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说起

《无声的中国》

　　鲁迅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曾到香港青年会演讲，题目是《无声的中国》，那时正是金文泰（时称金制军，即今之港督），赖济熙（时称赖太史），周寿臣（周爵士）提供国粹，宣扬汉文的时候，鲁迅劝青年人“要活过来，首先……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先把“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鲁迅的话，距今已经有了六十多年，一九二七年，那是中国天翻地覆的一年，而鲁迅在香港演说之后不到二个月，他就要瞠目结舌，自保不暇了。

　　中国不是“无声的中国”，但一次一次大声疾呼之后，总有人迫使你沉默的，现在，七十年代之末，又有人正在用“反革命”之名，迫使青年人沉默，于是中国又走入“无声的”时代。

革命的“内里蛀空”

　　过了一年，鲁迅在上海，四月一日，他写了《铲共大观》，引用申报的《长沙通信》：

　　“……是日执行之后，因为马（淑纯，十六岁；志纯，十四岁）傅（凤君，二十四岁）三犯，系属女性，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从。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交通为之断绝。……”

　　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经过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后，全国都陷入白色恐怖中，共产党员和革命民众，到处被屠杀，郭亮和马淑纯、志纯、傅凤君四人只是其中一例，但鲁迅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

　　鲁迅的话何其正确，由革命者的头颅和热血缔造成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在共产党政权下面，又有新的革命者被屠杀了，他们（例如遇罗克）和她们（例如张志新）又都有走着郭亮、马志纯们的道路，公开地被处决，而魏京生则以《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刑十五年，这就使人想起了国民党时代的《紧急治罪法》，当时有许多罪不至死的共产党员，充塞了国民党所有的监狱。但“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原本革命的共产党已成为统治者，新的时代有新的革命要求，代表这革命要求的，即与成为统治者的共产党对立的，属于新的一代革命者，这在统治者看来，他们便是“反革命”。历史总不是直线进行的，它走了弯曲路，辨证法证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是合理的，所以也是现实的，同时又是革命的，杀头，徒刑，都不能阻止它的，历史已如此昭示我们。可惜的是，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建党和一九四九年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来，不过半个世纪多些，革命早已“内里蛀空”了！

“文艺与政治歧途”

　　鲁迅在被“左翼作家”围剿的时候，到暨南大学演讲，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证以此后一切文艺在毛泽东文艺政策统治下的遭遇，他的意见的正确，简直可说是超越时代的，因为在一九二七年绝想不到以后会有《延安文艺讲话》，更想不到文艺作家竟会罹杀头、流放、自我灭亡的奇祸。

　　鲁迅说：“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文艺一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货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

　　第四次文代会刚结束，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依然如故，邓小平要文艺作家为四个现代化而写作，文艺作家刘宾雁忙不迭的写了《人妖之间》，揭露上下交征利的官僚制度的罪恶，如果今天处魏京生以十五年徒刑，那么明天仍会让刘宾雁搁笔的，有良心的作家，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不会热视无睹的。

民主党派的作用

　　人大常委会在魏京生判刑后，赶紧给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钉上棺材盖，人大中的民主党派许德珩之流，对这个工作特别起劲，特别卖力，他们不久前还刚从牛棚中出来，就急于替共产党的压制民主运动效劳了解。他们决议封闭民主墙，免得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来进行违“法”运动。魏京生、傅月华的审判证明，违法的不是他们“一个撮人”，而是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操纵者。为什么不发表魏京生的全部审讯过程，来证明他确是罪有应得呢？为什么突然中止傅月华的审问呢？这个饱受侮辱与损害的女人，有最高的道德情操与大无畏精神，她的几句短短的辩护词，不就让原告、检察人员、法官全在“庄严的”审讯中，给钉牢在可耻的法律柱上，面对着听审的群众、无辜的被告，目瞪口呆地没法下台吗？在无可逃避的事实真相之前，一切枉法行为，一下子全自我暴露了丑陋的面目，人大委员们，修订法制的老爷们，你们为什么默不作声？难道这不是想利用法制造成“无声的中国”么？

还是用鲁迅的诗作结

　　一九三四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国民党“攘外必须安内”之名，正进行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长征，鲁迅在五月三十日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

　　万家墨面没蒿莱，
　　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
　　于无声处听惊雷。

　　人们尽管要让中国成为“无声的中国”，可是有一天，地底的惊雷会使统治者不及掩耳的，四五运动就是动摇四人帮基础的一声惊雷，可惜住在中南海的食肉者，永远不明白这个必然。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26期197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