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026） 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
（1937年8月4日）
××兄：
前一星期写给你三封信，想你已收到了。这是第四封信，我想一般的说说过去的问题。从×兄来和我谈了以后，我觉得更有和你说说的必要。
问题这样的提出：六次大会给我们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力量，准备暴动。六次大会这个决定是对的。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任务我们完成没有？十年来我们的成功在那里？失败在那里？
我们十年来的艰苦工作，有成功。我们组织了、领导了伟大的苏维埃运动，在广大区域内，没收分配土地，创立了强有力的红军。这个运动在去年以前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力量还是强大的存在着。此外党的理论水平提高了。党在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中有进步。去年以来，党又有效的进行民族统一战线运动。这些是我们的成功。但是一般说来，从六次大会起，直至前年十二月转变时止，我们是没有完成六次大会给我们的任务的。在白区，在城市，在工人中，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不独力量与暴动没有准备好，而且我们在组织上大大的削弱了。数十万党员牺牲了，还有数万人被国民党监禁着。
我们要问：为什么没有完成六次大会给我们的任务了主观、客观的原因在那里？
关于过去苏区工作的经验，遵义会议已有初步的结论，我现在不说了。现在我只就全国范围内的白区工作来说。有人认为过去白区工作是失败了。我虽然批评了这种说法，但过细想想，我们过去在白区的工作，如果不是失败又是什么呢？我们白区工作的成功实在太少。
我们白区工作削弱的原因，客观上固然有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叛徒的白色恐怖，然而主要的，还是我们在主观上的错误。我现在要说的也正就是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从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以来，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正因为有这种错误，所以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有极艰苦与英勇的工作，也就不能巩固、聚积与加强我们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我们的力量。因为这种错误是起始于十年以前，所以我现在也不能不从十年前说起。不过我现在没有任何材料，只能全凭记忆来说。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极重要的会议，坚决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发动了全党的思想斗争。但我认为“八七”会议同时有下列的错误与缺点：（一）开始了“左”倾盲动主义；（二）开始了党内斗争的错误方法。
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右倾的陈独秀主义。但是在失败前，在群众运动中，还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八七”会议反对了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但是批准了过去的“左”倾错误，不独在理论上批准了，而且在组织上提拔了大批过去犯“左”倾错误的人。这就是“八七”会议后“左”倾盲动主义的历史根源。“八七”会议不是在两条战线上斗争。
“八七”会议及其以后，应该开展坚决的反对右倾的斗争。但这是中国党第一次思想斗争，党的幼稚与理论水平的低下，都只能使我们更多的采用教育与说服的方法去进行斗争。而当时却采用了苏联老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意的打击许多同志，大批的惩办同志。这就助长了党内的派别斗争，引起了严重的无原则斗争，损伤了党。正如一个从来没有吃过酒的人，头一次就吃一瓶白兰地，要损伤他的健康一样。俗话说是火力太强，过火。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李维汉的盲动主义与错误的思想斗争方法，结果是削弱了党的力量。
六次大会是正确的。它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又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反对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等。但六次大会是（否）还有缺点呢？我认为有下列缺点：（一）对盲动主义的批评和反对还不够，因为当时全党大多数所犯的错误，是“左”的盲动主义，但六次大会对这方面的打击还不够，这就成为后来立三路线的根源。（二）没有从政治上着重的提出，使党确定的转变成为秘密党。大会简直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本来由一个公开党转变成为秘密党，是一个最大而最烦难、最艰苦的任务。共产国际警告西欧各国党准备转变为秘密党时，是如何着重的三令五申的提出来，而我们从来就没有那样提出来过。这就使我们十年来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的问题上，犯了一贯的严重错误。许多地方，我们党的组织几乎是长期被敌摧残了。（三）没有长期艰苦工作的准备。六次大会到现在是九年了。很明白的，当时是没有人想到会有九年的反动时期，而准备长期的秘密工作。“新的革命高潮不是遥远无期的”，“新的高潮的象征已经看见了”，这些话在当时说并非不对，但这也成为后来立三路线暴动政策的一个根据，急性病冒险主义的一个根源。同志们以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就没有长期艰苦工作的准备和打算了。
六次大会以后的中央，立三路线所执行的政策，是违反六次大会决议的。没有去准备力量，聚积与增强力量，而是大大削弱了党的力量。这在四中全会有了结论。
四中全会反对了立三路线，是对的。但四中全会是否还有缺点呢？我认为有了列缺点。
（一）反对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异常不够。这就使实际工作（党与群众工作）中的立三路线长期继续着，直到最近。本来立三路线是继续“八七”会议后的盲动主义而来，在党内已种下深刻的影响，在当时几乎大多数的罢工、示威和纪念节的工作中都执行着，在极大多数的文件、宣言、传单以至群众的要求条件上都表现着。这些是立三路线的最重要部分。在革命基本问题上的立三路线的理论——半托洛茨基主义，是立三在十一号决议的前后才提出来，不久就受到共产国际的指斥，在党内的影响还很微弱，清除它的影响还很容易。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反对了清除了立三路线的后一部分。完成这部分虽然是极重要，但比较易为的任务。而对于立三路线的前一部分，纠正他是极困难的任务，则只有很少的纠正甚至没有反对，后来还继续。这是四中全会的严重缺点。当我在莫斯科和后来回国时，都屡次提出过这一点。
（二）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同样没有足够着重的提出秘密工作问题，并将这个问题解决。
（三）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党内斗争的方式，同样有错误，过火的与宗派主义的错误。许多干部，特别是旧干部的被讥讽、被打击，是不对的。同时四中全会本来是反对“左”倾，但后来反对“左”倾的斗争不久就停止了，反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主要的错误还是“左”倾，结果我们放过了“左”倾。
因为四中全会有上列缺点，结果帮助了托派与右派。他们正拿着这些缺点向党进攻，进行破坏。
十二月决议的缺点与错误，在九月十五日的决议上已说过了，都是对的。但我们认为还有两点可以提出来：（一）还是没有足够着重的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问题提出来，（二）对于白区工作中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的传统，毫无批评。以上两个缺点，在九月十五日决议上还是存在着，没有能完全补救。这就使白区工作的转变缺少根据。尤其是关于过去传统的转变。
因此，直到现在许多地方还没有转变过去的错误传统，甚至还有一些地方还不觉得有转变过去传统的必要。他们认为现在的转变，只是形势变更后政策的转变。他们满足于叫几句统一战线的口号。他们还不知道不转变过去的传统，就不能执行现在策略的。
从上述事实来看，“左”倾错误是“八七”会议以来就有的。十年来虽然经过许多变动，但在本质上是毫无变动的一直传遗到现在。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贯的。十年来是一贯的犯了“左”倾错误，到现在是成了一种传统，我从“八七”会议以来就是一贯怀疑与企图反对这种传统的。
※ ※ ※
我们现在需要估计一下的，是四中全会以后至十二月决议以前这一个期间中央在白区的工作。
四中全会以后，国际给了中国三位一体的任务：建立苏维埃政府，加强红军，领导白区群众运动。这个任务中央是忠实执行了的。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红军加强巩固了，根据地建立了，苏区工作有一个大的改进。这是中央最大的成绩。正因为有这些成绩，所以在四次、五次“围剿”中能够和国民党进行长期的残酷的斗争，并能够长征，一直到现在还保有强大的力量。因此，不能说中央在苏区的工作在总的方面是错了。如果在苏区的工作在四中全会以后没有这一个大的改进，那根本就不能与国民党作长期的斗争，不能长征，不能在现在还保有这样大的力量。但中央在苏区工作上，也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在土地问题上、在群众工作上、在党内斗争上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因此，使得红军与苏区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应该指出的是，四中全会后国际对苏区工作的一大批决议，我们是执行了的，虽然我们在执行中又犯了许多错误。
但是仅仅苏区工作，还不能说明中央的领导。以全国范围来说，白区工作还是占着主要地位。而中央在白区的工作就没有重要的成绩可说。因此，我们必须还得整个检查中央的领导。
我们从“九一八”事变说起。“九一八”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一个极重要的步骤。头一口就吞下满洲作为自己的殖民地。但是当时中央是怎样分析“九一八”事变呢？我们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压迫中国革命。这是当时特别强调的两点。因此，我们提出的口号，就是拥护苏联，拥护中国革命，反而把日本殖民地化满洲与中国不提，或不着重提，拥护中国领土主权不着重提。这样就使我们一方面很难领导“九一八”后广大的反日运动，另一方面我们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作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自己说，我们占领满洲是要进攻苏联，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占领了大于日本七倍的土地”（日本代表在国联演说）。由中央的上述分析，自己就发展成为××同志的观点：认为以后红军作战的对象已经是日本的军队了，国民党只是偏师。“九一八”以后，全国的客观形势急转直下，有利于革命。革命的形势，很快到来。在当时推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国防政府，是可能的，当时江西的红军粉碎了三次“围剿”，鄂豫皖的红军将陈调元等打得“片甲不留”，十九路军违命开到南京上海，北平学生南下示感到南京，捣毁中央党部、国民党外交部等，上海群众捣毁市党部等，组织法庭审判市长、公安局长，满洲马占山正在抗战，全国各地捣毁国民党，王正廷辞职，蒋介石下野出洋，孙科、陈铭枢等上台，声言要与共产党红军妥协，后来南京政府迁都洛阳，这一个客观的革命形势，虽然还有大的弱点，但是具备的。群众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了，统治的蒋介石投降日本的一派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许多在野的派别和军队，同情推翻南京原来的统治者，或者中立动摇。大家提出政权的问题，国防政府已被人家提出。在这时候，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策略，我们和反蒋各派进行统一战线，联合与推动十九路军，提出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正确的组织群众的进攻，红军采取配合行动，是可能使蒋介石不能回来复辟，并组织国防政府，领导对日作战的。
可惜当时这样好的形势，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拒绝了各方面统一战线的要求与提议，完全孤立，学究式的在讨论“民众政权，国防政府，工农商学兵大联合”等口号。这样的形势毫不自觉的就放过了。不久，蒋介石在日本帮助下联合改组派复辟了，抗日运动、上海“一二八”抗战受到镇压与破坏，蒋介石又重新组织对鄂豫皖红军的进攻。而蒋介石就在反共的口号下，进行了反革命的统一战线，维持他的政权到现在。
本来在鄂豫皖的红军离开鄂豫皖以后，蒋介石组织四次中大苏区“围剿”的决战，全国抗日运动受到打击，在这时推翻南京蒋介石政府的可能，是暂时过去了的。但这时国际十二次全会决议到了。国际说中国有直接革命形势（是根据“一二八”时的形势说的），然后我们就很原则的照着说，中国存在革命形势。而且不大加思索的照说了好几年。
在“九一八”后，统一战线、抗日反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就应该采取的。但当时我们没有采取。国际送来统一战线的三个条件，我们没有了解，没有在实际上坚持的去作，我们只是长期的把它当作宣传工具，当作反对各派的武器。
在“一二八”前，政权问题已经成了当时群众中的实际问题。应该用抗日的国防政府的口号，去对抗南京蒋介石的卖国政权。然而我们拒绝了国防政府的口号。在当时，国防政府的性质是什么？它不是当时南京的卖国政权，也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各党派联合的抗日民众政权。这是当时广大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所以它应变成为我们当时革命的主要口号。然而我们当时否认这种政权。我们所提出的是：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南京的卖国政权。在这两个政权中间不能有什么别的，即是只有两个政权的对立，再没有另外一种政权能够和南京卖国政权对立。很明白，这就不能满足广大的群众的要求；广大群众是反对南京卖国政府的，但也还不愿意即时就来一个苏维埃政权。
我不说当时两个政权的对立不是事实，或者不需要。当时以及后来两个政权的对立，是事实，是需要，是特点。这并没有错误。错误的是我们忽视了当时广大的群众还站在这两个对立政权的中间，他们要求另一个民主的、抗日的政权去代替南京卖国政权，他们不满足于两个政权的对立，而要求用抗日的、民主的政权去消灭南京卖国政权。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提出国防政府去代替南京卖国政权的口号。我们只提出两个政权的对立——当然不满足与适合广大群众的要求。这在事实上就帮助了蒋介石政权的维持，帮助了蒋介石反共阵线的建立。
当时应该采用抗日国防政府的口号，动员群众，团结反蒋各派向南京卖国的中央政府进攻。但当时我们提出的任务是，争取革命在湘鄂赣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指挥红军向湘鄂赣城市进攻。这在当时是不够的。这就放过了南京中央政府，使全国白区的群众和同志只望着湘鄂赣的红军，只动员群众去拥护与配合红军的进攻，而忘记了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去准备推翻南京卖国的中央政府。在当时不承认国防政府，动员群众去直接拥护与响应红军，表现是“左”的。但实际上只承认革命在湘鄂赣等省有胜利的可能，而不承认有全国性的革命形势，有推翻南京卖国政府的可能，是对形势估计不足，对白区工作的重要性估计不足。
对于马占山的抗战，对于“一二八”上海抗战，我们的估计与策略也是错的。
在“九一八”后民族矛盾已经开始超过阶级矛盾，我们此时即应强调民族矛盾，但我们还是照过去一样强调阶级矛盾。
对于福建事变，对于人民政府，我们的估计又有错误。我们还是不承认如福建人民政府那样的政权（不是苏维埃也不是南京卖国政权），可以对抗和代替南京卖国政权，因此，我们的策略又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们既采取了国内革命战争的方针，对反对南京政府的军阀战争就不应反对，且应利用，以便共同推翻蒋介石。但我们不利用，也不对。
到了西南事变与西安事变之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有了重大的变动。日本要并吞中国本部，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动摇，企图改变过去一贯的卖国政策。在此时，国内革命战争是要便利日本灭亡中国的。所以，此时国内革命战争的方针应当停止。此时即应反对军阀战争。但我们在西南事变中还是采取国内革命战争的方针，同情西南。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广大群众对我们的误解。
从我们应付上述各种事变的情形来看，发现我们应付事变的能力还很差，我们的政治经验还很少，我们的创造力、实事求是的本事还很弱。我们在每一个重要大事变的关头，都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在“九一八”事变后，国际给我们的三位一体的任务，已不够了。但我们没有新的建设，提出新的任务。
要估计我们过去白区的工作，说出了上述的事实还不够。必须还得着重的指出，我们在四中全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改正而且继续着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左”倾传统。
总的说来，六次大会是要我们准备力量准备暴动。我们在四中全会以后，在白区同样没有把六次大会这样一个决定作为一切工作的目标。我们忘记了这个目标，而以直接响应红军，作为白区群众工作与群众斗争的目标。国际说：“白区每一个经济罢工，都是对于红军最好的帮助。”我们没有真正了解这一句话。我们总是忽视经济斗争。因为我们没有把准备与聚积力量作为白区一切工作的目标，如果我们在千百件行动与斗争中，没有加强我们的力量，而且大大损害与削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毫不警觉。我们的领导者还认为那是“对的”，因为他们在行动中提出了响应红军与拥护苏联的口号。在这一点上说，我们在四中全会后，是没有执行六次大会决议的。在红军中“保存有生力量”，“赚钱就干，折本不来”的方针，这是六次大会的方针，执行了，红军的力量越斗越增加。但在白区，在全党，在一切工作中没有执行这样的方针，所以越斗群众与党的力量越弱。这又对于党的威信和影响不好。稍为稳重的人离开我们，斗争中受了打击的人抱怨我们，坏分子就叛党、反党。
此外，盲动主义与立三路线的传统，还具体的表现在下列几个问题上：
（一）公开上作与秘密工作关系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从“八七”会议以来直到现在犯了一贯的错误。开始，我们一贯的不重视这个问题。本来白色恐怖那样残酷，如果我们不正确的解决这个问题，不使每一个同志很好的了解与运用这种联系，那我们就绝不能很好的工作，绝不能准备革命——甚至不能使党生存。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是在白区准备革命的前提条件，然而我们从来没有着重的提出过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绝大的政治错误。
我们在秘密工作上，犯了一贯的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我们常有意的用“怕死”、“害怕”等话去批评同志，打击同志——竭力提倡同志的冒险精神，甚至夸奖。我们否认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认利用合法为右倾，为合法主义。
本来我们党的工作和纲领，一部分是由公开的合法的团体和刊物来提出与执行的，我们就应尽可能的利用公开合法手段；另外一部分不能由公开合法的方法来进行，那我们就秘密非法的来进行。但这是出于不得已，并非我们高兴如此作。因此，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与公开的群众工作，完全分开，完全采取不同的方法，并完全由不同的干部来作，同时又使二者联系起来，配合为党的整个工作。我们的错误，就在于取消一切公开工作，能够合法公开进行的工作，也拿到秘密机关来作，在于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混淆，群众工作方式重复党的工作方式，公开工作的干部同时负担秘密机关工作。结果我们就完全没有公开工作，秘密机关就膨涨得骇人的庞大。这就帮助了侦探，群众工作和党均被破坏。十年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受的损害，是不可计算的。
过去我们说要把一切公开的群众附属组织，通通转变成赤色工会，实际就是把一切公开团体转变成为秘密团体。群众不赞成转变，就不能不强迫，破坏民主原则。
立三说要争取公开，实际就是把不能公开进行的事情，蛮去公开进行。那完全是冒险，如占领会场、占领讲坛、占领马路等。
又有人说：不要去将就公开环境而降低党的纲领与口号。这句话完全用错了。就在这句话上，让同志强迫的将党的全部纲领与基本口号，完全搬在公开群众团体的宣言、纲领、传单和要求上，结果就使这个团体变成第二党。列宁“不为公开而降低党的纲领”的说话，是就整个党来说的，完全对。但我们的列宁主义者把这句话用在公开工作上，要公开的群众团体去全部提出党的纲领，完全错。中国党已经是秘密党，所以这句话完全不应提出。中国党没有合法主义，因为整个党是非法的。
一九二八年我就提出了上面的问题，和许多同志争论了几星期，结果受批评、打击、撤职。一九三。年在莫斯科又全部提出了上面的问题，结果也是受批评，仅仅在决议上采纳了一句“工会工作方式不要重复党的工作方式”。一九三一年提出公开组织群众工会，结果闹成“第三种工会”完功。十年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是一贯的，牺牲也是最痛心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正，还是多次的重复。
（二）关于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为聚积群众的力量，就要必须领导群众斗争。但在准备革命的时期，发动群众斗争的目的，在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觉悟，而不是马上向统治阶级实行革命的进攻与决斗，而是准备将来的进攻与决斗。但我们在白区领导群众斗争，开始就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方针。我们常常为纪念节而罢工游行，或为直接拥护红军而罢工游行，虽然在这些罢工游行中，严重的损失了我们的力量也不顾惜。我们常常忽视经济斗争，不忠实为达到群众的经济要求而斗争。我们常常以“发动斗争”为满足，而不管斗争的胜败、结果及其影响的如何。我们常常是五条件的、无目的的坚持斗争到底，即使形势极不利，还要坚持。我们总不知道而且不许说，选择有利时机暂时结束战争。我们有套机械的观念——小斗争发展成大斗争，大斗争发展成为暴动，机械的要将每一个斗争提到最高的阶段。我们不准备斗争，不选择发动斗争的时机，只要是纪念节，只要主观上能够发动，我们就无条件的要发动斗争，否则就是“阻止斗争”。我们常常提出过高的要求，把政治要求机械地加在群众的经济要求上，我们在斗争中完全不进行统一战线，要故意的反对一切。我们故意鄙弃一切合法的斗争手段；本来有许多斗争是可以合法来进行的，而我们故意要非法的秘密进行。我们在斗争中故意不估计当时、当地力量的对比，来决定斗争的策略与方式，我们只盲目的要“斗争！斗争！”或者空洞的分析世界形势、全国形势，而毫无联系的结论到某个工厂的罢工应当发动、应该坚持。我们在很多时候，整年的是为纪念节日而工作。这一切错误的结果，不管成败利钝，只管斗争的结果，使我们就常失败，甚至悲惨的失败。力量的聚积当然就绝不可能。
上述错误，我也从一九二八年起在上海、在莫斯科、在四中全会之前及后，都严重的、系统的提出来批评过。但结果认为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些都是“对的”。决心继续下去，一直到现在。自然这种错误也是一贯的，还要用大力才能纠正。
在革命的传统与我们的工作上来说，北方是比南方落后些的。但我们否认这些落后。在反对“北方落后论”的斗争中，在河北、山东的平原暴动，使我们有重大的损失。
（三）关于宣传鼓动工作问题。我们在宣传工作上的虚浮、夸大、形式、刻板，也是一贯的，至今还未纠正过来。我们常使宣传口号与行动分别不清，使公开的宣传工作与秘密的宣传工作分别不清，使对外的宣传工作与对内的教育工作分别不清。我们常常在刊物上不自觉的向敌人告密。我们常常不估计宣传工作在群众中的影响。常常是烦琐，把缦骂当作战斗。这一切东西在白区还继续着。
（四）关于党内问题。过去在思想斗争中有许多错误，夸大右倾机会主义。甚至从沙子里面去淘出右倾来反对，使人造成右倾的系统，而忽视了对于“左”倾的反对。在思想斗争中所采取的方法，一贯是过火的。甚至以思想斗争为推动工作的唯一方法，不采用教育与说服去推动工作。在斗争中带着了浓厚的宗派主义成份和成见。党内相互平心讨论的自由，可以说完全没有。党内一有不同的新奇的意见提出，就恐慌，就召集会议末斗争。领导机关工作的民主精神很差，每个党员与干部都在党内应有的权利，常常不被尊重，官僚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严重存在。秘密机关工作人员本绝对不应随便调动，但我们提拔过多的新干部到秘密机关，人员流动极大，而公开群众工作的干部就没有，有也弄坏了。党内的机关和官街实在太多。
命令主义、惩办主义一贯存在着。本来秘密领导机关的任务，是帮助公开群众工作的同志工作。这种帮助，顶好经常用说明、用提议去实现，如国际对我们指示的方式，只有必要时才用“指示”、“命令”、“决议”等。就是对下级也最好经常用提议。但我们是用“命令”、“指示”、“决议”等解决一切，即使最小的事。这就削弱同志的自动性与领导机关的威信。
党的纪律是必要的，但一切问题最好不用纪律与组织手段来解决，只在必要时、不得已时才使用一下。一切问题最好在政治上、原则上取得一致来解决，而不去使用纪律与组织手段。但我们相反，我们常常用纪律与组织手段去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是极小的技术问题。这就成为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这就使下面一切都等待上级指示与命令，自动性与责任心缩到极小。上面没有命令与指示，下面就不动，上面有指示与命令，下面就照办。在党内，我们没有使同志和干部都活泼，自动性更发扬。相反，我们造成了同志中一般的不活泼，怕说话，怕错误，怕负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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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个问题的错误，我认为是立三路线的传统，“左”倾机会主义的传统。四中全会后在基本上没有纠正，还继续着，在某几点上还有发展。这些错误在党内影响最久、最深，给党的损害也最大。这种错误当然是一贯的，也有系统的。
这种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
有人说：我们做事有了原则就够，是不必实事求是的。比如“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等口号，在原则上并不错。但一拿到中国来实事求是的使用，那就“拥护苏联”的口号，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而“反对帝国主义”口号，能够动员广大群众。那我们应该用反对帝国主义口号去动员群众，而不要用拥护苏联口号去动员群众了，因为反帝即所以拥苏。然而我们硬要将拥苏的口号摆在前面最主要的地位，同时我们又责骂自己忽视反帝运动，这难道不是思想方法的错误？又如罢工要坚持到底，原则上并不错误，但在某些具体罢工中坚持到底是错的。然而我们常常只管原则，不去实事求是。
纪念节应罢工、游行、示威，原则上并不错误，但在某个具体纪念节形势好不好，群众动员不够，敌人准备了流血镇压，还要罢工、游行、示威就错了。但有人认为不必要估计当时形势，罢工、游行就得了。
决定一个工厂的罢工应否发动，应否坚持，主要要从本工厂的具体条件来决定；世界形势、全国形势虽如何好，但常常不能决定这个工厂的罢工应否发动与坚持。而我们常常从世界形势、全国形势来决定罢工策略等。这是因为我们的同志还不知道如何具体的在每一个问题上来估计形势，以及什么是决定条件。
上述各种例子在党内无虑千万。
过去我们党内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占极重要地位，指导着同志的日常工作。这在同志中的影响很深。这也成为上述许多错误的根源。
上述这些错误长期在党内存在，千百次重复着，在一切刊物上、文件上连篇累牍的记载着，在千百次罢工示威中明白表现着，对党的损害极大。为什么我们负领导责任的同志没有发现，没有纠正与反对呢？为什么没有人起来批评反对，还拥护这些错误呢？这当然不能以觉悟迟钝来解释，而是领导同志同样有这些错误思想，同样有这些错误。
我们十年来的错误，一贯是“左”的。
过去的错误是一贯的，也有系统的，也是机会主义的。但还没有陈独秀、立三路线那样完整的机会主义，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起直至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有一贯的机会主义。还不到这样的程度。但不论在总的方面，在个别问题上，都有严重的错误。
四中全会后的中央，经过事变最多，但应付事变的能力还很差，创造力也还差。但对国际是最服从的。不过有时是机械的服从。
记得某某同志回国时，华西里夫向我们谈话，头两句话说：在中国党内，还没有如斯大林这样的同志。中国党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还不能独立的领导中国革命。最近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华西里夫的话还是对的。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我们的政治经验还幼稚，还要虚心学习。事情还要彼此好好商量，集思广益，建立真正的集体领导，更多的请示国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少犯许多错误，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骄傲与自满，在我们中间是最坏的，最危险的，最无希望的毛病。为了成见与个人地位而来进行派别斗争，那是有意的破坏党。现在是要求我们拋开一切个人的怨恨，诚恳的，平心的商量和讨论。中国党还是要由我们这些人来领导，没有另外一批更好的人来。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转变白区工作的问题。白区工作一方面需要策略的转变，另一方面还有十年来的传统要转变。这个转变最艰苦。过去遗留下来的恶果，我们都得吃下去。但这个转变还在开始，甚至有些地方还未开始。
为要转变十年的传统，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有好些人要求检讨，甚至有同志对过去表示愤激。当然如要在党内煽动大的波浪与同志的愤慨，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避免震动过甚，还要顾及中央的威信，还要顾及党外的威信，尤其在统一战线开始时。现在是采用如何的方式来批评过去？这种方式要引起同志的注意与警觉，又需要避免过甚的震动。我觉得必须由你们尽速的发表一个文件，发到各地，这对现在的转变是有帮助的。
我这封信是消极的批评，你们的文件或者更多从积极方面说，有些问题或者暂时还不必说。但过去是必须批评的。
祝好！
××三月四日
（这封信是我在五年前在天津秘密工作时，写给洛甫同志的一封秘密信，当时地区很小，红军亦不大，党的秘密工作问题是党在全国范围内工作与发展的极重要的问题。故向中央写这封信，想中央得到这封信后，对白区秘密工作有个指示以帮助秘密工作的转变，并接受我在十年关于秘密工作的一些观点，我避免在这里来垒般大体的总结十年的工作，故我在许多方面没说到，但不久抗战发生，党的秘密工作问题降至次要地位，我自己亦离开秘密工作而到抗日的战场上来，这封信直到现在只有党内少数同志看到。现被中央指定为高级学习组八十三个文件之一，故仍不加改动的重印数十份发给组员参考。特此附注。——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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