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年）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80]

列宁

（1897年）

　　90年代后半期的特点，是在提出和解决俄国革命问题方面呈现异常活跃的景象。新的革命党民权党的出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影响和成绩的增长，民意派内部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在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小组中以及秘密刊物上，引起了关于纲领问题的热烈讨论。在秘密刊物方面值得指出的，有“民权党”[81]的“迫切的问题”和“宣言”（1894年），有“‘民意社’[82]快报”，有“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83]在国外出版的“工人”，有在俄国加紧出版主要是供工人阅读的革命小册子的工作，有圣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1896年著名的彼得堡罢工发生时所进行的鼓动工作等等。

　　在我们看来，现在（1897年末）最迫切的问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际活动问题。我们着重指出社会民主派的实践方面，是因为它的理论方面，看来已经渡过了政敌们所根本不愿了解、极力想在新派别一出现时就把它压倒下去，而社会民主派热烈捍卫自己基本原则的那个最紧张的时期。现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理论观点，在其主要的与基本的方面，已经充分阐明了。而关于社会民主派的实践方面，关于它的政治纲领，关于它的活动方法，它的策略，却还不能这样说。我们觉得，正是在这一方面，存在着很多误会和隔阂，妨碍着某些革命者与社会民主派充分接近，这些革命者在理论上已经完全离开民意主义，而在实践上，又为实际生活本身所迫，到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鼓动，甚至把自己在工人中间的活动放置到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或是力图把民主主义任务当做全部纲领和全部革命活动的基础。我们觉得，后一评语是适合于目前在俄国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同时活动的两个革命团体，即民意社和民权党的。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试图把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际任务解释清楚，把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纲领是现有三个纲领中最合理的纲领，而那些反对这一纲领的意见则多半是出于误会的理由说明一下，是特别适时的。

　　大家知道，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实际活动方面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把这一斗争所表现的两种活动组织起来：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斗争（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84]，另一种是民主主义的斗争（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我们刚才说大家知道。的确，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自从作为一个特别的社会革命派别出现时起，就始终十分明确地指出他们活动的这一任务，始终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两种表现与内容，始终坚持他们的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一联系在他们所采用的名称上就已清楚地表现出来了。然而直到现在，你们还往往看见，有些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抱着一种极端谬误的观念，责难社会民主主义者忽略政治斗争等等。我们稍微谈谈俄国社会民主派实际活动的这两个方面吧。

　　我们从社会主义活动谈起。自从圣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在彼得堡工人中间活动时起，社会民主派在这方面活动的性质，看来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工作，就是在工人中间普遍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使他们正确了解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基础与发展的情况，了解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了解这些阶级相互的斗争，了解工人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了解工人阶级对于正在没落的阶级和正在发展的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去和将来所应取的态度，了解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和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同宣传工作紧相联系的，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个鼓动工作在俄国目前政治条件下，按工人群众的发展水平来说，自然成为首要的工作。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者要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自发斗争，参加工人为工作时间、工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而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工人来理解这些问题，使工人注意到各种极重要的非法行为，帮助他们把他们向雇主提出的要求规定得更明确、更切实，发展工人们对于本身团结的意识，对于全体俄国工人共同利益与共同事业的意识，使他们了解他们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军队一部分的统一工人阶级。在工人中间成立小组，使他们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央组织发生经常的秘密的联系，印发工人刊物，组织各工人运动中心地点的通信工作，印发鼓动传单和宣言，训练有经验的鼓动工作人员，——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活动方式大致就是这样。

　　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最注重城市工厂工人。俄国社会民主派不应当分散自己的力量，而应当集中力量在工业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因为工业无产阶级最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智力上和政治上最发展，并且按其数量以及在国内巨大政治中心的集中程度来说，又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建立坚固的革命组织，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首要的迫切任务，现在放弃这个任务是极不恰当的。然而，我们虽然认为必须集中自己力量在工厂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反对分散力量，但我们丝毫也不想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可以忽略俄国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其它阶层。根本不是这样。俄国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往往同那些散布在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条件更恶劣得多的厂外工业无产阶级即手工业者发生十分密切的关系。俄国工厂工人与农村居民也有直接联系（工厂工人往往有家属住在农村），所以他们也不能不与农村无产阶级即千百万的长工和短工，以及那些拘守一小块土地，而从事工役和寻求各种偶然“外快”，即同样是从事雇佣劳动的破产农民接近。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现在把自己的人员派遣到手工业者和农村工人中间去工作，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们决不打算忽视这些阶层，而要努力向先进工人解释手工业者和农村工人的日常生活情形，使先进工人在同无产阶级中比较落后的阶层接近时，也把关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全国民主运动——特别是我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思想带给他们[▲录入者注甲] 。当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还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的时候，派遣鼓动员到手工业者和农村工人中去工作，是不实际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工人既然往往不知不觉地接触这些人，就应该善于利用这种机会并了解俄国社会民主派的一般任务。因此，那些责难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眼光狭小，说他们因为只注重工厂工人而想忽略广大劳动群众的人，是极端错误的。恰恰相反，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中间进行鼓动，才是把整个俄国无产阶级也唤醒起来（随着运动的扩大）的最可靠的手段。在城市工人中间传播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的思想，就必然会使这些思想经过比较细小的沟渠传播开来：因此必须使这些思想在较有锻炼的人们中间种下较深的根，使俄国工人运动与俄国革命的这个先锋队完全领会。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运用自己全部力量在工厂工人中间进行活动，同时决定支持俄国那些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工作放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基地上来的革命者，但他们并不隐讳，无论与其它革命派别订立什么样的实际的联盟，都不能而且不应当在理论上、纲领上、旗帜上实行妥协或让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深信，现在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才是革命理论，才能作为革命运动的旗帜，所以他们将用全力来传播这个学说，使它不受曲解，坚决反对任何想把还年轻的俄国工人运动与那些比较不确定的学说联系起来的企图。理论的判断证明，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际活动则表明：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

　　现在我们来谈谈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民主主义任务和民主主义工作。我们再说一遍：这个工作和社会主义工作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的时候，不能避开政治问题，并且认为任何一种想避开政治问题或者拖延政治问题的企图，都是极大的错误，都是离开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同时也要在工人群众中间广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竭力散布一种看法，使工人认识专制制度的一切活动表现，认识专制制度的阶级内容，认识推翻专制制度的必要，使他们了解，如果不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社会制度民主化，就不可能为工人事业进行胜利的斗争。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工人中间根据当前的经济要求进行鼓动的时候，把这种鼓动与根据工人阶级当前的政治需要、政治困苦和政治要求进行的鼓动密切联系起来，例如进行鼓动反对那在每次罢工、每次劳资冲突中都出现的警察压迫，反对官方对工人，对这些一般说来是俄国公民，特别是最受压迫最无权利的阶级的工人所施行的欺压手段，反对每一个与工人直接接触并使工人阶级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处于政治奴隶地位的专制制度的重要人物和走狗。在经济方面没有一个工人生活问题不可以利用来进行经济鼓动，同样在政治方面也没有一个问题不可以当作政治鼓动的对象。这两种鼓动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活动中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同样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同样是为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论前一种鼓动或后一种鼓动，都能唤起工人觉悟，组织他们，使他们遵守纪律，教育他们进行一致活动并为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因而也就使工人能够根据迫切问题和迫切需要来试验自己的力量，使工人们能从敌人方面争得局部的让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使资本家不能不顾及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使政府不能不扩大工人的权利和接受工人的要求，使政府在怀有敌对情绪而由坚强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所领导的工人群众面前经常发抖。

　　我们已经指明社会主义的与民主主义的宣传和鼓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指明革命工作在这两方面同时并进的必要。然而这两种活动和斗争有一个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在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是完全孤立的，要同时反对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至多也只能得到（而且也远远不是时常都能得到）小资产阶级中间那些趋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的帮助。而在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俄国工人阶级却不是孤立的；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阶层和阶级，都是与它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也仇视专制制度，并用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这里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的，有属于资产阶级、开明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受专制制度压迫的民族或宗教和教派等等的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这里自然就发生一个问题：工人阶级对于这些分子应该抱什么态度？其次，工人阶级是否应当与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共同斗争？既然一切社会民主主义者都认为政治革命在俄国应当先于社会主义革命，那末岂不是应当与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联合起来进行反专制制度的斗争，而暂时把社会主义搁置起来吗？这不是为加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所必需的吗？

　　我们来分析这两个问题。

　　工人阶级这个反专制制度的战士对其它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社会阶级和集团所采取的态度，早已由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所叙述的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原则十分确切地规定出来了。社会民主主义者支持社会中的进步阶级去反对反动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那些特权等级土地占有制的代表人物，反对官僚，支持大资产阶级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妄想。但是这种支持并不预定也不要求去与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原则作任何妥协，这是支持同盟者去反对一定的敌人，而社会民主主义者给予这种支持，是为了更快地推翻共同的敌人，但他们自己并不期待从这些暂时的同盟者方面获得丝毫东西，同时也决不把丝毫东西让给这些同盟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被迫害的宗教，被贱视的等级等等去争取平等权利。

　　在宣传方面，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的支持，表现在社会民主主义者证明专制制度敌视工人事业时，将指明专制制度也敌视其它某些社会集团，将指明在某些问题上，在某些任务上，工人阶级是支持这些集团的，等等。在鼓动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将根据专制警察压迫的每次具体表现向工人们指明，这种压迫一般落在一切俄国公民头上，尤其是落在特别受压迫的等级、民族、宗教和教派等等的头上，特别是打击到工人阶级身上。最后，在实践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决心与其它派别的革命者结成同盟，以便达到某些局部目的，而这种决心已用事实多次证明过了。

　　这里我们也就谈到第二个问题。社会民主主义者指出某些反政府集团与工人之间的相互支持时，始终都把工人划分出来，始终都解释这种支持的暂时性与相对性，始终都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因为它可能在明天就成为今天同盟者的敌人。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指出这点，就会减弱现在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我们回答说：指出这点，只会加强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只有那些明白认识了一定阶级的实际利益的战士，才是强而有力的；凡是把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起着主要作用的阶级利益蒙蔽起来，都只会削弱战士的力量。这是第一。第二，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应当使自己突出，因为只有它才是彻底的专制制度的势不两立的敌人，只有它才不可能和专制制度妥协，只有工人阶级才毫不犹豫，毫不返顾地绝对拥护民主主义。其它一切阶级、集团和阶层，都不是绝对反对专制制度，他们的民主主义始终是向后返顾的。资产阶级不能不意识到专制制度阻碍工业与社会的发展，但它害怕政治和社会制度完全民主化，随时都能与专制制度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容易被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实行的“人民政策”）所欺骗，它能为了巩固自己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开明分子，一般“知识界”，不能不起来反对专制制度摧残思想和知识的野蛮的警察压迫，但是这个知识界的物质利益把它同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使它的态度不彻底，使它为求得官家俸禄，或为分得利润或股息而实行妥协，出卖其反政府的和革命的狂热。至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制宗教中间的民主主义分子，那末谁都知道，谁都看得见，这几类居民内部的阶级矛盾，要比每一类中的各个阶级共同反对专制制度和争取民主制度的团结性深刻得多，强烈得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一，政治压迫最厉害地打击到无产阶级身上，而不容对这个阶级作丝毫让步，因为这个阶级既没有接近最高政权的机会，甚至也没有接近官吏的机会，也无法影响社会舆论。第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因此，把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活动与其它各个阶级和集团的民主主义溶合起来，就会削弱民主运动的力量，就会削弱政治斗争，就会使这一斗争不是那样坚决，不是那样彻底，而是比较容易妥协。反过来，把工人阶级作为争取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突出来，就会加强民主运动，加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将推进其它一切民主分子和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将推动自由派去与政治激进派接近，将推动激进派去与目前社会整个政治社会制度坚决断绝关系。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应当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现在还要补充说：俄国一切真正的和彻底的民主主义者，都应当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

　　让我们举例来说明我们的意思。譬如拿官僚机关来说，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从半亚洲式的专制的俄国起，到有文化的、文明的、自由的英国止，到处都是组成资产阶级社会必要机构的这种官僚机关。与俄国的落后性及其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是人民在官僚面前完全无权，特权官僚完全不受监督。在英国有人民对于行政机关的坚强监督，然而即使在那里，这个监督也远不是完全的，官僚仍然保持着不少特权，他们往往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的公仆。即使在英国，我们也看见，有势力的社会集团支持官僚特权地位，不让这个机关完全民主化。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由于这个机关的完全民主化，仅仅有利于一个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最先进的阶层，也拥护官僚的某些特权，激烈反对一切官吏民选，反对完全废除资格限制，反对官吏对人民直接负责等等，因为他们感觉到，这种彻底的民主化将被无产阶级利用来反对资产阶级。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俄国许多各不相同的人民阶层，都反对专权独断、不负责任、贪赃受贿和野蛮昏聩的俄国寄生官僚。可是，除了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一个阶层会容许官僚机关完全民主化，因为其它一切阶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般“知识界”）都与官僚有联系，都与俄国官僚有亲属关系。谁不知道，在神圣的俄罗斯，激进派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派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变为皇朝政府的官吏，变为以在官场范围内有所“裨益”而自慰的官吏，变为以这种“裨益”来替自己的政治冷淡态度，替自己阿谀刑棍皮鞭政府的行为辩护的官吏？只有无产阶级，才绝对敌视专制制度和俄国官僚；只有无产阶级，才与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这些机关没有联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根本敌视并坚决反对它们。

　　我们证明在社会民主派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是俄国民主运动的先进战士的时候，竟遇见一种十分流行而又十分奇怪的意见，似乎俄国社会民主派拖延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我们知道，这种意见是与真实情况绝对相反的。人们为什么这样可惊地不了解社会民主派的原则，不了解这些多次阐述过并在最初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中，即“劳动解放社”[85]在国外出版的小册子和书籍中说明过的原则呢？我们觉得，这一奇怪事实是由于下面三个原因产生的：

　　第一，是因为旧的革命理论的代表人物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他们拟定纲领和行动计划，总是根据一种抽象的观念，而不是根据对那些在国内活动、而其相互关系已由历史决定的各个现实阶级的估计。正因为人们没有用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来讨论那些支持俄国民主运动的利益，才能发生这种认为俄国社会民主派忽略俄国革命者的民主任务的意见。

　　第二，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活动与民主主义活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使它接近人民群众的实在利益，把政治问题从“知识界的狭小书房”里拿到街上去，拿到工人和劳动阶级中间去，把关于政治压迫的抽象观念，改成政治压迫最使无产阶级痛苦的那些实际表现，而社会民主派就是根据这些表现来进行鼓动工作的。俄国激进派分子往往觉得，社会民主主义者不直接号召先进工人进行政治斗争，而指出发展工人运动和组织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务，就是从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往后退，就是拖延政治斗争。可是，如果这里真有所谓后退，就是拖延政治斗争。可是，如果这里真有所谓后退，那就不过是法国俗话所说的那种后退：“il faut 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为要远跳，必须后退）。

　　第三，误会所以发生，是因为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同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政治斗争”概念本身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比旧的革命理论代表人物的理解广泛得多。1895年12月9日出版的第4号“‘民意社’快报”，就具体证明了这个似乎不近情理的说法，我们衷心欢迎这个刊物，因为它表明在现代民意党人中间进行着一种很有效果的深刻的思想工作，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纲领问题”一文（第19—22页）显然表明老民意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①。彼·拉·拉甫罗夫谈到民意党人的纲领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纲领的关系时写道：“……这里有一点而且只有一点是重要的：在专制制度下面，除了组织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之外，是否有可能组织强大的工人党呢？”（第21页第2栏）；在稍前一点（第1栏）也同样说：“……在专制制度统治下，是否可能组织俄国工人党，而不同时组织反对这个专制制度的革命党”。彼·拉·拉甫罗夫认为如此十分重要的这些差别，我们完全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叫做“在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之外的工人党”？？难道工人党本身不是革命党么？难道工人党不反对专制制度么？对于这个奇怪议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用下面这段话来解释：“组织俄国工人党的事情，是要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者竟能不同时组织反专制制度的政治阴谋②——连同这种阴谋③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而做到这件事情，那末他们的政治纲领当然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适当纲领，因为工人的解放将能用工人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然而这是很成问题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第21页第1栏）。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民意党人原来认为政治斗争与政治阴谋是一回事！必须承认，彼·拉·拉甫罗夫的这些话，真是十分明显地指出了民意党人的政治斗争策略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治斗争策略的基本区别。在民意党人中间，布朗基主义[86]、阴谋主义的传统非常强烈，所以他们以为政治斗争不过是政治阴谋而已。社会民主主义者却没有沾染这种观点狭隘的毛病；他们是不相信阴谋的，他们认为阴谋的时代早已过去，认为把政治斗争归结为阴谋，这一方面是万分缩小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就是选择最不适宜的斗争手段。谁都明白，彼·拉·拉甫罗夫所说“西欧的活动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看来是无条件的模范”（第21页第1栏），不过是辩论中的胡言乱语罢了。其实，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从来也没有忘记俄国的政治条件，从来也没有梦想在俄国有可能公开地建立工人党，从来也没有把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与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分开。但他们始终认为这种斗争不应当由阴谋派而应当由依靠工人运动的革命党来进行。他们认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不应当是组织阴谋，而应当是教育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遵守纪律，组织无产阶级，在工人中间进行政治鼓动，痛斥专制制度的任何表现，把警察政府的一切武士钉上耻辱牌，并迫使这个政府实行让步。难道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活动不正是这样么？难道这个组织不正是依靠工人运动，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即反资本和反专制政府的斗争，决不组织任何阴谋，正是以社会主义斗争和民主主义斗争结合成彼得堡无产阶级统一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为其力量泉源的那个革命党的萌芽么？难道“协会”的活动——尽管它活动的时间很短——不是已经证明，社会民主主义者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是政府所不得不顾及、并急于对它作出让步的巨大政治势力么？1897年6月2日颁布的法律，无论按其匆忙施行或就其本身内容来说，都显然表明其意义是被迫对无产阶级实行的让步，是从俄国人民的敌人手中夺得的阵地。虽然这个让步很小，虽然这个阵地不大，可是要知道，争得这个让步的工人阶级组织也并不大，并不坚固，成立不久，没有丰富的经验和经费：大家知道，“斗争协会”只是在1895——1896年间才成立的，它对工人们的号召，仅限于胶印的和石印的传单。如果这样的组织至少包括了俄国工人运动一些最大的中心（圣彼得堡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区，南俄以及各重要城市，如敖德萨，基辅，萨拉托夫等等），拥有革命机关报，在俄国工人中间享有像“斗争协会”在圣彼得堡工人中间所享有的那种威信，那末这个组织就会成为目前俄国最大的政治因素，成为政府在其全部内外政策中不能不注意的因素，——这难道可以否认么？这样的组织，既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加强工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帮助工人为迫切的经济需要而斗争，并且接二连三地从资本手里夺得阵地，在政治上教育工人，不断地和勇往直前地攻击专制制度，攻击每一个使无产阶级感觉到警察政府血爪压力的沙皇恶棍，那末，这样的组织就会是既适合我国条件的工人党组织，又会是反对专制制度的强大的革命党。预先来谈论这个组织将采用什么手段去对专制制度实行致命的打击，例如，它是选定起义，还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或者其它进攻手段呢，——预先来谈论这个问题，并且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是空洞的学理主义了。这就好象将领们尚未调集军队，动员军队去进攻敌军以前，就预先召集军事会议一样。当无产阶级军队在坚强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领导下，勇往直前争取经济和政治的解放的时候，这个军队自己就会给将领们指明行动的手段和方法。那个时候，而且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解决对专制制度实行最后打击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究竟应该如何解决，正是取决于工人运动的状况，工人运动的广度，运动本身所造成的斗争手段，领导运动的革命组织的特性，其它各种社会分子对无产阶级和对专制制度的态度，国外国内的政治条件，——总而言之，要取决于千百种条件，而要预先猜测这些条件，是既不可能又无益处的。

　　因此，彼·拉·拉甫罗夫的下面一段议论，也是十分不正确的：

　　“如果他们（社会民主主义者）无论怎样都不仅要配置工人力量去反对资本，而且还要团结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去反对专制制度，那末不管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怎样称呼自己，他们事实上是采纳了他们对方即民意党人的纲领。在村社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以及经济唯物主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对真正的事业不太重要的、只能促进或妨碍在准备主要之点时规定局部任务和局部手段的一种细节而已。”（第21页第1栏）

　　这种说法，根本就不值一驳，因为谁都知道决不能说在俄国生活和俄国社会发展的各种基本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在了解历史的各种基本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只是牵涉到“细节”！早已有人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而现在未必有再来证明这个真理的必要。阶级斗争的理论，按唯物主义观点来了解俄国历史，按唯物主义观点来估计俄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情形，承认必须把革命斗争归结为一定阶级的一定利益，并分析这个阶级同其它阶级的关系等，都是十分重大的革命问题，把这些问题叫做“细节”，是绝顶荒谬的。从革命理论的老手方面听到这种言论，真是出人意料，使我们简直要说这是lapsus ④。至于上面所引那段话的前半节，那末它的荒谬无理就更令人惊奇了。报刊上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只是部署工人力量去反对资本（就是说，只进行经济斗争！），而不同时团结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去反对专制制度，——说这种话，就是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世所共知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活动的事实。或者，也许彼·拉·拉甫罗夫不承认那些在俄国实际进行工作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是“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吧？！或者（这也许更正确些）他把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了解为只是反专制制度的阴谋吧？（参看第21页第2栏：“……问题是要……组织革命阴谋”；着重号是我们加的）。也许彼·拉·拉甫罗夫认为谁不组织政治阴谋，谁就是不进行政治斗争吧？⑤我们再说一遍：这种观点完全合乎古老民意主义的古老传统，但它完全不合乎现代的政治斗争概念，也不合乎现代的实际情况。

　　关于民权党人，我们还要说几句话。在我们看来，彼·拉·拉甫罗夫说得完全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把民权党人当作比较直爽的人，并且决心支持他们，不过不与他们溶合起来”（第19页第2栏）；不过要补说一句：是当作比较直爽的民主主义者和只要民权党人以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可惜，这个条件与其说是真实的现在，不如说是所希望的将来。民权党人曾经表示愿意使民主主义任务摆脱民粹主义，并且根本摆脱与“俄国社会主义”的陈腐形式的联系，但他们自己还远未摆脱旧的偏见，远不彻底，因为他们竟把自己仅仅主张政治改革的党称呼为“社会（？？）革命”党（见他们1894年2月19日发表的“宣言”），竟在自己的“宣言”里说，“民权这一概念包括组织人民生产”（我们不得不专凭记忆来引证），这就证明他们又在暗地里运用那种民粹主义偏见。所以彼·拉·拉甫罗夫称他们为“戴假面具的政治家”（第20页第2栏），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可是，也许把民权主义看成一种过渡的学说会更正确些，它有不可否认的功劳，就是它以民粹派学说的特异性为耻而与民粹派中最可恶的反动分子公开进行争论，这些分子在警察式的阶级专制制度存在的时候，竟然说什么符合心愿的是经济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见“民权党”出版的“迫切的问题”）。如果民权党内除了那些为着策略目的而藏着自己的社会主义旗帜，戴上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假面具的（如彼·拉·拉甫罗夫所假设的那样，第20页第2栏）旧时社会主义者而外，确实没有别的人，那末这个党当然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然而，如果在这个党内也有不戴假面具，而是真正的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非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那末这个党努力去与我国资产阶级中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接近，努力唤醒我国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等等这一阶级的政治自觉，就会带来不少的好处。这个小资产阶级在西欧各处的民主运动中都起过相当的作用，它在我们俄国改革以后的时代，已在文化方面以及其它方面取得特别迅速的成就，它不能不感觉到警察政府压迫人民和公然援助大工厂主、财政和工业垄断大王的事实。为此，民权党人必须力求和各个居民阶层接近，不要仍旧以因脱离群众现实利益而软弱无力的——这是“迫切的问题”也承认的——那个“知识界”为限。为此，民权党人就要抛弃那种想把各种社会分子溶合起来并借口政治任务来排斥社会主义的企图，就要抛弃那种妨碍他们自己与人民中间资产阶级阶层接近的虚伪羞耻，就是说，不要只说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的纲领，而是要按照这个纲领去行动，唤醒并发展那些完全不需要社会主义，但日益感到专制制度的压迫和政治自由的必要性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的阶级自觉。

　　俄国社会民主派还很年轻，刚刚在走出那以理论问题占主要地位的萌芽状态。它才刚刚开始展开实际活动。其它派别的革命者，已经不得不放下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理论和纲领的批评，而来批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际活动。必须承认，后面这种批评与理论批评大不相同，竟使人们有可能捏造一种十分可笑的谣言，说圣彼得堡“斗争协会”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这种谣言可能出现的事实，也就证明那种指斥社会民主主义者忽视政治斗争的流行责难是不正确的。这种谣言可能出现的事实，也就证明未被社会民主主义者理论所说服的许多革命家已经开始被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践说服了。

　　俄国社会民主派还有许许多多刚刚开始的工作要做。俄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它自发地趋向知识，趋向团结，趋向社会主义，趋向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事实，都日益明显和日益广阔地表现出来。俄国资本主义在最近时期内达到的巨大进展，保证工人运动将会毫不停顿地扩大和深入。我们现在大概是处在资本主义周期中的这样一个时期：工业“繁荣”，商业活跃，工厂日夜开工，许多新工厂、新企业、股份公司、铁路建筑等等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即使不是先知，也能预言在这种工业“繁荣”之后必然会出现破产现象（程度不同的破产）。这将是大批小私有主的破产，大批工人的失业，并且在全体工人群众面前用尖锐形式提出早已摆在每个有觉悟有思想的工人面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民主主义问题。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设法使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经济恐慌到来的时候更有觉悟，更加团结一致，懂得俄国工人阶级的任务，能够回击现在赚得巨额利润而随时都想把亏损转嫁到工人身上的资本家阶级，能够领导俄国民主势力去进行决战，反对那束缚俄国工人和全体俄国人民手足的警察专制制度。

　　总之，同志们，干起来吧！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满足正在觉醒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要组织工人运动，要巩固革命团体及其相互联系，要供给工人们宣传鼓动的刊物，要把散布在俄国各个地方的工人小组与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统一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工党！

“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列宁

　　彼得堡革命者正处在困难的时期。政府确实是动员了它的全部力量来镇压产生不久就显示了很大威力的工人运动。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监狱已有人满之患。乱抓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男是女；逮捕工人，成批地把他们押解回乡。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消息，说警察政府疯狂地迫害它的敌人，愈来愈多的人遭到牺牲。政府决心不让俄国革命运动的新潮流发展壮大下去。检察长和宪兵们已经在夸耀，说他们把“斗争协会”摧毁了。

　　这种夸耀完全是谎话。尽管迫害重重，“斗争协会”还完整无恙地存在着。我们非常满意地指出，大规模的逮捕已经发生了自己的作用，它已成为向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进行宣传的有力工具，一批革命者倒下去，另一批新的人又带着新的力量站到为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体俄国人民而战的战士队伍里。斗争不可能没有牺牲。对于沙皇强盗的野蛮迫害，我们镇静地回答说：革命者牺牲了，——但革命必将胜利！

　　直到目前为止，加紧迫害只不过使“斗争协会”的某些活动暂时削弱，使代办员和宣传员的人数暂时有所不足。现在我们正是感到这种暂时的不足，所以我们才向一切觉悟的工人和一切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发出号召。“斗争协会”需要代办员。一切小组和个人，只要他们愿意多多少少从事一些革命活动，哪怕是极小范围内的活动，请他们把自己的愿望告诉那些同“斗争协会”有联系的人。（如果有的小组找不到这样的人的话，可以通过侨居外国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代为转达。但是这种情形可能是很少的。）需要做各种各样工作的人，革命者在革命活动中的分工愈严格，他们的秘密活动和隐蔽方式愈周密，他们愈是忘我地埋头于一种细小的、不显着的和局部性的工作，总的事业就愈可靠，宪兵和侦探就愈难于发现革命者。政府预先就撒下了密探网，而且不仅对准真正的反政府分子的基地，连那些有可能的和有嫌疑的地方也不放过。政府豢养一批专事迫害革命者的奴仆，不断扩大和加强他们的活动，并且想出一些新办法，设置一批新的挑拨者，用虚声恫吓、伪造口供、假造签名和偷设罪证等等手段来迫害被捕者。不加强革命纪律、不发展革命组织和秘密活动，就不可能同政府进行斗争。而秘密活动首先就要求各个小组和个人实行专业分工，把统一联系工作交给“斗争协会”的为数很少的核心分子去做。革命工作的分工是十分繁杂的。需要有一批公开的鼓动家，他们要善于向工人宣传，但是又不致因此受到法院的审判；他们要善于只说出甲的意思，使别的人说出乙和丙的意思。需要有一批散发书刊和传单的人。需要有一批工人小组的组织者。需要有一批散在各个工厂而能搜集各种情报的通讯员。需要有一批监视奸细和挑拨者的人。需要有一批设置秘密住所的人。需要有一批传递文件、指示和进行各种联络的人。需要有一批筹集款项的人。在知识分子和官吏中间需要有一批同工人、工厂和当局（警察、工厂视察处等等）有接触的人。需要有一批同俄国和国外各城市进行联络的人。需要有一批能用各种方法翻印各种书刊的人。需要有一批保管书刊和其它物品的人。以及其它等等。各个小组或个人担负的工作愈细小，就愈有可能深思熟虑地处理这些工作，保证工作不致失败。研究各种秘密工作的细节，采取各种办法模糊宪兵的警惕性，使他们迷茫混乱，这样，工作的成功就愈有希望，警察和宪兵就愈难追踪革命者以及他们同组织的联系，革命政党就比较容易用他人来代替牺牲的代办员和党员，而不致使整个事业遭到损害。我们知道，实行这种专业化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要求每个人都要有极大的耐心，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要求把全副精力贡献给一种不显着的、单调的工作，它要求和同志们断绝来往，要求革命者把全部生活服从枯燥和严格的规定。但是只有这样，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才有可能用整年整年的时间通盘筹划工作，实现极其宏伟的事业。我们深信，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自我牺牲精神决不逊于老一辈的革命者。我们也知道，要实现我们所提出的这种方式，许多急于献身革命工作的人都必须经历一段非常艰苦的准备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斗争协会”要收集有关这些愿意工作的个人或小组的必要材料，考验他们适于执行什么使命。不经过这种预先的考验，就不可能在现代的俄国展开革命活动。

　　为了把这种活动方式推荐给我们的新同志，我们才把我们在长年经验中得出的一点体会介绍出来。我们深信，采取这种方式就能使革命工作的胜利获得最大的保证。

1897年底写于流放中
1898年第一次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按1902年的版本原文刊印并根据手稿、1898年、1905年的版本
和1907年出版的弗·伊林“十二年来”文集原文作过校订

红草录入　

注释：

[▲录入者注甲] ▲后一小句：“也把关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全国民主运动—— 特别是我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思想带给他们”，是李星同志建议的译文。官方（即人民出版社）的译文是：“也对他们灌输关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整个俄国民主运动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思想”。李星同志的意见如下：““灌输关于阶级斗争”一句的原文是

заносили и в них идеи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直译：把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理想）带到（送到）他们中……

（官方的）那种无时无刻不想着“我灌输你”的翻译指导原则，不可能不歪曲一些基本的马列思想。”

① 在第4号上发表的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不过是彼·拉·拉甫罗夫预定在“材料”汇编上发表的那封长信中的“摘录”而已。我们听说，今年（1897年）夏天，在国外出版了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全文以及普列汉诺夫的回答。可是我们并没有看见这封信，也没有看见这个回答。“‘民意社’快报”编辑部曾答应在第5号上发表编辑部对于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评论（见第4号第22号第1栏附注），但我们也不知道该期是否已经出版。

② 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③ 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④ 失言。——编者注

⑤ 为了避免有人产生混淆，澄清一下：这里的“阴谋”更确切的定义是“密谋”，即少数人秘密策划的政变、暴动、暗杀等等。它本身在19-20世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一种普遍活动手段的名称，并不带有贬义。——录入者注乙

*人民出版社标记的注释

[80]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这个小册子是1897年底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写的，1898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第一次出版。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的手稿没有找到。只有一份抄本，不知是谁抄的。1902年出了第2版，1905年出了第3版。这两版列宁都写了序言。这本小册子也被收进了1907年出版的弗·伊林“十二年来”这本文集。在这本书的抄本和第1版里有“‘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这份传单，作为对这本小册子的补充，而在1902、1905、1907年各版中都没有刊出。“列宁全集”第1、第2、第3各版都刊有这个传单，现在也收进本版。抄本里有些地方抄写人抄错了。“劳动解放社”在国外第一次刊印的这本小册子上也有错误。这些错误已由列宁在后来各版中改正过来。

[81] “民权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组织，于1893年在从前的民意党人参加下组成；1894年春被沙皇政府破坏。这个组织发表了两个纲领性文件：“迫切的问题”和“宣言”。列宁对作为一个政党的民权党人的评价见“列宁全集”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307——309页和本卷第297——298页（后者即《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文中“关于民权党人，我们还要说几句话。……社会集团和阶级的阶级自觉”这一大段议论。——录入者注丙）。后来大多数民权党人都参加了社会革命党。

[82] “民意社” 于1891年成立，1896年解散。这个社从民意主义逐渐转为社会民主主义。其中个别成员后来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积极活动者。民意社在自己的印刷所里刊印了一些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出版物，如刊印了列宁的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1896年列宁从狱中转送出来的小册子“论罢工”原来打算也在这个印刷所出版，但是后来这个印刷所被沙皇政府破坏了，没有印成（小册子的手稿至今还未找到。）

[83]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是1894年根据“劳动解放社”倡议在日内瓦成立的。它有自己的印刷所，在那里印刷革命书刊，出版“工人”杂志。最初“联合会”由“劳动解放社”领导，它的出版物也由“劳动解放社”编辑。后来，机会主义分子（“青年派”——“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联合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劳动解放社”同“联合会”彻底分裂和退出“联合会”是在1900年4月“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当时“劳动解放社”和它观点一致的人都退出了代表大会，并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民主党人”。

[84] 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这本小册子的手稿中，这个地方写的不是“社会”而是“生产”。在第1版里（1898年）这个字被理解错了，印成“政府”（列宁在这里写的是“пр—ва”，因与“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政府”）相近。——译者注）。在列宁所出的第2版（1902年）里，这个明显的错误已经改正过来。把“政府”改为“社会”。经列宁作了这个订正后，这本小册子于1905年出版过，并被收进1907年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里。

[85]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1883年在日内瓦（瑞士）成立，创始人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它一直存在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
　　“劳动解放社”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进行了很多工作。它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和资本”、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译成俄文，在国外刊印并在俄国境内秘密传播。格·瓦·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给了民粹主义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但是“劳动解放社”也有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成了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其它一些成员后来的孟什维主义观点的胚胎。

[86] 布朗基主义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杰出的革命家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为首的一个流派。
　　布朗基积极参加了法国的革命运动，两次被判死刑，差不多有半生是在监狱中渡过。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认为布朗基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但同时又坚决地批评了他的宗派主义和密谋活动的方法。1906年列宁在“关于代表大会的总结”一文中写道：“布朗基主义是一种否定阶级斗争的理论。布朗基主义期望人类摆脱雇佣奴役，但不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