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托尔斯泰的创作

论托尔斯泰的创作^[1]

卢那察尔斯基

1926-1927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1

　　对于托尔斯泰从事创作的那个时代的特征，列宁说明得再好不过了。托尔斯泰是一个对俄国社会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人物，他对他所处的时代的特点有着极深切的依存关系。以下便是列宁就这一点所写的：

　　“托尔斯泰开始他的文学活动，是在农奴制度还存在的时候，但已经是农奴制度显然到了末日的时候。托尔斯泰的主要活动，是在俄国历史处于两个转折点——1861年和1905年——之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农奴制度的痕迹及其直接的残余渗透了俄国整个经济的（特别是农村的）和整个政治的生活。同时正好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从下面加劲成长和从上面培植的时期。

　　“农奴制度的残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最多而且最明显地是表现于下列的事实：在俄罗斯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这个时期的农业是落在破产的和贫困的农民手里，他们用陈旧的原始的方法耕种1861年为了地主利益而分割的旧日农奴的份地。另一方面，农业又是在地主手里，他们在俄罗斯中部是用农民的劳动、农民的木犁和农民的马去耕种上地，而农民所得的代价是使用一些‘割地’、牧场和牲口饮水地等等。其实这是旧的农奴制度的经济。这一时期俄国的政治制度也是完全渗透着农奴制度的精神的。这从1905年最初变动以前的政府结构可以看出来，从贵族地主对于国事具有绝对的影响可以看出来，而且从那些主要也是由贵族地主出身的官吏——特别是高级官吏——操有全权可以看出来。”

　　“这个古老的家长制的俄罗斯在1861年以后就开始在世界资本主义影响之下迅速地崩溃了。农民饥饿、死亡、空前未有地破产，而且抛弃土地跑到城市去。由于破产农民的‘廉价劳劲’，铁路和工厂加紧地修建起来了。巨大的财政资本、大规模的工商业在俄国发展起来了。”

　　“于是旧俄罗斯的一切旧‘基础’之这样迅速、严重和猛烈地破裂，就反映在艺术家托尔斯泰的作品中，而且也反映在思想家托尔斯泰的观点中。”

　　“托尔斯泰极其熟悉农村的俄罗斯、地主和农民的生活。他在自己的艺术作品里给了这种生活以如此出色的描绘，使得这些描绘成为世界文学中最好的作品。农村俄国的一切‘旧基础’之猛烈地破裂，加强了他的注意力，加深了他对于四周所发生的事情的兴趣，使他的整个世界观终生了一个转变。”^[2]

　　因此，照列宁的意见，托尔斯泰本人是旧俄国的代表——他是贵族、地主。他生活的时代，这个旧俄国已经腐朽。它是自然而然地、首先从它的基础即农奴制度腐朽起来的。任何一个稍微正一点、稍微动动脑筋、稍微诚实一点的人，都不会去保全这些“旧基础”，都认为那只是可诅咒的过去的残余。那么从外部动摇这些“旧基础”的是什么呢？代替它们的是什么呢？是资本主义，然而是以原始积累的形态出现的资本主义，使农民和贵族一同破产的资本主义，新兴的、特别好掠夺的、一般地说害多益少的资本主义。

　　作为一个贵族，托尔斯泰差不多完全没有注意到资本主义的优点，缺点他倒是敏锐地看出来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憎恨、对战胜了地主的资产阶级的憎恨，是托尔斯泰的基本社会情操，可是他在这个抗议中不能依靠贵族阶级本身。同样的现象在俄罗斯文学中有过不少。贵族赫尔岑反对资本主义而求助于农民。民粹派反对资本主义的时候也求助于农民。托尔斯泰在这方面更是特别富于典型性。为了设法打击资本主义，为了有一件东西同资本主义相对抗，为了找出一个理想、一个可以拿来向资本主义作斗争的真理，托尔斯泰一定要摒弃旧俄国的贵族阶级，同时摒弃官僚和僧侣，双手紧抓住农民的真理，从这里，从农民的真理的观点，极力攻击资产阶级。但是你们知道，民粹派，还有赫尔岑和巴枯宁，都具有真正的革命情绪，换句话说，他们都认为必须依靠农民的革命本能，必须发动农民，发挥他们的反抗力，造成农民起义，尽可能使起义随成一片波涛汹涌的反专制的革命海洋。你们会看到，托尔斯泰并没有这种倾向。他绝对不相信任何的革命，也不希望有任何的革命，他比他同时代那些冒充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更了解当时的农民。

　　民粹派以为农民能够成为巨大的革命力量，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正确的。在顺利的条件下，在酵母充足、而且有一支能领导农民的先锋队的情况下，农民真能够成为革命力量。在这里，民粹派要比托尔斯泰正确些。不过他们只在他们自己所不了解的意义上来说才是正确的，即是：如果除了农民以外，再加上俄国无产阶级，那才有了炸药。可是当时俄国差不多还没有无产阶级，也很少有人了解还得先由资产阶级造出一个无产阶级来。托尔斯泰不了解这一点。像民粹派一样，托尔斯泰希望依靠农村反对城市，反对地主，反对沙皇，但是因为他看到农村本身并不革命，他不仅看到这个，他自己还同情这种农村的消极性，他自己在这方面纯粹是以本来面目出现的农村、带有奥勃洛摩夫性的农村的人，所以他跟兹拉托夫拉茨基^[3]和乌斯宾斯基、跟巴枯宁和赫尔岑不同，他创造了另一个理想化的农村。他要寻求别的方法把农村理想化。

　　托尔斯泰说过，他第一次读完卢梭的作品的时候，筒直感动和喜欢得战栗起来，此后有一段时期，他身上不再挂十字架，却挂了一个小小的卢梭肖像。这件事有极大的特征意义。卢梭的独特的革命思想主要是什么呢？是认为文明、科学、艺术、技术、国家形式的发展等等实际上不仅不算进步，反而只能伤风败俗，是说为古时候才有人的幸福，才有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公平的生活制度，因此最接近这种制度的是社会的落后部分，例如农民。卢梭说，在农民中间还可以找到优良的古风的遗迹，城市即已腐败透顶，一无是处。卢梭当然不是贵族，然而卢梭是典型的小市民：他是小市民的城市日内瓦、典型的小市民国家——当时在工业方面非常落后的瑞士一个小钟表匠的儿子。可见他这是把小资产阶级的“公正的生活制度”理想化了。

　　卢梭在思想上是彻底的，他向往在他那个时代开始而在革命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的思想革命运动。社会变革已经发生，资本主义削弱了旧欧洲的基础。因此卢梭接近了革命思想。他说过，私有财产制是我们社会的祸首，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仿佛成了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先驱。可是同时，这丝毫也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最大的反动分子，因为他否定了科学和技术，也就是否定了促使经济进步的力量，这些力量必定要引导人们走向资本主义，同时创造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社会发展的真正完成者——无产阶级来，并且通过资本主义，为真正的人类社会即是组织严密的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客观条件。如果历史沿着卢梭所指示的道路发展下去，那么任何的进步都要停止，我们只好大开倒车，恢复野蛮人的生活，而卢梭却极力想在这半野蛮的生活中实理某种正义的理想。

　　服尔德也是革命家，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完全承认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能造福于人，他挖苦卢梭说：德行固然是个好东西，但是难道我们就非爬行不可吗？

　　托尔斯泰还是一个青年人的时候，便流着眼泪读了卢梭的著作，而且把他的背像当作颈饰挂在领子上。这个有着灵活的头脑和炽热的心灵的敏感贵族，对新的资产阶级世界竟是那样深恶痛绝。

　　他在大学时代到彼得堡去过一趟以后，曾经一度相信进步——使人们受到教化、使生活更丰富美满的一种迈进，似乎是自然规律，相信这是能够解决社会及其命运的迫切问题的一个值得欣慰的现象。可是托尔斯泰很快看出了“进步”无论如何不能满足他。在这个仅只持续了四、五年的短短的时期的末尾，他写道：

　　“有两种进步的概念，彼此截然不同。在大多数有教养的人士（他特别强调“有教养的”）看来，历史的全部意义只在文明的进步。在我们看来，这意义却在公共福利的进步。公共福利的进步不但不是文明进步的结果，而且多半是和文明抵触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能以‘进步’为理由替任何事物辩解，因为能够成为无解理由的只有‘福利’，而不是‘前进’。”^[4]

　　你们可以看出来，他的想法很天真，不过，如果注意到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没有感觉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如果注意到人们还不了解资本主义的作用等事实，那么我们便不能因为托尔斯泰有这些想法而责备他了。嘿！你们口口声声说进步呀、科学呀、技术呀、国会呀、各种陪审裁决呀，等等，但是我看见的是什么呢？穷人并没有由于我们的进步发财致富，反而变得更加贫穷，他们受到重重剥削，遭到种种蹂躏。

　　这样的话赫尔岑也说过。托尔斯泰同样进入了反资产阶级的、充满革命精神的时期。他当然不能拿旧贵族阶级的理想去对抗资本主义及其进步，这个理想虽然还不明确，却是不同于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的。在这里，卢梭的影响十分明显。即使在托尔斯泰发展中最贫乏、最暗淡的时期，他也决没有把贵族阶级本身当作理想。我只想从他给姑母的私信上引用一段，他写信的时候已经完全抛弃了这种理论和自由主义：

　　“俄国的一切是那么丑恶、丑恶、丑恶。在彼得堡，在莫斯科，人人都在叫喊、生气、期待，偏远地区也是同样的情形——家长式的野蛮行为，野蛮的和非法的行为。您相信吗：回到俄国以后，^[5]我跟自己对祖国的反感斗争了很久，现在才开始习惯于这些构成我们经常的生活环境的可怕现象……”例如，他看到了一个贵妇人怎样在大街上打女仆。“我的村长为了要替我出力，”他在给姑母的信上写道，“竟用这样的方法处罚一个酗酒的园丁：除了殴打以外，还叫他赤着脚到刚收割过的田地上去看守畜群，看到园丁脚上创伤果累累，居然大为开心……”

　　就是托尔斯泰所看到的这些小小的场面，使他恐怖得战栗起来。而他会这样恐怖得战栗起来，正说明他已越出了地主阶级的范围。当然，他身上可能还有地主的各种特点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么一个人叫做地主阶级利益的表现者。他说得很明白：卑鄙，丑恶，必须设法离开这一切，消灭这一切，这叫人再也不能容忍了。可是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危害更大，他否定了自由主义式的进步，那么他往哪里去呢？巴枯宁走向了无政府主义，赫尔岑走向了革命的民粹主义。托尔斯泰似乎也应该寻求类似的解脱。然而托尔斯泰实际上是在民粹主义高潮已经过去的时期发表他的主要著作的，在作为他的写作生活中的基本重心的那个时期，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对民粹派所介绍的斗争方式已经失去信心。因此，即使托尔斯奏的贵族天性、内在的贵族天性和他的某些同样是社会性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特点，即使它们没有促使他避开革命，他在这种情况下也一定会变成一个不革命的革命家，因为在那时候以前，革命的牌已全部输光了。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到，这件事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

2

　　对于托尔斯泰的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两重性，列宁了解得最深刻。他在《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写道：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俄国生活的无比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的第一流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因为迷信基督而变得傻头傻脑的地主。一方面，对社会的扯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和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一个疲惫的、歇斯底里的、意志薄弱的人，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他当众捶着自己胸膛说：‘我坏极了，我龌龊极了，可是我在实行道德上的自我完成；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团子了。’一方面，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政府的暴虐、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可笑，揭示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与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增加之间的矛盾是何等地深刻；另一方面，痴呆地鼓吹‘不用暴力去抵抗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毁所有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讨厌的一种东西，即宗教，企图用信奉道德的神父来代替官方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巧妙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神父主义。的确：

　　你又贫穷，又富足，
　　你又强壮，又孱弱，
　　——俄罗斯母亲呀。”^[6]

　　然后又说：

　　“家长制的农村，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现在实际上是送给资本和国库去任意掠夺了。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的确维持了好几百年的基础，非常迅速地崩溃下去了。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观点去考量（这样的考量自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该从那对于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于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这种抗蓬一定会从家长制的俄国农村中发生出来）的观点去考量。”^[7]

　　这整个急剧的解体过程，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一个贵族，会关心起革命来。一切都分崩离析了。

　　“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时所具有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列宁写道，“托尔斯泰是伟大的。”^[8]

　　这是说，正因为托尔斯泰在他的反资产阶级斗争中接近了农民，他才充满了农民的革命情种，他才会从农民的苦难去着眼，他才会作为一个艺术家和政论家，在他的理论宣传中把一切耗损农民、折磨农民、使农民破产的东西抨击得体无完肤。

　　“托尔斯泰是富于独创性的，”列宁写道，“因为他的观点的总和整个说来却恰好表现了我们的革命、即农民资产阶革命的种种特点。从这个观点看来，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我们革命中的农民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几百年来农奴制度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速破产，蓄积了无数的仇恨、怨毒和拼命的决心。于是发生一种倾向，想彻底扫除官办的教会、地主及地主政府，消灭土地占有制度的一切旧形式和旧程序，清除地面，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共同生活来代替警察的阶级的国家，——这种倾向，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着我们革命中的农民的每一个历史步骤，而且毫无疑问，托尔斯泰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其我是符合于那有时被看作他的观点‘体系’的抽象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不如说是远更符合于这种农民的倾向。”^[9]

　　列宁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以为农民社会主义只是这个贵族凭空想出来的。不，他的革命性不能离开农民的革命性而独立。当农民接近了反抗的思想，当一般农民受到激发，开始考虑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他们很愿意接受托尔斯泰主义。难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吗？难道我们不知道，比方说，杜霍包尔派^[10]和托尔斯泰殊途同归，完全达到了同样的学说吗？杜霍包尔派是革命的农民贵族。同时，他们所提倡的“不革命的革命”、单纯的道德革命、非暴力的革命等等，跟托尔斯泰的学说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据，证明托尔斯泰确实是这一部分农民的思想家。可是我已经指出过，这是说的哪一部分革命农民：不能以硬碰硬的方法实行彻底革命的农民。列宁也指出过这个：

　　“另一方面，农民虽然渴望新的共同生活方式，但是依然用很不自觉的、家长制的、宗教狂的态度来观察下列问题：这种共同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呢，应当用怎样的斗争才能为自己争得自由呢，他们在这个斗争中能找得着怎样的领导者呢，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农民革命的利益采取怎样的态度呢，为什么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度时必须用说力推翻沙皇政权呢？……在我们的革命中，有一小部分农民曾经真正斗争过，为着这个目的多少把自己组织起来过；而且有极小一部分手持武器去扫除他们的敌人，消灭沙皇的走狗和地主的拥护人。大部分农民则哭泣和祈祷，痴谈道德和梦想，缮写请愿书和派出‘请愿代表’——这一切都符合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11]

　　这种农民的消极性，不善于把自己组织起来，不善于真正地切实改善自己的地位，这种在空谈、诉苦、希望、祷告等等中浪费生命的倾向，这种独特的农民式的奥勃洛摩夫性格，因循，犹豫，迷乱，——这些也表现在最伟大的农民思想家托尔斯泰身上，虽然他是贵族出身：它们表现在这一点上：一方面他提出了热烈的抗议，另一方面却又无力把它变为实际的斗争。

　　在题名《列夫·托尔斯泰》的另一篇文章里，列宁对托尔斯泰作了一次总的评价，这对于我们也非常珍贵。他这样说道：

　　“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所投射的光辉，一个被农奴主所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12]竟出现为全人类的艺术发展上的一次进步。”^[13]

　　说得太好了，这证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真正的文化史的本质理解得极其深刻。请注意他说的话。托尔斯泰是真正的艺术家，在这一点上，他是站在全人类艺术发展的前面。为什么呢？有一股什么力量反映在他身上呢？有一股什么力量注入了这些在某方面引导全人类前进的珍品中呢？那是我们的伟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的革命曾经四处摸索，竭力为千百万农民寻求出路，它像瞎子一样碰到种种障碍，碰得头破血流，可是只找到几条错误的道路，它痛苦过，不安过，抗议过，也失望过。因为这抗议是反映在一个天才的代表人物、像我们的弗拉基来尔·伊里奇一样天才磅礴（只是带着另一种色彩——艺术色彩，而不是积极行动的色彩）的代表人物托尔斯泰身上，结果上述的一切探索就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非常集中而鲜明的表现。当时所提出的问题是如此重要，又被表现得如此有力，所以它们在艺术上的反映竟超过了那些先进得多的国家。

　　马克思告诉我们：艺术发展的高度可以同经济发展的高度完全不符。换句话说，经济上强大的国家，它的艺术不一定也强大。这两者之间也可能完全不相符。马克思还举过一个例子：艺术很少达到、甚至也从未达到过古代希腊的水平，但是在经济方面，我们当然大大超过了希腊人。

　　列宁也认为是这样。一个受尽农奴主折磨的蒙昧无知的落后国家找到了它的农民思想家、它的表现者——一个从别的阶级投奔过来的、有点儿古怪的贵族，结果竟使世界艺术升到了并多更先进的国家、正常的文明国家的艺术所不能升到的高度。

　　列宁接着又说：

　　“知道艺术家托尔斯泰的，甚至在俄国也只是极少数的人。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这就必须作斗争，就必须向那使千百万人陷于愚昧、卑贱、苦役和贫穷的社会制度作斗争，就必须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

　　“托尔斯泰不但创作了一些艺术作品，可供大众在推翻了地主与资本家的压迫而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条件的时候永远珍视和阅读，而且他善于以惊人的力量表达被现代制度所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描绘他们的境况，表现他们自发的抗议和愤怒的情感。”^[14]

　　列宁便是这样看待托尔斯泰的。他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将永远为群众所珍视和阅读，认为当群众替自己创造了人的生活条件的时候，这些作品将特别为群众所珍爱，认为社会主义将是使托尔斯泰能为全体人民所接近的先决条件。

3

　　托尔斯泰的意义非常伟大，这首先因为他是一个拥有无限生活力的人物的缘故。

　　当你们围绕各种托尔斯泰主义者对托尔斯泰的描述的时候，你们会发觉他们把他描写成了一个顺从神意、严守戒律的人，虽然他有时也动怒，可是一般说来，却是个十分温和的长老。这是欺人之谈。托尔斯泰好色，爱骂人，常常乱发脾气，同时却很容易感动，以至他自己说自己道：“我爱哭得毫无节度；我还年轻的时候，人家都叫我‘爱哭的列夫’。”真正的艺术家高尔基接近过托尔斯泰以后，曾经在他那著名的小册子里描写托尔斯泰，^[15]在他笔下，托尔斯泰主义者企图塑造出来的那个温和的人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了；当高尔基想找出一句最适当的话来形容托尔斯泰时，他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巫师。有一天早晨，高尔基看见托尔斯泰站在海滨沉思，于是他觉得托尔斯泰正在施展巫术，整个大自然都听他支配。高尔基对托尔斯泰的印象就是这样，这比说他如何富于圣徒精神要真实得多。虽然托尔斯泰希望效法圣徒，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他完全同圣徒相反，是热爱生活的人。

　　托尔斯泰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他的异乎寻常的、浑厚得惊人的、同社会感觉和激情密不可分的生活力。此外，他的阶级出身、他的经济状况，使他完全有可能将这些极其丰富的生活印象加以提炼，在美学上臻于完善之境。他做得那么圆熟，他的任何一个出身于同一阶级的前辈都赶不上他。可是除此以外，托尔斯泰还改变了他的创作目的，从而也改变了他的作品形式。他头一个追求朴素，而且把这件事摆在第一。他果然达到了这种古典式的、“托尔斯泰式”的朴素。为什么托尔斯泰向往极端的朴素呢？他向往朴素，是因为他不愿为贵族写作。他立意要在艺术中做一个非常严肃诚实的人。他立意这样做，是因为第一，照他的意见，艺术应该表现列宁所说的那种由于旧生活被破坏而产生的剧烈的苦难，第二，因为这会使他接近农民的真理。托尔斯泰狠狠地嘲笑了、并且以同样的憎恶描写了主持弥撒的牧师和大剧院的歌剧，因为他觉得这两者都是虚伪。他渴望创造真实而严肃的、没有任何粉饰的艺术。当人家问他“什么是艺术？”的时候，托尔斯泰作了天才的深刻的回答，其中的主要部分已为我们所承认：“艺术是以艺术家的感受感染广大群众的一种方法。”因此，托尔斯泰认为最重要的是他的感受，这感受当然是很严肃的，因为否则不能感染人，它是严肃的、有益于社会的，他说为，一切艺术手法都应该是使这感染产生尽可能强大的效果的手段。当然，他必须创立一套新的美学。在这里，形式的典雅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他也曾把他所有的作品精琢细磨，然而不是为了典雅。到底为了什么呢？为了引人入胜的朴素，照他的意见，朴素才是艺术中至高无上的瑰宝。托尔斯泰所以能超乎一切作家之上，是由于任何其他作家都没有写得那样朴素。托尔斯泰的文笔有时候似乎也欠修饰：他在同一句话里能用上四个“что”。不过他这么做是故意的，目的在使人对他的深刻的思想马上获得印象，深刻的思想往往顾不到自己的外形。但是整个句子却变得能使人对真理本身产生最强烈的印象，一切都像我们在周围自然中所看到的那样朴素和令人信服了。

　　正是托尔斯泰的这个特点、这种巨大的艺术真实性，在我们面前完全描画出了作为社会艺术家、作为表现我们的共同感受的巨匠的托尔斯泰的面貌，说是“共同感受”，是因为在他抒发他自己的感受，极力用来感染别人的时候，他当然要选择多多少少带有全人类性的东西，而不是阶级的东西，因为他脱离了本阶级，他憎恨本阶级。

　　因此，如果说托尔斯泰在精神上具有勇士般的生活力的话，那么他同样也有一个早已由前人做好的极其丰富的调色板来表现这生活力，并且有一切可能完全献身于这个事业，而不必为他的物质福利操心。假如再加上他虽然站在转折点上、却达到了他以前的任何艺术家所没有预料到的真实和朴素这一事实，您说会了解托尔斯泰是怎样的人物，托尔斯泰的艺术学校又是什么了。您就会了解，艺术中的托尔斯泰学校是我国每个无产阶级作家非进不可的学校，因为如果没有强烈的感受，他便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作家，他便不该写作：他能用什么去感染别人呢？他应该是一个坚强的性格。他应该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懂得他的本行，以全部热情献身于这个事业，此外，他还应该极端朴素。然而朴素应该不是比偷窃更坏的愚钝，不是文理不通、佶屈聱牙、不能掌握语言。

　　让我回过来谈谈哲学家托尔斯泰吧。

　　道德家托尔斯泰常常败坏他那顺乎自然的幸福的心情。

　　在哲学方面愉快的顺乎自然的思想也被比较沉重的别的东西代替了。

　　除了经常复发的犯罪的恐惧以外，托尔斯泰还有别的恐惧。也许，他宁愿对付犯罪的恐惧，也不愿对付死亡的恐惧。托尔斯泰写成《复活》之后，契诃夫写信给高尔基说：

　　“我读完以后，不禁哑然失惊。本书作者非常害怕死亡，可是他自欺欺人，死抱住那些出自《圣经》的引文不放。”^[16]

　　这段话足足把整个托尔斯泰主义的特征说明了一半。托尔斯泰拥有极其强大的生活力，正因为他的生活力那样强大，他才不能不珍惜有过那么丰富的阅历的他本人，并且一想到死亡就恐怖。他的小说《哥萨克》的男主角叶罗希卡说得很坦率：“青草将要生长，因此必须及时享受。”^[17]托尔斯泰曾经以同情态度描写一个农民死得多么安详，一棵被砍倒的树木又是怎样死得更安详、更美，而执着于风烛残年的有教养的贵妇却死得多么丑。^[18]他认为人应该很勇敢地迎接死亡。他写过一篇专谈死亡的东西，即是《伊凡·伊里奇》之死。他以残酷的真实性描写了死亡。当托尔斯泰接近了死亡的事实本身的时候，他似乎不得不顺着它，于是他说，伊凡·伊里奇在死期逼近之际，终于明白了这里并没有什么死亡，有的只是光明。不过这当然只是一句空话：决不能叫任何人信服的。人死的时候不是这样，不会感觉到光明，人临终时只会感到力量的衰退、记忆的模糊，有时还感到剧烈的痛苦。托尔斯泰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在这里，他给死亡加了一点儿糖，使它不致那么可怕。由于同犯罪的恐惧混合在一起，他对死亡的恐惧就更加强烈，以至经常令他苦恼了。生活常常促使他去犯罪，并且正因为有了这诱人的罪孽才显得可爱，而生的结局却是死。处在这两大梦魔之间，人不可能平静下来。托尔斯泰一直被这些问题折磨了一辈子。他认识个人主义社会中的罪孽，在那里，每个人的幸福是用别人的不幸换取来的，罪孽经常威临着每一个人。在那互相排挤、互相夺取“幸福”的时代来肯定这个事实，更是特别可怕，因此人们希望寻找一种解脱，寻找没有罪孽的生活。我们知道，唯独在社会主义、在每个人的努力和幸福同别人的努力和幸福说为一体的条件下，才有没有罪孽的生活。可是托尔斯泰看不到这个。他不得不寻求别的。同样，托尔斯泰对死亡的恐惧所以达到了那种痉挛的地步，他所以那么不安，所以要建造一座思想和形象的大厦来为自己遮蔽死亡，也只是因为他拥有极大的生活力的缘故。

　　然而我们也不能把事情想象成这样：托尔斯泰本来只有一种空虚感，或者本来具有一种自觉的哲学无神论精神，只是受了死亡和犯罪的恐惧的影响，才凭空想出一个上帝来。不，他从小便相信上帝。相反地，他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才对上帝起了疑心。在他那个时代，要越出恼人的矛盾的圈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矛盾促使他重又承认了上帝。

　　他还年轻的时候在日记中写过：“我祈求上帝保佑我打牌得胜，于是果然胜了。这件事大大坚定了我的信仰。”他写这段话时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同样的情况一首继续到他生命结束的日子。我读过他七十多岁的时候所写的未出版的日记，其中有这类字句：“我起来了，因为睡不着。主啊，主啊，帮助我吧。我怀疑，动摇……我怎么办呢？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我只引了个大意。后面还有：“清早即起，甚为平静，信仰坚定了。”

　　这人经常生活在这种动摇不定的情况中，因为使他内心的宗教感情增强起来的大概只是一些生活琐事、健康状况等等。而无论他给自己和别人引来多少论据，这些论据又总是不能令人信服。但是他仍然不断地一再援引论据，因为他需要一个上帝。他到哪里去弄来这个上帝呢？到教会去弄来这个上帝吗？绝对不是。教会和牧师只能叫他寒心。他说过：“我宁愿让恶狗把我的孩子撕成碎块，也不愿叫神父来替他举行妖术似的仪式。”他恨教会恨得多深！

　　于是他着手修改福音书译文和他自己所写的神学著作，在那些著作里，他极力想使基督教变成没有神秘色彩、不拘仪式等等的宗教。不过，在这种经过净化的基督教里，实际上还有很多神秘色彩。托尔斯泰凭什么理由弄出一个新的上帝来呢？正由于他需要让自己感觉到有一个上帝神秘地存在着。“我觉得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我皈依上帝。诚然我皈依上帝，我就不会死。然而并不是人人都皈依上帝的。酒肉之徒都脱离了上帝。应该信奉上帝。在生活中皈依上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根据正义来生活，在爱里面生活。凡是根据正义来生活的人，在爱里面生活的人，才会感到上帝在自己心中，他会永生，他不怕死。”

　　那么，这个上帝是托尔斯泰向谁借取来的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向农民借取来的。不错，农民自己多半醉心于牧师的信仰，可是托尔斯泰凭着他的非凡的敏感，知道农民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不再需要牧师的信仰，如果农民受了良好的数育，如果他们变得更聪明些，他们一定觉得牧师的信仰荒谬可笑。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将不需要任何的信仰。他以他的天才，预料到了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情形——福音教派和洗礼教派在先进农民中的广泛流行。在他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已看到杜霍包尔派怎样不顾官方的残酷迫害而流行起来。杜霍包尔派是没有牧师的真正的农民宗教。这是农民建立自己的社会正义与和睦共处生活的尝试。这表现了小私有者对和睦共处生活的虚幻观念；这是把自己的理想用宗教形式表现出来、使个人主义的愿望服从那被称为上帝和正义的公共法规的一个尝试。这些农民教派正代表了托尔斯泰所执着的那种经过净化的宗教、那种宗教改革。今天在我国已经发生的不是宗教改革，而是革命。不过我们可以直截了当说托尔斯泰是一个怎样的人。托尔斯泰是宗教改革家。托尔斯泰是我们的萨文黎、^[19]我们的胡斯。^[20]他的活动的目标，是说明不要革命也可以克服生活的极度混乱状态：“我们要澄清我们对上帝的观念，建立一种新的宗教，一种友爱、圣洁、正义等等的宗教，有了这个，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因为如果我们根据这种宗教来生活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任何社会改革了。”这一点当然包含着托尔斯泰学说的极大的危害性。

　　我不想在这里分析托尔斯泰的大多数优秀作品。我只打算把使他在世界作家中特别出名的作品，即是他壮年时代所写的两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作一次粗略的分析。

　　我们从《战争与和平》谈起吧。

　　在这部小说中，从头至尾贯穿着全书的核心是什么呢？这在某一节的一句简单的话里讲得很明白。托尔斯泰说：“一个人越能放弃个人行动而加入共同行动，他就越是适得其所，他获得的成就也越大。”《战争与和平》正是描写共同行动的。不过托尔斯泰视为共同行动的不仅是决定历史的东西，不仅是历史事件（他觉得历史事件是一个实际上不管个别人的意志而演变的巨大过程）。在他看来，整个世界、整个太阳系、我们周围的整个自然界、各种现象的全部发展是一个庞大的“整体”，它有自己的一套非常巧妙和庄严的、因而应该为人所接受的规律，要求某些力量服从自己。

　　只要您不顾全民的思想、不顾从整个客观存在中顺理成章地产生出来的思想而特立独行，那么您便是脱离了、离开了自然的怀抱，不论您怎样行动，您实际上只是一根可怜的小草罢了。例如拿破仑，虽然统治过列国，却是一个可笑而又可怜的人，因为他的野心、自私、个性、他的所谓英雄使命全跟共同行动相抵触，他极力想战胜历史的自然进程。

　　因此托尔斯泰使小说的男主角、带有一些自我写照性质的安德列从许多体验中痛苦地了解到：野心、对荣誉的渴望、对个人幸福的渴望，都是错误而有害的。当安德列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已经非死不可了，他的死也许是由于耗望，因为他脱离了这个整体。

　　对“整体”感受最深的是农民卡拉塔耶夫，他对什么都服从，什么他都忍受，他可以是在生活的巨流的表面漂游，他不触犯别人，别人也不触犯他。托尔斯泰在描写卡拉塔耶夫的性格时，毕竟说道：“照他自己的看法，作为一种孤立的生活来看，他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作为他经常感觉到的整体的一部分来看，它才有意义。”卡拉塔耶夫不用“整体”、“我”这些字眼，可是他像青草生长，像一只鸭子在岸上嘎嘎嘎叫唤一样，一点也不想到他自己。

　　但是卡拉塔耶夫容易了解的东西，有教养的人却很难学会。彼尔·别竺豪夫经过极大的痛苦和剧烈的激动，才达到卡拉塔耶夫式的生活态度。可是既经达到之后，他就理解了一切，理解了世界，并且用欢欣鼓舞的态度来观察他周围永远难于了解的、无穷无尽的生活了。

　　于是彼尔·别竺豪夫——这正是小说的主要内容——经过各种探索和苦恼，达到了卡拉塔耶夫主义，他是凭着理智达到卡拉塔耶夫主义的——不是像卡拉塔耶夫本人那样本能地、自发地，而是凭着理智，经过许多考验和风波才达到的。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赞美生活，服从它的规律。”

　　也许，他就是叶罗希卡吧？小说《哥萨克》的男主角叶罗希卡也说过：“应该赞美生活，服从它的规律。”然而叶罗希卡认为现实生活是神圣的。他说，一切事物的产生都合乎它本身的规律，所以力量和斗争也是值得赞美的东西。

　　叶罗希卡的世界观纯粹是顺乎自然的世界观，他完全不问什么是真理。彼尔却不能这样。彼尔说：“不，应该有真理。”真理在于人们的友好，人们不应该互相斗争。只有用说教的方法才能拯救人们。目前得救的人不多，必须让所有的人得救。得救的人不希望只有自己幸福，他愿意为别人献出他的心灵。

　　于是，当人们彼此间的血海深仇消除了的时候，那么“上帝的事业”也就完成，这一切自然力量、一切力与美同时又是真与善了。

　　这便是小说所提出的世界观。全体登场人物都在告诉我们，人是怎样接近或离开这个真理的：托尔斯泰认为在它的后面可以感觉到有一位上帝。跟这上帝和好是人生的目的，而和好得用爱与自我牺牲为代价去换取。我们共产主义者也不反对和睦，我们也说：但愿天下太平，人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幸福。

　　但是我们共产主义者要问自己：怎样才能做到这一步呢？我们回答说，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做到，可是托尔斯泰否定了这种斗争。他说：“如果世界太平，弟兄们，我们就可以互相拥抱了。”我们知道，随便你大吹大擂地说出多少美丽的词句来，也没有人互相拥抱。他们还会照样互相敌对。我们又知道，我们的斗争不像任何其他的斗争，它是最后一次斗争，其方法是消灭阶级社会、阶级原则。托尔斯泰不能了解这一点，他没有了解，便与世长辞了。

　　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全部积极的东西，是反对人的自私、虚荣、迷信，是希望使人升华，能够关切全人类的利益和扩大自己的同情心，是希望提高自己的内心生活。这一切都很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安娜·卡列尼娜》吧，这部小说卷首有两句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全书的主要部分是叙说上流社会妇女安娜·卡列尼娜的命运。

　　托尔斯泰用灿烂的色彩，用充满自然力量的、使他成为一位伟大作家的那种色彩描绘了安娜·卡列尼娜，他写出了一个光艳照人的女性。一切有关安娜·卡列尼娜的外貌、有关她那渴求爱情的青春的东西——她对年老的、卑劣的、用难听的鼻音说话的官僚丈夫的厌恶，对幸福、光明和自由的殷切要求——这一切写得那么出色，我们几乎不去注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社会因素了。当然，她只不过是一个年轻貌美、生命力充沛的贵妇而已。虽然这样，对我们来说她却首先是个活生生的人，她好像一只美而的、渴望自由的动物，尽力去打断彼得堡地主官僚道德的锁链，因而引起了我们的好感。我们每个读者，即使是最进步的读者，都有点儿钟情于卡列尼娜，有点儿羡慕渥伦斯奇，妒忌她对他那么好。

　　可是人们忽然发现了什么呢？忽然发现了她是罪犯：她为了获得幸福，不能不对丈夫变心。我今天的读者会说：她到底有什么过错？她天生来又健康又美丽。她需要爱。但是她最后却受了惩罚，而且不仅感到内疚，还投到火车下面自杀了。刽子手原来是上帝：“我必报应。”作者描写了安娜·卡列尼娜的一场恶梦，她梦见一个小老头弄一件铁器，正在准备做什么。仿佛是上帝自己用铁器把这个罪犯打死了似的。

　　可是她的罪过在哪里呢？托尔斯泰毕竟不能持这种观点。诚然她跟讨厌的卡列宁正式结了婚，因此就应当相偕到老。不然的话，你这个人就该受磔刑处分！

　　不，托尔斯泰的意思不是这样：他故意暂时改变了官僚卡列宁的面貌。在“妻子不贞，遗弃了丈夫和小孩”这个苦难、这个实际上是社会性的苦难的影响下，冷酷的官僚卡列宁心中暂时出现了一种纯彼得堡式的路德教派的宗教心、一股圣洁的道德的涓涓细流。卡列宁开始说出这类话来：“是的，我会原谅你，我爱你，我情愿受苦，情愿牺牲自己，”等等。这一点写得很巧妙，没有使卡列宁变成装腔作势或口是心非的人。他这类人有可能产生这种瞬息即逝的感情。托尔斯察把他描绘得非常真实。他以惊人的手腕，描绘了卡列宁初次谈到自己的痛苦和慌乱地说出“我痛苦极了”的那一瞬间。这“痛苦”两字刺痛了安娜的心，因为她看到他已经变成一个口齿不清、不能控制自己的语言的老头乃至小孩了。托尔斯泰想让我们和卡列尼娜怜悯这个实际上冷酷无情的官僚、这条穿文官制服的青鱼。托尔斯泰又弹起他那反对叶罗希卡、反对“充分享受生活乐趣”而主张“当心不要伤害别人”的心爱的歌曲来了。

　　托尔斯泰想重复《战争与和平》的说教。他想说：“你要这样生活，使任何人都不致遭受痛苦。如果你只有损害别人才能获得幸福，那就放弃你的幸福吧。”

　　请看，这套理论实际上是多么反动。说它反动，不仅因为照这个说法，我们在谈到整个阶级的时候也只好同样说：如果只有用斗争、用别人的鲜血和痛苦作代价才能为自己求得幸福，那是不应该的。而且因为，即使在谈到健康年轻的个人的时候，难道我们能够说“如果可能使某人痛苦，你就没有权利为自己求幸福”吗？我们不能把毫无价值、毫无用处的人的痛苦当作一道可怕的藩篱来限制自己。

　　我们对那扬言“我必报应”的上帝感到愤慨。我们要向每个卡列尼娜——无论她是我们本阶级的同志，还是任何一个女性——说：“你有权利享受幸福，去追求光明和自由吧，不要害怕，你决不会死在车轮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这小说的另一部分怎样描写列文的探索，这个善良的地主怎样极力建立合理的生活和不触犯任何人，而结果他所做到的正是托尔斯泰在许多年月中奋力以求的，结果他达到了一种非常平庸的地主理论：应该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必须建立合理幸福的生活，不过它要有益于社会，并且尽可能不得罪任何人。

　　怎样看待托尔斯泰的圣徒精神和自我抑制精神呢？

　　我们反对这个，因为我们眷恋生活，我们希望征服生活，安排生活，让生活更富于人情味，使它照我们的要求和我们所有的可能来切实为我们服务。我们不赞成缩小生活，而赞成扩大它。托尔斯泰说：“资本主义正在建筑一座巴比伦高塔，^[21]可是上帝当然要搅乱人们的语言，使他们互相打起来。”

　　那么怎么办呢？从此不再建设“高塔”即都市文化，回到自己的茅屋里去吗？不，我们要通过财富的积累、通过科学技术来继续建筑这座高塔，我们知道有一个力量，能够把分别使用各种语言的人重新团结在一起。我们只有一种语言，就是说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那种语言。

　　你们会问我：这么说，列宁恐怕错了吧？因为他说过托尔斯泰对我们将永远是珍贵的。他没有错。让我们列举一下，托尔斯泰身上到底有哪些东西对我们可贵吧。

　　第一，他对生活的描写是无比伟大的，——无论是就那以最大的深刻性引人入胜的内容来说，还是就表现、就艺术性与朴素性的巧妙结合来说，都是如此。在这方面，他仍然是我们的宗师。

　　第二，他对生活的残酷性作了极其尖锐的批评。这种对一切不公平的现象、对各式各样人压迫人的现象的经常的、集中的、强烈的抗议，恐怕在任何其他作家的作品里都找不到。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又是我们的盟友。

　　此外，他用那么美妙的文字表现出来的对真理、爱与和睦的热烈渴望，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也渴望那些东西。我们知道，凭着自我抑制精神得不到它们。然而那是我们的理想，既然他用清澈洪亮的声音号召人们追求这个理想，他便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宗师。

　　马克思主义吹散了托尔斯泰布下的迷雾，但是它决没有因此就说（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把托尔斯泰的著作付之一炬，或者随便丢给虫子去蛀咬，丢给有志研究的教授们去使用吧。不，恰恰相反，我们要对托尔斯泰说：你是我国农民的先知；是他们的思想家，你有他们的一切伟大的优点，也有他们的一切缺点。

^[1] 本文是作者在斯维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主编俄罗斯文学史时的速记记录，初次发表在1926年12月25日、1927年1月1日、9日和16日的《共青团真理报》上。

^[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版，第103至105页。

^[3] 兹拉托夫拉茨基（Н.Н.Златовратский，1845-1911），民粹派作家。

^[4] 请参看托尔斯泰的论文《进步与教育的定义》（发表在1862年12月号《雅斯纳雅·波良纳》杂志上）；卢那察尔斯基只引了个大意。

^[5] 当时托尔斯泰刚从国外游历归来。

^[6]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87至8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88至8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8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89至90页。

^[10] 杜霍包尔派，俄国和加拿大的一个教派，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

^[1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90页。

^[12] 指七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和九十年代。——卢那察尔斯基注

^[13]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9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93页至94页。

^[15] 指高尔基的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

^[16] 卢那察尔斯基只引了个大意。契诃夫的原信说：“为什么不把《福玛·戈尔杰耶夫》寄给我？我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一些，我应该通读一遍，像最近读《复活》一样。除了《聂赫留朵夫对卡邱霞的关系写得很不清楚、不自然以外，这部小说中的一切无不使我大为惊奇：它的力量、丰富、广阔、以及作者的言不由衷：他害怕死亡，却不愿承认，只好死抱住圣经中的字句不放。”（1900年2月15日）

^[17] 叶罗希卡在同卡列宁谈话时想起一个“队长”的话：“他说，等你一日死了，青草将在你的坟墓上生长，如此而已。”见《哥萨克》第十四章。

^[18] 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三死》。

^[19] 萨文黎（U.Zwingli，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

^[20] 胡斯（J.Hus，1369-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21] 巴比伦人欲建一摩天高塔，后因语言混杂而中止。出自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