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019） 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
（1936年4月18日）
自由评论编者并转张东荪先生：
（一）
拜读了贵刊第十期张东荪先生的大文，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之后，很感谢张先生以客观冷静的态度，站在中国民族的立场上，来讨论共产党中央与苏维埃政府在去年八月一日的宣言，并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和意见。我想张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和意见，不只是代表先生个人和贵刊，而是中国许多人和朝野各党派在实行全国大合作以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所共同感觉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公开的答复先生，并要求先生作更进一步的研讨，我想这对于中国不是无益的。正如先生说：“这真不啻中国民族前途的一线曙光了”！
张先生在文章前段说。“俄罗斯已完全转入国家主义一条路上去了”，“五年计划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又说中国共产党向来主张“废除私产”，“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世界革命使命”，“受命于第三国际”，“对于一切不妥协”，而现在是如何抛弃了这些主张，转入了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关于这些问题，我现在不和张先生在这里讨论，因为这需要费很多笔墨，不容易得到共同的结论，且将妨害我们对于目前极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联合全民族以救危亡的问题之彻底的讨论。但我们在这里必需声明一点：即中国共产党向来没有主张过：在中国立即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立即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事不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而应由他国人来解决，共产党与中国不应为中国民族自由独立与生命而战。共产党也并没有主张过无论什么时候对于一切都不应妥协合作。相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曾经长期合作过。共产党历来就号召全国人民为中国的完全自由独立与领土完整而奋斗到底！素来就反对他国人对于中国民族内部的事情横加干涉。因为中国共产党向来就认为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一）中国的完全独立自由和统一，（二）肃清一切封建残余，因此就提出了（1）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2）实行土地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中的二大任务。而这二大任务的执行与完成，还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还是属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范围和性质（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也需完成以上二大任务，要达到社会主义更必须这二大任务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向来没有主张过，而且反对在目前阶段中就废除所（私）有财产制度，就禁止营业自由，就实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张先生说：“共产必须声明在国难未渡过时期中至少十年内对于全国放弃共产主义的潜伏运动”要求共产党“对于共产主义暂停宣传”，因为要“使一班怕社会革命的人们安心”，井说“此点关系十二分重要，倘能如此，必定可以减少无数的阻力”。似乎共产党在“国难未渡过时期中”马上在全国或一部上地上就要实行“社会革命”（即没收银行，工厂，矿山，交通工具归国有，废除重要生产工具的私有，禁止工商业的自由等），因而使人们害怕，阻碍了与其他各党派合作，因而要共产党放弃作这种宣传，但是中国共产党向来没有做过这种宣传，中国共产党十年来的宣传恰与此相反。它宣传在“国难未渡过时期中”即中国还没有完全独立与统一，和封建剥削制度没有彻底消灭以前，实行社会主义任务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对共产党社会革命的恐怖，至少在国难未完全渡过的时期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如果还有人怕社会革命即将来临的话，那不是经共产党的宣传中得来的，而是经敌视与诬蔑共产党的宣传中得来的。
共产党只宣传目前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数年来在赤区所执行的政策是忠实于这种宣传的——在那里没有没收工商业资本家的财产，而且欢迎外面的工商业资本家去开发里面的富源，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没有禁止营业自由，甚至连大地主的买卖与出租都有明文规定，不禁止。而且大大奖励私人的工商业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在邻里仅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分给农民，取消高利贷，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封建剥削。最近且规定对于富农的土地财产均亦不没收。共产党所宣传的和所做的是这样。如果有人说共产党在赤区做的不是这样，那这个人就不是冷静评论共产党的人，而是敌视共产党的人。
共产党负责声明；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宣传，而且反对在国难未完全过渡的时期中（即中国还未完全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势力，完全独立与统一的时期中）在全国或一部土地上实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任务。我想人们所怕的和先生所注意的是“实行”。至于共产党人也曾经宣传过，没有立即实行意义的共产主义原理，那并不足以使人害怕。这正如孙中山先生及许多非共产党的学者，也曾经有许多著作说明共产主义原理一样。
（二）
张先生或者可以说，人们还怕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呀！共产党要放弃土地革命才好呵，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作下列的声明：
一、在中国害怕土地革命的人，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赞成，至少不反对土地革命。因为共产党主张只没收自己不劳动，全靠剥削别人为生的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所有，富农，中农，贫农以及工人小商人，职员等在乡村所有的小块土地均不没收，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可分得地主的土地。
二、在今天，外力积极侵略下，已把中国革命目前二大任务中之第一个任务，尤其是抵抗日本的任务，提到了最重要最迫切的地位。他已成为中国目前革命的最高任务。谁个害怕与反对立即为这个最高任务奋斗的，谁就是反革命与卖国。全民族各党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共同奋斗，就成为全国各党派大合作的基础。这也就是促使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的原故，共产党不提出以赞成或实行土地革命为与各派合作的条件。
三、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其他各派，在各自的领土内实行何种的土地政策，由各派自己决定。共产党既不做推翻这些派别在其领土内之统治之企图，而且援助这些派别，那末共产党就自然不能拿自己的土地政策到这些区域去实行。
四、在赤区内上地革命已彻底执行了的不变更。但在红军已经占领，而土地革命现在还未完全执行的区域，不论是大地主，小地主，只要他们尽力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事业，他们的土地与财产亦不没收。
但共产党在理论上认为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不独不会减弱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力量，而且将大大发扬与提高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全部到民族革命战场上去英勇奋斗的情绪，将造成任何列强都不能战胜的革命力量。而且，因为农民免除封建剥削后，将大大改良土地提高生产，增加抗日救国的经济力量，又因为农民购买力与其经济力量的提高，将造成工业资本主义及社会文化事业等顺利发展的条件。我们认为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与彻底战胜侵略者，二者不是矛盾的，而是一致的。
共产党将来也不拒绝，而且极愿各派协商采用政府颁布命令与法律等办法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即采用合法的手段避免或减少农民直接夺取土地之流血的手段，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共产党认为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不能满足，乡村中那样残酷的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剥削如不彻底废除，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存在，农民的革命运动是不会停止的（太平天国捻匪，白莲教，红枪会，天门会抗捐运动等不断发展，就是明白教训）。
（三）
关于如何实现各党派全国大合作的方式问题，张先生说：“对于他党的政权”不要“想尽方法去破坏”“对于国民党不是要求他交出政权”，就是：“现政府不十分改变，只要在其上添设一个圆桌会议，把各党各派重要代表聚在一起决议国难期内一切大政”也可以。并主张：战前战时与战后，都需要合作，最后说“红区政府”要变为地方政府而这个政府也不一定“名之曰苏维埃”，意思是苏维埃政府最好取消。
共产党因为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所以在历次提议合作共同抗日之后，更进一步的提议组织各派联合的国防政府与在各种军队联合的抗日联军。这是因为在迫不及待的情况之下，各党派在对内问题上来不及协商组织成一个在全国实行同一制度与同一政策的统一政府，及同一制度同一组织的统一军队，而暂时组织联合政府与联军来一致对外。（略）
共产党仅仅要求（一）停止内战，（二）抗日救国，（三）实现民主自由，以使全国人民大家来抗日救国，（四）进行救国所必须的经济与教育政策，（五）联合世界上一切反日的力量。就是共产党在国防政府十大纲领上的那些！作为各派合作的条件（这些条件还可商议）。（略）
共产党负责声明：不论任何派别，只要他们用事实来抗日与反对汉奸，不向红军和苏区进攻，不妨害红军抗日，共产党不独不破坏他们的政权，不要求他们交出一方地盘，而且用一切方法援助与拥护他们，使他们抗日与反汉奸的行动获得胜利，但共产党同时声明；继续卖国勾结侵略者侵略中国的，妨害其他军队抗日的与压迫人民救国运动的、没有合作的可能。（略）
合作的方式，我们固然不拘泥，但仅仅是圆桌会议，今天可以叫各党各派代表来参加，明天又可以叫某些党派代表出去，今天可要圆桌会议通过某种救国大纲，明天又可要圆桌会议通过某种妥协投降的方案，要各党各派共同来担负亡国卖国的责任。而且汉奸与亲日的派别也可派代表来参加圆桌会议，他们经常提出不抵抗，抵抗要亡国的理论来，那么这种合作方式我们就认为是不妥当与不巩固的。而且在某种情形下，可以由抵抗变成不抵抗，所以这种方式不好。我们认为合作的至低方式是：要作到“赞成抵抗的来，不赞成抵抗的去”。但南京如自动召集圆桌会议，我们虽不赞成这种方式，但我们准备派代表参加，只要南京抵抗，我们援助南京。（略）
（四）
张先生提出，各派合作要“各派自行检举自己已往的错误”，说：“日本本来是一个饿虎”，要侵略中国，“只苦于无很好的借口机会”。“对付他们的方法……最好是不予以借口，不给以机会”。“然而……中国……却时时不断的去捋虎须……这个捋虎须的责任……不应该推在国民党身上，因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本是共产党的土产……而中国近十年来所有一切对外吃亏都由于这个夸大狂的口号，一方面即招惹日本来侵略，他方面又反对欧美各国，致陷中国于孤立”。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应担负日本侵略中国的责任，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应当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近十年来中国所有对外吃亏的原因，都是由于这个口号，似乎只要共产党不提这个口号，那么既不会招惹日本来侵略；欧美各国也不会不援助中国民族的独立。
我们自己并且欢迎党外的人批评我们以往的错误，但对于张先生这种批评，我们就有不敢领教的地方。张先生这种说法，不独共产党要负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的责任，而且在将来抵抗日本到某种挫折时也将认为是共产党主张抵抗的罪过，而那些一贯主张不抵抗的人将要认为功臣，张先生不已经说过吗？“我们这样的国家，不配谈到战争”，既不配谈到战争，敌人用武力来侵略，你为什么要用武力抵抗呢？亡国或是某些地域被敌人占领，是共产党妄言抵抗招来的呵！我想这种责难完全可能。但我们的认识和张先生不同。
第一、“日本是一个饿虎”这有点和日本侵略者自己的口吻相同。他说：“日本人口之过剩，为着日本人的生存，要侵略中国”。其实日本并不是人口过剩，而是生产过剩，少数资本家要独占中国市场来消纳他们的过剩生产与吸取原料，这是日本要侵略中国的基本原因，既有生产过剩，就不会有真正的人口过剩，日本其所以还有饿饭的人，那只是少数资本家不肯拿出自己过剩的生产品散给日本饿饭人的原故，所以日本不是饿虎，而所谓日本人口过剩的说法，也仅仅是日本侵略者欺骗世人借口而已。我希望张先生不要为侵略者所随便瞒过。
第二、日本既决心要侵略中国，并不苦于无借口与机会，不给日本人借口与机会也并不能对付侵略者，更不是“最好的方法”。因借口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的，“九一八”侵略者先自己派人把南满铁路拆断，再派兵占领全满洲，然后向世界说：中国人拆断我的铁路，我要自卫不得不占领满洲。在塘沽协定之后，侵略者又要占领华北；在共产党退出福建之后，要占领福建，以后他要占领任何地方都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强权即是公理”张先生对于这句话，总认为还有几分真实性吧？
第三、中国是具有一切的力量能够抵抗侵略者的，而且这种抵抗有很大的可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抵抗与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不是招惹日本侵略的原因，相反只有一味退让投降与不抵抗才招惹了侵略者无厌的贪欲，只有坚决抵抗才能给侵略者以打击。
第四、对于英美各国及其他国家，要采取比对日本不同的策略，应使用许多方法使他们对于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同情赞助，或守善意的中立。
（五）
张先生说：国民党专政，共产党要负责，因为共产党曾有专政的理论。我们认为共产党不能代替国民党人的独裁负责，正如我们不能替袁世凯以来历次军阀的独裁负责一样，这些军阀没有共产党的理论给他们，可是他们居然老早就实行了专政。
至于共产党主张专政，因此有许多人不愿与共产党合作。我们说；第一，我们主张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我们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我们说的专政就是广大民众的民主。与国民党的独裁无丝毫共同点。民主与专政我们看来是不矛盾的，在国防政府之下，我所主张实行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不分阶级）之极广泛的民主。而对于那些继续作汉奸卖国贼的少数分子应该认为犯罪，应该剥夺他们一切政治的自由，即对于他们是实行专政，第二，我们既不强求抗日各派在其领土之内实行苏维埃的政治制度，在他们抗日之时，又不做推翻这些派别的企图，人们也就用不着再怀疑共产党的专政了。
至于害怕“党团作用”并认“这种作用是毁人类天性的东西”形成共产党“在暗中仍含他项作用”。共产党固然希望人们同意与接受自己的主张，因此共产党向来也就不隐瞒自己的主张，共产党向来反对使用影阴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反对党内采取这种政治阴谋的个别同志，尤其反对强迫人们来同意去接受自己的主张，共产党依靠公开宣传与说服，依靠大多数人对于自己主张的拥护与赞成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共产党相信自己的主张，依靠这种光明正大的办法能够前后取得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成与拥护。所以他用不着倚靠阴谋手段与暗中计算的办法。共产党在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执行这样的信条。
但共产党在自己参加的政府中，各种会议中，以至各种群众团体中，都是有自己的党团，共产党的党团是为着要使自己的党员在这些政府，会议和团体中主张一致，行动一致并更好的说明自己的主张而谈。在能公开的环境中，这种党团是公开的。所以共产党的党团不是阴谋的团体，不是暗中危害同盟者的团体，更不是什么“毁坏人类天真性情的东西”，西欧各国议会中，不独共产党有党团，其他各党派也有党团，我们不反对中国其他各派在联合政府中有他们的党团。
（六）
张先生说：“共产党似乎应在其治内即根据该宣言实行那些‘救灾安定民生’，‘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加薪加饷’，‘实行免费教育’，等政策”，对的！共产党在共治内早已废除了一切苛杂税，现在陕北，任何事物不抽一文钱的税，那里的公民没有饿饭，一切鳏、寡、老、弱、残、废的人，都有一定公款公粮救济，没有盗窃乞丐。人民的收入比以前多，生活比以前好，一切学校是免费了，大学与高级学校学生且由政府供给衣食。工资增加了；工人待遇改善了，政府机关职员，虽未实行薪俸制度，但最低的杂务工役，他们的衣食待遇同最高的长官一样。商业虽因封锁限制，但市场有很大的扩大，商人的利润比以前增加几倍，各种合作社，提高农业与手工生产的办法，在政府协助之下实行。
最近又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将许多政策改变到适合团结全体人民抗日救国的任务，如改变对富农的政策，给一切小资产阶级与抗日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新闻证表，科学家，专门家等，）和忠心抗日的白军军官等与选举权，被选举权，更用宽大的政策对付工商民族资本家，不没收他们的财产，保护他们的营业，欢迎外面一切抗日的以及被卖国贼虐待缉捕与失业的知识分子，军官士兵到里面去，优待他们，给予他们以工作，并给予他们发展天才的机会等。
以上这些，先生如不相信，我们欢迎先生及任何其他愿意研究中国社会制度的人们到里面参观，保证在那里不会受到任何的留难并受到满意的欢迎，并且去参观的人就此可以实地考察苏维埃制度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而加以判断。不管怎样，共产党总算在实地从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之试验，对于那里的一切作一种不近人情的毁谤是无益的。进行一种客观的冷静的考察和研究是必要的。山西的上地村公有，研究考察的人是有了。我们要求你们对于我们所作的亦给以同等待遇，想亦不为过分！（略）
望先生将这封信在贵刊上发表，并在贵刊上答复我。这或者对于中国民族不是无益的吧！敬请
撰安
（载《自由评论》第22期，1936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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