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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49年5月19日）
同志们！
我到天津去了一次，关于天津的工作问题检查了一下，发现在天津工作中，也就是在城市工作中，有若干问题需要来讲一讲。
自从我们的军队占领天津以后，接收天津各工厂、机关，学校、房屋等，一般都接收的很好，没有什么破坏，没有什么多大紊乱现象。但是在管理天津，管理城市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几个问题，而且这几个问题是需要加以解决的。
有几个什么问题呢？大约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我们共产党、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及劳资关系问题，二、如何经营国家企业以及在这些国家企业中的职工（职员和工人）关系问题；三，城市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问题，四、其他还有一些脚夫，娼妓、舞女、乞丐、游民等问题也需要加以解决。
一、关于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党是有路线的，而且我们党的路线是很明确的。在二中全会的决定上讲：城市工作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实现这个任务的路线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我们站在一道来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个路线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和他的代表人物只要他不反对我们，能够和我们合作，我们就应该争取他们和我们站在一道，或者是保持中立，以便于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斗争。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朋友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三个敌人，四个朋友，敌友界限就是这样划分。在我们的思想上、理论上以及实际工作上不应该混淆敌友界线；如果混淆敌友界线就会紊乱自己的阵线，帮助敌人，使革命受到损失，犯严重路线上的错误。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从来就是很重要的问题，牵扯到党的路线问题。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上讲的很清楚；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与资产阶级怎样建立关系的问题分不开的，与武装斗争分不开的；如果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建立的不正确，我们党的路线就不正确。因此，我们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今天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牵扯到我们党的路线的问题，必须把它弄清楚。关于这个问题，在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当中一直到现在还是不很清楚的，与资本家发生关系的时候常常是不正确的。倾向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右倾的，另一方面是“左”倾的。而我到天津发现那里的主要倾向“左”倾，就是“立即消灭资产阶级”。这种倾向虽然不很明确，但是实际存在的，这个问题是个严重问题。我到天津的时候，天津的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准备逃跑，对共产党有很多怨言，说；看你们的政策很好，但是作起来就不是那样，我们看到毛主席的报告及党中央的文件是好的，我们赞成，但与我们在天津实际看到的是两样。
为什么资本家恐慌、消极而且准备收场呢？为什么他们说；你们宣布的政策与实际作的不一样呢？其原因大约有以下一些事实：
（一）我们天津军管会、市政府、党的负责人从天津打开以后一直到我去以前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边没有理会资产阶级，没有见他们，没有找他们谈话，没有给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听他们的意见。这些负责人不知不觉的似乎也有这个倾向；如果找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太密切了恐怕不好，特别是让工人看到不好，总是要与工人密切一些，跟资产阶级疏远一点比较好。所以资本家找我们的负责人谈话、接触，我们的负责人就没有见他们，没有会他们，没有召集他们谈话。
（二）我们下边的工作干部——公营工厂、私营工厂、区政府，街政府的工作干部也没有理会资本家，甚至有个别干部这样讲：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
（三）在我们的报纸上（天津日报）只说工人好，而说到资本家总是说不好，资本家有好的地方也不登。所以资本家感觉到在我们的报纸上他是没有地位的。有一个时期北京人民日报恐怕也有这种倾向。资本家提出这个问题，说：工人不好也是好，资本家好也是不好。比如有一个资本家要他复工，开工的确有很多困难，他想了很多办法克服了困难，准备开起来。报纸上发表这个消息是怎样发表的呢？说是资本家不愿意复工，因为工人一要求，一斗争，政府加以帮助，结果资本家不得不复工。
（四）我们有的国家贸易公司与资本家订合同作生意，他们感觉这里边有问题。比如唐山有一个启新洋灰公司，当唐山刚打开时，我们的贸易公司就跟他订合同，他出的洋灰我们统通买了，一买就是半年，但是以后物价涨了价钱很低，甚至舍本，可是他还得照这个合同执行。另外唐山有个华兴纱厂，在唐山一打开，我们的贸易公司也跟他订了一个合同：就是我（贸易公司）供给你棉花，你把纱布卖给我，时间是八个月。后来天津打开，纱价大涨，可是他不能涨，因此贸易公司就赚了很多钱。他（华兴纱厂）虽然不舍本，可是也没有赚钱。但是我们收税还是按市价收。原定洋灰是四千块钱（人民币）一吨，现在市价是一万三千块钱一吨，抽税是按一万三千块钱收他的税，当然就有问题。纱厂也是一样，卖给我们的价钱比较便宜，可是抽税是按市价抽，市价高，税就抽的多。
（五）久大盐业公司（民主人士李烛尘经营的）出的盐卖不掉，他就想了个办法，跟我们上边有一个什么人接触了一下，说：“可以到临清卖盐去”，于是乎他就把盐运到临清去卖。我们的临清贸易公司一看来了一个作生意的——卖盐的，就想办法对付他。结果贸易公司把盐价一跌，他的盐卖不掉，舍了本，跑回来后觉得：一方面舍了本心里不高兴，另一方面很佩服我们乡村的那一套，组织是很严密的，别的人去了毫无办法。
（六）关于工人运动的问题：最近一个时期，在天津私营工厂的工人有一些组织，有一些要求，这中间有一些是我们搞起来的，有一些是工人自发提出的，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要求中有一部分是过高了，有些个别工厂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到原来工资的四、五倍。还有一些要求也是不适当的，比如把临时工改为长工。当然有一部分临时工改为长工是可以的，因为有的资本家在这方面也特别不合理，比如一个资本家招收工人作工三个月，等使了两个月零二十几天不要了，可是实际他还是需要工人，就再请这个工人，又是三个月，又使了两个月零几天又不要了，这个工人就这样三个月三个月……搞了三年还是失业，这样的临时工改为长工是有理由的。但是要把所有的临时工都改为长工，不准资本家辞退工人，失业好几年的工人一定要复工，这些要求是不适当的。资本家为了生产，需要雇请工人就雇请工人，需要辞退工人就辞退工人，资本家应该有这个权力，如果没有这个权力，不许辞退工人，那么就会有些资本家明明需要增加工人，但是他怕增加了辞退不了，因此就不增加。还有一些工人的行动也是不妥当的，比如不按时上下班，不听指挥，愿意工作就工作，不愿意工作就不工作，自由行动，不遵守厂规，工会开会耽误工作时间等，这些行动都是不妥当的。另外我们在工人中进行政治教育、阶级教育讲：“剩余价值，剥削、被剥削，怎样翻身……”这样的教育进行的愈深入，资本家就愈害怕，愈恐慌。有很多资本家不仅读毛主席的著作，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也看的很多，而且有很多懂外国文，看原文书，可是他们愈看这些著作就愈恐慌。
由于以上几个原因，资本家感觉到：他们在我们胜利以后，我们统治中国，他们是否还有存在之可能？是否还有发展之可能？他们怀疑这些政策到底是中央的政策呢？还是下层工作人员个别人的错误？这一点他们摸不到。恰恰在我去的那几天，新华社发表了一个问题的答复，答复什么吗“公私兼顾”，这里边曾说到，我们对私人资本主义还是有限制的，从活动范围、市场价格、税收政策、劳动条件这四方面来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但是限制不要限死，不要达到窒息的程度。新华总社一答复，把这个东西一登，资本家讲：完了，这是上边的政策。所谓活动范围的限制、价格政策就是“临清卖盐”；所谓劳动条件的限制，就是工人提出过高的不适当的要求；所谓税收政策就是“按市价”。这四条限制，天津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办法。照这个办法我们就完了，就不行了，就要准备捆包袱，准备走，准备收场。所以我找他们谈话时就首先召集大资本家谈话。他们指出厂规问题、公司法问题、报纸问题、原料问题、市场问题，特别还提出这样两个问题：“资本家”这个名字是不好的，“剥削者”这个名字更不好。他们说他们一听到“剥削者”就头痛，他们要求把剥削的名词改一改才好。他们也懂得外国文，就去翻了一回外国书，找什么叫剥削，他们考究了一翻也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名字来。同时他们很担心社会主义的前途，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法？他们也想了许多办法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化？他们说：我们也不想剥削工人的，如果能想出办法来也叫我们的工厂社会化了。他们提出来工厂红利实行三三制，工人分三分之一，分给股东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作为资金。股票也给工人（按工人作工的时间好久）以便使工人也都成为股东。并且说我们工厂没有资本家，为什么没有资本家呢？我们那个工厂是股份公司，有一万个股，一个股东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他们就问：这叫不叫资本家呢？如果这样叫资本家他就有话讲，如果这样不叫资本家他们也有话讲。他们说：我们当经理、厂长的也是被雇佣的，因此他们要求加入工会，如果不让加入工会，他说那我们不理解。有一个工厂工会召集工人开会，不让资本家参加，他就自己跑去了，这时候工人也不好把他赶走，工会的人就宣布：今天我们是工会开会，经理也来了，作为来宾参加我们的会。请他坐到了来宾席上。这时他听了很不痛快，他说：我参加工人自己的会议，还把我叫来宾，这我也不理解。他就提出这些问题要求我答复；剥削的问题，原料的问题、市场的问题、报纸的问题，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我见他们的时候，到天津还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就在各方面了解情况，当了解了情况以后，就在党内、党外、工人、职员、资本家中进行说明，一直说了十几天，召集了大会答复这些问题，那时候我找到几个资本家，我着重的报告他们一些好消息。大体上说，从天津被我们解放以后，资本家所听到的消息没有好的，都是一些坏消息；什么这里要斗争资本家啦，那里工人提出要求过高的工资了，什么不叫资本家加入工会了，参加本工厂的工会会议作来宾呀！那里跟贸易公司订合同啦！等消息，这些消息对他们来讲都是不好的，当我去了他们都很高兴，他们说：我们就是要摸一摸底，我们摸不到共产党的“底”，也不知道共产党的“底”深浅，就是要摸摸底，当时我就着重给他们报告一些好消息，我说：你们不是说自从天津被我们占领后一点好消息也没有听到过吗？我就给你们点好消息，我告诉他们我们的“底”就是这样。资本家听到了这些消息也就摸到“底”了，于是他们就比较安心了，也不恐慌了，当时我就答复这些问题：
合同问题：我说我们贸易公司头一回跟你们作买卖就赚了你们的钱，对不起朋友，把合同修改一下。以前订的合同不算了。你们现在可以把盐拿到临清去卖，你们也卖一点我们也卖一点，有钱大家赚，赚不到只好大家吃亏。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贸易公司以后可以跟资本家商量一下，也可以妥协一下，关于市场原料可以分配，因为你也没有原料，我也没有原料，你的工厂原料少，我们工厂原料也少，大家都不够那就不用争了，就可以合理的分配一下。关于市场也可以分配一下，你有东西也可以卖，我有东西也可以卖，大家都卖一点嘛！分配原料和市场，以后，贸易公司也可以采用协商的办法来解决。不过分配原料分配市场是很困难的，帝国主义就是因为分配市场分配原料分配的不好，就打世界大战，我们跟你们是不是可以分配的好呢？我说可以分配好的，可以不打世界大战的，就是大家商量着把市场把原料来分配一分。有一个华兴纱厂，他们搞了很多的棉花，比我们国营工厂棉花还多，我告诉他这不应该，应该把棉花跟贸易公司分配一下，我说你们不要高兴今天有了棉花了！我就问他你这棉花是在那里搞的？他们说：我们从廊坊这一带地方买的。我就说：你们的棉花是在廊坊这一带买的，因为现在我们那里的村干部还没有组织起来，等我们把这里的村干部组织起来了，你们在廊坊就买不到棉花了，还是大家商量商量分一分好，因为棉花少，大家都可以分一点。结果他们答应了这个问题。
工厂规则（厂规）问题，我答应说：你们把原来的厂规修改一下，修改以后，交给工人开会进行讨论，同意了，交政府批准，就可以使用的。这个新厂规资本家要遵守，职员也要遵守工人也要遵守，大家统统遵守，如果谁要不遵守，那就按厂规处理。
公司法的问题。旧的公司法废除了；我说你们可以起草一个公司法让政府看了，批准了就可以颁布一个临时的公司法。
报纸问题。资本家反映说我们的报纸不好，我说的确有点不大好，我也承认这个错误，我们的报纸是有一点偏向的，以后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工人有好就说好，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资本家不好就说不好，以后就采取这个办法。报纸上还有一个地位问题，他们说在社会上要有社会地位，在政治上要有政治地位，那么在报纸上是个什么地位呢？他们又说；到底我们还是有地位呢？还是毫无地位呢？如果有地位的话，又是谁在先谁在后呢？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我说：今天就政治地位上来讲，工人是最革命的，当然要把工人摆在第一位了，你们总没有无产阶级那样的革命性吧！因此你们就不应该是第一位，而工人阶级应该是第一位。就是工人第一，农民第二，小资产阶级第三，你们是第四，你们就是第四也有一个地位吧！但也不能把你们的地位搞的一点也没有了。我当时讲，就经营上讲，就生产上讲，就建设上讲，这方面我们实在不如你们，关于这些方面我们还是外行，这方面你们是好的，资本家应该摆在前面，但讲革命地位，讲政治地位你们就不能摆在前面了。
劳资关系问题，我答复他们，军管会可以颁布一个临时的办法，处理劳资纠纷问题。由军管会起草以后交给工厂和工人讨论，如果工人同意了，公司也同意了，就可以颁布一个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我来的时候，他们正在讨论，也许他们讨论以后，不久就可以颁布了。他们还要求政府设有一个机关，使他们有事的时候，能够找这个机关接头。他们说：资本家“呼吁无门”，如果跟工人斗起来就没有办法，也无地方去呼吁，我说开一个门吧！使你们呼吁有门。现在准备在政府设立一个劳动局或工商局，来处理劳资纠纷问题或劳动问题，有了这个机关也就好了。
最后就是剥削者的问题与如何社会化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前途问题。他们所谓摸底也就是摸这个底。
限制政策，我们不是有四条限制吗？那么，限制对他们是不是要呢？我说是要限制的。
剥削者问题。他们是不是剥削者呢？前途又怎么样呢？这些问题资本家比我们是要关心的，我们共产党人对这些问题关心倒很少，所谓“事不关己”。资本家所以关心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对他们有切身的利害。那么我们怎么给资本家解释这些问题呢？关于剥削者问题，资本家是不是剥削工人呢？是不是存在着这个剥削关系呢？我说是存在着的，不管你是大资本家也好，不管你是小资本家也好，大中小都好，也不管你是股限公司也好，这个剥削关系都存在。并且他们很注意大、中，小的问题，李烛尘把这个问题也提出来了。首先是大资本家我们应该找他们谈话，于是我找了七八个大资本家跟他们谈话，找他们谈话他们非常高兴，同时这些大资本家是有代表性的，只要把大资本家搞好了，没有问题了，其他中小资本家也就没有问题了。他们很注意毛主席在前年十二月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任务的报告；那上边讲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有三个成分：第一是国营经济，第二是向着合作社道路前进的小生产农民经济，第三是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没有大的。他说我就是大的，你们怎么搞的就是没有我们！这不是很危险吗？有的同志讲：大的是指官僚资本说的，你们不是大的，不是小的，算个中等的也就好了吧！李烛尘、宋斐卿说：现在我们不是大的，再过两年发展一下不是就大了吗？大了，你们就不要我们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没有我们的份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毛主席说的里面怎么没有大的？不但他们有这个感觉，就连我们的干部也有这个感觉，就是说同中小资本家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对大资本家没有好处，不知道那一年那一天就要把他们搞掉的，就要把他们的工厂没收的。认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还有一个，资本家不承认自己是剥削者，也不承认有剥削。但是有一个资本家，就是启新洋灰公司的经理周叔弢，这个人比较老实一点，他承认自己是剥削。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共产党员，现在我们这边作工作。他说：我是有剥削，但是我不想作资本家，我想作到“工业建国”。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由于赚钱，又开了一个华兴纱厂，在大冶开了一个洋灰厂，现在有三个工厂，还准备再开第四个工厂，可是我现在心里有点苦闷，如我的厂子开的越多了，剥削也就越多了，如我再开第四个厂，剥削工人更多了，资本越大就成了大资产阶级了，我的罪恶也就更大，清算起来就该枪崩。我的前途是很不好的。如果按照今天政府的政策，再发展第四个厂，就是发展生产，工业建国。他们说越努力办工厂越是罪恶，发展的越大将来更没有前途。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因此他们心里感觉苦闷，要求我给他们解释一下，看一看有什么出路没有。我就说：你们资本家开工厂，有几百个股几千个股开一个工厂，算不算是剥削呢？我说那是剥削。不管你是一个人拿钱开工厂也好，或多少人集股的股份公司也好，你们的经理和厂长是代表资本家的。如东亚公司有一万个股，经理就是这一万个股东的总代表吧？！你是对股东负责的，你手里握有生产工具，原料机器，因此你有责任分股息给股东。如果你不分股息给股东，谁还入股呢？并且资本也就不能流入到工业里面来了。有一个公司的经理说；我起草公司法准备这样起草，就是限制股息，工厂赚了钱，股东不分股息。我说股东要分股息，他主张限制股息，我主张不限制股息。如果说我右倾的话我是比你右一些。我说不要限制股息，至少今天不要限制。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利润最高的第一是投机资本，第二是商业资本，第三才是工业资本。今天要减低投机资本和商业资本，要资本流入工业，应该提高工业资本的利润，（提高民族资本的利润）而不应该限制股息。如若限制工业资本，那么资本就通统流入投机资本事业里面去了。不管怎样，你有责任分股息给股东，如果你不分股息给股东，那股东就要撤你的职了。不管你分多少股息给股东，就是分一块钱，也是剥削工人来的。分的多也是剥削，分的少也是剥削，总而言之是剥削。为什么呢？因为开工厂就是为的赚钱，赚钱就是剥削来的。他们又说了：你们国家工厂，毛主席讲“唯利是图”。我说我们国家开工厂也是为的赚钱，如果开工厂不赚钱我们就不开了，也就是说我们开工厂是唯人民的利是图。你们开工厂呢？是唯资本家的利是图。你不图利人家资本家就不来了，你一图利。就叫剥削，这是客观存在的，剥削是个真理，如果你说不是剥削那就不行。不能抹煞真理。致于讲剥削是不是罪恶，我说不是。这个剥削不只是没有罪，而且有功。资本主义剥削现在是有功劳的，剥削范围越扩大一点，多剥削一点工人，这还是有功的。恰巧那个时候有很多失业工人，要求资本家复工。失业工人要求你们资本家复工就是请你们剥削他们一下，你如剥削他们一下他们倒满舒服，如果不剥削他，他们却不舒服，觉得痛苦的很。“我们失业工人请你们剥削剥削我们就有了钱了。”就是说你收他们作工，给工资，剥削他们，他们倒有工可作，不失业。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扩大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就是扩大剥削范围，而这个扩大是有好处的，对工人有利的。现在工人并不反对你们剥削他，相反，是反对你们不剥削他。我向宋棐卿说；你现在只剥削一千多工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那就更好。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有人剥削他虽痛苦，但总比较好一点，不会失业，有饭吃，虽然只能吃半饱，但总比没有饭吃好。周叔弢说：“如再开第四个厂罪恶就越大。”我说不是这样，你能开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工厂对社会更有好处，功劳就越大。
关于大中小的问题，我说：我们所赞成的生产事业是比较进步的大生产，我们赞成小资本家小生产者联合起来，组织大生产。他们说：“毛主席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文件中并没有提到‘大’的”。我说：那是前年写的，如果把官僚资本没收以后在中国就没有大的了。先前说中国的经济构成只有小的和中等的，现在你长大了吗？毛主席也并没有说长大了也要没收，中等的变成大的还不是可以？
将来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呢？我说一定要搞，照马克思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资本家想了很多办法来调和这个矛盾，如什么三三制，分红制等，但这些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只能暂时缓和一下这个矛盾。今天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只有搞社会主义。那么怎样达到社会主义呢？就是革资本家的命，要消灭它，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不革资本家的命是不可能的。马列主义的书籍你们也看的很清楚，就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把马列主义的组合改了一些，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和平转变的。但我们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转变。他们对和平转变很有兴趣，但是又说；“为什么一定要搞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不搞呢？不走到社会主义？”我说不可以，一定要搞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就要走到帝国主义的道路上去。譬如中国革命胜利后，经济进步了，要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但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有两个方法；一个叫资本主义的方法，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美国、法国都是照资本主义的方法把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结果变成了什么？还不是帝国主义？照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的方向一定要走到帝国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以后，将来中国的原料、市场少了，就要到外国去搞原料搞市场，向人家去抢，那还不得打仗？发生世界大战？依照你们的方法把农业国变工业国就不得了。你们看日本明治维新、德国比斯麦，想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变成工业国后自己没有原料，没有市场，要到外国去抢原料，抢市场，争殖民地，结果怎样呢？我问你们，是不是想过这些问题？他们说，“没有”。我说最好想一下。再一个就是按我们的方法，搞社会主义。我们研究了几十年，认为中国农业国变工业国，只有这两个前途，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再没有第三个前途。你们是不是想出了第三条道路，既不搞社会主义，又不搞帝国主义。如果能想出第三条道路来算你们有本事。如果你们想的办法很好，真正比社会主义还好，我们共产党服从你们。你们也想不出办法来，因此，就看你们是选择帝国主义的前途，还是选择社会主义的前途？不选择帝国主义的前途，只有选择社会主义的前途。不搞社会主义到那里去呢？没有前途。
中国在今天，允许资本主义的剥削存在，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他的进步性。我向宋棐卿说：你开工厂开的很好（东亚毛织工厂也的确是天津管理最好的一个工厂，对工人的待遇也比较好，有理发室、有澡塘、工厂里的空气也很好。）是比较进步的工厂，但是你剥削，不过这种剥削带有进步性，剥削有功，不是反动的。（他听了这个话很舒服）资产阶级在青年时代是有进步性的，它对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功续的。共产党，马克思从来不否认资产阶级在青年时代的这种历史功绩。你们把工厂建立起来，用全力把工厂管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你们是有功劳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资产阶级产生才不过一百年，把社会的生产力提到最高度。这一百年来生产力的发展，比以前社会历史发展总合还高。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
剥削问题：我说。在社会历史上会有过奴隶剥削制度，封建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奴隶制度早已没有了。封建剥削制度我们反对，要加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在适当的范围内还要加以发展。所谓适当的范围就是不能放手地发展，如果放手地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反动。剥削不是你高兴不高兴的问题，不是你想剥削就剥削，不想剥削就不剥削，而是社会制度问题，自从社会变为阶级社会剥削社会后，一切的人们不剥削别人就被别人剥削，而不是由人的意识来决定。譬如一个中农向国家纳税，或者买一个刷子还不是受剥削？封建社会的罪恶也不是某一个人的罪恶，而是社会制度的罪恶。你们资本家是剥削者同时又是被剥削者，你们剥削工人，但你们又受帝国主义剥削，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剥削。因为你们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地剥削，所以我们才和你们作朋友。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你们也赞成。假如你们不被剥削，你们就不革命，这个朋友就很难建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剥削制度就会取消。社会主义怎样走法呢？就是对资本主义实行限制政策。如果不从今天加以限制，让资本主义自由地发展下去，将来一定变成帝国主义。譬如黄河，如果在青海、宁夏，陕西、河南都设上闸，到山东水势就不大了，再叫它改一条路，不叫它流到渤海去而叫它流到长江去，它就可以流过去。如果上游不设闸，等流到山东再设闸那还能闸住？那一闸还不泛滥？要想在经济上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就要设很多的闸。闸就是限制，使它走向应走的道路上去。现在就有很多限制。譬如公私兼顾就是一个限制政策。不只是我们要公私兼顾，你们也要公私兼顾。我们临清贸易公司不公私兼顾，你们就哇啦哇啦地叫，我们就把贸公司限制一下。你李烛尘先生不是也不主张绝对自由贸易吗？不是主张我们临清贸易公司自由跌价吗？还有一个资本家讲：平津肥厂太多了，政府应该限制一下。你们资本家还不是提倡限制？公私兼顾就是限制资本家不能不顾工人，限制贸易公司不能不顾私人资本主义。劳资两利也是一个限制政策。限制资本家不能不顾工人利益，同时也限制工人也不能不顾资本家的利益。税收政策也要限制，劳动条件也要加以限制。你们提议把我们限制一下，我们也可以提议把你们限制一下。我们最近提出的四面八方都有限制，关于城乡关系，要顾到城市利益也要顾到乡村农民的利益。所以各种活动范围的限制是有的，不过今天的限制很小，将来的限制还会大。如果不从现在想办法限制，就不能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就要革你们的命。是从现在限制一下好呢还是将来革你们的命好呢？还是今天限制一下好。在这个问题上资本家就说：还是没有摸到底，和平转变到底是怎样个转变好？要多少时间？我说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现在很难具体讲，不过时间总会很长不会很短，是十年或二十年，或二十年更多，等到了那个时候一定要具体地讲。于是我就给宋棐卿举了个例子说；你很能干，工厂管理的很好，现在你有一个毛织工厂，你能再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二十年后你开上八个就够你搞了吧？到那个时候要搞社会主义，这八个工厂是否收归国有？有收归国有，不过因为你能干这八个工厂还归你管。如果你感到管的少了的话，国家再拨八个厂归你管，薪水不但不减少你的，而且加你的薪，你干不干？他说：为什么不干。我说你干就好，就是这样的和平转变法。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赞成社会主义，不反对社会主义。他又问：股东怎样办？我说；股东由国家有代价的收归国有，退你的股，一次退不起就分开退，分十年退完。如十年退不完，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动员一下，有些股票不要退了，就献给国家吧。是不是会有人献？会有人献。到那个时候和现在就不同了，工厂扩大了，开的太多了，变成了工业国，每个人都有职业，每月可以挣几十，几百，几千薪水，而那时利息就降低了，那有这样高？！银行的利息也不过是几厘，大家就都不依靠利息过活了。同时，如果不收归国有，生产品卖不掉，没有原料，就要关门，收归国有就可以开起来。到那时候，事实逼着你们资本家也要赞成社会主义。到那时候来搞社会主义，我们的政策搞的对，会有一部分资本家跟着我们共产党一道走到社会主义路上去。宋棐卿说：他不是股东是资本家请来的。我说：你现在管一个工厂，那么将来搞社会主义，国家请你管八个厂而且还加你的薪，那你为什么不管呢？这样一讲他们笑了。我说：我们共产党多年以来就想这个办法，这叫和平地转变到社会主义。其目的不仅是替工人农民着想，而且也是为你们资本家着想，所以现在要限制一下。将来可以不流血经过很多步骤，慢慢地走到社会主义，不然就要革命，这样你们资本家很痛。为了你们少痛起见，现在必须有些限制。这样一讲，大约他们对于这个前途问题可以说摸着一点底了。
关于劳资斗争问题：我在工人代表大会上讲过一次，我说；资产阶级，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尽可能地争取他们做我们的朋友。又因为资产阶级跟工人阶级是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因而，不能不有阶级斗争。所以对于资产阶级是有联合又有斗争。那一个是重点呢？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我在工人代表大会上讲这些话资本家是听到了的，所以他们说：你还是要工人跟我们进行适当地斗争。我说。是，我讲过这个话，不向你们斗争不行，因为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那有不斗呢？过去只是一利，利资不利劳。今天为了实行劳资两利就得向你们实行必要地适当地斗争。我又说：不只是工人要向资本家进行必要地斗争，就是资本家也要向工人进行必要地适当地斗争。这个话向工人讲，向你们资本家也讲。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因为天津的资本家在我们没有进天津以前就觉得共产党来了要斗争、清算、没收。于是他们就做准备了：隐蔽起来的隐蔽起来，逃掉的逃掉，拔除的拔除。等工人起来斗争的时候，资本家取什么态度呢？采取不抵抗的态度。如果工人和工会的代表向资本家提出要求：要求复工、增加工资等，他就说。“好！你们看着办吧；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要我签字我就签字。”这样有些工人代表、工会里的人认为这个资本家很好就叫他签字。当然签字之后要加工资就加了，要复工就复工了，但是资本家准备吃完了事，这样就不好。这里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工厂的工人，向资本家要求，五一劳动节是我们工人的节日，我们要过节，请你（资本家）给我们每人发一身制服。资本家觉得这样要化很多钱，所以不想发，但又不敢直接向工人说，于是就问总工会，结果总工会答复他说：“你不要发，你这一个厂发一身制服，别的厂也要发那怎么得了呢？”他就回去告诉工人说：“不是我不发是总工会不叫我发。”还有的是收买工人领袖，请他们吃饭，交朋友，搞社会化、搞劳资合作等，这不是资本家好，而是资本家向工人向我们的一种软的，消极的斗争方法，这种方法对于我们对于工人是不利的。因此我向资本家讲：“你们假如用这种耍滑头、贿赂、收买的方法，向工人斗争是不合法的不正确的，你这一次要了滑头下一次就不行了罢？如果采取这种态度采取这种方法，使你的工厂垮了台，你不能抱怨共产党，那是你自己搞坏的。你今天进行正面的必要的适当的斗争是合法的。所谓‘必要的’，是不必要的就不要斗争。所谓‘适当的’，就是要斗的适当，不要过分，斗过分了是不行的，不对的。过分的剥削、打人、骂人，那些斗争是非法的，那是不准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工人被工厂开除三年了，在这三年中间，住在解放区，天津在解放之后，区政府就写给资本家一个介绍信说：“这个工人是你工厂的工人，三年前你辞退了现在请你叫他复工。”他觉得这个不好办，如果叫他复工，那么三年来不知辞退了多少工人，叫他复工别的工人也都要复工。不叫他复工吧，又有区政府的信，也不敢说，于是就到工会问，我们工会的同志答复的很好说：“你叫他复工就复工，不叫他复工就不复工”，这样就是合法的。
关于雇请工人的问题，我向资本家讲：你们为着生产为着工作上的需要，有合同的按着合同，没有合同的按着法律有雇请和辞退工人的权利。但是你不要在辞退工人的时候，把那对你不好的，跟你斗争过的办过工会的人辞退了，你自己的亲戚朋友跟你好的你不辞退，这样处理是不公道的，这就不是为着生产上和工作上的需要，而是为着你的亲戚朋友的需要。那么工人就不满意，就会跟你争吵。
还有就是工人跟他斗了几下，争了几下，他就说是受侮辱了。我说：“这是从两方面看，你们资本家是有身份的，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工人骂了你几句，你就觉得受侮辱了，那么工人是不是有身份呢？工人也是有身份的，工人在建设国家中的政治地位，革命地位是站在前面，身份比你们还大一点，高一点。难道你们骂工人，工人不知道侮辱吗？所以我劝告你们放下架子，尊重工人就不觉得是侮辱了，争几句骂几句不算什么。你们不应该骂工人，同时我们告诉工人：要遵守厂规，在职务上应该受人指挥但是在人格上工人跟资本家是平等的，工人跟职员也是平等的。在职务上应该受人家的指挥的就受人家指挥，应该指挥人家的就指挥人家，这样才能使工厂有次序，才能进行生产，如果职务上该指挥人家而不指挥，该受指挥的不受指挥，那这个工厂就没有次序，生产就不能进行。”这就得一方面要说服资本家，说服我们的干部，另一方面召集工人代表会把这些道理说给工人，要告诉工人现在不是消灭资本家，而是要保留资本家，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不要提出不适当的要求和不正当的行动。劝告工人说明有要求（如增加工资加的过高了，有的甚至加到四五倍）的条件是不正当的。工资加的过高了减下来。因为加的过高了工厂受不起就要舍本、倒闭，所以要减到适当的程度。我说：当然了，我劝告你们减工资，你们不高兴，说这个共产党的负责人跑的来不叫我们加工资还叫我们减工资，不但你们不高兴国民党也会造谣。但是我说，我是你们的忠实朋友，你们不高兴我也要给你们讲，如果我不讲，那对你们不起，不够朋友。那么不减是不是可以呢？我说不可以的，不行的。你说你不减下来，我看你就不减下来，任何一个工厂，不管是国家的工厂和私人的工厂只要他是舍本，无论那一天总是要关门，那有那个工厂一直舍本舍下去呢？那有那个道理。到那个时候资本家关门，你们失了业，再来请求人民政府，请求工会，工会跟人民政府绝无办法。资本家的工厂关了门，人民政府是不是接收过来开呢？不能开的。接收了几百个官僚资本的工厂，还办不好呢？何况再接收几千个上万个的私人资本家的工厂那能办好呢？有的工人这样讲：“资本家不开，国家不开，我们工人不晓得开！我们工人自己开起来办合作社。”我说：我劝告你们，这个事情我有很多经验，在二十年以来，在大革命以前武汉长沙也搞过这样的事情，工人的工资加的过高了，资本家受不起，结果资本家关门工人就办合作社，结果开一个月最多两个月关了门，于是你搬一个凳子他搬一个桌子，他搬一个机器就把这个工厂分掉了，在最近土地改革中间农民也这样讲：把地主的工厂没收过来我们开合作社，如在阳高、邯郸、长治等地。结果没收了这些工厂，开起合作社来，办好了一个没有呢？一个也没有办好。大体上的规律是这样：工资加的过高，资本家关门，办起来的合作社也关了门，最后就是把工厂分掉了，最后工人失业，因此如果资本家不能开工厂，就是资本家愿意交给工人处理的话也不准交给工人处理，那时只准资本家交给政府处理，要禁止工会跟工人接收资本家的工厂，资本家的工厂及其房屋器具原料等根本不准工人分，我们说这一条是肯定的，即不准你接收资本家的工厂办合作社，你这个工资加的过高，资本家舍本，那么我看你不减下来！不减下来只有失业，要么就是减下来，要么就是失业，你是愿意失业还是愿意减下来。当然减少工资吃不饱，吃个半饱也总比失了业完全没有吃的好呢？因此工资高了还是要削下来。有些工人的要求要跟资本家商量如何搞法，以便资产阶级能够维持下去，这个问题讲了以后，当然有一部分工人的情绪不那样高，但是除开这个办法再想不出别的办法可以把这个事情办好。天津现在发生了一些问题，从这些问题当中发生了一个倾向，就是立即消灭资产阶级，这个倾向有他的几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家看共产党来了很害怕，于是准备逃避、隐蔽、拔除，准备被消灭，所以现在很恐慌，因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这个刀子要在他的头上过，他就要吓一大跳，生怕这个刀子砍的不准，如果要是次不准，那就把他的头刮掉下去。有些比较大一点的资本家如果算起来是够的上官僚资本的。像天津比较大一点的资本家大多是跟北洋军阀有关系的。如宋棐卿就是北洋军阀王占元的老板，他的纱厂都与北洋军阀有关系。国民党官僚资本，那么北洋军阀算不算官僚资本？如果是算那他就是官僚资本（现在他开工厂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他们自己也觉得够的上，要没收也有理由，所以，资产阶级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如果革命对它宽大一点，就保留下来了，如果革命对它严格一点，就搞掉了。这个革命的刀子，不是这样砍去的（手势直平着砍去），还要曲折：把它的头划出来，要这样波浪式的（手势：手臂平伸，弯曲推向前进）。这样一个北洋军阀的官僚资本，它与国民党官僚资本有关系，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与封建主义也有关系。各方面是联系着的。我们革命像剃头一样；要割，只割掉他的头发，不伤皮肤。他们问：“剃头要学三年徒，你们共产党‘剃头’是不是学了三年？”“把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都革掉不伤我们的皮肤？”他们对这个问题是不放心的，他们自己觉得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们就准备消极的抵抗，准备关门，准备歇业……。有这样的情绪。
另一方面，我们的干部也有这样地情绪。党的路线虽然很明确，但还搞不很清楚。认为乡村中把地主，甚至于把中小地主都没收了，为甚么城市里这样大的资本不没收？他们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与官僚资本主义有关系，与封建主义也有关系，心中也想搞掉。东北野战军××跟我这样讲：有一个问题，我们军队里战斗员、干部搞不通“甚至一些战士家里是中农都伤害了，为甚么走到城里这样大的资本不没收、不搞掉”？他们觉得即使暂时不搞掉，不知那一天也要搞掉的，工人阶级，工人群众也是这样一个思想，天津的报纸也宣传工人翻身。因为这个口号容易跟农民翻身的口号混淆起来，把资本家搞掉，所以我叫天津的同志，不要在报纸上宣传这个口号。虽然这个口号并不是原则上有错误。工人也觉得占领天津以后，帝国主义也老老实实的了，外国人也规规矩矩的不挑皮了，他们的目标是小了的，所以我们不好去反对外国人，国民党没有了，官僚资本没收了，我们的干部跑到城里要搞斗争，要发动工人群众，我就问他们：你们发动工人干什么？他们就讲不出来，不晓得干甚么。发动斗争总要有一个斗争对象！斗那一个呢？帝国主义不斗，国民党不见了，官僚资本没收了。很自然地在私营工厂就找到了资本家，在公营工厂里就找到了厂长、职员、工程师、工头。
因此，领导上不注意，就很可能把资本家消灭。
是不是我们在历史上搞掉过呢？大革命时代在汉口搞掉过，以后在中央苏区搞掉过，在太行山、五台山也搞掉过。我告诉天津的同志，那是路线上的错误。他们一听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就注意了。如果不提是路线上的错误，不去管，让其发展下去，不要两个月就会把资本家搞掉。听说哈尔滨就有不少资本家被搞掉了。搞掉了好不好呢？过去有很多经验，“二七”社论也讲了，叫自杀政策。搞掉了真是不得了！天津的工商业将近有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北平大大小小的私营工厂里也有三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袜子、牙刷、牙粉……要他们供给，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而且生产的发展对社会有利，如果破坏了，对我们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不利，相反地还会减低城市的生产，与我们的基本方针不合。在政治上就帮助了反革命，国民党就有话讲：“你们不喜欢蒋介石，共产党对你们是不是更好？”资产阶级就会感到，“在蒋介石那里虽然不好，但还存在，你们共产党就搞掉”。所以，不论在政治上，在方针上都发生了很大问题。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
在目前我们党内，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个倾向，虽然没有讲一打开一个城市就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但实际那样做就等于消灭。我们要纠正这个偏向。纠正这个偏向以后，也不要犯右倾。
过去，我们把资产阶级提的比工人还高，发展国家经济和发展私人经济同等看待，那是错误的，是右倾。问题是这样，今天是保留资产阶级，不是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我把这些在天津讲了以后，他们觉得还可以发展，宋棐卿就很高兴，觉得有了办法，将来搞社会主义还可以搞。于是他们还是保持城市的生产，还是发展。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他们要和国家经济竞争。今天不给他们原料、市场觉得不好。但我们规定一个价格，如收买棉花，他们就提价格来收买，结果他们有了棉花，国家就没有了。货物的价格也是这样，为了争取市场，他们可以抬高或者减低。资本家大大小小的很多，又没有一个组织，在推销的市场和收买原料上，他们有很多办法，国家工厂就竞争他们不赢。所以，二中全会的决议上讲：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就来了，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要斗争多少年，最后还是搞社会主义。但是，到社会主义的路上要多采取一些步骤，多采取一些办法，痛苦要少一点。我们晓得，到那时会有一部人反对社会主义的，但我们也晓得赞成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也有，也有些可能是中立的，或者目前是中立的。
我们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那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多少年的斗争过程。所以，二中全会的决议是对的，要照那样去做，要允许资产阶级存在和发展，不要消灭，消灭了对二中全会的决议是不好办的，不好去执行。这是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
在城市里除开用极大的力量去做工人工作——组织工人，教育工人外，同时还应该在资产阶级中间进行一些教育工作和组织、解释工作。
吸收工人参加我们的机关领导工作（城市里边的组织领导工作）。资本家、党外人士、民主人士也要吸收一些到我们的领导机关来。这些事情也在天津商量了一下，暂时一下子还很困难做到，慢慢是要做的。
除开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以外，我们在天津接收了几十个，上百个的官僚资本的工厂，现在是大部分开工了，但开工的工厂中还有一部，甚至是很大一部分的机器还没有开动，机器放在那里没钱开工，要慢慢地开工。
在国家工厂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经营管理没有计划。当经理厂长的人，不大会计划原料和市场。有很多工厂很快开工了，但是原料没有保证。还有些工厂生产的太多了，卖不掉，譬如华北的唯一制造自行车的自行车厂，自行车的全部都会制造（包橡皮轮在内）。但是，仓库里放满了一千多辆自行车卖不掉，其原因就是成本太贵，价格太高，还有进口的自行车没有卖掉，而且那些自行车是城市用的，乡村能用的，较笨重的自行车还没有制造。在城市里我们的机关，部队需要自行车，但他们就是卖不掉；还有电灯泡也卖不掉，有好几百万电灯泡蹲起来了；还有各种电线都可以制造，也卖不掉；唐山的炼钢厂，是用电气炼钢，各种钢都可以炼，一天可以炼十五吨，还是囤积在那里，现在不用那个炉子炼了，用另外一个炉子炼炮火钢。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搞好，有很多东西是：你这里很多，我那里没有，你这个地方缺乏，另外一个地方有，你这里可以制造，我那里就需要。我们的国家工厂就像古时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很多地方是处于无政府状态。我们二中全会的决议里边讲：对私人资本主义不要无政府状态，要搞斗争。现在第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不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首先就是国家经济，公营经济，第二个无政府状态的才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我们首先要消灭这个无政府状态。这个问题，很难怪下边无政府，因为我们上边就没有政府。
天津的邮电可以通上海、台湾、香港，但对山东，张家口、沈阳就不通，这就是对外通，对内不通。山东搞山东的，沈阳搞沈阳的……。最近毛主席讲：财政经济的统帅部要建立起来。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有统帅部。就是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的统帅部还没有，因此财政经济是无政府状态。毛主席最近跟我讲：别的工作先放一下，赶快把财政经济的统帅部建立起来，才好全盘地计划、组织、指导，国家的财政经济才能有计划、有政策地对待私人资本家。现在国营经济在原料、市场上没有计划，是无政府状态。
二，国营工厂中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中间的关系（也可以说职工关系）。
这个问题，在老解放区及新解放的城市——如像天津接收的官僚资本的工厂里——即国营工厂里都存在着这个问题。老解放区的工厂管理是官僚主义化，和军队里边的军阀主义残余的倾向一样，因此在老解放区里的工厂，应该提出“管理民主化”的口号，进行管理民主化的运动，照军队的方式进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管理人员首先进行自我批评，改善职工关系，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或工人代表会。由于管理上的官僚主义化，对于工人生活及工人提出的问题关心不够，不想办法解决。管理上不注意依靠工人群众，不把工厂中的生产计划、原料、制造、市场三个过程全部告诉工人，与工人商量，发动工人的积极性，吸收工人研究和制订计划，然后再动员工人一块去执行这个计划。像军队里边把全部作战计划告诉士兵，由士兵发表意见，共同讨论如何更好的完成战斗一样。工厂里没这样作，民主化不够。新接收的工厂中的职工关系的性质就不同了，因为那些工厂的厂长和工程师都是旧的，所以一把工人发动起来，工人就要斗争。斗争什么人呢？斗争那些职员？所以我去的时候，很多工厂的职员恐慌，怕工人斗争，怕清算，那些职员也的确有他们的缺点，知识分子的错误观点如自高自大，看不起工人，脑力劳动者轻视体力劳动者这种错误观点是长期存在着的，并也有一部分职员过去作过一些对不起工人的事，打了工人骂了工人，克扣了工人的工资等，作下了仇，还有一些自己作了不好的事，贪污、占了很多的房子，用了很多亲戚朋友，工人对这些事情都不满意。还有些工厂冗员很多，像××工厂就是这样，组织庞大，冗员很多，没有什么本事，不作什么事情，薪水却拿的很多，工人不满意这些事情，要求解决这些问题。我去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跟这些职员商量就要发动工人进行民主改革，结果工厂中的职员恐慌。我到天津后首先召集了职员大会，和职员讲清楚，“你们是国家工厂中的职员，也是国家的干部，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把你们当成我们自己的干部，自己人看待”。“同时我又批评你们”，你们的错误观点，自高自大，看不起工人，过去做过对不起工人的事情，行为不正派，要自我批评，改正观点，过去不尊重体力劳动者，今天尊重起来，放下厂长职员的架子，尊重工人，承认错误，向工人赔礼道歉，改正错误。工程师现在要穿上工人的衣服，到工厂里边去，只要你们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那么我们就可以跟工人讲：既往不咎了，除极少数犯有严重的错误者，个别的要追究一下，一般的只要你进行了自我批评就既往不咎。但不仅只是自我批评，像过去贪污，现在不贪污就完了，过去拿了工厂的东西，现在可以退出来的就退，退不出来的就不追究了，以后不要拿了。住的房子太多了，拿出来给工人住，自己少住两间，勤务员要的太多了，少用两个。同时你们应该把工厂整顿一下，有些不应该用的人员就裁减，薪水不应太高的要减下来（自己以为高的自动的减下来）。冗员太多可以不用，不应该把工厂看成救济机关；至使工厂生产不能振作。只要是工厂中裁下来有用的人，如果没有办法生活，我们政府可以救济，设救济机关予以安顿。这样做就可以号召职工团结，并达到职工团结。总之，老解放区的工厂应该进行民主运动，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工人代表会，新解放区的工厂职员工人相互进行自我批评，职员讲了缺点错误后也可以讲点好处，工人也进行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达到职工团结，改善工厂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关系。在国家工厂中大概就是这两个问题，我讲了以后他们就去作了，结果怎样还不大清楚。
三、城市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虽然我们经常的讲了，指示上也写了，不要把乡村的工作方式，乡村用的那一套拿到城市来用，但是还有不少地方把那一套拿到城市里来用，尤其是像组织区街政府，这些东西是按着乡村那一套做的。在城市中工作的同志感觉区政府大约和乡村的区政府差不多，街政府和乡村中的村政府差不多。他们把城市分了市、区、街三级，并且认为街政府是基本组织，和乡村中的村政府是基本组织一样。我就问；“街政府里边几个人工作？”“有五个脱离生产的干部”。我又问脱产为什么要五个人，少几个人不行吗？”“那不行，我们忙的很，事情多的很，五个人还做不过来呢。这里一条街管理一二万人，一个区管理二三十万人，五个人管也管不了。”我就问。“你们每天做什么工作？”他说：组织工会、妇女、青年团，处理劳资纠纷，进行教育工作，治安工作及清洁卫生工作，有时还要打锣开市民大会。在天津开市民大会时有不少人是坐着汽车来开会的，他们感觉共产党刚进来，要开会就去听听讲什么东西，好奇。像这样的组织方式，应肯定的说是错误的。他们说街政府管理二万人，那么到底管的到管不到，还是管好不管好？我就问他：汇丰银行（外国银行）是管得到吗？“管不到”。第四野战军后方医院，中纺第一厂和街里的中学校管到管不到？管不到。中学管不到大学更管不到，小学管到管不到？也成问题。我又问：“我住在你街里你们管不管我呢？”他们说；“管不到”。今天在座的人那一个归街政府管呢？所以一个街管二三万人这话就讲错了，这是乡下话。区政府管二三十万人也是乡下话。他们说街公所那几个人很忙，我说你们作的这一些事情都可以不做，教育市民怎样教育，街政府教育什么东西，坐汽车开会的你怎么教育他？也不行，街政府组织工会就出了毛病了，“天津的劳资纠纷大部分都是由区政府、街政府处理了，所以劳资问题处理的不一致”，工资加的高，这个区这样，那个区那样，工资不统一。如果按乡村中的一套，街也组织街工会、妇会、青年团，进行工人工作，妇女工作，青年工作，就把工会、妇女会、青年团的工作分散了，变成无政府状态，是要不得的。街政府不要组织工会、支部，青年团、妇女会。他们听了这个话感觉很新鲜。徐冰（曾经作过潍坊市长）回到西柏坡来，我就问他：“你这个市长当的怎么样？”他说：“每条街需要好多干部”。我就问他：街政府作什么事？他说：来往干部的招待，很多干部多年没有进过城，很想到城里看看，进城以后由街政府管他吃饭，住房子。招待来往的队伍，各省来的队伍要房、要粮食，这些东西都要街政府去办。给合作社办运输，如：运粮、运煤、发贷款、发展生产，这一切的事情都是街政府去办。我到天津去看时比这个还算好一点，但大体是差不多的，我就讲街政府这些工作都可以不作。他感觉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事情都可以不作呢？我说你这样办：为了招待来往干部，市政府里设个招待处，来往干部都到那里去，就不用街政府招待了，另外单设招待部队的招待所，来了干部和部队顶多用一个人带一下路就行了，发贷款可以在市政府里设个贷款处，有贷款的就到那去，顶多由街打个介绍信或者介绍信也可以不打。贷款不由街政府去贷，招待干部不用街政府，合作社区里也不要组织，市总社可以设许多分社，作运输工作，发展生产也不要分散由街政府搞，特别是劳资纠纷，组织工会，不要街政府，区政府去搞，应该集中到市委，市总工会，统一指挥，统一处理。他们就问：“街政府是不是可以不要？”我们可以不要，要街政府干什么呢？把街政府当成基本组织，当成一级，这是错误的，这是乡村的工作方式。城市里不能把街政府当成一级，更不是基本组织，这个观点要改变。城市里边的特点就是集中，因此组织方式也要集中的，集中到市政府，市合作社，市公安局、市工会、市青年团、市妇联会、市以下的按着产业单位职业单位去组织。青年团的组织主要的是在学校、工厂和机关里，不要每一条街都组织青年团。在学校里面，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可以组织，但一些零散的青年团员那没有别的办法，那么在那一条街可以组织青年团的小组，党的小组也是同样的。这就是说青年团和党的街的组织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少越好。
城市里面的人民归什么管理呢？不是归街政府，甚至不是归区政府。城市里面真正管理人民的是警察、公安局，为什么在最初解放的城市次序不安定？一方面是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警察是旧的不得利（力）。在过去是警察打黄包车夫，现在黄包车夫打警察。警察在过去压迫过很多人，贪污过很多，因此在人民当中没有信仰，所以现在人民对于警察的管理就不大服。因此一定要建立我们得力的警察，为此我们就要调几百个上千个共产党员当警察，不然这个城市是很难管的，但是这个新的得力的警察不是一天可以建立起来的，所以在这个新的得力的警察没建立以前，每一个街派上两个共产党员不做别的事情就是在那里看着，我想这是有必要的，有好处的。要他们从早到晚从这头到那头，从那头到这头，看有什么问题发生，如抢的偷的，破坏的，隐瞒的搬家的，偷电的，破坏自来水清洁卫生的等问题就报告，这两个人最好是归公安局管理，跟公安局联系。城市里面有这样一个规矩：即除了公安机关和警察之外不能随便到人家房里去敲门，如查户口的时候问：“你是从那里来的？家里几口人？结婚了没有？”如果你不是警察，那人家就会说：“你不是警察问这些问题干什么？”如果你是警察或用警察的名义问，人家就会说：“警察问我是可以答复的。”这倒是可以问的。所以我想：在将来每一条街要有两个脱离生产的警察，属于公安局领导，不要成立街政府。区政府是不是需要，也值得考虑。区一级的机关只能执行市一级机关委托的事情，他对于政策上的问题没有决定权。而市一级的机关为工作需要在下面设几个办事处是可以的。区政府街政府都不要成为一级组织。城市里面的基本组织就是市，市政府就不同，北平市政府是不是管着两百多万人呢？那还不是管着。市政府可以讲他管两百多万人，一切问题都要管，街政府就不能这样讲。当然郊区的村政府可以讲他管几千人，村子里也有村政府，也有村支部，也有村工会，村妇会，团支部，因为他是一级基本组织，城市里面就不能那样。城市与乡村的区别要搞清楚。所以过去的这些组织形式要改变，就是要集中组织，集中工作，集中处理问题，不要去分散了。天津市的工作方式就是乡村的一套，他们有问题是召集区干部开会，区干部又召集街干部开会，然后再传达给群众，他们的市长市委书记不直接跟群众见面。这种工作方式不好，要改变，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人要与群众直接见面，不仅他们和群众见面，我也要和群众见面。我到天津就直接召集工人代表会，职员资本家的会议，跟他们讲话。北平这方面也有问题，我曾派人参加过一个选举街政府的市民大会，那样的会也不行，那样的会要停止开。听说每一条街的干部很多。我在天津给他们提议：把一条街五个人留下两个抽出三个放在公安局，把警察衣服穿起来，背起枪，加以训练作为我们的警察。北平也可以这样动员几百几千共产党员当警察，街政府的事情可以少办甚至不办，先看看，有事情报告公安局处理。区、街政府的人不要那么多，要把最强的干部，最多的干部集中到市一级（市委、市政府、市工会），市政府可分出几个地方办公，以便接近群众。要重视城里边的警察，警察应该由共产党员、文化程度高的人当，有些老警察可以加以训练改造，要组织我们自己的警察。法庭、监狱也很重要，要把法庭监狱很好的搞起来，把监狱变成生产机关，监狱里头都有劳动力，没有家属，没有老婆、小孩子，组织他们生产一定不会舍本，可以赚钱，同时可以在劳动中改造他们。要依靠警察、法庭、监狱合起来管理城市，不要依靠区政府，街政府去管理城市，依靠区政府，街政府管理城市的方式是乡村的工作方式，是把乡村的一套搬到城市里边用，这是错误的，应该改变的。
其次关于脚夫娼妓舞女、乞丐游民等问题，都要努力加以解决，不能长期不解决。我们占领北平、天津几个月不解决，人家不讲话可以原谅，但如果待一年，半年还不解决人家就会讲话了。这些问题急需加以解决，解决的方法我在那天也提了一些意见，今天因时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不讲了，我就讲到这里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