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相关链接：克拉拉·蔡特金
回忆列宁[1]
在这个沉痛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悲恸欲绝，每个人都意识到，离开我们的那个人是无人可以代替的，——就在这个沉痛的时刻，对他的回忆，鲜明而栩栩如生，浮现在我们面前，如同电光闪闪，使我们在一个伟大的领袖身上发现了一个伟大的人。列宁的形象，表现出领袖的伟大和人的伟大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由于这个特点，列宁的形象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的心中永远地生了根，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荣的命运。因为劳动者，那些成为财富的牺牲品的人们，那些没有资产阶级世界习见的虚伪和假仁假义的人们，都能以灵敏的本能辨别真伪，辨别朴素的伟大与高傲的自大，辨别对他们真心实意的爱与仅仅反映了无聊的虚荣心的沽名钓誉。
从我个人对永志不忘的领袖和朋友的珍贵的回忆中选取一些来同人家分享，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责任。这是我对他为之献出毕生楕力的那些人的责任。那些人就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劳动者、被剥削的人、被奴役的人。列宁把他们都装在他那颗充满着热爱的心里；他豪迈的思想把他们看成革命的战士，是更高级的社会制度的创造者。
1920年初秋，我在震撼全此界的俄国革命爆发以来第一次同列宁再度见面。那是我刚到莫斯科，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2]。我看列宁没有变，几乎没有老。我可以起誓，列宁穿的还是那一件朴素的、刷得很干净的上衣；1907年，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世界代表大会上，我同他初次见面，那时他穿的就是这一件。善于以艺术家的敏锐眼力抓住一切特征的罗莎·卢森堡，当时把列宁指给我看，并且说：“好好看看这个人。这是列宁。瞧瞧他那执拗倔强的头颅骨。”
列宁的举止言谈，仍然保持着过去的作风。会上的辩论有时很热火，甚至很激烈。列宁同早先在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上一样，极其注意辩论的进程，十分镇静安详；在安详之中，可以感觉得到他内心高度集中，感觉得到他的毅力和韧性。他发出的感叹、他的插话以及他对大会所作的较长的发言，在在都证明了这一点。任何值得注意的事情看来都逃不过他那锐利的目光和清晰的头脑。当时在会上——以后也总是如此——我注意到列宁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朴实和真诚，他对所有同志的种种态度都是那么自然。我用“自然”二字，是因为我十分明确肯定地感到这个人待人接物不可能有其它的态度。他对同志化的态度，是他整个天性的自然流露。
一个党自觉地投入夺取政权的战斗，给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指出了目的和道路，赢得了他们的信任，管理着国家，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就是这个党的公认的领袖。一个伟大的国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列宁就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的思想和意志活在亿万人之中，甚至在苏俄以外也是如此。在国内，他的意见在任何问题上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那里有压迫和奴役，他的名字便是希望和解放的象征。
“列宁同志领导我们走向共产主义。不管多困难，我们都挺得住，”俄国工人这样说。他们憧憬着最高级的人类社会的理想王国，忍看饥，挨着冻，奔赴前线，或者鼓足特大的干劲，克服不可思议的重重困难，去恢复国家的经济生活。
“我们不用怕地主回来抢走我们的土地。伊里奇和布尔什维克会带着红军来搭救我们，”土地要求得到了满足的农民这样想。“列宁万岁！” ——意大利许多教堂的墙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标语：这是某个无产者热情仰慕的倾露，他把俄国革命作为自己的解放者来欢迎。在美国，在日本和印度，所有起来反抗有产者政权的人都团结在列宁的名字周围。
列宁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劳动；无限的信任、最重的责任和无休无止的工作，象一副沉重的担子落在他肩上。然而他是多么朴实多么谦虚！他和广大的同志完全打成一片，水乳交融，是许多人中间的一员。他不愿意摆出“领导人物”的架子，用一个手势或者脸上的表情令人望而生畏。这种方式对他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卓越的人物。各种机关——有民政机关，有军事机关——不断派人送来报告，他常常当场便作复，疾速地写上几行字。列宁对每个人都是亲切地笑笑，和蔼地点点头。这种友好的态度总是叫对方顿时容光焕发。在会议上，他不时同这个或那个负责同志商谈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避免打扰其他任何人。在休息的时候，列宁往往要遭受真正的围攻：男男女女的同志团团围住他，有彼得格勒的，有莫斯科的，还有来自运动其它各个中心的；青年同志特别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列宁同志，您不能拒绝……”，“伊里奇，我们很了解您……，不过……”。各式各样的请求、问题和建议就这样铺天盖地而来。
列宁对所有人都是耐心地听着，耐心地回答。他的耐心是无限的，令人感动。他关心地倾听别人的话，一贯乐于帮助别人去做党的工作或者解决个人的苦恼。看着他怎样对待青年人，心里很高兴：纯粹是同志式的态度，没有一点死扣教条或者训人的腔调，也没有因为上年纪本身似乎就是一种不可比拟的优点、一种德行，由此而产生倚老卖老的傲慢。
列宁的一举一动，都是把他周围的同志看成是同他平等的，他同他们息息相通。他身上没有丝毫“首长”的影子。他在党内的威信，是一位最理想的领袖和同志的威信；你服从这样的同志，是因为认识到他永远会了解人，并且希望被人了解。我把列宁周围的气氛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父”们那种矫揉造作的古板迂腐作了对比，心中不无辛酸之情。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3]作为“德意志共和国总统先生”，竟低级到刻意模仿资产阶级的“旧习尚和风度”，丧失了起码的人格：这在我看来，未免太荒唐了。当然，这些大人先生们永远不会象列宁那么“疯狂和胆大妄为”，竟要“去干一场革命”。在他们的卵翼下，资产阶级甚至比在亨利希·海涅[4]时代的三十五个[5]君主统治下更能安稳地睡大觉，直到最后，总有一天革命在德国也终于从历史准备好了的、必然的洪流中冒了出来，向这个社会大喝一声：“你小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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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对列宁的印象，由于我以后时常和他交谈，已经变得深刻了，而在我第一次访问列宁的家时，又更加深了一层。列宁住在克里姆林宫里，你必须通过几道岗哨才能见到他——所以采取这样的戒备，是因为那时反革命恐怖分子还在不断企图谋杀革命的领袖们。必要的时候，列宁也在金碧辉煌的政府大厅里接待宾客。但他私人的住处是极端简单朴索的。我常到工人的家庭，它们比这“莫斯科的全能的独裁者”的家，在陈设上还要富丽些。
我碰上列宁的夫人和妹妹正在吃晚饭，她们就立刻热诚地邀我坐下同吃。那是一顿简单的饭，同当时任何一个苏维埃普通职员的饭菜差不多：茶、黑面包、黄油、干酪。后来他的妹妹想要找一点“甜食”来“款待贵宾”，结果总算找到了一小瓶蜜饯。人家知道，农民们把许多白面、动物油、鸡蛋、水果之类的礼物送给他们“自己的伊里奇”；但大家也知道，列宁的家里是什么也没有留下的。一切东西都送到了医院和孤儿院；因为列宁的家庭严格遵守与劳苦大众同甘苦的原则。
自从1915年3月在伯尔尼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之后，我就一直没有见到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6]同志。她那讨人喜欢的、生着一对温和善良的眼睛的脸上，带有逐渐使她亏损的那个不治之症的无法消除的征候。但除此以外，她还同从前一样，体现出直爽和单纯，以及一种近乎清教徒式的简朴。她把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在脑后挽了个平平常常的髻，穿了一件朴素的衣服，看起来象是个工人的老惦着抓紧干活、生怕浪费时间的疲惫不堪的妻子。“大俄帝国的第一夫人”——根据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措词来说——克鲁普斯卡娅在忠于被压迫者、劳苦大众的事业上，无疑是一位首屈一指的妇女。对生活目的和意义看法完全一致，使她和列宁结合起来。她是列宁的右手，是他主要的秘书，也是最好的秘书，是他在思想上最坚定的同志，是最了解他的见解的说明人，她不倦地、聪明机智地争取朋友和信徒，也同样不倦地在工人中宣传他的思想。此外，她还有自己全心全意从事的个人的活动范围：民众教育和训练事业。
如果以为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在克里姆林宫里只是充当“列宁夫人”的角色，那实在是一种侮辱，而且也是可笑的。她同他一起工作，为他分忧，替他操心，止如她毕生所做的那样，即使地下活动和最残酷的迫害把他们拆开的时候也不例外。克鲁普斯卡娅同志以种纯属母性的关怀（需要说一句，在这方面她是受到列宁妹妹[7]的挚诚帮助的），把列宁的住处变成一个最高尚的“家庭”。那当然不是带有德国市侩意味的家庭，而是就弥漫在这个家庭中的精神气氛而言的。这种精神气氛，反映了把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的人联结起来的关系。看起来，在他们的关系上，一切都是完全从真理、真挚、了解和诚恳出发的。虽则那时我与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并不怎样熟识，可是和她在一起，在她友好的照顾下，我立刻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列宁来了，不多一会，出现了一只大猫，它受到全家高高兴兴的欢迎，跳上“恐怖分子可怕的领袖”的肩膀，最后舒服地蜷伏在他的膝上。这时，我似乎觉得我是在自己家里，或者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和她的猫“咪咪”（她的朋友对它都是永志不忘的）在一起了。
列宁发觉我们三个妇女在讨论艺术、教育与训练的问题。这时我正在对布尔什维克独一无二的相当宏伟的文化工作，对创造力的繁荣表示热烈的赞赏，这种创造力正在为艺术和教育开辟新的途径。但我并不隐瞒我的印象：曾屡次见到很多没有把握的东西、模糊的摸索、试验性的步骤；同时，除了热烈探索文化生活领域里的新内容、新形式、新途径以外，有时还有矫揉造作的“时髦形式”以及模仿西方样板的现象。列宁立刻精神饱满地参加了讨论。
“新的力量的觉醒，以及新兴力量想在苏俄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和文化的活动，”他说，“是好的，是很好的。新兴力量发展的猛烈的速度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有益的。我们一定会而且希望弥补几世纪来所失掉的东西。混乱的激动，狂热地寻求新的口号，今天‘赞美’艺术和思想领域内的某些流派，明天‘把它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切是不可避免的。”
“革命正在解放那向来受压制的一切力量，把它们从深处推到生活的表面上来。有许多例子，我给你举一个。想想沙皇宫廷的风气和希奇古怪的自味，以及贵族和资产阶级老爷们的趣味和异想天开的癖好，对我们绘画、雕刻和建筑的发展所施加的影响吧。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艺术家为市场而生产商品，他需要买主。我们的革命解放了艺术家，使他们摆脱了这种鄙俗透顶的条件的压力。革命已使苏维埃国家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赞助人。每一个艺术家和每一个自以为是艺术家的人，都能够有权利按照他的理想来自由创作，不论那理想多少还行还是不行。这样你就碰到激动、尝试和混乱了。”
“但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没有权利袖手旁观，听任混乱随意蔓延。我们必须努力做到意识清醒地去领导这一发展，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在这方面，我们还做得不够，非常不够。据我看来，我们也有我们的卡尔斯塔特[8]博士。我们是太过分的‘绘画中的颠覆者’。即使美是‘旧’的，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起点。我们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就要蔑视真正的美，摒弃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为什么只因为‘那是新的’，就要把新的东西当作神一样来崇拜呢？那是荒谬的，绝対是荒谬的。此外，在这方面有很多艺术伪善，当然还有不自觉地崇拜流行于西方的艺术风尚。我们是优秀的革命家，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证明我们也是站在‘当代文化的顶点’上。我倒有指出我自己是个‘野蛮人’的勇气。我不能把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和其他什么‘派’的作品认为是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我不懂它们。它们不能使我感到，简快。”
我忍不住了，我承认我也缺少理解力，不懂为什么非要用三角形来代替鼻子，才算是灵感精神的艺术表现，也不懂为什么对革命积极性的渴求非要把有胳膊有腿的人体变成一个不成样子的软绵绵的自袋，放在一副高跷上，装着两柄五齿耙。
列宁尽情地笑了。
“是的，亲爱的克拉拉[9]，没有法子啊，我们俩都老了。我们至少还能在革命中保持青春并且走在革命的前列，这就行了。对于新的艺术，我们是跟不上了，我们只是一瘸一拐地跟在它的后面。”
“可是，”列宁接着说，“我们关于艺术的意见是不重要的。象我国这样以百万计的人自，艺术对其中几百人甚或几千人的贡献也是不重要的。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扎根于广大的劳苦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使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一致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为工农大众还缺少黑面包的时候，难道我们耍把精致的甜饼干送给少数人吗？不亩而喻，我不仅能够从本义上，而且也能从借喻的意义上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永远把工农放在眼前。为了他们，我们必须学会管理，学会计算。在艺术和文化的范围内也是如此。”
“为了使艺术可以接近人民，人民可以接近艺术，我们就必须首先提高教育和文化的一般水平。那末我国在这方面的情形怎样呢？你对我们从夺取政权以来所完成的巨大文化工作惊叹不已。当然，我们可以毫不夸自地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们不仅象各国的孟什维克以及你们国家的考茨基所非难我们的那样‘砍掉脑袋’，而且也启发头脑；已经启发了许多头脑。但所谓‘许多’，也只是与过去比较而言，与那时的统治阶级及统治集团的罪恶比较而言。工人和农民由我们唤醒激起的对于教育和文化的渴求极大。不仅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各个工业中心，而且远远超出它们的范围，直到农村。而我们是一个贫穷的民族，一个极端贫穷的民族！当然，我们在进行着扫除文盲的有力运动。我们在大小城市和农村中建立着图书馆和‘农村阅览室’。我们在举办各种不同的训练班。我们上演优秀的戏剧，举办出色的音乐会，我们派出流动展览会和‘教育列车’到全国各地去。可是我再说一遍，对于那缺乏最起码的知识、最初步的文化的千百万人众，那一切管什么用！虽则莫斯科今天假定有上万的人，明天还另有上万的人，在剧院里欣赏辉煌的演出；另一方面却有千百万人在渴求学会拼写自己的名字，学会算法，急于获得文化，以便了解到大地是圆球形的，而不是扁平的：宇宙万物是受自然法则支配的，而不是由女巫、男巫同‘天父’一起掌管的。”
“不要这样伤心地埋怨文盲现象吧，列宁同志，”我说，“在某些方面，它给你们的革命事业减轻了困难。它保护了工农的心灵，使他们不致为资产阶级的概念和观念灌坏了。你们的宣传和鼓动在一片处女地上播下种了。在你不必首先连根掘掉整片原始森林的地方，播种和收获是比较容易的。”
“是的，那是不错的，”列宁反驳我说，“但只是在某种限度以内，或者更正确地说，只是在我们斗争的一定时期。文盲现象同夺取政权的斗争、同破坏旧国家机器的需要是可以相容的。但我们是否仅仅为了破坏而破坏呢？我们破坏，是为了能建设更好的。文盲现象是同建设的任务不相容的，根本不相容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建设必须是工人自己的事业，而我还要加一句，那也必须是农民的事业，如果他们希望得到自由的话。我们的苏维埃制度使这个任务较为容易完成。靠了这个制度，在各种各类的苏维埃和苏维埃机构里，目前就有成千成万来自人民的劳动者正在学习为复兴事业工作。正如你们常说的那样，他们都是‘年富力强的’男子和妇女。他们大多数还是在旧政权之下长大的，因此没有受到过教育，没有获得文化，但是现在他们都在热烈地追求知识。我们十分坚决地抱定这样一个目的：不断吸收新的男子和妇女来参加苏维埃工作，并从实践上和理论上给他们一定的教育。然而尽管如此，我们无法全部满足我们对创造性领导力量的需要。我们不得不吸收旧式的官僚，而结果便产生了官僚主义。我从心底里憎恨它。当然并不是恨个别的官僚，可能他是个干练的人。我是恨那制度。上上下下，它都带来瘫痪和腐化。克服和根除官僚主义的决定因素，就是尽可能广泛地教育和训练人民。”
“我们未来的前景如何？我们已经建立了出色的机构并采取了真正良好的措施，使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青年能够学习、钻研、掌握文化。但这里也有那个令人反复思考的问题：在象我国那么多的人自中，这一切又管什么用呢？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幼儿园、孤儿院和小学校委实太少了。千百万的孩子们在没有训练、没有教育的情况下长大起来。他们象他们的祖先父母一样无知无识，没有文化。多少人材将因此而被埋没，多少对光明的追求将因此而受挫折呵！这是危害下一代的幸福的可怕罪行，等于是掠夺那应当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苏维埃国家的财富。这是个严重的危险。”
在列宁的一向平静的语调里，有着克制的愤怒声。
我想：“他会对我们三个人作这样鼓动性的发言，可见这个问题是如何使他深感苦恼的了。”我们三人中有人——我想不起是谁——谈起艺术和文化生活中某些特别触目的现象，认为是“当时的条件”促成的。对此，列宁回答说：
“我知道得很清楚！许多人真诚地相信，当前的困难和危险是能用panem et circenses（‘面包和游艺’）来克服的。面包，那是当然的！游艺也行，我不反对！但不可忘记，游艺决不是一种真正伟人的艺术，不如说是一种比较有趣的娱乐罢了。同时不要忘记，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同罗马的流氓无产者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他们不是受国家供养的，却以自己的劳动支持着国家。他们‘制造’了革命，保卫了革命事业，血流成河，作出了无数的牺牲。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确实应该享受比游艺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伟人的艺术。因此，我们首先实施最广泛的民众教育和训练。民众教育和训练是文化的土壤——当然是假定面包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在这块土壤上，将成长起真正新兴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艺术，它必将创造出适合它内容的形式。我们的‘知识分子’在这条道路上面临着非常重大的崇高的任务。他们理解并完成那些任务，就好比是还了他们欠无产阶级革命的债，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也向他们敞开了通向自由的大门，使他们摆脱《共产党宣言》中非常精辟地阐明的那种低下的生活条件。”
这大晚上——时间已经不早——我们还谈了一些其他问题。但除了列宁所发表的关于艺术、文化、民众教育和训练的意见外，其余的话我就没有什么印象了。
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凉爽的夜间走回家去的时候，我心里想：“他是多么真诚地热爱劳动人民呵。而居然有些人竟把这个人看成是一架冷酷的、能思考的机器，一个干巴巴的、公式化的狂热分子，只承认人是一种‘历史范畴’，冷漠无情地把人当作小弹子来拨弄。”
列宁的意见使我深受感动，我立刻把要点在纸上记了下来，就好象在我第一次踏到苏俄神圣的革命上地上时，逐日把我认为值得注意的一切都记到日记上一样。
那一段时期列宁和我的另一次谈话中他谈到的其他许多意见，也不可磨灭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象那时从西方国家到莫斯科来的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我不得不対生活方式的改变付出一些代价，病倒在床上。列宁来探望我。他象最温柔的母亲一般，关心地问我是否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和营养，再三问我是否需要什么东西，等等。在他的背后，我看见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的亲切的脸庞。列宁不相信一切都象我感觉的那么好，那么出色。我当时住在一个苏维埃宫的四楼，对于这一事实，列宁特别感到愤激。那里在理论上固然有一架电梯，但实际上不起作用。
“正象考茨基之流对革命的爱和愿望一样，”——列宁讽刺地说。
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转向政治问题的范畴。
当苏维埃军队由于英勇神速的挺进抵达华沙时，我们和同我们在一起的许多人心中怀着革命美梦；可是红军从波兰的撤退象严霜一样地摧残了这些美梦，使它们未能实现。
我对列宁描述那次挺进怎样影响了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谢德曼派和迪特曼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那时的红军戴着有苏维埃星章的帽子，穿着破旧不堪的制服，许多人还是穿着便服，登着绳底鞋或破皮靴，骑着他们轻快的小马，出现在德国边界上。“他们会不会继续占领波兰，会不会越过德国边界呢；如果越过边界，以后又将怎样呢？”这是当时使全部德国人深感不安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啤酒馆里的战略家们曾设想了各种辉煌的胜利。显然，在各阶级中，在各社会阶层中，対白卫军的帝国主义波兰所抱有的沙文主义的仇恨，比对“世仇”法国强烈得多。
但是，比对波兰所抱有的沙文主义的仇恨，比对神圣的凡尔赛条约的敬畏更为强烈、更为逼人的，是对革命的幽灵的畏惧。在革命的幽灵而前，自若悬河的爱国主义和温文尔雅的和平主义都偷偷地溜掉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连同他们那些无产阶级出身的改良属意仆从们，半喜半忧地注视着波兰局势下一步的发展。列宁注意地静听我详细叙述共产党以及改良主义党和工会领袖们的态度。
他潜心沉思，默坐了几分钟。
“是的，”他终于说，“事情就象或许非发生不可的那样在波兰发生了。你是知道当时的一切情况的；由于那些情况，我们那些勇敢非凡、战无不胜的先锋队没有任何步兵的后援和装备，甚至未能吃到足够的干面包。他们不得不向波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征发粮食和其他必需品。于是这些人就把红军看作是敌人，而不是弟兄和解放者。不用说，他们的感觉、想法和行动决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而是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我们指望的波兰革命没有发生。受皮尔苏茨基[10]和达申斯基[11]的党羽们蒙蔽的农民和工人，保卫了自己的阶级敌人，让我们英勇的红军士兵饿死，对他们进行伏击，把他们打死。”
“我们的布琼尼[12]大概应该算是今天世界上最出色的骑兵指挥官。你当然知道，他是一个青年农民。象法国革命军中的士兵一样，他的背包里有着元帅的指挥棒，不过就他来说，背包换成了鞍囊。他具有卓越的战略本能。他勇敢得近乎蛮勇，甚至到横冲直撞而不顾一切的地步。他分担自己部下的最大的艰苦和最严重的危险，而他们则甘愿为他粉身碎骨。他一个人抵得上我们许多骑兵营。但布琼尼和其他革命将领的一切长处，不能弥补我们在军事和技术上的缺陷。”
“你知道吗，同波兰媾和，最初遭到剧烈的反对，象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一模一样。我受到极其猛烈的抨击，因为我赞成接受和约条件，而那些条件，又确是十分有利于波兰而很使我们吃亏的。差不多我们所有的专家都抱着这样的主张，就是鉴于波兰的局势，特别是鉴于波兰的艰难的财政状况，如果我们的军事行动稍微多坚持一些时候，我们可以获得有利得多的条件。甚至我们彻底胜利也未必不可能。如果继续作战，那末在东加里西亚和波兰其他部分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就可以大大地削弱官方的、帝国主义的波兰的军事力量。尽管有法国的补助和贷款，日益加重的军费负担和财政困难终将激起工农运动。他们还另外引证许多情况来证明如果我们继续作战，我们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好。”
“我自己觉得，”列宁停顿了一下后继续他的思路说，“我们的局面并不一定要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去媾和。我们本来可以挺过冬天。但我认为，从政治的观点着眼，同敌人媾和是比较聪明的，据我看来，条件苛刻的和约所带来的一时牺牲，总比继续作战的代价小一些。归根结蒂，我们同波兰的关系从中只会得到好处。我们将利用对波和约投入我们全部的力量来对付弗兰格尔[13]，来把他彻底打败，使我们能够永久摆脱他。苏俄如果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它之所以进行战争，只是为了自卫，为了捍卫革命；证明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和平大国；证明它没有夺取任何国家的领土、征服任何民族的任何意图，根本无意于发动帝国主义冒险，——如果做到这一点，对苏俄只有好处。但最主要的是：除非万不得已，难道我们应该再发动一次冬季战役，比俄国人民遭受恐怖和灾害吗？我们的英勇红军，我们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已经熬受了这么多的苦痛，难道我们应该再派他们到前线去吗？经过了多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在另一个冬季作战中，将有千百万人挨饿、受冻和在默默的绝望中死去。食物和衣服现在已经很缺乏了。工人在发牢骚，农民在出怨言，说我们只拿走他们的东西而什么也不给他们——不；想到另一次冬李作战的苦难，我是不能忍受的。我们非讲和不可。”
为列宁讲话的时候，他的脸在我眼前皱了起来。大大小小的、数不清的皱纹深深地刻画在他脸上。而每一条皱纹是由一种沉重的忧虑或者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所引起的……他不多一会就走了。他顺便告诉我，已经为那预备从海上进攻彼烈科普的红军定制了一万套皮制服。但，在这些制服制成以前，我们就很高兴地听到报道，疲倦不堪的苏俄捍卫者们在伏龙芝[14]同志的英明勇敢的领导下，已经一举攻克了那个地峡，这是军队和领袖们的一次无比的军事业绩。
列宁的忧虑和苦恼减轻一些了！在南方战线上也不会有的冬季战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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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际的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国际共产主义妇女第二次代表会议[15]，是1921年我在莫斯科作第二次和比较长期的逗留的原因。那时真难受！会议是在6月下半月和7月上半月举行的，灼热的太阳光直射着莫斯科各教堂美奂美仑的金色圆顶，但难受主要并不是因为天气，而是因为共产国际各党中的气氛。
德国共产党中，空气里充满了电；风暴、闪电和雷声是会上每天发生的事情。我们中间的悲观论者只有在自以为能够预感到灾难的时候才是起劲的，他们预言党将解体并垮台。如果德国党内关于理论和策略问题的激烈辩论，没有使别国同志们的内心也激动起来，那末被组织在共产国际的共产党人就会是坏的国际主义者了。
“德国问题”当时确实成了整个共产国际的问题。
“三月发动”[16]和所谓“进攻理论”（这一理论是它的基础，同它的出发点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虽然只是到后来它才被清楚和明确地表述出来，为这一发动辩护），迫使整个共产国际不能不认真地分析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它必须通过这样的途径为自己的原则立场和策略，也就是说，为自己为前的任务，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革命动员和革命高涨，建立稳固的基础。
大家知道，我是“三月发动”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我批评它，不是因为它不是工人阶级的斗争，而是因为党对它设想错误，准备、组织、领导和执行得不好。我极其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匆匆搞出来的“进攻理论”。此外，我还有“个人的账”要清算。德国党中央委员会对于在里窝那召开的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17]以及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策略态度摇摆不定，曾引起我立刻退出中央委员会，作为抗议的表示。宙于这种“破坏纪律”，我遭到了那些在政治上和私交上同我很亲近的人即我的俄国朋友的激烈反对，这使我感到非常苦恼。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和在俄国党中央委员会里，也象共产国际的其他许多支部一样，“三月发动”也有着不少狂热的辩护者，他们称颂它是几十万革命无产者的群众性革命斗争。“进攻理论” 一下子被宣布是革命新福音之类的东西。我知道十分激烈的斗争等待着我，我不计成败，断然地决定应战。
列宁对于这一切面临的问题是怎么看法呢？他最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变成行动，最知道怎样从历史关系上来看人和事情，最懂得怎样估计力量的对比；象他这样一个人，是怎么看的呢？他站在“左派”还是“右派” 一边？凡是没有无条件欢迎“三月发动”和“进攻理论”的人自然都被戴上 “右倾”或“机会主义者”的帽子。我怀看急切焦躁的心情等待所有这些问题的明确的解答。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共产国际本身的存在，对于它的目标、行动的能力，都有决定的意义。自从我退出德国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后，我同俄国朋友们的通信已经断了线，所以我只是从一些传闻中，从一些忽而被推翻、忽而又卷土重来的猜测中知道列宁对“三月发动”和“进攻理论”的评价。我抵达后过了几天同他作了一次长谈，关于这一切问题才得到一个明确的解答。
列宁首先需要关于德国局势包括党内形势的汇报。我力求尽可能清楚而客观地向他汇报，引证了许多事实和数字。列宁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认真追问某些情况，并作了简略的笔记。我并不隐瞒我对于危险的担心：如果世界代表大会接受“进攻理论”的基础的话，德国党和共产国际在我看来就要受到这样的危险。列宁发出他那亲切的、自信的笑声。
“你从什么时候起跟报凶的预言家们搅到一起的？”他问。“别着急，‘进攻理论家’在代表大会上不会特别高兴的。我们还在这里。难道你们以为我们干了一场革命而什么也没有学会吗？我们也要你们从革命中吸取教训。那算不算是一种理论？绝対不是，那是一种幻想，那是浪漫主义，地地道道的浪漫主义。所以它是在‘思想家和诗人’的国度里发明出来的，还有我那亲爱的贝拉[18]的帮助，而贝拉也是属于天赋有诗才的民族的，并且他觉得自己应该永远比左派更左些。我们却不可以赋诗做梦。倘使我们希望从事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获得胜利，我们就必须冷静地、十分冷静地估计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形势。我们希望胜利，我们一定会胜利。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以及同策略有关的一切有争议的问题的决议，必须同我们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提纲联系起来，并和这提纲一道加以考虑。它们必须合成一个整体。目前我们还应多听听马克思的，而不是听塔尔海默[19]和贝拉，虽然贝拉是个优秀的忠诚的革命者。从俄国革命中所得到的教训，无论如何要比从德国的‘三月发动’中所得到的更多。我已经说过，我并不耽心代表大会的态度。”
我打断了列宁的话：“代表大会还必须对‘三月发动’作出决议，因为那是‘进攻理论’的结果和实施，是它的历史性的实例。理论和实践能够分开吗？然而我却看到这里有许多同志虽然驳斥‘进攻理论’，却又热烈地替‘三月发动’辩护。我认为这是不合逻辑的。当然，我们大家都抱着真诚的同情崇敬那些参加战斗的无产者：他们战斗，是因为他们为赫尔辛格[20]的挑衅所激怒，并且希望保卫自己的权利。我们都曾宣布声援他们，不论他们是象胡编故事的人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真有几十万人，或是只有几千人。但我们中央对于‘三月发动’的原则的和策略的态度，则过去和现在都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三月发动’无论在当时或现在都是盲动主义者的罪恶，任何理论的、历史的或文学的肥皂都洗刷不清这件事的。”
“革命无产阶级的反击和鲁莽从事的党——或者毋宁说是它的领导机关——的进攻，当然要有区别地加以评价。但是，事情成了这个样子，你们这些‘三月发动’的反对者自己也有过失。你们只看见中央的错误的政策及其恶劣的影响，而没有看见中部德意志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况且，保尔·列维[21]的完全消极的批评，缺乏与党同心同德的感情，它在语气上可能比在内容上更使同志们忿恨，把注意力从问题的最重要的方面转移开了。至于党对‘三月发动’问题可能采取的态度，你必须考虑到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妥协的基础。你可别惊讶地、带着责备的神气瞧着我；你和你的朋友们必须作出某种妥协。你们必须满足于取得代表大会收获中的最大部分，带着它回国。你们的基本政治路线将取得胜利，而且是辉煌的胜利。那自然就可以防上再蹈‘三月发动’的覆辙。代表大会的决议必须最严格地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加以注意。我对这一点是没有怀疑的[22]。”
“代表大会将要彻底摧毁那臭名昭著的‘进攻理论’，并采取完全符合了你们的思想的策略。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也必须给‘进攻理论’的信徒们某些安慰。如果在讨论‘三月发动’的时候我们强调无产者是受了资产阶级走狗的煽动才起来斗争的，如果我们还表示几分‘父亲般的’、‘历史性的’仁慈，那就好了。克拉拉，你们自然会表示反对，说那是掩盖问题等等。但这于你们没有好处。如果我们希望代表大会即将批准的策略能够严格地落实下去，不发生大的磨擦，成为各国共产党活动的指导原则，那末，我们就要让我们亲爱的‘左派’不致太感到屈辱，不致太难受地回国。我们也得——而且是首要的——特别注意党内外真正革命工人们的感情。你有一次写信对我说，我们俄国人应该想法稍微了解一下西方人的心理，不要突如其来地强迫人家接受我们生破的、粗暴的方法。我把这话记在心上了。”列宁满意地微笑着。“因此，我们就不好粗暴地对待‘左派’，我们甚至打算在他们的伤自上抹些止痛药膏。他们应当认真地同你们合作，以实行我们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因为这等于是团结广大工人群众来支持你们的政治路线，动员他们，并使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入反对资产阶级和夺取政权的斗争。”
“再说，应当遵循的那个策略的基本路线，在你们提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中上有清楚说明。那决议毫不消极，不象保尔·列维的小册子那样；决议虽进行了批评，却完全是积极的。它怎么会被驳回的呢？并且经过什么讨论、根据什么理由呢？不去利用你们决议的积极性质和列维的小册子的消极性质之间的区别把你们同列维分开来，却把你们同他混为一谈。多么轻率的态度呵！”
我打断他的话：“亲爱的列宁同志，或许你以为也必须给我一些安慰，因为我得把妥协吞咽下去？我不用安慰或止痛药膏就能那么做的。”
“不，不，”列宁避开话锋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为了证明这话，我立刻要好好给你一顿鞭挞。告诉我，你怎么会这样糊涂透顶，是的，的确，糊涂透顶，以致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呢？你的理智到哪里去了？这件事使我生气，使我非常生气。不顾这样一个步骤的后果，不让我们知道，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做得这么糊涂。你为什么不写信给季诺维也夫？你为什么不写信给我？你至少可以打个电报嘛。”
我把作那决定的理由告诉列宁，那决定是根据当时的情况突然作出的。他不认为我的那些理由是正当的。
“得了！”他高声叫道，“你不是受某一些同志的委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而是从整个党接受委任的！你不该把托付给你的责任弃之不顾。”
因为我还没有彻底认错，他继续尖锐地批判我的退出中央委员会，并立刻接着说：
“昨大妇女代表会议上对你实行完全是有组织的攻击，把你半作最坏的机会主义的化身，这种攻击是不是应该看做是你自找的惩罚？这一攻击是在罗伊特[23]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自然啰，那简直是愚蠢的，十分愚蠢的，认为在妇女代表会议上对你攻击就可借此挽救‘进攻理论’！我希望你能从政治方面去看这个插曲，把它看作一件可笑的事，虽然在道德方面它有一种很恶劣的气味。亲爱的克拉拉，要永远想着工人，想着群众，应当永远只考虑他们，只考虑我们要达到的目标。这样，这些闲气就会化为乌有了。我们谁不曾受过这些闲气？你可以相信我，我自己就曾把我所受的不少闲气硬咽下肚去的。你或许以为你那么赞赏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下子就弄得很妥当很完类的吗？甚至朋友们也时常干出极不聪明的事情。可是再来谈谈你的过失吧。你得答应我永远不再采取这种未经深思熟虑的步骤，否则我们的友谊就此告终了。”
经过这个插曲，我们的谈话又转到了主要的问题上去。列宁说明了他对共产国际策略想法的大概，这个想法后来他在代表大会上在他出色而明晰的发言中作了阐述[24]，并在委员会的辩论中谈得更加精辟：
“世界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平息了。第二个浪潮还没有兴起，”列宁说。“如果我们对它抱有任何幻想，那是危险的。我们不是用锁链来鞭挞人海的薛西斯[25]。但难道指出事实就等于是按兵不动、放弃斗争吗？绝对不是！学习，学习，学习！行动，行动，行动！要有准备，充分彻底的准备，以便能够十分自觉地、精力充沛地利用日益迫近的下一次革命浪潮。这就是实质。需要不倦地进行党的鼓动和宣传，然后是党的行动，而党的行动又得摆脱以为它可以代替群众行动的幻想。我们布尔什维克曾在群众中做过多少工作，然后我们才能够对自己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前进！’因此要到群众中去！要把争取群众作为夺取政权的先决条件。代表大会方面的这种态度，定然会使你们‘三月反对派’满意的。”
“还有保尔·列维呢？你对他是什么态度？你的朋友们对他采取什么态度？代表大会对他将采取什么立场？”这个问题久已在我的舌尖上了。
“保尔·列维，”列宁回答道。“很遗憾，已经成为一个特殊问题了。其原因主要在于列维自己。他已离开我们，顽固地跑进了死胡同。关于这一点，你在各国代表团中间如此起劲地鼓动时一定早就知道了。我原来认为他同无产阶级是有密切联系的，虽然我觉得他对工人的态度有些冷淡，有些‘请你们别挨近’的神气。自从他的小册子[26]出版之后，我对他起了怀疑。我怕他在个性上有着强烈的孤芳自赏倾向，有些自负文才。‘三月发动’是必须加以批判的。但保尔·列维是怎么干的呢？他把党搞得乱七八糟。他的批判不仅是极端片面的、夸张的，甚至是恶意的，而且他根本没有指出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他让人满有根据地怀疑他缺少和党同心同德的精神。这就使许多一般同志非常愤慨，以致他们不去理会列维的批评意见中的许多正确的东西。因此产生了一种情绪（也蔓延到共产国际其他支部的同志们），在这种情绪下，关于小册子——说得确切些，是关于列维本人——的争论成为这一论战的唯一的主题，而不是关于‘进攻理论家’和‘左派’的错误的理论和拙劣的实践。他们得感谢保尔·列维，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他们摆脱得很便宜，太便宜了。保尔·列维成为他自己的死对头了。”
我得承认最后几句话的真实性，但我激烈反对列宁其他的话。
“保尔·列维不是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自满的文人，”我说。“他不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政治野心家。他的不幸在于他年纪轻轻就做了党的领袖。在罗莎、卡尔和利奥[27]遇害以后，他不得不担负领导的责任，虽然他曾屡次表示不同意。这是事实。即使他对待我们的同志们不很热情，有点孤高的样子，我却依然深信他同党、同工人是息息相通的。不幸的‘三月发动’使他从心底里战栗。他坚决相信，党的生命因这一行动而被儿戏地作了孤注一掷，罗莎、卡尔、利奥以及其他许多人为之献出了生命的事业因此而遭到破坏。他一想到党的垮台就痛苦得哭起来，的确痛哭起来。他认为只有用最激烈的方法党才能够得救。他用甘愿跳进张开大口的万丈深渊，以牺牲个人生命来拯救祖国的那种传说中的罗马人的精神，写了自己的小册子。保尔·列维的意图是最纯洁的、最无私的。他是想治病，而不是破坏。”
“我不跟你争论这一点，”列宁回答道。“你为列维辩护，比他为自己辩护得更好。但你当然知道，政治上起作用的不是意图而是效果。你们德国人不是有句俗话嘛——‘走向地狱的路是用善良的意图铺成的。’代表大会将谴责保尔·列维，将对他很严厉。这是不可避免的[28]。但所以对他谴责，只会是由于破坏纪律，而不是由于他的基本政治观点。再说，如果承认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正确的，那末怎么同时又有谴责的可能呢？由此可见，保尔·列维回到我们队伍来的道路是畅通无阻的，只要他自己不把路堵死。他的政治前途操在他自己的手里。他必须作为一个有纪律的共产党员，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暂时脱离政治生活。确实这在他是非常痛苦的。我同情他，并且真诚地为他遗憾。这话你是可以相信的。但我可不能使他不受严重考验。”
“列维必须接受这个考验。这对他可以成为一个勤奋学习和安静地自我了解的时期。他年纪还轻，在党内的历史也不长。他的理论修养有很多缺陷，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还只是个刚入门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较深入的学习，他会带着坚定的原则，作为一个较好的、较有原则的党的领袖回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务必不要丧失列维。为了他自己，为了事业。我们没有过多的人材，必须珍惜现有的。如果你对保尔·列维的评价是正确的，那末完全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对他会是一种不可医治的创伤。你用友好的方式同他谈谈；帮他从一般观点而不是从他那‘自以为是’的个人观点来如实地观察问题。我愿意在这方面给你帮助。倘使列维服从纪律，正确对待——譬如他可以不用真名在党报上写文章或写些小册子——那末三四个月之后，我就好用公开信来要求给他平反。他将经受战斗的洗礼。我们希望他经受得住。”
我叹了口气。油然产生一种使我金身发冷的感觉，感到我面临着件不能预知其结果的、不可抗拒的事情。
“亲爱的列宁，”我说，“尽你的能力去做吧！你们俄国人动辄就要动拳头；你们也很容易拥抱，披心沥肝。我从你们党史上他道，你们的喜怒就象草原上空飘忽的风一样来去不定。我们‘西方人’的气质是比较呆滞的。我们身上压着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大山。我再一次恳切地请你尽力别让我们丧失保尔·列维。”
列宁回答说：
“别耽心。我一定履行我对你所作的诺言。只要保尔·列维能好自为之。”
列宁抓起他的帽子，那顶朴素的、戴旧了的鸭舌帽，踏着从容而有力的步子走了。
※ ※ ※
德国代表团中的“反对派”——马尔赞[29]、诺伊曼[30]、弗兰肯[31]和米勒[32]等几位同志——很自然地急于想和列宁会面，以便根据他们的经验，向他说明“三月发动”的性质和后果。弗兰肯同志是莱茵地区的代表，其余三个人是工会干部。他们理所半然地认为，把那些有阶级觉悟的、热心革命的广大无产者的情绪，报告给共产国际的领袖，并表示自己对于“进攻理论”和自认为必要的策略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当然也急于想亲耳听听列宁对于他们关心的这些问题的意见。列宁以为答应同志们的要求是“当然的事情”。约定了时日由他和他们在我处聚会。德国同志们比他到得早些，因为我们必须商定怎样参加代表大会的辩论。
列宁一向是遵守时刻的。他几乎一分钟也不差地准时到了，按照他向来的习惯，随随便便地走进了房间，几乎没有给正在讨论得很热烈的同志们注意到。
“你们好，同志们！”
他和他们一一握手，随即坐在他们中间，以便立刻参加讨论。这一切对我都是熟悉的，而我觉得每一位同志都会认识列宁，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囚此我就没有想到要把他介绍给同志们。一起谈了约摸十分钟之后，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把我拉到旁边，轻轻地问：
“告诉我，克拉拉同志，那位同志到底是谁呀？”
“什么？你不认识他？那是列宁同志啊。"
“真没有想到！”我的朋友说道。“我原来以为他一定象一个‘大人物’一样，婆让我们好等呢。最平常的同志也不能再朴实了！你应该知道我们以前的同志赫尔曼·米勒[33]自从为了一次总理以后，怎样穿了燕尾服架子十足地在议会里走来走去。”
据我看来，“反对派”的同志们和列宁正在互相考察。虽然列宁并不隐瞒自己的意见，但他显然却更想倾听，更想比较、证实和了解情况，而不想“象一篇社论那样谈话”。他不断地提出问题，极其注意地细听同志们的议论，常常耍求解释或补充。他强调在广大劳动群众小间进行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严格纪律和集中制的必要性。列宁嗣后告诉我，他对那次会谈印象很好。
“马尔赞及其朋友们一类的这些德国无产者真是出色的人！我承认他们或许永远不会在激烈的废话比赛会上大显身手。我不知道他们的行动是否会象突击队那样。但有一点我是确信的：广大的、紧密团结的革命无产者队伍就是象他们那样的人组成的，他们是基本力量，是主力，肩负着生产和工会工作的全部重担。我们必须团结这样的分子，使他们行动起来。他们使我们与郡众联系
一段与政治无关的回忆。当列宁来拜访我的时候，对于屋子里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盛大的节日——从守卫在门口的红军到年轻的女炊事员，到那些同我一起住在一所大别墅里的从近东和远东来的代表。那所别墅本来是一个有钱的工厂老板的财产，革命后归莫斯科公社所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了！”消息飞快地辗转相传。大家都守候着他，聚到宽敞的门厅里或大门自去迎接他。当他走过的时候，向他们问好，亲切地微笑，跟这个或那个人谈儿句话，这时他们的脸上流露出真挚的喜悦。在一方面，没有半点拘谨不自然，更不必说低三下四的神气了，任另方面，也没有半点故作谦虚或矫揉造作。红军、工人、职员、从达吉斯坦、波斯来的代表大会代表、还有因保尔·列维而出名的、穿着好象童话中的那种服装的“土尔克斯坦人”，他们都把列宁当做自己人那样热爱他，而他也觉得他自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发自内心的兄弟般的感情把他们大家联系在一起。
※ ※ ※
在委员会的会议和代表大会全会上就托洛茨基的报告《世界经济危机和共产国际的新任务》进行辩论时，“进攻理论家们”都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他们仍然希望利用对“共产国际的策略”这一提纲的修正补充案来使他们的思想取得胜利。那些修正案是由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代表团提出的。特拉奇尼[34]同志作了拥护修正案的发言，接着就有人热烈豉动以求通过。该通过什么样的决议呢？极端紧张的气氛充满了高大宽敞的克里姆林宫大厅：那里，共产党人民会堂的鲜红色的光彩，盖过了旧日皇宫的金黄色闪光的乏味与迂俗。几百个代表，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都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会议的进程。
列宁站起来发言。他的报告[35]是他的雄辩艺术的卓越样板。没有半点卖弄词藻的形迹。他只依靠他那明晰的思想论证的无可辩驳的逻辑，始终如一的坚定不移的方向。他的语句象未经斧凿的石块那样地抛出去，并联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列宁不想把人弄得眼花缭乱，神魂颠倒：他是要说服人。他使人信服，并使人神往。他依靠的，不是使人陶醉的响亮动听的言语，而是清澈的思想；他那清澈的思想毫不自欺地理解全部社会现象的真相，并且毫不留情地“说出真话”。
列宁的话时而象呼啸的鞭子、时而象猛砍的刀剑似地落在那些“以猎取‘右派’为游戏”，而不懂得什么才能保证我们取得胜利的人们身上。
“只有为我们在斗争中把大多数的劳动群众，不仅是大多数的工人而且是大多数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都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胜利。”
每个人都觉得发出了决定性的打击。当我热情地和列宁握手的时候，我忍不住这样说了:
“列宁，你知道，我们哪一个小县城哪一个会议的主席都是不敢象你那样讲得又直率又纯朴的。他会害怕自己‘不够’有‘教养’。我认为只有一样东西能和你的演说艺术相比。那就是托尔斯泰的伟大艺术。象他一样，你有着豪放的、严整的、完美的线条，同样有着不可动摇的真理感。那就是美。也许这是只有斯拉夫民族才有的特征吧？”
“这个我不知道，”列宁回答说。“我只知道当我‘发表演讲’的时候，我总是想着我的听众是工人和农民。我希望为他们所理解。一个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发言，必须想到群众，必须为他们讲话。但幸亏没有人听见你那民族心理的假设，否则他们就可能说：‘瞧，瞧，这老头儿给人家的恭维缠上啦。’我们必须当心，免得有人疑心我们这两个老年人在阴谋策划反对‘左派’。‘左派’可是从来不搞阴谋诡计的。”
于是列宁尽情地笑着，匆匆离开了大厅，做他的工作去了。
在我动身的那一天，列宁来和我话别，并给我出了一些他认为我“万分需要的”“好的主意”。
“当然，你并不完全满意代表大会的结果，”他说。“你并不讳言，你认为代表大会的举措是不合逻辑的，它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采取和保尔·列维相同的路线，然而还是把他开除出党了。惩戒是必要的。我不仅是想到我以前谈起过的列维的错误。我主要是指他使我们在贯彻争取群众的策略上造成多大的困难。他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他由于他的政治能力会很快重新担当起领导党的责任。”
“我以为，”我回答说，“只有一个办法能使列维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而又不必放弃他个人的观点。他可以辞去国会议员，停止出版他的杂志，在最后一期里从历史了望塔的高处十分客观地来评价我们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工作。这当然要包含而不是摒除对那工作的批评。同时要声明他虽然感到代表大会对他的决议是不公正的、不合逻辑的，但他为了事业的利益，还是愿意服从。保尔·列维采取这样一个步骤，会表现出他的勇气和自我克制，那末，作为一个政治家也好，作为一个人也好，他丝毫不会受到损失，只会得益。他这样就会使他的反对者的卑鄙猜疑落空，证明自己首先顾到的是共产主义。”
“你的建议好极了，真的好极了，”列宁说。“但被开除出党的列维是否会听从呢？总之，在对列维的判断上，我希望你那热心的乐观主义会证明是对的，而不是其他许多人的悲观主义。我再一次向你保证，我一定向全党写一封要求恢复列维党籍的公开信，如果他不自绝于党的话。还是谈主要问题吧！整个说来，我们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是能使你满意的。它们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确实是共产国际的‘转折点’。它们标志着共产国际向着革命的群众性政党发展的第、阶段的结束。所以代表大会必须彻底清除‘左派’的一些幻想，即：世界革命将以其初期的暴风雨般的速度不断向询发展，我们正处在第二次革命浪潮的浪尖上，并且单纯依靠着党的意志和党的行动就可以使我们的旗帜获得胜利。自然，在纸面上以及在代表大会的大厅中，是很容易在没有任何客观条件的真空里‘干’革命的，很容易宣布革命是‘纯属党的光荣的行动’，并无群众参加。但归根结蒂，这连革命的观点都谈不上，而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左派的蠢事’在德国的‘三月发动’和‘进攻理论’中有了具体的和最鲜明的表现。囚此不得不清算这些蠢事而由你们付出代价。你们是代人受过。这个清算是国际性的。”
“而现在你们在德国必须作为一个统一的、坚强的党，实行我们赞同了的策略。要达到这个目的，仅有由我们勉强搞在一起的你们之间的所谓‘和约’本身并不是一个坚实的基础。如果‘右派’和‘左派’不是本着良好的真诚意愿，在明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上作为统一的党来行动，这和约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尽管你心里不愿意，尽管你心里不高兴，你还得回到党中央委员会去。而且即使你个人认为有权利甚或有责任再度退出，你也不可以再那样做了。除了在困难时刻为党服务，也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以外，你没有任何别的权利。你现在的责任是保全党。我要你完全个人负责想办法不让党内发生任何分裂，至多只能有个把微不足道的小集团分离出去。对于那些还缺乏深厚的理论素养或丰富的实际经验的年轻同志，你必须严格，同时也必须很耐心地对待他们。”
在这里我用吃惊的问题打断了列宁的“教诲”：“关于这一点你有没有什么怀疑？”我的导师笑道：“没你但是我有经验。”随后他又接着说：
“由你去帮助那些在工人运动中立过功的老同志集合在我们的旗帜周围，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我指的是阿道夫·霍夫曼[36]、弗里茨·盖尔[37]、多伊米希[38]、弗里斯[39]等等这样的一些同志。你也必须耐心地対待他们，如果他们有一朝不能准确清楚地表达出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也不要贸然地宣称‘共产主义的纯洁性’遭到了威胁。这些同志有极其坚决的愿望，想成为好的共产党员，你必须帮助他们成为好的共产党员。当然，你不可以对改良主义理论的残余作任何让步。不管改良主义打着什么样改头换面的旗号，决不可以让它被偷运进来。可是你必须给这类同志提供适当的条件，使他们处于只能象共产党员那样讲话和行动的地位。尽管那样，你或许、而且多半有时会感到某些失望的。假如你失去一个‘误入歧途’的同志，你还可以用坚定而聪明的办法，保留两个、三个、十个和他一道靠拢你们并已经成为真正共产党员的同志。象阿道夫·霍夫曼、多伊米希等同志，他们把经验和一定的知识带给党，而主要的是，他们是信赖他们的广大工人群众同你们之间的活的纽带。全部关键在于群众。我们不可用‘左派的愚蠢’或用‘右派的恐惧’来吓唬他们。如果我们在大大小小事情上的行动始终表现为坚强的共产党员，我们就可以争取到群众。你们在德国目前在争収群众的策略上面临着考验。别让我们失望，不要在这方面一开头就把党弄得四分五裂。克拉拉，要永远想到群众，这样你们就会象我们那样地进行革命了：和群众在一起，通过群众。”
※ ※ ※
在这番临别谈话之后，我两次到过莫斯科，但这两次在那里的逗留，由于见不到列宁，不能和他谈话，显得非常暗淡，仿佛是笼罩了一重阴影。重病使他那么壮实那么坚强的人躺倒了。但尽管有许多令人十分沮丧的谣传和预言，他的身体却逐渐好转。到1922年10月底，当我去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时候，我知道我又会看到列宁了。他的健康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以致他要作一个关于《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40]了。俄国革命的夭才领袖恢复了健康，能在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代表而前来谈论这个革命，还能有比这更好的庆祝俄国革命的仪式吗？在我抵达后的第二天，一位大概是从旧政权转向新政权的同志非常兴奋地跑来跟我说：
“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来拜访你，也就是列宁先生。他马上就到。”
这消息使我大为激动，以致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列宁先生”这几个字的滑稽味道。我总刻从书桌前站起来向门那边跑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到了，穿着一件灰色的立领上衣，看来就跟生病以前一样的精神抖擞和强健。当我因幸福而象小孩子那样又笑又哭的时候，他惬意地坐到书臭旁边。
“别担心，”他回答我的问候说，“我觉得很好，很强健。我甚至已变得‘有理智’了，至少有医师先生们术语中所说的那种理智。我工作，但不过劳，严格遵守医生的规定。敬谢不敏，我可是不想再生病了！生病是糟糕的事情。有这么许多工作要做，并且不能再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41]操心，不能再让她们伺候病人了……没有我，世界革命也前进了 一步，在俄国和别处都是如此。我们党内的同志工作得很好，很能合作，这是最主要的。但他们都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我高兴的是能减轻一些他们的负担。”
然后，列宁同志和他往常与我见面时的情形一样，十分亲切地问起我的儿子们，最后并请我谈一下德国和德国共产党的情况。我简略地报告了一下，一直想着别让他感到疲乏。他的愿望中，我感觉得出有这么一个念头——把我们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的谈话继续下去。他揶揄我当时在列维事件中的“仁慈心理”。
“少一点心理，多一点政治，”他说，“在关于列维的争论上，可以看出你也认识到这一点了。你对他的严格批评，是他罪有应得的。列维白己葬送了他自己，比他最凶恶的敌人干得更利落、更彻底。现在他对我们没有丝毫危险了。对于我们来说，他只是社会民主党员的一个角色，如此而已。也许他在那里能起某种作用，但却不会对我们有任何意义了。在该党乌七八糟的情况下搞个把地位不是难事。但作为卡尔和罗莎的亲密战友兼朋友来说，这是能够想象到的最可耻的下场，是的，最可耻的下场。所以当初根本就不可能以为他的背叛和变节会严重地动摇和危害共产党。只有在某些小圈子里起了些骚动，少数几个人脱党。党是健全的，从根本上是健全的。它正走在变成一个领导革命群众的群众性政党、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道路上……你们的反对派的情况怎样？”稍为停了一下后，列宁问道，“他们是否终于学会了怎样从事政治、共产主义的政治？”
我叙述了有关情况，在结束时说：“柏林反对派”准备让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担负起重新审议上一次代表大会的立场并加以取消的任务。他们的口号是“回到第二次代表大会！”
列宁把这种事情称为“空前的天真”，觉得非常好笑。
“‘左派’同志们真以为共产国际是个忠实的佩涅洛皮[42]呢，”他笑道，“但我们的国际并不是在白天织为了在夜间又拆的。它不可能采取进一步随即又退一步的那种代价昂贵的做法。难道那些同志没有眼睛，看不见目前所发生的事情吗？世界形势有了什么变化，使我们不再以争取群众作为唯一的任务了呢？这样的‘左派’，象是波旁王朝分子。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就我所知，‘左派’表面上是批评实行统一战线策略过程中的一些错误，实际上是想完全废除统一战线策略。这次代表大会不可以撤销，而要肯定并强调、特别强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共产国际活动的基础。这些决议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是前进了一步。我们必须继续依靠它们，否则我们就不会成为群众性的党，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的领导党。我们要不要夺取政权、工人专政和革命——究竟要不要？如果要的话，那末象过去一样，除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的道路外，现在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接着，列宁对于苏俄经济生活的虽仍缓慢却甚稳定的恢复表示满意。他引证了一些足以证明进步的事实和数字。
“但是我将在我的报告里谈到这一点，”他打断了自己的思路说。“我的暴君医生准我出来访客的时间过了。你看我多么守纪律。可是我得再告诉你一件事，我知道你对这件事一定会特别高兴的。我给你说，最近我接到一封信，是从一个偏僻的小村了（不幸我把那难记的名字给忘了——克·蔡注）寄来的。那儿一所孤儿院里有百把个儿童写信给我：‘亲爱的列宁爷爷，我们要告诉你，我们已经变得很乖。我们用功学习。我们已能很好地读书写字。我们做许多好事。每天早晨我们都仔细地盥洗，吃东西的时候每次都洗手。我们要叫我们的老师高兴。要是我们脏的话，他就不喜欢我们了’——等等。你看，亲爱的克拉拉，我们各方面都在取得成就，重大的成就。我们在学习文化，我们盥洗——而且是每天！瞧，在我国连村子里的小孩子都在参加建设苏维埃俄罗斯。既然这样，我们还怕会不成功吗？”列宁笑着，他那熟悉的、快乐的笑声充满了善意和胜利的信心。
过了几天，我怀着赞叹不已的心情听了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那是一个恢复了健康的人的演说，这个人有着钢铁般的生活意志、渴望创造性地缔造社会生活，这个人正在恢复健康，然而死神已在残酷地向他伸出魔掌。但除了最后这次历史性行动，我和列宁最后一次私人谈话结束时的情形也始终萦绕在我脑际——偶然碰头时的很短的谈话不算。最后一次谈话和我同他的第一次“非政治的”谈话一起构成一个整体。在最后一次，象在第一次一样，是完整的列宁，是同样的列宁。列宁，他从渺小中看出伟大，他善于理解渺小与伟大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这个联系作出估计。列宁，他以马克思学说的精神认识到民众教育与革命之间的密切的相互作用。列宁，对他说来，民众教育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民众教育。列宁，他热烈地、无私地热爱创造性的劳动群众，而尤其是热爱儿童，即劳动群众的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列宁的心胸的伟大比得上他的思想和意志，因此他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空前绝后的伟大的领袖。列宁，他坚强勇敢，是一个胜利考，因为他只想看一件事：热爱劳动群众，信任劳动群众，相信他毕生致力的事业的伟大和美好，相信那事业的胜利。所以他才能够完成那历史的“奇迹”。他移了山。
1924年1月
载于克拉拉·蔡特金《论列宁（论文及回忆文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序1933年奠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27—66页
[1] 本文中译文基本采用《列宁印象记》（马清槐译自英文，三联书店版），曾据俄文修改；个别部分是重译的。——译者注
[2] 作者是指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于1920年9月22—25日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克·蔡特金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编者注
[3]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年2月4日——1925年2月28日），生于裁缝家庭，1889年参加社民党，1905年当选社民党总书记，1912年当选国会议员。在一战中积极配合帝国主义战争。1918年11月8日担任总理，1919年2月11日担任总统，镇压了十一月革命。
[4] 克里斯蒂安·约翰尼·亨利希·海涅（Christian Johann Heinrich Heine，1797年12月13日——1856年2月17日），德国诗人、作家。
[5] 德文本为三十四个君主。——译者注
[6]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7] 克·蔡特金此处足指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编者注
[8] 卡尔斯塔特（安德里亚斯·博登施坦）（约1480—1541年）——德国市民宗教改革运动活动家。——编者注
卡尔斯塔特（Karlstadt，1486年？月？日——1541年12月24日），原名安德里亚斯·鲁道夫·博登施坦（Andreas Rudolff Bodenstein），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领导人。
[9]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年7月5日——1933年6月2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在丈夫奥西普·蔡特金（Ossip Zetkin）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1880年至1890年之间流亡西欧，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工作，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报告，任第二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创立了《平等报》（Gleichheit），并任其主编。她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左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1914年8月起是国际主义者核心成员，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之后立刻被捕，1916年被免去《平等报》编辑职务。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宣称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她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但在几个月后参加了德共（斯）。1920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德共中央委员，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支持布兰德勒。德共出于保持威望的考虑，将她留在党内，尽管她明显对此不同意。她在莫斯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同情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1932年8月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说，激烈抨击纳粹主义。1933年逝世于莫斯科。
[10] 约瑟夫·克莱门斯·皮尔苏茨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5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因密谋暗杀沙皇被捕，后被流放。1893年参加波兰社会党，逐渐成为该党领袖。1905年革命后，波兰社会党分裂，他领导党内右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与同盟国一起对俄作战。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年暂时下野，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法西斯独裁者。
[11] 伊格纳西·瓦伊斯特·达申斯基（Ignacy Ewaryst Daszyński，1866年10月26日——1936年10月31日），188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2年发起成立加利西亚社会民主党。1897—1900年任奥匈帝国国会议员。1902年当选为克拉科夫市议会议员。1912年起与毕苏斯基合作。一战爆发后支持协约国。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18年短暂出任临时政府总理。1920年7—12月任波兰国防政府副总理。1922—1927年任波兰下议院副议长。1926年支持毕苏斯基政变。1928—1930年任下议院议长。1929年起反对毕苏斯基。1930年退休。
[12]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Семё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удённый，1883年4月25日——1973年10月26日），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骑兵统帅，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在波兰、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二月革命后曾被选为连士兵苏维埃主席、团士兵苏维埃主席和师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回乡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骑兵游击队。内战期间曾担任著名的红军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内战后曾任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骑兵总监、莫斯科军区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
[13]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14]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Фрунзе，1885年2月2日——1925年10月31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8月任雅罗斯拉夫尔军区军事委员，同年12月又被任命为第4集团军司令员。1919年8月改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1924年3月被任命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并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军事学院院长。1925年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年10月31日在一次手术中因药物过敏而逝世。许多人怀疑他是被斯大林暗害的。
[15]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召开的。
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是在1921年6月9—1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编者注
[16] 指1921年3月22日—4月1日中部德意志工人的武装自卫战斗。由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右派领袖奉行的政第，工人的发动没有得到德国其它地区的有力支援。中部德意志工人英勇的发动遭到残酷的镇压。关于“三月发动”，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0—461页、464—465页、504—506页、510页，第33卷第5页。——编者注
[17] 指意大利社会党在里窝那代表大会（1921年1月15—21日）上发生的分裂。保·列维作为德国统一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回到德国后，庇护以塞拉蒂为首的意大利中派分子。德国统一共产党通过决议反对塞拉蒂及其拥护者并祝贺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后，于1921年2月24日，保·列维与德国统一共产党其他四名中央委员退出了中央委员会。——编者注
[18] 贝拉·库恩。——编者注
库恩·贝拉（Kun Béla，1886年2月20日——1939年11月30日），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出身于小职员家庭。毕业于科洛日瓦尔大学法律系。当过记者。1902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征入伍。1916年在俄国被俘。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创建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任组长。同年11月归国，建立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年2月被捕，在狱中同社会民主党达成两党合并、联合夺权的协议。3月21日获释出狱，立即将匈共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社会党，接管政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后兼任军事人民委员。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侨居奥地利。1920年8月到苏俄，在克里米亚任红军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平定白匪军的战斗。1922—1923年在乌拉尔做党的宣传工作，后任俄共（布）中央驻共青团中央的特派员。1921—1936年参加共产国际领导工作。1924年10月秘密抵达维也纳，重建匈共，并任主要负责人。1928年4月在维也纳被捕，3个月后获释回到苏联。1936年被指控阻挠执行共产国际七大路线而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在翌年6月被捕，1939年11月死于狱中。1956年平反。
[19]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1884年3月18日——1948年9月19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04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9年在哥平根担任报纸主编，同拉狄克、卢森堡、梅林和维斯特麦尔交好。一战爆发后成为国际派，积极参加斯巴达克派的活动，1916年至1918年间被征召入伍，十一月革命期间在斯图加特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曾在邦政府内短暂任职。1919年至1920年间是极左派，但在1921年为进攻理论辩护。1918年起入选中央。1923年成为德共理论家，对革命的时机表示怀疑。他和布兰德勒要对1923年起义的失败负责。1924年至1928年间居住在莫斯科，在中山大学任教。1929年被开除，随后与人合作创建了德共（反对派），1933年流亡法国，1939年被拘留，1941年流亡古巴，因为得不到返回德国和法国的批准，1948年在流亡地逝世。
[20] 弗里德里希·奥托·赫尔辛格（Friedrich Otto Hörsing，1874年7月18日——1937年8月16日），出身于东普鲁士的梅默尔（Memel），年轻时当过铁匠。1894年参加社民党，1905年担任上西里西亚地区的五金工会执行书记，1906年至1914年任社民党奥佩尔恩（Opeln）区委书记，一战期间参军，后被俘，战争结束后回国，担任了上西里西亚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19年至1922年当选国会议员，1924年至1933年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0年至1927年任萨克森省省长。
[21] 保尔·列维（Paul Levi，1883年3月11日——1930年2月9日），生于黑辛根（Hechingen）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1906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开始当律师。1915年3月参与成立国际派，1915年4月被强征入伍，经绝食抗议后于1916年退役，随后他前往瑞士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活动。十月革命后返回德国，从1918年3月起担任《斯巴达克斯通信》编辑。1918年底参与创立德共，并当选为中央局委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后，列维担任德共中央领导，并在1919年10月的德共二大上将极左派开除出党。1920年率领德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三月行动失败后，因批判盲动主义而被开除出党。随后成立了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1922年春季随共产主义社参加独立党，同年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1930年在病中自杀。
[22]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涉及“三月发动”的教训的，有《论策略》提纲的第七节和决议《三月事件和德国统一共产党》（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65年三联书店第276—277、317—318页）。——编者注
[23] 罗伊特（弗里斯兰），恩斯特（1889—1953年）——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2年初，因从事反党活动被开除出党；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之一，法西斯的走狗。——编者注
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又名弗里斯兰德（Friesland）1889年7月29日——1953年9月29日），1912年加入社民党，一战期间受伤被俘，在战俘营中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列宁派他去萨拉托夫，在即将成立的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里工作。返回德国后参加德共，被任命为柏林支部第一书记。他支持党内的左派，拥护1921年三月德国中部的起义，并反对党的领袖保尔·列维。1922年被开除出德共。不久后加入独立党，后返回社民党。1931年至1933年任马格德堡市长。纳粹上台后被迫辞职，被关进集中营。被释放后于1935年流亡土耳其，二战结束后回国，1948年至1953年任西柏林市长。
[24]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5—465页。——编者注
[25] 薛西斯——古代波斯皇帝，征战中因桥被海浪冲毁，下令鞭挞大海。——编者注
[26] 系指保·列维于1921年4月3日任柏林出版的《Unser Weg. Wieder den Putschismus》。——编者注
[27] 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约吉希斯（梯什卡）。——编者注
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1867年7月17日——1919年3月10日），党内化名叫列昂·梯什卡（Leon Tyszka），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少年时就参加了地下革命运动，1888年第一次被捕。1890年在瑞士遇见了罗莎·卢森堡，在1906年之前两人一直是相互的伴侣，而约吉希斯直到卢森堡牺牲之前一直是她的战友。他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从1897年起，约吉希斯在流亡地德国领导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5年返回波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革命失败后被判处六年苦役，后逃回德国。在一战爆发前，因在关于俄国党的几个问题上同列宁产生分歧，跟列宁在政治上决裂；后来又在关于波兰党的问题上同拉狄克发生严重冲突。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斯巴达克斯通信》的编辑工作，参加组织斯巴达克斯同盟，并支持打入独立党。1918年3月被捕，革命爆发后获释，成为中央局领导人。在德共成立大会上入选中央局。1919年1月反对李卜克内西的政策，1919年3月被反动军队杀害。
[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1年4月29日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了把保·列维开除出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问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批准了把保·列维开除出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决定（见《共产国际》杂志1921年第17期第4295，4298栏）。——编者注
[29] 海因里希·马尔赞（Heinrich Malzahn，1884年12 月10日——1957年4月9日），出 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技工。1906 年参加社民党，在五金工会内属于左翼反对派。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党， 1918年1月任罢工工人行动委员会委员，1918年11月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任柏林工厂苏维埃委员会主席。1920年被选为独立党议员，与他人共同领导独立党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和工会委员会。1921年反对三月行动，但在鲁尔组织了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为列维辩护。与布拉斯和弗里斯兰德组织了右翼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年底返回德共。此后未在政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纳粹夺权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多次被监禁。纳粹政权垮台后，在西柏林市政府工作，1948年9月因参加统一社会党而被解雇。此后在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工作。
[30] 保尔·诺伊曼（Paul Neumann，1888—？），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年轻时即加入社民党，1916年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1月参加革命委员会，在五金工会内组织了左翼反对派。在独立社民党内属左派，1920年参加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中央委员会于1921年3月通过的决议，支持列维，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代表“右派”出席大会。与布拉斯一起组织了右派反对派；与布拉斯一起在中央局的工会部门工作。后支持弗里斯兰德，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1922年返回独立党，随后返回社民党。此后的活动和生平不详。
[31] 保尔·弗兰肯（Paul Franken，1894年6月27日——1944年？月？日），曾当过铸工，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索林根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至1920年任下莱因地区书记，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一起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因反对三月行动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共产社和独立党，随后又回到社民党。纳粹上台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4年死于沃尔库塔。
[32] 里夏德·米勒（Richard Müller，1880年12月9日——1943年5月11日），出身工人家庭，当过车工。负责领导柏林五金工会的车工部门。1914年起领导了五金工会内的反战派，组建了革命工长组织。组织了1916年6月、1917年4月和1918年1月三次大罢工。后被强征入伍。1918年11月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反对召开国民议会。反对革命工长组织参加德共，反对一月起义。1919年3月在柏林领导罢工。此后领导工会和独立党内的左翼反对派。1920年参加德国统一共产党，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退出政治活动，后来的生平不详。
[33] 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1876年5月18日——1931年3月20日），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倍倍尔的推荐下，被选入党的出版机关。一战中拥护帝国主义战争政策。1919年1月被选为党主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于1920年3月27日——6月21日、1928年6月28日——1930年3月27日两次出任总理。1920年当选国会议员后，为了与其他姓米勒的议员区分，在自己的姓氏后面加上了“弗兰肯”，成为了赫尔曼·米勒—弗兰肯（Hermann Müller-Franken）。
[34] 恩贝托·艾利亚·特拉奇尼（Umberto Elia Terracini，1895年7月27日——1983年12月6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11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6年因参加反战游行而被捕入狱，并被强征入伍，1919年初与葛兰西等人合办《新秩序》杂志，1921年参与成立意大利共产党，1921年、1924年当选议员，1926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并被判刑22年。1939年曾因强烈反对苏德密约而被开除出党，1943年被游击队解救后重新入党。1946年当选立宪会议副议长，次年任议长。1956年要求进一步批判斯大林，但又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逝世前一直被选为众议员，并曾于1962年和1964年参选意大利总统。
[35] 见《捍卫共产国际的策略的演说》（7月1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5—465页）。——编者注
[36] 阿道夫·霍夫曼（Adolf Hoffmann，1858年3月23日——1930年12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后来当了记者，从1893年起当起了社民党的出版家。1900年入选普鲁士邦议会；非常受人欢迎。1904年入选德国国会。1914年时是和平主义者，即反对党内多数派也反对革命派。1917年参加独立党，在1918年1月的罢工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11月任教育部长。后来跟随独立党左派一起并入德共，1920年入选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后支持列维，追随列维一起退出德共，参加了共产社和独立党，又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
[37]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卡尔·盖尔（Friedrich August Karl Geyer，1853年3月12日——1937年1月22日），出身于屠夫家庭，后担任雪茄工人。1875年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85—1897年任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886—1887年、1890—1918年、1924年任国会议员。1890年加入社民党，在《莱比锡人民报》工作。1913年起公开反对战争。1916年加入独立党，在党内是左派。十一月革命后任萨克森邦财政部长。1918—1919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共。1921年“三月行动”失败后，因反对盲动主义而退党，参加了共产社，并随同返回独立党。1922年返回社民党。
[38] 恩斯特·多伊米希（Ernst Däumig，1868年11月25日——1922年7月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11年起任《前进报》记者，1914年参加反对派。1917年参与创建独立党，1917年至1918年间任《自由报》（Freiheit）主编。1918年被选入革命工长组织核心，负责筹备十一月起义。十一月起义期间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反对成立德共（斯），拥护革命工长组织，在1919年一月反对盲动主义，未成功。他是独立党左派的领袖和“苏维埃制度”的理论家。在卡普暴动之后，坚决拒绝列金提出的成立工人政府的建议。作为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支持“二十一条”。1920年12月同列维一起当选为德国统一共产党主席，1921年与列维一起辞去主席职务。此后参加了列维的“共产社”，在列维和共产社加入独立党后不久逝世。
[39] 菲利普·弗里斯（Philipp Fries，1882年8月9日——1950年12月7日），出身于一个铁路官员家庭。1907年加入社民党和自由工会。1914年任社民党科隆组织书记。1918年加入独立党。1920年加入德共。1921年因反对“三月行动”而退党，参加了共产社，并跟随共产社先后返回独立党和社民党。1919—1921年、1924—1933年任科隆市议员。1920—1924年任国会议员。1924—1933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被捕。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事件”再次被捕，后隐居。二战后在科隆重建社民党组织。1946—1947年任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议会议员。1947年退休。
[40]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7—390页。——编者注
[41]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42] 佩涅洛皮是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人物，她丈夫出征期间，有许多人向她求婚，她允诺在替她公公织成寿衣后才能答应。她故意在夜间拆掉白天织成的部分，第二天重织，使其永无织成之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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