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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组织平台的补充（问题与回答）
——俄罗斯无政府主义海外小组
《工人事业》编辑组
1926年11月2日
不出所料，《无政府主义总联盟组织平台》在俄罗斯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几名激进分子中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兴趣。有些人完全赞同《平台》的总体思想和基本论点，另一些人则提出批评，并对其某些论点表示担忧。
我们同样欢迎对《平台》的积极接受和对它的真诚批评。因为，在努力建立一个全面的无政府主义方案和一个全面的自由主义组织时，诚实、认真和实质性的批评是同样重要和积极的创造性倡议。
我们在下面重印的问题正是来自那种严肃和必要的批评，我们怀着某种满意的心情欢迎它。在把这些信件转交给我们时，作者玛丽亚·伊西汀[1]——一名多年的激进分子，在我们的运动中备受尊敬——附上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
“显然，这个组织平台是为所有无政府主义者设计的。在对这个‘平台’提出任何最终意见之前，也许在媒体上谈论它之前，我想对某些对它来说不够明确的问题作出解释。其他读者很可能会在‘平台’中发现相当的精确度，而某些反对意见可能只是因为误解。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首先要向你们提出一系列问题。你必须以明确的方式对这些问题作出答复，因为只有你的答复才能使人了解‘平台’的一般精神。也许在你的评论中你会发现有必要回复。”
在信的结尾，这位同志补充说，她希望避免《工人事业》评论专栏中的争议。这就是为什么她首先要求阐明《平台》中的某些基本观点。这种方法是非常公平的。为了反对自己认为不同意的观点而发起论战是非常容易的。更容易的是，只顾着争论，而懒得提出任何替代性的积极建议，以取代目标观点。更难得是正确地分析这个新命题，理解它，进而得出一个有根据的意见。正是这最后的最困难的部分，作者选择了下面的问题。
以下是这些问题：
1，平台的核心是在共同的战术和政策路线的基础上集结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大部分激进分子：成立总联盟。既然你们是联邦主义者，你们显然认为存在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孤立群体活动的思想和组织行为”。所有党派都有这种组织，但只有接受多数原则才有可能。在你的组织中，每个小组是否可以自由地制定和确立自己的策略，并针对每个给定的问题建立自己的立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们的团结将具有纯粹的道德特征(就像过去和现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一样)。另一方面，如果你寻求组织的统一，这种统一必然是强迫性的。那么如果你在你的组织中接受了多数原则，你有什么理由在社会建构中否定它呢?
希望你能进一步澄清你关于联邦主义联系、代表大会的作用和多数原则的概念。
2，说到“苏维埃的自由政权”，为了成为“建设性的非国家主义活动的第一步”，你认为这些苏维埃必须发挥什么作用?他们的职责是什么?他们的决定是否具有约束力?
3，“无政府主义者应该从理论的角度来引导事件”，平台说。这个概念不够清楚。这是否仅仅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会尽其所能，让那些将要建立新秩序的组织(工会、地方、合作社等)充满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或者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将自己负责建设?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状态与“党专政”有什么不同?
澄清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中的角色。“有组织地进入工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仅仅是要工会里的同志们达成某种协议，以便确立政策路线吗?还是意味着无政府主义执行委员将会规定工人运动的策略，规定罢工、示威等等，而那些活跃在工会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将努力夺取那里的领导职位，并利用他们的权力，把这些决定强加给工会的普通成员？《平台》提到在工会圈子中活跃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活动将“由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伞式组织领导”[2]，这引起了人们在这方面的种种疑虑。
4，在保卫革命的部分中说，军队要服从“全国的工农组织，由人民群众担任监督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职务”。在日常用语中，这被称为当选的“民事机构”。这对你们意味着什么?显然，一个实际上指挥着整个生活并能召集一支军队的组织就是一个国家政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平台的作者有责任对其进行更长时间的讨论。如果它是一种“过渡形式”，为什么平台会拒绝“过渡时期”的想法?如果它是一种明确的形式，是什么让平台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呢?
5，在同志之间的分歧中，有一些问题在《平台》中没有提到，但却起着重要的作用。让我引用其中一个问题：
让我们假设一个地区发现自己有效地处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之下。他们会对其他党派持什么态度?《平台》的作者们是否支持对一个没有诉诸武器的敌人使用暴力的可能性?还是他们按照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宣布了所有人的…完全的言论、出版、组织等自由?(几年前，类似的问题似乎不合时宜。但是目前我所知道的某些观点使我无法确定这个答案。）
而且，从广义上讲，用武力执行自己的决定是否可以接受?《平台》的作者是否赞成行使权力，哪怕只是一瞬间?
无论这个团体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都无法对《平台》中与其所公开宣称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相悖的一个观点保持沉默。
你们推测，一旦工资制度和剥削被废除，仍然会有一些非劳动的因素存在，而这些因素被排除在劳动者共同的联盟之外；他们将没有权利分享这些共同产品。这一直是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按需分配”，正是在这一原则下，无政府主义看到了社会团结的最佳保障。当面对这样的问题：“你们会怎么对待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回答说：“与其仅仅因为几个游手好闲的人在那里，就在社会生活中引入一种错误的、有害的原则，还不如白白喂他们吃东西。”
现在，出于政治原因，你们创造了一种叫“懒汉”的人，并会通过镇压的方式让他们饿死。但除了道德方面，你有没有想过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在每个人不工作的情况下，我们将不得不确定他们不工作的理由：我们将不得不成为读心者并探究他们的信念。如果有人拒绝执行给定的任务，我们将不得不调查他们拒绝的理由。我们要看看这是不是搞破坏或是反革命。结果呢?间谍、强迫劳动、“劳动动员”，更重要的是，对生命至关重要的产品将成为当局的礼物，它将能够把反对派饿死!口粮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难道您在俄国所见到的情况还没有使您相信这种安排是多么可恶吗?我并不是在说它会对革命的命运造成的损害；这种公然破坏社会团结的行为，不免会滋生危险的敌人。
正是与这个问题有关，它们才是整个无政府主义社会组织观念的关键所在。如果有人在这一点上做出让步，他很快就会被逼着抛弃所有其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因为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使任何非国家主义的社会组织都成为不可能。
也许我得给媒体写信谈谈《平台》。但我更愿意推迟到所有这些灰色地带都被阐明之后。
※ ※ ※
因此，《组织平台》产生了刚才引用的信中提出的一系列实质性问题，特别是：
1．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多数与少数问题；
2．自由苏维埃政权的结构和基本特征；
3．对事件和群众的思想指导；
4．保卫革命；
5．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和
6．在基于无政府主义“按需分配”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建设。
让我们按顺序来解决这些问题：
1．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多数与少数问题
作者通过将其与我们关于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想法联系起来来提出这一点。如果工会的执行委员会除了具有其他执行性质的职能外，还具有“从理论和组织的角度指导孤立团体的活动”的职能，那么这种指导难道不是强制性的吗?那么，隶属于工会的团体是否可以自由地禁止他们自己的策略，并决定他们对每一特定问题的立场?或者他们必须遵守由工会的多数人制定的总体策略和总体立场?
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认为，工会的执行委员会不能象中央集权政党那样，成为一个被赋予任何强制性质的权力的机构。无政府主义总联盟的执行委员会是在工会中执行一般性职能的机构。这个机构可能被称为“首席工会书记处”，而不是“执行委员会”。然而，“执行委员会”这个名称更可取，因为它更好地概括了执行功能和主动性的概念。在不以任何方式限制孤立团体的权利的情况下，执行委员会将能够在理论和组织意义上指导他们的活动。因为联盟内总会有一些团体感到各种战术问题的负担，因此某些团体总是需要意识形态或组织上的协助。不用说，执行委员会将处于提供这种援助的有利地位，因为由于它的情况和职能，它将受到工会就各种问题所采取的战术或组织方针的影响。
但是，如果一些组织或其他组织表示希望采取自己的战术路线，那么执行委员会或工会作为一个机构是否能够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换句话说，联盟的战术和政策路线是由多数人决定的，还是每个团体都有权按照它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工会一开始就会有数条路线吗?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工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有一条单一的战术和政治路线。事实上，工会的目的是要结束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散漫和混乱，其目的是要取代引起摩擦的多种战术路线，一个全面的政策路线，它将使所有的自由意志主义分子能够追求一个共同的方向，并更加成功地实现他们的目标。如果没有它，工会将失去它存在的主要理由之一。
但是，有时工会成员对某一问题的意见会出现分歧，这就会出现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这种情况在所有组织和各方的生活中都是司空见惯的。通常，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案已经制定出来了。
我们首先认为，为了工会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派应该向多数派让步。在少数人与多数人的意见有微不足道的分歧的情况下，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如果少数派认为牺牲自己的观点是不可能的，那么在工会内部就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和策略的前景；多数人的观点和策略，少数人的观点和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该职位将不得不接受整个工会的审查。如果经过讨论，认为对同一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是可行的，那么这两种意见的共存将被接受为既定事实。
最后，如果多数派和少数派在战术和政治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少数派就会脱离多数派，成立一个独立的组织。
这是少数派和多数派意见相左时的三种可能的结果。在所有情况下，这个问题将不是由执行委员会解决的，让我们重复一遍，执行委员会只是作为工会的一个执行机构，而是由整个工会作为一个机构：通过工会会议或代表大会来解决。
2．自由苏维埃政权
我们否定目前的(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布局，因为它只代表国家的某种政治形式。工农代表苏维埃是由政党管理的国家政治组织。针对这一点，我们提出工农生产和消费组织的苏维埃。这就是口号“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的自由政权”的含义。我们把这样一个政权的意思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安排其中的所有分支机构和功能将集中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手从业人员的生产和消费组织，执行这些功能着眼于满足整个社会劳动的需要。这些组织和它们的苏维埃组成的联合会，就可以摆脱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成为自由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支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政权不会立即代表无政府主义公社的全部理想，但将是它的第一次展示，第一篇关于公社的实践文章，它将引领劳动者进入自由的、非国家主义的创造时代。
我们认为，工农组织的苏维埃或工厂委员会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决定，将不是依靠暴力或法令，乃是靠与劳苦大众共同协商来实现。不过，这些决定必须对所有投票支持和认可它们的人具有约束力。
3．无政府主义者将在理论上引导群众和事件
在思想上引导革命分子和群众革命运动的行动，不应该也永远不能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把新社会的建设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一种愿望。这种建设只能由整个劳动社会来进行，因为这项任务只能交给劳动社会去完成，任何剥夺劳动社会这种权利的企图都必须被视为反无政府主义。思想指导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而是对政治事件的革命进程所产生的理论影响和政治影响。如果我们不关心群众革命斗争的性质和性质，我们就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战士。由于性格和思想的斗争不仅取决于客观因素，还取决于主观因素，也就是说，是由各种政治团体所影响的，我们有责任尽我们所能来看到无政府主义对革命的意识形态影响的最大化。
当前的“战争和革命时代”尖锐地提出了一个主要的困境：革命事件要么在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即使这些是社会主义的)，要么在反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无政府主义)。并且，由于我们坚信国家主义趋势将使革命失败并使群众重新陷入奴隶制，因此，我们的任务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我们的逻辑是不可动摇的：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革命受到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影响。现在，我们旧的运作方式，一种依靠小而分散的团体的原始方法，不仅不能完成任务，而且会阻碍它。所以我们必须采用一种新方法。我们必须协调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影响力对事件进展的影响。它不是一种通过不同的琐碎行动而感受到的间歇性影响，而是一种强大的、持续的因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除非无政府主义最优秀的激进分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把自己组织成一个能够采取有力行动、在理论和战术上有良好基础的团体：即无政府主义总联盟，否则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应当理解在理论上引导革命工团主义的动力。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加入工会意味着作为一种特定理论的载体，一项规定的工作计划来进入，这项工作必须在每一个在工会中运作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下严格兼容。无政府主义联盟不愿自找麻烦为劳工运动制定策略，也不愿为罢工或示威制定计划。但它需要在工会内部传播关于工人阶级革命策略和各种事件的思想；这是其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传播思想的过程中，必须与他们所属并以其名义在工会内部进行思想和组织工作的无政府主义伞式组织的努力，以及其中一方和另一方都保持严格的一致。以有组织的方式在工会内部进行自由意志主义的努力，并确保无政府主义的努力与专制程序无关。
4．保卫革命
作者对该纲领中关于保卫革命的论点所表示的反对，比任何其他论点都更源于一种误解。
《平台》在强调了劳苦大众在内战背景下建立革命军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之后，又主张这支军队必须服从工农生产和消费组织的总体方向。
军队从属于这些组织并不意味着有一个民选的民选当局。绝对不是。一支军队，即使是最具革命精神和最受欢迎的军队，也不能自发存在和行动，而必须对某人负责。军队是维护劳动者权利和革命地位的机关，因此在政治上必须完全服从劳动者，由劳动者领导；我们在政治上强调，军队的军事和战略方向，只能由军队内部的军事机构来处理，对工农领导机构负责。
但是军队在政治上应该直接向谁负责呢?劳动者不是一个整体。他们将由多种经济组织代表。正是这些组织，以联邦制的伞式机构的形式，使得军队将从属于它们。这些机构的性质和社会职能已在本答复的开头阐明。
必须接受或拒绝劳动者革命军的概念。但是，如果支持军队，也必须接受军队隶属于工农组织的原则。我们看不出此事有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案。
5．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组织自由等
胜利的无产阶级既不应该干涉言论自由，也不应该干涉出版自由，甚至不应该干涉被革命打败的以前的敌人和压迫者的自由。在胜利的无产阶级队伍中有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情况下，更难以接受的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了篡改。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对劳动者至关重要，这不仅是为了使他们能够阐明和更好地掌握建设性的经济和社会工作所涉及的任务，而且也是为了更好地辨别他们的敌人的基本特征、论点、计划和意图。
说资本主义和社会机会主义报刊能把革命劳动者引入歧途，这是不真实的。后者将相当有能力解密和揭露说谎的媒体，并给予它应有的答案。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只会吓到那些像资本家和国家社会主义者那样的人，他们靠做肮脏的事而生存下来，他们不得不瞒着广大劳苦大众的眼睛。对于劳动者来说，言论自由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恩惠。这将使他们能够倾听和倾听每一件事，自己判断事情，使他们的理解更深刻，他们的行动更有效。
对出版权和发言权的垄断，或者对这些权利的限制被挤进一个政党的教条，使人们对垄断者和他们的出版权失去了信心。如果说言论自由被压制了，那是因为人们有一种掩盖真相的欲望：布尔什维克以煽情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的媒体依赖于刺刀，阅读主要是出于必要，没有其他理由。
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新闻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新闻报道的滥用，可能会因革命的有用性而受到限制。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引用俄罗斯革命时期的一个插曲。
1919年11月，叶卡捷琳诺夫镇（Ekaterinoslav）一直在马赫诺起义军手中。但与此同时，它被邓尼金的军队包围，他们沿着第聂伯河左岸在阿穆尔和下涅普罗夫斯克镇附近地区挖壕，在那里，他们的装甲列车上的大炮不断地炮击叶卡捷里诺斯拉夫。由斯拉什切夫[3]将军率领的邓尼金派部队同时从克莱门楚格附近的北部向叶卡捷琳娜斯拉夫推进。
当时，由于言论自由，叶卡捷琳娜斯拉夫的报纸上出现了以下几家报纸：马赫诺主义者的《通往自由之路》、右翼社会革命党的《人民的力量》、乌克兰左翼社会革命党的《斗争》和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当时只有立宪民主党和邓尼金派运动的精神领袖没有他们的报纸。现在好了！假设立宪民主党会想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发布自己的报纸，这无疑是从属于邓尼金的行动的，那么革命工人和起义者是否必须授予立宪民主党办报的权利，即使是报纸在事件中其主要的军事作用显而易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
在内战的背景下，这种情况可能不止一次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指导工人和农民的不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一广泛的原则，而是敌人的喉舌在正在进行的军事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般来说，除了特殊情况(如内战)，获胜的劳动者必须给予左翼和右翼的观点同样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种自由将是自由劳动者社会的骄傲和喜悦。
无政府主义者在与阶级敌人的斗争中支持革命暴力。他们敦促劳动者使用它。但他们永远不会同意行使权力，哪怕是一瞬间，也不会用武力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群众。在这方面，他们的方法是：宣传、论证力、口头和书面说服。
6．对无政府主义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正确解读
毫无疑问，这一原则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基石。没有其他任何经济、社会或法律规则能像这一条那样，如此适合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想。《平台》还说：“社会革命将确保重建整个已建立的社会秩序，因此也将确保每个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
然而，它是对无政府主义社会问题的广泛原则宣言。这与社会革命初期的实际需要是有区别的。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非工人阶级被打败了，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在早期，只有一个想法困扰着他们：振作起来，推翻革命，恢复他们失去的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各取所需”的原则，来分配革命区域的产品是极其危险和致命的。这是加倍危险的，因为除了可以给反对革命的阶级以安慰(这在道义上和战略上都是不合情理的)之外，新阶级将立即出现，这些新阶级看到革命满足了每个人的需要，就宁愿闲着也不愿工作。显然，这种双重危险不容忽视。因为除非采取有效措施，否则它很快就会战胜革命。最好的办法是让反革命的非工人阶级有效地工作。在这样或那样的领域，在这样或那样的程度上，这些阶级必须找到社会需要的有用的工作；他们有权从社会产出中获得自己的份额，这将迫使他们这样做，因为没有任何权利不承担义务。这正是我们伟大的无政府主义原则所提出的观点。它提出，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按比例分配，前提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能力和能力放在为社会服务上，而不是根本不为社会服务。
儿童、老人、病人和体弱者可以例外。正确地说，社会将免除所有这类人的劳动义务，而不会剥夺他们满足所有需要的权利。
按照自己的需要从社会中索取，随心施舍或不施舍，这一原则深深地激怒了劳动者的道德情感；劳动者因应用这一荒谬的原则而受苦太久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一点上坚定不移。我们的正义感和逻辑感也被这一原则所激怒。
一旦劳动者的自由社会建立起来，一旦不再有任何阶级以反革命的动机来破坏新的生产，而只有少数的游手好闲者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完全改变了。这样，社会就必须把无政府主义原则完全变为现实：“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为只有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社会才有机会获得完全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
但即使在那时，一般的规则将是，所有身体健全的人，享有对社会物质和道德资源的权利，在生产这些资源方面承担一定的义务。
巴枯宁在他的时代分析了这个问题，在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活动的成熟》中(内特劳[4]同志估计，在1871年)写道：“如果要吃饭，每个人都必须工作。任何拒绝工作的人都将自由地因饥饿而死，除非他们能找到某个协会或城镇出于怜悯而为他们提供食物。但到那时，不给他们任何政治权利可能就是公平的了，因为他们有能力工作，他们的可耻处境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他们依赖别人的劳动生活。因为除了每个人的工作之外，没有其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基础。”
[1] 玛丽·戈德史密斯（Мария Исидоровна ГолдсмитВикипедия，18？？年？月？日—1933年1月11日），俄国无政府主义女性革命家和生物学家。出生在一个进步的俄罗斯犹太家庭，其母是民粹派，对她产生了很大影响。1892年6月加入了巴黎的流亡民粹派学生小组，并经常访问俄罗斯流亡革命者，由此逐渐成为无政府主义者。1915 年在索邦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并发表了科学论文。一战期间和克鲁泡特金等人要求支持协约国反对德国，和克鲁泡特金有长期的往来，为克鲁泡特金写作《互助论》提供了大量帮助，并在十月革命后帮助他出版了回忆录。喀琅施塔得事变后公开支持水兵，并再次流亡法国。在法国和马赫诺等人主办了《工人事业》报，宣传国际无政府主义者能够在一个组织平台中团结起来的观点。1933年1月11日，在她母亲逝世后两天，她自杀离世。——译者注
[2] 一种集中式的组织模式，在此处指的是在《无政府主义总联盟组织平台》中马赫诺的“只有通过在组织严密的无政府主义集体中工作”来对“所有工会及其所有形式施加我们的理论影响”这个论点。——译者注
[3] 雅科夫·斯拉什切夫（Я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лащёв，1886年1月10日—1929年1月11日），生于沙俄圣彼得堡的一个世袭贵族家庭，1905年成为俄罗斯帝国卫队芬兰团的一名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沙俄军队服役。俄国内战期间，他成为弗兰格尔手下的将军，率领乌克兰克里米亚白军，曾多次以少胜多，击退红军攻势。也因残酷对待犹太人和对民众的略夺而臭名昭著。乌克兰被红军全境解放后迁居土耳其，但后来向苏俄示好，得以于1921年返回俄国，并且担任红军最高步枪学校中的指挥军官，从事教育工作。1929年1月11日被一名犹太人因仇枪杀。——译者注
[4] 马克斯·内特劳（Max Heinrich Hermann Reinhardt Nettlau，1865年4月30日—1944年7月23日），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和历史学家。出生于奥地利诺伊瓦尔德格一个富裕家庭，就学时专攻威尔士语，1887年获得博士学位，同时在伦敦加入社会主义联盟。在英国与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马拉泰斯塔等人交好。1892年起，继承了遗产的他开始从事收集巴枯宁资料的工作，并且陆续出版了大量无政府主义著作和历史材料。1935年，把自己的大量藏品和档案出售给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从1938年起，他一直住在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为研究所编目档案。1944年7月23日因胃癌逝世。——译者注
感谢 闲汉 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