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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眼光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与美学[1]

卢那察尔斯基

1928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无论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朋友或敌人，通常都把他的美学和伦理学同他个人联系起来看，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肖像本身，往往被刻画得不够清晰。从书信、回忆录、小说以及我们拥有的一切丰富的材料中，本来可以很容易看出他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但是到今天为止，这些材料还很少被利用。

　　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流行的看法是这样：他是一个具有非常坚定的信念、卓越的才智和广传的教养的人，一个坚忍不拔的性格和极其严肃的人物，他当然是他那时代的先进分子，不过同时也是枯燥乏味的人、虚无主义者、“烈性子”，像赫尔岑称呼他的那样。屠格涅夫同他谈话的时候说过：“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您只是一条普通的蛇，杜勃罗留波夫却是一条眼镜蛇，”这段话，证明屠格涅夫也认为他是很聪明、灵活而俏皮的人。总之，凡是只从传闻中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或者本来对他了解得颇为肤浅的，都觉得他有点儿冷冰冰，完全没有理想主义精神。

　　在我国，过去常常把理论上和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同实践上的理想主义混为一谈，[2]也许今天还在混为一淡。有些人动辄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实干家，他没有热情，他用讽刺态度对待唯美主义，正如巴扎洛夫对待美丽的辞藻一样，一句话说完，这是一个踏实的、纯理智的性格。

　　由此就得出了他在小说方面“平庸无能”的说法。人们：从某个角度看，怎么办？当然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引起过热烈的讨论，当时给很多人指引过道路：可是，如果从纯艺术的观点考察一下，便会感觉到其中缺少想象和抒情味，那正是这种很博学、很可敬、甚至有其伟大之处、但毕竟有些冷冰冰的人物所必然欠缺的东西。似乎应该把阿波罗[3]对苏格拉底的劝告移赠给他：苏格拉底的天性偏重理智，他逝世前不久，阿波罗劝他学一学音乐，因为音乐能使人变得柔和、协调，使人带上直觉和浪漫主义的味道：看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简直完全不懂音乐。至于那些主张“务实”的人，一定会赞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个“现实主义”，这付冷冰冰的面貌一定会给他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可以设想，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内心的冷漠和他的“唯脑论”，给他启发了一个思想：世界上其实只存在着利己主义，只有从利己主义观点看来是经过合理选择的这个那个行为方式，才是实际存在着的，除了合理的利己主义伦理学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伦理学。说得多么冷冰冰、多么理智啊。许多无形的东西，各种无意识的东西，都不知隐没到哪里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看见。我们很容易做出结论说：这个理论的倡导者，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就是一个意识过于强烈的人，属于纯理智方面的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全部“美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是否定唯美主义本身；他把唯美主义否定得那么彻底，皮沙烈夫甚至觉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将艺术和美学之类的细致的问题抓在他那研究家的疙疙疸疸的手里，仿佛掐死了他们，照皮沙烈夫本人的意见，这是为了公共福利的缘故。固然，普列汉诺夫已经证明决没有这样的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是一篇严肃的、全面的论文；可是问题的提法本身——怀疑艺术是一个不合实用的东西，企图证明现实本身远胜于任何梦想和各种艺术创作，这一切，当然要使那些围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自由主义者把他看作反唯美主义的怪物，看作过于实际的冷冰冰的人了。

　　普列汉诺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他的异常丰富的个性作了出色的评论。但是我们从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里，发现他的主要见解（我甚至要认这是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解中的基本线索），便是几乎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成一个冷冰冰的人、一个虚无主义者、一个巴扎洛夫式的人物。

　　普列汉诺夫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候，他的主要论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教育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启蒙学家，跟十八世纪的启蒙学家属于同一类型。谁都知道，这些人都是“唯脑论者”，他们把理智的见解看得高于一切，完全不善于重视直觉的、下意识的东西，不善于历史地，或者像马克思所说的，辩证地看待事物，而太喜欢从逻辑、健全的思想、理性的要求等观点来提出问题。

　　普列汉诺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这种指责，究竟有什么证据呢？主要的根据（在这一点上，普列汉诺夫是绝对正确的）当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是他的思想体系、首先是社会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普列汉诺夫确实判明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真正的、坚定不移的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者，正如许多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者一样，当他在自己面前提出社会问题的时候，他却不再是唯物主义者了。他对世界和人的概念是唯物主义的。除了具有种种特色并且不断演变的物质以外，他似乎什么也不承认。同时他却认为，像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人的意见可以指导世界。这意思是说，如果理解了自然规律，如果理解了人的规律，就能够迫使世界接受我们的合理愿望。法国革命时代的伟人们也这么说过：我承认自然是物质与力量的合乎规律的总和，我们应该好好认识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猛烈抨击现存制度，理性认为是糟粕的，予以抛弃，理性认为于人有利的，加以保存。我们的全部任务，在于认识、批判，然后实现合理的计划。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这样的看法以及由此产生的改造社会的策略（即是实现说定的合理计划；这计划的力量在于它的说服力与合理性），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见解。

　　可见站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观点上的唯物主义者，在社会问题方面是掉到唯心主义里面去了。正由于他们从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去看待社会学问题，看待历史、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他们才变成了唯理主义者和启蒙学家，换句话说，他们才会认为历史发展过程的动力是思想。因而他们对于思想家的意义，也必然会产生夸大的看法。

　　聪明而有教养的人、有批判能力的人，都是思想的体现者。而思想又是改造世界的力量。因此，真正改造世界、真正指导事件的，正是有理性的人物。在这有理性的人物身上，最重要的是他的理智。其余的一切如感情等等，都退到次要地位去了。

　　普列汉诺夫本人在确定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启蒙学家的时候，并没有说他是唯智主义者，是“唯脑论者”：有人把他描述成一个冷冰冰的、只对头脑的活动和信念感到兴趣的人（我要指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尊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普列汉诺夫并不完全赞成。可是因为除了他指责车尔尼雪夫斯基过分重视思想的意义，对唯智主义者及其理智的意义估计过高之外，在普列汉诺夫以前和普列汉诺夫以后，还产生过种种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偏狭之见，从而可以认，普列汉诺夫促成了这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断的确立。

　　我想恢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本来面目，他其实主要是一个容易感动、富于感情的性格，可以说是一个能够倾心相与的人。他具有蓬勃的热情，注重广阔的实际生活，热爱现实生活，关切内心生活和私生活中的实际事件，他是一个丰富的性格。我想描述的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方面，因为他的美学也好，伦理学也好，事实上都不是来自他的“唯脑论”和偏狭，而恰恰是来自他的蓬勃的热情与雄厚博大，来自他的现实主义，这现实主义正是应该理解为挚爱生活，理解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拥有巨大的生活力的。如果我能够描写出他的这些品质，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形象将具有另一种特色，我们也许需要对他作一番比较新的估价了。

　　不久以前出版了《文学遗产》车尔尼雪夫斯基专号第一卷。[4]这一卷的主要部分之一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青春初期的日记。总的说来这部出色的日记已经能使每个读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产生极大的敬爱，而最后一部分尤其精彩，车尔尼夫斯基本人称为“我同一位女性的关系的日记，她现在成了我的幸福的源泉”。这部日记非常详尽地记下了他同未婚妻的全部谈话。我们读完日记中的以下几页，便会认识处于一生的重要关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并日立刻能够看出他的生活节拍、他所特有的个人的情怀了。这一切跟自由主义地主们所臆造的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概念大不相同，他们曾经利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谦虚，利用他的不愿议论他个人，任意散布这种概念，后来，当人们“揭发”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感觉失望等等的时候，沃林斯基和其他的唯心主义者又重复过它。[5]

　　看看这位准备从事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的二十六岁的中学教员多么兴奋、多么忠实地记录了他同未婚妻的谈话，[6]是很有趣的。

　　“我喝完茶，坐下，——她坐在窗口，我坐在桌子的另一面、横的一面，因此我们中围隔着桌子的一角。这时是五点半。我看了她两三秒钟，她的眼光没有离开过我。”

　　“我本来没有权利说出我要说的话：您可能笑我，不过我还是要说：您想出嫁，是因为您的家庭关系不好处。”

　　“嗯，不错。我小的时候什么也不希求，我很快乐；可是现在，我已经知道家里人对我的看法，我的生活就很不好受了。如果说我还快乐的话，那也不是真正的快乐，倒不如说是强颜欢笑。”

　　“对于这一点，我不能够、不可能用我应该回答您的话来回答。”

　　“（晚11时续记。明日去斯捷方尼处检查肺部。）”

　　“告诉我：有人向您求婚吗？”

　　“有两个。”

　　“都是坏蛋吧？有林德格连吗？”（我说出这个名字时的口气，表示她当然不会把他算在这两个人以内。）

　　“没有。”（用的是那种声调：这怎么可能？）

　　“有雅科夫列夫吗？他不是坏蛋？”

　　“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嫁给他。有一个向我求婚的是爸爸的老朋友。我们上基辅的时候，顺便到哈尔科夫去过一趟（去看舅父或是别的亲戚;她怎么说的，我不说得了）。那里的一个地主向我求过婚，他相当有钱——有一百五十个农奴，但是已经上了年纪，所以我回答他说，爸爸不在，我不能答应，其实就是爸爸答应，我也不答应，我怎么敢断送自己的青春呢？”

　　“听我把我心里的话说完吧。我不可能在这里、在萨拉托夫呆下去，因为我永远不会得到我所需要的那么多钱。我在这里没有前途。我应该上彼得堡。不过这倒还没有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不能在这里结婚，因为我在这里永远不可能成为独立的人，不可能照我的愿望建立我的家庭生活。虽然妈妈非常爱我，并且会更爱我的妻子……”

（2月21日上午7时，在动身去斯捷方尼处以前续记。）


　　“……可是我们家的规矩，我一点也合不来；因此我现在在家里是外人，我不管任何家务事，我在家里的全部生活，只是跟妈妈逗逗趣。我甚至完全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形。所以我应该上彼得堡。虽然到了那里，我一定要多多走，多多操劳，才能把我的事情安排妥当。到那里以后，我将一无所有：我怎么能带着妻室上那里呢？从我这方面来说，把另一个人的生活同我自己的联结在一起，所以是卑鄙的、缺德的，还因为我不敢确信我能否长久地享受生活和自由。我有着这样的思想倾向，我应该随时等待宪兵光临，把我押到彼得堡，关进要塞里面，谁也不知道要关多久。我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使我大有被判苦役的危险——我在课堂上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是的，这我听说过。”

　　“而且我不能抛弃这种思想倾向，也许，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会变得冷静一些，可是也说不定。”

　　“为什么呢？难道您真的不能改变了吗？”

　　“我不能抛弃这种思想倾向，因为它蕴藏在我这个激烈的性格中，我对于我在周围所见的一切都感到不满。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在这方面有没有变得冷静的一天。无论如何，到今天为止，我这个倾向只是越来越有力，越变越强烈、越厉害，越来越深入我的生活中。所以我时时刻刻等待宪兵光临，好像虔诚的苦行僧时时刻刻等待末日审判的喇叭声一样。此外，我们国内很快会发生暴动，如果发生了，我一定参加。”

　　“她差不多要笑出来了，她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奇迹。”

　　“怎么会发生暴动呢？”

　　“这件事您很少想到，还是完全没有想到？”

　　“完全没有想到。”

　　“一定会发生暴动。人民对政府、捐税、官吏和地主的不满情绪正在不断增长。只要有一个火星，就能使这一切燃烧起来。同时，在知识界，仇视现存制度的人数也在增长。能够引起这场大火的火星也准备好了。只有一个疑问：什么时候爆发呢？也许再过十年左右，可是我想会快些。如果爆发了，我虽然胆小，也是憋不住的。我要参加。”

　　“跟柯斯托玛罗夫一道吗？”

　　“说不定：他太高贵，太风雅：他会被污秽和杀戮吓倒。但是无论污秽也好，揭竿而起的烂醉的农民也好，杀戮也好，都吓不倒我。”

　　“也吓不倒我。（我的天！如果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能认识它的意义！）”

　　“结果会怎么样呢？不是做苦工，就是上绞架。那么您看吧，我决不能把任何人的命运同我自己的结合在一起（从她脸上看得出一种迹象：她听这些话听腻了）。您看——这样的议论您已经听腻了，可是我还要长年长月继续议论下去，因为除此以外，我不能说别的。”

　　“我妈妈的命运同我的命运联在一起，这已经尽够了，好在她不会遭遇这样的事件。但是，这种人的妻子可能遭到什么命运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您记得伊斯康大这个名字吗？”[7]

　　“记得。”

　　“他是很有钱的人。他为了爱情，娶了一位同他一道被教养大的姑娘。过了些时候，宪兵跑来逮捕了他，让他在要塞中呆了一年。当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请原谅我说出这些细节来）。因为受惊过度，她养下一个又聋又哑的儿子。她的身体弄坏了，一辈子没有康复。后来他给释放了。最后，他得到许可离开俄国。借口是妻子害病（她确实需要矿泉治疗），儿子也要求医。他住在撒地尼亚境内某处。[8]不料路易·拿破仑，就是现在的拿破仑皇帝，[9]想为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效效劳，[10]又把他抓起来，送回俄国。他的妻子那时住在俄斯坦德或是第厄普，[11]她听到这个消息，昏倒过去了。谁要把自己的生活同这种人的生活联结在一起，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在聪明才智方面，我固然比不上——比方说——伊斯康大，可是应该，论思想倾向的急烈，我并不下于他，所以我应该等待同样的命运。”[12]

　　这便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青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很想结婚；他在另一个地方说过：“如果我错过了这个机会，我就不会有什么个人生活、什么个人幸福了，然而我生来却是为了个人生活，为了家庭……”等等。他渴望这份个人幸福，同时他却说道：我不怕流血和坐牢，我不能脱离革命。

　　这同人们常常给我们描绘的那个冷冰冰的人的形象，已经很少类似之处了。

　　毫无疑问，他的生活力也是他的美学思想的一个活的源泉。

　　在他的美学巨著里而，他这样确定了对美学对象的看法：

　　“那么美实际上到底是什么呢？……美的事物在人心中所唤起的感觉，是类似我们当着亲爱的人面前时洋溢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愉悦。我们无私地爱美，我们欣赏它，喜欢它，如同喜欢我们亲爱的人一样。由此可知，美包含着一种可爱的、为我们的心所宝贵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无所不包、能够采取最多种多样的形式、最富于一般性的东西；因为只有最多种多样的对象，彼此毫不相似的事物，我们才会觉得是美的。”

　　“在人觉得可爱的一切东西中最有一般性的、他觉得世界上最可爱的，就是生活：首先是他所愿意过、他所喜欢的那种生活：其次是任何一种生活，因为活着到底比不活好：但凡话的东西在本性上就恐惧死亡，恐惧不存在，而爱生活。所以，这样一个定义：‘美是生活’；‘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这个定义，似乎可以圆满地说明在我们内心唤起美的情感的一切事例。”[13]

　　你们可以看到，这简直是一页充满抒情的文字。请注意他从哪里吸取他的比方：从感情生活和爱情方面，从性的方面——不过是被他看得非常高尚的性的方面。为了说明他觉得生活比世界上的一切都更可爱，明他最希望的是生活的繁荣与和谐的发展，说明凡是有这种发展得很和谐的生活的地方便有美，便能给人带来愉悦，为了表现这一切，他说道：这完全像您碰见您所爱的人的情形一样。这些音调，使人们通常拾我们描绘出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个冷冰冰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完全改观了。热烈地渴望生活、愿意接受最真实的真正的生活，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上叫我们感动的东西。

　　不久以前出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给涅克拉索夫的书信。信上有一页真正出色的文字，是我没有预料到的，虽然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敬爱车尔尼雪夫斯基，而且下过许多工夫去研究他。

　　涅克拉索夫给车尔尼雪夫斯基写过一封诉苦的信。信的内容我们不知道，但是照回信看来，他显然说过他对生活已经厌倦，他讨论世界上的一切，甚至想到死了是不是更好。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回信上写了这么一页抒情的文字：

　　“请不要以为在这个论断中，我被您的倾向迷住了；倾向也许好而才能单薄的事例，我知道得并不比别人差，何况我决不是仅仅崇拜倾向的人；人家所以觉得我是这样，只因为我有偏激之见，认为有时必须针对着那些根本无所谓思想倾向的人来维护我的见解的缘故。但是我自己从经验中知道：信仰并不是生活里面的一切，此外还有感情的要求，在感情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真正的悲痛或真正的欢乐。这是我从经验中知道的，我知道得比别人更清楚。只有当心里没有悲欢的时候，我们才能把精神贯注到信仰上去。我甚至要说，对我个人来认，我个人的事情比任何世界大事具有更大的意义，人们不会为了世界大事投水自尽、开枪自杀或喝起酒来——我体验过这个，我知道抒写感情的诗歌和表现思想的诗歌有着同样的权利，对我个人来说，前者比后者更有吸引力，因此，例如我，您那些没有倾向的剧本，比有倾向的剧本给我个人的印象更为强烈。从迷误的暗影中……、早已被你拒绝了……、我访问了你的墓地……啊，你这宿命的、无结果的爱情……等等真是使我放声痛哭，那是任何倾向都做不到的。我说得很坦率，但只是为了向您说明：我个人决不仅仅从政治观点来看诗歌。相反地，政治只是用强力侵入了我的心中，我的心所关切的决不是政治，或者，最低限度，它愿意关切的并不是政治。”[14]

　　这是什么意思呢？也许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变节了吧？也许我们触到他内心的弱点了吧？也许我们错把他当作一个英勇的革命家，而实际上他却想摆脱政治吧？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些意见，其实都是正确合理的意见。

　　车尔尼雪夫斯基为它献身的政治是什么呢？是消灭专制制度、农奴制度、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等等。为什么他那样热烈地希望消灭这一切？因为消灭了它们，人才能过真正的感情生活，才能专心享受真正的文化生活，玩赏它始人带来的丰富的感受。政治斗争的目的在建立幸福的、合乎人情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个目的，为什么还要政治？我们干政治，我们应该这样做，是因为有这必要。如果我们每个人只想着自己个人的安乐，从而削减了我们在共同斗争中的坚毅精神，我们便会遭到失败。然而这并不是说，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应该像棋手或赌徒迷恋自己的玩意那样迷恋政治活动，并且认为它才是全世界的目的。当然不是。革命家的政治活动是一种有所为的活动，是为了把人类从邪恶的汪洋大海中引拔出来，使他们走向幸福、安乐，走向合理的生活。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权利说出我们从这封信上知道的那些话。这封信证明了他对幸福抱有多么热烈的期望，说明了他是一个多么健全丰富的性格。显而易见，他的行为准则也正是这强大的生活力所引起的结果。

　　顺便提一提，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写过：“我根据亲身的经验，知道人有时是可能由于各种生活忧患而喝起酒来的。”难道他其有过这样的情形吗？有过，我们从他给涅克拉索夫的那些信上可以知道。这一点非常之妙，因为它给这个亦刚亦柔的性格又补上了一笔。这是他在另一封信上所写的：

　　“我忙于研究莱辛，没有足够的时间编写‘国外新闻’，[15]——其实只要我能够平静下来，时间倒是够用；可是如果您知道我最近一个半月的经历，那么即使我在这段期间能写出一行字，您都要感到惊异了。我只想告诉您：我越是在世界上话下去，就越相信人虽然轻率，常常做出荒谬、愚蠢的事来，但是在他们身上，好的东西毕竟要比坏的多些。为了让您放心，我要告诉您：这些烦恼，原因不在文学，而只是与我个人有关，跟别人毫不相干。我比以前更加确信：现存的制度全都是愚蠢有害的，无论看来多么好，其实都是愚蠢的；爱情、友谊、仇恨，——这一切，即使本身并不荒唐，也一定能造成荒唐的后果。然而人毕竟是好的、高贵的，我们毕竟不能不敬爱人，至少是敬爱多数人。”[16]

　　是一段什么经历使他最初得到一个印象，觉得一切都荒谬妄诞，而结果他却更加相信人了呢？原来有过这么一件事，虽然完全是他的隐私，还是给我们描绘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非常柔和的方面：

　　您也许记得我很爱我的妻子，也许记得她第一次生产是难产，同时有奶水过多等病症。医生说，第二次生产时可能还发生同样的情形，而且有生命危险，因此我也就想以一个后裔为满足了，但是事与愿违，由于我们的过错，我们眼看又有小孩了，您可以想象到，为了担心这件蠢事会产生不幸的结果，我多么痛苦。我还能稍稍保持镇静的最后一个月是九月，从十月起，天晓得我是怎样万念俱灰，心乱如麻。这样过了四个月光景，我也写过一些我能写的东西：可是写得很少——请相信我，我时常整整一个星期还写不出两句话来，有一两次我甚至喝得烂醉，这是完全不令我的习惯的。直到最近几天，因为一切顺利的结束，妻子已经能够起床，我才像个人的样子。那以前却是头脑和心灵都一团糟。好在这件蠢事总算结束了。”[17]

　　你们看看这个“利己主义者”、这个“冷冰冰的人”吧：他的热情的性格牵引他去亲近他那年轻貌美的妻子，他知道他们的亲近可能毁灭她，当他觉得他也许会毁灭她的时候，他完全不知所措，束手无策了，而最主要的念头是：这个亲爱的人是他自己害死的，是他自己使她成为他的情欲的牺牲品的。可是等他从这场波动中恢复过来以后，他回想起当时说过的许多话，回想起许多幽密的感情和内心的激动，他说道：人毕竟是一种极好的生物！

　　我还想给你们指出他个人对诗歌的态度。等我在后面分析他的美学观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普列汉诺夫认为车尔尼雪夫基对诗歌仿佛也抱着唯智主义的态度，只根据教训意义的大小来评判诗歌的价值。我们已经看到，事实并不如此，描写人类的真纯感情的抒情作品也受到他的热烈赞赏，虽然，从另一方面说，这并不表示他因为涅克拉索夫的抒情诗——譬如说——是社会抒情诗，便对它多少有些冷淡；恰恰相反，这种社会抒情诗歌在他心中引起了极大的激动。涅克拉索夫临终时，像一头困兽一样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寄给贝平的信上发出了这样的反应：[18]

　　“如果你接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涅克拉索夫还没有停止呼吸，那就请你告诉他：我热烈地爱他这个人，我感谢他对我的厚谊，我要吻他，我确信他会名传不朽，俄国会永远爱他，他是一切俄罗斯诗人中最有才华和最高贵的人物。我不禁为他痛哭了。”[19]

　　你们可以看到，这又是感情的流露。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秘书克拉斯诺夫告诉我们，在188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怎样朗诵涅克拉索夫的作品：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劝我听一听《一时的英雄》。他那稍稍拉长的、有节奏的、一到要紧的地方便加重语气的朗诵声，使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听得入了迷，竟没有发觉他的声音越来越高了。他仿佛亲自在那里‘登上钟楼’；[20]他用断断续续的颤抖的声音，开始念出向亡母认罪的结尾的诗句。突然之间，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忍不住痛哭起来，不过还是继续念他的诗。我没有力量劝阻他，因为我自己也激动得厉害。这个令人难过的场面，终于被奥尔加·索克拉托芙娜的叫喊声打破了：‘这对你不好。’[21]——‘我不念了，亲爱的，不念了，’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回答，于是，过了些时候，我们就坐下来工作了。”[22]

　　这确确实实完全不是“理智的冷静的观察”，[23]不是看这篇诗歌作品使人得到的知识的多少来评判它的价值。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是一个最高贵、最容易起共鸣的读者，他响应诗神的召唤的时候，他那颗天生丰富的心灵总是非常激动的。因此，我们很难相信他会把冷冰冰的唯智主义带到他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中去，可是不仅沃林斯基式的唯心主义者责备他有唯智主义倾向，在很大的程度上说，连普列汉诺夫也是。这些指责，我们在下文中再详细谈。

　　你们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杜勃罗留波夫有过极深厚的感情，他们两人互相敬爱。在我的报告的这一部分的结尾，我还要摘引两节文字。一节出自瓦·叶·车希亨（韦特林斯基）[24]的著作，可以说明车尔尼雪夫斯基使人对他个人抱着怎样的态度。另一节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杜勃罗留波夫的话，它用在他本人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现在还有人敢于责备他冷淡无情，有虚无主义、利己主义倾向等等，那么我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朋友和景仰者们，尽可以用这些话回敬他们。

　　这是瓦·叶·车希亨（韦特林斯基）所写的：

　　“有两个基本特点，贯穿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早年和他以后的生活：这两个特点自然而然吸住了研究者的注意力。”

　　“第一是他那颗生来非常温厚仁爱的心，它把周围的人打动了。”

　　“童年时代，他是‘人间天使’；少年时代，他受到各种儿童的爱戴，他常常用游戏和嬉闹为他们逗乐。学生时代，同学们‘简直是崇拜’他，不仅崇拜这个正教中学的神童的优异才能，而且崇拜他的品格和温厚的天性的感染力。到了青年时代，大家看出他‘首先是一个天生成可以信赖的、能够对他无话不谈’的人：照一个青年的自白，青年们‘像狗一样’紧跟着他，他教中学时的学生，一直到死都能够一想起这位老师就掉泪。青年洛包多夫斯基和诗人涅克拉索夫，虽然前后相隔几十年，却同样把他比做基督，涅克拉索夫心里更是充满着说不出的痛苦和绝望。”[25]

　　在当时看来，这种比拟是人所能够受到的至高无上的礼赞。

　　“在以后的年代中同他接近的人们，也会永远对他保持这份爱心，因此，他死后多年，其中的一个人回想起这一次无可奈何的永别时，还会说：‘创伤直到现在还没有医好。’”[26]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流放时的一位难友沙加诺夫，把涅克拉索夫的诗剧应用到他的身上：‘认识他的人都忘不了他，想念起他来就深深地感到痛苦。’不过更可惊的是这个天性对普通人的感召力，这种能力显然还在他的少年时代便得到了发展，因为一般地说，随和的能力、平易近人的性格，是很少随着年岁而增长的。我们更提一提彼·费·尼古拉耶夫所说的一个惊人的故事，[27]他亲眼看到过车尔尼雪斯基的话怎样折服了一群情绪激昂的波兰平民，以观点而论，他们是‘黑帮分子’，常在狱中攻击一同被流放的难友——社会主义者，可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的朴素的、然而直接打入人心的话语的感召下，这一群人在谈话结束的时候竟‘痛哭流涕’了。”[28]

　　这一节可以补充我上面所说的话，它充分说明了这个在天性的直接吸引力方面十分突出的人物的特点。这吸引力来源于他的巨大的生活力和他对周围一切（那些妨碍生活的发展、成为生活中的祸害的东西当然除外）的极度好感。

　　以下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为杜勃罗留波夫之死而写的第一篇文章的结束语：

　　“说我们的朋友冷漠无情的先生们，现在我有荣幸以我的名义、以每一个读过这篇文章的人的名义、同时也是以你们自己的名义——是的，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你们也会暗自附和的，——对你们说说话，现在我有荣幸封你们为低能的蠢才了。我叫你们出来谈谈，无用的俗物，——你们还是可以坚持你们原来的意见，我叫你们出来呀……你们不好意思吗？我看到你们已经在后退了。”[29]

　　这一段话，我们完全可以移赠给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唯美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他们会说：嘿，这个平民知识分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一个正教中学出身的民主主义者，他的身上，正像托尔斯泰说的，有一股臭虫味儿，因为他是一个毫无诗意的人、极其冷淡的书呆子，他没有任何让人心里感到愉快的东西，倒是有点儿像巴扎洛夫，不过穿的是做工拙劣的正教中学生外套罢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也来源于他的非常热情而坚强的性格。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另一个环境中，我们的许多概念完全改变了，可是不久以前，庸碌之辈还觉得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是像玛科夫斯基的一幅画上所描绘的样子。[30]这幅画藏在特列佳科夫绘画陈列馆，[31]题名《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被画成胖胖的厨师模样，老大的肚子（好让人一看就明白他是唯物主义者，他活着是为了吃饱肚子），肥脖颈，近视——鼻梁上架着眼睛（当然寓有深意），脸上露出怀疑论者的自负的神气，满不高兴地听着一个代表唯心主义者的狂放不羁的人对他说话，分明很不以为然。对方却是瘦长个子，仿佛能像绒毛一样在空中飞舞似的，他穿得又破旧又单薄，脖颈糊得用两只手指就可以把他掐死，他的头发蓬乱（他不梳头，是因为他全神贯注在梦想上面），眼睛流露着梦幻的神情，整个脸上发出玫瑰色的幻想的光彩。你们也许觉得，唯心主义者被画成这样，似乎并不特别可爱，但是他毕竟聊胜于那个笨头笨脑的厨师。于是造成了一个观念：唯物主义者都有点愚蠢，眼界颇为狭小，只重视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唯心主义者却能够超凡脱俗，他生活在太虚幻境中，心里充满着某种辉煌缥缈的形象和迷人的音乐；这个观念常常被人一再重复终于成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一个特定的力量。其实，唯心主义者都是柔弱的人，唯心主义世界观是柔弱无力的世界观。

　　不错，有时候现实很丑恶，它变得像一付木然的面孔，用冷酷的眼睛去看一切。容忍这样的生活，等于容忍生活中的卑劣的东西。

　　可是唯物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接受了现实，他们爱现实，把它当作创造和斗争的原料。唯心主义者却看不见这个创造的基础，这不仅由于他们天性软弱的缘故，并不是因为伊凡·伊凡诺维奇的性格比较坚强，所以能够成为唯物主义者，而彼得·彼得罗维奇的肠胃和肌肉组织太弱，所以害怕现实。不，原因还要深刻得多：有些阶级、集团和个人处在生活中的弃物的地位，他们不能容忍生活，因为生活只给他们带来烦恼，虽然他们表面上可能站在社会的上，但是他的神经和肠胃都有毛病，他们脱离了生活，不可能从生活中得到乐趣——于是这些阶级、集团和人便离开现实，陷入了虚幻的王国，陷人这种柔弱无力的梦想中，逐渐用梦想代替生活了。他们或许觉得这样也很好。我们对他们不存任何希望——他们对我们有什么用处？让他们用他们爱用的东西去毒害自己吧。可是他们还制造了种种根本否定生活的哲学、假科学、艺术。例如，我们的同时代人，文艺学家和艺术学家艾亨巴乌姆说过一句妙语：“您怎么知道艺术同生活联系在一起？也许它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更多得多。”艾亨巴乌姆觉得死比生或许更有诗意，因为艾享亨巴乌姆大概是一个柔弱的人，他缺乏坚强的精神和生活目标，所以他才喜欢一切带有安抚和宽慰人心的性质的东西、一切同功利主义相反的东西、本身包含着美的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明白：形式主义是断言艺术中只有形式最珍贵，断言艺术是虚幻的东西，我们重视艺术，正是为了它的虚幻性。

　　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并不如此。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种类型的唯物主义者，可以说是用他身体的每一根纤维和每一个细胞狂热地爱自然、爱现实、爱生活的。不过这决不是说，他无条件地接受了生活。相反地，由于他爱生活，爱生活的发展，爱积极的因素，他才能看出自然界的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正处在不正常的状况中。为了这份对生活的爱，他对妨碍生活的东西的憎恨也越来越强烈，于是他接受了战斗和一切与战斗联在一起的苦难，因为他看到了未来的胜利。而所谓胜利，就是改变现实本身的面貌，清除现实中各种渣滓，清除一切荒谬的、丑恶的、可笑的、恶劣的东西。

　　我们指出过，车尔尼雪夫斯基常常把对生活的爱比做性爱，然而这并不是说，他是弗洛依得主义者之类的人。这种比拟的意义在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肉体的爱、占有欲、繁殖欲，这些感情是同生命的真髓、同生命的真正的力量根本分不开的；这种生之欢乐是新兴阶级的代表的特征，它能够推动人去掌握战士和胜利者的豪迈的劳动世界观，使他成为唯物主义者。我要重复一遍：我们认为——我要努力能明的也是这一点——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没有放出什么异彩，其中没有什么叫做美和诗的东西，是a priori不正确的。[32]如果我们更接近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些，我们便会明白他是一个发挥到了极致的生命，以完善与博大而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卓越的人类性格之一。所以他的整个世界观，也像他的全部生活一样，带着力量、美和诗意的印记。

　　我们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正教中学毕业生、牧师的儿子。为什么当时的地主，代表庄园文化的人们，甚至包括屠格涅夫型的左翼地主在内，为什么他们喜欢梦想和幻想，为什么他们觉得现实十分粗俗呢？当然因为他们离开了劳动、离开了争取生存的实际斗争的缘故。问题在于庄园地主已经腐朽。他们可以用虚假的感受去充实他们的生活，可以听音乐、旅行、追求女地主同时制造各种虚假的悲剧，等等，但是这些人感觉到自己绝对无力接触现实。这使他们的生活环境带上了虚伪的高雅情调，后者也表现在他们的整个世界观中。

　　车尔尼雪夫斯基虽然出身于司祭长的家庭，可是他从小时候起便不得不劳动。在正教中学也好，在家里也好，他都过得很苦。他自己说过：尽管我们不愁温饱，但是从来没有余钱，一旦需要买双新靴，那么，怎样筹钱就成为一件大事了。你们说得，他对待结婚问题跟地主不同，地主应有尽有，即使娶上十个老婆也行。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必须考虑：如果我冒昧地娶了我所爱的女性，而她来我家以后却可能挨饿，那我不是一个缺德的人吗？这是残酷的现实主义，生活本身要求他非采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可。而在地主看来，这当然太缺乏诗意了。

　　我要给你们念一念屠格涅夫同涅克拉索夫的一段有趣的谈话，因为它非常突出地说明了这个阶级因素：

　　“有一次吃中饭的时候，屠格涅夫说：

　　“不过，《现代人》眼看要完全变成正教中学的杂志了：不管什么文章，作者总是正教中学毕业的！”

　　“如果文章言之成理，谁写的不都是一样吗？”涅克拉索夫反驳道。[33]

　　“‘各位，我敢对你们肯定说：即使在澡堂里，我也能马上认出正教中学毕业生来，’在座的一位作家说，‘有正教中学毕业生在，准会问到一股橄榄油和烟草的味儿，灯光也会因为缺乏氧气慢慢暗淡下来，呼吸也变得困难了。’”

　　“那么这些正教中学毕业生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怎么会充斥文学界的呢？”屠格涅夫的朋友安年科夫问道。[34]

　　“‘问题是，现在不比从前，时代不同了，’涅克拉索夫回答，‘现在读者要求说明社会问题，可是我们说明不了。必须承认，在其他方面他们也跟我们大不相同。论私生活，即使在一个最严格的道德裁判员看来，他们的名誉也是无可指责的，我们的名誉却坏得很。他们在道德基础方面坚如钢铁，我们却是脆弱的人。’”[35]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正教中学毕业生，第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民主浪潮的代表，当他处理美学问题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呢？他应该说：真正的、健全的人是爱现实、爱自然、爱人、爱生活的。空谈哲理的和从事实践的唯美派先生们、艺术家先生们使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无聊的东西，充满了用各种色彩、音调和文体装饰起来的美学糟柏，硬说它们是思想的反映，是投射到我们的阴暗世界上的一道神光，硬说跟天才们带来的这些贵重礼物比较之下我们的可怜的现实一定立刻显得黯然无光、自惭形秽。这一切都是没落阶级的企图，没落阶级不仅根本脱离了生活，而且对社会来说已开始死亡，它诋毁活生生的现实，同时又诋毁斗争，强迫其他的阶级、强迫青年—新的一代—接受它那虚假的天堂、它那麻醉性的艺术中的伊甸乐园。

　　唯美主义希望用它的窒息性的、可是初初看去似乎很芳香的蒸气来毒害年轻的民主派，车尔尼雪夫斯基却要保护民主派的神圣的防御力量，以免受到侵蚀。于是他对艺术采取了怀疑态度。这使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否定了那种认为自己是高尚生活的鲜明反映的艺术，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幻象，仅仅写出了实际存在的事物的外形，而没有写出它的实体、它的易变性、坚固性、偶然性，等等。

　　车尔尼雪夫斯基排斥这一切艺术形式，他证明了它们的虚假，证明了它们的恶病质，他说明说，从真正的美学标准——发展到最高度的生活——看来，它们正是远不如现实本身，这样的艺术不应该存在。

　　但是决不能由此推论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像皮沙烈夫所理解的那样，认为艺术根本不应该存在，也决不能由此推论说，他不了解艺术有着非常崇高的作用。下面的引文可以证明我的正确：

　　“把美定义为观念在个别事物上的完全显现，我们就必然要得出这个结论：‘在现实中美只是我们的想象所加于现实的一种幻象；’由此可以推论：‘美实际上是我们的想象的创造物，在现实中（或者，用思辨哲学的用语来说：在自然中）没有真正的美’由自然中没有真正的美这种说法，又可以推论：‘艺术的根源在于人们填补客观现实中美的缺欠这个意图’以及‘艺术所创造的美高于客观现实中的美’，——这一切思想，构成了目下流行的美学概念之实质，它们在美学概念的体系里占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美的基本概念之严格的逻辑发展的结果。

　　“反之，从‘美是生活’这个定义却可以推论：真正的最高的美正是人在现实世界中所遇到的美，而不是艺术所创造的美；根据这种对现实中的美的看法，艺术的起源就要得到完全不同的解释了；从而对艺术的重要性也要用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了。”[36]

　　车尔尼雪夫斯基证明说，人的美取决不仅仅与美有关系。这一点，其他的唯美主义者当然也知道：他们也谈过崇高、悲剧和滑稽之类的美学要素。我不想分析崇高和滑稽，因为在这方面有什么了不起的争论，不过我要在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的社会作用的见解之前，详细说一说他给悲剧下的定义。普列汉诺夫认为，在这一点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有筒略和粗糙的毛病。

　　风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代的悲剧的概念，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悲剧作家们所常有的概念。亚理斯多德在他的不朽的《诗学》（顺便说一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它写过一篇专文）中，依照古代世界的看法揭示了悲剧的基本观念。黑格尔和费希特从这观念中摄取了并多东西。[37]他们得到一个结论：悲剧是描写非凡的伟人或杰出人物的命运的，后者常常由于自己的可悲的罪过而死亡。我们为这类人物的死感到惋惜，因为他们是优秀分子可是我们也应该认清他们的死是罪有应得。他们的罪过到底在哪里呢？他们是强有力的人物，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他身上有一种新鲜的、独创的东西，他们不向流行的、合法的事物低头。希腊人说这是“许布利斯”——傲慢。“许布利斯”，这种以特立独行为骄傲的感情、拿人的法则去对抗神的法则的抱负，正是来源于力量，来源于强大的身体、强大的精神、强大的社会地位。正由于一个人挺拔卓越，正由于这个，他才会毁灭。在更早的时候，希罗多德斯已经明白地说过：如果某人比别人高明得多，那么神一定要毁灭他，因为神是妒忌的。[38]神认为超出常规的人是罪犯，因为神维护常规。如果你超越了常规，你会引起大家的兴趣，但是你能引起兴趣，正由于你违反了常规，越出了常规。所以你才会死，因为超越常规的都要死。

　　希腊人怎么产生这个观念的呢？希腊民主派需要它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其原因正如需要贝壳放逐法的原因一样。[39]在那极其动游不定的民主派中，有个别煽动家（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企图夺取权力，骑在别人的脖子上：大大小小的暴君不断出现，尽管名义各有不同，有时是独裁者，有时是受人敬爱的演说家有时又是贵族革命领袖。于是真正的中等阶层民主派，他们的最高法院、议会和设立起来保持国家之稳定的一切机关，便建立了一套特定的政治道德，借以反对这“许布利斯”本身。他们说：“如果你越出了中等阶层的范围，如果你违反了中等阶层民主派（雅典的统治阶级）所制定的祖国法律，你就要死。”这是社会的自衡之道，通常任何的伦理学都是这样的自衡之道。他们要在人们心里培养出唯恐自己与众不同的情操。如果某人太出色，名气太大，就把他驱逐出境，不用说明理由。这表明那个不稳定的民主派内部互相猜疑得厉害。费希特是个人主义者，他袒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拥出来的人物，他说：“即使天塌下来压坏我，即使星星落到了我身上，我仍然相信道德高尚的人的自由决不能取消。”黑格尔却要在新的社会基础上恢复古代民主派的理想，他说：假定一个人妄自尊大，要拿自己去对抗永恒而合乎规律的理念的运行，那不过是笑柄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一点表示了完全正当的愤慨。他说，伟大人物有时候幸运，有时候不幸。任何人都可能有幸与不幸，所以你们不必吓唬我们。认为冥冥中有某种命运的说法，他觉得很可笑。这一切归根结蒂只是无稽之谈，这一切都是宗教的附加物，是利用似有而无的永恒法则来吓唬人，永恒法则其实是某一社会阶层为了要反对人的独立精神才制定出来的。悲剧不在这里。悲剧在各种可怕的事件、各种可怕的结局和人的各种苦难中，徒然是他完全不应该遭受的苦难。确实，为什么一个人负罪而死才算悲剧，无辜而死却不算悲剧呢？考斯道夫·阿多尔夫获得许多辉煌的胜利以后，[40]在一次战役中死于流弹，为什么这不算悲剧呢?

　　普列汉诺夫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宣称一切可怕的事物都是悲剧，是不正确的。悲剧和单只可怕的事物之间还有区别。在单只可怕的事物中没有什么有教益的东西，没有真正的悲剧作品所需要的材料。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黑格尔和亚理斯多德更正确些。悲剧是合乎规律的死。可是悲剧的意义不在于英雄被命运和某些爱妒忌的神所毁灭，而在于新世界、新信念的预言者和先驱者同旧世界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遭到了不可避免的死亡。我们觉得新世界的预言者之死是光荣的，它在我们心里唤起了同情，然而他们的死毕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是寒暖无常的早春时节的燕子，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普列汉诺夫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只是抽象地看悲剧的原则，而没有从悲剧的社会关系来看，没有像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做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即是没有采取阶级斗争的观点。

　　我不揣冒昧地反驳一句：悲剧不一定是先驱者的悲剧，悲剧不仅是个人同社会之间的冲突，或者一个较弱的阶级的代表同另一个被强的阶级之间的冲突。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考斯道夫·阿多尔夫的死不算悲剧的死，为什么一座房子倒下来压死了小孩和妇女只能算不幸的偶然事故，还不算悲剧？

　　苦难是怎样造成的呢？可怕的早死是怎样造成的呢？是由于我们无力对付自然，由于所谓的偶然事故。不受我们控制的力量有时会毁灭我们的生命，但那不仅是、也不一定是社会力量。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在这件事情上所起的作用是：由于它的混乱和人们的各自为政、互不相谋，我们竟无力对付自然。马克思说，当人因为无力对付自然而需要安慰的时候，他总是需要宗教。等到人战胜了自然，他才不再需要宗教，不再感到我们全部生活的悲剧性。恩格斯谈起“从必然的王国跃进自由的王国”时说过：生活在必然的王国中是一个悲剧，这意思是说，你的行动不得不违反你的初衷，你不得不把你的生活纳入不符合你的愿望的框子里面。如果跃进了自由的王国，我们却可能把生活引入符合我们的愿望、即首先是符合我们本身的存在规律的方式中，结束人的悲剧。人将逐渐变成自然的主宰。从这个观点看，资本主义便是使人受无组织的社会的支配，受机器的支配，而机器原是人自己制造出来征服自然的工具。不过资本主义已经是最后一次奴役了。当社会主义真正把机器变为有组织的人类的仆役，而人类的意志也成为法律的时候，就要从人类历史的悲剧式的引言转入真正的、理性的人类历史的正文了。

　　因此，我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实际上是完全正确的，普列汉诺夫用非常重要的、然而毕竟是特殊的和局部的悲剧，暗中替换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范围更大的普遍的悲剧，车尔尼雪夫斯基抱着彻底的现实主义态度，用这种悲剧对抗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他们的阶段利益而捏造的谎言。

　　唯心主义的先生们同我们争论，想怀疑现实的坚固性和其实性。他仍说：现实是过眼云烟，昙花一现，它实际上并不存在：现实在哪里呢？您刚说出前面所说的那句话，那一瞬间就过去了；您无法让您称为“现在”的那个瞬间停留一秒钟，它正在飞逝，因此您已生活在未来，而未来同样在往后退。那么它，这现实，在哪里呢？不过是若有若无、转瞬即逝的东西罢了。艺术却尽可能要拦住现实。画家所画的玫瑰，比真实的玫瑰活得长多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知道这套议论，他这样答辩说：

　　“把已经体验过的一切重新体验一次是会厌烦的，正如听人讲笑话，即使第一次听来津津有味，第二次听也就厌烦了。必须分清楚真实的愿望和怪诞虚幻的愿望，后一种愿望是完全无法满足的；更现实中的美不凋谢，这便是虚幻的愿望。美学家说，‘生活向前突进在它的奔流中把现实的美卷走了，’一点也不错；但是我们的愿望也在随着生活一同向前突进，即是说，改变内容；因此，由于美的现象要消失而觉得惋惜，是荒唐的。它完成了它的工作之后，就要消失，今天能有多少美的享受，今天就给多少；明天是新的一天，有新的要求，只有新的美才能满足它们。倘若现实中的美，像美学家所要求的那样，成为固定不变的、‘不朽的’，那它就会使我们厌倦、厌恶了。活着的人不喜欢生活中固定不移的东西；所以他永远看不厌活生生的美，而tableau vivant却很容易使他厌烦，[41]虽然那些专门崇拜艺术的人认为后者比活生生的场景更美。”[42]

　　你们看，这是两种世界观的对比。一种是赞美静止：有的人发现了他所喜欢的东西，就会叫道：但愿这一瞬间站住不动，但愿生活停顿下来！他希望停留在这一瞬间。真实的欣赏，所谓对新事物的欣赏，很快会过去，而他却要达到牧师所说当我们在天堂中，当我们经常看见上帝、浸浴在幸福之中的时候能够达到的种幸识的观赏的境界，归园化寂，在虚无与忘我的胜境中陶然自乐。这一切固定的美都是自我催眠的方法，像使用麻醉剂一样的迷惑自己的方法。这是逃避生活。

　　车尔尼雪夫斯基可不希望如此。他希望生活显出蓬勃的气象，只有那样，生活才美好；他希望生活经常变化。这正是真正的积极的人所特有的革命人生观，而且只有这样的人才说生活。那些认为宁静是人类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的人，最好到墓地去，他们会在那里找到这种宁静。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这两个伟大人物在艺术的作用的问题上有什么重大冲突。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确定艺术的作用道：

　　“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艺术作品常常还有另一个作用——说明生活：它们常常还有一个作用：对生活现象下判断。”[43]

　　照他的意见，艺术是从实际出发的，它再现现实，再现现实中能够使人感到兴趣的特点。这些有趣的东西一经它描写，主要的特点升到了第一位，次要的特点却下降了。于是它说明了生活。说明决不等于注释，决不等于翻释成理性的语言，而是这个意思：你读完果戈理描写普希金的几页文字以后，便会明白什么是可怜的、残酷的、毫无生趣的老年。你在生活中也许不会碰见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你不会了解得这么清楚。

　　“艺术的主要作用是再现现实中引起人的兴越的事物。但是，人诚然对生活现象发生兴趣，就不能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说出他对它们的判断：诗人或艺术家不能不是一般的人，因此对于他所描写的事物，他不能（即使他希望这样做）不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就是艺术作品的新的作用，凭着这个，艺术成了人的一种道德的活动。”[44]

　　为了不致引证得太多，我们想在这里停一停，把前面所说的归纳一下。

　　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艺术到底是什么呢？

　　人在生活中感到兴趣的东西很多：他希望不仅凭理智去了解这有趣的东西，还要吸取它，记述它，更加接近它，对它加以心领神会，在这方面，艺术家是为他服务的。别林斯基早已确定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看法也相同）：艺术家谈到一切事物的时候，不是用概念化的方法去说明它们，而是塑造形象。不过他的形象是能够说明事物的形象。为什么？因为它们撇开了偶然的东西，只表现最重要的东西。从而生活现象才得以说明，变得更显豁，变得更有说服力。可是说服力的达到，当然不是由于艺术家说过诸如此类的话。“我喜欢那个人，而不喜欢这个人，”并且证明为什么这样，以至使作品流于政论的形式。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有时也在他的小说里这样做，但他并不认为这是正道。他说，对生活的判断，应该是用突出的形象来说明一切的结果。您对艺术家所描写的某个人物或现象是喜欢还是憎恶，是怜悯还是尊敬，要看您的立场、您的信念、以及您在生活中对他抱着什么态度而定。不过您在生活中也许没有立刻了解他，没有注意他，艺术家却通过形象给您写出了最主要的东西，于是您才领会了。

　　我们能够说这种艺术见解中含有我们现在不能接受的因素吗？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些原则，即艺术家要说明生活、艺术家要对生活作出判决，竟吓倒了普列汉诺夫，他宣称：从评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这一观点看来，关键完全不在他的作品对人们所起的任何哲学的、伦理的或政论的影响。起这样的影响当然也可以，但是不应该企图把这些教学的目标强加给艺术。普列汉诺夫当然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如果一个艺术家是真正伟大的人物，特别是，如果他是先进阶级的代表的话，那么他自然要十分关心他那时代的重要的思想生活。然而普列汉诺夫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现他自己正是一位启蒙学家，因为他觉得意义特别重大的仿佛不是艺术家的形象的认言，不是艺术中的直觉的东西，不是成为文学的特征、使文学有别于一切智力活动的东西，而是使它同智力活动血肉相连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诗歌必然要给人带来许多各种各样的知识；普列汉诺夫引证这句话的时候不胜惊讶。他觉得车尔尼夫斯基在艺术的大船上所重视的恰恰是最无足轻重的东西——某些锚索、某些鸡毛蒜皮，即虽然为船上所应有、可是并不怎么要紧的东西：实际上，艺术所以能起强大的教育作用，恰恰不是由于它的某些方面使它同理智血肉相连的缘故。

　　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论的缺点，照他的意见，这个缺点是来源于声名不好的“唯脑论”、唯智主义。

　　普列汉诺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会一致同意：艺术创作可以称为一种道德活动。“纯”艺术家的创作不能称为道德活动，普列汉诺夫也好，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好，都同样鄙弃他们；可是，如果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提出了它对事物的看法，而这看法又能使我们在生活中变得更明智，对生活现象了解得更透彻，使我们获得新的推动力去从事进步活动，那么这个艺术家当然是完成了道德使命。

　　但是普列汉诺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的重大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普列汉诺夫唯恐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理主义者和启蒙学家，唯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言下之意是要强迫艺术家执行这个道德使命。普列汉诺夫说：我们看事物要看它是怎样在自然和社会中产生的，然后我们才能阐明它的原因。例如，我们看到有那么一整个时代，艺术家不去完成道德使命，却致力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不过这也是势所必然，正像冬天玫瑰不可能开花，七月不可能下雪一样。脱离生活而又不满现状的人，一定会向幻想方面、梦想方面。我们应该了解和明确这一点。“是什么季节出什么菜”，在我们今天，必然要长出适合我们今天的蔬菜来。可是，操纵自己的意志，谈论艺术应该如何如何——据普列汉诺夫毕竟说——这却不可以了。我们应该忘记这个念头：我们要有如此这般的艺术，艺术应该如此这般。不，生活使艺术变成什么样子，你就该接受什么样子的艺术，并且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它表现了哪个阶级的倾向。请看普列汉诺夫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

　　“在那篇论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的文章中，我们说过：他在问纯艺术的拥护者争论的时候，为了启蒙学家的观点而抛弃了辩证的观点。但是别林斯基毕竟还比较愿意用历史眼光去看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完全把问题转移到‘论艺术的本质’，说得更正确些，即是论艺术应该如何如何这类抽象议论方面去了。‘科学并不自以为高于现实；这并不是科学的耻辱。’他在他的学位论文的结尾说，‘艺术也不应自以为高于现实……让艺术满足于当现实不在时，在某种程度内来代替现实，并且成为人的生活教科书这个高尚而美丽的使命吧。’”

　　普列汉诺夫可以说简直是大为震惊了：“这可是十足的启蒙学家的观点了。成为生活教科书，意思就是说促进社会理智的发展。启蒙学家认为这才是艺术的主要使命！”[45]

　　让我们马上先抓住美学方面的、再抓住伦理学方面的中心，看一看普列汉诺夫希望的是什么吧。

　　普列汉诺夫希望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客观的眼光去看事物，他说：不要对生活指示什么，而要说明生活。我们不谈普列汉诺夫是否在各方面都作这种想法，可是他肯定说：在艺术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应当使用“艺术应该如此这般”之类的字句，而总是应当认为：艺术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

　　不错，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人们还不能清晰地想象出社会现象的合乎规律的本质。车尔尼雪夫斯基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因此可能很容易夸大人的理智和人的意志的力量。他爱人民，希望人民脱离被压迫的状态，可是他认为人民本身达不到这个目的。只有当人民被另一种力量——知识分子，以他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为首、以杜勃罗留波夫和其他同一类型的人物为首的先进知识分子，唤醒了的时候，他们才会斗争，才会用全国暴动来宣布他们的权利。知识分子及其革命组织可以用种种方法解放人民：向那些跟自己类似的人进行不倦的宣传，通过宣传鼓动去影响人民，而且，正像你们从我这篇报告的开头部分所听到的，也许还可以用革命的方法。车尔尼雪夫斯基直截了当地说过：“流血和污秽吓不倒我。”

　　普列汉诺夫说，这是空想社会主义，毫无疑问，他在这一点上是对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家。不过我们要想一想，从马克思主义来看，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艺术论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正呢？

　　马克思主义使人对社会现象的发展规律有了正确的概念。可是，如果我们完全取消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觉悟性、关于自觉地引导各种现象、关于我们的主动性等等思想，如果我们认为应该把一切社会现象只看作过程，而把除了过程还有行动这一观念撇开，那就是孟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道道地地的孟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了。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建立了自己的党的伟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世界上所曾有过的觉悟性的最高表现者啊。

　　我们正在领导国家，我们建立了一个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我们懂得情况决不是这样：只要我们颁布一道法令，包管万事如意。当然不是。但是能否说我们不该考虑这个那个现象应当如何如何呢？如果那样，我们可是十足的孟什维克了。而我们却是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所以我们要这么考虑：马克思主义指示我的第一个行动是仔细地、客观地研究社会的阶级构成，研究生产力的发展趋势，研究市场和全部经济，了解各个集团的意识形态——耸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上层建筑”。然而这是不是说，我们只应该识别这些客观力量呢？不，因为我们不是呆在地下室的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那种人只好观察观察生活的动向——向右呢还是向左，此外便无事可做了。我们当然应该以生活中的客观根据为基础，可是我们是一个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党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事件的进程。我们应该根据客观的科学分析拟定计划，在我国的生活里面，包括文化建设在内，几乎没有一件事是我们的计划所不敢涉及的。比方说，关于我们要重视、发展、扶持哪种文学以及要向哪种文学作斗争的问题，怎么能设想我们可以避而不谈呢？你们都知道，党中央委员会曾经公布过一个有关文学的宣言。

　　我再举一个社会经济方面的例子。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条件下，农村的发展是这样：中等阶级即中农会分化成为贫农和富农。如果听其自然，农村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批上层分子——农村资产阶级。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影响下，在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下，这些规律的作用也会改变。我们不但肯定这一点，而且尖锐地公开指出这件事要决定于我们，要看我们怎样支持贫农，怎样把贫农与中农联合到集体农庄里去，怎样对富农施加压力，使中农跟他们分手，剥夺富农的政治权利，向他们抽取高额税金。

　　一棵树要是生长在森林中，也只会结出发涩的野果，经过接种以后，却能结出甘美可口的梨子来。我们是有意识地改变自然现象的园丁；为了改变自然现象，并不需要变成创造奇迹的人，这不是奇迹，而是主动地利用知识，这正是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为他和他那一批人仿佛便是社会现象的指导者，而实际上这一小群知识分子却不可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们无法领导农民，无法阻止农民。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家。马克思和他的学生们确定说，必须等到资本主义用铁犁耕地，等到资本主义产生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又能够组织起来的时候，才可能实行社会革命。那时候，无产阶级会着手建立政党作为它的自觉的先锋队，这支先锋队是强大的，因为它懂得无产阶级在其中起进步作用的那个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社会学防止了各种荒唐的、任意编出的理论的危害，指出了真正的历史潮流。但是，如果我们除了这套知识以外别无所求，那么我们只不过是懦弱地随波逐流罢了。比方说，过去俄国资本主义不很发达，工人很少，要经过许多年月，社会革命才能成为必不可免的事。难道我们就应该仅仅在命运所容许的范围内活动吗？

　　民粹派知识分子希望依靠千百万农民来发动革命，他们当然做不到。可是，无产阶级也许有足够雄厚的力量去做那些人做不到的事吧？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这是走回头路。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46]普列汉诺夫对列宁叫喊道：“我感觉你的新意见中有些旧东西。”他感觉有什么旧东西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旧东西。但是他不应该认为其中有什么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1877年写过一封论来海洛夫斯基的著名的信，[47]所有的孟什维克都曾经长期为它绞脑汁，可是他们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不过开开玩笑罢了。然而马克思是一个严肃的人，不会在他给俄国革命家的信上开玩笑。这封信激动和苦恼了我国最圣洁的人物之一——格列勃·伊凡诺维奇·乌斯宾斯基。他洒着痛苦的眼泪反复阅读了这封信。为什么？因为马克思写道，俄国的一群自觉的革命知识分子本来可以领导农民革命运动，改变事件的进程、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俄国错过了那唯一无二的机会。现在，马克思写道，时机说已错过，那一点是做不到了，俄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乌斯宾斯基了解这个，他相信马克思说的是真话，而孟什维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说马克思不是开玩笑就是讲错了。乌斯宾斯基从此喝起酒来，甚至发了疯。在这件事情上，除开别的原因以外，马克思的信也起过不小的作用。乌斯宾斯基觉得，诚然时机已经错过，国家也完了。马克思可没有这么说；他只是说：你们的“神圣的罗斯”，也像其他“非神圣的”国家一样，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换句话毕竟说：现在你们等着无产者吧。如果等到了无产阶级，你也会有幸福的一天，目前还没有无产阶级，因此你们也不会有革命。无产阶级出现以后，它那支包括七、八百万人的队伍，果然成了千百万农民的真正领导者和组织者。

　　我们是沿着列宁的这条“旧”路线走过来的。不错，我们在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还没有成熟，我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中的多数，可是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种种条件，为农民的土地革命创造了前提，我们利用那些条件，认为非完成社会革命不可。

　　有人反驳我们说：那么好吧，假定你们能取得政权吧，但是以后你们拿这些农民怎么办呢？他们获得了土地，对他们就再也没有办法了。难道你们真是想象可以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度里实行社会主义吗？

　　可是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没有被吓倒，他们说：我们不仅想象、而且知道那是做得到的。那是做得到的，只要我们能建立一个稳固的苏维埃国家，建立作为农民领导者的无产阶级的专政。在这些条件下，完全可以用农民自己的、他们所固有的方法，即是合作社的方法，包括共耕制和集体农庄制在内，推动他们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方法，第十五大党代表大会已经告诉我们了。

　　在我们论到文学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的便是孟什维克的宿命论和布尔什维克的主动精神之间的这个差别。

　　我们今天的批评界有没有权利从“文学应该如何如何”这一角度来谈文学呢？批评界能不能说、有没有权利说社会的要求确实存在着，说我们的优秀读者需要有材料帮助他们认识和研究今天这个过渡时期的我国各阶级、各社会集团的生活呢？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作家写出正面典型，借以显示我们共和国的青年公民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有没有权利要求作家善于指责那些危害我们的建设事业的恶习和缺点，使我们感到它们可鄙呢？我们有没有权利向文学提出这类道德的要求？我们不愿听“清雅的声音和祈祷”，却宣称我们的文学应该是一种道德力量应该有助于我们的自我教育，而且我们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是我们的阶级的自我教育过程，我们这样做对不对呢？我想是对的。那么，一方面，普列汉诺夫断言千万不可以说我们的文学应该如此这般，另一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在那里纵论作家的道德作用，他们两人究竞是谁对呢？普列汉诺夫本人说过：每个阶级都仿照它自己的样子来创造艺术，以便满足自己的要求，为自己服务，当阶级往前迈进的时候，它的一切行动都充满着自觉精神。例如，骑士阶级在其全盛时代创造了武侠小说，以增强骑士的自尊心，这决不是出于无心，而是凭着高度的阶级自觉做出来的。

　　当然，并不是一个阶级的全部文化都是自觉地建设起来的，可是一个阶级觉悟越高，越有组织，它的一切行动、它的一切建设工作也越富于自觉精神。

　　无产阶级不能容许文学像森林里的蘑菇那样自生自长。无产阶级是新兴阶级，它对生活总是抱着园丁般的培植的态度。它的政策不仅是依照自然规律来说明现实，而且。是能够改变现象的进程的一种方法、技术似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动部分。

　　因此我才说，我们应该重视和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它痛恨那种被认为可以代替现实生活的艺术，它热爱现实生活，渴望真正的生活得以发展与繁荣，它对僵死的东西持否定态度，肯定说艺术只反映人们感到兴趣的事物，而不是像镜子似的简直什么都反映。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要对生活作出判断，即是要使我们在感情上对于所描写的东西发生一定的反应，他认为艺术家是道德活动家，应该参加文化建设，他的这些中心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说，虽然车尔尼罗夫斯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这个学说可以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掌握马克思的方法，他无法说明我们俄罗斯文学从二十年代演变到三十年代的原因之类的问题。我们拥有一盏马克思主义的探照灯，它能够给我们照亮事件的内在根源、各个现象之间的合乎规律的联系，这是我们的一大长处，但是我们有了可能去作科学分析，也不应该忘说我们本身的主动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对这个作用了解得很清楚。

　　现在我们再附带说一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普列汉诺夫用在这方面的篇幅不很多，可是写得非常深刻、非常精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说并不特别复杂，它同样包含在少数很明确的论题中。

　　普列汉诺夫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中引用了一段话，来确定他的伦理观的本质：

　　“仔细研究一下指使着人们的种种动机，就会知道，每个人的一切行为，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高贵的还是下流的，英勇的还是怯懦的，都出于同一个根源：一个人觉得怎样做更愉快，他就怎样去做，指使他的是利害打算，它叫他放弃较小的利益或较小的快乐，而去取得更大的利益、更大的快乐。”[48]

　　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预料到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否定自我牺牲——一直到为所爱的人、为自己的人民、为自己的思想等等献出生命——的事例呢？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否定它。这么说，他似乎是个相当奇怪的利己主义者，他可以宁愿毁灭自己，认为这样做更有利。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点也不感到困惑，他说：

　　“一个爱干净的人情愿挨饿，也不去碰一碰被什么脏东西玷污了的食物；对于一个向来自重的人，死比屈辱要轻松。”[49]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伦理学原则，它证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决不是那么浅陋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您如果不牺牲自己，只好过一种非常卑贱的生活；也许那一看而知是屈辱的生活，您必须在恐惧、奴役中，在卑屈、凌辱、痛苦等等之中度日，或者，也许您的自掌心由于这个缘故而大大减弱，您会失去一切生趣。一个人要是认为自己不值得活下去，连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在他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可以听到斥责声，——这样的人决没有生活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是个聪明人，他宁愿死掉。死胜于含垢忍辱的生。

　　普列汉诺夫说得完全正确：一个人宁愿做什么以及他怎样行动，实际上完全不是决定于他的理智和什么利害打算。即使我们赞成唯理主义的观点，即使我们相信每个人在行动以前都要经过思考，我们也必须说，在他的思考中包含着某种不太容易确定的因素。例如，为什么有一个人宁愿偷窃而不愿挨饿，另一个人却宁愿挨饿而不偷窃？我们能够说有一架十分客观的天平，可以衡量这两件事吗？能够说所有的人都是同样解决某个问题的吗？我们知道，人总是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同样的问题，这决定于——普列汉诺夫说得完全正确——各人得自遗传和教育的先决条件。即使我们说的是合乎理性的行为、事先经过思考的行为，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您宁愿做什么的问题，也不是决定于您的思考力，而是决定于您对事情有多大的兴致和爱好、您对这件那件好事的看法如何。这要决定于人的性格，从而也就是要看这个性格是照什么标准形成起来的。从我们今天的心理学观点来看，也可以说，这要决定于这人身上终生了什么样的反射作用，什么样的反应在他身上占着优势。确立这个观点以后，我得才会了解思考是一种不常发生的复杂的反应。行动不一定先通过所谓思想，即是通过各种互相排除的反射作用的交织；人常常不加思考而马上有所反应。人的性格，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勇敢的还是怯懦的，与其说决定于思考能力的高低，不如说决定于已经形成的反射作用的综合。

　　普列汉诺夫非常注意这一点（这当然完全正确）：人的性格不是自发地成长，而是社会——家庭和街坊的榜样，然后是学校，然后是兵营、报刊和舆论——培养出来的。整个社会环境是一个庞大的教育机关，社会极力把生来是小野兽似的人变成社会的人，即是极力败坏他的本能，或者相反，极力提高它，使它成为社会性的东西，使它尽可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大多数人把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叫做合乎道德的行为，从这个观点来看，可以说，社会经常在影响个人，让他不致犯罪，即是不致违背常规，而是相反，要循规蹈矩，做出正当的行为来。叫人习惯于正当的行为，即是遵守既定的生活常规——这是每个社会的目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断似乎有些幼稚。因为一个人不论经过思考还是没有经过思考，他的行动实际上是来源于反射作用，而反射作用又多半是在社会教育力量的逼迫下形成的。关于这个，普列汉诺夫说过下面的话。

　　“确实，就假定同我发生关系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分成等级或阶级的社会吧。在这样的社会里，符合整体利益的个人行为被认为是好的，违反这种利益的行为是坏的。因此，判断善恶时的基础，将是一种可以叫做整体的利己主义、社会的利己主义的东西。但是整体的利己主义决不排斥个人的利他主义、个体的利他主义。相反地，前者是后者的源泉：社会希望这样来教育它的各个成员，使他们能把社会利益看得高于私人利益；某人的行为越是能满足社会的这个要求，这人就越富于舍己为人的精神，越有道德。反之，他的行为越是违背这个要求，他就越是自私自利，越是有道德。这便是人们过去和现在判断某人的某个行为是利他主义的还是利己主义的行为时，常常或多或少自觉地采用的标准：在这里，唯一可能的差别只是：人们在这种场合把它的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利益的那个整体，到底是什么样的整体。

　　“……用道德的精神来教育人，正是使有益社会的行为变成他的本能要求（康德说的‘无上命令’）。这个要求越强烈，个人也越有道德。所谓英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不服从自己的这个要求，即使为了满足它必须完全违反他们本身的重大利益，比方说，必须冒生命的危险。这一点，通常是被‘启蒙学家’们，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内，所忽视了。不过我们可以补充一句。康德的错误也不下于‘启蒙学家’们，他断言道德上的动机同利益毫无关系。他在这个场合也不善于站在发展的观点上，从社会的利己主义中引出个人的利他主义来。”[50]

　　人完全是被某个社会的精神、某个阶级的精神教育出来的，他仿佛是凭着本能在那里行动，社会压力在他身上造成的反射作用，已经变成他的本能，成为无条件反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事。但是这里仍然会发生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我马上尽我的力量对你们说明它。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一个人处在某种左右为难的境况中的时候，要考虑他在这个场合怎样做更好，于是他运用他的理智，选择了这种那种行为。他所能够选择的，远不是他愿意做的。例如房子失火的时候，人必须选择：让自己烧死好呢，还是从五层楼跳下好。在正常情况下，他当然不会跳楼，而在这里，他却不得不这样做。可是不能因此说他高兴从五层楼跳下。跳楼不过是在这个场合坏处最小的做法罢了。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人总是选择坏处最小或好处最大的做法。

　　普列汉诺夫反驳说：你以为是你选择的吗？不，这是你所受的教育和你的性格替你选择的，而教育和性格并不决定于你自己。有许多方面要看你生来的体质怎么样，还有更多的方面要看社会生活你培育的趣味、本能和观念怎么样，你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这自然也对，但是从这里似乎应该得出一个结论：在道德方面，我们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旁观者。我们看到人们在行动；原来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行动，就是说，根本没有完成任何行为。完成的只是过程，——不是人在选择，而是有某个东西替他们选择。这个“东西”是社会性的“东西”。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事情上，我们只看到社会的海洋在冲击。人不可能有任何主动的愿望、任何主动的创造。

　　车尔尼雪夫斯基却从人的主动精神来着眼。他说，人总是选择坏处最小或好处最大的做法，并且把这个当作自己的生活指针；因此人是利己主义者。说我是英雄、我是志行高洁的人等等，是没有意思的。任何人都只做他所喜欢的事情。一件事，如果我觉得好，别人也喜欢，对别人也好，那就更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正直的人、勇敢的人、为社会工作的人不能要求什么报偿。这样的人会在自己的行为本身中得到报偿。这是一种非常良好、正直、真诚的态度，但是问题还不在态度，那只是附带的东西。重要的是人的行为论本身。车尔尼雪夫斯基像霍尔巴赫、像爱尔维修一样，[51]以为人能够选择自己的行为规律；普列汉诺夫却说，实际上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规律，完全没有你选择的余地，人只不过有一种错觉，觉得他似乎在选择罢了，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性格的要求来选择，而这个性格又是社会影响的结果。

　　可是为什么世界上竟有这些唯理主义者、这些启蒙学家呢？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诚然他们终于出现了，我们便应该解释几个现象。请解释一下，为什么爱尔维修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都选择对自己最好的做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某些时代出了一批人，宣称没有什么道德，没有什么戒律，没有什么义务，人是完全自由的，他可以选择他最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这些启蒙学家的出现，是由于什么历史原因呢？

　　他们出现在那样的时候：原来稳定的道德已经败坏，某个统治阶级的道德随着它所主宰的整个时代而沦丧，新的阶级正在兴起，它还没有固定的道德，而是首先以革命先锋队的姿态往前冲去，破坏旧的事物。

　　这些推陈除旧的“批判思想家”，也可以说是原先的安定世界的崩溃过程和新社会产生过程之合乎规律的表现者。例如拉赫美托夫们、罗普霍夫们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中的其他一切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以及杜勃罗留波夫踏进生活的时候，可以说并没有一个阶级用某种道德的精神教育过他们。我不以为他们的牧师家庭和正教中学的环境，给他们培育了某种被他们视为新道德的反应。我以为这是不正确的看法。他们踏进生活时，对他们父亲一张的道德起了疑心：他们一点也不尊重这套道德。他们踏进生活的时候，他们出身的那个小市民阶层的道德已经摇摇欲坠。他们摆脱了它的束缚，但是他们也不能接受专制法纪、贵族道德等等。于是他们用他们的自由去同这一切对抗。

　　从唯物主义决定论的观点看来，这种自由当然是虚幻的，可是对社会来说，却一点也不虚幻。

　　他们宣称：我们否定一切义务；我们不愿奉行任何清规戒律，我们愿做自由人。他们希望他们这份做自由人的权利得以实现。我们知道，从上古时代起，各种社会都有多不愿用任何固定的清规戒律来拘束自己的人，他们宣称人本身才是衡量万事万物的尺度。这样的人常常会变得厚颜无耻，因为诚然没有上帝，没有灵魂，没有义务，没有法律，也没有行为准则，那就应该追求一切享受、一切快乐，百事可为。请回想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斯美尔佳科夫怎样了解“百事可为”这句话；也许您伊凡·卡拉马卓夫是一个高贵的灵魂，[52]所以在您看来，“百事可为”只是一句空话，斯美尔佳科夫却去为非作歹了。人人心里都有个斯美尔佳科夫，您给他自由，他就为非作歹。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种非道德论的看法。可是，当新的革命浪潮把人们推上新的道路的时候，他们却决不是来为非作歹的；他们宣布自己的自由：他们需要自由，因为他们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十分特别的精神倾向，或者，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发现了某种反射作用。

　　符拉季米尔·索洛维约夫[53]恶毒地嘲笑说：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看法，结果是这样：“人是猴子变的，人死后会长出牛蒡来，因此我们还是为公社牺牲了吧，”于是索洛维约夫捧腹大笑了。可不是吗：如果人不是猴子变的，而是上帝仿照自己的模样，把灵魂吹进亚当的胸口，让他变成了人，那么为什么要为公社牺牲呢？如果那样的话，当然只英等待灵魂离开脆弱的躯壳，回到上帝那里去享福好了。假定人死掉以后，结果不是长出牛蒡，而是有一道天堂的门或者地狱的门打开来，情况必定完全不同。符·索洛维约夫以为，假如无所谓灵魂，人一死万事皆休，那么我们一定要变成坏蛋，一定会互相为害。唯独在有天堂地狱、有赏有罚的情形下，人才不致为非作歹。这实际上是中世纪的、甚至是野蛮人的思想。博学的索洛维约夫先生自以为居高临下，很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其实不是，他是像野蛮人似的不理解他。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既然从生物学的观点看，人生是一个短促的过程，我们就要使它尽可能更幸福；但是我们不可能使它对个人最幸福，因为第一，在仇恨、自私、弱肉强食等等的气氛中，要建立私人的幸福非常困难，第二，良心不允许：你知道身边有人在死亡，也知道你在利用他们的死亡、他们的艰苦劳动来谋取自己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享福是难受、痛苦、甚至不可能的事。因此，为了使生活真正合理，能给人们带来幸福，非实行社会革命不可。诚然如此，那么唯一真正合理的幸福、生活下去的唯一真正的理由，便是参加革命运动，把自己的力量献给这项工作。如果一代人干不了，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干它好几代；如果这个任务非我们所能完成，我们自己完成不了它，那就用人民的名义来做吧。当时的一代人就是这样搭起一座桥梁，从非道德论和利己主义理论过渡到了为人民服务，这是符拉季来尔·索洛维约夫没有想到的。

　　这样的感情状态，正适合于一个批评一切，希望按照理智行事的有革命情绪的人。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一边，对这种伦理学来说是处于旁观者的地位的时候，他当然会说：这一切其实全是错觉，实际上人的行为必然是被预先决定了的。可是，在普列汉诺夫本人对宿命的决定论提出剀切中肯的指责的时候，他却说得完全正确：虽然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确是被预先决定了的，虽然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合乎规律的行动，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行动时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如果从后世的旁观者和历史家的观点来看，那么一切只是一个过程。可是，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眼光，用在某些条件下生活、在某些条件下斗争的人的眼光来看，这却是主动精神，却是实际生活中的某种行动、某种意志力、某种创造了。我们正是这样感觉到的，因为我们所说明的过程是实际生活的过程、生机旺盛的创造的过程。

　　普列汉诺夫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但是这一次他稍稍走偏了。普列汉诺夫应该考虑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志们的伦理观不仅客观上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且是对当时最有用的伦理观，它最能发挥人们的主动精神，最容易把人从他那落后的环境中推出来，使他走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沙烈夫号召人们去争取的创造性的、光明的生活。

　　我们大家当然了解得很清楚，比方说，我们需要的新道德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然而这是否说我们不应该马上来主动地改变原有的道德基础呢？例如我们面前有一个年轻的无产者，他行动的时候不必思索，却总是能符合无产阶级精神。显而易见，他所受的社会教育已经变成了本能。他值得我们羡慕。但决不是人人都是这样的。有人所受的社会教育不那么完善，他们一方面希望像真正的无产者所应做的那样去做，另一方面又感觉到他们个人的嗜好、偏见和缺点在推动他们往另一方面走——于是他们内心产生了道德上的斗争。我们能不能够对这种人进行教育呢？能够。要知道，资产阶级正在极力对人进行教育，极力使某些反射作用、某些行为准则变成本能。我们也应该这么做。我们应该通过幼儿园的学龄前教育、学校、我们的环境的直接感染、互相影响和自我教育等方法做到这一步，使我们身上的无产阶级因素取得胜利，变成本能，正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的，变成我们的无产阶级道德。我们不能说：资产阶级要凭直觉来建立自己的道德，好像蜘蛛结网一样。当一种道德已经败坏，另一种又还在建立的时候，当我们需要主动建立自己的行为准则的时候，怎么可以不思考呢？有一次人家向使徒保罗问起上帝，他回答说：“你是什么人，竟敢问起上帝？”我们不满意这种“使徒式的”答复，我们要知道、要说明：为什么某些行为准则和标准是唯一合情合理的？说“对这一点不必思考，因为人实际上不能思考，因为人实际上只能表现社会在他身上所造成的反射作用，”——这些话能给我说明什么？我不需要听这一套，我要知道的是我明天该怎么办：把同志的书偷来拿到市场上去卖，还是不偷？如果不偷，我就还不了债，就要挨俄，如果偷，我又会看不起自己。我整夜睡不着，翻来覆去，不知怎么办才好。

　　道德上的斗争、动摇和矛盾是常有的事，可是在原有的道德濒于崩溃的时候特别厉害；那时一方面已经没有任何义务，没有任何德行，人必须正视现实，从狭隘的功利主义观点讨论问题，另一方面，却又应该问问自己：在行动中从你的尊严而不从你的利益着眼好呢，还是从你的阶级着眼好，虽然后一种做法会给你个人带来很大的损害？如果有人对我说应该经常遵守某些行为准则，那么我得要求这些行为准则能够证明自己的正确。

　　我们的道德不可能是直觉的、无上命令式的，它必须证明自己的正确。我们需要行为标准，我们应该定出它来，应该使它变成教育标准。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很接近车尔尼雪夫斯基了，因为诚然我们赞成人应该讨论和选择自己的行为准则，那么显而易见，他应该选择从理智的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做法。作为利己主义者，每个人都有权利和可能选择对他最好的做法，我们走到他面前，说：我现在要对你说明你应该怎样为人，而且我可以证明这对你是最好的做法。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就很接近车尔尼雪夫斯基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初初看去很幼稚的、似乎被普列汉诺夫用深刻的批评轻而易举地摧毁了的利己主义理论，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又重生了呢？

　　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所负的责任、以及这个时代所指示我们的为人之道跟车尔尼雪夫斯基想象的东西有类似之处，他以为这一切在当时便已存在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生活导师，能把一群人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一群知识分子可以改造生活，建立合理的新道德，并且能够证明这种道德才真正合理，任何其他的道德全没有用处。可是他对于他生活的时代和他应尽的作用的看法都不免虚幻。而我们却确实碰到了这样的情况。

　　我们必须大致想象得出什么是真正的无产者，这是一种什么典型，他们在生活中的不同的场合会怎样行动，什么是我们的善与恶。不能依靠本能来暗示。依靠本能，指望“自有办法”、“车到山前自有路”，难道像是新的世代的教育者、自觉的教育者的我们所做的事吗？难道像是努力凭理智说明一切问题的我们所做的事吗？不，我们不能说青年公民在生活中可以不要行为标准。列宁也明白地说过：要有这样的道德规范，而且它的基本原则是无可怀疑的：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斗争时期，每个人都应该使自己的行为服从整个阶级的利益。从这里可以引出很多有待我们发挥的项目来。

　　普列汉给夫谈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候，令人感到他很强调这些：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行动并不是行动，而是过程，行动只是一定的原因的表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无产阶级的发展中，在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中，有一个时期必须粉碎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主义和空想，而普列汉诺夫正反映了那个时期。对那些东西是必须无情地予以粉碎的；必须证明：当历史还没有创造出先决条件，群众还没有登上首要的地位、没有具备一定的力量、没有建立一定的组织的时候，任何进展都不可能，任何胜利都不可能。因此你不要妄想一个人可以领导群众，你可以解开历史打下的扭结。还是去接近无产阶级，帮助它成长，帮助它自觉地组织起来、同各种历史力量联合行动吧。只有这样，你才能胜利，只有当你个人的愿望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时候，你才能胜利。

　　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不过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合理的一定会变成现实的？就这一点说，什么时候时机才能成熟？这合理的事物、明天的合理的事物，什么时候才能从今天的不合理的事物中成长起来？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然而这是说：今天的现实中存在着不合理的事物，存在着实际上是属于昨天的、正在衰亡的事物。所以应该从明天的合理的事物着眼，促进它的发展；只有当你顺乎自然。促进历史的发展的时候，你才能有所作为。

　　在米海洛夫斯基建立他那无力的主观主义，建立他那认为人可以任意改变历史的谬论的时期，普列汉诺夫曾经是宣扬真正的真理的大预言家、传授生活智慧的真正导师。他说的话是正确的，但是那是一个完全的真理吗？不，有三分之二的真理，甚至可以说有十分之九的真理，却不是完全的真理。

　　必须促进现实的发展。我们处在地下状态的时候，孟什维克觉得“发动革命”是一句狂妄透顶的话。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认为革命是自发的现象，是自然而然地来到的，正像月亮的盈亏一样。怎么能够加速月亮的盈亏呢？当然决不可能。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只能在某种程度上促成社会现象的发展，助它一臂之力。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一些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那都是人们自觉地、有组织地干出来的。一个川流直下的革命的时代，一个活力充沛、拥有雄厚的力量的时代来到了，这些力量只要组织起来，一定能举足轻重。

　　我们布尔什维克还在被迫转入地下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个时代准会来到。

　　我再提一提恩格斯那句从必然的王国跃进自由的王国的伟大名言。恩格斯想用这句话说明什么呢？他想说明，人的意志组织起来以后，会获得一种支配人的命运的巨大权力。马克思也不止一次地着重说过：人所以相信各种神明之类，是因为社会关系太复杂混乱，如果社会有了组织，人便能超乎社会规律之上，人的整个命运便会服从理智的支配，依照理智发展下去。

　　我们已经站在一个转折点上。我们已经打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我国实行了自觉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我们体现着这个成为人类命运之主宰的阶级的意识。这就是说，在我国，意识、有组织的意识对现实的支配权越来越大了。固然，我们必须好好地考察现象，才能影响它们，必须对它们作出正确的估计，才不至于犯错误，然而我们是能够影响它们，改变它们的。人的道德、我们的行为准则也包括在这些现象以内。因为我们今天正在对人们进行教育，因为今天所有的学校、报刊、经济权和教育力量都握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要用什么精神教育人们？我们认为真正好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要怎样教育人们，自觉地创造环境，使这么好的东西变成本能？我应该确定教育的内容，确定我们要用什么方法给儿童培养无产阶级的公共道德，发挥他们的思考力，使他们考虑考虑各种不同的行为动机，然后选择那种从社会看来是最高贵、最有益的动机。

　　正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才越过普列汉诺夫而向车尔尼雪夫斯基、向这位认为人的理智和意志的力量具有重大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伸出手来。马克思主义大大缩减了理智和意志这两个因素，指出它们本身要受客观规律的制约，可是同时也指出：随着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的加强，随着政权的转入无产阶级手中，人的影响和理智的活动范围也会一天天扩大，并且不是像空想家所想象的那样，而是像实际上所应有的那样。

　　正由于这个缘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和美学、他那关于人的理智有权力支配现实的虚幻观念，才会使我们现在感到亲切，而普列汉诺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却有很多不能成立了。因此，我不同意普列汉诺夫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空想家这种讲法，但是也不同意普列汉诺夫这个讲法：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家，所以他的全部伦理学和美学一无是处，他所以恰恰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来对待这些问题，就因为他是空想家，他的学说没有一点可取的地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对于那些相信胜利的人是重要的，对于我们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

　　如果从我们的时代和我们今天的情势来看，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和美学，我能够说的就是这些。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人物、他所留下的一切，都是一宗极大的财产，一宗无比珍贵的遗产。

　　几天以前我碰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54]她问我目前在做什么，我说，除了其他的事情以外，我还准备给共产主义学院做一篇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报告。于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京诺夫娜对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爱车尔尼雪夫斯基恐怕甚于爱任何人。他感到他跟这个人有一种直接的亲密关系，并且对他抱着极大的敬意。”然后她想了一想，又对我说：“我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我不知道是否有许多共同点——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可是我知道，在对人的能力的看法上，在对美和人的品格的看法上，这两个人彼此间确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如果说列宁的遗产，他的智慧永远是我们研究的源泉，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东西，应该承认，那不仅是某个时代的一座出色的起念碑，而且是我们应当和必须学习的。



[1] 本文是作者在共产主义学院文艺部所作的报告，初次发表在1928年第二十五期《共产主义学院通报》杂志上。

[2] “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在俄文中是一个字。

[3]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与光明之神，艺术保护者。

[4] 《文学遗产》，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一种丛书，专门刊载俄罗斯与外国文学史方面的新资料。

[5] 沃林斯基（А.Л.Волынский，1863-1926），反动的艺术学家和批评家，鼓吹为艺术而艺术，对革命民主主义者则大肆诋毁。

[6] 1851至185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故乡萨拉托夫中学任教。

[7] 伊斯康大是赫尔岑的笔名。

[8] 撒地尼亚，岛名，属意大利。

[9] 即拿破仑第三。

[10] 即尼古拉一世。

[11] 俄斯坦德在比利时，第厄普在法国。

[12] 《文学遗产》，车尔尼雪夫斯基专号，第一卷，第556至557页。

[13] 《生活与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6至7页。

[14] 《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及塞连通信集》。皮克萨诺夫编辑并作序。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25年，第28页。

[15] 1854年间有一段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为《现代人》杂志编写“国外新闻”。

[16] 《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及塞连通信集》，第35页。

[17] 同上书，第42页。

[18] 贝平（А.Н.Пыпин，1833-1904），俄罗斯文学史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表弟。

[19] 《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及塞连通信集》，第13页。

[20] 《一时的英雄》中写到一个年老的看守人如何上下教堂的钟楼。

[21] 奥尔加·索克拉托芙娜·车尔尼雪夫斯卡雅（О.С.Чернышевская，1833-1918），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

[22] 《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及塞连通信集》，第14页。

[23] 见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献词。

[24] 车希亨（В.Е.Чешихин，1866-1923），俄罗斯文学史家，政论家，写过不少作家传记。韦特林斯基是他的笔名。

[25] 车希亨（韦特林斯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传》，麦穗出版社，彼得格勒，1923年，第103页。

[26] 安东诺维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被捕》，见《往事》，1906年，第三卷。

[27] 沙加诺夫（Шаганов）和彼得·尼古拉耶夫（П.Ф.Николаев，1845年生）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亚历山大工厂服苦役时的青年难友，他们两人是因为与卡拉科左夫行刺案有关而流放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及塞连通信集。第五十九页。

[28] 车希亨（韦特林斯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传》，第108页。

[29] 车希亨（韦特林斯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传》，第59页。

[30] 玛科夫斯基（В.Е.Маковский，1846-1920），杰出的巡回展览派画家。

[31] 特列佳科夫绘画陈列馆在莫斯科。

[32] 法文：先天地。

[33] 巴纳耶娃：《回忆录》，“Academin”出版社，第四版，第403页。

[34] 安年科夫（П.В.Анненков，1812-1887），批评家和回忆录作家。

[35] 别尔科娃：《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莫斯科1928年，第114页。

[36] 请参看生活与美学第十一页.

[37] 费希特（Fichte，1762-1814），德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38] 希罗多德斯（Herodotus，约纪元前484-425年），古希腊历史家。

[39] “贝壳放逐法”，古代希腊雅典的一种法律，凡人民所憎恶的人，均由公众投票流放国外十年，因投票时把被流放者的姓名写在贝壳或陶器片上，故名。

[40] 考斯道夫·阿多尔夫（Gustavus Adolphus，1594-1632），瑞典国王，曾在三十年战事中大显威名。

[41] 达文：活画（由不说话也不动作、只是根据剧情打扮起来和做出种种姿态的演员所构成的舞台场面）。

[42] 请参看《生活与美学》第48页。

[43] 《生活与美学》，第109页。

[44] 《生活与美学》，第102页。

[45] 《普列汉诺夫文集》俄文本，第六卷，第251页。

[46] 指1906年4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47] 米海洛夫斯基（Н.К.Михайловский，1842-1904），社会学家和政论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48] 间接引自《普列汉诺夫文集》俄文本，第五卷，第215页。

[49] 间接引自《普列汉诺夫文集》俄文本，第五卷，第216页。

[50] 《普列汉诺夫文集》俄文本，第五卷，第218至219页。

[51] 霍尔巴赫（Holbach，1723-1789）和爱尔维修（Helvetius，1715-1771）都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52] 斯美尔佳科夫和伊凡·卡拉马卓夫都是《卡拉马卓夫兄弟》中的人物。

[53] 索洛维约夫（В.С.Соловьев，1853-1900），反动的神秘主义哲学家，神学家，政论家，象征派诗人。

[54] 即列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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