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自由派的土地纲领[40] （1905年4月7日〔20日〕） 合法报纸上很久以前发过一条消息，说莫斯科召开了俄国各地地方自治活动家会议[41]。《莫斯科新闻》[42]甚至想就这件事情掀起轩然大波，叫嚷什么政府允许在俄国召开革命代表大会，什么必须召开君主主义政党代表大会，等等，但是谁也没有认真注意这些叫嚷，因为警察当局现在要处理的严重得多的骚乱事件太多了。看来，地方自治人士还没有超出通常立宪要求的范围。然而，他们的会议由于涉及土地问题，所以使人颇感兴趣。我们把根据报纸报道、经代表大会多数表决通过的条文全文援引如下： “（1）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也应当扩大到土地关系方面。（2）正确制定土地法，取决于根本性的改革〈？？〉。（3）即将实行的土地改革应当建立在下列原则上：一、改善农民阶级的经济状况，办法是：为了各类少地农民的利益，从私有土地中强行赎买必要的地块〈这个问题责成几个人来研究〉。二、承认官地和部分皇族土地为国家土地；通过收买和赎买私有土地的办法增加国家土地并使其经营有利于劳动居民。三、通过国家干预租佃关系的办法调整租佃条件。四、设立国家公共调停委员会，以便根据上述原则实行土地措施。五、正确地统筹安排移民和疏散；为利用各种信贷提供方便；改革农民银行和协助合作企业。六、根本修改地界测定法，便利和加速地界划分并降低费用；消灭私有土地和份地两者之间的土地零散插花现象；交换地段，等等。”
在逐条分析这个非常有教益的纲领之前，让我们谈一谈这个纲领的一般意义。无疑，地主阶级的代表们提出这个纲领，这一事实要比长篇大论更清楚地证明，俄国比起所有业已形成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来，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问题在于，这个特点究竟是什么性质呢？象老民粹派社会主义者曾经想过的那样，象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现在正在想的那样，这个特点是在于半社会主义的村社制度和与此相应的我国缺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还是在于农奴制的残余太多，束缚了我们的农村，使资本主义不能广泛而自由地发展，因而恰恰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产生了民粹派的情绪？多少有点头脑的社会主义者，都不能用模棱两可的托词，或者借口革命时期似乎不宜谈抽象理论问题，或者指出农民起义的事实足以说明地主已有防备来回避这个问题。恰恰在革命时代对理论问题采取模棱两可或毫无原则的态度，就等于思想上完全破产，因为正是现在需要有深思熟虑过的坚定世界观来使社会主义者控制事件，而不是使事件控制社会主义者。指出农民起义也不能说明什么，因为现在在政治上组织成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的土地占有者所通过的纲领，其内容是好几十年来整个自由派报刊和所有自由派活动家所表达的愿望。民粹派的纲领成了地主的纲领，这个事实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政治性回答。在革命时代，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争论，是由各个阶级的公开行动来解决的。现在我们来进一步考察一下自由派的土地纲领。我们的合法报纸常常吹捧这个纲领。例如，《经济报》[43]“确认地方自治人士提出土地纲领这个事实，并且从通常对目前整个地方自治人士的看法出发，认为这个纲领比所预料的要极端得多”（原来如此！）（这就是说，所谓极端是从地主老爷们的观点来看吧？）。这家报纸继续写道：“这一点证明，政治上的地方自治派既有政治分寸，又对我们周围所发生的现象有深刻的理解……” 地主老爷们的分寸和理解在于，一旦农民自己积极而坚定地开始干预土地关系方面的事情，地主就大谈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这是一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国家干预土地关系在俄国是常事：如果这种干预是为了上层阶级的利益，那么，用警察的话来说，这就叫作“秩序”；如果干预是从下面开始的，那么人们就会说，这是“骚乱”。请问，地主们究竟要的是什么样的干预？从他们的纲领可以看出，他们要的仅仅是对土地占有关系和土地使用关系的干预。他们的一切措施，从赎买地块起，到信贷和交换地块止，都是针对那些经营土地的人，即针对各类业主的。而无产业的农业工人呢？据上一世纪90年代统计，在我们俄国，仅仅在50个“内地”省份里，就有350万雇农和日工，农业雇佣劳动是这些人的生活资料的最主要来源。无疑，农业雇佣工人的数目现在还要多些，而且绝大多数是完全无产业的，或者几乎是完全无产业的。除了这些无家可归和无产业的人而外，根据我国10年前的统计，在上述那些省份里，近1000万农户中就有300万户以上是无马户。所有这些人都只是名义上的业主。他们最关心的是工资更高一些，劳动日更短一些，劳动条件更有益于健康一些。地主老爷们很聪朗，他们只字不提对雇主和工人的关系的干预。而且可以断言，除非农业工人们自己起来干预，否则，谁也不会认真考虑这种干预。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这种干预应该给予最严重的注意。运动的直接实际利益和我们的总原则都要求这样做。俄国自由派和俄国民粹派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过去和现在都正是表现在小农经济的利益完全遮盖了农业雇佣劳动的利益。当然，坚定的民粹派，有时还有“社会革命党人”，都倾向于把这种现象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雇佣劳动的作用是“次要的”（在他们的想象中，而不是在农民的生活中），因为在“村社传统”、“劳动观点”和“平均使用”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这种作用也可能完全化为乌有。但是，这种倾向不管是通过多么热情真挚而动听的社会主义言词表达出来的，事实上它却证明，小资产阶级目光短浅，如此而已。俄国农民也好，俄国知识分子也好，都有这种幻想，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民粹派这种幻想的花朵，就是那种装饰在束缚劳动人民的一条锁链上的虚幻的花朵，社会民主党的批判应当无情地摘去这种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戴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编者注］。 我们完全同情农民运动。如果农民能够在我们的帮助下用革命办法夺走地主的全部土地，我们就会认为，这无论对俄国的整个社会发展来说，还是对俄国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巨大的胜利。但是，即使取得这个好结局，那时，农业雇佣工人的人数也只可能暂时减少，而决不会绝迹。那时，农业雇佣工人的单独利益仍然是单独利益。 土地转到农民手里一点也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的统治，反而会给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以更广泛的基地，会使这种发展从意大利类型[44]转为美国类型。农民之间的财产差别现在已经很大，只是由于专制农奴制度的普遍压迫才不怎么引人注意，但绝不会不再存在了。国内市场扩大，交换和商品经济以新的规模发展，工业和城市迅速壮大，所有这些真正改善农民状况的必然结果，一定会加深财产差别。这方面的幻想在我们这里传播愈广，社会民主党同这种幻想的斗争就应当愈坚决，如果它真正愿意代表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而不是仅仅代表工人运动的一个阶段的利益的话。［注：参看下面发表的一篇马克思1846年的文章。（见本卷第50—56页。——编者注）］ 在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变革之前，任何最激进的和最革命的土地改革措施都消灭不了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幻想所有的人都变成小资产者是一种反动的庸俗观念。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就应该努力提高农业雇佣工人的阶级自觉，建立农业雇佣工人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城市罢工的浪潮能够而且应该波及农村，不仅造成农民起义，而且造成真正的工人罢工，特别是在割草和收割季节。纲领中我们的工人部分的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城市工人对他们的老板提出的，这些要求也应该根据不同的生活条件作相应的改变，成为农业工人提出的要求。俄国暂时还没有什么专门的法律（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的法律除外）把农业工人的地位降低到城市工人之下，这是应当利用的。应当想方设法使无产阶级高涨的浪潮在雇农和日工中间产生独特的无产阶级情绪和无产阶级斗争方法。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农村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即狭义的名副其实的农民，不能不是革命的。它现在的革命性，不可避免地从“旧秩序”的所有条件中产生出来，我们应当大力加以支持和发展。但是，一部分农村小资产者向“秩序”方面的转化，同样不可避免地会从新秩序即新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俄国的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而且，农民现在夺取地主的土地愈多，这种转化就愈快。在农村，也只有农村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在任何条件下彻底革命的阶级。贫穷闭塞的农夫变成自由的、精力充沛的欧洲式农场主，是巨大的民主主义成果，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一刻也不能忘记，只有当觉悟的、自由的、组织起来的农村无产者与农场主相对抗时，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成果才会为人类完全摆脱一切压迫的事业带来实际好处。 自由派地主老爷们闭口不提农业工人。至于未来的农场主，他们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尽快地、而且是在自己的腰包受到最小损失的情况下（更确切些说：也许是在自己的腰包得到尽可能多的好处的情况下）把他变成自己的同盟者，变成私有主，变成秩序的支柱。他们梦想施非常可怜的一点小恩小惠就会万事大吉！他们把唯一的革命措施即没收皇族土地局限于没收这些土地的一部分，而且不敢把没收叫没收，对教会的土地则只字不提。他们答应给少地的人补分土地，并且坚持赎买，但是只字不提谁将支付这些土地的赎金。显然，他们认为由农夫支付赎金是不言而喻的，正象1861年那次著名的赎买一样。地主高价卖掉自己的坏地，这就是他们答应的补分土地。他们所提出的关于信贷、合作社、交换地块等一切措施，一点也超不出私有者利益的狭小范围。至于地租（这是农民经济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他们只限于提出“调整”这个最含混的口号。这个口号可以包容一切，直到以规定标准为借口提高租价，——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过去和现在所理解的“秩序”究竟是什么。 不过，我们认为自由派纲领中最重要和政治上最危险的一条，是关于“国家－公共调停委员会”这一条。实行土地改革的方法问题意义很大，因为改革的性质的认真程度，恰恰具体而实际地取决于实行的方法。民粹派也在这个问题上（也象在许多别的问题上一样）开导我们，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利益上，他们忽视或低估问题的政治方面。这种观点对小资产者来说是自然的，对“业主”来说是可以理解的，而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却是绝对不相容的。如果业主和私有主阶级或类别内部的变动不能带来政治上的好处，从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么这种变动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就无所谓了。从小资产阶级幻想的观点来看，任何谈到“平均使用”等等的空洞计划都是重要的；从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些空洞计划，都是空洞而有害的空想，因为它使社会意识同实际的民主主义成果的实际条件相脱离。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会忘记，统治阶级随时随地都在竭力用经济上的小恩小惠来分化和腐蚀劳动者。在土地改革方面，他们尤其易于也尤其善于推行这种政策。 我们必须更明确更坚定地坚持我们的土地纲领的根本要求：成立革命农民委员会，由革命农民委员会自己来实行真正的、根本的（而不是地主所说的“根本的”）土地改革。做不到这一点，任何土地改革不可避免地一定会变成新的骗局，新的圈套，就象1861年有名的“改革”一样。“国家－公共〈？〉调停委员会”就是这个圈套的直接准备！我们懂得，“公共”就是地主，“国家”就是官吏。“国家－公共”无非就是官吏－地主而已。 我们在农村的宣传鼓动重心就应当立即转移到这上面来。农民们，你们听见了吗？人们想再一次用官吏的办法向你们施恩，用地主的干预来“调整”你们的生活，按照可诅咒的老的赎买方式为你们“赎买”土地！地主如此好心肠，如此发善心：他们眼看他们的土地有被白白拿走的危险时就宽宏大量地同意出卖土地，价格当然是合适的……你们同意地主和官吏的这种干预吗？或许，你们愿意自己干预，自己建设自由的生活？那么你们就和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共和国而斗争，举行起义，起义会给你们带来革命政府和革命农民委员会！
注释： [40] 本卷《附录》里收有这篇文章的两个提纲（见第349—352页）。——42。 [41] 指1905年2月24—25日（3月9—1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42。 [42] 《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42。 [43] 《经济报》（《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аэета》）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周刊），1904—1905年在彼得堡出版。——43。 [44] 指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类型。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在地主、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了统一。统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同时，仍保存着大量封建残余。在农村里，特别在南部和部分中部地区，大土地所有制没有废除，对分制依然盛行，农民仍遭受封建性的剥削。——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