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改组（1905年11月10、15、16日〔23、28、29日〕）

论党的改组^[61]

（1905年11月10、15、16日〔23、28、29日〕）

一

　　我们党的活动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已经争取到了。当然，这些权利是极不稳固的，如果指靠现有的自由，即使不是犯罪，也是愚蠢的。决定性的斗争还在后面，因此，必须把这个斗争的准备工作提到首要地位。党的秘密机关必须保存。同时绝对必须最广泛地利用现有的比较广泛的自由。除了秘密机关以外，绝对必须建立大批新的、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党的（以及接近党的）组织。不进行上述工作，要使我们的活动适应新的条件以及胜任地解决新的任务，那是不可想象的……
　　要把组织工作放到新的基础上，就必须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按照党章规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即应在1906年5月召开，但是现在必须提前召开。如果我们不抓紧时机，就要失掉时机，就是说，工人们迫切要求建立组织的心情，将会采取不正常的、危险的形式表现出来，将会使那些“独立党人”^[62]等等得到加强。必须加紧按照新方式建立组织，必须让大家讨论新的办法，必须大胆而果断地确定“新方针”。
　　我深信，今天报上发表的、由我党中央委员会署名的告全党书所^[63]确定的新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多数派”的拥护者，不止一次地说过，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彻底实行党内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条件下，“选举原则”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实际生活也证实了我们的话。在一些出版物中（见阿克雪里罗得为之作序的署名一工人的小册子，以及一封在《火星报》上发表并收入《工人论党内分裂》小册子中的署名“许多工人中的一工人”的信）从前的一些少数派拥护者也不止一次地指出，事实上过去从未实行过任何认真的民主化和真正的选举。但是，我们布尔什维克一向承认，在新的条件下，在向政治自由过渡的情况下，必须转而采用选举原则。如果需要证明的话，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就特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64]
　　总之，任务很明确：暂时保存秘密机关，同时发展新的、公开的机关。如果运用到代表大会问题上，这个任务（具体实现这个任务，当然要善于实际运用和熟悉一切地点和时间的条件）就应该是这样：根据党章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同时立即开始运用选举原则。中央委员会解决了这个任务，即委员会的委员——形式上他们是享有充分权利的组织的代表，实际上是党的继承性的代表——作为有表决权的当然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全体党员选出的、因而也是正在加入党的工人群众选出的代表，中央委员会根据自己的权利邀请他们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其次，中央委员会声明，它将立刻向代表大会建议，把这种发言权改成表决权。各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是不是同意这个建议呢？
　　中央委员会声明，它认为，他们无疑是会同意的。我个人也深信这一点。不可能不同意这种做法。决不能设想，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领导者不赞成这个提议。我们相信，《新生活报》详细登记的党的工作人员的投票，很快就会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还需要为这一步骤（为把发言权改成表决权）进行斗争，那么结果无疑也是这样的。
　　从另一个角度，即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实质上看一看这个问题。实现我们所提议的计划对于社会民主党有没有什么危险呢？
　　可能有的危险是，非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群众一下子涌进党内来。那时党就会淹没在群众之中，党就不成其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进部队，而将沦为群众的尾巴。这无疑是一个可悲的时期。如果我们党有蛊惑人心的倾向，如果党性基础（纲领、策略规定、组织经验）十分缺乏或者薄弱、动摇，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危险可能是很严重的。但是全部问题在于，这个“如果”恰恰是不存在的。在我们布尔什维克中间不仅没有过蛊惑人心的倾向，相反，我们一直在坚决、公开和直接地同那些稍微企图蛊惑人心的现象作斗争，要求那些加入党的人提高觉悟，坚持继承性在党的发展事业中的重大意义，宣传教育全体党员都要在各自所在的党组织中遵守纪律和接受教育。我们有坚定不移的纲领，这个纲领是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正式承认的，它的根本原理并没有引起任何实质上的批评（对个别条文和措辞的批评，这在任何有生命力的党内都是理所当然的和必要的）。我们有若干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在社会民主党报刊的多年工作中不断地和系统地制定出来的。我们也有一些组织经验和实际组织，这种组织起了教育作用而且无疑已经收到效果，虽然这些效果不能一下子很明显地看出来，但是只有瞎子或者两眼昏花的人才会加以否认。
　　不，同志们，我们不要夸大这种危险性。社会民主党已经树立了声望，确立了方向，造就了一批工人社会民主党员干部。现在，英勇的无产阶级以事实证明了自己的斗争决心，证明了他们善于为明确的目标而团结一致地、坚忍不拔地进行斗争，善于本着纯粹社会民主主义精神进行斗争，如果这时候还有人不相信正在加入我们党或者将在明天响应中央委员会的号召而加入我们党的工人中百分之九十九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那么，这种怀疑就太可笑了。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而社会民主党十多年来做了不少工作把这种自发性变为自觉性。同志们，不要凭空给自己制造恐惧吧！不应当忘记，在任何有生命力的和蓬勃发展的政党内都永远会有一些不坚定的动摇分子。但是这些分子正在受到或者将会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定而团结的核心的影响。
　　过去，我们党处于地下状态而停滞不前。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个代表说得很对，他说，我们党近几年来处在地下状态憋得喘不过气来。如今，地下状态正在被突破。勇敢地前进吧，拿起新的武器，把它分发给新的人，扩大我们的根据地，号召所有的工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到我们方面来，把他们成百成千地吸收到党组织中来。让他们的代表给我们各个中心的队伍增添新的活力，让他们把年轻的革命的俄国的新气息灌输进来吧。直到现在，革命已经一再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理论原理和社会民主党的一切重要口号是正确的。而且革命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正确的，证明了我们对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性的期望和信赖是正确的。在进行党的必要的改革时，我们要把任何细枝末节抛到一边，我们要立即走上新的道路。这并不是要取消我们原来的秘密机关（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无疑已经承认和肯定了秘密机关，因为实际生活和革命进程比决议和决定更百倍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会使我们从唯一真正革命和彻底革命的阶级的核心中得到新生力量，这个阶级已经给俄国赢得了一半自由，它将要给俄国赢得全部自由，并将引导俄国经过自由而走向社会主义！

二

　　《新生活报》第9号发表的我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在党组织内充分实现民主原则的一项决定性步骤。代表大会代表（他们最初只有发言权，但是以后无疑会得到表决权）的选举，必须在一个月内进行完毕。因此，各级党组织应该尽快地讨论关于候选人和代表大会的任务问题。必须估计到，垂死的专制制度可能再一次企图取消所诺许的自由，迫害革命工人，特别是迫害工人领袖。因此，公布代表的真实姓名未必妥当（除特殊情况以外）。在黑帮分子还当权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沿用在政治奴隶时代学会的使用假名的办法。但是这并不妨碍代表候选人的选举，——仍然按照老办法，“以防破坏”。我们不必详细论述这些秘密的预防办法，因为熟悉地方工作条件的同志不难克服在这方面可能发生的一切困难。在专制制度条件下积累了丰富革命工作经验的同志，应当帮助那些在新的“自由的”（暂时还是带引号的自由）条件下开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同志，给他们出主意。不言而喻，我们党委会的委员在这方面要很机智：以前的那些形式上的特权现在必然失掉意义，因而常常必须再“从头”开始，向党内广大的新同志证明坚定的社会民主党纲领、策略和组织是十分重要的。不要忘记，在此以前，我们经常只是同那些从一定社会阶层分化出来的革命者打交道，现在我们将要同典型的群众代表打交道了；这一变化要求我们不仅要改变宣传鼓动方法（必须更通俗化，善于处理问题，善于用最简明的和真正有说服力的方式解释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而且要改变组织方法。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谈一谈新的组织任务的一个方面。中央委员会决定邀请一切党组织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并且号召一切工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参加这些组织。为了真正实现这个良好的愿望，只是简单地“邀请”工人是不够的，只是简单地增加以前那种组织的数量也是不够的。不，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全体同志共同独立地、创造性地制定新的组织形式。这里不能预先提出任何现成的标准，因为这完全是一项新的工作；这里应当依靠对地方条件的熟悉，更主要的是依靠全体党员的首创精神。新的组织形式，或者确切些说，工人政党的新的基层组织形式，无条件地必须比旧的小组更广泛些。此外，新的支部大概应当是手续不太严格的、比较“自由的”、“松散的”组织。在完全有结社自由和完全保障居民的公民权利的条件下，我们当然应该在各地建立社会民主党的（不仅是工会的，而且是政治的、党的）团体。在目前条件下，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方法和手段努力奔向这个目的。
　　必须立刻发挥全党的工作人员、一切同情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首创精神。必须马上在各地组织演讲会、座谈会、群众大会、群众集会，传达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消息，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指出代表大会的新的组织形式，号召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根据新原则共同锤炼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这项工作会提供大量有指导意义的经验，会在两三个星期内（如果积极进行工作的话）从工人队伍中涌现出社会民主党的新生力量，会使更广泛的阶层对我们现在决定同全体工人同志一起重新改建的社会民主党发生兴趣。这样在一切会议上就会立刻提出建立党的团体、组织、小组的问题。每个团体、组织、小组都会立刻选出自己的常务委员会、理事会或管理委员会，总之，就是选出常设领导机构，进行组织工作，同党的地方机构取得联系，领取和散发党的出版物，征收党的工作所需的经费，组织集会、报告会、演讲会，以及筹备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党的委员会当然必须注意帮助每个这样的组织，提供材料使它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的历史以及党在目前的伟大任务。
　　其次，现在还必须关心建立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工人的所谓地方经济据点，即由党员开设的饭馆、茶馆、酒馆、图书馆、阅览室、蒂尔［注：这是一种备有各式枪支的打靶场，凡是想打靶的人花少量的钱就可以用手枪和步枪在这里打靶，我不知道适当的俄文词，因此称为“蒂尔”（这里列宁借用法文tir一词的音译。——编者注）。俄国已经宣布了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公民们有权聚在一起学习射击，这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危险。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大城市中，你们都可以看到在地下室和往往在城郊等地设立的公共的蒂尔。而工人学习射击，学习使用枪支，绝不是多余的事情。自然，只有当结社自由得到保障，能够把那些敢于查封这类机构的警察坏蛋交付法庭惩办的时候，我们才能认真地和广泛地进行这项工作。］等等，不要忘记，除了“专制的”警察以外，还有“专制的”老板也会迫害工人社会民主党人。解雇参加宣传鼓动的工人，所以，建立一种尽可能不受工厂主任意摆布的据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般说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想方设法利用现在已经扩大的活动自由，这种自由愈有保障，我们就愈要有力地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现在，工人将要发挥出的巨大首创精神，是我们昨天的地下工作者和“小组活动家”所不敢设想的。现在，社会主义思想正通过或者将要通过往往是我们无法探索到的道路来影响无产阶级群众。根据这些条件，必须注意更适当地配置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党员［注：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曾经表示希望在党委会中工人和知识分子大约是八比二（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57页。——编者注）。现在这个想法已经过时了！
　　现在应当希望在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中，有一个知识分子党员，就必须有几百个工人党员。］，不要使他们在运动已经开展起来而且用自身的力量就能应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地方虚度光阴；要使他们深入“下层”，到工作更艰巨、条件更困难、迫切需要有经验和学识的人、思想闭塞、政治生活不活跃的地方去。现在，为了配合连最偏僻角落里的全体居民都参加的选举，同时也为了适应公开的斗争（这点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到民间去”，以便打掉各个地方的旺代的反动气焰，保证把那些从各大中心城市发出的口号散布到全国，散布到全体无产阶级群众中去。
　　当然，走任何极端都是有害的；为了尽可能牢靠地和“模范地”安排工作，现在我们常常需要把优秀的力量集中到某一个重要的领导岗位。经验会证明，在这方面应当保持怎样的比例。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与其空想根据新原则建立组织的标准，还不如展开最广泛的和最大胆的工作，以便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总结和概括党的现有经验。

三

　　我们在前两节已经谈到党内选举原则的一般意义，以及新的基层组织和新的组织形式的必要性。现在我们还要探讨一个极迫切的问题，就是关于党的统一问题。
　　谁都知道，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绝大多数都极不满意党内分裂而要求统一。谁都知道，党内分裂使得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或准备加入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有些冷淡。
　　工人们对于党的“上层”能不能自行统一这一点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及今年5月间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都正式承认了统一的必要性。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半年，可是统一问题几乎没有进展。难怪工人开始不耐烦了。难怪那位在《火星报》上并在“多数派”出版的小册子（1905年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的《工人论党内分裂》）上谈统一问题的作者即“许多工人中的一个”，竟用“下面来的拳头”来威胁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党员。当时，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对这种威胁很不高兴，而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却认为这种威胁是合乎情理的，并且基本上是完全公正的。
　　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能够而且必须实现自己的意向（我不说“威胁”，因为这个字眼带有责难和蛊惑群众的意思，我们应当竭力避免这两种情况）的时候了。的确，不是口头上而是真正能够在党组织中实行选举原则（这不是好听的空话，而是真正改善、扩大和巩固党内联系的真正的新原则）的时候，现在已经来到了，或者至少是即将来到。“多数派”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已经直接号召立即运用和实行选举原则。少数派也走着同样的道路。而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在一切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机构、会议和群众大会上等等，都是占压倒优势的多数。
　　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可能不是仅仅劝说统一，不是仅仅争取许诺统一，而是用两个派别组织中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的简单决议真正地统一起来。这里没有任何“强迫”的意思，因为大家在原则上都承认统一是必要的，而工人需要做的只是实际解决这个在原则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在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和无产阶级（工人）的作用的关系，大概可以用下面的一般公式很确切地加以说明：知识分子善于“在原则上”解决问题，善于绘制蓝图，善于议论必须做……而工人则实地做，把灰色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如果现在我说，我们在代表大会以及在代表会议上建立了关于党的统一的“灰色理论”，我这样说，丝毫不是蛊惑群众，绝对不是贬低觉悟性在工人运动中的伟大作用，绝对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巨大意义。工人同志们！请帮助我们把这个灰色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吧！你们要大批地加入党组织。你们要把我们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孟什维克的第二次代表会议变成庄严的、盛大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请同我们一起来解决合并这个实际问题，让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例外（这是个证实违反常规的例外！）是一分理论九分实践吧。的确，这个愿望是合理的，从历史的角度说是必然的，从心理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在侨民习气的气氛中，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空谈理论”（往往是徒劳无益的，这也用不着掩饰），现在，真不妨碍现在略微地、稍稍地“走到另一个极端”，稍稍把实践更向前推进一步。由于造成分裂的种种原因，我们曾在统一问题上耗费大量的纸墨，现在对这个问题采取这种措施无疑是适当的。特别是我们侨居国外的人，都渴望做点实际工作。而且我们已经写成一个很好的、全面的关于整个民主革命的纲领。让我们为了这个革命事业而统一起来吧！

载于1905年11月10、15、16日《新生活报》第9、13、1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83—93页

来源：《列宁全集》1987年版第十二卷

注释：

^[61] 《论党的改组》是列宁1905年11月初从国外回到俄国以后为《新生活报》写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分三章，分别发表于《新生活报》11月10日（23日）第9号、11月15日（28日）第13号和11月16日（29日）第14号；第1章还转载于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旅行家》杂志1905年第41期。这篇文章是1905年12月在塔墨尔福斯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党的改组》决议的基础（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19页）。——77。

^[62] 独立党人是祖巴托夫式的组织独立党的成员。独立党即独立社会工党，于1905年底在彼得堡成立。1905年12月15日（28日）《俄罗斯工人》杂志第4期刊登了该党的纲领。独立党的首领Ｍ.Ａ.乌沙科夫是沙皇政府彼得堡保安处的特务，俄国国家证券印刷厂的工人。1904年秋，他在财政部的支持下成立了彼得堡机械工人互助协会，担任主席。1905年10月，他倡议成立了黄色工会性质的中央工人联合会和妇女工人联合会。这些组织都以调和劳资、引诱工人离开政治斗争并敌视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为宗旨。乌沙科夫建议设立劳资争议调解处，召开全俄工人互助协会代表大会，并向政府提出罢工自由的问题。乌沙科夫这一套同工人运动作斗争的办法，被称为乌沙科夫主义。1908年初，随着乌沙科夫主义退出政治舞台，独立党不复存在。——77。

^[63]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告所有党组织和全体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书》（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14—117页），这个文件曾以《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为标题印成单页并刊登于1905年11月10日（23日）《新生活报》第9号。文件附有脚注：“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通过。”——78。

^[64] 参看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的发言和他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56—157、168—169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等。列宁就大会讨论的一切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
　　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为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它用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战斗纲领武装了党和工人阶级。列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07—213页）中论述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及其意义，并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124页）中论述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