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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列宁
安托宁·扎波托茨基
我初次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见面之前很久,便已经知道他了。到1917年底,列宁的名字广为人知;人们到处谈到他,写到他,想到他。因为不能不谈到、不能不写到、不能不想到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俄国的十月革命确实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它使所有的人都兴奋激动,不得安生——有的人谩骂诅咒它;有的人,尽管听到看到的消息歪曲了真相和对它充满敌意,仍然同情它。
各阶层对它的态度各各不同:有的暴跳如雷、畏惧害怕,有的满怀希望。
可是,十月革命的光辉是遮掩不住的。它驱散了黑暗,唤来了暴风骤雨。“革命、列宁”——这两个词震动了全世界,仿佛是一帖试剂,引起了阶级划分,使被剥削者和剥削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站到街垒的两边。
铁面无情的事变进程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面临历史性的决定——怎么办?
是同革命和列宁站在一起,还是投靠资本主义旧世界以及为它效劳的叛徒。
前线动摇了。士兵们扔下武器,停止了互相残杀,开始握手言欢。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以一片混乱告终。垮了好几个国家,几百年的帝国和强国土崩瓦解了。
奥匈帝国也垮了台。在它的废墟上诞生了几个新的国家和地区。我国人民也摆脱了多年来的奴役,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诞生了。
但,它的诞生并不意味着革命进程的终结。仍然有被剥削者,有剥削者。工人群众立即结合成一个坚强的组织;证明在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社会民主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社会民主党也面临着命运攸关的问题:怎么办?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列宁站在一起,还是依靠旧制度?是引导工人和劳动大众进行革命斗争以夺取政权,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建设社会主义;还是成为叛徒,放弃革命战斗的阶级路线,采取机会主义立场,为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效劳,帮助它建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不同意机会主义领导集团主张的反对派。1920年,反对派派遣代表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我作为克拉德诺矿冶工人的代表,也参加了这个代表团。
于是我第一次到了苏联。我有机会亲身了解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成果,了解苏俄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出头几步的情况。我有机会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见面,同他结识。
关于我的初访苏联以及与列宁同志的会晤,我写过很多文章和回忆文字。
我于1920年7月从莫斯科给克拉德诺的矿冶工人写了第一封信。这封信最能说明我的观感。我在这里摘引几段:
“战后的、十月革命后的莫斯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萧条凋敝,满目疮痍,打破的橱窗用木板钉死,交通瘫痪,连照明用电和取暖燃料也常无力供应。
但,这个劳动的莫斯科洋溢着生活气息。人们象是渺小而有耐心的蚂蚁,在断墙颓垣上翻腾,有的找旧钉子,有的找几块木头去生火炉,有的找木板去钉架子,等等。这种罗掘搜觅,表露出对生活热烈的向往。战时以及革命后的头几年,战祸连结,灾难深重;如今人们希望重新开始生活。
我在莫斯科街头踯躅,在损坏了的柏油路上磕磕绊绊,不知道为什么,我却相信,深深地相信,这些人将生活下去。而主要的是他们将抛弃旧的生活方式,在新的制度下过新的生活。
他们深信生活还在前头,深信要活下去,即使现在生活很差——这种坚强的信心,我认为,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见到列宁同志的情形。代表大会在沙皇的克里姆林宫金銮殿开会,一个不起眼的、普普通通的人坐在主席台的踏级上,膝盖上摊着一本笔记本,在做摘记。他就是列宁同志,一个平平凡凡的人,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可是这位平平凡凡的人指出了人类史的新方向。在他的左右和后面有一大批人,有一支大军,都是平平凡凡的人。西方的‘不平凡’的人物怎么能相信这些普通劳动者给人类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呢?历史不会停止。它赋予平凡的人以不平凡的任务;而‘不平凡’的人物既很不愿意又很难得注意到平凡的事物。他们高踞于群众之上,对群众平凡的利益不屑一顾。他们‘文化水平很高’,不能降尊纾贵去干清理废墟的粗活。而平凡的人是不会嫌脏怕累的。需要提高劳动觉悟并加强纪律性的时候,列宁便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同其他自愿参加劳动的人一起打扫莫斯科各工厂的垃圾
[1]。我们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同他一起去。”
这便是我对社会主义革命、对苏联和列宁的初步印象。
几十年来,这些印象并没有改变。后来发生的一切事件仅仅证实了这些印象是正确的。
我在第一眼看到列宁时以及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讲话时形成的对列宁的看法,后来也得到了证实。
我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列宁的办公室里同他晤谈[2]后,这种看法更坚定了。
“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可是这位平平凡凡的人指出了人类史的新方向。在他的左右和后面有一大批人,有一支大军,都是平平凡凡的人”……
列宁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提出问题,马上又自己回答。他的回答简单易懂。他作出的结论,措词精当明确。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是如何打消了我对我当日的朋友——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幻想。我当时还相信这些人会服从党内群众的意志,服从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相信他们不会继续在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下坡路上滚下去。
列宁说话了。说得简短洗练,每一个字都宛如金石掷地。
“党代表大会怎么样?你们很快就开党代表大会吗?那么说,是在9月份?左翼抱着什么样的希望?能得到多数票吗?……我不知道,不知道,别高兴得太早。你们还不知道右派将如何动作,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您说肯定有多数党员拥护你们。这很好,可是领导权在右派手里呀!只要他们控制着领导权,他们还有很多办法可以采取。他们可以取消党代表大会。您以为这会引起党的分裂吗?您以为右派不敢分裂吗?别太天真了!在其它国家,右派造成了党的分裂。你们党内的右派也会这样干。你们还会看到,右派为了保持他们在党内的权力,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我们也经历过派别斗争。”
然后我们转了话题,谈到工会。
“工会怎么样?”列宁问,“在西方,工会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你们那儿呢?工会统一吗?不统一!哪些工会最强大?是你们社会民主党的工会!这些工会的领导权在谁的手里?大多在右派手里。大大失策了,这是你们的弱点。工会将在你们国家起重要的作用,不能对它掉以轻心。没有工会运动的支持,不可能有任何革命行动。应当在工会内部做工作。你们本来应当提出工会统一的口号的。
你们有组织左派独立工会的意图吗?别这样做!革命的政党完全是另一码事:必须维护党的纯洁,把机会主义者开除出去。工会又是一码事——工会应当是统一的。要在工会内部捍卫正确的革命策略。工会的统一应当加以维护,而不是破坏它。”
列宁关于工会运动统一的话,我永远牢记在心。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建党过程中,对这个口号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犯过很多错误,偏离过列宁维护工会统一的正确原则。但到最后,这一原则证明是正确的,并取得了胜利。
社会主义者阵营团结的问题也是如此。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曾广泛地讨论过这个问题。拟订了达成这种团结的条件。
在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参加当时团结在第三国际旗帜底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特别迫切紧要。
形形色色的右派和机会主义者,利用关于“莫斯科操纵”的威胁和煽动——这是他们主要的论据——抵制建立真正团结的社会主义者阵营,从而阻挠承担执行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政策的义务。
我与列宁同志谈话后,曾于1920年8月就这一问题写信给我的克拉德诺的同志,内容如下:
“……最后谈谈第三国际。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第三国际正在建立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它向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无产阶级也发出了召唤。对我们这里传播的一切大惊小怪的消息,应当这样回答:
莫斯科国际对任何人既不利诱也不威胁他们参加。第三国际斩钉截铁、直截了当地确定了它的原则和加入的条件。它声明:根据我们的信念,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应当是这样的组织,才能在同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任何一个工人政党,如果它觉得它的成员具有明确的阶级觉悟和信仰,足以抛弃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拒绝同资产阶级联合而同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那就请以同志式的态度向我们伸出工人之手,加入我们的无产阶级阵营。”
依我看,目前也不妨回忆一下列宁的这些原则以及列宁对社会主义者阵营保持团结的必要性和好处的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有争论。
许多人发表并宣扬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认为这些观点是真理。
但是经验教导说,言辞表达出来的真理只有经过事件的进程验证,才成为名副其实的真理。列宁的真理不论以往还是现在,正是这样的:事件进程完全验证了这些真理。
所以,列宁虽已逝世,列宁主义长在——列宁主义在实践中验证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正确,它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实用教科书和指南。
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忠于列宁主义的原则,在本国建设社会主义,同时高度重视国际团结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拥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我们忠于马克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也忠于列宁主义。因此我们也忠于我们同苏联的牢不可破的友好同盟关系。我们认为苏联共产党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样板。同时,我们绝不忽视本国的条件与需要,绝不忽视同一切国家——不问其国内制度如何——和平共处的问题。
列宁比任何人都更强调既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又要考虑具体环境与各种各样的现实条件。
正因为如此,列宁及其学说、他的原则以及他所表达的真理,永远是我们可靠的、不可代替的支柱;这一切,我们不仅仅要追忆,并且还要学习。
即使到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每当我想起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见面,列宁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依然仿佛是嘹亮清越、无远弗及的钟声,响彻在我耳边。
列宁已去世,列宁主义长存!
载于《斯拉夫人》杂志1958年第4期第10—13页
[1] 弗·伊·列宁于1920年5月I日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打扫克里姆林宫的环境卫生。——编者注
[2] 根据现有资料,弗·伊·列宁是在1920年8月18日同时接见安·扎波托茨里和《人民权利报》编辑部成员瓦涅克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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