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艺生活

　　我的学艺生活，既不是带象征性的学习，也不是“广义”上的学习。它并不是不可思议的，请读者不用感到惊奇。我这里所要写的“学艺”生活，不是指那种人们一生都应当从事的宏伟意义上的学习生活，而是指一个“学徒”的那种简单、平凡的学艺生活；他在某一个真正的“师傅”手下，由一名具体的“伙计”向他传授某种正正经经的、并非不可思议的普通手艺的奥秘，而且他也必须汗流浃背地、用粗糙硬结的双手“卖苦力”，直至掌握“手艺”的全部诀窍为止。我的敌人们知道，我是属于那种“选错了职业”的人。这话已经有人对我说了无数遍，可惜他们还是有权利这样说。而我自己也不得不深感悔恨地承认，我曾经选错过那么多的职业，以致我根本无法把它们数清。但是有一点，我的敌人无法在背后诽谤我，他们不能说我是一个“走江湖”的。我确实学过一种手艺，而且学得非常地道，甚至符合同业公会的标准。如果我们在国会里的那些留恋于行会制的老古董们^[1]认为，凡是没有正规学过一种手艺的人，都没有资格评判我们的经济状况的话，那末我可以有恃无恐地向他们大声喝到：你们用这话难不住我。我甚至还可以说：你们不妨把你们的资历证明书拿给我看看。而我是有的！我也是出生在亚加狄亚之乡^[2]，在手工业行会的神庙里呆过，并在那里被授以圣职的，因此我就有应得的无可争辩的权利，作为一个知道内情的行家，来谈论粗陋的手工行业，以及那些有着女神似的长耳朵、甚至长指甲的鼓吹行会制的老古董们。对不起，这类怪物现在的名称是“同业公会”。
　　我确实在一个受人尊敬的行会师傅那里学过艺。我学会的是一种最受人尊敬、最受人崇拜的手艺：木匠手艺。
　　我说这话不是开玩笑，而是极其认真的。在当时，我更是异常的认真。我记得那是公元1846年，也就是五十二年前。那年的前一年，我不自愿地勉强到柏林去上大学，然后又更不自愿地勉强回到了故乡城市，上了当地的大学。当时我二十岁。由于我十六岁的时候，就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我在最后几学期就已经提前取得了升入大学的资格。但是尽管我可以提前毕业，然而到了我进入大学的那一天，我竟毫无主意了。我面临这样一个问题：Qùe Faire？〔学什么？〕将来干什么？我出生的是这样一个家庭，其中除了出过一个唯一的“叛国者”和“煽动者”^[3]以外，其余的全都是学者、官吏和军官，因此我似乎也应该从事于所谓的“为国效劳”。然而，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憎恶这种“为国效劳”，不管它采取的形式如何。至于我应该尽忠效劳的“国家”又是怎样的呢？在这个黑森的小公国里，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人有所作为。我也没有兴趣像我其他的许多亲戚那样到奥地利去，因为那里的统治者，他的名字叫梅特涅，从我童年时代起就成了最坏、最可恨的人物的代表。他反对德国人民，反对德国所追求的一切伟大和自由。他是臭名昭著的讨伐军中的最高统帅，是制定声名狼藉的“追究煽动者法”^[4]的元凶！他不仅仅统治着奥地利，而且统治着德国的其余地区，甚至超出了德国的范围。“追究煽动者”的卑鄙可耻，岂不比昔日信鬼神时代的女巫的审问更为阴险恶毒吗？因为在以往那个时代，世界上还都相信魔法和巫术，而当时梅特涅和他的刽子手们，则是在对时代精神犯罪。他们大概认为，所有觉醒了的人们都与他们所要迫害的那些人有基本相同的观点。试看“追究煽动者法”不正是从我高贵的家庭中也找到了一个牺牲品吗？
　　我上面说过，在我出生的这个官吏与军人的家庭中有一个例外的人，他就是传道士魏迪希。此人在1835年春天由于“煽动活动”被捕，经过将近两年的监禁和阴险残酷的审讯，于1837年2月23日发现他倒在自己牢房的血泊中。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毫无疑问，他在肉体上遭到最残暴的虐待。几乎可以肯定，他曾遭到难以忍受的残酷拷打，终于导致他企图自杀。但自杀没有成功，于是他被他的死敌（一个故意充当他的审讯官的人）不是直接就是指使别人杀害了。我当时才十一岁，可是尽管人们当着我的面根本不提及或者只是含蓄地谈到这件可怕的事情，我还是知道事实的真相；尽管我并不认识我的这位表亲外祖父本人（魏迪希的母亲嫁到李卜克内西家），但这可怕的家庭悲剧却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终于决定我一生的印象。这出悲剧使我看清了我们的政治状况。它留下的深刻印象经常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出现，纵然到了不再需要出现的时候，它也不能从我的记忆中磨灭。我的故乡城市吉森，当时还是一座大约有八千居民的半乡村城市（我至今还记得它那四处游牧的家畜），可是它在参加大学生协会运动方面却比德国任何一座大学城都走在前面。德国大学生协会运动是在为自由而战的人民遭到侮辱性的欺骗之后兴起的。在耶拿的大学生协会中，“穿黑长袍的吉森人”^[5]代表比较激进的一派。（由于他们穿着黑色的高领紧扣的老式德国长袍，因而得名；后来雅恩^[6]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还穿着这种服装。）协会中的福伦纽斯兄弟^[7]、福格特教授（帝国代理人福格特的父亲）、魏迪希和其他许多人，都是来自吉森及其附近地区的。在当年的居民中，吉森人素以坚强与独立的精神著称。直到今天，吉森人还为他们淳朴、粗犷、率直的性格而自豪。叛逆精神（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革命精神）在吉森人中间找到了最优越的培育的土壤。在德国，再也没有一个其他的地区像我们上黑森乃至整个黑森大公国那样，在“追究煽动者”时有如此之多的牺牲者。没有一个家庭领受过当地侯爵们“慈父般的爱”，从而不为他们的某一个亲属所牵连而蒙受德国的这种灾难。这一切都在我的心灵深处打下烙印。我周围的人愈是考虑到要避免给我刺激而千方百计地在我面前隐瞒一切，我的烙印愈是深刻。每当我心中想起这些事情，我的血液就立刻涌到脑子里，使我激动万分，以致我怀疑我的心是否还耿直诚实，是否会产生某种歹念。唯一的结果是，这一切使我的内心更深地埋藏着叛逆的思想和愤怒。因为，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已双亡，我没有一个能倾吐我的感情和思想的亲人，所以我就习惯于离群索居，性情孤僻。这种习惯或者说性格，虽在我以后的生活中使我安然自得，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使我付出巨大的代价。
　　早在去柏林之前，我就确定了我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只能采取敌对的态度。至于宗教，在我内心深处早已清除得干干净净。尽管我受的教育是相当自由的，但是毫无疑问，我在中学里也曾潜心学习过非常正统的神学课。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一书，使我从神学转向哲学，并且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由于我在这期间见到了圣西门和其他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文章，所以我不久就很快从神学和哲学的天空中回到世间和现实的坚实土地上来。我生来讲究实际这一“不易更改的路德派的农民本性”，使自己逐渐有所觉悟，只是非常缓慢罢了。弗朗茨·梅林博士以他特有的敏锐，很快就发现了我的这种农民本性。了解一个人的活的心和活的脑子，要比阅读书籍和报纸困难得多。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这种路德派的讲究实际的农民本性不得不在我内心深处，与那种蛰居家中冥思苦想的本性作斗争。我从一只性好蛰居家中的毛虫，蜕变成一只政治蝴蝶。对于这种蜕变，再也没有人会像我的中学老师和最初的大学老师那样感到惊奇。他们所有的人都曾经预言我将由一条安稳的学者道路。但是他们完全估计错了。此后又预言我会找一项轻松而又稳当的工作，而这预言也没有实现。我的“蜕变”与其归咎于我自己，不如归咎于我的恶劣的环境。不妨夸大地说，是恶劣的环境打消了我各种最美好的生活计划。何况实际上，计划还没有考虑成熟呢。在柏林逗留期间，我不得不作更多的考虑。我一直沉浸在冥思苦想中，它虽没有使我作出最后的抉择，却把我带到了通向抉择的道路。在这里，我不想多纠缠细节。因为我考虑到：1848年以前的世界是如何显现在一个二十岁的充满幻想的青年人的头脑里的？在他内心里翻腾着的一切又是些什么？哪些突如其来的矛盾冲突在他心里互相冲撞？——这一切都不是三言两语就能交代清楚的。昔日的回忆犹如泉水喷泻，滚滚而至，以致我今天不得不把水堵住。
　　话说回来。我到了柏林，那种大城市的生活在我的思想与观念上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我把没有排课的时间用来学习社会主义和政治，而在课堂上则听过谢林、米歇勒、特伦德伦堡、伯克、格林兄弟和拉赫曼等人的讲课。我找到了几个意气相投的同学。我们一起读书，有时彻夜地讨论，而且还能有幸带着报纸副刊进入“神圣家族”（鲍威尔兄弟）的沙龙和宴会厅。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却把我推到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去。
　　当时有一些波兰人的酒馆，由穿着波兰民族服装的姑娘侍候顾客。我对于波兰人从小就有深厚的同情。我们常常到这样的一家酒馆里去。我的同情心也就炽热地流露出来，于是引起了那家酒馆波兰女招待对我的注意。她戴着一顶康费德拉特卡^[8]帽子，看上去非常清洁。有一天晚上，当我一个人在那里等候我的朋友们时，她在我的身旁坐下，说了一些表示衷心感激的话以后，她说，只有我还相信波兰的未来。她悄悄告诉我，波兰很快就要东山再起了。总而言之，我知道了她是一个杰出的波兰爱国者，并且知道了波兰行动党的密谋，准备在波兰境内的普鲁士占领区、俄国占领区和奥地利占领区以及在克拉考发动重大的事变^[9]。以后一有机会，我们就继续这样的谈话。后来我又和几个年轻的波兰人有了联系。如果那次波兰普鲁士占领区爆发的起义没有因为事先败露而被扼杀在萌芽中的话，也许我早已成了我的德意志祖国的敌人，首先作为支援波兰的志愿军参加了战斗。德国人对波兰所犯的罪行使我内心苦闷；那位女招待——美丽的达娜·雅罗琴斯卡的眼睛更使我的灵魂焦灼不安。是她用原文唱给我听那首《波兰还没有灭亡》的歌曲；是她在我政治上迷惘因而从事学习和漫游的年代，给我提供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证明妇女是不可否认的鼓动者；基督教会之所以能了解真情和揭露真情，主要应归功于妇女们的力量。话又得说回来。有一天，在柏林，同时也在普鲁士管辖的波兰几个省内，进行了一次大逮捕。我认识的那几个波兰人突然失踪了（后来，其中有一个人在对波兰人进行的大审判中出现在被告席上），达娜·雅罗琴斯卡也不见了。我当时是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而且看上去显得更年幼、更老实，因而肯定不会有人相信我能干出什么坏事，所以我没有受到什么牵连。只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即1846年3月，我从柏林回家途中，顺路穿过萨克森的瑞士到达波西米亚时，在那里被奥地利的宪兵扣留了。尽管通行证完全符合手续，我还是被带到警察局，经过简短的审讯之后，被作为参与波兰阴谋活动的嫌疑犯而逐出奥地利，并且及时地“右边一个宪兵，左边一个宪兵，罪犯在中间”^[10]被押送出境。
　　这是我第一次被驱逐。在我内心深处展开的这场良知与讲究实际的本性的斗争中，这一次冒险经历肯定没有帮助良知取得胜利。但那时我仍没有作出任何抉择。我在思想上醉心于到一所大学去当教师。在我中学学习宣告圆满结束之后，我内心所活动并酝酿成熟的就一直是这个想法。甚至可以说，当一个教师是我一生梦寐以求的最美好的理想。我在流亡期间和在以后的日子里不得不从事二十五年之久的教书工作。在有了这样一段教书经历之后，我甚至相信，如果我能当一名职业教师，那肯定是没有选错职业。
　　然而事与愿违，我未能从事我最喜爱的职业。我聊以自慰的是，我认识的不少人也都有同样的遭遇。我还从未认识过什么人在生活中一直是如愿以偿的。谁认识这样的人呢？
　　我想成为一个讲师。我清楚地知道，布鲁诺·鲍威尔和其他一些人是如何在普鲁士受到惩罚的。但是，我可以在德国的其他任何一个邦里当讲师。可惜我没有很好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结交权贵们，而障碍恰恰就在于此。这些权贵们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是严格的正统派，因此要结交他们，就得有个绝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我必须信奉严格的正教。而这一点正是我做不到的。我和他们曾经有过许多争执、摩擦和冲突，而最终还是无可挽救地破裂了。当讲师既没有希望，但我总得干点别的事。一定得干些事！可是干什么呢？当我绞尽脑汁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德国的黑暗我也就看得一清二楚了。一个年轻的法国人或者英国人，他们有广阔的领域可以去从事卓有成效的、受人尊敬的工作。可是我，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却无所事事。如果我不想成为一个无赖，不想放弃我的个性，不想对自己犯罪，我在德国就无事可干。我也曾经想到过攻读法学。我不是想当法官或者行政官员，而是想当律师或法律代理人。这是一种尊贵的、高尚的职业。可是在德国，我的这一理想也烟消云散了。我们的法律程序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公众充当阳光与新鲜空气，怎么可能有健全的法律呢？虽然在黑森的莱茵地区采用法国的法律程序，实行公开审判和辩护，但是在莱茵河的彼岸，作为上黑森人的我，如果我不履行某些手续的话，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律师。可是，如果我一旦履行了这些手续，我也就戴上了耻辱的桎梏。
　　在德国，世界对我来说都是用木板钉死了的。甚至可以说，我是在牢笼里；不管我如何愤恨、如何满腔怒火地摇撼着铁窗栅栏，我在德国依然是个囚徒，甚至比囚徒更糟糕，是个农奴，是个奴隶。不然的话，我就得去当一个狱吏或者一个奴隶的监头。可是我不能这样，因此我只能冲出牢笼去！冲出去！
　　在这种思想情绪之下，必然产生逃奔到国外的想法。去当移民如何？虽然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听说过许多关于移民的事，而且就在几年以前，我的一个叔叔也刚去美国。然而我一想到出国，就不禁感到畏惧。我仍然希望，在德国或者欧洲的某个地方，能有拯救的行动来结束这种统治制度。我像一个站在桅楼上的水手，查看着天气变化的征兆，希望能在热带地区看到天空中的一小片云彩。和波兰人是已经无事可干了。在瑞士，自由派的几个州和基督教派的几个州之间正在争执不休。在法国，反对“资产阶级国王”腐败统治的反对势力正在不断高涨。
　　然而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德国，我找不到一个固定的、我能依靠的基点，也找不到我能全力以赴的事业。我甚至比狄更斯的米考伯先生^[11]（虽然他在当时尚未问世）更为迫切地渴望着周围能否“出现一点什么事情”，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出现。
　　而我再也不能在牢房里忍耐下去。家境和政局使我一天比一天感到不愉快。
　　在吉森，大学生成立了一个较大的协会。这些大学生虽然对社会主义只有很少的了解，但对德国现状的看法却和我相近。传道士魏迪希的儿子和一个侄儿在那一学期上了大学。我只要一听到魏迪希这个姓，就激起我内心的无比愤慨，激起我良心上的不安与复仇的欲望。从他懦怯的、显然妨碍了他个性发展和才能发挥的性格中，当时就有人看出并且预言，杀害他父亲的凶手们把这个小儿子的生气完全扼杀了；他们是犯了双重的谋杀罪呀。这个年轻人渐渐地萎靡不振。他没有力量承当落在他家父头上的如此巨大的罪名，更没有力量去复仇。他，一个小小的哈姆雷特，在命运加给他的重担下，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连一时一刻的重新振作和复元也不可能了。这就构成了一出不流血的悲剧。不流血的悲剧甚至比流血的悲剧更动人心弦。他终于成了这出悲剧的牺牲品。
　　今天，当德国像一具活体解剖的野兽那样让那些腐败的政客和想入非非的低能儿任意实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回想到过去的国家中那些权势者们是如何剥夺公民权和进行迫害的。过去的国家看来要比“未来的国家”^[12]危险一千倍。今天我们加倍地感到有必要和有责任，来提醒人们记住那些宗教家长式统治所留下的卑劣的罪行。
　　当我还在柏林逗留期间，我的一些伙伴已经参加了一个移民团体。这些人打算在第二年——1847年离开德国。这样，我就再次（可以说是无意中）找到了一条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环境的出路。这种摆脱未必就是逃避吧？如果在欧洲有我发挥作用的场所，难道我就不能再回到欧洲来吗？我只是要有所作为，而且必须有所作为。一看到统治的现状，我就热血沸腾。如果一旦有了我可以发挥作用的机会（我毫不怀疑，这样的机会是会来的）或者有实现我理想的更好时机的时候，难道我就不能从那新的世界赶回到旧的世界来吗？而且，在本国的鸟笼里，我的翅膀已经僵化；在伤人元气的愤怒中，我的精力已经耗尽。如果我能在自由的空气中锻炼得更加坚强，变得更加朝气蓬勃，到那时，不是可以再回来吗？来来去去完全可以由自己作主。这样，我先前对出国的畏惧便日趋减少了。一年半以后，即1847年秋天，我终于决定，如果国内情况得不到改变，或者根本看不到会有什么改变能使我留下来的时候，便远涉重洋到海外去。当然，在思想上我还是保留了归来的打算。
　　我对这段情节的描述，比我原先想要说的长了一些。但是，我在这里讲到的并不是我个人的个别情绪和思想矛盾，而是当时德国那些活跃的、富有进取心的青年所普遍存在的情绪和思想矛盾。当时德国的青年正处在这样一个转折时期：起初他们厌倦欧洲的生活，但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可厌生活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根源；后来都普遍认识到，只有与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根绝产生“厌恶欧洲”的原因。
　　出国的风气越来越普遍，而且如我前面所说，在我们黑森大公国尤为盛行，甚至波及最上层的社会。比如几年以前，便有一个贵族团体，想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一个贵族的乐园。这项计划曾付诸实行。起初，从得克萨斯传来十分动人的报告，说一切进行得极为顺利。为了纪念领导这一事业的佐尔姆斯—布劳恩费尔斯侯爵，将在得克萨斯建立一个新的布劳恩费尔斯城堡。可是不久发现，贵族先生们并不愿意劳动；同时，那些本来应该为这些贵族先生们干活的子臣——市民和农人们，也没有兴趣去建设一个贵族的乐园，于是产生了纠纷。最后，这块殖民地便告吹了。今天，打着“殖民政策”的招牌而仍旧梦想着在海外建立贵族乐园的容克先生们（由于他们觉察到本国“旧世界”的黄金时代正在结束）似乎完全忘记了那次以及后来相继建设起来的许多贵族殖民地惨遭失败的命运。这种只有贵族先生们和豪门望族中的人能够理解的容克理想，除了容克阶层自己的人以外，谁都不会对它感兴趣。特别是离开了祖国的德国人，更不愿意和这种“贵族理想”有任何瓜葛。因为他们远离祖国，就是为了摆脱容克的统治和各种各样的压迫。谁也不愿意在幸免桎梏而获海外的自由之后，重新给自己的脖子套上辔头，去受容克和警察的奴役。如若真是这样，人们不禁要失声嘲笑，他是否迂腐得像唐·吉诃德一样。可是在容克贵族中，却有不少人对这个道理是莫名其妙的。他们的头脑中总是幻想着他们的世界政策，即依靠从祖国移居出去的德国人来建立一个“德意志世界王国”。这种狂妄的想法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一个健康人的头脑极容易理解的最简单的事实。
　　在我作出有保留地移居国外这个决定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准备。同去的伙伴们把目的地确定为威斯康星州。当时那里人口还很稀少，而气候、土壤、交通等条件，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最适宜的。所有的参加者都可能为自己购买到土地和其他必要的设备。我们要成立一种农业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原则上不废除私有财产，只是应当保证我们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同时我们也很聪明，绝不受他人先例的束缚，因为罗伯特·欧文的共产主义殖民地的失败，我们都是了解的。此外，我还坚持保留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退出和返回故乡的权利。
　　由于我们所要去的是未开垦的边缘地区（今天已经没有这种地区了），所以我们必须艰苦创业，善于干各种活，甚至最艰苦的活。为此，我们必须增强自己的体魄，造就吃苦耐劳的能力，学会干各种杂活。在这以前，我除了走路、跑步、滑冰和击剑之外，从未进行过其他运动，于是我就积极地学习游泳和射击。我还兴致勃勃地练习以前觉得是单调乏味的体操。一句话，我按部就班地锻炼我的体魄。这对我以后的生活（尽管它并不是像我事先预想的那种方式）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还不够。到美国那边去的最初的劳动，将是伐树和盖一排排的木房，这就必须能够和斧子打交道。本来我对这种农村的活儿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在一个住在附近的细木匠那里使过刨子，锯过料，投过榫头；而当我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愿意为自己家里或者替有交情的人家干点木工活了。因此，我在使用工具方面并不完全是个生手，只是要盖木房，我的本领还不够。
　　于是，我决定和一个未来的旅伴一起，到一个木匠师傅那里去学手艺。这时碰巧有一个好机会：那座拱形的兰河桥像一个驼背似的，早已成了人们讨厌的交通障碍。经过十年的深思熟虑之后才终于决定另建一座平桥。桥的工程已进行了好些时日。为了桥拱需要有一个木架（今天也许已采用别的建筑方法），用来支撑拱门直到全桥竣工。构搭木架的任务，有一部分委托给了当市政参事的木匠师傅巴尔塔扎尔·赫伯特。他不仅和我们家里人而且和我本人也非常熟悉，于是我去求他的情。他立刻对我和我的同伴愿意在他的木工场上自愿帮工表示非常满意。他把我们交给一个“木匠伙计”约翰奈斯·罗姆一起干活。小罗姆对我们也非常认真地尽他的责任。我们每天除了干六小时正活外，还要和其他学徒一样干许多别的杂活。这样，我们在经过一个半月之后，就能提升到“伙计”一级。自然，为这种事情还得奉送一台小小的酒宴才行。我做木工活是相当卖力、相当刻苦的，所以我曾多次被那位正直的市政参事当作其他“伙计”的表率。
　　我的学艺生活只是在八月份里，由于某种缘故而中断过几天。这是由于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总算不应当有的行为而引起的。关于这件事，在我那位对现代史极感兴趣的六十年代的朋友鲁道夫·芬特的自传中有详细的描述。我们大学生和大学评议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次冲突本来完全是非政治性的，可是警察当局从中起了作用，使它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我们进行集会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在这方面，那个以后变得非常驯服的大学生韦尔凯尔尤其锋芒毕露。他是那位在巴登深孚众望的吉森人韦尔凯尔^[13]的侄儿。由于这种亲戚关系，当时我们几乎把他看作是一位高贵的人物。当局不愿让步。他们威胁说，要把附近的布茨巴赫的骑兵队请来。对此我们哈哈大笑。当这种威胁即将变成严重事端的时候，出乎这些教授先生们和“市侩们”意料之外的是，我们竟庄严地撤出城去，登上了“神圣的山”，即坐落在吉森和马尔堡之间那美丽幽静的兰河峡谷边上的风景如画的施陶芬山上。这就是那次著名的、在当时的许多绘画、散文和诗歌中备受颂扬的“到施陶芬山上去的撤退”。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8月7日的事。这个日期是记在我的一张照片上的，但是我已记不清这是那次上山的出发日期呢，还是我们大学生乘兴聚餐时拍照的日期。总之是8月里的一天，当轻骑兵（“Chevauxlegera”）从这一端的城门进来的时候，我们正好从另一端的城门出去。那天天气十分好。好心肠的吉森的市民（现在我们才发现他们是多么喜欢我们）给我们各种好吃的食物。啤酒多得流成河。这是为期三天的愉快的大学生罢课以来唯一的一次畅饮通宵的聚餐会。它给每一个参加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回忆。大自然如此瑰丽。眺望远方，映入眼帘的是富有烂漫气息的古代遗迹，它们简直能和鲁德尔斯堡媲美。青年们虽然胆大妄为，但要知道，他们是在为一种权利而斗争，因而一切也就显得无可指责了。
　　这时候，我已不再腼腆羞怯，甚至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演说家。我听到同学们发出简短而又非常坚决的誓言：绝不谈判。不论情况如何变化，我们的条件未得到全部满足，便绝不回城。而评议会方面，则有鉴于市民们迫切的愿望，已在悄悄地进行试探。
　　大家都宣了誓，并且在一张表达我们决心的文件上签了字（这份文件也可在芬特的遗著中找到，它是影印而作为该书插页的）。此时，评议员先生们内心可感到不安了。他们要求我们派一个代表团去，向最高评议会陈述我们的愿望。代表团选出来了。我们快要到达吉森的时候，就受到男女市民们殷勤的接待。他们陪同我们来到大学的楼房前，恳切地请求我们考虑，让吉森城不久就能重新得到她自己的大学生。他们还特别提醒我，说我本来就是“这个城市的孩子”。这些都是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我在内心赞美我的吉森”。它固然不是个小巴黎，但它终归是吉森。每当我远离斗争的烟尘，孑身于安谧与闲暇中时，我就想起我的可爱的吉森，想起她那秀丽的景色；在她幽静的四周，从我童年时代起，我从未踩到过一块石头。——我说的安谧与闲暇，不是指那种监狱中的寂静和空闲，然而直到如今，我也只有到了监狱中才有闲暇独身自省，回味往事。
　　在评议会前，事情进行得并不像事先策划的那样顺利。一个大学生（不是吉森人），在严厉的、用非常严肃的目光望着我们的全体评议员面前，简短地陈述了我们的愿望。尊贵的校长先生的回答也同样简短而且生硬：“只要大学生们还坚持对抗立场，就说不上谈判。你们可以告诉你们的同学先生们，先于一切的条件是你们必须回到大学里来。那时候，随时准备宽大为怀的评议会才有可能满足你们合理的愿望。”听到他这番话，我全身的血液顿时涌到脑袋上来。可是我们那位发言人却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于是我走上前去，竭力克制住激动。我说，评议会把事理完全颠倒了。它没有权利向我们提什么条件，而只能接受或者拒绝我们的条件。
　　评议员先生们面面相觑。校长用很不友好的目光打量着我，毫不客气地告诉我们可以走了。后来，我为这一被认为过火的行为而受到了责备，虽然我当时仅仅是表达了我们在“神圣的山”上大家都表示过的决心。一个天才的漫画家（不过他是一名神学系的学生，而且以后也选错了自己的职业，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他叫“普罗伊斯欣的天才”。人们就是这么称呼他的，在大约十年前的《法兰克福报》的一则讣告上还这样称呼他。）曾经作画描绘了那次撤离和这次谈判的场面。他把我画成了一个古罗马判官的役吏，手持执法的刀斧，向惊恐万状的评议员先生们的身上砍去。
　　也许我的那种非外交的（大约也是非议会式的）举动所造成的后果并不怎么坏吧，实际上评议会把一中队的轻骑兵撤出城去了。这等于是向我们作了全面让步（当然还有一些附加条件）。这样，我们就作为胜利者，雄赳赳地回到了欢欣鼓舞而隆重迎接我们的城市。正当我们的队伍通过街道的时候，我的一位老师对我说：“可是小威廉，你也实在没有必要那么粗鲁！”这位老师是非常喜欢我的。甚至在三十年以后，当我早已长大并且已成为一个“叛国犯”的时候，他还用亲暱的“你”来称呼我。至于他为什么要叫我小威廉，这也是极容易明白的。因为，我在文科中学（在我们吉森干脆就叫班级；我十五岁就离开那里了）的时候，身体发育很慢，个子相当矮小。当时我长得像一个小孩，因而常常遭到许多嘲笑和揶揄。人们常说：身体不长，智力早熟；也就是不长个儿，尽长心眼的意思。我就正是如此。我虽然智力早熟，但所付出的代价是不长身体；我是在大多数人已停止长高的年龄才开始长高的。
　　我们这一次“撤离”，从序幕到尾声一共是八天。除了这八天之外，我每天都到市政参事赫伯特的木工场上去干活，直至学期与秋假结束。
　　这以后，我没有再留在吉森。因为对于这次“撤离”虽然答应不加追究，但是不少带头积极活动的人都得到了暗示：他们最好到别的大学去继续他们的学业。我本人也在背地里得到了类似的劝告，它实质上就是官方的强令退学，不过婉转体面一些罢了。我准备离开吉森，前往离我们这里有五小时路程的马尔堡。那个城市和那里的大学，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非常熟悉。从那里我还能够和吉森的朋友们保持最密切的个人联系。在我离开之前，我还是去当完了木工艺徒，并且正式成为一个“伙计”——只是我没有成为一个“师傅”。我得到了一张正式的有法律效用的证明，证明我通过勤奋的学习，熟练而有成效地掌握了高尚的木匠手艺。同时也没有缺少传统的仪式：行会举行了一次丰盛的宴会，按照行会的规矩畅饮一番。这样我从1846年秋天起，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Genosse”〔同行〕。这个词在低地德语和汉撒德语中变了音，成了“Genote”；然后又在大学生圈子里流行的德语中被故意糟蹋成“Knote”，意思是“粗卑之人”，于是我就成了“粗卑之人”。对此我并不介意，因为从本来的意义上讲，我就是一个“粗卑之人”。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无损于我的路德派的农民本性。
　　二十八年以后，我在吉森附近的维泽克（Wieseck）为竞选国会议员发表了竞选演说。这是一篇社会主义的演说。正当我站在台上时，我突然听到一个人的声音：“啊！原来是你呀！”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子挤过惊讶的人群，走到我的跟前，神色显得有点尴尬。“您认识我吗？我是约翰奈斯。”“啊，我不认识您了！”“可是我还认识您。您还记得您想到美国去而学木匠手艺的事吗？是我和父亲一起教您的！我父亲现在已经去世了。”
　　回忆犹如生命，经过几十年的干涸，它们枯死了；一旦给它们加上一滴清水，它们就又重新生机勃勃地活跃起来。我和家乡已经完全隔绝了二三十年。在这期间，我一直奔波劳碌，忙于为生存和其他各种事情而斗争。对我的家乡，我已经忘却了许多；那田园诗般的木工场也淡忘了。现在，一切又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
　　“啊，原来是您呀，约翰奈斯！”我从讲台上跳下来，紧握着高兴地欢笑着的约翰奈斯的肥大的双手。他就是我在木工场上两位师傅中年轻的一位——小约翰奈斯·罗姆。
　　我们热烈地庆祝这一次会晤。这次会晤也给我带来数目可观的选票。两位约翰奈斯曾经是热情的党员同志。我说“曾经是”，是因为小约翰奈斯今天也不在人世了。朋友奥尔别希从吉森写信给我说，十二年前的1886年，他不幸淹死在兰河中。我不会忘记你们这两位善良的约翰奈斯！
　　再说到我自己，我很快就离开了吉森。1847年深夜，我在经过了暴风骤雨般的两学期和一系列涉及政治的冒险事件之后，就要踏上远涉重洋的旅途。或者说得确切一些，我要踏上前往鹿特丹^[14]的旅途。可是，实际上我只是到了美因兹^[15]。我没有前往美国，而是到了正在酝酿着分裂主义同盟战争的瑞士。1848年2月，也就是刚好五十年以前，我从瑞士到了巴黎，并在巴黎参加了海尔维格的外国人军团。这以后又到了瑞士，接着到了巴登，然后是进了监狱，如此等等。

　　原载《新德意志评论——自由论坛》（Neue Deutsche Rundschau——Freie Bühne），第9年度，1898年第1—2季度，第396—406页。

感谢 BRS 录入，勇敢的战士校对

^[1] 〖原出版者注〗这是对德意志帝国国会中反动党派代表的讽刺称呼。这些代表们要求退回到中世纪的行会制度。

^[2] 〔中译者注〕亚加狄亚（Arkadien），原为古希腊一地方，风景幽静，人民以牧羊为业。常用此来比喻世外桃源，田园诗般的恬静质朴的生活。

^[3] 〔中译者注〕指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魏迪希（Friedrich Ludwig Weidig,1791-1837）。参阅本书《前言》中的注释和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卷，第82、84-85页。

^[4] 〖原出版者注〗1819至1840年间，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代表人物被德国反动派诬蔑为煽动家，德意志同盟议会因此通过法案，对所谓“煽动者”进行迫害、审判或流放。

^[5] 〖原出版者注〗“穿黑长袍的吉森人”，是指吉森大学生中的反对派。1816年末他们集会组成一个秘密的政治协会，并在黑森和拿骚地区建立一个组织网。他们主张从事暴力革命，在反封建斗争中依靠劳动群众。

^[6] 〔中译者注〕雅恩（Jahn），见本书人名索引。

^[7] 〔中译者注〕福伦纽斯（Follenius）兄弟，即福伦（Follen）兄弟，见本书人名索引。

^[8] 〖原出版者注〗康费德拉特卡（Konfederatka）是一种波兰的民族服装，用毛皮镶边的高高的四角形帽子。

^[9] 〖原出版者注〗波兰爱国者为反抗外来占领者统治的起义于1846年在克拉考（Krakau）（即今克拉科夫——Kraków）爆发。这次起义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军队镇压。

^[10] 〖原出版者注〗这是套用歌德的一首诗《1774年夏季科布伦茨的宴会》（“Diner zu Koblenz im Sommer 1774”），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右边一个先知，左边一个先知，凡夫俗子在中间。”两位先知是指瑞士作家约翰·卡斯帕尔·拉瓦特尔（Johann Kaspar Lavater）和教育家约翰·伯恩哈德·巴泽多符（Johann Bernhard Basedow），歌德自称凡夫俗子。

^[11] 〖原出版者注〗这是查尔斯·狄更斯在1849-1850年发表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乐观主义者典型。

^[12] 〖原出版者注〗“未来的国家”（Zukunftsstaat）是资产阶级用来指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使用这个名称含有挑衅的意味。1893年2月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其他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们在一次由资产阶级议员们挑起的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辩论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未来国家的原则。

^[13] 〔中译者注〕即卡尔·泰奥多尔·韦尔凯尔，见本书人名索引。

^[14] 〔中译者注〕鹿特丹（Rotterdam），荷兰南部的城市。

^[15] 〔中译者注〕美因兹（Mainz），德国黑森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