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亦农 对于湖北省委扩大会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说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出席共青团中央扩大会议的团长江局代表、湖北省委代表刘昌群、韩光汉，上书党、团中央，控告罗亦农和中共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溃退时“畏缩不前，临阵退缩”，“犯了极严重之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中共中央依据十一月扩大会议“‘整饬政治纪律’之精神，彻底追究”。四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前往湖北“査办”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的“错误”。十二月十四日，在特委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湖北党内围绕着武汉暴动问题的争论。本文是罗亦农向湖北省委扩大会议提交的书面报告。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期，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出版。
本月九日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1]由上海来汉，携来中央书信，停止我巡视员及湖北省委常委的职权，谓根据C．Y．[2]长江局代表及C．Y．湖北省委代表报告，我在唐生智[3]败溃时对于湖北的政治指导有很大的错误。C．Y．同志的意见，我至今不大清晰，他们的书面报告至今天还没有见着，特作下列的说明： 一、据我知道，C．Y．同志谓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溃退时，工作做得不好。由于我十月二十八日由长沙回到汉口，停止湖北省委已经决定的暴动计划，根据是十月二十九日长江局的政治决议案及二十八日我在省委常委会的报告。这纯全不是事实。当我十月十四日[4]去湖南时，武汉与南京的冲突[5]还没有开始，但我们即肯定新军阀之冲突一定免不了。当我二十五日在长沙得知南京与武汉冲突的时候，即与湖南新任省委书记王一飞[6]同志说，新军阀混战的局面已经开始，我们应当加紧准备一暴动夺取政权的局面。我二十五日从长沙上船回汉，二十六日上午十二时船才开，即日八时又上岸找王一飞同志谈，不遇，曾以一信给他，大意是：武汉与东南冲突[7]爆发，客观上大可发展工农武装暴动，湘省委应即举行一反新军阀战争的宣传周，省委应正式发表宣言，指明只有工农暴动夺取政权才能免除新军阀战争的痛苦，只有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才能永久解除工农兵士的压迫，同时藉以答复反共宣传周（因为当时长沙举行反共宣传周）。此外应即发动湖南各地工人的经济斗争，特别注意湘西、湘南、长沙附近各县农民游击战争之发展，党的力量应集中于这几个区域。可见我一得知道新军阀战争之爆发，我已肯定是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局面。二十八日早我回到汉口，任旭、乔年[8]二同志即至我家报告湖北的情形，并谓有许多同志即主张举行夺取政权的暴动，问我的意见如何？我答：情形尚不大十分清晰，须情形熟悉与各同志谈过之后再开一长江局会议方能决定，同时并笑谓：我离开汉口不过十多天，我们主观的力量即可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吗？是晚八时，我参加省委常委会，我对于暴动的答复是：我们不要过于把敌人的力量估量太低，我们自己的力量估量太高，而发生冒险主义的行动，把暴动看做玩笑；唐生智与东南军阀之冲突虽然是新军阀混战局面的开始，新军阀日渐崩溃，客观上是一工农群众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局面，但我们主观的组织力量与技术的准备（我始终认定湖北是一客观上工农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局面，可是我们的主观力量不够。我想这许多话，C．Y．同志也曾听见）不够，是否马上即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尚待讨论。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长江局不是我个人可以作主的，明日要正式公开讨论，省委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应当有独立的主张，我临走时还再三说。后来即与新从上海来的职工国际[9]代表、同时即是共产国际[10]代表的代表×××同志见面（第一次认识），她问过我湖南情形之后，即问我对于湖北马上举行暴动的意见。我说：新军阀战争开始，革命的发展当然要特别迅速，但我们主观的力量不能马上举行夺取政权的暴动，此时的问题是：暴动之前的组织上技术上与政治方面的准备与如何的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的争斗，以及反战争的煽动与宣传。她即说：你的意见非常之对，我的意见与你的一样，省委的同志与我谈话之后，我的话好像不大使他们相信，希望你赶快和他们讨论。同时C．Y．的国际[11]代表在座（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亦是同样的意见，并要我邀刘昌群同志[12]与他谈话。二十九日长江局开会，到乔年、任旭、昌群、亦农，经过长时讨论之后，由我提出一决议案[13]（决议案附后），全体一致同意。最后我还问刘昌群同志（其时昌群坐在床上）你同意不同【意】，同意就要你负责，免得以后发生问题（因为我在上海时，同志总是事先同意，事后说坏话），他半笑半答：纯全同意，于是这个决议案就纯全通过了！这个决议案通过之后，我又找国际代表谈话，将内容告诉她（以后曾译俄文，我记得不错），她亦同意，且电告上海国际代表××××与中央（其时我尚不知中央要开扩大会[14]，此电后来与秋白[15]同志私人谈话，才知国际代表没有转给中央）。第三次——十一月二日——我与她见面时，她告诉我国际代表有电复同意。于是我才敢相信那个决议案没有大的错误。十月二十九日长江局政治决议案的主要内容是：承认两湖秋收暴动与广东叶贺[16]军队失败之后，新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不能稳定，且因新军阀战争的开始，有发展成为一新旧军阀混战的局面之可能，无论是哪个胜利，都是新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之大破坏，同时任何政府都不能挽救工商业财政的危机而改良工农生活状况，革命的民众亦不因两湖与广东的失败而低落他们的革命情绪。总之，认定革命的潮流是愈益高涨的，但我们主观与群众组织的力量，不能马上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党应当加紧总暴动前之各方面的工作之准备。因此，长江局决议案有数段说：“总之，目前的革命潮流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它虽然受了相当的打击，暂时不能有总的大爆发，但它将因新军阀战争之开始而愈益高涨。长江局认为，目前本党策略上重要的责任是：继续广东未失败以前中央政策的精神，积极领导工农以及一般的劳苦群众反新军阀战争，聚集与扩大工农群众的阶级力量，加紧一般的劳苦群众的政治宣传，加紧乡村中土地革命之发展，创造一新的革命大潮，准备一夺取政权之总暴动，但目前绝非继续暴动的时期”，在这总策略之下，并定出七项具体的工作（详后不赘）。总之，长江局的决议案与我当时个人的意思是：党须〔应〕当积极准备一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局面，新军阀战争的爆发，党尤其应当积极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的争斗，看工农群众发动的情形再决定何时可以举行夺取政权的暴动。我对于两湖的工作的布置都是如此的。十一月一日长江局召集湖北省委常委开会时，我曾经很严厉地说，省委忽略了乡村的农民割据的局面之发展与武装暴动技术的准备（长江局通讯[17]第二期登载致湖北省委的信[18]，不是十月三十日，而是省委开常委会之后，同时这封信大概是在四五号才发出，并没有经过我看过，我是四号去沪），于将来的总暴动之暴〔爆〕发是很有妨碍的。十一月二日，我至C．Y．长江局、C．Y．湖北省委联席会议做政治报告，C．Y．负责同志韩光汉、关向应[19]二同志曾经发了几个问题，并问唐生智马上崩溃，我们是否可以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我答：唐生智马上崩溃有两个很关重要的条件：（一）内部冲突，不一致对付东南；（二）东南以大军西征（因当时武汉与上海的消息几乎封锁，上海的报纸又要五六天之后才能接到），而唐生智又将力量集中于黄梅、宿松一带作顽强的抵抗，短时恐怕很难消灭；就是唐生智马上崩溃，我们主观的力量亦不能即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建立工农的政权，而是要夺取军阀的武装，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斗争，发动一总的暴动的局面。C．Y．同志主张积极准备暴动是对的，但主张马上可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不对的，这样就要走入青年冒险主义的倾向。经我答复之后，大家都不说话，我当然【认】为默认了，即退会。 二、现在要声明的是： 1．从九月中央迁沪之时至十月三十晚止，我没有接到中央一个文字，不懂广东叶贺军事失败后，中央对于全国革命的估量如何，因此长江局政治决议案通过时，我非常小心，再三问到会的同志是否同意。 2．当我离汉赴沪时（十一月四日），我还只知唐生智军队从安庆退黄梅、宿松，上海的报纸只看到二十七八号，同时在我个人并不知道李宗仁的全部队伍与程潜[20]等西征，中央并没有一个字给我与长江局，亦没有一个电报，而长江局所有来往的文件都用药水抄寄中央，当每次交通来时[21]。 3．我此次至中央开扩大会议，中央也没有时间给我做报告。扩大会议开过之后，中央第一次在我家开会时，大家好像认为我对长江局各省之处理是对的。当讨论湖北问题时，周恩来同志[22]还说：亦农同志对于湖北总的武装暴动之各方面的准备策略，固然是很对的，但湖北省委是否能级〔及〕时而动是问题。故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周恩来、维汉[23]、我三人起草十一月十五日致两湖省委的公函。 三、现在再说到唐生智溃败如此迅速，我们估量的错误。我很公开的承认，唐生智此次崩〔溃〕败这样迅速，长江局估量是错了，没有看得这样快。原因是：1．没有看清唐生智的雇佣军队不战而溃（并非战败，这是值得注意的）；2．未知东南军阀李宗仁等大部分西征。但如果就肯定的说，长江局的政治决议案制止了湖北省委的暴动，这是绝端诬蔑而中伤的谣【言】，只要看上面一大段的叙述就可以知道。同时省委负责同志自己公开承认唐生智溃败时没有做到更多的工作，并不是长江局政治决议案与我个人的影响，他们暴动技术之不积极准备，并非因长江局政治决议案而停止，而是受了几次工运失败之故。同时明明白白的我再三告诉省委负责同志，更积极准备总暴动前之工农群众广大的发动（方法很多，我在区、市、县负责同志的许多会议上说过，在省委会议上说过，曾经两次起草湖北省委工作决议案，均可调査），且武装技术之准备及政治的宣传，我想C．Y．同志不至一个也不知道，尤其刘昌群同志应当负责，每次重要的决议案他都是参加的。 四、我认为省委在唐生智溃败时指导不得力，未能很正确的认清唐生智已经崩溃，湖北转入新军阀混战的局面，即是湖北工农群众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开始，因此未能很正确的发动工农群众的争斗与夺取敌人的武装。因此省委在武胜门、徐家棚工人争斗[24]之后，即有一部分负责同志表现消极的状态。同时省委在这次唐生智崩溃时，始终是迟钝的，九日看到了，十一日才发通告，十三日才动作[25]。就是目前程、胡、李[26]诸军阀的冲突马上有大爆发的可能，党应当积极准备发动一大的暴动，三四日[27]（记不清）我正式告省委书记乔年同志，后来省委常委开会时我又提出，同时我去汉阳、武昌、徐家棚开会，要三处负责的同志积极准备，及至八日晚，郭亮[28]、乔年等同志在我处开会，我又提出，乔年同志答复在此二天之内发一通告，我并问郭亮同志为什么如此，并与他讨论省委以后指导人的问题。总之，这次中央改组省委及批评省委过去的工作是对的，中央特委不来，我个人亦如此决定的，但责任问题，必须弄清。湖北的问题绝非随便听一、二同志的话可以了解事〔的〕。 五、我与C．Y．同志不同的意见是：C．Y．负责同志认为湖北马上可以举行总的暴动夺取政权，唐生智崩溃时，就是建立两三天的政府而失败亦是应当的（关向应同志说的）。我不能同意。第一，我认为马上举行总的暴动、夺取政权的暴动，我们主观上没有这种力量，因此湖北党与民众各方面之基础太坏，就是十月底起，省委更积极准备以至唐生智崩溃时亦不可能，不然武汉三镇如何只做这样一点点的工作；第二，我认为唐生智崩溃时是一个发动大的暴动的局面，大发展游击战争，发展农民暴动的局面，建立工农革命军，杀尽一切改组委员、工贼、土豪劣绅，恢复旧有的工会，捣毁所有改组委员会，领导失业工人作广大的扰乱，打政府机关、警察局，夺取敌人的武装，破坏敌人的军队，加紧工农士兵贫民代表会议的宣传，并在各农民暴动较大的区域建立工农贫民代表会议，在广大的群众斗争中，建立群众组织的新形式的政权机关，如此之后，才能举行总的夺取政权的暴动，目前的策略亦应当如此。如在这一个不同的政治观点上，我以为不仅要湖北的同志讨论，同时且要全国的同志讨论，如果在这一观点上，湖北与全国同志认【为】我指导错误，应当处罚，我亦承认。 六、湖北工农运动，一向基础不好，这不是证明我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我想这句话，如果有同志说我，总不应当）。但决定湖北的工作应当加以注意，批评过去的工作亦应当加以注意。此外，国民党背叛后，湖北省委指导机关之健全与否，亦应加以注意，同时中央应当负责。最后我要声明的，我十月十号左右已正式脱离省委工作。
[1] 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四日成立，书记苏兆征。中共中央规定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是：査办长江局及中共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溃退时指导方针的错误；召集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讨论湖北政治任务和工作方针，改组省委。查办期间，停止罗亦农中央两湖巡视员及中共湖北省委常委职权，由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代行省委常委职权。 [2] C．Y．，英文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缩写，意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见本书第81页注[9]。 [3] 唐生智，见本书第141页注[8]。 [4] 十月十四日，应为十月十七日之误，参见本书第306—307页《党的策略应当是发展游击战争》一文。 [5] [7] 武汉与南京的冲突、东南与武汉的冲突，均指李宗仁、唐生智之战。这里，武汉代表唐生智，南京、东南代表李宗仁。李唐战争，见本书第312页注[1]。 [6] 王一飞，见本书第29页注[1]。 [8] 任旭，见本书第297页注[6]。 乔年，即陈乔年，见本书第29页注[1]。 [9] 职工国际，见本书第46页注[4]。 [10] 共产国际，见本书第3页注[2]。 [11] C．Y．的国际，指青年共产国际，一译少共国际。共产国际领导的各国革命青年的国际联合组织。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成立，一九四三年宣告解散。 [12] 刘昌群，一九二七年十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共青团长江局书记。 [13] 决议案，指《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见本书第328—331页。 [14] 扩大会，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见本书第334页注[5]。 [15] 秋白，即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五年六月被国民党杀害。 [16] 叶贺，即叶挺、贺龙，见本书第305页注[10]。 [17] 《长江局通汛》，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七年十月创刊，同年十一月停刊。 [18] 《致湖北省委的信》，即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长江局致湖北省委信。这封信是当时担任长江局秘书长的蔡振德，根据罗亦农十月三十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在会后第三天凭追忆及当日会议记录写成，未经罗亦农过目即发出。指示信指出：“经过两湖广东之失败，总的暴动目前已不能重来，不过敌人并非同一阶级，他们变法没有纯一之政权，加之新军阀之混战，未来的革命大潮必将卷土重來。”“现在是要实行土地革命之宣传，加紧工农的斗争，朝着暴动路上走，创造一新的革命大潮。” [19] 韩光汉，时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 关向应，时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委员。 [20] 李宗仁，见本书第141页注[8]。 程潜，见本书第59页注[13]。 [21] 原文如此。 [22] 周恩来，见本书第335页注[12]。 [23] 维汉，即李维汉，见本书第335页注[12]。 [24]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期间，中共武昌市委试图发动武胜门外纱厂工人罢工并进城劫狱，未成。同月十二日徐家棚铁路工人为向路局索薪举行罢工。十五日，罢工失败。 [25]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唐生智军自鄂东退守黄州、鄂城，十一日唐部何键三十五军为保存实力，突然于十一日向武汉撤退，唐军全线崩溃。当日晚，唐生智宣布下野。在上述形势下，十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通告，要求武汉三镇各级党部在唐生智退出武汉之前，即占据工厂及各机关，公开恢复湖北总工会及各工会。十三日，根据省委常委的决定，举行了武汉三镇总同盟罢工，并在当天下午集合群众攻击友益街，占领了湖北省总工会。 [26] 程、胡、李，指程潜、胡宗铎、李宗仁。 胡宗铎（一八九二——一九六二），字今予，湖北黄梅人。当时任西征军第三路第七军军长。十一月西征军进入武汉后，兼任武汉卫戌司令，湖北省政府委员。 [27] 这里是指十二月三四日。 [28] 郭亮（一九〇一——一九二八），湖南长沙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任工农委员会委员。同年十一月下旬，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郭亮为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