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谢-谢·季纳莫夫《肖伯纳》一书〕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消息报》书评栏，无标题。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六卷。

　　季纳莫夫^[1]论肖伯纳的书出版得再合时不过了。^[2]谁都想了解这位著名的外宾究竟是个什么人，他现在竟然如此激烈地维护苏联，并对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说出如此挖苦恼人的话来。大家已经知道，波兰新闻记者们同肖伯纳作了初次谈话以后麦表意见说，这老头子疯了，等他回到英国，必须把他关进疯人院。^[3]芬兰各报的声明也含有类似的意味：“肖伯纳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已不复存在。”说他作为资产阶级作家已不复存在，这当然很好，对他好，对我们也好，可是这使我们不得不问：肖伯纳曾经是资产阶级作家吗？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回答也不那么容易。季纳莫夫却回答得很纯熟。
　　肖自称为老革命家，说是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研究马克思。^[4]他指出，几乎他的全部剧本都具有啮咬的性质。确实，肖的喜剧全是尖酸刻薄和反资产阶级的。然而问题在如何啮咬。可以象老虎一样咬，也可以象蚊子一样咬。肖把人咬得很心烦，但是这同狮子的咬法相比，更接近于蚊子的咬法。资产阶级无论如何不可能被肖咬死。肖的不幸便在于，虽然他透彻了解资产阶级的伪善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荒谬，同时他却决不相信革命，不号召革命，甚至谴责它，甚至暗中取笑它。由于这个缘故，肖没有一条根本改善社会的道路。他想用理性的力量、嘲讽的力量使人确信：将来会建立一些知识分子联盟，其中也许能出个强有力的人物，如同他的著名喜剧《苹果车》里的马格纳斯那样。
　　这一切自然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幻想。肖就是属于机会主义幻想家、所谓费边社会主义者之列。假定肖始终站在这种立场上，或者假定他由此朝着什么莫斯里型的法西斯主义^[5]滑下去（肖有过某些迹象，表明他是可能这样滑下去的^[6]），那末我们便可以干脆说，他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事态严重时，他那口头上的“革命性”全要衰退、消失，他将在资产阶级卫道士的队伍中占有一席地位。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德国一切左翼民主派或者印度左翼国大党员之所以存在，主要是为了同右翼妥协，为了用不关痛痒的批评给不满的群众一点满足，从而至少能以反对派的资格，把群众控制在总的框框之内。象肖这样的作家可以很容易扮演此类角色，不知不觉地为巩固资本主义效力，尽管表面上他给它造成了痛苦的伤痕。
　　但是幸而这件事并未发生。肖的革命潜力要比有些人设想的来得强大。使他解除武装的原因，无宁说是由于在当时的英国看不到政治前景，没有一场稍微重大一点的革命运动。现在资本主义大厦已开始倒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大厦则正在增长，现在人人都应该说明他是在街垒的哪一边，这时候，这位光辉的老辩论家、当代最有才华的喜剧家、最著名的英语作家，向街垒的我们一边来寻找自己的岗位了。
　　固然，肖的剧本并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令人信服的，但从他的新的立场来看，那毕竟是引导他向上和向左的阶梯的头一级。在我们庆祝肖的七十五岁寿辰时，我们当然主要是由正面去谈他。我们既然看见他已经站在他今天的革命立场的高度，我们就更可以真心诚意地这样谈论他了。但是在季纳莫夫现在所作的这种更广泛的评述中，我们却不可避免地要用批判眼光重新考察一下肖的过去。如果他本人赞助这个，能从他的新的立场出发，指明他过去作为反对派的讽剌活动的弱点和缺陷，那就非常之好；可是假如他不肯这样做，我们一定要做。我们很高兴有这位那位中间类型的伟大作家带着他的全部行李来乘坐我们的红色轮船，但不能由此推论说，我们认为他的行李统统是宝贝。相反地，我们应该反复检查它，好象细心履行职责的海关官员一样。我们必须吿诉新的乘客：“我们欢迎您，欢迎您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不过同时请允许我们用严格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您的行李中若干数量的坏东西、您随身携带的若干数量的废物。”
　　总之，我们在这方面的立场是鲜明的。我们号召知识分子靠拢我们，我们号召他们不要再动摇。我们欢庆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自己要迈出步子前去迎合他们的动摇、暖昧和机会主义。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原谅过去的错误乃至现在的错误，但是我们不能不点出这些错误，我们绝对不能迁就它。因此季纳莫夫这本书，虽然其中对肖过去某些作品作了有时是相当严厉的批评，却是一部十分适宜的书，尤其是，季纳莫夫能够在本书最后几页上充分注意到肖在苏联的逗留和他的革命言论的力量，重视了这个事实。目前我们所能补充的是肖后来的积极步骤，即他对各种新闻记者发表的言论，特别是他那关于苏联的长篇演说。^[7]
　　我们获得了一位亲密的朋友。对朋友必须从他们的长处和弱点中去认识他们。季纳莫夫的书为我们认识肖伯纳提供了一篇好导言。

附　肖伯纳（摘录）

　　这是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卢那察尔斯基在莫斯科肖伯纳七十五岁寿辰庆祝晩会上的讲话记录，同年九月发表于《无产阶级先锋队》杂志第八期。摘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眷集》第六卷。

　　……如果我们把乔·斯威夫特的笑同肖的笑加以比较，将会得到一些很有趣的结论。一般地说，一个人胜利的时候才会笑。生理的笑是心理和生理上紧张状态的解除，——当我们发现我们过去觉得可怕的、应该聚精会神去对付的某个问题或现象原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便克服了这种紧张状态。我们发笑时反映着我们大脑的神经活动；使它缓和到面部与筋肉的动作上来，我们就解甲复员了。
　　笑是一幅壮丽的解甲复员图，因为动员突然不再需要了，于是人欢畅地笑了。笑就是胜利。
　　不过我们知道，笑往往不是来自上层，不是来自胜利者把被挫败的敌人斩首的高处，而是来自下层，其目的在反对统治制度，反对统治阶级，反对统治权。
　　但是怎么会这样呢？既然笑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它怎么能发自被压迫阶级或集团这一边呢？我国文学中有一位伟大的讽刺作家，他的名字可以光荣地同乔·斯威夫特和肖的名字并列，——那就是谢德林。谢德林是个非常快乐的作家。您读他的作品时也会不断地发笑，可是正如在斯威夫特笔下一样，您将在他那闪耀着笑的阳光的天空中发现一片片乌云。您将看到笑同愤怒、憎恨、轻蔑、战斗的号召可怕地结合在一块，您将常常看到他几泫然落泪，您将看到这个发笑的人简直要号啕痛哭起来。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结合呢？这种笑声发出的时候，被压迫者在道德上、精神上早已战胜了压迫者们，他把他们看作蠢才，他蔑视他们的原则，统治阶级的全部道德对于他只是一大堆谬论，他认为他的本阶级比起那些侏儒来乃是一代巨人（他知道，注定灭亡的人们的头顶上将爆发一场雷雨），然而他在政治上还弱小，他还没有充分成熟，以至能够断定经济变革迫切到了什么程度，结果便产生了这种可怕的激昂情绪。
　　如果我们拿肖伯纳同我们的阴森而快乐的谢德林，或者同十八世纪讽刺作家斯威夫特比较一下，那就可以看出肖伯纳比他们快乐。肖伯纳感到胜利已经临近，他认为荒谬的资产阶级制度不会存在太久，对此他感到有很大的信心。他有可能近乎轻松地逗趣取乐。他在优雅的嘻笑上面花了更多的时间，戏弄他的敌人；相反地，肖伯纳的先驱斯威夫特和谢德林，却是通过几乎令人痛苦的轻蔑去制伏敌手的。
　　……不过，假如我们不注意肖笔下的毒杀力，那也不对。他笑，但他清楚地知道，远不是样样事都可以逗乐的：他笑，是为了用这笑去烧毁某些弊端。他笑得狠毒、挖苦、带刺、充满深刻的冷嘲热讽。这并不单纯是“无伤大雅的幽默集锦”^[8]，这是新世界反对旧世界的一件精良的光辉的武器。……

^[1] 谢·谢·季纳莫夫（1901—1939），文艺学家。卢那察尔斯基晚年兼任共产主义学院文学艺术和语言研究所所长时，季纳莫夫任副所长。

^[2] 在本文打字稿上，后面还有几句话：“最初本来打算正好在肖伯纳来访期间出书，结果迟误了一点，但是这决没有妨害。”按，肖曾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去苏联度过他的七十五岁寿辰。

^[3] 肖访苏后在华沙发表过拥护苏联的谈话。

^[4] 后来，一九三六年三月，肖伯纳在给季纳莫夫的信上也说：“我阅读马克思著作比列宁早十四年。”

^[5] 奥·莫斯里（1896年生），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曾在麦克唐纳工党政府中任大臣，三二年仿照德、意法西斯党组成不列颠法西斯联盟，目任头目。

^[6] 指二十年代肖伯纳有关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的一些言论。

^[7] 肖伯纳离苏后不久，伦敦“苏联之友协会”刊布了他一篇对美国人谈苏联的广播演说。

^[8] 见本书第二四七页注②。

附 肖伯纳（摘录）

附　肖伯纳（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