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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联席会议文献[159]

(1918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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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关于目前世界各国遭到的最大危机,这个危机可以说现在最沉重地压在俄国身上,至少,俄国感到比其他国家沉重得多。我应该根据总的形势向我们提出的任务来谈这个危机,来谈已经临近我们的饥荒。而在谈到总的形势的时候,当然不能只限于俄国,何况目前所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国家彼此已经比以前更加令人痛苦、令人苦脑地连结在一起了。
  战争,即两大强盗集团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任何地方,无论在交战国或者在中立国,都使生产力消耗殆尽。破坏和贫困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不知道什么是饥荒的最先进、最文明和最有文化的国家,也由于战争而遭到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饥荒。诚然,在先进国家中,特别是在那些最大的资本主义早已使人们学会了这种制度下最可行的经济组织方法的先进国家中,能够适当地调节饥荒,推迟饥荒,缓和饥荒,然而,就象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长时期以来也都遭到饥荒的痛苦,而且是真正饥荒的痛苦,更不用说那些被打败的和被奴役的国家了。现在我们打开任何一张报纸,都可以看到来自许多先进文明国家(不但是交战国,而且包括瑞士和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样一些中立国)的许多关于战争带给人类饥荒和可怕的灾难的消息。
  同志们,那些考察过欧洲社会发展的人早就不怀疑,资本主义决不会和平地自行灭亡,它不是直接导致广大群众起来推翻资本的压迫,就是经过更加艰难痛苦的流血战争而导致同样的结局。
  早在战前许多年,各国社会党人就指出,并且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庄严地声明:先进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仅是极大的罪恶行为,这种为了资本家瓜分殖民地和赃物的战争不仅会完全破坏现代文明和文化的成就,而且也必然会摧毁人类社会存在的条件。因为最大的技术成就被用于屠杀千百万人的生命,其规模如此广泛,破坏如此严重,能量如此巨大,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于一切生产资料被用来为战争服务,我们看到,最令人痛苦的预言正在实现,野蛮、饥荒和一切生产力完全衰退的景象笼罩着愈来愈多的国家。
  因此,我想起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1887年即俄国革命爆发前30年讲的话是多么正确,他说,欧洲战争的结果,不仅王冠成打地从国王们头上落下而无人拾取,而且将使整个欧洲变得空前的残暴、野蛮和落后,同时,这一战争的结果,不是工人阶级取得统治,就是造成条件使这种统治成为必然[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1—402页。——编者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里说得非常谨慎,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如果历史走上这条道路,结果一定是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也不能设想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更困难的过渡,还有什么比这更厉害的贫困和更尖锐的破坏一切生产力的危机了。
  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拖延四年之久的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的结果意味着什么,现在一切国家,就连最先进的国家也感到:战争已经走进一个死胡同,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无法摆脱战争,战争必然导致令人痛苦的破坏。同志们,如果说我们,如果说俄国革命(这个革命决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功劳,而是由于历史事变的总进程造成的,这些历史事变遵照历史的意志暂时把俄国无产阶级推到第一位,使它暂时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遭到特别严重而且愈来愈严重的饥荒痛苦,那我们应该认清,这些灾难首先是而且主要是这场万恶的帝国主义大厮杀造成的,它使世界各国都遭到空前未有的灾难,只是在所有国家里,这些灾难都还暂时瞒着群众,不让绝大多数人民知道罢了。
  目前,军事压迫还继续存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同时,一方面,对于战争人们还怀着胜利的希望,以为通过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的胜利可以摆脱这场危机,另一方面,战时书报检查机关为所欲为地控制一切,全体人民沉溺于战争的狂热,这就蒙蔽了大多数国家的居民群众,使他们不知道正在陷入怎样的深渊,不知道半个身子已经陷入了怎样的深渊。我们现在特别尖锐地感觉到这一点,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象俄国这样,对于起义的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巨大任务存在这么大的矛盾;俄国无产阶级懂得,要制止战争,要制止这场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世界战争,如果没有最强大的、同样是包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那是不可能的。
  既然事变的进程使我们在这个革命中居于一个突出的地位,并在长时间内,至少从1917年10月起,是一支孤立无援的部队,事态使我们没有可能比较迅速地得到国际社会主义其他部队的援助,那我们现在就只好忍受艰苦十倍的处境。为了推翻主要的敌人,捍卫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做了直接起义的无产阶级和支持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所能做到的一切,同时我们看到,包围着俄国的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的压迫和战争的后果怎样日益沉重地处处压在我们身上。这些战争后果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现在,1918年的夏天,我们面临的也许是我们革命中一个最困难、最艰苦和最危急的过渡阶段。这不仅是从国际方面来看的,在国际方面我们不可避免地注定要采取退却的政策,这是因为目前我们唯一的、忠实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还只是在作起义的准备,只是在酝酿起义,还不能公开地完全地发动起义,虽然西欧的一切事变、西线最近的疯狂凶狠的搏斗和各交战国国内日益严重的整个危机都表明,欧洲工人的起义已经为期不远了,无论它怎样延缓,终究会要爆发。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国内不得不承受极大的困难,于是,产生了许多动摇现象,这主要是由严重的粮食危机、严重的饥荒引起的,它正在向我们迫近,它向我们提出一个任务,要求我们竭尽全力,充分地组织起来,同时,它不允许我们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任务。我们要同曾经和我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阶级,要同曾经和我们一起推翻了帝国主义君主制度和俄国帝国主义共和派资产阶级的阶级,要同在困难日益增加、革命的任务和规模日益扩大的过程中锤炼自己的武器、发展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组织的阶级一起来解决这个任务。
  现在我们面临着一项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战胜饥荒,至少是立即缓和遍及农业俄国的两个首都和数十个县的严重饥荒。而且我们必须在内战的情况下,在各种各样、形形色色和各种不同倾向的剥削者疯狂地拼命地反抗的情况下来解决这个任务。无疑,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既不能同旧事物决裂,又不相信新事物的政党的分子就会处在战争状态中,利用战争来达到一个目的:使剥削者复辟。
  来自俄国各个角落的每一个消息,都要求我们注意这个问题,注意饥荒同反对剥削者和反对正在抬头的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之间的这种联系。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战胜饥荒,或者至少在新收获期之前减轻它的严重性,维护粮食垄断,维护苏维埃国家的法制,维护无产阶级国家的法制。我们必须收集一切余粮,尽量把一切存粮都运到迫切需要的地方去,并且进行合理的分配。这是一个维持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任务(同时也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普遍地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有些国家是用战争的办法,用军事奴役的办法,用对工人、农民实行军事奴役的办法,用让剥削者获得更多更大的利益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任务的。例如,在舆论受到压制、任何反战行动都遭到镇压(但是毕竟还保留着现实观念和社会主义的反战情绪)的德国,除了迅速增加大发战争财的新兴百万富翁以外,找不到更为常用的办法来维持局面。这些新兴的百万富翁拼命地、疯狂地大发横财。
  目前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群众的饥荒成了发展最疯狂的投机活动的最好条件,成了靠贫困和饥荒大发横财的最好条件。
  帝国主义国家都鼓励这样做,例如在德国,饥荒是组织得最好的。怪不得有人说,德国是有组织的饥荒的中心,那里口粮和面包皮在居民中间分配得最好。我们看到,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新兴的百万富翁的产生是很普通的现象,它们不可能用别的办法同饥荒斗争。它们让那些拥有大量粮食而又善于投机,善于把组织、配给制、调节和分配用来从事投机活动的人获得一倍、两倍以至三倍的暴利。不管谁有意或无意地把我们往这条路上推,我们是决不愿意走这条路的。我们说,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同曾经和我们一起反对战争、一起推翻资产阶级而现在又一起遭受当前这场危机的所有痛苦的阶级携手前进。我们必须把粮食垄断坚持到底,决不让资本主义的大大小小的投机活动合法化,而要同蓄意的奸商掠夺行为作斗争。
  在这里,我们遇到比我们对付武装到牙齿的反人民的沙皇制度或武装到牙齿的俄国资产阶级的时候更大的困难和更危险的斗争。那时资产阶级口袋里装着秘密条约,参加分赃,认为让成千上万俄国工农在去年六月进攻中流血牺牲不是罪恶行为,而现在却认为劳动人民反对压迫者的这种唯一正义的和神圣的战争是罪恶行为。关于这个战争,我们在帝国主义大厮杀刚开始时就谈过了,现在,一切事变每走一步都必然使这个战争同饥荒连在一起。
  我们知道,一开始沙皇专制政府就规定了固定的粮价,并且随即提高了这种粮价。当然得这样办啦!它始终忠于自己的同盟者——粮商、投机商和银行寡头,这些人在这上面赚了千百万卢布。
  我们知道,立宪民主党妥协派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起以及克伦斯基,曾经实行过粮食垄断,因为当时全欧洲都说,不实行垄断就无法维持下去,同是这位克伦斯基在1917年8月就规避了当时的民主法律。原来,制定民主法律和冠冕堂皇的制度,正是为了好规避它们。而我们知道,同是这位克伦斯基在8月里怎样把粮价提高了一倍,当时各派社会主义者都反对这个措施,为这件事感到愤慨。当时没有一家报纸不为克伦斯基的这种行为感到愤慨,没有一家报纸不揭露这样一个事实,即共和国各部部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内阁,是在为投机商的勾当打掩护,把粮价提高一倍,就是向投机商让步,这不是别的,正是向投机商让步。这个过程我们都知道。
  现在我们把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粮食垄断和同饥荒作斗争的情况同我们的情况作一番比较。我们看到,现在反革命分子怎样在利用这一点。我们必须从这个教训中得出坚定不移的结论。的确,事变进程的结果是,发展到令人难以忍受的饥荒地步的这场危机只是更加加剧了内战,暴露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政党的面目,这些政党和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不同,无非是立宪民主党是露骨的黑帮分子的党罢了。立宪民主党人没有什么话可说,也不需要对人民说什么,他们无需掩饰自己的目的,而这些政党,这些曾经同克伦斯基妥协、同他分掌过政权和合伙签订过秘密条约的政党,却需要向人民说话。(鼓掌)因此,他们时常不得不违背他们的愿望和意图而暴露自己的面目。
  我们看到,由于饥荒,一方面,受饥荒折磨的人们举行暴动和骚乱,另一方面,在俄国各个角落里此起彼落地发生一连串的反革命暴动,这些暴动显然是得到英法帝国主义者的资助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的全力支持的(鼓掌),因此我们说,情况清清楚楚,谁还要梦想什么统一战线,那就让他去梦想吧。
  现在我们看得特别清楚,当俄国的资产阶级在公开的军事冲突中失败以后,也就是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和3月间,革命势力同反革命势力的一切公开搏斗都向反革命分子,甚至向他们寄予最大希望的顿河哥萨克首领们表明,他们的事业已经完蛋了,因为大多数人民到处都在反对他们。反革命势力的任何一个新的尝试,即使是在宗法制最盛行的地方,在那些象哥萨克那样最富裕、等级观念最深的农民居住的地方,到处都毫无例外地引起了愈来愈多的被压迫劳动者阶层的实际的(不是口头上的)反对。
  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这一时期的内战的教训表明,俄国各个角落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和靠自己劳动生活、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普遍地都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但是,谁如果以为我们已经走上了比较正常发展的道路,那他就应该认识到是想错了。
  资产阶级看到自己是失败了……[注:删节处原记录不清楚。——俄文版编者注]但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开始分裂:一部分倾向于德国,另一部分倾向于英法。然而,两部分人又有一致的地方,他们在利用饥荒这一点上联合了起来。
  同志们,为了让你们明白,不是我们党而是我们党的敌人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正在调解亲德派和亲英法派之间的争执,把他们统一在一个纲领上,即利用饥荒推翻苏维埃政权,为了让你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让我扼要地引证一下最近一次孟什维克会议[160]的报道。这个报道登载在《生活报》[161]上。(喧嚷,鼓掌)
  从登在《生活报》第26号上的这个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政策问题的报告人切列万宁批评了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提出了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即吸取商业资本的代表从事实际工作,让他们根据特别有利于他们的条件充当代办。我们从这个报道中知道,出席会议的北方粮食管理局局长格罗曼,如报道中所说的,根据自己多次的观察和每次观察的经验(我要补充一句,这只是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观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说:“应该采取两种办法:第一,目前的价格必须提高;第二,必须规定一种特别奖励,奖励迅速把粮食送到的人”等等。(有人喊道:“这有什么不好呢?”)是啊,是应该听一听这有什么不好,虽然那个人没有得到发言权就在角落里发言(鼓掌),他企图使你们相信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他大概忘记了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的整个过程。就是这一号《生活报》又说,在格罗曼发言以后,科洛科尔尼科夫代表发表了这样的论点:“有人建议我们参加布尔什维克的粮食组织。”请看,这就说明了有什么不好——听了前面那个人的插话,就该这么说。如果刚才那个发言人不愿意平静下去,没有得到允许而硬要发言,叫喊这是撒谎,说科洛科尔尼科夫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那我就要把这一点记录在案。请你把这些反驳的话清清楚楚地、大声地再说一遍。请你们回想一下那位有点名气的马尔托夫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谈到苏维埃政权问题时虽然所用的词句和说法不同,但是内容完全一样。(喧嚷,叫喊)是的,不管你们怎样嘲笑,但这是事实,——根据粮食工作的报告,孟什维克的代表说苏维埃政权不是无产阶级的组织,而是一个没有用的组织。
  目前,当反革命暴动由于饥荒而爆发并且正在利用饥荒的时候,任何反驳和任何诡计都无济于事,而事实总是事实。我们看到,上述问题上的政策被切列万宁、格罗曼和科洛科尔尼科夫出色地加以发挥。我们看到,内战愈来愈激烈,反革命势力正在抬头,而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工农已经从这些事件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一点还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正在和将要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只有对反革命给以迎头痛击,只有在饥荒问题上继续执行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才能在同饥荒的斗争中战胜饥荒,也战胜利用这一饥荒的反革命分子。
  同志们,我们现在正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苏维埃政权同难以对付的强大的反革命敌人作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公开搏斗的过程中取得了胜利,战胜了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一切怠工者的反抗,现在已经直接地着手进行组织工作了。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是十分困难和艰巨的,这也正说明我们已经在直接解决组织任务了。
  起义取得胜利是十分容易的。战胜顽抗的反革命势力比胜利地完成组织任务要容易百万倍,尤其是因为我们已经解决的任务是起义的无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共同解决的任务,因为在这一任务中还包含许多一般民主主义的、一般劳动的成分。现在我们已经从这个任务转到了另一个任务。难以忍受的饥荒迫使我们去担负纯粹共产主义的任务。在这里,我们直接遇到了实现革命社会主义的任务,在这里,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
  我们并不害怕这些困难,我们过去就知道这些困难,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会是轻而易举的。这是包含着极其残酷的内战的整整一个时代,在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赶来和一个国家里已经起义的无产阶级部队共同纠正错误之前,还得采取某些痛苦的步骤。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组织任务,这个任务关系到大众普遍需要的消费品,关系到投机活动的最深刻的根子,关系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上层分子,而这些人不是仅仅靠一次大的冲击就能轻易除掉的。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小规模的、盘根错节地遍布于各地的资产阶级剥削,即小私有者,小私有者和小业主的整个生活方式、习惯和情绪。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小投机商,他们不习惯、不相信新的生活制度,悲观失望。
  事实就是这样:有很多劳动群众感到革命使我们遇到的困难太大而陷于悲观失望。我们不怕这个。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一次革命中,总是会有一些人悲观失望的。
  如果群众中出现一支有纪律的先锋队,如果这支先锋队知道这个专政、这个强有力的政权会把全体贫苦农民吸引过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场艰巨的斗争,——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当我们看到,联合起来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群众在反对财主和投机商,反对那帮听信许多知识分子象切列万宁们和格罗曼们那样自觉或不自觉地鼓吹投机商的口号的人的时候,当这些被弄糊涂了的工人也来谈论自由出卖粮食、进口载重车辆的时候,我们就回答说,这是在帮富农的忙。我们决不走这条路。我们说:我们要依靠那些同我们一起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劳动者,我们只有同自己的阶级在一起,只有在各阶层的劳动人民中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纪律,才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任务。
  我们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我们必须收集所有的余粮和存粮,合理地进行分配,合理地把它运给千千万万的人,使工作进行得象钟表那样绝对准确,战胜被那些散布惊慌情绪的投机商和动摇分子所利用和加深的经济破坏现象。这项组织任务,只有敢于正视实际困难的觉悟工人才能完成。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值得拿出全部力量,进行一次最后的斗争。我们一定会在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鼓掌)
  同志们,最近颁布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措施的法令[162]向我们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对于每一个不是徒有其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明显地、无可争辩地是一条需要经受严峻考验的道路。
  最近颁布的法令提出了一个最根本的生活问题,这就是粮食问题。这些法令贯穿着三个主导思想,首先是集中的思想,或者说把大家联合起来,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共同的工作;严肃认真,克服任何灰心丧气的情绪,不要任何粮贩的效劳,团结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因为在同饥荒作斗争的问题上,我们所依靠的正是那些被压迫的阶级,而且认为只有在他们顽强地反对剥削者,只有把他们的全部活动联合起来,才有出路。
  的确,人们向我们指出,粮食垄断处处遭到私贩粮食和投机活动的破坏。经常可以听到知识分子说,粮贩在为他们效劳,粮贩在养活他们。的确是这样,不过粮贩是按富农的方式养活他们,粮贩这样做,正是为了建立、巩固和永远保持富农的权力,使掌握权力的人可以用自己的利润通过个别人物来扩大对周围人的权力。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把那些目前主要的过错只是抱怀疑态度的人的力量联合起来,斗争就会容易得多。如果什么地方有那么一个革命者,指望一帆风顺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那我们可以说,这样的革命者,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是分文不值的。
  我们知道,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斗争。但是我们准备忍受几千个困难,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现在我们正在引导一切苏维埃组织创造新的生活,发动新的力量。我们指望用吸引新的阶层和组织贫苦农民的办法来战胜新的困难。现在我来谈一谈第二个基本任务。
  我已经说过,我们的第一个思想,就是贯穿在所有法令中的关于集中的思想。只有把全部粮食集中在公共的粮袋里,我们才能战胜饥荒,但是无论怎样,粮食还只是刚刚够吃。过去那种粮食充裕的情况在俄国已不复存在,必须使共产主义深入每个人的意识,使大家把余粮看作人民的财产,并且充分意识到劳动者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苏维埃政权提出的办法。
  如果有人向我们提出另外的办法,那我们就用曾经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注:见本卷第306—322页。——编者注]上回答过的话来回答他们:你们到斯科罗帕茨基那里去吧,到资产阶级那里去吧,你们去教他们采取象提高粮价、同富农结成联盟等等的办法吧,你们在那里可以找到愿意听你们的话的人。苏维埃政权只讲一点,困难多得很,需要不断加强组织和纪律来对付每一个困难。这些困难不是一个月之内就能克服的。在各民族的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例子,人们花几十年的时间去克服较小的困难,但是这几十年作为最伟大最有成绩的年代而载入了史册。你们永远也别想利用伟大革命头半年和第一年遭到的挫折来向我们散布灰心丧气的情绪。我们还要提我们的老口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集中、联合、无产阶级纪律。
  如果有人向我们指出,如格罗曼在自己的报告中说的那样:“你们的征粮队酗酒,自己变成了酿私酒者,变成了掠夺者”,那我就要说: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常常有这种事情发生,对于这些我们决不掩盖,决不粉饰,也决不用似乎是左的词句和想法来加以回避。是的,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象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尸体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世界上没有一次伟大的革命不是这样的,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腐烂的尸体散发着臭气的环境中为了保护和培植新事物的幼苗而必须反对的东西,那种文坛和政治环境,那种从立宪民主党到孟什维克的浑身是腐烂的尸体散发出来的臭气的政党的煽动,——所有这一切都被他们拿来作为阻挡我们前进的绊脚石。社会主义革命也决不可能通过别的方式发生,任何一个国家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都不可能离开这种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同它进行痛苦斗争的环境。因此我们说,我们的第一个口号是集中,我们的第二个口号是把工人联合起来。工人们,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这是一个老口号了,这个口号听来并不动人,也不新鲜,这也不是那种许诺会取得骗人的成就的口号,有些人,象克伦斯基,就是用这种骗人的成就来诱惑你们,他在1917年8月把粮价提高了一倍,正如德国资产者把粮价提高了一倍、十倍一样,这些人许诺立刻取得成就,实际上却一再地纵容富农。我们当然不会走这条路,我们说,我们的第二个办法虽然是个老办法,却是一个永久的办法:联合起来!(鼓掌)
  我们的处境是困难的。苏维埃共和国正经历着一个艰难的过渡阶段。会有愈来愈多的工人阶层来援助我们。我们没有警察,我们也不会有特殊的军阀,我们除了工人的自觉的联合以外,没有别的机构。这些工人会使俄国摆脱绝望的、万分困难的处境。(鼓掌)我们要把工人联合起来,把工人的队伍组织起来,把遭受饥荒的非农业县的挨饿的人们组织起来,我们号召他们帮助我们,我们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向他们呼吁,我们对他们说:为了获得粮食,为了反对投机商,反对富农,恢复秩序,进行一次十字军讨伐吧。
  过去的十字军讨伐,除了物质力量以外,还要加上一种信念:相信几百年以前曾经用刑罚迫使人们奉为神圣的东西。而我们希望,我们认为,我们深信,我们知道,十月革命已经使先进工人和贫苦农民中的先进农民把保持自己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权力看作神圣的东西。(鼓掌)他们知道,单纯用物质力量去影响人民群众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物质力量,是因为我们要建立专政,要建立用来对付一切剥削者的暴力,谁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就鄙弃谁,免得白费口舌来空谈社会主义的形式。(鼓掌)
  但是我们说: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我们应该让这个新的历史阶级懂得,我们需要工人鼓动队。我们需要来自非产粮省份的各县的工人。我们需要他们作为苏维埃政权的自觉的宣传者到农村去;需要他们去阐明我们所进行的粮食战争、反对富农的战争、反对混乱现象的战争是神圣的、合法的,从而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创造条件;需要他们向农村说明贫富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每个农民都可以了解的,是我们力量的最深刻的源泉。要使这个源泉成为汹涌迸发的洪流还是困难的,因为我们这里还有许多剥削者,他们正在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使群众服从他们,例如收买贫苦农民,使他们靠酿私酒或倒卖私酒来发财致富,用一个卢布的本钱赚几个卢布的利润。这就是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用来影响群众的办法。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责备贫苦农民,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几十年来、几千年来一直受人奴役,他们经受了农奴制和农奴制废除后在俄国依然存在的各种制度的压迫。我们不仅要给他们武器去反对富农,而且要让觉悟的工人向他们宣传,把工人的组织力量带到那里去。贫苦农民,联合起来,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口号。这不是讨好富农,也不是提高粮价的荒谬措施。如果我们把粮价提高一倍,富农就会说:给我们提高粮价了,他们在挨饿了,再等一等,他们还会提高的。(鼓掌)
  这是一条迎合富农和投机商的好路子,走这条道路并且描绘一幅诱人的图画是容易的。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很愿意给我们涂绘出这样的图画,这样的知识分子真是太多了。可我们对他们说:谁愿意跟着苏维埃政权走,谁尊重苏维埃政权并且把它当作劳动者的政权,当作被剥削阶级的政权,那我们就号召他们走另一条道路。这个新的历史任务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要解决这个任务,就得发动新的阶层,向被剥削劳动者提出新的组织形式,因为他们大多数备受压制,愚昧无知,几乎没有联合起来,还有待联合起来。
  在全世界,城市工人和产业工人的先进队伍都联合起来了,全部联合起来了。但是,世界上几乎还没有一个地方试图系统地、不顾一切地、自我牺牲地把那些住在农村、从事小农业生产、身居穷乡僻壤并且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而变得愚昧无知的人们联合起来。在这里,我们面临的任务不仅把战胜饥荒的斗争,而且把整个争取深刻而重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融合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这里我们面临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战斗,值得我们全力以赴,不惜一切,因为这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战斗(鼓掌),因为这是争取建立被剥削劳动者的制度的战斗。
  我们要把劳动农民看作自己在这条道路上的拥护者。在这条道路上,等待着我们的是巩固的胜利,不仅是巩固的胜利,而且是不可摧毁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有重大意义的口号!
  三个基本口号就是:集中粮食工作,联合无产阶级,组织贫苦农民。我们的呼吁书,我们粮食人民委员部在向每个工会、每个工厂委员会发出的呼吁书说:同志们,你们的境况很困难,那就来帮助我们吧,让我们共同努力吧,让我们惩治任何破坏秩序和违反粮食垄断的行为吧。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但只要一次又一次地,一百次一千次地反对私贩粮食、投机活动和富农,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因为实际生活的整个进程和我们在粮食工作中的失败和考验的一切沉痛教训正在使大多数工人走上这条道路。他们知道,如果在俄国还没有十分缺粮的时候,粮食组织的缺点就通过单独的个别的行动得到改正,那么后来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现在只有共同努力,只有把遭受饥荒的城市和省份中受痛苦最深的人们都联合起来,才能帮助我们,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号召你们走的道路:把工人,把他们的先进部队联合起来,在各地进行宣传鼓动,为夺取粮食而对富农进行斗争。
  根据谨慎的专家们的计算,离莫斯科不远,在附近的库尔斯克省、奥廖尔省和坦波夫省现在还有1000万普特余粮。我们还远没有能够把这些余粮收集起来作为国家的储备。
  让我们努力进行这项工作吧。在某些工厂里,悲观失望的情绪暂时占了上风,人们由于饥荒的折磨而不知所措,准备接受那些要退回去实行克伦斯基的办法提高固定价格的人的骗人口号,让有觉悟的工人去到每一个这样的工厂里,让他去说:我们看到有人对苏维埃政权失望了,——来吧,参加我们战斗的鼓动队吧,不要因为这些鼓动队发生过许多腐化和酗酒的事情而惶惑不安。这些事情不是证明工人阶级不中用,而是证明工人阶级暂时还没有去掉旧的掠夺社会带给他们的缺点,证明这些缺点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去掉的。让我们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组织几十个鼓动队,把它们的活动联合起来,坚决克服这些缺点。同志们,请允许我在报告结束的时候给你们讲一下人民委员会特别是我们粮食人民委员部接到的几份电报。(读电报)
  同志们,由于粮食危机,由于遍及所有城市的饥荒的折磨,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用一句俗语来说,就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我想宣读一下苏维埃政权机关在5月13日颁布粮食专卖法令以后收到的一些电报(在粮食专卖法令中讲到,我们同过去一样,只能依靠无产阶级)。电报指出,各地已经走上我们所号召的进行反对富农的十字军讨伐的道路,走上了组织贫苦农民的道路。我们接到的电报就证明了这一点。
  让那些号召要消灭和摧毁苏维埃政权的人们去大嚷大叫吧,让他们从切列万宁—格罗曼的钟楼上散布惊慌情绪吧!埋头工作的人根本不会因为有人散布这种惊慌情绪而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将研究事实,他们会看到,工作正在进行,新的队伍正在联合起来,这样的队伍现在已经有了。
  反对富农的新的斗争形式,贫苦农民结成联盟的形式,正在形成。贫苦农民需要帮助,需要联合起来。有人建议我们对运粮的人给以奖励,我们应该加以支持。我们同意给贫苦农民以这种奖励,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对富农,对那些使千百万人受饥荒折磨的罪人,我们要使用暴力。对贫苦农民我们要给以各种奖励,他们有权得到这些奖励。贫苦农民第一次获得过好日子的机会,我们看到,他们的日子比工人还苦。对这些贫苦农民我们要给以鼓励,我们要给以各种奖励,如果他们帮助我们收集粮食,从富农那里取得粮食,我们就帮助他们,为了使这一点在俄国成为现实,我们要不惜采取一切办法。
  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觉悟工人的每一点经验,以及新的鼓动队,都会使它不断得到发展。
  同志们,工作已经开始,工作正在进行。我们并不期待会有惊人的辉煌成就,但成就一定会有。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破坏时期,进入一个最艰苦最困难的革命时期。反革命势力正在抬头,我们队伍中动摇的和悲观失望的人正在不断增加,这丝毫不使我们惊奇。我们说:你们别再动摇了,抛弃你们悲观失望的情绪吧,资产阶级正想利用这种情绪,因为散布惊慌情绪对他们有利,着手进行工作吧,我们颁布了粮食法令,制定了依靠贫苦农民的计划,站在唯一正确的道路上。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我们号召你们奋起,再奋起。这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但是我再重复一遍,这也是一项非常能收效的任务。这里我们正在为打下共产主义分配的基础,为真正奠定共产主义社会的牢固基石而奋斗。大家一起来干吧。我们一定会战胜饥荒,一定会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利。(热烈鼓掌,转为欢呼)

2
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同志们,各派的发言,在我看来正如预料的一样。
  虽然布尔什维克同某些党派和集团之间有分歧,但是我们深信,群众同饥荒斗争的高涨情绪不仅会使布尔什维克组织团结起来,而且会使大家都团结起来。同时我们也毫不怀疑,同饥荒的斗争愈深入,隐藏在捷克斯洛伐克匪帮和其他匪帮背后的反革命势力暴露得愈彻底,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农劳动群众同我们与之论战的形形色色的敌人的界线就会划得愈清楚。这些敌人仍然搬出陈旧的、过时的关于布列斯特和约和内战的论据,好象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的三个月以来,各种事件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证实人们说的:只有共产党人的策略才能给人民和平,才能使人民腾出手来去从事组织和团结的工作,去准备在另一种环境下进行的新的、伟大的战争。各种事件充分表明,当时还不能前来援助的欧洲无产阶级,每个月——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每个月都在前进,起义总有一天会被充分地认识到,并将成为不可避免。各种事件充分地表明,当时只有一种选择,就是签订强制性的、掠夺性的和约。
  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感觉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反革命的决议案[163];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应该感觉到孟什维克提出的决议案也是一样的货色,他们直到现在还在叫嚣打倒布列斯特和约,并且装出一副样子,好象真的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正是想利用捷克斯洛伐克叛乱者[164]和雇佣走狗把我们拖入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战争。
  有人说共产党人应该对饥荒负责,这种责备根本不值一谈。在十月革命期间也有过同样的情况。只要不是神经失常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不管你们怎样称呼他都可以),都不敢在任何会议上说可以不通过内战而达到社会主义。
  你们可以看一看所有比较负责任的社会主义政党、派别和集团的全部文献。你们在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和严肃的社会主义者那里都不会找到这样的谬论,说什么不经过内战社会主义也可以到来,地主和资本家会自动放弃自己的特权。这是一种近乎愚蠢的天真想法。现在,在资产阶级和它的拥护者遭到一系列失败以后,我们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自供,例如,象拥有顿河地区这样一个最好的俄国反革命基地的鲍加耶夫斯基也供认,大多数人民是反对他们的,因此,如果没有外国人的刺刀,资产阶级的任何阴谋活动都帮不了他们的忙。可是,有人在这里借内战攻击布尔什维克。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转到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尽管他们用种种口号来掩饰自己。
  无论在革命以前,还是在今天,我们都指出:当国际资本把战争提到了历史日程上的时候,当千百万人在死亡的时候,战争改变了风气,使人们习惯于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时候,在这种时候,以为不把这个战争变为内战就可以摆脱它,那就太奇怪了。在奥地利、意大利和德国正在酝酿的事件表明,内战在这些国家将会进行得更加剧烈,更加尖锐。要达到社会主义,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谁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谁就是完全背弃社会主义。
  关于粮食措施,有人说我没有详细地谈。但是这完全不是我的任务。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已经由我的同志们作了[165],他们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研究了不是几个月,而是不止一年了,他们不仅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办公室里研究,而且到地方上去进行实地的研究,研究如何收集粮食,如何建立收粮站等等问题。这些报告已经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里作过了,那里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至于提出切实的批评和实际的指示,那也不是我的任务。我的任务是在原则上说明我们当前的任务,在这里我也没有听到有原则性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批评或合理的意见。同志们,在讲话结束的时候我要说,按我的想法,我确信,这也会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因为我们这次会议的任务并不在于通过一定的决议,当然,通过决议也是重要的,因为这将表明无产阶级能够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但是这还不够,还远远不够,我们现在应该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知道,特别是工人同志们知道,在实际生活中每走一步,在每个工厂里,在每次会议上,在街头偶然聚集的人群中,总是提出而且愈来愈尖锐地提出饥荒问题。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使这次会议,我们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以及工会的代表们一起举行的这次会议,也成为我们整个实际工作转变的起点。所有其他工作都应该完全服从于做好我们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把同饥荒作斗争的问题完全提到首要地位,并且把这个问题与无产阶级同富农和投机商进行无情的坚决斗争的问题完全结合起来。
  我们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已经向工厂委员会、工会和我们在其中直接进行活动的那些大的无产阶级中心区,向那些把莫斯科工人和各个大工业区的千百万有组织的工厂工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无数环节发出呼吁。
  我们应该更多地利用这些环节。
  情况是危急的。饥荒不仅威胁着我们,而且已经来到了。应该使每个工人、每个党的工作者了解,他的任务就是要立即切实地改变自己工作的基本方向。
  让我们都到工厂里去,到群众中去,应该立即实际地着手工作!工作会给我们提供许多实际的指示,提出更多的办法,同时在工作中会涌现出新的力量。有了这些新的力量,我们就能够广泛地开展工作,我们坚信,比以往要困难得多的三个月,一定会使我们的力量受到锻炼,使我们完全战胜饥荒并有助于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一切计划。(热烈鼓掌)

3
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的决议草案


  联席会议提请全体工人和劳动农民注意:全国许多地方遭受饥荒,要求我们采取最坚决最果断的措施同这种灾难作斗争。
  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地主、资本家、富农以及他们的无数走卒试图象在乌克兰那样利用灾难制造暴乱,加剧经济破坏和混乱,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奴役劳动人民的旧制度,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
  只有竭力动员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一切力量,才能使国家摆脱饥荒,才能保障革命果实不受剥削阶级的侵犯。
  联席会议认为,苏维埃政权在同饥荒作斗争中所采取的果断政策无疑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只有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特别是在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方面建立钢铁般的革命秩序,只有建立工人的铁的纪律,只有工人以自我牺牲精神帮助鼓动队和军队去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富农,只有贫苦农民独立地组织起来,才能拯救国家和革命。
  联席会议坚决号召全体工农同心协力地联合起来,克服经济破坏、混乱和各自为政的现象。


载于1920年《第四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93—419页

来源:《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



注释:

[159] 这是列宁在1918年6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和其他文献。这次会议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主持。会议议程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同饥荒作斗争。会上,左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激烈攻击苏维埃政权,批评它的粮食政策。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以列宁的草案(见本卷第391页)为基础的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决议案,否决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反对组织贫苦农民、反对固定粮食价格以及苏维埃政权其他措施的决议案。——[368]。

[160] 指1918年5月21—2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孟什维克会议。这次会议特别明显地反映出孟什维克活动的反苏维埃的性质。孟什维克利用国内粮食困难来攻击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他们咒骂苏维埃政权将很快灭亡,说列宁号召工人组织征粮队和为粮食而进行“十字军讨伐”是“垂死挣扎”,甚至提出了“向资本主义挺进”的口号,声称哪怕“付出挨饿的代价”也要“推翻苏维埃”。米·伊·李伯尔要求在会议的决议中加进“判处苏维埃死刑”这样的话,并立即从苏维埃召回自己的代表。费·伊·唐恩在结束发言时高呼“打倒人民委员专制的社会主义,有监督的资本主义万岁”的口号。会议还宣读了尔·马尔托夫的提纲,号召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在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又重新提出撕毁布列斯特和约、同德国进行战争等问题。孟什维克的反苏维埃、反革命的活动促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6月14日通过决定,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建议所有苏维埃把这些党派的代表开除出去。——[375]。

[161] 《生活报》(《Жизнь》)是俄国无政府主义报纸,1918年4月23日—7月6日在莫斯科出版,编辑为阿·阿·博罗沃伊和я.诺沃米尔斯基。该报曾为各种反苏维埃分子所利用,同其他一些反革命报纸一起被查封。——[375]。

[162] 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5月13日《关于粮食人民委员的特别权力的法令》(《关于粮食专卖法令》)和5月27日《关于改组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地方粮食机关的法令》(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261—264页和第307—312页)。这两个法令规定粮食部门在采购和分配粮食方面一律实行绝对集中制,并提出了组织工人征购粮食、支援贫苦农民同富农作斗争等方面的措施。——[378]。

[163] 指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他们在决议案中强烈反对布列斯特和约,要求立即取消苏维埃政权和召开立宪会议。——[387]。

[164] 指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俄国策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武装叛乱。
  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有两个师和一个预备旅,约5万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和侨居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组成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决定利用该军反对苏维埃共和国,主动给它提供军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席托·马萨里克征得法国同意后宣布该军是法军的部队,协约国代表随后要求苏俄政府遣送该军回法国。1918年3月26日,苏俄政府已经决定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军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撤走,条件是要把主要武器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但该军指挥人员却同协约国代表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于5月14日在车里雅宾斯克举行会议,决定举行叛乱。这些人煽惑士兵,妄说苏维埃政府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进战俘营等等,同时鼓动他们用武力开路,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5月25日和26日,叛乱在马林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开始。接着,叛军同社会革命党白卫部队一起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在占领区,捷克斯洛伐克叛军大批逮捕和杀害当地党政工作人员和革命工农,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机关,协助建立反革命政府(萨马拉的立宪会议委员会,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政府,托木斯克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苏俄红军于1918年9月转入进攻,解放了伏尔加河流域。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军开始瓦解,拒绝站在白军一边作战。1919年下半年,该军随着高尔察克军队的败退而东撤。1920年2月7日,红军同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1920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军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陆续撤出俄国。——[388]。

[165] 指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于1918年5月9日、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于5月2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分别作的关于改组粮食机关和粮食工作状况的报告。——[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