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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老前辈楼国华
南产
老前辈楼国华（香港人比较熟悉的名字是楼子春，或一丁）于三月八日逝世后，香港报刊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其中好几篇的作者并非托派思想的信徒或同情者，他们都赞扬楼国华坚持信仰、一生为理想奋斗不懈的精神。虽然对死者善颂善祷是中国人的传统礼俗，但对遍受一切有权势者迫害和诬蔑的托派来说，这样的礼遇并非轻易得到的。二十年前在香港（大陆更不用说了）肯定不会有这情形。十年前大概也不会。这一方面表示香港的文化界进步了，同时也表示中国托派已经获得相当程度道义上的胜利。
中共没有给托派平反
也许有人以为这同中共已经为托派平反有关。有的悼念楼氏的文章里也有平反的说法。我想趁此机会澄清一下。事实上中共并没有给托派平反。无论整个派别还是那些曾被监禁或处死的人都没有平反。有些并非真正托派而被强加托派罪名的人，例如王实味等，是终于平反了（宣布他既非反革命又非托派）。但真正的托派并没有。一九七九年，所有仍在监禁中的托派份子都释放而且恢复了公民权，有的还给予政协委员的身份，但并没有平反。这就是说，中共并没有说过去所判刑罚是错了，只是认为刑罚至此已经够了。这些人，有的刑期已满，原判无期徒刑的减刑释放。还有的，像郑超麟和喻守一，始终没有宣判，但一直扣押着，这时也释放了。中共现在不再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分子，但没有说他们过去的行为不是反革命。对于整个托派，中共在毛泽东选集新版的注释中承认了「托派汉奸」的说法是追随共产国际的错误，但并没有承认「托派反革命」是说错了。郑超麟释放后不止一次写信给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纠正1929年宣布托派反党、反革命的错误，完全没有结果。关于上述部份事实，可参阅《郑超麟晚年文选》。这是楼国华负责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坚贞奋斗的一生
去年九月底，楼叔已经有一次临终的现象。接到消息后，我们先驱社好几个人一起去探望他。那时大家都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们为他照了不少相片，有的单独，有的同别人合照。原意还想寄给在英国的他的老朋友王凡西看的。后来印出来，觉得他那油尽灯枯的样子太不好看了，跟他不久之前仍然相当有精神的样子相差太远，不想让王凡西看了难受，所以没有寄。那次他自己也觉得走到人生的尽头了，已在吩咐后事。他因为中风，已有一段时期不能说话，只靠笔写。他特地写了一句自我总结的话给我们看：「我的一生无愧于托洛茨基主义」。这话既是恰当的总结，又反映出他一生最念念不忘的是托派的革命事业。
楼叔始终坚持托派思想的信仰，而且孜孜不倦地工作，这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的。他活到差不多九十岁，死前不久还在老朋友面前叹息人生太短促了，他觉得自己还有许多责任，还希望继续为普罗大众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王凡西在讣闻中说他是职业革命家。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根据一般人对职业革命家这名词的了解，恐怕不少人会以为这个称号未必恰当。
职业革命家
一般人所了解的职业革命家，就是全职的革命工作者，他把全部的工作时间都用在革命工作上，以此为职业，不干其他的职业。他大概从一个革命组织领取生活费（或工资），在组织的安排下工作。我们从讣闻上看到，楼叔一直都有普通的职业。他在商业机构当会计，在电影公司当行政人员，同人合作开照相馆等等。他并不是全职的革命工作者，怎能算是职业革命家呢？
职业革命家在理想情况下，自然是用全部时间干革命工作（广义的革命工作，包括写文章，研究理论问题，等等），不干普通职业，不用靠普通职业来维持生活。但职业革命家的本质并不在于没有用以谋生的普通职业，而在于他以革命工作为整个生活的中心，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来安排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例如，他会毫不迟疑地放弃一份高薪的普通职业，而用全部时间去干革命工作，只从组织领取很低的生活费。如果组织不能给他生活费，他就干一份普通职业来维持生活，同时尽量挤出时间来干革命工作，还把职业收入的很大部份贡献给革命组织，或者用来帮助同志。这种以革命事业为整个生活的中心的态度，才是职业革命家的基本特征。楼叔就是这样的人。他自从青年时代接受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以来就一直这样干，至死为止。所以他确实是职业革命家。职业革命家是为革命事业贡献一切的人，不是吃革命饭的，更不是在革命工作中求名求利的。
坦率、纯朴的人
楼叔不但一直都有谋生的职业，而且他的职业一直都在商业圈子里。但是他一生待人接物的态度完全不沾一点市侩气味。简直可以说，他的作风是和市侩完全相反的。他坦白率直得非常凸出，有时甚至成为缺点，因为会令人难受，或者对他自己太不利。如果知道斯大林派官僚在二十年代常常骂托派是「两面派」，就会觉得楼叔正是相反的。
也许正因为他胸怀坦荡，又不计较什么得失，所以据说他从来没有失眠过。至少到他六七十岁的时候为止，他每次只要脑袋贴着枕头，马上就睡着了。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常常会睡不着，头痛等等。他到晚年是否仍能这样，我没打听过，不敢说。
他一生都辛勤地干文字工作：写作，编辑，校对以及替别人誊写文章。到八十多岁还整天干誊写工作。他对陈独秀和鲁迅都作过不少研究工作，发表过著作。但他从来没有以「文魁」自居。他根本不是那种自吹自捧的人。唐宝林在《中国托派史》中那样描写他，其实无意中暴露了自己一类人的面孔。
他大概是香港老一辈托派中为人认识较多的一位。但只有在他死后才第一次听说有人把他称为「香港托派的旗帜」。以我所知，托派根本不兴用这类的称号。如果他生前知道有人给他这个称号，大概会斥为荒唐。
最后我想说两句关于他的丧礼的话。丧礼完全是由他太太和子女主持的。同志和朋友们只按照他家人的需要给予协助，并不参与决定。他太太近年信了佛教，所以他的丧礼用佛教仪式。对此，他是既不知道，又绝无责任。他关于丧礼的遗嘱只有一切从简一句话。他绝不相信什么死后的世界。
1995年5月27日
原载《先驱》杂志第33期，199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