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楼国华
我说王实味
郭和
以《野百合花》出名的王实味，是中共文字狱中的第一个牺牲者，他的生死多年无人知道，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集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方始透露了消息，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还有一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来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他说的行军期间，应该是胡宗南占领延安的时候，是一九四八年三月间的事。毛泽东说他是国民党探子，不是信口胡说，便是有意诬蔑，《野百合花》的文章具在，不是轻易可以说它“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的，揭露延安黑暗面的，不止王实味一个，萧军、丁玲、艾青都有和《野百合花》相似的文章发表，虽然他们往后或迟或早一个个都受到不同的打击，但在延安时代只有王实味独贾其祸，这不由于他是“国民党探子”，而由于他是托派的缘故。
正是《野百合花》事件引起了毛泽东制定文艺政策的，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一句涉及《野百合花》和王实味，可是他规定的许多框框，简直成为此后文艺工作者的陷阱，让许多著名作家身败名裂，四人帮的“三突出”教条就是毛泽东文艺政策推行到极端的结果。
三十年代的作家没有不受鲁迅影响的，王实味和其他作家的杂文，都含有鲁迅笔法的辛辣味，所以毛泽东的《讲话》虽然推崇鲁迅，却认为在延安，杂文时代已经过去，鲁迅笔法已不需要，刻划无产阶级“黑暗”的作品必定渺小，如果不歌颂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便是“对人民事业并无热情，对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了，这种人是应该杀无赦的，于是王实味就首当其冲了。
最近又有人提起了王实味，认为他的被杀，应该归罪于康生，他当时主持特务工作，正和毛泽东所说的相合。特务工作是和中共中央密切联系的，说杀掉王实味不是“中央的决定”，这不过是诿过于康生罢了。
王实味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知道他的人很少，他的最初的几篇小说，一九二六年底发表在北京的《现代评论》，只因脾气古怪，对于成名一事不大热心，笔名时常换，以致卖文生活二十多年，依然是个不出名的，或者是“年青”作家。
就作家论，王实味是有才气的，文字漂亮，口语生动，和张天翼是同学，二人感情好，竟致写的东西有时可以混淆。
因为生活窘，每月的柴米等着他笔头上写下来，所以大半时间，不得不花费在译作上。他曾经替中华书局译了好几本世界名著，其中最有名的是英国汤麦斯·哈代的《土人还乡记》。
为译哈代，他曾经和徐志摩“闹了一架”，事情很微小，却颇能看出这个人的“不合时宜”，也多少能明白他为什么会被清算的。
大概是一九二九年底，王实味带着老婆，住在上海菜市路一个小亭子间里，孩子落了地，不名一文钱，穷困使他横了心，闭上眼，他用劲扼住了婴孩的喉颈，窒死了这个小生命，悄悄把他丢进了弄堂里的垃圾箱。
正在这时候，徐志摩在主编一部译文丛书，王实味与徐志摩原不相识，不知是经谁介绍，又仿佛是他自荐的，总之，他跟徐志摩约好了会面的日子。到了日期，他准时来到徐志摩的家，也记不得为什么，徐志摩竟失了约，第二次，王实味再去造访，这回却又太早了点，他不知道徐志摩起身晏，一进门，娘姨对他说，“大少爷还不曾起身，请他稍候一下。”王实味无名火起三千丈，掉头便走。回到家，结结实实写了一封信，将这位“大少爷”骂了个狗血喷头。徐志摩接读来信，自知理亏，当即摸到王实味住的地方去，着实道了歉。最后总算讲好了，请王实味“帮忙”，翻译哈代的《土人还乡记》。
王实味并不是恃才傲物的人，尤其不会故作倨傲。他宅心善良，性子耿直。要说毛病，也许就是太暴躁一点。太容易激动，一不合意就面色变青。对朋友不分新旧，他一样会任性使气。胡风跟他，一度曾经是同班同学。胡风也是出名的拗性子，可是相形之下，这位曾被鲁迅称赞为不大懂世故的批评家，竟可说是颇为圆通了。
在普通朋友中，王实味这种性格最多是“吃不开”，和他相处久了，很多人还会了解他、喜欢他，因为他实在是真实得可爱。因此王实味的朋友虽不多，而所往还的都说得上是性气之交。可是在较大的范围中，在正常的同志中，王实味的脾气就难于叫人谅解了。
他加入中共很早，在一九二七年春天。他之入党，与其说是由于思想，倒毋宁说是由于感情。对于他，任何压迫都是难于容忍的。举凡政策、经济、思想诸领域内的现成的与陈旧的东西，他都反对。说得抽象些，大概是他血液里天赋有反叛的气质，这气质使他走进了一个站在最左边的革命党。不是马克思主义使他成为共产党员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他读过，可是始终弄不通，这是说，他始终不曾把马克思主义溶解到血液里。不管他读过多少本唯物论的书，他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个见解，那就是：“人性改革论”。根据唯物论，社会制度改善，人性便会跟着逐渐地改变；根据王实味的见解，若不同时（或者首先）改革人性，则社会制度也终于改不好的。至于为何改革人性，则他就想到教育、艺术、甚至道德说教方面。
为了这个“人性”，王实味和他的朋友们不知面红耳赤地吵过多少次嘴，朋友多是当他说疯话，或者和和他的调，随他去。可是在纪律严明思想划一的政党里可闯祸了。这回，在《野百合花》案中，“人性改革论”也构成了王实味的罪状之一。
社会科学中的思想命题，跑进到文学家或艺术家的头脑中去时，多半会改变面貌的。艺术家似乎有一种“特权”，他们可以用自己所了解的方式或名称来表现这些思想。在严格的社会科学者眼中，这些方式或是可爱、或是荒诞、或者是幼稚的。但若抛开那些荒诞与幼稚的思想形式，直接地与百分之百地，依照着社会科学的术语及方式来从事文学或艺术活动，结果却往往失败比成功的机会更多。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吧，一些革命的导师们，对于某些文学家的偏差见解，老是采取着优容态度。举个例，譬如马克思对于海涅和佛烈格拉脱，列宁对于高尔基，以及高尔基本人对于诗人布洛克。
王实味的“人性论”，乃至他的“自由主义”，如果比布洛克的“人文主义”与“反教化主义”来，那是要正常得多的。布洛克的思想，有好些地方简直是标准的疯话。可是这些疯话不曾构成过什么“案件”。
把“政策性”拿来作一切文艺活动的唯一标准，且视对此准绳的依违为刑法上的事件，这种情形在苏联，似乎也是四十年代后期才有的了。
大约是一九三三年，他来苏州的陆军监狱看过我，食物之外，又送了一本意大利作家邓南遮的《肉体之道》，这是最后的一次见面，现在我写这篇小文纪念他，无论他如何埋骨荒郊，他的名字对于毛泽东和中共，总是永远的有力的弹劾！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15期，197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