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 《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经济演变概况
一、殖民地经济
在经济领域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都更加清楚地感到，西班牙的征服将秘鲁历史割裂到何等程度。征服，在经济领域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都更明显地中断了连续性。征服以前，在秘鲁发展着一种在秘鲁的土地上和人民中自发和自由地产生的经济。在定居的农业村社组成的印加帝国，最有意思的就是它的经济。所有史料都一致肯定，勤劳、朴实、泛神论、守纪律的印加人民物质生活充裕，丰衣足食，人丁兴旺。帝国根本没有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问题。印加王公管理的集体主义组织，早已在印第安人中削弱了个人动机，但是一种有利于这种经济制度的唯命是从，甚至宗教式虔诚地遵守社会义务的风尚却极为盛行，印加王族从他们人民的这种美德中尽可能取得最大的社会好处。他们筑路架桥以开发帝国辽阔的国土，并征服邻近部落，扩大帝国的疆域。集体劳动和共同努力卓有成效地用于社会的目的。
西班牙征服者破坏了这部庞大的生产机器，当然又没有能力取代它。在征服的冲击下，土著社会和印加经济完全解体和毁灭。统一的纽带一经割断，国家就瓦解成分散的村社。土著人的劳动不再是联合和有组织地进行。征服者只顾瓜分和争夺大批战利品。他们把教堂和宫殿保存的珍宝洗劫一空，他们瓜分土地和人，而根本不管这些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前途如何。
总督辖区制标志着建立新经济这一艰难而复杂的过程的开端。在此时期，西班牙极力要给它辽阔的殖民地创立一种政治和经济组织，西班牙人开始耕种土地，开发金、银矿藏。他们在一种社会主义经济的废墟和残余上，为一种封建经济打下了基础。
但是，如同对它的其他殖民地一样，西班牙也没有向秘鲁派出大批移民，来开发这块殖民地。西班牙帝国的弱点，恰恰在于其冒险事业的性质和结构较多是军事的和宗教的，而较少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在西班牙殖民地登陆的，不象在新英格兰海岸那样是大批开拓者（英文，pioneer）。到西班牙美洲来的几乎只有总督、朝臣、冒险家、教士、神学家和士兵。因此，在秘鲁并未形成一股真正的殖民势力。组成利马居民的成分是人数不多的宫廷人员、一帮官僚、几座修道院以及宗教裁判所人员、商人、仆人和奴隶。[1]此外，来自西班牙的开拓者缺乏创建劳动中心的才能。他们非但不利用印第安人，似乎还要灭绝印第安人。殖民者光靠自己不足以建立牢固而有组织的经济。殖民组织从根本上说是失败了，因为它缺乏人口基础。西班牙人和欧印混血人数目太少，不能大规模开发我国领土上的财富。于是，由于输入黑奴从事沿海庄园的劳动，在封建社会的因素和特点中，又掺入了奴隶社会的因素和特点。
在秘鲁，同在美洲其他地方一样，或许只有耶稣会教士以他们有组织的求实精神，表现出了经济上的创造才能。他们分配到的大庄园欣欣向荣。耶稣会组织的遗迹，作为一种古迹至今还保存着。耶稣会教士在巴拉圭进行了广泛的试验，他们在那里巧妙地利用了土著居民倾向共产主义的天性，凡是对此记忆犹新的人绝不会对以下情况感到惊讶：乌纳穆诺*称之为圣伊尼戈·德洛约拉**的信徒组成的这个教会团能在秘鲁土地上建立起劳动和生产中心，而在利马沉湎于骄奢淫逸的贵族、神学家和教士是从来不想建立这些中心的。
*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作家。————译注
** 即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1491——1556），耶稣会创建人。————译注
殖民者几乎只关心开采秘鲁的金银。我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西班牙人喜欢在沿海低地定居；也曾谈到他们对安第斯山一直怀着又敬又畏的心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真正征服过安第斯山。但是，山区的土生白人村镇，无疑是由于开矿而建立的。要不是他们贪图埋藏在安第斯山下的金属，那末对山区的征服一定会更加不彻底。
这些就是秘鲁新经济、即从根本上说是殖民地经济的历史基础，而这一殖民地经济的过程至今尚未完结。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阶段的概况。在这个阶段，封建经济逐渐演变成资产阶级经济，但在世界范围内，它依然是殖民地经济。
二、共和国的经济基础
如同第一阶段一样，这种经济的第二阶段也是由一个政治和军事事件开始的。第一阶段以征服为起点，第二阶段则以独立为开端。但是，当西班牙的征服正在彻底形成我国殖民地经济结构时，独立革命便在这一过程的制约和支配下发生了。
从我最初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把秘鲁历史建立在研究经济事实的基础上以来，我曾考察过独立革命的这一方面，并提出这样的论点：“法国革命和美国宪法的思想遇到了在南美洲传播的有利气候，因为当时南美洲已经存在资产阶级（虽然还处于萌芽状态），而这个资产阶级出于其经济上的需要和利益，可能而且必然为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所感染。如果没有那英勇的一代人————他们对他们那个时代的激情很敏感————有能力、而且有决心在这些国家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那么西班牙美洲的独立肯定不会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独立成为一项富于浪漫色彩的事业。但这和争取解放经济结构的革命的理论并不矛盾。这场革命的引导者、领袖和思想家并没有先于和超越这一革命事件的经济前提和经济原因。思想和感情活动没有先于经济活动”。
西班牙的政策不允许殖民地与任何别的国家通商，而且作为宗主国，将其统治地区内的一切贸易和经营权利全部占为己有，这就完全阻碍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
殖民地生产力的天然动力极力争取冲破这种束缚。为了取得自己的发展，美洲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组织形式的新生经济，迫切需要与严酷的统治权力脱离联系，并从西班牙国王的中世纪思想中解放出来。在这里，当代的学者不能不看到，南美洲独立革命的最主要的历史因素是什么。这场革命与其说是由土著居民的利益引起和推动的，显然不如说是土生白人居民甚至西班牙居民的利益引起和推动的。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南美洲的独立是由西方文明，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由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同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和文学的影响相比，资本主义现象的发展速度对酝酿独立所起的作用，无疑更加具有决定意义，更加深刻得多，尽管这种作用不那么显而易见。肩负着真正地、影响深远地代表资本主义文明利益的使命的大英帝国，当时正在形成之中。在英国这个自由放任主义和基督教传播中心，工业和机器正在为资本主义即物质现象准备着未来，而政治和宗教这两种现象，又以这种物质现象的精神和哲学酵素而出现在历史上。因此，正是英国在南美洲独立中起了首要作用，它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和历史赋予它在资本主义文明中居领导地位的使命。所以，当法国（几年前这个国家曾以它的大革命为南美洲各国作出了榜样）首相拒不承认这些能够向法国输送“它们的产品和革命思想”的南美洲年轻的共和国时，[2]忠实地代表和执行英国利益的坎宁*先生却承认了这些国家，并肯定这些国家的人民脱离西班牙和成立民主共和国的权利。另一方面，伦敦的银行家们在实际上比坎宁先生更加捷足先登，他们早已用贷款为这些新共和国的建立提供了资金，因为他们不是坐失良机、不讲实效的放债人。
* 乔治·坎宁（1770——1827），英国政治家。主张自由贸易，承认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译注
西班牙帝国，由于它只是建立在军事和政治基础上特别是由于它代表着一种过时的经济，已经日薄西山。西班牙只能向殖民地提供大批教士、神学家和贵族，而它的殖民地却渴望得到更加实用的东西，需要更新的工具。于是它们转向英国，因为英国的工业家和银行家等新型的殖民者，正想由他们来占领这些市场，从而发挥作为制造业和自由交换经济的创造者而出现的帝国的代理人作用。
西班牙殖民地的经济利益与资本主义西方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尽管象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无论是这一方还是另一方的历史的主角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这些国家刚刚独立，就在促使它们进行独立革命的同一个天然动力的驱使下，在同西方资本和工业的贸易往来中寻求它们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因素和联系。它们开始向资本主义西方输送它们地上和地下的产品，并开始从资本主义西方接受纺织品、机器和上千种工业产品。这样就在南美洲和西方文明之间建立了连续不断和日益增多的接触。自然是那些濒临大西洋的国家，由于离欧洲较近，从这种贸易中获益最多。尤其是阿根廷和巴西，把大量欧洲资本和移民吸引到它们的领土上。几股强大而且性质相同的西方洪流，加速了这些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变化，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也逐步具有了欧洲经济和文化的功能和结构。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得以在这些国家扎下了牢固的根基，而在南美洲的其他地区，大量顽固的封建残余的存在使它不能在那里生根。
在此期间，秘鲁总的历史进程进入了与南美洲其他各国的历史进程分道扬镳的阶段。由于地理原因，一些国家注定要比另一些国家前进得快。争取独立的斗争曾经使这些国家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起来，而后它们又为了各自的事业而分离开来。秘鲁和欧洲相距遥远。欧洲的船只必须冒险进行漫长的航行才能到达秘鲁海岸。秘鲁，由于地理位置同东方更为邻近，很自然，便与亚洲的贸易变得相当可观。秘鲁海岸迎来了有名的中国移民队伍，他们是被送到庄园来代替总督辖区制时输入的黑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黑奴的解放，也是使封建经济改变成为多少是资产阶级经济这一过程的结果。但是，与亚洲的贸易并不能有效地促进秘鲁新经济的形成，因为摆脱了西班牙的征服、在独立中得到巩固的秘鲁，需要的是欧洲人或西方人的机器、方法和思想。
三、鸟粪与硝石时期
在秘鲁经济演变过程中，以鸟粪和硝石的发现为开端和以其消失为终结的这一篇章，完全说明了我国历史进程的一系列政治现象。而秘鲁历史上有一种与其说是罗曼蒂克的，不如说是爱好奇闻轶事和夸夸其谈的人的观点，他们一直热衷于毫无根据地歪曲和篡改这些政治现象。我这篇浮光掠影的概述不打算解释和探讨这些现象，而是想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形成的某些重要特征，以便更好地了解其殖民地经济的性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经济事实吧。
首先我们要指出，在共和国的辉煌成就中，鸟粪和硝石这两种卑微粗劣的东西，却发挥了在崇尚骑士风度、而不重实际的时代似乎只有黄金和白银才能发挥的作用。西班牙希望我们成为贵重金属的生产国并继续保持下去，而英国则更愿意我们成为鸟粪和硝石的生产国。然而这种态度不同当然并不表明动机不同。发生变化的并不是动机，而是时代。当开拓者的权杖在美洲发现了加利福尼亚的黄金的时候，秘鲁的黄金正在失去它的吸引力。相反，鸟粪和硝石则几乎是唯我独有的资源，它们对以往的种种文明并没有什么价值，但对工业文明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在发展盛期的欧洲或西方的工业主义，需要从遥远的南太平洋沿岸得到这些原料。与开发秘鲁的其他产品不同，陆上交通那种简陋和原始状态，对于开发这两种产品没有妨碍。因为要从安第斯山底下开采金、银、铜、煤，必须长途跋涉，翻越峻峭的丛山，而鸟粪和硝石就在前来寻求这两种产品的船只几乎唾手可得的海岸边。
这种自然资源容易开采，这就支配了我国经济生活的一切其他表现形式。鸟粪和硝石在秘鲁经济中占据了异乎寻常的地位。从它们中得到的收益成了主要的财政收入。国家富起来了。政府无节制地使用它的信誉，挥霍无度，把国家的前途押在英国财政上。
在自认为是纯粹的经济学家的观察家看来，鸟粪和硝石的全部历史粗略说来就是如此。显然，其余的都是属于历史学家的事情了。但是，如同在一切其他情况下一样，在这里，经济事实要比表面看来复杂得多，重要得多。
首先，由于地理位置不利，秘鲁没有大量手段能把已经在使其他印第安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富庶起来的殖民者和文明传播者吸引到秘鲁国土上来，而就在这个时期，鸟粪和硝石起到了与西方世界建立积极通商的作用。这种通商把我国经济置于英国资本的控制之下。由于以这两种产品作为保证大举借债的结果，后来我们不得不把铁路（即开发我国资源的手段本身）的经营权拱手交给英国资本。
直到那时为止，秘鲁的所有制一直保持着贵族和封建的性质，而鸟粪和硝石的利润在秘鲁造成了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最初的牢固成分。那些直接或间接靠沿海财富起家的暴发户（法文，profiteur），开始形成一个资本家阶级。这样在秘鲁就形成了一个在其根源和组织结构上同贵族有着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的联系的资产阶级，它主要由殖民地的委托监护主*和地主的后裔组成，但他们由于职责所迫，不得不采取自由经济和自由政治的基本原则。关于这种现象（我在列入本书的研究论文的若干章节中都谈到这种现象），有如下的一些记载：“独立初期，由于缺少一个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发生了军事派别和军事首领的斗争。革命时期，秘鲁资产阶级自由秩序的因素，比西班牙美洲其他国家更加不成熟，更加落后。为了使这种秩序或多或少地初步实行起来，必须组成一个富有朝气的资本家阶级。在这个阶级形成的过程中，政权掌握在军界考迪罗的手里。卡斯蒂利亚**政府标志着资本家阶级的巩固阶段。政府给予的特许权以及鸟粪和硝石获得的利益造成了资本主义，并造就了资产阶级。这个后来组成‘文官主义党’***的阶级，不久就加紧行动起来，全面夺取政权。”
* 西班牙殖民时期，在西班牙美洲实行一种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即西班牙王室将一定面积的土地和一定数量的印第安人封授给西班牙征服者终身支配。委托监护主（encomendero）有权以征收贡税的形式，或者作为他们对印第安人提供的“保护”和宣传天主教教义的代价，占有印第安人的劳动或劳动产品，后来这一制度逐渐成为大土地所有制的基础。————译注
** 拉蒙·卡斯蒂利亚（1797——1867），秘鲁将军，两次任总统（1845——1851、1854——1862），首次任内，把出卖鸟粪的特许权给予本国承销人。————译注
*** 文官主义党，1871年由曼努埃尔·帕尔多创建，主张反对军人执政。————译注
共和国经济史上这一篇章的另一方面，是确认新经济为沿海一带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为了寻找金银，西班牙人被迫摈弃在沿海地区定居的倾向，而在山区建立并扩大其深入内地的居民点。早先在这片土地上繁荣着一个典型的纯农业社会，而西班牙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的经济制度的基本活动是矿业，这就要求把殖民地的基地建在山区。鸟粪和硝石又纠正了这种局面，加强了沿海的力量，鼓励把新秘鲁建在沿海低地，并加剧了至今仍是我国最大的历史问题的那种二重性和冲突。
因此，鸟粪和硝石这一章与我国以后的经济发展不是绝对孤立无关的。这里就埋着下一章的根子和因素。由鸟粪和硝石引起的太平洋战争，*并没有消除发现和开发这两种资源造成的那些后果。鸟粪和硝石的丧失悲剧性地向我们表明，几乎仅仅以拥有一种自然财富为后盾或基础的经济繁荣是危险的，因为这种自然财富有这样的风险：或者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垂涎而遭到掠夺，或者由于科学发明在工业领域造成新变化而减少使用，卡约用明白无误的资本主义现实，告诉了我们科学进步造成的这种经济和工业的不稳定性。[3]
* 指1879——1883年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的战争。————译注
在鸟粪和硝石贸易占统治地位和以此为特点的时期，我国经济由封建变为资本主义的进程得到了第一次强有力的推动。我认为，如果不是原来的统洽阶级发生微不足道的变化，而是产生一个具有新活力和新干劲（法文，élan）的阶级，那么这个进程就会更有组织和更稳步地向前发展。我国战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战争的失败使我国丧失了硝石产地，造成了生产力长期衰退，但是甚至在这方面，作为一种补偿，战争的失败也没有消除旧时的状况。
* 指太平洋战争之后。秘鲁在这次战争中失败。————译注
四、目前我国经济的性质
我国经济演变的最后一章就是战后那一段时间。这一章开始了生产力几乎彻底崩溃的时期。
战争失败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丧失了主要支柱：硝石和鸟粪，而且它还意味着新生的生产力的停滞，生产和贸易普遍萧条，货币贬值，对外信誉破产。资源大量外流，山河破碎，国家好像得了严重的贫血症。
如同独立后一样，政权重又落在军事首领手里，他们在精神上和组织上都不能胜任领导重建经济的工作。但是，鸟粪和硝石时期形成的资本家阶层很快就重新负起它的职责，返回它的岗位。这样，重建国家经济的政策就完全适应了它们的阶级利益。例如，解决货币问题的办法典型地符合大庄园主或土地所有者的意见，他们不仅不关心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不关心中、小资产阶级————在突然取消货币中唯一可能受害的阶层————的利益。
突然取消货币这一措施和格雷斯合同*，无疑是按照地主富豪集团的利益和观点，为消除战争造成的经济后果所采取的最主要和最典型的行动。
* 太平洋战争（1879——1883）后，秘鲁经济几乎破产，无力偿还所欠英国商人的外债本息。1887年5月政府与债权人代表迈克尔·A·格雷斯达成初步协议：秘鲁将铁路管理权交给债权人，为期六十六年；每年提供鸟粪三百万吨；三十三年内每年还债3万英镑。债权人同意对秘鲁铁路投资，提供600万英镑新贷款，史称格雷斯合同。————译注
直到当时，英国银行家一直为共和国及其挥霍浪费提供资金。格雷斯合同将国家铁路拱手交给了英国银行家，从而确立了英国在秘鲁的优势地位；又给伦敦金融市场提供了为取得对秘鲁贸易的新投资所要求的抵押品和担保物。在恢复国家信誉方面，并没有立时见效。但是慎重可靠的投资开始重新吸引了英国资本。通过实际上承认自己殖民地经济的地位，秘鲁经济为自己的复苏争取到了某些援助。通往奥罗亚的铁路的竣工，为胡宁省的工业贸易开辟了道路，使该省矿产资源得以大规模地开发。
彼罗拉*的经济政策就是完全适应这种利益的。这位民主主义的领袖人物，长期以来一直大声疾呼，鼓动群众反对富豪统治，精心组织了一个“文官主义”政府。他的税收方法和财政制度，消除了他的言论和抽象理论可能造成的一切含糊不清的地方。这证明了一个原则，即在经济领域中总是比在政治领域中能够更清楚地看出政策、制定政策的人及其所作所为的内容和外表。
* 尼古拉斯·德·彼罗拉（1839——1913），秘鲁政治家，曾任总统（1895——1899）。————译注
在这一章中可以看到，从战后危机中复苏的我国经济，在不如鸟粪和硝石的基础那样雄厚，然而却比它更扎实的基础上缓慢地组织起来。这一章的主要方面，可以扼要地用以下的事实来具体说明：
1. 现代工业的出现。开办了大、小工厂和交通事业等等，特别突出地改变了沿海地区的生活。工业无产阶级形成了，它天然地和日益强烈地倾向于接受一种阶级观点：这种阶级观点堵塞了过去造成考迪罗们政治变节的一个根源，并且改变了政治斗争的范围。
2. 财政资本的作用。本国银行建立起来并为许多工商企业提供资金，但是由于受到外国资本和大地产利益的限制，银行的活动范围很狭窄；开办了为英、美金融利益服务的外国银行的分行。
3. 缩短了秘鲁与美国、欧洲的距离，增加了彼此间的往来。巴拿马运河明显地改善了我国的地理位置。运河开通的结果，加速了秘鲁进入西方文明的进程。
4. 美国势力逐步超过英国势力。巴拿马运河似乎使秘鲁与美国的接近更甚于与欧洲的接近。铜和石油成了我国两种最主要的产品。美国资本参加开采这两种产品，为日益增长的美国优势提供了一个广泛、持久的基础。1898年，我国对英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56.7%，到1932年只占33.2%。同期内，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从9.5%增加到39.7%。这种情况在进口方面更加显著，因为在这二十五年间，从美国的进口从10%增加到38.9%，而从英国的进口却从44.7%减少到19.6%。[4]
5. 资本家阶级得到了发展，而且在这个阶级中，原来的贵族不再象从前那样占有优势。地产所有者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势力，但总督姓氏家属的势力在逐步减弱。可见资产阶级壮大了。
6. 出现了对橡胶的幻想。在橡胶极盛的年代，我国相信发现了山中的“黄金国”，它在经济中，特别是在我国的想象中，一时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价值。许多出身“强大的冒险家家族”的人蜂拥进山。随着橡胶产量下降，这种从其起源和特点来说是热带式的幻想也告衰落[5]。
7. 欧洲时期的超额利润。秘鲁产品价格的上涨使国内私人财富迅速增加。沿海地区在秘鲁经济中的优势得到加强。
8. 举债政策。秘鲁国外信誉的恢复，重新导致政府利用借债来实施其公共工程计划[6]。在这种职能方面，美国也取代了英国。由于黄金充裕，纽约市场是提供最好条件的市场。美国银行家直接研究了将资本以贷款形式投入拉丁美洲各国的可能性。他们当然也注意使贷款的投放有利于美国的工商业。
我认为，这就是战后时期中秘鲁经济演变的主要方面。在以上简要罗列的各项中，不可能对原来的记载或阐述作详细的审査。我只是想提纲挈领地说明秘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的几个主要特点。
最后我要指出一点：在目前的秘鲁，同时并存着三种不同经济的成分。在由征服而产生的封建经济制度下，在山区依然明显地存在着某些土著共产主义经济的残余。沿海的封建土地上，兴起了一种资产阶级经济，这种经济，从其思想发展来说，给人以一种落后经济的印象。
五、农村经济与封建大庄园制
虽然矿业有所发展，但秘鲁还保持着农业国的性质。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耕种土地。占全国人口五分之四的印第安人在传统和习惯上都是务农的。从1926年起，由于蔗糖和棉花价格下跌和产量减少，矿产品的出口大大超过了农产品的出口。迅速上升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对此影响极大。（从1916年的一百三十八万七千七百七十八秘鲁镑增加到1926年的七百四十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八秘鲁镑）。但是农牧业生产的出口产品，如棉花、蔗糖及其副产品、毛类、皮革和熟胶等只占一部分。全国的农牧业供应国内消费，而矿产品几乎全部出口。1925年，食品和饮料的进口达四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十一秘鲁镑。这些进口中最大宗的项目是小麦，因国内小麦产量远远不敷需要。没有关于全国产量和消费的完整的统计材料。据1896年统计，全国人口为四百六十万零九千九百九十九人，按每人每天消费半个索尔的农牧产品计算，消费额为八千四百万秘鲁镑。假设全国人口为五百万，则国内消费总值为九千一百二十五万秘鲁镑。这些数字表明，农牧业生产在我国经济中居于首位。
另一方面，从事矿业的工人的数目还很少。据《统计摘要》，1926年在这一工业部门工作的只有二万八千五百九十二名工人。制造工业雇用的工人也很少[7]。1926年，仅仅甘蔗种植园就用了二万二千三百六十七名男工和一千一百七十二名女工从事田间劳动。在公布的统计材料所包括的最近时期，即1922——23年季节间，沿海的种植园雇用了四万零五百五十七名工人；1924——25年季节间，水稻种植园雇用了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二名工人。
国内消费的大部分农牧业产品来自山区谷地和平原。一个时期，棉花和蔗糖的涨价，促使地主们几乎完全取消了粮食作物，在沿海庄园中，粮食作物低于这一时期颁布的法律硬性规定的最低数字，造成粮价上涨的严重后果。
地主阶级并没有变成掌握本国经济的资本家阶级。[8]矿业、商业、运输业都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大庄园主只满足于在棉花和蔗糖生产中充当外国资本的中间人。这种经济体制在农业中保持了半封建的组织形式，而这种组织形式成了我国发展的最严重障碍。
沿海的封建残余表现为沿海一带城市生活气息十分淡薄。沿海城镇的数目微不足道。只有少数零星土地上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村子，在大地上，在封建的农村环境中，依然是大片原野衬托着小块土地的欢乐。
在欧洲，村庄产生于解体的封地[9]。秘鲁沿海几乎没有村庄，因为封地基本上依然原封未动地存在着。庄园————它有比较典型的住宅、往往是破败的茅屋群、制糖作坊和粮食————就是农村人们聚集的主要形式。一条旅行路线的各点都标着庄园的名称。在经过耕种的丰饶的土地上没有村庄，只有几座零落的小镇，这加重了谷地的荒漠景象。
按照经济地理的规律，城市通常建在谷地，建在道路的交点上。秘鲁沿海有许多富饶辽阔的谷地，它们虽然在全国生产统计数字上占有显著地位，但至今还没有诞生过一座城市。有时也许在路口或驿站建成一个镇子，但那只是一个停滞不前、池沼遍地、贫瘠荒凉、既无田园的健康气息、又无城市装饰的村镇，在有些情况，如在奇卡马谷地，大庄园已经开始扼杀城市。资本主义经营对城市法规的敌视，更甚于对城堡或封建领地的敌视。它和城市争做生意，使其丧失城市职能。
在欧洲的封建制中，尽管是农村经济，但却比土生白人式的半封建制具有多得多的发展成分和村镇生活因素。农村不管如何闭关自守，也还是需要村镇提供的服务，特别是它有一部分自己土地上的剩余物产要供给村镇。因此，沿海庄园为遥远的市场生产着棉花或甘蔗。只要这些产品的运输有了保证，庄园同其周围附近的联系就是次要的了。在粮食作物还没有完全被种植棉花或甘蔗消灭时，种植粮食的目的只是供应庄园消费。在许多谷地中，村镇得不到任何农产品，也不掌握任何农产品，因此，村镇里生活贫困，只能靠从事这种或那种城市行业，靠为庄园提供劳力，靠人们在每年运送成千上万吨农产品的驿站上辛酸繁重的劳动来过活。一些自由居民组成勤劳的集体，耕种一片田地，那就成了连绵不断的采邑地中的一块绿洲，这些采邑已经变了样，那里有机器和铁路，但没有标志领主传统的饰物。
在许多情况下，庄园对一切对外贸易都紧闭大门，所谓的“货店”（tambo）也专门供应庄园的居民。这种作法，一方面反映了把工人只看作东西而不当人对待的习惯，另一方面又妨碍村镇具有保证其在谷地的农村经济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活动能力。庄园垄断了土地和附属工业、贸易和交通，剥夺了村镇的生活资料，致使村镇过着贫困悲惨的生活。
城市工、商业受到城市审计官、规章和税收的限制。市政生活和服务事业靠自己的经营活动来维持，而大庄园却不受这些规章和税收的约束，可以和城市的工、商业进行公平的竞争，处于使城市工、商业破产的势态。
大土地所有制的辩护士们一个得意证据是，没有大地产就不能创办大的生产中心。他们说，现代农业需要昂贵的机器、巨额的投资和熟练的管理经验，小土地所有制不适应这些需要。蔗糖和棉花的出口使我国贸易结算平衡。
但是，大庄园主引为骄傲的农作物、“制糖厂”和出口产品，远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成果。棉花和蔗糖的生产，是在依靠为了进行这种生产而借得的贷款和掠夺的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繁荣起来的。这些作物的发展和利润受着世界市场的制约，为这些作物理财的工作并不是大庄园主的预见和合作的结果。大地产不过是顺应了外来的推动而已。外国资本主义为了无止境地寻求土地、劳力和市场，给地主的工作提供资金并加以指导，以他们的产品和土地作抵押借给他们钱。这样，许多被抵押的地产已经开始改由出口公司直接经营了。
拉利伯塔德省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我国地主的才能的最广泛、最典型的经验。该省谷地的大庄园掌握在大庄园主贵族手里。资本主义多年发展的结果，可以用以下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来总结：当地的制糖工业集中在“卡塔维奥”和“卡萨格兰德”两家外国大糖厂。这两家糖厂，尤其是第二家糖广包揽了国内商业，并垄断了该省的进口贸易，特鲁希略城商业凋敝，大部分进口公司倒闭[10]。
拉利伯塔德省的各项制度和原来大地主的封建习俗，没有能够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这些企业之所以成功，不仅仅是由于它们的资本，而且还由于它们的技术、工作方法和纪律性，由于它们的坚强意志。总之，是由于当地土地所有者所缺少的那一切东西。如果其中某些土地所有者具备了工业家的条件，本来也能够作到德国企业所作的一切。
西班牙的遗产和教育沉重地压在土生白人地主身上，使他们不能清楚地体会和懂得资本主义和封建制之间的所有差别。资本主义的道德、政治和心理因素似乎没有在这里找到适当的气候[11]。资本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土生白人地主，只有利润观念，而没有生产观念。冒险精神、创业的劲头和组织能力，这样一些真正的资本家的特征，几乎都是我们所没有的。
资本的集中是继自由竞争阶段之后出现的。因此，现代化大土地所有制并不象土生白人地主所想象的那样，是从封建土地所有制中产生的。恰恰相反，必须在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分裂、解体之后，现代化大土地所有制才能出现。资本主义是一种城市现象，它具有工业、制造业和商业市镇的精神。因此，资本主义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解放土地，摧毁封地。城市的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自由活动。
在秘鲁，却违背共和派解放的真意，而让反对和否定市镇精神的封地精神来担负创建资本主义经济的使命。
[1] 过早去世的意大利评论家皮埃罗·果贝蒂在评论多诺索·科尔特斯时，认为西班牙是“殖民者和觅金者的国家，不走运时他们也贩卖奴隶。”果贝蒂认为只有征服者才是殖民者，对这一点应该予以纠正。但是对他的下述见解却不能不加以深思：“崇尚斗牛是爱好娱乐与追求场面和形式的天主教作风的一个方面，因为装出一副老爷派头，既不能仿效庄严、执着的英雄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教养，也不能仿效彬彬有礼的法兰西传统的这样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其理想当然只能是着力于装点门面。西班牙人追求贵族老爷气派的理想是和游手好闲相联的，因此就把宫廷的思想看作是自己适宜的土壤和信条。”
[2] 夏多布里昂子爵说：“如果说欧洲被迫承认美洲实际存在的政府，那么它的整个政策必定是为了在新世界建立君主国，而不是建立这些将随同它们国土上的产品一起给我们输送它们的原则的共和国。”
[3] J·卡约：《法国向何处去？欧洲向何处去？》（J·Caillaux，《Où va la France, où va l'Europe?》），第234—239页。
[4] 《秘鲁统计摘要》(《Extracto estadistico del Peru》）。1924——1926年，同美国的贸易日益超过同英国的贸易，1925年从英国进口的百分率下降到占进口总额的15.6%，出口的百分率下降到28.5%。与此同时，从英国的进口达到46.2%，大大补偿了出口减到34.5%的下降率。
[5] 见本书第六篇论文《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注释4。
[6] 据1926年《统计摘要》（《Extracto estadistico》），秘鲁外债到本年12月31曰增加到一千零三十四万一千九百零六秘鲁镑，后来，根据法律在纽约发放了五千万美元债券，该法律授权政府发行认购率不少于86%、年利不超过6%的秘鲁全国公债，旨在偿还以前按7.5——8%的年利欠下的债款。
[7] 秘鲁统计摘要》对此没有提供任何数字。卡洛斯·希门尼斯工程师1922年的《秘鲁工业统计》（Carlos P. Jimenez，《Estadistica industrial del Peru》）也没有提供工人的总数。
[8] 我国农村生活发展的情况在《土地问题》一文中谈到。
[9] 吕西安·罗米厄写道：“村（不象城镇那样是人们聚集的产物，它是古代领地、贵族封地或教区周围世俗或教会的土地解体的结果。村庄的共同起源从几种残余上表现出来，如‘教区精神’，如教区之间年代久远的争斗。古代的道路不是穿过村庄，而是把村子作为私有财产那样尊重，宁可沿着村边通过，这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事实就说明了问题。”————《我们时代的剖析》（Lucien Romier，《Explication de Notre Temps》）。
[10] 最近，阿尔西德斯·斯佩卢辛在一家利马日报上非常客观、公正地说明了这次危机的原因和各个阶段。虽然他的评论特别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活动，但是归根结蒂，由于本国资本家本人不在国内，缺乏远见和懒惰无能，本国资本主义应负主要责任。
[11] 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还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得到充分发挥，而在我们中间却是微弱的、刚刚开始的和初步的。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