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047） 渡过艰苦的抗战阶段，准备反攻，创造战后建立新中国的条件 （1942年7月20日） ×、×、×、×诸同志： 最近我想了几个问题，特写给你们，望你们加以考虑！如有不妥之处，并望你们加以指教和改正！因为这几个问题关系我们目前的工作和将来的前途，都是十分密切的，在我们之中，在一切负领导责任的高级干部之中，不能没有明确的一致的意见。 中央在“七七”五周年纪念的宣言及《告敌后根据地党员将士书》中，是提出与指示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争取时间，克服困难，渡过今后的两年，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否则已往一切努力的成绩，就有丧失的危险，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建设战后的新中国？我们提出建立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少数人专政多数人无权的中国。应当根据孙中山的（而不是其他的）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共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来建设中国的新秩序。中共并誓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仍不能是独立自由民主繁荣的新中国。这就是我们（也就是全国人民）目前奋斗的两个基本目标。而我们在为第一个目标（抗战最后胜利）奋斗的过程中，就准备着与决定着将来为第二个目标奋斗的前提与条件。我们在抗战中的工作，今后两年的工作，就准备着与决定着我们在战后为民主自由的中国而战斗的前提与条件。 党的中央已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战后新中国的问题。全世界也都提出了战后的新世界问题。很明白，这在全世界和全中国都还是要经过严重的斗争才能解决的问题，但这与目前所进行的战争是密切关联的，斗争也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着与进行着的。如果我们忽视准备与进行这一种斗争，如果我们在目前的抗战中，在今后两年的工作中，不深思熟虑的为战后的中国与战后的新世界准备好一切必要的条件，那我们即使渡过了今后的两年，即使获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我们在战后仍有发生极大的困难与受到失败的危险。 很明白，关于战后中国的问题，今天是存在着两个基本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中共及其他在野党派与全国大多数人民所要求的——独立自由民主与繁荣的中国，第二个趋势，是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影响下的一部分人所要求的…。一党专制的半封建的中国（在抗战胜利的假定之下）。这两种趋势，在抗战前是激烈的斗争着，在战争中也是激烈的斗争着（和战前比较是改变了一些斗争的方式），在抗战后，还是确定的要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能解决。在抗战开始时，顽固派的重要人物即在庐山设计：要在抗战中消灭中共力量或至少削弱中共力量三分之二，并要在抗战中解决各杂牌势力。但今天的事实，顽固派对中共的计划，是没有能够实现的。解决各杂牌军的计划，虽有些成功，但也未完成计划，且更引起各杂牌势力的反抗。我们在抗战中是加强了我们的阵地与条件，在今天来说，也还没有取得决定的优势。在今后的两年的工作中，也很难取得决定的优势。如果我们在今后两年的工作能作得很好，特别在反攻的重要战斗中，能指导得很好，或在反攻中有特殊便利的机会产生，我们能利用得很好，那是可以再加强我们的阵地和条件的，或甚至还可取得某些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的。然而，上述两种趋势，在战后还须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能解决，则在今天就是已经确定了的形势。 战后中国两种趋势的胜负，其决定因素是什么呢？以下两种因素将决定战后的中国。 第一是战后的世界形势及世界上各种势力所给予中国的影响，主要就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给予中国的影响。 第二是战后中国各阶级的力量对比关系，主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顽固派的力量对比关系。这里的力量对比关系，是包括双方的军事力量，双方在人民中的政治影响，中间势力的动向，双方阵线内部团结的巩固程度，干部的指导能力及其他地理的条件和物质资财等。 战后的世界形势，要决定战后中国的发展形势，那是很明显的。我们现在对战后的世界形势，还无从确切的估计，还须在同盟国反攻轴心国的战斗中以及在战后各国革命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来决定，现在还是没有决定的，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来推动英美以全力去反攻轴心国配合苏联。不过我们可以估计到：如果同盟国能在一，二年内战胜轴心国（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以及英苏条约，大西洋宣言等等来看，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是不会怎样不利于人民与无产阶级的。在战后若干国家甚至许多国家的人民和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其他一些国家的胜利，也是很可以希望的。如果战后的苏联仍旧保有雄厚的力量，如果欧洲德法及其他国家的人民与无产阶级胜利，如果印度缅甸安南日本等国的人民能够起来，如果满洲华北以至朝鲜等地，主要是驻防着苏联的军队，如果苏联对中国人民的解放采取积极的政策，那末，这一切形势的发展，影响到中国，将是决定中国动向的因素之一，将是决定中国是向自由民主的因素之一，是无疑问的。这一点，我们应密切的注意与估计到，以便将来能在斗争中密切的配合起来。 在战后，中国各阶级力量对比的关系将会是怎样呢？这在现在，也是很难于估计的，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现今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关系，还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在今后两年的艰苦斗争中，特别在反攻时期的重要战斗中，是还可能引起极大的甚至决定的变动的。只有在这些变动之后的国共力量对比关系，才是战后的力量对比关系。因此在今后双方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动，是最关重要的。 以我们与顽固势力对比起来，在战后，看谁个的势力大？看谁个能取得更多的国际的援助与同情？谁就能推动中国向着自己所希望的目标前进。就是说，在战后，如果我们能保存了与发展了更大的军事力量，在全国人民中更加提高了我们的影响，更加加强了群众的组织力量与觉悟程度，更加争取了中间势力站在我们方面，更加团结了我们的内部，更加提高了我们干部的指导能力，更加扩大了我们的阵地及物质的力量等，那我们就会有更好的基础和条件为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在那时苏联及其他国家如能给我们以更多的实际的援助，那我们就能有决定的力量建立民主的新中国。在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一样，如果顽固势力在战后更加削弱了自己的势力，更加失去全国人民的信仰，更加失去中间势力的赞助，更加孤立了他们自己，内部更加瓦解，那末他们阻碍中国民主化的作用也就愈小。在那时如果他们不能获得国际的足够的援助，那他们就要失去对于战后中国的决定权。在今天来看，顽固势力是比我们的力量更大的。不独军事力量超过我们三、四倍，在地区上，物质上，合法地位上，国际关系上，对我们均有极大的优势。就是他们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影响，也是完全不可忽视的；因为他们能够坚持抗战到底，将来还能够反攻敌人以至取得抗战的最后的胜利。现在大概蒋系是不会投降了（如果两年能战胜侵略国），大部投降的危险大概不会有了。大概蒋是要坚持抗战到底的。这一点蒋及其顽固抗战派对中国还是有其一定限度的功劳的——很明白，如果没有蒋的坚持抗战到底，国民党中的投降派可能会比今天更多些，中国今天的情况会要更混乱些。中国全民族一直坚持抗战以至于最后胜利，蒋是有功的。因此，在战后，蒋及顽固派在中国以及在世界上的政治资本是很充足的。是不能反对他们的。因此，我们也得承认蒋是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这些情形，我们完全不能忽视。 在今天来看，顽固势力对我们确然还有极大的优势，然而这还不是战后的形势。还要经过一个极大的突变，还要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才可能到战后。将要到来的这个突变，可能比抗战开始时的突变更大（也可能更小些）。请你们想象一下：如果苏联在欧洲打败了希特勒，这在中国会引起何种影响？如果欧洲更有一、二个重要国家的人民和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如果苏联的红军加入中国战场，以至占领满洲、华北，这又要在中国引起何种变化？如果苏联及其他国家能直接给我们以某种重要的物质援助，这又要在中国的形势中引起何种实质的变化？再请你们想象一下：中国的反攻战胜日本，大概是非要经过若干次的决战不可的。这种决战，即使对中国军队来说，也不会比抗战初期上海、南京、徐州、武汉决战的规模更小的。双方在战斗中的胜败与某种程度的进退（最后是日本退）是不能免的。在这些决战中以及在双方的胜败和进退中，要引起中国军队的力量的变化，是不能免的。这也将会是一个突变，和“七七”事变以后的突变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我们将来对于这个突变的指导，要和指导抗战初期的突变一样，不能让过与丧失任何机会才好。因此在今后两年的工作中，在将要到来的反攻的突变中，就可能会多少改变甚至根本改变现今我们与顽固势力的力量对比关系。 在抗战初期的突变中，我们在华北华中工作的好坏，决定了我们在长期抗战中的地位与条件，同样我们在抗战中工作的好坏，特别在今后两年的工作的好坏，特别在反攻突变中的工作的好坏，指导的好坏，将决定我们在战后中国的地位及我们在战后中国的斗争条件。如果我们在抗战初期，在工作中（特别在华中）还有什么错误的话，还有什么丧失时机的情形的话（在讨论皖南事变教训中我们已检查过），那我们在将要到来的反攻的突变中，就再不要重复。如果我们在长期敌后抗战的工作中还有什么缺点的话（有很多缺点，特别在华北的某些地区），那我们在今后两年的工作中就应迅速的改正和挽救。否则我们也将同样或更严重的要受到历史发展的惩罚，在战后要吞食那些更加难于咽下的恶果。要影响我们在战后的地位及战后的工作条件。 在将来的反攻中，我们要怎样来指导斗争呢？在今后两年的工作中，我们要怎样来努力呢？这有没有规律性可寻呢？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在华中局的扩大会中，已经有过一些讨论和决定，这里用不着重复，还有一些我想在下面来加以若干的补充说明： 关于第一个问题，则是我们从来没有讨论和考虑过的。过去我们一切的工作，也没有明确的为战后的斗争作准备的观念（只有为长期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明确观念）。因此，今天来考虑这个问题并建立这种明确的观念，在全党及全国人民中作必要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是完全需要的。在中央宣言上已经说过了的问题，我不在这里重说，请你们根据中央宣雷和解放社论加以讨论。我只在这里来说说中央宣言上没有说到的问题，而且以后也不会说到的问题。 如果一年内战胜希特勒，两年内战胜日寇的估计，成为现实的话，如果苏联及英美与中国联合共同反攻日寇的讽那时中国的情况会怎样的变化呢？国共关系会怎样的发展呢？如果我们今天能作某种假设和预想的话（这当然是一种完全的假设），那我就估计到以下的一种可能的情况。 如果日寇冒险进攻苏联，顽固派会乘机高唱（只是高唱）反攻，以图制我的。这一点，已和同志们讨论过故不再赘。如果日寇西攻印度以与希特勒对高加索的进攻相配合，这将给战后新印度的建立以某种不坏的影响，而对中国的顽固派则将增多其困难。但这些都不是说的反攻日寇，而是日寇的新进攻。我现在所要估计的是反攻日寇时可能的某种情况。 如果苏英美及中国能联合一致反攻日寇，主要决战的场所，估计将在北中国、满洲及北太平洋，甚至还在苏联境内。西南太平洋及新加坡缅甸安南以至南中国将不会是主要决战的场所，或至少在反攻初期是会这样。英美的海军及陆空军可能使用一部分在西南太平洋，也可能有一部分英美军队加入南中国（云南、广西、广东等地）作战，然而不会有更大的军队。如果英美苏的军队有一部分经新疆、西安、洛阳而加入华中战场作战，亦不会有很大的队伍。英美苏的主力，极大的可能是使用在北面（或者英国的主力使用在西南太平洋与南中国）。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反攻胜利，华北、满洲等地，主要的可能是外国军队（顽固派的军队也可能有一部分），华中与南中国，主要的可能是中国军队（外国军也可能有一部分）。因中国军队主力在反攻中可能是使用在陇海以南长江两岸，如果日寇不放弃华中、华南及南洋群岛各占领地，如果南面的反攻不能得手，如果还需要英美苏的主力在华北满洲取得胜利之后，再移兵到华中华南以配合中国军队反攻，那末在反攻胜利之后，华中华南也可能有很多外国的军队。 在日寇一方面来讲，它的主力也将使用在北方，但新加坡及南洋群岛与中国沿海一线，日寇是不会放弃的。汉口、九江、南昌一线，日寇是可能不经过战斗即会放弃，也可能要经过战斗甚至决战才会放弃。南京、徐州、上海及沿海一线，大概是非经过严重的战斗与决战，日寇是不会放弃的。因为这一线与南洋群岛有密切的联带关系。 日寇是还有很大力量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如果它为挽救其最后的命运，采取它的一切可能的办法，最高限度的动员起来，是还能拿出很大的力量的。在反攻中，华北将为主要的决定的战场之一，那时还可能大批的增加日兵（因此我们那时在华北将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山东的形势，那时也可能是很严重。而在华中，则除开部分地区（如上海南京附近）以外，敌兵情况可能没有华北严重。但在华中华南，我们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可能是极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央军的主力将使用在华中华南。 如果日寇在最近冒险进攻苏联，以至在不久以后日寇的主力，在苏联境内被击溃，或者苏联暂时退却，那末在将来同盟国反攻日寇时，其情况又可能有些不同，但在满洲、华北及徐州、南京、上海一带要经过严重的战斗，则是完全可能设想的。 在国民党中顽固派一方面来讲，他在抗战相持阶段中是恢复与聚积了相当的力量，它坚持抗战到底以至于反攻日寇（这是革命的），它在力量上、政治上、法律上均有一切的地位来讲话，因此，它们的气焰要提高，他们更不会诚意考虑我党我军及人民大众关于战后新中国的建议，它们更不会愿意改善其与共产党的关系，然而，这仅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世界形势的有利于我们的发展，及英美苏各国对中国与对国共两党的政策，以及我党的力量与正确的政策等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醒觉（这与顽固派坚持抗战及反攻的革命行动关联）等，又不能不使顽固派有极大的顾虑，使顽固派组织不起反共高潮与反共统一战线。在那时甚至有苏英美及其他国家联合调解或单独调解国共关系之可能。我们是不反对，甚至愿意有这种调解的。 顽固派的军事方针，在武汉失守以后，即是很明白的集中于恢复与加强并保存自己的力量，并用一切方法排斥和削弱一切异己势力，在全国一切阵地上（如在敌后各根据地）都企图插入自己的势力，以准备在反攻胜利后能照旧的统治全中国。在反攻到来时，顽固派主要人物的基本方针，将仍然是保存与发展自己的势力，鼓励与强迫一切异己势力在反攻中去受到牺牲与削弱，并企图利用外国军队与日寇的顽强战斗来替它们打天下，它们是不会在反攻中（至少在反攻初期）用自己的力量去与日寇决战的。是不会不顾虑到自己的牺牲的，是不会不存侥幸取胜与等待心理的。运用这种策略，顽固派的主要人物是比什么人都还熟练。顽固派还特别企图在反攻过程中造成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绝对的优势，企图在反攻过程中顺便的解决我们某些部分的武装，摧毁我们某些部分的根据地，并在全国造成整个反共的有利形势与前提（这些都是反革命的）。 然而顽固派的这些策略，在客观事实上，是不见得能实现的，它们的“如意算盘”是还要由客观的条件来决定其价值与现实性的。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不是一个纸老虎，如果日寇不放弃武汉、九江、南京、上海、徐州，广州等地，要反攻胜利，就非决战不可。顽固派如存侥幸取巧之心，就莫想驱逐日寇，收复失地，顽固派在政治上的优势就无法取得。所以完全的侥幸取胜是不可能的。 第二，顽固派如果要和日寇进行一切必要的决战才能收复失地的话，那在几次决战中顽固派多年所聚积的力量，就有削弱、毁损、甚至溃败的危险。就有可能暴露许多空隙给各派非顽固势力甚至土匪等以发展的机会。所以顽固派企图在反攻中完全统制一切，完全保存与发展自己的力量，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在反攻过程中顽固派的主要人物，特别是顽固派的中下层人物，是可能犯错误的，是可能被某些部分的胜利冲昏头脑的，民族英雄是人人想作的，他们内部又不是一致的，这也就可能使他们反革命的“如意算盘”无法实现。 第四，我们的阵地和力量与顽固势力比较虽然是弱些，但我们已不是那样脆弱的，也不是那样容易受欺骗的，顽固派企图在反攻中顺便解决我们，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不犯错误）。其他一切非顽固势力也不是那样愚蠢的，也是有办法对付顽固派牺牲异己的策略的。顽固派非有全国的动员并集中全力，是不能实行全面反共的。然而他在反攻中是不能这样作，在反攻后它如果这样作，它就有被孤立与遭受失败的危险（如果我们不犯错误去帮助顽固派动员全国的话）。 第五，在那时的国际条件，还可能有完全不利于顽固派投机取巧及进行反共的情况发生。 根据以上各项条件来看，顽固派深思熟虑多年的（这是我们完全不能忽视的）“如意算盘”，将来的事实发展，仍旧可能落得一个“事与愿违”。如果我们在反攻中指导得很好的话，能够与国际间的行动配合得很好的话（这有极大的意义），那就要更增加顽固派“事与愿违”的实现性。至于顽固派插入华北华中的许多敌后部队，对顽固派来说是有其远大计划的。然而也还要看在今后的变化中将产生怎样的结果了在反攻中，在敌人严重扫荡下，如果这些部队不投降的话也是存在着极大溃灭的危险的。现在华北许多国民党部队就已部分溃灭或处在极大困难中。在这一点上顽固派的“远大计划”也可能落空的，或有一部分是落空的。 根据以上各种情况的估计与假设，那我们指导反攻斗争的方针，以及如何准备反攻斗争的方针，就可以大体定出来了。 我们不论怎样来准备反攻力量，不论怎样在今后两年的斗争中最高的保存与发展了自己的力量（部分的削弱还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在反攻日寇的总的力量中，总还是最小的一部分。虽然我们在反攻中也有其一定的重要作用，但决定的力量不是我们。我们在相持阶段中对抗战的重要作用是提得很高的（甚至几年来抗战的主要战斗是我们敌后部队担负的），但在反攻阶段中我们的作用可能相对的减低，这是我们应该清楚估计到的。这就是说：反攻战胜日寇，我们不是决定的力量（如果加上苏联那就完全不同），而在反攻战胜日寇以后，我们仍然必须保存一定的力量，来制止或应付可能的剿共危险。这应该成为我们在反攻中指导斗争的基本出发点。这个基本出发点，我们应紧紧拿住，不应该为外间的批评、刺激、鼓励与激将法所冲动。 在反攻中，我们要密切注视国际国内各方面情况的发展，严密估计到自己的力量，可能发生的作用与前途等，而谨慎的适当的有决断的来指导自己的斗争。现在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几点来加以考虑： 第一，在反攻中我们要谨慎的适当的使用自己的力量来反攻敌人，夺取敌人的某些阵地，进行某些胜利的战斗，以鼓励全国军队反攻敌人，并在全国提高我们的影响与地位。敌人可以放弃某些阵地，或不须经过严重的战斗即可放弃某些阵地，我们要尽量夺取，这些战斗应对外作广泛的宣传。这些战斗是为了提高我们在全国的地位。这与日寇进攻苏联时，我们要乘机反攻吸引敌人以援助苏联的目的不同。但在这些战斗中决不能完全损伤我们的主力，必须最高限度的注意保存有生力量。在尽力配合中国外国的友军作战中，亦须注意保存有生力量，而且要留心配合的适当方式。 第二，如果中国的友军反攻敌人和敌人进行决战，我们要设法与之进行正式的联络，如果这种联络遭受拒绝，友军并有反我之企图时，我们也应动员民众给以帮助，并鼓励友军，我们不要去妨害友军与敌人进行战斗，更不要去威胁双方，让友军放心与敌人决战。 第三，如有某些友军借反攻敌人之名来进攻我军及我根据地，或在反攻敌人中企图顺便解决我们与摧毁我之根据地，则我们应提高警惕，一方面要给友军以反攻敌人的必要的战场，必要时甚至要让出根据地之一部分给友军与敌人作战，另一方面又要保卫我之根据地并准备给不明大义之友军的无理进攻以必要的阻止和打击。就是说要划定一定的界线，集中必要的兵力，以便在友军对我进攻超过一定界线时能实行自卫。对友军之无理进攻，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既不攻，又不让。有理有利有节。但在这种磨擦斗争中，我们必须严守自卫原则，必须对人民对全国对友军官兵有更充分的政治解释工作，然后才不致使自己孤立起来。 第四，在友军与敌人作战的一切胜败进退中，我们要迅速确实的侦察，迅速确实的运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采用一切适当的方式与名义，来加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物质上、地形上的各种优势。如在抗战初期华北某些同志所作的那样。但要注意在反攻中利用这些机会与在抗战初期是不同的。收容散兵、伤兵，应尽量送回原部队，地区的控制也不能在很短的时期内站稳。我们要在这些行动中更多的增加友军官兵对我们的好感。 第五，如果我们在战场上及根据地中能有机会与外国的军队及外国的友人接近，那我们要在一切言论行动中尽量给他们以好的印象，并设法取得某些可能的帮助与配合。 这就是我设想的一些可能的办法。如果将来的情况发展对我特别有利的话，我们又能指导得很好的话，我们在反攻中可能不致削弱我们的力量与政治资本，或许还有可能发展我们的力量，以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们与国民党的对比关系。 因此，在今天来估计，在反攻中及战后国共关系的发展，是还存在着几种可能前途的：第一种可能，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有利于我们的发展，以及我们的正确的指导和能干的工作，使得国民党的主体（蒋系与中央军）不得不与我们改善关系，并在全国推行某种程度的民主政治；第二种可能，是由于国际国内的形势不利于我们的发展及群众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不够，使得国民党中顽固派在战后又能发动全国性的反共高潮，举行全国性的“剿共”，这时国民党的现时主体可能和我们分裂，但另一部分国民党人则仍然和我们保存合作逐渐建立国民党的新体系，其他一部分国民党人则保持中立。第三种可能，则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成见，及其力量的削弱不能举行全国性的反共行动，基本上与我们形成某种相持的局面，暂时分疆而治。或在经过某种相当严重的冲突之后，又进行和解。 目前我们的方针，就是要用一切力量争取第一种可能，制止与避免第二种可能，使国民党顽固派分裂剿共的企图成为不可能，或在将来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时，能彻底粉碎之。 以上这些，都是将来的事情。 今天来说，对我们最要紧的，还是如何克服困难渡过今后两年。只有胜利的渡过了今后的两年，并还保存有必要的力量，在反攻中才会有我们的地位。只有在反攻中渡过了一切的难关，并保存了自己必要的力量，在战后的中国，也才会有我们的地位。没有现在，就没有将来。但我们的将来，只有现在就加以准备，只有从现在发展下去。把我们现在的工作，今后两年的工作，与将来的反攻斗争，战后新中国的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在克服困难，渡过今后两年的观点上，同时也在准备将来，准备反攻与战后新中国斗争的观点上，来进行我们现在的一切工作，除开华中局扩大会所说到的一些以外，我还特别就准备反攻与战后斗争的观点上来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在反攻以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坚持斗争，坚持原有的根据地（这必须与开展敌占区及接敌区的游击战争密切联系起来），无须主动的进行对敌决定胜负的战斗，因此，我们的主力就无须大的发展，也不可能发展，而以加紧整训教育为主，提高其质量，以便将来在发展扩大时有必要的一切良好基础。如果我们在反攻中及战后须要大批的新兵，补充主力，须要主力的尽量扩大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组织与训练好大批的民兵自卫军及地方武装，并保存这些后备力量，与在政治上作动员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将来能大批的动员。（现在无须经常动员，引起人民的厌倦）。 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破敌人的严重扫荡（特别在华北山东上海南京附近要准备在反攻时期比今天更加严重十倍的敌情），同时要准备在反攻中较大的进攻的战斗及抵御可能的反共军进攻的战斗。 第二，如果全国人民及根据地内人民的政治动向，是决定战后新中国动向的基本力量，那末我们在今后的一切工作中就特别要注意吸引全国人民与根据地内人民在政治上倾向我们，并且能坚决的拥护我们，和我们一道共同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战斗。 第三，如果根据地内的人民负担过重，超过了人民所能负担的能力，足以破裂我们与根据地内人民的联系，足以引起人民对共产党领导战后新中国的怀疑，足以影响根据地外的人民畏惧与拒绝我党我军的领导，那末我们就要切实减轻人民的负担，把负担减轻到中央所指定的限度（全部负担最高额，不超过人民收入的百分之×，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百分之×）以下，并须向人民作充分解释这是战争期间的负担，在战后就要取消。如果人民负担的能力，不够养活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应实行严格的精兵简政，情愿少要些人员马匹，号召干部艰苦生活，实行严格的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各级财政机关对粮食的注意太不够，粮食浪费太大，其实关系人民生活最大的是公粮问题，而不是税收问题，我们收入最大的是粮食，对粮食浪费的不注意，是最大的损害民力与破坏我们的政治影响），颁布严格的法令来惩罚那些贪污浪费公款公粮及乱征民间夫马者。同时要培养民力，注意组帜与提高根据地内人民的生活水准。要显示我们区域与敌顽区域比较人民生活的本质上的区别。这件事不独要影响我们今天的斗争，而且要影响我们在战后为新中国的斗争。对这件事情的不注意，我们必要自食其恶果的。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我们今天不应该姑息那些官僚主义者及贪污浪费者。这在全党全军中必须进行深入解释和动员，为革命的胜利及我们的光明前途与新中国的创造而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物质资财——即民力、与民众。对民力、对物质资财的不爱惜，无异于对党对革命不负责任，无异于犯罪。 在山东的部队自己作生意赚钱是流弊百出，应该停止改正，但部队自己生产小菜、烟叶、麻、棉花（与战士生活密切联系）及自己开厂作鞋子，织手巾等，是能够解决部队的困难。华中各部队机关要切实仿效。 第四，如果在根据地内很好的推行各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治，推行三三制等，具有全国性的政治意义，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足以影响与推动全国特别在战后的民主运动的话，那末我们就要下决心，务必在今后把民主政治，三三制等切实推行，非达到客观上一切可能的高度不可。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没有民主的训练，对于民主政治的精神与实质及方法，党内党外极大多数的人都是不懂的，因此，我们的民主政治，大部还是在口头上，还大部没有见之于实际，政府机关中，以及部队与民众团体中，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的作风还是极端严重，不少的干部他们就是站在民众之上，而不是站在民众之中，他们就是以人民的上司自居，而不是以人民的朋友自任，他们就是越权的垄断包办一切，没有尽到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他们自以为是人民的统治者，而不是人民的公仆，他们不是听命于人民，以民意为依归（不要与尾巴主义相混淆），而常常要强奸民意，这些现象，是我们在根据地内组织像样的民主政治生活之最大的阻碍，最大的仇敌。不打破与肃清这些现象在根据地内组织很好的民主政治生活，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在根据地内领导政权许多年，还不能建立一种像样的民主政治生活的秩序，那我们就没有权利和没有资格在全国人民中在战后再来高唱民主政治。那就会引起人民对我们以至对民主政治的怀疑，会引起人民对我们的民主政治以为只是在口头上叫的而不是在实际上执行的那种错觉。而且这也绝不能教育我们的党员与群众，使我们的党员走向腐化。这些现象，是非打破与肃清不可的。 这些现象的发生，是由于我们许多党员及政府机关人员的阶级出身不好，和我们在党内在群众中缺乏民主的教育和锻炼的缘故。党风不正，宗派主义严重存在的缘故。但只要我们有很好的民主的教育和训练，整顿党风，有这种毛病的党员，大多数是能迅速改正的。因为他们愿意学习与进步。但这必须经过严重的斗争与教育才能在基本上改正。 因此，我们必须在党内外及人民中进行关于民主的教育，应该指定同志去研究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法国的、美国的、孙中山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研究各国的宪法，写出必要的文章小册子及教材，我在华中讲的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及合法斗争等，也值得拿到全党干部中去讲解和研究。要号召我们党员使自己具备充分的民主精神，学习民主在各阶层人民中去运用民主，并最好的总结各地实行民主的经验来教育党员与群众。还须制订出一些关于民主的法律，如各级政府组织法，代表会议的规则，处理各种案件的手续，选举法等），规定制裁那些违反民主，侵犯民权（人民民主权利）的官吏的办法等。在党内对于违反民主的党员，要进行批评斗争和处罚。在人民中也应进行广泛的民主教育，及解释各种法律等。如钱俊瑞、薛暮桥、白桃诸同志及其他的同志，各级宣传部教育科，应在关于民主的研究及宣传教育工作中进行必要的努力。多写文章、小册子，多到各种会议上去作报告，特别是各级政府工作的同志，各级领导同志，更须加紧对民主的学习修养和缎炼。总之，我们要下一个决心，要使党员懂得运用民主，要建立真正民主政府，要真正的推行民主及三三制。要贯彻到底，不能敷衍了事，不能让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我们同志中存在与发展。 庞友兰说，共产党的下层同志能照中央毛泽东同志的话办事，一定得天下。那末我们是否能够作到这样呢？是能够作到的。这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关于这点，应该是没有作不到的理由，我们一定能够作到，一定要作到。作到了，我们就“一定得天下”，作不到，就不一定得天下。这件事对我们的关系是这样重要的。是能否得天下的大事。就是地主阶级里面的人，也是这样来警告我们的，我们能不电视这件事吗？能让现在那些恶劣现象继续存在吗？能不努力研究与学习实行民主吗？为了要得天下，即是为了革命的胜利，战后新中国的创造，全体党员应该发誓在根据地内创立模范的民主政治生活的新秩序。这有全国性的政治意义，这能吸引全国人民来赞成我们，反对顽固派，巩固根据地内人民和我们的关系。 第五，如果根据地内基本群众的组织程度与觉悟程度的提高，是我们坚持抗战与争取战后新中国所依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就要用一切努力来提高基本群众的组织程度与觉悟程度。这在华中似乎已经进行了初步的工作，已经相当普遍的改善了工农生活，并组织了几百万工农到工会农会之中，发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工人、青年，妇女、儿童，则还大部分没有进行组织，自卫队的组织与训练，还须下极大的努力。以后要使这些组织都迅速的完成任务，某些地方的群众如果还没有组织与发动的话，都必须全部的使他们组织起来。当着群众已经发动，并已初步组织起来，和达到了基本的经济要求之后，以后的中心工作，就应把对群众的教育工作提到第一位。就应为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而进行一切的努力。就应注意经济主义的狭隘思想在群众和干部中的发展。估计到今年秋季减租是无须费大气力就能作到的，群众团体在秋季减租后经常注意保护群众的日常利益而外，要建立群众团体各种相当固定的组织与制度，以巩固群众的团结，然而在这时候，必须对群众进行广大而深入的教育工作，也有时间与可能来大规模进行群众的教育工作。在许多地区，在今年秋季冬季及明年，你们应指示各地方党及群众团体来大规模进行社会教育与国民教育，特别是对群众中积极分子的教育。目的是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程度，主要还不是为了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但国民学校的教育及以后的社会教育提高文化仍是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思想上巩固这些群众在我们党的影响之下，而不致因为某种变动及挫折动摇群众对我们的信仰。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政府的教育部门，群众团体的干部及地方党，应有大的动员，应有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应密切配合，并应加强青年团儿童团的工作，要注意青年团儿童团不是政治性的组织，而是教育与学习组织，准备好教材（新民主主义读本，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劳动者怎样才能最后解放，及现在的世界和中国等），拨出经费，由各群众团体直接领导，在乡村中去创立许多民众夜校，并须多办国民小学与中学。群众团体的干部及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应自动的去当夜校的教员，并应派遣必要的专门教员，派遣干部去加强政府教育部门的工作能力，同时大量吸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加以训练去办教育和当教员。必须使根据地内数百万基本群众及数十万儿童青年都受到我们深入的教育，这是一个异常伟大而艰苦的工作，党与政府必须动员足够的人力物力来进行。白桃同志应多参加华中局的会议，并与群众团体密切联系来主持这一伟大的工作，并设法到各根据地去帮助布置。 现在我们不能用土地革命来吸引群众永远跟我们走，但我们必须在减租减息增资中及在深入的教育工作中去吸引群众紧随着我们。如果我们能在深入的教育工作中吸引了数百万基本群众与青年儿童，使他们不论在什么困难的情况下都是跟随我们走的，那我们就要成为不可战眭的力量。这件工作，是有如此伟大的作用和意义的，我们必须以极大的注意来进行。必须达到这样的目的。 有教育意义的群众会议，应多召集，各级负责同志以及各地最高的军政负责同志，都必须密切注视群众的情绪，必须设法经常去参加群众的会议，亲自去答解群众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亲自去与群众建立亲密的联系，互相认识，而不可将群众中的事情完全委托下层同志去处理。 各地党政负责同志必须亲自去检查各种学校（小学中学夜校等）的教育内容，审查教员，掌握教育方针与政策，并经常亲自去向学生讲话，你们要知道：即使是希特勒、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特务，如果他们对青年儿童进行了深入的教育，他们都能驱使无数万的青年为其拼命，难道我们有真理并有平等待人的民主精神，不能在深入的教育中团结数百万青年和我们一道为新中国奋斗吗？为了这个目的，大批的共产党员应到教育机关去服务，应学习如何去教育群众与青年，应经常总结经验，应首先训练大批的教员及我们党政群众工作的干部去兼任教员。 其他报纸杂志亦应改善，亦应提高其作用，亦应成为教育群众的有力工具，亦应与群众生活有密切联系。 中央提出了战后新中国的问题，这与顽固派在企图造成少数人专政的中国是直接对抗的。应拿这篇宣言到各阶层人民中以各种方式去展开完全民主的讨论，去深入的宣传教育群众，去团结群众在我们的口号（民主的新中国）之下，去详细解答群众关于新中国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有时甚至可用完全民主的方式在群众中去进行投票的测验。务必在今后两年之内，在根据地内数百万群众中，对于战后新中国，在思想上实际生活上准备好完全巩固的基础。 第六，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与我们的斗争之中，如果中间势力中间阶层的动向，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的话，如果在国民党内及中央军中大多数的党员和军官是中间派和进步分子的话，如果这些中间势力的动向成为决定战后新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的话，那末我伫9就应该有极大的注意和切实而广泛的工作去争取中间势力站在我们这一方面来，或在斗争中守善意的中立。而且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要中间势力在今天能对我们守中立或倾向我们，主要的是要使他们在战后为新中国的斗争中能赞助我们或善意中立，我们今天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主要是为战后斗争作准备来作的。目标应该放远些。 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及对顽统一战线问题，过去已经说得很多了，故在这里不多说。不过我们仍须经常警惕各级干部，使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和政策中注意这个问题。 为了坚持今后两年的斗争，并为将来的反攻作准备，为在战后建立民主的新中国作准备，除开在华中局扩大会所已说到的许多问题外，恃再提出以上几点。望你们加以考虑。 总而言之，修明政治，生聚教训，整军经武，严修武备（各种武器资财弹药的聚集），为了坚持两年斗争需要这样，特别为了准备反攻及战后的斗争更需要这样。敌人的扫荡在华北是很严重的，故在华北的工作方针更须多照顾到如何坚持两年斗争的问题，一切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如何渡过今后两年的问题。在华中则情况似乎有些不同，敌人的扫荡似乎没有华北严重（过去如此，以后不知怎样），我估计如果我们在华北胜利的打破了敌人的扫荡与清乡，如果敌人在华北也不能大体上“剿灭”我们，那末，他就不能照样来清剿华中我军了。在这一点上说，华北八路军英勇艰苦的坚持斗争，是极大的帮助了华中新四军，是与华中新四军的命运完全相联的，正如华中新四军在磨擦中的胜利，是极大的帮助了山东河北的八路军一样。很明白，如果八路军在华北不能坚持，则华中新四军便将立即受到敌人最残酷的“清剿”。我估计敌人或许不能照在华北一样来“清剿”华中新四军，因此，在华中的工作方针，就有更多的可能照顾到准备反攻及准备战后的斗争。一切工作就有可能更多的放在准备将来斗争的目标上。这是我的一种想象，不知客观事实的发展是否能如我所想象的这样实现？ 为了实现这一切，目前必须经过一个关键，就是经过我们的中下级干部。而中下级干部的状况，则不是令我们完全满意的。他们还很幼稚，没有成熟，没有必要的理论基础，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党的政策，作风也有很多不正的。这是我们目前一个很大的弱点，因此，用心来逐渐的改善与解决这个问题是有极重大的意义。然而目前一下根本解决是不可能的，不解决，一切工作任务又难于完成。因此，除开办党校，组织在职干部学习，整顿三风等外，还必须设法派遣一些较强的干部去任县区下级工作，还必须在某一个工作任务提出以后，要在干部中作充分的动员与教育，使干部理解之后，再去进行工作，并由高级负责人经常检查他们的工作，总结工作来教育他们。对于某些专门的问题（如战略策略，战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等）负责同志应多作讲演，来提高我们的干部。应特别注意对直接领导部队的干部（团营连）及地方党政民工作的干部（县级区级）的教育与讲演。因为他们是直接实现党的政策与执行任务的人，是直接联系人民与士兵的人，如果他们不懂得政策，不懂得任务，工作是无法作好的，而过去对他们的教育又太少，太不接近上层，故许多问题是由他们发生的。因此，轮流召集他们来比较系统的讲清一些问题，是完全必要的。提高他们，就提高了我们的工作。过去我们许多报告都是对直属机关干部作的（这固然也要），以后应多向下层干部作教育，才能解决问题。 最后，关于盐阜区士绅座谈会再说几句话。真理第七期（错字太多，以后要注意）的盐阜通讯，是很好的材料，以后要更详细更多的发表这类通讯，并可摘要报告中央。因为这是一些实际情况的反映，我们很需要这些材料来估计情况与决定政策。 照这篇通讯看，表示盐阜地主阶级对二五减租的经济要求，是作了确定的让步，但他们在乡村政治上的优势地位，社会上的特殊地位，是还不肯让步的。他们的威风还没有减低，也没有准备减低。他们现在还公然侮辱工农为“乡愚”，“品流复杂”，“毫无知识”，“不守规矩”，并还不许工农反驳。地主在群众运动中多少受了一些侮辱之后，便大叫起来，他们并不想到过去他们是如何的侮辱了工农，工农连叫也是无法叫的。他们并还没有准备将自己的地位降低到与工农平等的程度，和工农平等的来实现民主，他们仍然不许工农侵犯他们的特殊地位，并企图要挟共产党及政府来保护他们的特殊地位与压制工农。这种本质上的情形，我们应该看到。但他们今天还希望共产党来保护他们的特殊地位，那倒是并不坏的。否则，他们就去希望敌伪与顽固派，而与我们绝缘了。所以我们必须谨慎的来应付这样的问题。 民主政治与新中国是要求：地主阶级在经济上作重大的让步（减租减息），在乡村政权中让出他们的垄断与优势地位。但在高级政权机关中又允许地主（特别中小地主是赞成与要求这一点的）参加政权。地主阶级在乡村中政治上的让步是要比他们在经济上的让步更大的。现在地主是愿意在经济上让步了（虽然是勉强的）但还不愿在政治上作从来未有的大让步。所以这还是今后的一个重大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小地主与大地主有完全不同的情形，小地主在政治上是容易让步的，因为他们原来也是受大地主的压制，但他们在经济土的让步则更困难，大地主在经济上的让步是不困难的，但他们不愿在政治上作让步。所以在实行民主的政治斗争中，我们还可以同小地主联合。 这个斗争我们是要在实现民主政治的方式之下来进行的。是要以大批积极工农分子加入政府机关负责来实现，同时也保证地主资本家在政府中的一定的地位。这在完全民主的方式下来进行——所以工农排斥地主不准地主参加选举会来实现工农在政府中的多数的办法，是要不得的（应宣布这种选举无效），完全的“农选”，是不好的，要允许地主资本家——一切的公民参加选举但又须使选举的结果工农占大多数，这才合乎民主。如果地主消极抵制不参加选举，或因其在政府中占少数而退出政府不参加，这固然表示地主阶级仍然在积极的反对民主政府，但这只要政府的选举及工作作风是完全民主的，也并不是怎样严重的事，因为某些地主自己退出政府，因而就放弃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一切权利，这在他们是再不能说什么话了。 过去地主侮辱工农，今天仍在侮辱工农，工会农会应多搜集这种事实来作宣传，应经常用这种事实经过政府（或在报上）提出抗议，抗议的方式虽然要好，但必须抗议，必须批评地主，然后才能打破地主说工农侮辱他们的宣传与舆论。如庞友兰说“乡愚”“品流复杂”，“毫无知识”等话，即是政府代表亦应指出（以很好的方式指出）他的不是，对工农的不尊重之处。同时也反对工农的报复，侮辱地主，我们的口号是：互相尊重，互不侮辱，宽容地主的既往（地主过去侮辱工农，工农不报复）勉励将来。但群众中的流氓意识，个别流氓份子的破坏行动，我们是要号召群众起来坚决反对的。 如果工农在某些地方真有侮辱地主的事情，我们还应说出一篇道理，把这个责任主要加在地主身上（他们过去侮辱工农过甚），改变舆论的方向。不能把这个责任完全加在工农身上，引起人们及社会上对工农的不同情与孤立。但我们又必须承认工农侮辱地主也不应该，并设法去教育工农。 在这个座谈会上，地主是对工农实行反攻的。他们而且是经常要反攻的——当着他们未最后消灭以前，但我们今天不能用完全决绝的办法来对付这种反攻——某同志主张用迎头痛击的办法来对付，是不对的，而应以合法的完全说理的方式来击退这种反攻。但说地主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不是反攻，也是不对的，说地主表示了要依靠我们，更不对。他们是以坚决的态度向工农反攻，并且想利用我们的手去镇压工农群众。但他们是用合法手段来作的。所以我们的方针应该是：一方面要保护工农，使地主的反攻不能阻止群众的前进，引起群众的孤立，但另一方面又要设法和缓麻痹地主的情绪。允许地主采用合法斗争手段。这种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指导，要求我们的同志有细心深刻的思考与周到的方法，幼稚的同志是容易在斗争中被骗的，或者是随便的冲动起来。 对于和尚庙产的政策，我们不能过份与特殊苛刻，以引起和尚对我们，对民主政府的反感，这在全国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工人代表某与地主赞成我们特别加重对和尚的负担，我们是决不能采用的，这在将来，在大局上，是害我们的，我们对和尚仍应平等的一律的待遇。望你们注意！如果过去有特别加重和尚负担的事，应加以改正。 没有系统的说了许多，是否有当？望你们参考！并致 布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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