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 俄国又掀起立宪运动的浪潮。当代人还没有看到过类似当前这样的政治活跃的局面。合法报纸猛烈地抨击官僚制度，要求让人民的代表参加国家的管理，坚持声明必须进行自由主义的改良。地方自治人士、医生、律师、工程师、农村业主、市议员和其他人等举行各种各样的集会，通过比较明显地主张立宪的决议。到处可以听到在俄国的庸人看来是异常大胆的政治上的揭发和关于自由的热情演说。在工人和激进青年的压力之下，自由派的集会变成公开的民众大会和街头示威。在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中间，在城乡贫民中间，潜在的不满情绪在明显地增长。虽然无产阶级较少参加自由派运动的各种最为隆重盛大的活动，虽然它对体面人士的循规蹈矩的会议似乎有些袖手旁观，但是总的看来，工人们非常关心运动。总的看来，工人们渴望参加广泛性的民众集会和公开的街头示威。无产阶级似乎是在克制自己，它聚精会神地仔细观察周围情况，聚集力量，考虑争取自由的决战时刻是否已经到来的问题。 看来，自由派激动的浪潮已经开始有些低落。有关反动分子在最有影响的宫廷人士当中获胜的传闻和国外报纸有关这方面的报道正在得到证实。几天前颁布的尼古拉二世的命令，是对自由派的当头一棒。沙皇力图保留和维护专制制度。沙皇不愿意改变管理形式，也不打算立宪。他答应（只是答应而已）进行种种非常次要的改革。而实现这些改革的保证当然一项也没有提出。警察对自由派报刊采取的严厉措施每日每时都在加强。一切公开的游行示威又开始遭到象以前一样的，甚至是更加残暴的镇压。地方自治会议和市政机关的自由派议员，显然又开始受到限制，倾向自由主义的官员受到的限制更大。自由派报纸的调子低沉沮丧，请求通讯员们原谅它们不敢刊登他们的来信。 在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许可令颁布之后曾很快高涨起来的自由派激动的浪潮，完全有可能在新的禁令颁布之后又很快平息下去。必须把必不可免地（而且愈来愈不可免）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反对派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深刻原因，与自由派暂时活跃的浮浅理由区别开来。深刻的原因产生深刻的、强大的和顽强的人民运动。浮浅的理由有时是内阁中人员的更换和政府在某种恐怖行动之后通常力图暂时采取狐狸尾巴政策的做法。谋杀普列韦[72]，显然要恐怖组织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这种恐怖行为愈是成功，它就愈明显地证实全部俄国革命运动史的经验，这种经验警告我们要避免采取恐怖手段这种斗争方法。俄国的恐怖手段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知识分子特有的斗争方式。所以，无论人们怎样向我们说明恐怖手段重要，说它不是代替人民运动，而是与人民运动并行，但事实雄辩地证明，在我们这里个人政治谋杀跟人民革命的暴力行动是毫无共同之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群众运动，只能是阶级的工人的运动。这种运动在俄国正依照它的独有的规律发展，它走着自己的道路，而且愈来愈深入和广泛，从暂时的平静走向新的高潮。只有自由主义浪潮的起伏是受各大臣情绪左右的，而加速大臣更换的是炸弹。因此，难怪我们这里在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激进的（或倾向于激进的）代表中间时常有人同情恐怖手段。难怪在革命知识分子当中，特别热中于恐怖手段（长期的或一时的）的，正是那些不相信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生命力和力量的人。 由于某种理由而产生的自由派的激动是短暂的，是不持久的，这当然不会使我们忘记，专制制度和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矛盾。专制制度不能不阻碍社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想象的）的利益与专制制度的冲突会愈来愈大。自由派的声明的理由可能是浮浅的，自由派的不坚决的骑墙立场的性质可能是卑微的，但是对专制制度来说，它只能同土地占有者商人阶级当中的一小撮享有极高特权的巨头保持真正的和平，而决不能同整个这个阶级保持和平。对于一个打算成为欧洲式的国家，而且在政治和经济失败的威胁下不得不成为欧洲式国家的国家来说，以宪法形式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必要的。因此，对觉悟的无产阶级来说，极为重要的是，既要清楚地了解自由派反对专制制度的必然性，又要清楚地了解这种反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性质。 工人阶级抱有最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的：把人类从各种各样的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制度下解放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数十年来它一直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顽强的努力，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斗争，组织成百万人的政党，不为个别的失败和暂时的失利而灰心。对这样真正的革命阶级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摆脱一切自我欺骗、一切幻影和错觉更重要的了。在我们俄国，最流行和最常见的错觉之一，就是似乎我国的自由派运动不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似乎俄国所面临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知识分子——从最温和的解放派[73]一直到最极端的社会革命党人 ——一向认为，承认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使革命黯然失色，就是把革命贬低和庸俗化。俄国觉悟的无产者却认为，这种承认是对实际情况的唯一正确的阶级分析。对无产者来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制的斗争，只是为推翻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社会革命斗争的必要阶段之一。严格地区别本质不同的各个阶段，冷静地探讨这些阶段到来的条件，这决不等于把最终目的束之高阁，决不等于提前放慢脚步。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加快步伐，正是为了尽可能迅速而稳妥地实现最终目的，才必须了解现代社会里的阶级关系。那些回避所谓片面的阶级观点的人，那些想成为社会主义者但又害怕直截了当地把我们俄国所面临的和在我们俄国已经开始的革命叫作资产阶级革命的人，只会陷入大失所望和来回摇摆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正当现代立宪运动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家最倾向于民主主义的合法报刊却利用不寻常的自由，不仅来攻击“官僚制度”，而且还攻击似乎“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乖谬的、因而是错误的阶级斗争理论”（《我们的生活报》[74]第28号）。请看，知识分子和群众相接近的任务，“一向都只是在强调人民群众和……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出身的那些社会阶层之间的阶级矛盾时提出来的”。不用说，这种说法是根本违反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俄国所有合法的文化派知识分子，所有老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所有解放派类型的活动家，过去和现在都完全忽视整个俄国的，特别是俄国农村的深刻的阶级矛盾。甚至连俄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极左翼社会革命党的过错，主要也是忽视了这一点；不妨回忆一下它那些通常的关于“劳动农民”或关于我们面临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民主主义革命”的议论。 不。革命的时刻愈逼近，立宪运动愈激烈，无产阶级政党就愈是应该更严格地维护自己的阶级独立性，不容许将自己的阶级要求淹没在一般的民主主义词句的大海里。所谓的社会的代表们愈是经常地、坚决地提出他们所谓的全民要求，社会民主党就愈是应该毫不留情地揭穿这一“社会”的阶级性。就拿11月6—8日举行的“秘密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75]有名的决议来说吧。你们从中可以看到被置于次要地位的、故意含糊其辞的、羞羞答答的立宪要求。你们可以看到那里口口声声谈的是人民和社会，但是谈社会比谈人民多得多。你们可以看到关于在地方自治机关和市政机关，即代表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利益的机关方面实行改革的特别详细的和最详细不过的意见。你们可以看到那里提到改革农民的生活，使他们摆脱监护和确保正当的审判形式。十分明显，你们所看到的是有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只要求专制制度让步而不打算对经济制度的基础进行任何改变。如果这样一些人也愿意“根本”（似乎是根本）“改变农民目前这种不享有充分权利的和受屈辱的境况”，那么这就再一次证明，社会民主党一再强调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落后于资产阶级制度的一般条件的观点是正确的。社会民主党一贯要求觉悟的无产阶级在全体农民的运动中要严格区分出农民资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和迫切需求，不管这些需求是怎样被烟幕所掩盖和遮蔽，也不管农民意识（和“社会革命党的”空谈）使它们带有什么样的“平均化的”空想色彩。再拿12月5日彼得堡工程师宴会的决议来说。你们可以看到，590名宴会参加者以及随后在决议上签名的6000名工程师，都主张立宪，认为“没有宪法就不可能有效地保护俄国的工业”，同时一致反对政府向外国企业主订货。 难道现在还不能看出，正是占有土地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的利益构成了已表面化的立宪要求的内容和基础吗？难道我们能为民主派知识分子出面代表这些利益所迷惑吗？这些知识分子在历次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都是一向到处扮演政论家、演说家和政治领袖的角色的。 俄国无产阶级肩负着极其重大的任务。专制制度已经动摇。它投入一场艰难而又毫无指望的战争，这场战争严重地破坏了它的政权和统治的基础。如果不求助于统治阶级，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支持，它现在就无法支撑下去，而这种求援和这种支持必然会带来立宪的要求。资产阶级力图从政府的困境中捞一把。政府正在作最后的挣扎，它打算用一些廉价的让步，非政治性的改革以及沙皇新命令中满篇皆是的不负任何责任的诺言来实现脱身之计。这种把戏能否取得哪怕是暂时的和局部的成功，最终要取决于俄国无产阶级，取决于它的组织性和它的革命冲击力量。无产阶级应当利用对它异常有利的政治形势。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激发被剥削的人民群众的尽可能广泛的阶层，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集结自己的力量，以便在政府最绝望的时刻，在人民最激愤的时刻发动起义。 无产阶级对立宪派的支持首先应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最主要的是利用普遍的激愤情绪去鼓动和组织工人阶级和农民中很少被触动的最落后的阶层。当然，作为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应当把自己的队伍派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间去，而这些阶级愈是主动地采取行动，斗争愈尖锐，决战的时刻愈逼近，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愈应当转移到训练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本身去进行争取自由的直接斗争方面去。在这种时刻，只有机会主义者才会把个别工人演说家在地方自治会议和其他公共集会上发表讲话称之为特别积极的斗争，新的斗争方式或高级形式的示威。这样的示威只能具有完全从属的意义。现在无比重要的事情，是使无产阶级注意真正高级的和积极的斗争形式，如著名的罗斯托夫的群众性示威和南方一系列的群众性示威[76]。现在无比重要的事情，是扩充我们的干部队伍，组织力量，准备进行更直接更公开的群众斗争。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放下社会民主党人每天的日常工作。他们永远不会放弃这一工作，他们认为这一工作正是对决战的真正准备，因为他们唯一指靠的正是无产阶级的积极性、自觉性和组织性，正是无产阶级在被剥削劳动群众当中的影响。这里所谈的是指出正确道路，提醒人们必须前进，指出策略上动摇的危害性。组织工作也是觉悟的无产阶级在任何条件下永远不应忘记的日常工作。没有广泛的、多方面的工人组织，没有它们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结合，就不可能同专制制度进行有效的斗争。在我们这里，也象在任何地方一样，那些毫无气节的、随时更换自己的口号就象更换手套一样的知识分子党员，表现出种种瓦解组织的倾向，如果不给这种倾向以坚决的回击，组织工作便无法进行；如果不同荒谬的、反动的、掩盖一切涣散现象的组织－过程“论”作斗争，组织工作便无法进行。 俄国政治危机的发展目前主要取决于对日战争的进程。这场战争已经最彻底地揭露了而且还在继续揭露专制制度的腐朽，使它在财政和军事方面遭到最大的削弱，使苦难的人民群众受到极大的折磨并把他们推上起义的道路，因为这场罪恶而可耻的战争要求他们作出无穷无尽的牺牲。专制制度的俄国已经被立宪的日本击溃，任何拖延只能加剧失败。俄国舰队的精锐部分已经被歼灭，旅顺口已经陷于绝望境地，前往援救的分舰队不仅毫无成功的希望，甚至连到达目的地的希望也没有；库罗帕特金率领的主力部队伤亡了20多万人，它已经疲惫不堪，孤立无援地面对着攻克旅顺口后必然会来消灭它的敌人。军事崩溃已必不可免，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十倍的不满和激愤。 我们必须用全副精力迎接这一时刻。在这一时刻，在愈来愈频繁的此起彼伏的爆发中，将有一次爆发导致规模巨大的人民运动。在这一时刻，无产阶级将起来领导起义，为全体人民夺得自由，保证工人阶级能够进行公开的、广泛的、为欧洲的全部经验所丰富了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注释： [72] 1904年7月15日，社会革命党人叶·谢·萨宗诺夫根据该党战斗组织的判决，刺死了沙皇政府内务大臣维·康·冯·普列韦。普列韦生前执行极端残酷的镇压政策，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108。 [73] 解放派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联合组织解放社的成员。解放社由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筹备，于1904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1905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地主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112。 [74] 《我们的生活报》（《Наша Жизнь》）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多数撰稿人属于解放社的左翼。1904年11月6日（19日）—1906年7月11日（24日）断断续续地在彼得堡出版。——112。 [75] 指地方自治局主席和其他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原定于1904年11月6日在彼得堡召开。向自由派讨好的内务大臣彼·丹·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赞成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甚至竭力设法取得沙皇的许可。但是，在代表大会开幕前五天代表们已经陆续到达的时候，沙皇政府忽然宣布它建议代表大会推迟一年召开。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向自由派示意，如果地方自治人士“在私人住宅里举行茶话会”，他将命令警察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代表大会在这种非正式的允许下于1904年11月6—9日举行。因此列宁讽刺地称之为“秘密的”代表大会。——113。 [76] 指1903年俄国南部发生的一些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和示威，它们席卷了外高加索（巴库、梯弗利斯、巴统、奇阿图拉、外高加索铁路）和乌克兰（敖德萨、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等）。参加这些罢工的有20多万工人。罢工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