阵线肩上。这个联合阵线将会而且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并选择有共同目标和共同敌人的盟友。他在1923年的演讲清晰地展现了这些观点。
正如他所写和论证的那样，革命无法提前预知和计划。他们往往是阶级斗争在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受到中心行动者的历史和文化经验影响。在一个60%人口都是土著的国家，他们的斗争经验和传统一定会深深影响着革命的面貌。
建立联合阵线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秘鲁原住民群体和其余部分之间的交流和理解都十分微弱。虽然在时间上不谋而合，但城市工人和矿工的第一次工会斗争，是没有联系的。1926年以后，马里亚特吉创办了期刊《阿毛塔》（Amauta），为建立工会之间的联系做出了关键贡献。它汇集了欧洲和美洲革命运动的著作，并与其他流派如Apra（曾经声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族主义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和辩论。通过这些辩论，马里亚特吉赢得了新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支持，使他们没有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与此同时，这份刊物成为原住民发声的平台，并且提供和分析有关原住民斗争的新闻。
斯大林主义
到1928年，他的《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出版的时候，马里亚特吉进行了截肢并只能在轮椅上活动，但他的精力从未衰减。他各方面的文章多达20卷，他在利马家中的日常聚会将运动中不同背景群体的人团结起来。
共产国际曾经为革命者们提供了一个辩论的平台，托洛茨基也曾在这里主张“联合阵线”，但是共产国际现在已经变成了斯大林控制下的苏维埃政权的工具。斯大林定义的策略被作为一个通用的方法强加于所有运动中。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每个共产主义者都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才能被接纳到世界革命中。
在斯大林的控制下，这些条件进一步变成为必须无条件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托洛茨基遭受的迫害就是异见人士的下场。
到1928年，对于接受那些条件并组建共产党，马里亚特吉感到压力巨大。他已经建立了秘鲁社会党，并起草了秘鲁工人代表大会的首份章程和宣言。他对社会主义的热忱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也是他写作的思想源泉。但是这不是斯大林狭隘的宗派主义，而更接近于葛兰西和科尔施富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4]更重要的是，斯大林主义认为此时工人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决定性的“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已经面对了最终的危机，共产主义即将取得胜利。任何怀疑这个真理的人都会受到谴责。这会导致运动中共产主义者和其他群体的分离，在秘鲁工人阶级和土著群体之间制造隔阂，破坏马里亚特吉设想的革命基础。
通过对土著群体历史的研究，马里亚特吉发现了印加文化中存在着强大的集体传统，这体现在土地共有的理念，以及名为阿伊鲁的社会组织。[5]
他所发现的、引起巨大争议的共同点，就是他所说的 "神话"——在每一种流行文化中，都有指向不同的预期未来的文化表达。这让他重新定义了“安第斯的社会主义”（Andean socialism），这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倒退，而是这些共同点的证据，这些共同带你可以将无产阶级联合阵线中的各部分团结在一起。
1930年，马里亚特吉临终之际，他拒绝向斯大林主义屈服，不愿意组建会导致运动分裂的共产党，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对他进行了谴责，称这场运动为“民粹主义”运动——这是对所有异议者和异端分子的侮辱。然而，他的思想经久不衰，对未来的一代人来说，他的思想是有意义的，马里亚特吉的著作与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传统，以及对革命的期待产生了共鸣，这也正是马里亚特吉所期待和努力建设的革命。他的思想和以往一样具有目的性，可以帮助建立新的革命运动，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解读也有助于建立新的革命运动。
2019年9月24日
迈克·冈萨雷斯（Mike Gonzalez）是一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曾任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西语系拉美研究教授。
原载爱尔兰左翼网站Rebel
原文题目：In the Red Corner
原文链接：http://www.rebelnews.ie/2019/09/24/3880/
[1] 粉红潮这一概念由拉瑞·罗特（Larry Rohter）首次提出，他在报道2004年乌拉圭总统大选时形容该国候选人塔巴勒·巴斯克斯并不是纯粹的鲜红色左派，而是更加温和的粉红左派。现在普遍认为，粉红潮开始的标志应当往前推到1998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当选总统。其后，2003年卢拉在巴西上台，2004年阿根廷基什内尔夫妇连续执政，2006年莫拉莱斯在玻利维亚主政等等，形成了一股拉美国家左派上台执政的潮流。然而，随着2010年经济危机后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下跌，2013年查韦斯的去世，腐败低效现象的普遍出现，粉红潮开始露出退潮的迹象。英国《经济学人》将2015年定义为粉红潮退潮之年，判断的依据就是阿根廷右派总统马克里的当选与委内瑞拉风雨飘摇的政局。2017年在巴西前总统卢拉因贪污被判9年监禁，以及之后博索纳罗的上台使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注解来源：http://www.axnews.cn/mobile/Detail.aspx?Id=50044——译注。
[2]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他的文艺理论著作大多写于狱中，战后得到广泛的传播和研究。他批判唯心主义文艺观和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提出创立“民族－人民的文学”的口号，对文学与社会生活，作家与时代、人民，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艺批评的任务，作了精辟的论述；同时对许多古典作家和20世纪重要的文学现象作了分析和论述。葛兰西奠定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译注。
[3]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jose-carlos-mariategui-1928/index.htm
[4] 科尔施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同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起，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科尔施（Karl Korsch 1886—1961）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5] “阿伊鲁”（ayllu）是印加文化中以松散的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集团。“阿伊鲁”拥有土地；每年轮流有人主持有关作物轮种及土地分配等事宜，机会均等。每个家庭按所需耕作一块土地。公地的收入则归中央政府和地方神祠。——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