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他看到了历史的远景
艾尔柯列·格拉齐亚德伊
1920年8月。革命还不满二年。各种代表团和形形色色以个人身份访俄的外宾——从最重要的活动家到无名小卒和骗子手——云集莫斯科。其中有粮食专家费尔南多·波查尼率领的意大利合作社代表团。一路上经过的地名，可以令人想见当日旅程的特点和艰巨：罗马、柏林、哥木哈根、斯德哥尔摩、赫尔辛福斯、烈韦里、彼得格勒。
扎钦托·梅诺蒂·塞拉蒂[1]率领的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其时也在莫斯科。
晚上我们接到通知，说是列宁将于翌日上午接见我们——两个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曾不止一次地被人描写过它的简朴甚至寒怆：平平常常的家具，蒙着黑漆布面；写字台可能是上世纪部委办公室里使用的那一种。除了已经听说过的而外，我还可以补充介绍一具电话机，有摇把的，安在桌子上，整个谈话过程中没有通过一次话。沉默的电话机，如果需要，能够随意说明很多问题：它们能够说明它们的主人的个性。
我感到很惊奇：原来这个人个子不高，蒙古脸型，衣著朴素。在我国，这样的衣服是小学教员穿的。他穿一件白衬衣，系着领带，并没有穿农民的斜领衬衫。当时，斜领衬衫在俄国领导人中间，犹如今日橄榄色上衣之于古巴领导人。
这个人在他周围引起的尊敬一望而知。他与会见时在场的其他两三位苏维埃领导人之间说话的语气表露出这种尊敬是出自内心的，是符合集体管理党和国家的方法的。集体管理的方法使许多人大为惊诧，是这个新世界的出色的特点。
这一夭我感受很深的东西中，有两件在我的脑海里超出其它一切东西：其一是列宁对电气化即国家发展中电力问题的重视（在场的某些人当时几乎把这看成是盲目崇拜）；其二是列宁研究意大利局势的过细。
那些日子，夺取工厂的运动正在我的祖国风起云涌[2]。列宁问客人，他们对这一现象是什么想法；但客人却是被问个措手不及。在这种场合，发言的人不一定比别人更清楚。代表大家回答的是国会议员恩利科·杜果尼[3]。他大致是这样说的：“我们（意大利社会党人）不急于举行革命。我们掌握看各劳工局，通过它们既监督着工业，也监督着农业；我们在意大利所有或者几乎所有市政府中占多数，我们通过社会主义公社同盟对它们进行领导；我们有密布的合作社网，它们是对全国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总而言之，我们有政权的一切好处，而不用承担政权的责任。”
他还没有说完，列宁便用稍稍有些结巴但绝対正确的、表明列宁有精深文学素养的法语打断了他的话：“你们的劳工局将被烧毁，你们将被赶出你们的市政府，你们的合作社将被砸烂！”列宁解释给我们听，既要冒犯财富的占有者，就不能不同时去夺取政权，不管这会承担多大的责任，付出多大的努力。否则，社会党人便会成为生理学家们都知道的机体排斥异体过程的牺牲品。
不到三个月，1920年11月21日，达尔库尔西奥宫的挑衅事件[4]证实了列宁预言的正确。
载于《在国外》杂志1964年第17期第10页
[1] 吉亚钦托·梅诺蒂·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1874年11月25日——1926年5月10日），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党报《前进！》（Avanti!）编辑，一战期间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十月革命后率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入选共产国际执委会，1921年社会党分裂后，留在社会党内，1924年再次率社会党左翼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并入选意共中央。
[2] 劳动人民夺取企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革命高潮的顶点。在那些日子里，全部工业实际上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威信扫地、垂头丧气的统治阶级无力治理国家。——编者注
[3] 恩利科·杜果尼（Enrico Dugoni，1874年6月12日——1945年11月2日），出身于面包师家庭。1895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同年流亡瑞士。1899年回国。1900年被捕并被判处十一个月监禁。1901年获释。1903年起担任《社会主义月刊》（La Nuova Terra）主编。190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期间自诩为“革命工团主义者”。1910年转向改良主义。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16年参加了昆塔尔会议。俄国革命后，长期对苏俄怀有疑虑。1921年左派退党后，在社会党内短暂担任领导职务，不久被迫退出政治活动。1930年、1932年因反法西斯宣传而两次被捕。1943年墨索里尼政府垮台后，参加了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活动。1945年去世。
[4] 指法西斯党徒武力解散社会党人占多数的波伦亚市政府。解散波伦亚市政府一书，是意大利反动派大举进攻宪法权利和宪法机关的开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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