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016） 我的错误 （1932年8月18日） 我最近在工会工作中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这许多错误是可以作为党内教育的很好的材料，我应该站在自我批评的精神上，将我这些错误尽我所了解的完全公开出来，并站在党的路线上来与这些错误作坚决的斗争。这是每个犯错误的同志所应尽的责任。 一、去年十月间我对于工人斗争形势的估计是“防御与反攻的”，这一估计与当时党的估计“是反攻与进攻的”，是不同的，是过低的。当时我仅仅根据工人的罢工斗争，大多数还是在防御资本进攻的口号下进行的，就得出结论说：“工人斗争还是防御性质”。很显然这是机械的从死的口号上来估计斗争的形势，而不是从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罢工斗争的坚持，与乎斗争的广大发展和尖锐化等来估计。我因为对于客观形势估计不足，如是在任务上就不会提出去组织工人群众的进攻，就发生各种右倾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当时中央对我这一错误的估计，是打击了的。 二、我在一月中央职工部的报告上分析一九三一年下半期的工人斗争的“缺点”上说：工人在斗争中还是表现各种合法观念（如以怠工来代替罢工，罢工后宣布严守秩序等）。这是把过错推到工人群众身上，不信任工人群众的观点。其时工人群众的斗争是完全冲破国民党禁止罢工斗争的一切法律和命令，而举行罢工怠工。一切妥协的黄色领袖，就拿国民党的法令来恐吓工人，影响工人，“领导”工人走到国民党法律的桎梏之下去。不信任工人群众，“怕工人群众错误”的观点，在我是有了长期的历史。一九二七年以前中国工人阶级伟大的革命行动，要求彻底改良生活，对厂主店东采取坚决的群众的制裁等，我曾不相信这些行动是对的，是革命的，要想法来“纠正”一下。这一离开阶级的观点，到现在是还没有肃清。 三、关于怎样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的问题，我曾提议在罢工斗争结束时组织公开的群众的赤色工会，这些“公开的工会”及由国民党脱离出来的工会，彼此相互联合起来，建立“公开工会”的系统，同时又保存“秘密工会”的系统。这种理论，实际上就是“第三种工会”的理论。把“公开工会”和“秘密工会”两个系统相对并立存在，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中实是一种幻想（如果不完全投降国民党的话）。这一理论在党内是受到批评和打击的，但在实际上我还是没有能够了解。在后来工反与工联的关系问题上又暴露了我这一错误。我把工反当作就是赤色工会，上海工反就是工联的公开，两个组织是执行同一个纲领和任务，所不同的仅仅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而已。没有把工反看作是在反帝国主义的纲领上建立起来的广大的联合战线的组织，它（工反）发展的前途，可以成为苏维埃形式的政权机关。因为这一错误的认识，就提议开始把工反的党团和工联的党团合并。结果就是走向取消赤色工会。另一方面又妨害工反执行自己的单独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任务。我的这一错误，是使实际工作受了损害的。 四、赤色工会应派遣觉悟的工人去加入黄色工会，并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革命反对派，但赤色工会不能号召工人群众去加入黄色工会。这一原则我是早就知道的。但在××工厂的工会（赤色工会）应否加入黄色总工会（该产业的黄色总工会）的问题上，我就动摇起来，以为是应该加入的。××工厂的工人既能独立建立自己的赤色工会，而又加入到黄色总工会去，实际上就是领导该工厂的工人去全部加入黄色工会，也就是领导工人去投降黄色工会。 五、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组织暴动，焚烧三友实业社，杀死巡捕田润生的时候，我曾经反对用“追悼巡捕田涧生”的口号去组织群众运动，而应该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动枪杀华人”的口号。因为巡捕是为着执行帝国主义的职务而死，平日是压迫群众运动的，应该对巡捕提出批评指出他们的出路。这实际上就是放弃了争取巡捕的任务。并把日本帝国主义惨杀的中国人中，分为“好的”和“坏的”两种。似乎日本帝国主义杀的是中国的“坏人”（如巡捕），我们就不去反对或追悼，必须杀了中国的“好人”（如杨同恒）的时候，我们才去反对和追悼。这是标本式的关门主义；因为这不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杀任何中国人民，默认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有杀中国人民的权利。其实我们号召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杀田润生，并不妨害我们同时又批评巡捕平日压迫群众运动的错误，号召他们站到民众一方面来。 六、我在职工部的报告上说：“由抵制日货所产生的痛苦，共重担也压在工人阶级的身上。”这种说法很显然是错误的。抵制日货的结果可以产生“经济恐慌”，产生“痛苦”，那末还去抵制日货干什么呢？资产阶级借口抵制日货来加紧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加重工作，关厂停业等），我们就应该领导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这里提出抵制日货的“痛苦”及“经济恐慌”一类的说法，实际上是替资本家作辩护。在文件的后面说到，“抽收中国工厂房东以重量的‘救国捐’，来救济罢工失业工人”，而没有说明向什么政权机关来”抽收”，这在国民党的政权之下，就完全变成了反动的口号。 除开上面这些具体错误之外，在实际工作中我是忽视了青工女工的工作，代工反起草的章程上，将青工部女工部漏掉了。在指导工反的工作中忽视了武装工人，组织总罢工及组织群众的反帝反国民党的政治运动，表现我的经济主义的错误。代工反起草募捐启事上，表现了一种可耻的乞怜的态度。代全总起草的反对国民党工厂法的决议上，没有把苏维埃政府的劳动法和固民党的工厂法对立起来，并还说出国民党工厂法不是绝对压迫工人阶级的话。我参加起草的全总的工作计划，没有能够拿住全总目前紧急的战斗的任务，在职工部的报告中表现对一个工厂的罢工的胜利没有信心。同时在我的工作中表现了事务主义的精神，而在领导的方式上表现了官僚主义的方式。没有能够布置整个工作，拿住中心，仅仅去作一部分的工作。以上我的这些错误，当然不只是部分的一时的钳误，而是整个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工会之所以不能在最近转变，全总工作之所以不能领导目前的工人斗争，没有完成党所给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个人的机会主义的领导，自然应负更大的责任。此次中央为着使工会工作有彻底的转变，而彻底改造党在工会中的领导机关以至撤消我的领导工作，在党和工会中发展广大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完全正确。 我个人当然担保我自己要深刻的研究我这些错误的教训，追索发生这些错误的根源，在实际工作中来改正我的这些错误。同时并将我所有的错误拿到党员和会员的群众中去，来发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使工会工作能有更快的转变。 （载《斗争》第9期，1932年4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