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067） 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9年4月26日） 各位先生的意见很好，总起来说，不外是这么几个问题：进出口政策，税收政策，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我这次不能多谈，以后黄市长可以多谈。 政府的方针很明确。现在整个形势是这样的：反对帝国主义是很清楚的了，大门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自己决定。这件事，我们的祖宗几百年来经过多少次流血斗争都没有作到，今天我们一定要作到，也可以作到。只要把钥匙拿到自己手里，开关如意，中国工业就有了大保障。虽然现在整个国民经济还不能完全独立，还有许多原料零件等等，须要依靠外国，但是因为钥匙在手，只要有十几年时间，国内经济就可以逐渐独立。所以帝国主义基本上是反对得了的。其次，封建势力由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也可以消灭；官僚资本主义，在军事发展下，也可以解决。因此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政府的方针，就是在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所谓生产，无非指的是工业农业。一方面是生产，一方面要有分配，因此商业，进出口贸易，内地贸易，运输业等都要和生产配合。 恢复与发展生产，除了国家的以外，还有私人的。在工业方面，一部分是国家资本，绝大部分是私人资本，至于农业，则全部是私人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近代化的工业生产只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是落后的农业和小手工业。在百分之十的工业中，一部分是国营的，一部分是私营的，将来还可以组织一部分合作社经济。国营和私营企业之间，可能会有竞争，有矛盾，但是政府的方针，是要使国营私营互相合作配合，减少竞争，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也许将来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但政府并不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在发展生产，并不反对那样生产发展得多。重要的是配合问题。前次和几位先生谈话，谈到怎样使公私营企业结合起来。有位先生说，你订一个计划，我们私营企业来帮你的忙，这意见很好。公私合作有全面的，有暂时的，有长期的。我们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和公家的长期合作，你有困难我帮助解决，我有困难你帮助解决，互相照顾。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完全合作，彼此有益的。我们希望合作得多，合作得长，使公私两利。不过这合作是完全自由的，并不强制。 上次谈话，有些先生说怕我们的贸易公司，说贸易公司是个大资本家，谁能和它竞争呢？这也未可厚非，这就是自由竞争！就是学的你们的么！不过贸易公司统制原料、市场，是普遍生意人的办法，如果国家贸易公司也用这种办法来经营，只顾到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是违反党的政策的。上回李烛尘先生谈到临清销盐问题，我已告诉临清贸易公司不要这样作，并且要李先生再去卖。我主张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不过这应是双方的，不但贸易公司要公私兼顾，你们也要公私兼顾，顾到国家经济。贸易公司的利润，你要不照顾它，它也便不会照顾你。又有人说，我们现在只能在国营工业的空子里，吃点残羹余汤，其实不然。今天，中国的工业还不很发展，国营企业还是笼罩在头上的，还只是些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我们也主张对私人资本有限制，但是今天有好些地方，说限制等于不限制，譬如铁路、航空，中国今天还没有那末一个资本家说也要开办铁路航空来和国营的竞争。将来限制恐怕要多一点，如工厂愈办愈多，中国已不是产业落后，而已达到进步饱和了，生产不是太少，而是过剩了，那时就必须限制。不然，中国就要变成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去抢市场，一抢就要打仗。要是那样的话，今天的政策便是失败的。不变成工业国不得了，一变成工业国更不得了。这些事情还远得很，但今天我们就可以有计划的避免，这一点政府可以做。譬如办多少纱厂以后，不要了，可以限制国家和私人再办。我们的政策是走新民主主义，不是走旧的资本主义。要采取限制政策，就是为了避免旧资本主义的前途。公私兼顾就是一种限制，没有限制，那能兼顾？像李烛尘先生所提的，临清贸易公司应提高盐价，这就是要限制贸易自由，限制临清国营贸易公司有减低盐价的自由。劳资两利也是一个限制政策，如果只利资方不利劳方，是对资方没有限制。又比如税收问题，你们提议将百分之三减少为百分之一点五是说税收限制了你们发展，因此你们提议要我们把税收限制一下，这也是互相的。城乡关系上，现在工业品太贵，农业品太贱，这对农民不利，应该互相照顾合作，所以也有限制性。 关于几个具体问题： 对外贸易问题提的意见很好，可以由对外贸易处与有关方面商量，想办法。统销如妨碍出口，可以修改。修改方法不一定取消已颁布的统销法令，你们出口可以在互利的条件下与政府获得适当解决。 贷款方面也要互相商量。恢复工业需要一大批资金，光是公营厂房修补一下，就需要十五亿人民券。但是贷款仍需要办，应该统一筹划，公私兼顾，大家分一点。是不能全部够，我想是不可能的。国家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也不影响生产遭受破坏，应尽可能投资工业。加发票子，如果不致影响生产降低，可以发。问题是纸。章程可以具体研究一下，如临时贷几批，立即生产见效，应立即做。 税收问题：天津税收用旧税率。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经验，石家庄半年多不收税，反而引起工商业家恐慌，以为要算他们，不但不成谢，而且还不放心。所以在天津未解放前，我们就打电报通知，天津一解放就照国民党的办法收（除掉苛捐杂税以外），收几个月再慢慢改。收的结果不坏，出我意外。现在政府一个月开支四亿，已收了八亿税，还有四亿没收起。据你们说税收得多了。你们既可以照数交给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同样交给我们呢？你们拥护人民政府么！可见国民党贪污很厉害。我们以后可以在财政上公开采取老实态度，收多了告诉你们，有困难要求你们解决，同样，你们也应该采取老实态度。挑皮捣蛋，尔虞我诈，大家反对。过去在国民党下面，老实吃不开，现在人民政府下面，只有采取老实态度才吃得开。国民党收税时，你们用的是两本账，所以实际收得少。这次税收得多，我们有一半功劳，因为我们不贪污，你们也有一半功劳，因为两本账变为一本账。这样，中国就有救，有前途。 税收多了，要作点事。要把工厂玻璃安起来，以两个月的盈余来开支就够了。其次，还有很多事业要办，如医院等建设。 税收重了，可以修改得合理一些。一种商品抽好几种税，是妨害生产的。怎么修改，请你们提意见，提议个新的税收率表，由税收局组织一个会大家商量。但大家应该负责任的提，要公私兼顾。职工所得税也得和他们商量。 你们现在觉得负担很重，我可以把公家的情况告诉你们。国家经费是困难的，原因是打仗。这次天津战役，单八二追击炮弹打了×发，一颗炮弹等于一个中农一年生产总收入。现在又过了长江，有×××万战士同时在前线作战，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大的兵力。但全世界上我们的兵还是最便宜的（美国兵每人每年要用一万七千元美金，而我们的兵一年用不到一百至二百白洋）。政府财政这样困难，主要负担是农民，有负担到百分之×至×的，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夫子，又要支援前线，优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你们负担比农民轻。所以他们抱怨工人。商人，资本家吃得好穿得好，怨声很普遍。这点请你们要顾到。城市负担多一点，可以说服农人。我主张把这次的征额在报纸上公布，使农民知道城市里的人也负担了一些。 不过，这样的时期是不会很长的，大家咬紧牙关，过一年或者两年，炮弹不打了，兵不养这么多了，有的兵参加生产事业了，情况就会改变。现在你们须要多负担一点，税收恐怕一般还要多一些，当然，如果妨碍到生产是应当照顾的。可是，今天处在困难的情形下，工厂能够不断生产，不赔本，就算是我们胜利了，公营企业中甚至有的还蚀本，也要继续开下去，用赚钱的厂贴赔钱的厂。今天工业利润不可能很多，但工业的前途很光明。眼光要放远一些，赚大钱的时候在后头。 你们有些困难，像原料等问题，可以向政府声明，政府能办到的，一定尽量帮助。譬如到鲁豫收买牛皮，完全没有困难。有些问题，我们不了解，就希望你们提意见，和我们合作。上次有人提议成立一个谘询委员会，很好。将来是要，成立人民代表会的，但是目前人民还没有组织起来，不宜于成立代表会。在这过渡时期里，我想，不妨在华北成立一个经济委员会，下面分几个部门，如收税、原料、贷款等等，看需要来说；产业界人士，工程师和专家都可以参加，一切问题和意见，是可以向这个会集中。 对外通电的问题，可以商量。和外通邮电，只要在不丧失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可以经过外商与外国建立关系的，这是临时办法，不是永久的。和帝国主义来往，只要不丧失主权，不致束缚我们的手足，和外国人作生意有好处就做（他也愿意办，两利），这是讲生意，政治问题是另外一回事，诸位可以不谈。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年，今天帝国主义来找到我们，我们这口气不能忘记，就是说，不要忘记民族立场。有好生意还是做。 商标假冒、是不好的。 公司法请你们起草，可用的话就颁布（是临时的）。是不是要限制股息呢？李烛尘先生主张要限制，以利润的三分之一给工人，三分之一作公积金，三分之一作股息。我觉得顶好现在不加限制，提高或降低，要看对什么有利。固然，股息高了就叫人浪费，但我赞成穿绸缎，抹胭脂水粉，大吃大喝，只要钱拿到工业上去，拿出来流通，总比埋在地下好。据说现在投机利润最多，其次是商业利润，最低的是工业利润，我主张压低投机利润（投机家破产最好），减低商业利润，提高工业利润，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到底赚多少才算合法？我以为赚多少钱都合法！ 私人房产问题；听说现在有的房主不修房子，怕分。我们的方针是，除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房子没收外，一律不没收，而且保证私人产权，鼓励出租。政府不号召减租运动，而号召交租。房租由双方议定，有纠纷再由政府调解。有钱可投资于房产。至于地皮问题是另一件事，现在不作宣布，恐怕将来要归国有。地皮是国有，房产是私有。将来要盖房子、盖工厂，可以向国家领地皮，不必花钱买，只有国家收一点地皮税、房产税，好的多收点，坏的少收点，房子垮了，地皮仍归国有。不过将来建筑房子要有规格，不能随便盖。 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劳资关系问题。我们的政策是劳资两利，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要贯彻这个政策，是要真正作到劳资两利的。在执行初期不管发生多少偏差和错误，最后是一定要贯彻的。因为不迭样，要想把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家，就不可能。大家要从根本上来了解这个政策，平日就不至为一时的或个别的现象所迷惑。 有人很不愿意听“资本家”这个称号，很怕听“剥削”这个名字。这些名字倒不是原则问题。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的名字来代替也可以，不过事实是如此。在没有找出另外的适当的名字之前，我只好仍旧叫你们“资本家”。资本家和工人是两个阶级。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这两个阶级要在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个别问题的调和，或在某些问题上的谢和是可能的，根本解决，就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这是事实，不是谁可以制造的。不过我们把这个道理来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一下；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经过革命，你们看现在和国民党的斗争，就是严重地流血斗争，但是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私人资本是有他的积极性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那时的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帝国主义的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路。那么你们要选那一条呢？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呢？如果有人说还有第三条路，如果他能说服我们，也行。不过这个问题，在几百年前，在世界上像马克思思格斯这样的大学问家终生就是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研究这一门，也有二三十年，如果说你们在办工厂方面是专家，那么我在这一方面，倒也是专家。我们认为是非走社会主义的路不可。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不要以为美国好得很，其实美国是苦得很，他们在合生产过剩，在闹经济危机，要到国外去抢人家的市场，国内外人民都在反对它。美国不得了！但你们这些资本家，还在年青时代，资产阶级在年青时代是有很大的积极性的，年青时候不发财，总想发财，一旦发了财，就会觉得这个家很难当。生产过剩就要到外国去抢市场，就要打仗。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第二次也是这样打起来的，杀了几千万人，就是因为这个。这不是那个人愿意不愿意打的问题，这是帝国主义这条路，使得他们一定要这样作。他们因为不得了，非打不行！好象国民党在和我们打仗中的命运一样，宋子文说：“和也是失败，打也是失败，与其和而失败，不如打，还有个生存的可能。”总之失败是注定了的，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失败是已经成为前题了，于是就非打不行，所以他们苦得很。但我们就不然，我们好得很！今天解放了平津，明天又解放了南京上海，我们高兴得很！现在，在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菜卿先生（东亚经理）谈过，我说：“你现在才只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笑眼开的来开会。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今天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来求得解决的，只能设法缓和一下。听说工人已经向你们提出许多要求，这就是向你们斗争，你们很难过，于是来找政府解决，这是事实，我们得承认这个事实。有些工人的要求，是过高了的，如像要求增加工资一倍、两倍、到好几倍，使得资本家受不了，有些要求是不正当的，譬如要求分工厂分店铺；有些行动是不妥当的，譬如刚才有的先生所说的，工人不守厂规，不听指挥，不到时间就自己下了工等。这些事情，叫过分、过左，是部分的，不是全面的，有些事实，我们已设法纠正。这就是两个阶级在斗争，工人在斗你们，可是我要说明一点，就是这种斗争，是由两方面斗起来的，单是一方面是斗不起来的，而且一般的都是你们先斗。世界上向来就是如此，总是资产阶级先斗的，因为资产阶级先是处在优势，然后，工人就又反过来，斗资产阶级，最后总是推翻资产阶级。听说过去有些厂里，资本家打人骂人，还有强奸，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行为。今天解放了，工人有了共产党，神气十足，于是就有了过分的要求。 今天我们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我在工人代表会上，会号召工人要分清敌友，如果反对资本家，那便搞错了。要联合资本家使生产发展，但除了联合以外，对资本家还须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只有联合没有斗争，是不合事实的。我不但鼓励工人这样作，而且也叫你们资本家向工人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因为斗争是自然的，客观的，两个对立的阶级，必须经过必要的斗争才能两利。政府拟定了一个劳资纠纷的处理办法，等大家讨论后同意了，再作为正式法令颁布。但光靠那一个办法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你们必须要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玩花头是不行的，譬如某工厂为工人要求五一节发衣服的事，想在工会、政府口中讨一句话拿来作资本，去挑拨工人、工会、政府、共产党，这样做是不合道德，也不大合法的，反之，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进行适当、必要的斗争，倒是被允许的、合法的。此外，在劳资斗争中不要去收买工人、工会、共产党员，不要故意拉这个打击那个，这结果会使工人对你们感想很不好。这样当然可能引起工人内部一时的不团结，但明天他们会搞到一起的。用这些办法最后会弄得工人不信任你们的。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尽管工厂有几千几百个股东，但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的，有义务有责任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一块钱也是剥削。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剥削太多，而是太少了。工人、农民的痛苦在于没有人剥削他们，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你们当前与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说过：一百年中，资本主义将生产力空前提高，北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资本家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会抹杀资本家的功劳。骂是骂，功劳还是有的。当然罪恶也有一点，但功大罪小。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展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股息应该提高，如果工资过高，你们自己可以提出来。 李烛尘先生提到合作工厂问题，我赞成，但有两个条件：一、不准外股参加。二、从经理到工人，股息要平均，否则，不能称为合作工厂。 雇请工人和辞退工人，你们有权，但必须是为了生产上的需要，如果是挟嫌借故，裁撤工人，只留下你的亲戚朋友，而他在生产中作用又不大，那就不允许，工人就要斗你。听说私营工厂也有官僚化，也应和公营工厂一样，需要整顿一下。工厂办得好，才能说服工人，才能站在有利的地位，与工人进行适当、必要的斗争。 工人起来了，话说得不好听是有的，于是你们便觉得面子上过不去，觉得“士可杀不可辱”，自然，工人不守厂规是不对的，我们已告诉他们要遵守，你们也可以按厂规处罚，同时你们又需要在劳资两利，尊重工人人格的原则下，修改一下旧厂规，交给工会和工人讨论，他们同意后，交政府批准；如果有的条文工人不同意，双方无法妥协，就是交政府、总工会加以判断。条文成立以后，双方便都要遵守。 资本家与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工人对厂长职员轻视他们不满意。一般知识分子常看不起体力劳动者，认为自己有身份，工农没有身份。这和民主精神是不合的。“士可杀不可辱”是对敌人而言，但在中国人民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身份。知识分子常自高自大，要架子，凭架子吓人。现在，你们应该放下架子，把工作服穿起来，和工人一样。职务可以有区别，人格却没有高低，除了在职权上可以指挥工人之外，其他问题上，你只能以朋友的关系去建议。美国厂里职员和工人的外表没有什么区别，这很好，这就是放下架子。高人一等的等级思想是贵族思想，封建思想，不是资本主义思想。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就是人格平等。像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在汽车上，我就听汽车夫指挥”。又像北平大华窑业公司经理陈荫堂的表现，便都是尊重工人人格。这样做，可以使劳资关系更好一些，矛盾、斗争更少些。我们的军队里官与兵分不出来，大家共甘苦，我们在这里的上下干部之间为什么不闹事呢？也因为能共甘苦。 以前的社会风气，是有身份，有架子的人才能吃得开，这是社会罪恶。如果说剥削是罪恶，也怪不了那一个人。过去你们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一方面又剥削了别人，这是剥削社会的罪恶。我们现在要改的是社会制度，并不是对那一个人有仇恨，说放下架子也是一样。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家互相尊重，各得其所。这样，社会秩序就可以安定，大家就好努力地进行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