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131）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年1月27日） …………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那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那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例如山东的××、××地区。但是山东其他地区的情形就不一样。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一九六○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委、某一个地委、县委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那一些？书面报告上写了四条。请大家看看够不够。成绩写了十二条，缺点和错误只写了四条，你们如果认为缺点和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够就加，多了就减。 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么，成绩和缺点那样是主要的呢？恐怕各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每一个省委、每一个地委、每一个县委，都可以自己进行讨论，都应该根据那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加以说明。即使一次判断得不正确，也不要紧，下次再改就是了。但是要加以判断，要总结一下。 总的来说，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我们在工业交通建设上有很大的成绩，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也有很大的成绩。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在商业、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不能否认这些成绩，不能抹煞这些成绩。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比如河南的××地区，甘肃的××地区。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 总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要忘记了。这几年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的。一方面有成绩，这是好事，另一方面有缺点、错误，这是坏事。但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不再犯了，已经改正了，或者正在改正。也就是说，缺点和错误的大部分已经过去了，好象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比如供给制、公共食堂现在已经不办了，高指标已经不搞了，许多“大办”也停止了，基本建设战线也缩短了，水利建设也不搞那么多了。我们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已经改正了。这些缺点和错误改正之后，坏事就能够变为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要使坏事变为好事，就缺点错误来说，它的条件就是我们能够总结经验，能够很好地从经验教训中学习。这样做了，缺点和错误就变为好事了。因此，犯了这些错误，也用不着悲观、丧气。这几年，我们在某些方面跌了跤子，而且跌痛了，现在要自己爬起来，把道路看清楚，再向前进。那一个人走路不跌过跤子呢？重要的问题是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了。这种人势必陷入被动，势必要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才能站起来，才能继续前进。所以，要使缺点错误这类坏事变成好事，必需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十分重要的，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 我们这几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在书面报告上已经说过了。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全面做好多快好省，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若干次的反复，才能做好。 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 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这在书面报告中也有了说明。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也没有经验，为什么没有犯严重的错误，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倒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应该说，在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利用了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经验和对我们有用的苏联经验，很好地组织和恢复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继续保持着恢复时期的经济秩序。这时，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我们也进行了不少的工作，但还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当时，我们在现代化工业建设工作中，自己还不会走路，只能照抄苏联经验，并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进行建设；其次，就是我们的干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般地保持了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作风。由于这两条，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胜利地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方面来了，我们对于建设工作，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因此，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这时，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是很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都是缺少根据或者是没有根据的，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同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在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就草率地加以决定，全面推广，而且过急地要求限期完成，这就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使下级组织发生很大的困难，没有时间去同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时间去召开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等，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来发现和纠正我们的错误。到后来，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用电话会议及其他方法进行“瞎指挥”，有时也开些群众性大会，但大都是形式主义地讨论和决定问题，并不能反映群众真实的意见和要求；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这样，就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比外，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这些就是我们这几年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全部原因。 我们认真地分析了发生错误的原因，我们就会找到改正错误的办法。这就是要经常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保持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工作中严格地按照党的、国家的、群众团体的民主集中制办事，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在书面报告中都已经讲了。 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全党的干部，全体党员，以至绝大多数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饭，全体干部、全党、全民都有了切身的感受，这样，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许多问题就可以说通了，在思想上，认识上就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困难，而且困难相当严重，但是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取得的经验则是长期要起作用的。因此，应该说，犯过这些缺点、错误以后，我们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 在书面报告上，我们总结了十六条经验。这是初步的总结，现在也只能作初步的总结。因为有些事情现在还看不很清楚，等到将来，我们的经济再回升，全部恢复，并且继续前进以后，再来看看，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再过五年，或者再过十年，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总结。那个时候，总结出来的经验，就可能不是现在的十六条，也许还多几条，也许少几条，但是一定会比现在总结得更好。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消除，从长远来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在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自己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大举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一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其次，讲一讲关于三面红旗的问题。 总路线问题。我们过去说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还是说它是正确的，还要继续实行这条总路线。但是，这几年在总路线的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不注意好省，或者注意得不够。以后要更多地注意好省，要在产品的品种、质量上面跃进。我们要增加产品的数量，但不要单纯地追求数量。今后数量不一定要增加很多，要更多地注意品种、质量，注意配套，使我们能够独立地进行建设，能够自力更生。这件事的重要性，英国人懂得，日本人也懂得。我和我们驻英国的代办宦乡同志谈过话，他说：“英国人怕我们怕得厉害，对中国很恐慌，说我们发展得惊人的快。”我说：“现在我们停下来了，他们该不怕了吧？”他说：“我们停下来，他们更怕。”为什么英国人更怕了呢？因为他们懂得，单靠数量不行，品种、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他们怕我们把品种、质量搞上去。一个日本人跑到鞍钢看了一次，也提出了要重视品种、质量的问题。 我们在一九五八年确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完整地说，就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总路线，难道是不正确的吗？难道全国人民不要团结起来，不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不要鼓足干劲，不要力争上游，不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吗？绝不能这样。所以，我们说，总路线本身是正确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在我们许多同志执行总路线的时候，没有注意使全国人民真正自觉地团结起来，不是由人民群众实事求是地去鼓足干劲，不是由人民群众切切实实地去力争上游；而只是由少数干部，站在群众之上，命令群众形式主义地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又只注意多快、而不是同时注意好省地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我们说，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是在执行总路线的工作中发生了偏差。我们只要纠正这些偏差，正确地、全面地执行总路线，就会是很好的。 大跃进问题。过去我们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或者每年增加百分之几十，才叫大跃进。对大跃进的正确解释，还是应该按照毛主席几年以前讲过的，就是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毛主席说过：苏联从一九二○年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到一九四一年德国进攻苏联以前，这二十一年的时间中，他们的钢产量，从沙皇时代原有的四百二十万吨的底子，增长到一千八百二十万吨。也就是说，在布尔塞维克执政的二十一年中，钢的产量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我们是不是可以经过二十年到二十一年的时间，使我国的钢产量的增加，比一千四百万吨更多一些呢？比如，增加一千五百万吨、一千六百万吨、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一千九百万吨，或者二千万吨。如果可以，我们的发展就不但比资本主义国家快一些，而且也比苏联快一些。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我们不能增加这么多，不能增加一千八百万吨，或者两千万吨。也许我们只能增加一千四百万吨，或者还少于一千四百万吨，那我们就没有大跃进。毛主席在几年以前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可以用这种方法，也可以用那种方法。用这种方法，比较快一点，好一点。用那种方法，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比较慢一点、差一点。我们是不是可能实行一种比苏联更快一点、更好一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呢？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是不是可以争取呢？我们说，是可以争取的，可以试一试的。到那个时候，如果争取到了，就是大跃进。当然，如果争取不到，那就证明，没有大跃进。因此，大跃进不能就一个短时期的成绩来解释，比如说，不能就某年增加多少、或者减少多少来解释，而应该就一个历史时期内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来解释。我认为，大跃进还应该继续作为我们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们应该坚持下去。 人民公社问题。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一大二公”的特点，从现在的人民公社来看，就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因此，有人就问：这个“一大二公”还要不要？我们说，这个口号用不着取消，还是留一下，过若干年再看。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一方面，它可以自办一些企业来增加积累，另一方面，它还可以抽取一些公积金。将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目前，人民公社有一点“一大二公”，兴修了许多已经发挥效益的水利工程，有一些社办企业，也作了一些事情，但是作用不很大，“一大二公”还不大明显，还看不大清楚。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所以，人民公社要继续办。“一大二公”的口号也要保存，将来再看。 书面报告上说，人民公社吸收了初级社和高级社的优点，这句话怎样解释？吸收了初级社的什么优点呢？现在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小队，即生产队，大体上就是以前的初级社的规模。我和农民谈过话，农民对于初级社很高兴，谈起来眉飞色舞。可是谈到高级社，就不那么高兴。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实行评工记分，土地没有报酬，对五保户，困难户有补助等等，从这些方面说，初级社的优点我们有了，高级社的优点我们也有了。现在，人民公社只能搞这么多优点。能搞多少优点就搞多少优点，再多的优点现在也搞不成。 我们吸收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本身的优点，来建立和发展现在的人民公社。这样做，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人民公社的供给制，现在一般不搞了。原来我们也说，供给制起一种社会保险的作用。现在对五保户、困难户的照顾，也就是一点社会保险。这个还保留。我们曾经普遍办过公共食堂，这是不正确的，现在不办了。但是，自愿结合的农忙食堂，是可以办、应该办的。 有的同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迟几年办是可以的。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群众已经起来了，我们怎么办？是反对它呢，还是赞成它，加以领导，逐步把它办好呢？我们说，还是应该赞成它，逐步把它办好。 还有的同志说：如果人民公社一开始就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那不是更好吗？是的，那会更好，但是做不到。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虽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那时就没有这样的聪明，那时就不懂得这个道理。 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有准备地、有步骤地，有秩序地、有区别地、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并且不断地总结经验。这样，就会比较好些。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其次讲一讲清理最近几年的口号问题。 几年来，各个地方和中央都在群众中提过不少的口号。除了正确的口号以外，其中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是部分不正确的，有些是解释得不清楚的。我认为，应该认真地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搞不清楚的许多问题，弄得更清楚些。 我现在举几个例子。 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做“条件论”，或者叫做“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反对重视条件，不能反对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要有客观的条件，还要有主观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必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问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就是说，要具备一定的时间条件、空间条件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事情才能办好。条件是可以经过人们的努力去创造和改变的，但是不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事情是不能办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是重视条件的。我们不能反对，也不应该反对重视条件。但我们不是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者。我们认为，主观能动性在符合客观规律性的条件下是能够发挥伟大的作用的。 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括弧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括弧里面的“左”派。我劝告同志们，不要作那个括弧里面的“左”派，要作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经常是朝气勃勃的、其有干劲的左派。不要作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括弧的“左”派。那种“左”派不会有真正的经常的干劲，他会由一时的狂热突然转入消沉。那种“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这几年，还有一种用具体的指标、数字来确定是左或者是右的作法。比如说，亩产八百斤就是左派，亩产七百斤就是右倾。这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种具体指标、具体数字的问题上，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对于生产技术的问题，也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 比外，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轰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那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轰起来了。这种方式，是不好的。我们要朝气勃勃，但是在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进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是这样。这是过去我们在土地改革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是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指出过的。这是那个时期实行土地改革的正确方法。以后，我们开展各种运动，进行各种工作，都要采取这种方式。我们党是有这种经验的。毛主席多次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讲战争。在建设时期，是向地球开仗，也要这样。典型试验，小范围里的试验，那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也要去搞的，目的是取得经验，做好准备，“敢想、敢说、敢做”的那个“做”，不是说一下子在全国去做，而是指在小范围内去做，先做典型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一定要实行。凡是没有把握的、没有成熟经验的事情，都必须先经过试验，然后才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因此，凡是要通过各省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以及广播电台、电话会议、现场会议等等，来推广和造成声势的事情，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加以控制，不能让报纸和电台自由发表消息和评论。 还有，在水利建设中，曾经提过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由于执行这个方针，最近在一些地方发生了问题。至少，在一些地方是不能实行这个方针的，是不可以这样办的。其它地方也许可以实行这个方针。要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加以确定。 我建议，诸如此类的口号，中央还可以再清理一下。各省委也可以清理一下。我建议，关于这个问题，由各地委、各县委提出意见，交给省委，由各省委加以清理，加以解释，写出文件来，送给中央。经过中央批准，再发下去。这些口号的清理，一律要经过中央，各地方不要自行决定。 其次，讲一讲任务问题。 书面报告上提出了一九六二年的生产任务，也提出了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奋斗目标。我们对于十年的指标，只是一个初步设想，将来经过综合平衡后作出的计划，可能不是这样的数字。对于十年的指标，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高了？是不是还要低一点？有的同志说，这些指标不是高了，而是太低了，还应当高一点。我们说，达到这样的指标，现在也没有多大把握。还是先提出这些指标。如果说低一些，那就算是留有余地，以便将来超过。这些指标，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或者还可能差得相当远。这些可能性都存在。还要继续研究，综合平衡。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指标的高低和人民群众干劲大小的关系问题。有一些同志觉得，指标低了，就不能鼓足人民群众的干劲。指标高一点，才能鼓足干劲。指标越高，人民群众的干劲就越大，指标低了，干劲就没有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看，指标和干劲有一点关系，但是不能这样说：指标的高低，同人民群众干劲的大小成正比例。据我看，指标对于人民群众的干劲不起决定作用。在最近几年中，有过这样的情形：在指标比较低的情况下，人民的干劲起来了。有几次，指标很高，人民的干劲反而落下来了，因为达不到这样高的指标。所以指标应该适当，应该符合实际可能。适当的指标，经过努力。可以完成，还可以超过一点，这样，群众的干劲就会起来，而且能够长期保持。 干劲有两种，干部的干劲和人民群众的干劲。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干部的干劲，而在于人民群众的干劲。单有干部的干劲，没有人民群众的干劲，是不行的。当然，单有群众的干劲，干部没有干劲，也不行。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人民群众的干劲。我们掌握了政权，我们能够开这样的×人的大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有适当的口号，有符合实际的办法，把人民群众的干劲鼓起来，并不是很困难的。问题是在群众的干劲鼓起来以后，要使用得当，不要浪费，要把群众的干劲长期保持下来。这是不容易的。这就必须严格地实行劳逸结合。如果老是“黑夜当白天，月亮当太阳”，搞那么三五天，于劲就没有了。苦战几昼夜之后，干劲就保持不住了。应该使群众长年累月都保持住干劲，都有饱满的情绪。对于群众的干劲，一定要使用得当。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决不要二百人去干，而应当要一百人干活，其余的一百人睡觉，休养生息，睡好了再干。本来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为什么要二百人去干呢？这几年不节省群众的干劲，浪费了群众的许多干劲，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同志们耽心群众的干劲发动不起来，这是目前应该很好地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几年，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受了挫折，在某些地方受了严重的挫折。要把群众的干劲再度鼓起来，我们就必须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同群众一起制订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最近几年我们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在人民群众的干劲发动起来后，如何节省地使用群众的干劲，如何经常保持群众的充足干劲，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好好学习。 …………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在党章和宪法中明白规定了的，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我们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各种组织手段，去坚持执行这些任务，因而，我们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首先是有不少的负责人，没有充分地发扬民主，没有把任务提交给群众和干部，让他们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进行讨论，并且由他们根据实际的可能作出决定。然后，这些负责人又在群众中和干部中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评和斗争，混淆了是非，压制了民主，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心话。这样，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的民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了窒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所谓“集中领导”，只能是没有群众基础、违反群众意志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是没有不犯严重错误的。最近几年工作中发生的错误，有许多是同我们没有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有关的。 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就人民和人民的敌人而言的。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只在人民内部实行的制度，不包括人民的敌人。有些同志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这两个概念，没有把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别开来，因此，他们常常用专政的手段，用强制和压服的办法，去对待人民群众，去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用民主和说服的办法，用服从多数的办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他们不只是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他们对人民群众有时也实行专政。这样，他们就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反人民的地位。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广泛的民主制，它是包括全部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在党内，在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也是一种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一种调查研究的方法。当然，实行这种方法，我们仍然可能犯某些错误，因为群众的多数，党员的多数有时也会犯错误，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就有可能少犯错误，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群众的多数，党员的多数总是比较更少地犯错误，而在更多的时候，总是比较正确的。即使我们同多数群众，多数党员一起犯了错误，也易于发现，易于较早地得到纠正。 现在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在确定任务以前，先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地进行讨论，用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那么，我们就可能不会提出过高的超出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如果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那么，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会通不过，会顶回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能够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例如，亩产几千斤的指标、办公共食堂等，如果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认真的讨论和选择，那么，他们中间的多数是决不会赞成、决不会通过的。因此，只有在我们既是错误地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又是错误地违反了、甚至严重地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下，就是说，既犯了某些政治错误，又犯了某些组织错误，在严重的强迫命令的情况下，我们才在一些具体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并且使这些错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拖延下来，直到最近才得到纠正。这应该作为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一条重要的教训。 同志们！如果在我们党内和我国人民中不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而是依靠强迫命令行事，那么，我们的党会变成什么党呢？我们国家的政权会变成什么政权呢？我们党同国民党的区别又在那里呢？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又在那里呢？这不会使我们党和国家政权有发生变质的危险吗？因此，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决不能容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必须迅速地、彻底地加以改正。我们在一切地方、一切部门、一切单位的人民中，都必须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而不能依靠强迫命令行事。 ………… 关于党的问题，书面报告中写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还要专门同大家讲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只说两点意见。 先说实事求是的问题。 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很重要的。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丰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 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有一种人，虽然了解情况，但不敢说老实话，怕说了就要受打击。分明是黑的，他不敢说是黑的。分明是白的，他不敢说是白的。这种人勇气不够，被迫说了些假话。还有一种人，因为如果要实事求是，那就得承认错误，就要作检讨，就要受批评，他怕面子不好看，因而不敢实事求是。至于在经济工作中藏一手，多要一点，少报一点，这种现象就相当多了。另外一种人，为了个人利益，有意造假，有意夸大成绩，有意封锁消息、扣留信件，有意对说老实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问题，而是一种违法乱纪性质的错误。 过去，有些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吃了亏，而不老实的人却占了便宜。党内的这种情况，使一些干部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老实人总是吃亏；似乎手长一点，隐瞒一点，说点假话，总是占便宜。这种印象是不正确的，不正常的。在共产党内，在人民群众中，不允许滋长这种风气。要抵抗这种风气，要对这种风气进行斗争。说老实话真的吃亏，说假话真的不吃亏吗？老实人真的吃亏，不老实的人真的不吃亏吗？我看，不怕吃亏的老实人，最后是不会吃亏的，如果说是占便宜的话，他最后要占大便宜。因为老实人吃点亏，党内同志是看到的，人民是看到的。党和人民终究是会要信任这些好同志的。怕吃小亏的“聪明”人，不老实的人，最后是要吃大亏的。因为你总是说假话，长期这样搞，党和人民就不会信任你了。 在这里，对于那些被迫说假话的人，对于这种软弱的人，应该说几句话。毛主席以前说过：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实事求是，为了说老实话，应该有“五不怕”，这就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准备了这“五不怕”，什么话也敢讲，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刚才不是讲实事求是要有勇气吗？要有什么勇气呢？就是要有这“五不怕”。有了这“五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呢了因此，应该说老实话，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真理。 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注意，不要使那些说老实话、作老实事的人吃亏，要信任他们，表扬他们。对于那种说假话、作假报告的人，不要信任他们，要批评他们，必要的时候，要处分他们。只有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采取这样的政策，在党内，在同志中间，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才会改变过来，才会证明老实人并不吃亏，还占了便宜，说假话的 “聪明”人是一定要吃亏的。我们希望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这样做。如果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不这样做，怎么办？也有办法，我们有这么多的党员，这么多的干部，总会是有办法的。就是说，应该在党的会议上批评这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并且可以作出决议，要领导机关改正错误，执行正确的政策。至于有些人，由于不了解真象，估计错误，说了一些同实际情况不符合的话，这不算说假话。这是调查研究不够的问题。但是，这种人既然调查研究不够，就应该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在了解情况之后，再来讲话。 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不允许进行打击。这是党章上规定的。应该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人说完他的意见，即使说得不正确，也不能阻止他讲话。如果他最后仍然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还可以让他保留自己的意见。最近几年，有些党的组织，重犯了过去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的那种过火斗争的错误。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党组织必须迅速地改正过来，以后再不允许进行这种过火的斗争，而要按照我们党内早已形成的一套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办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