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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临时革命政府[137]
（1905年5月21日和27日〔6月3日和9日〕）
第一篇文章
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考证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就临时革命政府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表明的正是我们在《前进报》上所采取的立场。现在，我们打算详细分析一下反对我们立场的所有不同意见，并全面阐明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真正原则含义和实际意义。我们先谈谈普列汉诺夫想从严格的原则立场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企图。普列汉诺夫写了一篇题为《论夺取政权问题》的文章。他批评“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规定的〈显然是指《前进报》所规定的〉策略”。事实上，任何一个读过《前进报》的人都明明知道，《前进报》从来没有提出过夺取政权的问题，也没有规定过任何“夺取政权的策略”。普列汉诺夫竭力用另一个臆造出来的问题来偷换真正讨论过的问题；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回忆一下争论的经过就够了。
马尔丁诺夫在他有名的《两种专政》中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断言：如果我们党以领导者的身分参加起义，那么一旦起义成功，我们党就必须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而这种参加在原则上是不能允许的，并且只能导致灭亡和威信扫地的结局。《火星报》为这种立场辩护。《前进报》则反驳说：相反，这种结局是最理想的，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等于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是可以允许的，因为没有这种专政就无法捍卫共和国。可见，争论双方在回答马尔丁诺夫提出的问题时，都采用了两个假设，但在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上发生了分歧。双方都说：（1）无产阶级政党以领导者的身分参加起义；（2）起义获得胜利并彻底推翻专制制度；他们在评价由这两个假设所得出的策略结论时发生了分歧。这难道同“为夺取〈？？〉政权规定的〈！！〉策略”相似吗？普列汉诺夫竭力回避《火星报》和《前进报》讨论过的马尔丁诺夫提出的问题，这难道还不清楚吗？过去我们争论的是：既然起义胜利了就必须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那么起义的胜利是否会带有危险性，是否会导致灭亡。普列汉诺夫希望争论的是：应当不应当规定夺取政权的策略。我们担心普列汉诺夫的这种希望（只有从掩盖马尔丁诺夫提出的问题的角度来看才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因为无论过去和现在，谁也没有争论这个问题。
至于普列汉诺夫在其全部论证中这样来偷换问题究竟起什么作用，这从“超级庸人”那件事来看是特别明显的。《前进报》所用的这句话使普列汉诺夫坐立不安。这句话普列汉诺夫反复提了六七次，他以气势汹汹的威胁口吻硬要自己的读者相信：《前进报》竟敢给马克思和恩格斯起了这么个不太雅的外号，《前进报》“批评”起马克思来了，等等，等等。我们很清楚，假如《前进报》讲过哪怕一句同普列汉诺夫强加给《前进报》的谬论相似的话，那么立意要替马尔丁诺夫恢复名誉和“申斥”《前进报》的普列汉诺夫是会非常高兴的。但是问题正好是，《前进报》连一句这样的话也没有讲过，并且任何细心的读者都会轻而易举地识破普列汉诺夫，是他无聊已极，吹毛求疵，把一个有意思的原则问题搞乱了。
不管回敬吹毛求疵是多么枯燥无味，但是必须详细说明耸人听闻的“超级庸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前进报》是这样说的：我们大家都在谈论争取共和国。要实际上争取到它，我们就必须“合击”专制制度，——我们就是指革命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但是这还不够。甚至“一起粉碎”专制制度，即完全推翻专制政府也是不够的。还必须“一起击退”将来必然会出现的种种恢复已被推翻的专制制度的孤注一掷的尝试。这种“一起击退”运用于革命时代，无非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政府。因此，用可能出现这种专政的前景来吓唬工人阶级的人们，也就是说，象新《火星报》的马尔丁诺夫和尔·马尔托夫这类人，便同他们自己的口号——为共和国而斗争和把革命进行到底发生了矛盾。实质上，这些人是这样推论的：好象他们想限制、缩小自己争取自由的斗争，——想预先给自己划定一块最微薄的胜利果实，即不要共和国，而要一部残缺不全的宪法。《前进报》说：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19（和20）世纪革命的三种主要力量和三个基本阶段的著名原理用庸人的观点庸俗化了。这一原理就是：革命的第一阶段是限制专制制度以满足资产阶级；第二个阶段是争取共和国以满足“人民”，即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变革，只有这种变革才能满足无产阶级。《前进报》写道：“这幅图景一般说来是正确的。”我们的确要登上这三级不同的图式台阶，这些台阶之所以不同，取决于在最好的情况下有哪些阶级能够陪我们一起攀登。但是，假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三级台阶的正确图式理解为在任何一次攀登前，需要为自己预先量出短短的尺度，譬如不超过一级台阶，假若我们在任何一次攀登前，按照这个图式“为自己制定一个在革命时期的活动计划”，那么我们就是超级庸人了。
《前进报》第14号［注：见本卷第23—25页。——编者注］上说的就是这些。于是普列汉诺夫就动脑筋在最后几个加上了着重标记的字上挑毛病。他郑重地宣称：这样一来，《前进报》就在骂马克思是庸人了，因为马克思就是按照这个图式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革命时期的活动计划！
证据何在呢？证据就是：1850年，当德国的革命人民在1848—1849年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未能粉碎专制制度的时候，当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得到了残缺不全的宪法并转到反动派方面去的时候，——总之，当德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仅仅登上第一级台阶就停步不前，再也无力往上攀登的时候，正是在这时候……马克思说过，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将是攀登第二级台阶的时候。
读者们，你们发笑了吧？的确，普列汉诺夫的三段论法，是有点……怎么才说得客气一些呢？……“辩证”味道。因为登上第一级台阶以后接着便是攀登第二级台阶的这句话，是马克思在具体的民主革命中相应的具体关头说的，所以只有马克思的“批评家”才会把那些在攀登第一级台阶之前用一下子就跳（在特别成功地组织和举行起义的情况下）两级台阶的可怕前景来吓唬我们的人称为庸人。
一点不错，“批评”马克思是不好的事情……可是不恰当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也不是很好的事情。马尔丁诺夫不恰当地解释马克思的话。普列汉诺夫不恰当地替马尔丁诺夫辩护。
希望任何爱挑毛病的读者不要从我们的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仿佛我们不顾社会力量的对比而宣传“规定”必须跳越台阶的“策略”。不，我们任何这样的策略也不会宣传。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那些高谈共和国和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同时又用参加民主专政的可能性来吓唬自己和别人的人们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在《前进报》第14号中我们已经指出，在目前的革命高潮之后，反动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现在争得的东西愈多，我们将来在可能的（和希望的）民主专政时期镇压和消灭反革命势力愈无情，那么反动势力夺走我们的自由的可能性就愈少。我们在《前进报》第14号中还指出，只有事态确实如此发展，即民主革命发展到彻底推翻专制制度，发展到建立共和国，而不是半途而废，这种专政的问题本身才有意义。
关于“超级庸人”这件事就说到这里，现在我们来谈谈普列汉诺夫所引证的著名的《告同盟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盟员书，1850年3月）的内容。在这个非常有意义和有教益的《告同盟书》（值得把它全部译成俄文）中，马克思考察了1850年德国的具体政治形势，指出新的政治爆发的可能性，断定一旦发生革命，政权不可避免地会转入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手中，并分析了无产阶级的策略。马克思对革命前、革命时期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取得胜利后的策略一一作了考察，坚持必须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并全力反对“把这种工人政党组织降为正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强调指出武装工人、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无产者严格监督背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重要性等。
在整个《告同盟书》中，既没有谈工人政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也没有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问题，普列汉诺夫却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显然根本不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可以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共同致力于创建新的社会制度”。这个结论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没有提出工人政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而普列汉诺夫却作出结论说：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原则上持绝对否定态度。马克思谈的仅仅是具体形势，而普列汉诺夫对问题根本不作具体考察就得出一般结论。其实，只要看一看《告同盟书》中被普列汉诺夫删去的一些地方，就可以看出他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告同盟书》是根据1848和1849这两个革命年头的经验写成的。马克思把这个经验的结果表述如下：“正在这个时候〈即正是1848—1849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从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削弱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单进行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Cemeinden）开始放松了自己跟中央委员会的联系，最后甚至渐渐地完全断绝了这种联系。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的巩固的支柱，至多也只是在个别地方为了本地的目的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在一般的运动中就落到了完全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支配和领导的地位。”［注：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卡·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85年版，附录9，第7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89页。——编者注）。引文中的黑体全是我们用的。］在《告同盟书》的下一页上，马克思说：“目前即将爆发新的革命，工人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象1848年那样受资产阶级利用和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9页。——编者注］
请你们好好想一想这些明确的论断的意义吧！在进行了两年的公开革命以后，在柏林人民起义胜利以后，在召开了革命议会以后，在国家的部分地区爆发了公开的起义和政权暂时转归革命政府掌握以后，马克思认定革命的人民遭到了失败，在党的组织方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取胜，工人政党失利。难道这不是最清楚不过地指出，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提出工人政党参加政府的问题就是无的放矢吗？在革命时期的两年中，马克思公开出版工人政党的最革命的报纸达9个月之久，在这以后不得不确认这个政党完全垮掉了，在一股洪流中根本看不出有一点无产阶级的支流（斯特凡·波尔恩的工人兄弟会[138]是微不足道的），无产阶级不仅落到了完全受资产阶级支配的地位，而且落到了完全受资产阶级领导的地位！显然，当时经济关系还很不发展，几乎没有大工业，没有任何稍具规模的独立工人运动，小资产阶级独占统治地位。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条件下，著作家在分析具体形势的时候，甚至不会去考虑工人政党参加临时政府的可能性。不言而喻，马克思当时必须在其《告同盟书》中向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们强行灌输（请原谅我这么说）现在我们看来是初步常识的真理。马克思当时必须证明，在选举时，工人务必摆脱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单独提出候选人。马克思当时必须驳斥民主派侈谈什么把工人单独分出来就是“分裂”（请注意这点！只有昨天还是统一的并且继续在思想上是统一的东西才可以分裂开！）民主政党的论调。马克思当时必须警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不要被这些论调迷惑住。马克思当时必须以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保证，只要一有可能，就召开工人政党代表大会把工人俱乐部集中起来，——而在1848—1849年的革命年代中，还不具备条件去考虑单独召开工人政党代表大会的可能性！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很清楚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告同盟书》中根本没有涉及无产阶级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在原则上是否可以允许的问题。马克思只是考察了1850年德国的具体形势。马克思当时之所以只字不提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革命政府的问题，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甚至不可能产生用工人政党的名义参加革命政府以实现民主专政的思想。
马克思的思想是这样的：我们，1850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组织起来，我们在革命的第一时期遭到了失败，我们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我们应当独立地组织起来，一定要、绝对要，无论如何要独立地组织起来，——不然的话，甚至将来在加强了自己组织的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取得胜利时，我们还会当尾巴。
马尔丁诺夫的思想却是这样的：我们，190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组织成为独立的政党，现在我们想对沙皇制度的堡垒发起第一次进攻，想领导小资产阶级民众。但是，如果我们把进攻组织得很好，并且——上帝保佑别这样——胜利地完成了进攻，那么我们看来就必须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或者甚至参加民主专政。而这种参加是根本不能允许的。
普列汉诺夫还想煞有介事地使人相信援引马克思就能替马尔丁诺夫辩护吗？大概普列汉诺夫把《火星报》的读者当成小孩子了。而我们只想说：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马尔丁诺夫主义是另一回事。
为了结束关于《告同盟书》的讨论，还必须指出普列汉诺夫下面的错误意见。他公正地指出，1850年3月，马克思在《告同盟书》写成的时候，相信资本主义已经衰老，而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全临近”。马克思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早在1850年9月15日他就和沙佩尔决裂了（沙佩尔和维利希成为同盟内的少数派，并退出同盟），因为沙佩尔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义或空想主义的驱使，竟然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党。”马克思驳斥沙佩尔悦，不能抛开实际条件，而仅仅把自己的意志看作革命的动力。“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无产阶级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5页。——编者注］，无产阶级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普列汉诺夫扼要地叙述了马克思观点的这种转变并推论说：
“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种“转变”之后〉已经根据民主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占统治地位这个设想，来确定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将会更加坚决地谴责社会主义者参加小资产阶级政府。”（《火星报》第96号）
普列汉诺夫的这个推论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责备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混淆社会主义专政和民主主义专政，而这个推论正好混淆了这一点。在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区分民主主义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或者更确切些说，根本就没有谈到民主主义专政，因为那时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已经衰老，而社会主义已经临近。因此他们当时也没有把最低纲领跟最高纲领区分开来。如果要作这种区分（我们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正在这样做，我们正在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义进行斗争，因为他们不懂得这种区分），那么就必须专门剖析社会主义专政和民主主义专政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没有这样做，缺乏贯彻始终的精神。他选择了一种含糊的说法，一般地提“社会主义者参加小资产阶级政府”，从而恰好用社会主义专政问题悄悄代换了清楚明确地提出来的民主主义专政问题。他把米勒兰伙同加利费一起在社会主义变革前夜时期参加内阁和瓦尔兰伙同一向保卫共和制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参加革命政府混为一谈（用《前进报》的比喻［注：见本卷第6页。——编者注］）。
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已经临近了，因此对民主主义成果重视不够，当时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无疑会取得胜利，他们觉得这些成果是牢靠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99页。——编者注］。25年后，即1875年，马克思指出德国不民主的制度是“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专制制度”［注：同上，第19卷第32页。——编者注］。35年后，即1885年，恩格斯预言在即将来临的下一次欧洲震动中，德国政权会转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注：同上，第21卷第257页。——编者注］。由此得出的结论恰好与普列汉诺夫所要证明的相反：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民主制度不可避免地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统治地位，那么为了巩固共和国，为了彻底消灭专制制度的一切痕迹和彻底清扫为社会主义而战斗的场所，他们会赋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以更大的意义。他们会更加严厉地斥责那些在民主主义变革前夜用革命民主专政的可能性来恐吓无产阶级的尾巴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自己感觉到他这种歪曲《告同盟书》的立场有弱点。因此他预先谨慎地声明，他无意于以自己的考证来把问题彻底讲清楚，——虽然他除了作些与本题无关的考证，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别的东西，甚至也不想剖析《前进报》提出的具体问题，就作出“详尽无遗的”武断结论。普列汉诺夫硬说《前进报》既想“批评”马克思，又想持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观点。他的这种用心只能使我们付之一笑：既然普列汉诺夫不能从《前进报》的真正论断中给自己找到靶子，而必须从既与《前进报》毫不相干又与所考察的问题毫不相干的题目中捏造靶子，那么他的立场必定不对头。最后，普列汉诺夫又提出了一个他以为是“驳不倒的”证据，实际上，这个证据（1894年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信）糟透了。
从普列汉诺夫对这封信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很遗憾，普列汉诺夫没有引用全信，也没有说明，这封信是否发表过和在哪里发表过）恩格斯那时必须给屠拉梯论证社会主义革命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普列汉诺夫同志，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屠拉梯是意大利的米勒兰，是伯恩施坦主义者，卓利蒂曾邀请他入阁。屠拉梯显然把阶级内容极不相同的两种变革混为一谈了。屠拉梯曾想象，他将实现无产阶级统治的利益，而恩格斯则向他解释说，在1894年意大利那种形势下（即在意大利登上“第一级台阶”以后，在争取到使无产阶级能公开地、广泛地和独立地组织起来的政治自由以后又过了几十年！），他，即屠拉梯，在获得了胜利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内阁中实际上将要捍卫和实现的是异己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米勒兰主义的实例之一；《前进报》坚决反对把米勒兰主义同民主专政混为一谈，而普列汉诺夫对《前进报》的论据甚至只字不提。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陷入苦境的典型例子，恩格斯早就告诫极端派的领袖们不要陷入这种苦境，指的就是他们不了解变革的真正性质而不自觉地去实现“异己”阶级的利益。天哪，普列汉诺夫同志，难道这同马尔丁诺夫所挑起的和《前进报》所分析过的问题有一点关系吗？难道那些登上了第一级台阶的人把第二级台阶和第三级台阶混为一谈的这种危险，能够成为在攀登第一级台阶之前用一下子可能登两级台阶的前景来吓唬我们的理由吗？？
不，普列汉诺夫的这个“不大的历史考证”什么也证明不了。1850年德国和1894年意大利的形势，与1905年1月和5月俄国的形势根本不同，援引这些情况丝毫也证实不了他的原则结论：“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一起参加革命政府就是背叛无产阶级”。这些引证对于民主专政和临时革命政府问题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如果普列汉诺夫想把自己的结论运用到这个问题上来，如果他认为无产阶级在为争取共和国而斗争的时候，即在进行民主主义变革的时候，参加革命政府的任何行动都是根本不能允许的，那么我们就要向他证明，这是恩格斯毫不含糊地斥责过的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来证明。
第二篇文章
仅仅从下面还是既从下面又从上面？
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考证后指出，普列汉诺夫根据马克思的话作出一般的原则性结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马克思的那些话完全是专门针对1850年德国的具体形势讲的。这个具体形势充分说明，为什么马克思那时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是否可以允许参加这种政府这个一般的原则性问题。
首先必须准确地提出争论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幸好可以利用我们的论敌们所提供的一种说法，这样可以消除由争论实质所引起的争吵。《火星报》第93号上说：“进行这种组织工作〈即把无产阶级组成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反对党〉的最好途径，就是从下面〈黑体是《火星报》用的〉，通过无产阶级对执政的民主派施加压力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这条途径。”关于《前进报》，《火星报》接着说道：“《前进报》想要无产阶级不仅‘从下面’，不仅从大街上，而且还要从上面，从临时政府的宫殿里对革命施加压力。”
可见，问题提得很清楚。《火星报》要从下面施加压力，《前进报》则“不仅要从下面，而且还要从上面”施加压力。从下面施加压力是公民对革命政府施加压力。从上面施加压力是革命政府对公民施加压力。一些人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从下面施加压力。另一些人则不同意搞这种局限，要求从上面施加压力来补充从下面施加的压力。因此争论便正好归结到我们在本篇的小标题中所提出的问题：仅仅从下面还是既从下面又从上面？一些人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从上面，即“从临时政府的宫殿里”施加压力，对无产阶级说来是根本不能允许的。另一些人则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概拒绝从上面施加压力，即拒绝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对无产阶级说来是根本不能允许的。可见，这里所谈的并不是关于在一定局势下从上面施加压力是否可能，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从上面施加压力是否可行的问题。不是的，现在我们根本不是分析任何具体形势，鉴于有人一再企图用别的问题来偷换所争论的问题，我们急切请求读者注意这一点。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关于在民主革命时期，从下面施加压力转向从上面施加压力是否允许这个一般的原则性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策略观点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是否也有过由是否允许从上面施加压力这个一般问题所引起的争论呢？有过这样的争论。1873年夏西班牙的起义就是这个争论的导因。恩格斯在他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里评价了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从这次起义中应当得出的教训。这篇文章载于187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139]，并在1894年《〈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中加以转载。我们来看一下恩格斯作的是什么样的一般结论。
1873年2月9日西班牙国王阿马德奥退位，恩格斯开玩笑地说：这是“第一个举行罢工的国王”。2月12日共和国宣告成立。巴斯克各省接着爆发了卡洛斯派起义。4月10日选出了立宪议会，立宪议会于6月8日宣布联邦共和国成立。6月11日皮－马尔加尔的新内阁组成了。当时极端共和派，即所谓“不妥协派”没有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于是在7月3日，当这个新宪法公布时，不妥协派举行了起义。从7月5日到11日，他们在塞维利亚、格拉纳达、阿尔科伊、巴伦西亚以及其他许多省份中获得了胜利。萨尔梅龙接替了下野的皮－马尔加尔，他的政府调动军队对付起义各省。起义或多或少经过一些抵抗后被镇压下去了：加的斯于1873年7月26日陷落，卡塔赫纳于1874年1月11日陷落。这就是恩格斯冠于论述前面的简要编年大事记。
恩格斯在评价事件的教训时，首先强调指出，西班牙争取共和国的斗争绝对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争取社会主义变革的斗争。恩格斯说：“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很落后的国家，那里根本谈不上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在达到这步以前，西班牙还必须经过各种预备发展阶段，并清除道路上的许多障碍物。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走过这些预备阶段，迅速清除这些障碍物，——这就是共和国所提供的可能性。但是，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积极干预政治的办法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工人群众感觉到了这点；他们到处力求参与各种事件，力求利用每一个方便的机会来活动，而不象先前那样，让有产阶级有进行活动和施展阴谋的自由场所。”
因此，那时的问题是争取共和国，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关于工人干预事件的问题那时有两种说法：一方面，巴枯宁主义者（或“同盟分子”即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作斗争的“同盟”[140]的创始者们）否定政治活动，否定参加选举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反对参加不以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革命，反对任何参加革命政府的行动。从我们所争论的问题的角度来看，正是问题的后一方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同时，正是这一方面为表述两个策略口号之间的原则差别提供了根据。
恩格斯说：“巴枯宁主义者许多年来一直宣传说，任何自上而下的革命行动都是有害的，一切都应当自下而上地组织和进行。”
因此，“仅从下面”的原则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
恩格斯正好指出这个原则在民主革命时代是极端荒谬的。根据这个原则自然和必定会得出这样一个实际结论：成立革命政府就是背叛工人阶级。而巴枯宁主义者所作出的正是这样的结论，所宣布的正是这样的原则：“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新的背叛”。
读者可以看见，这恰好也是新《火星报》所谈的那两个“原则”，即：（1）只有同“既从下面又从上面”的策略相对立的从下面采取的革命行动，才是可以允许的；（2）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新《火星报》的这两个原则都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西班牙争取共和国的斗争的实际进程正好表明，这两个原则是极端荒谬和极端反动的。
恩格斯用西班牙革命的若干事件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从阿尔科伊城爆发革命来看。阿尔科伊是一个有3万居民的较为新兴的工厂城市。工人起义尽管是由从原则上就怕同组织革命的思想沾边的巴枯宁主义者领导的，却仍然获得了胜利。巴枯宁主义者事后吹嘘说，他们成了“局势的支配者”。而恩格斯问道：这些“支配者”利用自己的“局势”究竟做了些什么。首先，他们在阿尔科伊成立了一个“物质福利委员会”，即革命政府。然而这些同盟分子（巴枯宁主义者）于1872年9月15日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即在革命前十个月作出了如下的决定：“建立任何一种所谓临时的或革命的政权，都无非是一种新的欺骗，都象所有现存的政府一样，对无产阶级会是危险的。”恩格斯没有驳斥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谎言，只是讽刺性地指出：正是这个决议的拥护者不得不成为阿尔科伊的“这个临时的和革命的政权的参加者”。这些先生们掌权后暴露出“极端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和没有毅力”，所以他们受到恩格斯的极度鄙视是理所当然的。恩格斯也会以同样的鄙视来回答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所惯用的指责人家是“雅各宾主义”的伎俩。恩格斯指出，在其他许多城市中，例如，在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加的斯附近的一个拥有26000居民的港埠）“同盟分子也不得不违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原则而成立革命政府”。他斥责他们“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政权”。恩格斯十分清楚，巴枯宁主义的工人领袖和不妥协派一起，就是说和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一起参加了临时政府，但他并没有斥责巴枯宁主义者参加政府的行动（如果根据新《火星报》的“原则”就应当这样做），而是斥责他们缺乏组织性，缺乏参加的毅力，斥责他们服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先生们的领导。恩格斯曾斥责巴枯宁主义的工人领袖在参加革命政府以后，把“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让给了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先生们，而自己则以华丽的词句和“社会”改革的纸上空洞计划来哄骗工人，由此也可以看出，恩格斯会以多么辛辣的讽刺来痛斥那些在革命时代贬低“技术”领导和军事领导的意义的人。
恩格斯作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真正的雅各宾主义者，不仅能够重视从上面采取行动的重要性，不仅认为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一起参加革命政府是完全可以允许的，而且还要求参加这种革命政府，要求革命政权要有坚毅的军事主动性。同时，恩格斯认为自己有责任提出军事上的实际指导性的建议。
他说：“这次起义虽然是糊里糊涂开始的，但如果能领导得稍微恰当［注：Ware er nur mit einigem Verstand geleitet worden．不幸的恩格斯！可惜他同新《火星报》不熟！否则他会听到“雅各宾主义的”关于领导（geleitet werden）起义的思想的危险性、危害性、空想性、资产阶级性、技术上的片面性和阴谋的狭隘性！］，哪怕就象西班牙军事暴动的做法那样，胜利还是有很大把握的。在西班牙发生军事暴动时，一个城市的驻军发动起来，开到邻近一个城市去，把该城事先联络好的驻军争取过来，于是起义队伍就象滚雪球一样，愈来愈大，冲向首都，直到会战奏捷或被派来对付他们的军队实行倒戈而决定了胜利的结局时为止。这种方法尤其适合于这次起义。起义者到处早已组织成义勇大队；他们的纪律固然松弛，但是无论如何总不比那大部分已经瓦解了的西班牙旧军队的残部更坏。政府唯一可靠的军队是宪兵，但他们却分散在全国各地。任务首先在于阻止宪兵的集中，而这只有采取攻势和大胆地开到野外去作战。这种做法是不会有很大危险的，因为政府能用以对付义勇大队的军队也和这些义勇大队本身一样，是纪律松弛的。要想取得胜利，就只有这样，别的方法是没有的。”
请看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谈到起义和直接斗争在革命爆发时期的任务时是怎样说的！尽管起义是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掀起的，尽管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既不存在社会主义变革的问题，也不存在起码必需的政治自由的问题，——尽管如此，恩格斯还是对于工人积极参加争取共和国的斗争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要求无产阶级领袖们做到：使自己的全部活动服从于必须使已开始的斗争取得胜利；同时，恩格斯本人作为无产阶级的领袖之一，甚至考虑到了军事组织的一切细节，恩格斯对武装暴动这种陈旧的斗争方法也并不轻视，只要这是胜利所需要的，恩格斯把采取攻势和集中革命力量放在首要地位。他极严厉地指责巴枯宁主义者把“德国农民战争时代和1849年德国五月起义时期所难免的不幸事情——革命力量的分散和孤立，使同一批政府军队能够把各地起义一一镇压下去”——当作原则。恩格斯关于领导起义、组织革命、利用革命政权的观点同新《火星报》的尾巴主义观点真有天壤之别。
恩格斯在总结西班牙革命的教训时首先指出：“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纲领。”这就是说，第一，他们不得不抛弃放弃政治活动、放弃参加选举的原则，抛弃“消灭国家”的原则。第二，“他们把工人不应当参加不以无产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这一原则抛弃了，他们自己参加了显然是纯资产阶级的运动”。第三，——这个结论正好回答了我们所争论的问题——“他们践踏了他们自己刚刚宣布的原则：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新的背叛，——他们破坏了这个原则，泰然自若地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同时他们差不多到处都是被资产阶级先生们所驾驭、在政治上被他们利用的软弱无力的少数派”。巴枯宁主义者没有领导起义的本事，他们不是集中革命力量，而是分散革命力量，把革命的领导工作让给了资产者先生们，解散了国际的坚强巩固的组织，因而“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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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把革命行动完全局限于从下面施加压力，拒绝同时又从上面施加压力，这是无政府主义。
（2）谁不懂得革命时代的新任务，即从上面采取行动的任务，谁不善于确定这种行动的条件和纲领，谁就不懂得无产阶级在任何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任务。
（3）不允许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任何这种参加都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这个原则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
（4）任何“严重的革命形势”都向无产阶级的政党提出如下的任务：有意识地领导起义，组织革命，集中一切革命力量，大胆发动军事进攻，积极利用革命政权［注：手稿上“政权”一词之后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者不懂得这些任务或一贯贬低这些任务，必定会被无产阶级无情地抛弃。”——俄文版编者注］。
（5）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会赞同并且任何时候也不会赞同新《火星报》在目前革命关头的策略的，因为这个策略正好重复着上述一切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把新《火星报》的这种原则立场称之为注视着无产阶级的“后背”和重复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注：手稿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庸俗观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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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再来分析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
载于1905年5月21日和27日（6月3日和9日）《无产者报》第2号和第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227—250页
来源：《列宁全集》1987年版第十卷 |
注释：
[137] 《论临时革命政府》这一组文章是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为基础写成的。本卷《附录》收有关于这一著作的笔记（见第375页）。
列宁在这组文章的第二篇文章的末尾曾答应写第三篇文章来分析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但这篇文章未见问世。列宁在《临时革命政府图景》、《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见本卷第338页和第316页）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等著作中，都阐述了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
《论临时革命政府》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雅罗斯拉夫尔委员会出版过单行本。——221。
[138] 工人兄弟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排字工人斯·波尔恩于1848年在柏林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波尔恩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派别的代表之一，他把工人兄弟会的活动限制在组织经济罢工和争取实现有利于手工业者的狭隘的行会性质的措施（给小生产者贷款和组织合作社等）的范围内。工人兄弟会的纲领是片断的被曲解的《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和路易·勃朗及皮·约·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学说的混合物。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工人兄弟会站在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之外，但它的一些地方分会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1849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在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利用工人兄弟会的组织。1850年，工人兄弟会被政府查禁，但是它的若干分会还继续存在了许多年。——227。
[139]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最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起改为每周出3次。该报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是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威·李卜克内西领导编辑部工作，奥·倍倍尔负责出版工作。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反对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于1870年12月被捕后，该报由卡·希尔施和威·布洛斯相继主持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为它撰稿，并经常帮助编辑部纠正工作中的错误。——234。
[140] 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亚·巴枯宁于1868年10月在日内瓦创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其中包括了他早先创建的阴谋家的秘密联盟。同盟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国的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和法国南部设有支部。同盟盟员宣布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废除国家为自己的纲领，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在同盟申请加入第一国际遭到拒绝以后，巴枯宁主义者对国际总委员会的决定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表面上宣布解散这个组织，而实际上却继续保留它，并于1869年3月以国际日内瓦支部的名义把它弄进了国际。巴枯宁主义者利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在国际内部进行了大量的分裂和破坏活动，力图夺取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权，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揭露和批判。在1872年9月举行的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同盟的头目巴枯宁和詹·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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