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169） 向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检查 （1967年4月14日） 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 你们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给我的紧急通令中第二条限刘少奇于四月十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1．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庆施同志说，可以让狱中的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并接到由张闻天签字的狱中干部提出的三个请求条件。狱中同志看了，知道这是中央同意这样办的。我将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去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又名洛甫）处理，据张闻天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只知道狱中的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多少人。以后如何办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同志家里见过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看到造反报才知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2．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一月十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二月一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内部指示。这个指示是有错误的。 3．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以后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4．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着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一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的这些说法，毛主席当时就表示反对，但已来不及修改，就这样通过了。至今未改。此外，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错误的。是从七大的立场上退了一步。 5．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实行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乱讲。“三和一少”是个别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会议上来，当时我尚不知有此种意见出笼。是后来从那个同志的保险柜中拿出来的。 6．一九六二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过，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7．一九六四年夏，我在几个省市作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我的检查中已作了详细说明，不必重复。桃园经验在当时是比较好，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8．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要读的其（他）（着）作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 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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