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通俗的论述）
1916年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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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
序言
作 者
1917年4月26日于彼得格勒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一
我在俄文版序言里说过，1916年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现在我不可能把全文改写一遍，而且改写也未必适当，因为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根据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统治的综合材料和各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
不改写对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共产党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无益处，因为他们根据这本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认为合法的书的例子可以看到，甚至象在目前的美国或在法国，在不久以前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被逮捕之后，还是有可能和有必要利用共产党人还保有的一点点合法机会，来揭露社会和平主义观点和“世界民主”幻想的极端虚伪性。而在这篇序言中，我只想对这本经过检查的书作一些最必要的补充。
二
本书证明，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所有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关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
我在说明1876年和1914年瓜分世界的情况（第6章）以及说明1890年和1913年瓜分世界铁路的情况（第7章）时所引用的，正是这样一些驳不倒的综合材料。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结果，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结果和最显着的标志。本书前几章说明了铁路是怎样同大生产，同垄断组织，同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银行，同金融寡头联系在一起的。铁路网的分布，这种分布的不平衡，铁路网发展的不平衡，是全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结果。这种结果表明，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在上述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连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以小业主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自由竞争，民主，——所有这些被资本家及其报刊用来欺骗工农的口号，都早已成为过去的东西。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美、英、日），他们把全世界卷入他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三
君主制的德国强迫签订的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及后来美、法这些“民主的”共和国和“自由的”英国强迫签订的更残暴得多、卑鄙得多的凡尔赛和约，给人类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它们把帝国主义雇用的文丐，把那些虽然自称为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却歌颂“威尔逊主义”，硬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可能得到和平和改良的反动小市民，全都揭穿了。
英德两个金融强盗集团争夺赃物的战争留下的几千万尸体和残废者，以及上述这两个“和约”，空前迅速地唤醒了千百万受资产阶级压迫、蹂躏、欺骗、愚弄的民众。于是，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
第二国际的巴塞尔宣言在1912年所估计的正是1914年爆发的这样的战争，而不是一般战争（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也有革命的战争），——这个宣言现在仍是一个历史见证，它彻底揭露了第二国际英雄们的可耻破产和叛变行为。
因此，我现在把这篇宣言转载在本版的附录里，并且再次请读者注意：这个宣言中确切、明白、直接地谈到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的那些地方，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总是想方设法避开，就象小偷躲避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
四
本书特别注意批判“考茨基主义”这一国际思潮，在世界各国代表这一思潮的是第二国际的“最有名的理论家”和领袖（在奥地利是奥托·鲍威尔及其一伙，在英国是拉姆赛·麦克唐纳等人，在法国是阿尔伯·托马等等，等等），以及一大批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神父。
这个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国际瓦解、腐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而被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
考茨基及其同伙的这类观点，正好完全背弃了这位著作家在几十年里，特别是在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伯恩施坦、米勒兰、海德门、龚帕斯等人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时所捍卫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因此，现在
“考茨基派”在全世界都同极端机会主义者（通过第二国际即黄色国际）和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有社会党人参加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在政治实践上联合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全世界日益发展的一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不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义”的理论错误。所以要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和平主义和一般“民主主义”在全世界还十分流行，这些思潮虽然丝毫不想冒充马克思主义，但是完全同考茨基及其一伙一样，也在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所以，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同这些思潮作斗争，把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小业主和程度不同地处在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下的千百万劳动者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
五
关于第八章——《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有必要说几句话。在本书正文中已经指出：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是考茨基的战友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主要代表人之一的希法亭，在这个问题上，比露骨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英国人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现在，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的分裂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这两派之间的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事实也同样暴露出来了：在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德国，谢德曼分子和诺斯克及其一伙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斯巴达克派；在芬兰、波兰以及匈牙利等国也是如此。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根据战前的价格和战前资产阶级的统计，资本输出的收入每年有80-100亿法郎。现在当然更多得多了。
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
尼·列宁
1920年7月6日
在最近15─20年中，特别是在美西战争(1898年）和英布战争(1899-1902年）之后，新旧两大陆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以及政治学著作，愈来愈多地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了。1902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作者所持的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这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今天的立场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1910年，在维也纳出版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俄译本1912年在莫斯科出版）。虽然作者在货币理论问题上有错误，并且书中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实质上，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特别是报刊上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文章中所谈的，以及各种决议，如1912年秋的开姆尼茨和巴塞尔两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谈的，恐怕都没有超出这两位作者所阐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思想的范围……
下面，我们准备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作一个简要的、尽量通俗的阐述。至于非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尽管这还是值得一谈的。所引资料的出处及其它注释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感兴趣的，所以放在本书的最后。
在另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北美合众国，生产集中发展得更加迅猛。美国统计把狭义的工业单独列出，并且按全年产值的多少把这种企业分成几类。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和100万美元以上的最大的企业有1900个（占企业总数216180个的0.9%)，它们有14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550万的25.6%)，产值为56亿美元（占总产值148亿美元的38%)。5年之后，即1909年，相应的数字如下：3060个企业（占企业总数268491个的1.1%)，有20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660万的30.5%)，产值为90亿美元（占总产值207亿美元的43.8%)。
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而这3000个大型企业包括258个工业部门。由此可见，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所以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谈一下。但是，我们首先应当消除一个可能产生的误会。
美国的统计资料说：在250个工业部门中有3000个大型企业。似乎每个部门只有12个规模最大的企业。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并不是每个工业部门都有大企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联合制，即把不同的工业部门联合在一个企业中，这些部门或者是依次对原料进行加工（如把矿石炼成生铁，把生铁炼成钢，可能还用钢制造各种成品），或者是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起辅助作用（如加工下脚料或副产品，生产包装用品，等等）。
希法亭写道：“联合制把各种行情拉平，从而保证联合企业有更稳定的利润率。第二，联合制导致贸易的消除。第三，联合制使技术改进有可能实现，因而与‘单纯’企业,<即没有联合的企业>相比，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第四，联合制使联合企业的地位比‘单纯’企业巩固，使它在原料跌价赶不上成品跌价的严重萧条<营业呆滞，危机>时期的竞争中得到加强。”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海曼写了一部描述德国钢铁工业中“混合”（即联合）企业的专着，他说：“单纯企业由于原料价格高、成品价格低而纷纷倒闭”。结果是：
“一方面剩下几个采煤量达几百万吨的大煤业公司，它们紧密地组成一个煤业辛迪加；其次，是同它们有密切联系的、组成钢铁辛迪加的一些大铸钢厂。这些大型企业每年生产40万吨钢，采掘大量的矿石和煤炭，生产钢制品，有1万个住在工厂区集体宿舍中的工人，有的还有自己专用的铁路和港口。这种大型企业是德国钢铁工业的典型代表。而且集中还在不断地发展。某些企业愈来愈大；同一工业部门或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结合为大型企业的愈来愈多，而且有柏林的6家大银行作它们的靠山和指挥者。德国采矿工业确切地证实了卡尔·马克思关于集中的学说是正确的，诚然，这里指的是用保护性的关税和运费率来保护采矿工业的国家。德国采矿工业已经成熟到可以被剥夺的地步了。”
这就是一个诚实的（这是一个例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势必得出的结论。必须指出，他把德国似乎看得很特殊，因为德国工业受到高额保护关税的保护。但是这种情况只能加速集中，加速企业家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等等的形成。特别重要的是，在自由贸易的国家英国，集中同样导致垄断，尽管时间较晚，形式也许有所不同。请看赫尔曼·莱维教授根据大不列颠经济发展材料写的专着《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中的一段话：
“在大不列颠，正是企业的巨大规模和高度技术水平包含着垄断的趋势。一方面，由于集中的结果，对每一企业必须投入大量资本，因此，新企业在必要资本方面面临着愈来愈高的要求，这就使新企业难以出现。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一点更重要），每个新企业要想同时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大型企业并驾齐驱，就必须生产大量的过剩产品，而这些产品只有在需求异常增加的时候才能有利的销售出去，否则这种产品过剩就会使价格跌到无论对新工厂或各垄断同盟都不利的程度。”英国和那些有保护关税促进卡特尔化的国家不同，在这里，企业家垄断同盟卡特尔和托拉斯，多半是在互相竞争的主要企业的数目缩减到“一两打”的时候才产生的。“集中对产生大工业垄断组织的影响，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现写《资本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官方学者曾经力图用缄默这种阴谋手段来扼杀马克思的著作，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经济学家们正在写大堆大堆的著作，叙述垄断的某些表现，同时却齐声宣告：“马克思主义被驳倒了。”但是，英国有句谚语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重视事实。事实证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主义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间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
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是20世纪初。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垄断组织的形成”的历史的综合性著作中，我们看到有下面几段话：
“我们可以从1860年以前的时代里举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个别例子；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现在极常见的那些形式的萌芽；但是这一切无疑还是卡特尔的史前时期。现代垄断组织的真正开始，最早也不过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垄断组织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是从19世纪70年代国际性的工业萧条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如果从欧洲范围来看，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当时，英国建成了它的那种旧式资本主义组织。在德国，这种组织同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开始建立自己的存在形式。”
“大转变是从1873年的崩溃时期，确切些说，是从崩溃后的萧条时期开始的；这次萧条在欧洲经济史上持续了22年，只是在80年代初稍有间断，并在1889年左右出现过异常猛烈然而为时甚短的高涨。”“在1889-1890年短促的高涨期间，人们大力组织卡特尔来利用行情。轻率的政策使价格比没有卡特尔时提高得更快更厉害，结果所有这些卡特尔差不多全都不光彩地埋葬在‘崩溃这座坟墓’里了。后来又经过了5年不景气和价格低落的时期，但是这时笼罩在工业界的已经不是从前那种情绪了。人们已经不把萧条看成什么当然的事情，而认为它不过是有利的新行情到来之前的一种间歇。
于是卡特尔运动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卡特尔已经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它占领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而首先是占领原料加工部门。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在组织焦炭辛迪加（后来的煤业辛迪加就是仿照它建立的）时，卡特尔就创造了后来基本上再没有发展的组织卡特尔的技术。19世纪末的巨大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至少在采矿和钢铁工业方面，都是第一次完全在卡特尔的标志下发生的。当时人们还觉得这是一种新现象，而现在社会上则普遍认为，经济生活的重大方面通常不受自由竞争的支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综上所述，对垄断组织的历史可以作如下的概括：(1)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即最高阶段。这时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种不明显的萌芽。(2)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一段很长的发展时期，但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现象。(3)19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
卡特尔彼此商定销售条件和支付期限等等。它们彼此划分销售地区。它们规定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它们确定价格。它们在各个企业之间分配利润，等等。
德国的卡特尔在1896年约有250个，在1905年有385个，参加卡特尔的企业约有12000个。但是，大家都承认，这是缩小了的数字。从上面引用的1907年的德国工业统计材料可以看出，单是这12000个最大的企业，就集中了大约占总数一半以上的蒸汽力和电力。北美合众国的托拉斯在1900年是185个，在1907年是250个。美国的统计把所有的工业企业分为属于个人的和属于合伙商行、公司的。后者在1904年占企业总数的23.6%，在1909年占25.9%，即1/4以上。这些企业的工人，在1904年占工人总数的70.6%，在1909年占75.6%，即3/4；产值分别是109亿美元和163亿美元，即占总产值的73.7%和79%。
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总量，往往有十分之七八集中在卡特尔和托拉斯手中。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在1893年成立时，集中了该地区总采煤量的86.7%,到1910年则已经达到95.4%。这样造成的垄断，保证获得巨额的收入，并导致组成规模极大的技术生产单位。
美国著名的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是1900年成立的。“它的资本是15000万美元。当时发行了1亿美元的普通股票和10600万美元的优先股票。1900-1907年，每年支付的优先股票的股息分别为：48%、48%、45%、44%、36%、40%、40%、40%，共计36700万美元。1882-1907年的纯利为88900万美元，其中60600万付股息，其余的作为后备资本。”“钢铁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所有企业的职工，在1907年达210180人。德国采矿工业中最大的企业盖尔森基兴矿业公司在1908年有46048名职工。”钢铁托拉斯在1902年就生产了900万吨钢。它的钢产量在1901年占美国全部钢产量的66.3%，在1908年占56.1%。它的矿石开采量，在1901年占43.9%，在1908年占46.3%。
美国政府专门委员会关于托拉斯的报告中说：“它比竞争者优越，是因为它的企业规模大，技术装备优良。烟草托拉斯从创办的时候起，就竭力在各方面大规模地采用机器来代替手工劳动。为此目的，它收买了与烟草加工多少有关的一切发明专利权，在这方面花费了巨额款项。有许多发明起初是不适用的，必须经过在托拉斯供职的工程师的改进。在1906年年底设立了两个分公司，专门收买发明专利权。为了同一目的，托拉斯又设立了自己的铸造厂、机器厂和修理厂。设在布鲁克莱恩的一个这样的工厂有大约300名工人；这个厂对有关生产纸烟、小雪茄、鼻烟、包装用的锡纸和烟盒等等的发明进行试验，在这里还对各种发明进行改进。”“其它托拉斯也雇有所谓技术开发工程师，他们的任务就是发明新的生产方法，进行技术改良的试验。钢铁托拉斯给那些在提高技术或减少费用方面有发明创造的工程师和工人以高额奖金。”
德国的大工业，例如近几十年来获得巨大发展的化学工业，也是这样组织技术改良工作的。到1908年，生产集中的过程已经在这个工业中造成了两大“集团”，它们也都按自己的方式逐步走向垄断。起初，这两个集团都是由两对大工厂组成的“双边联盟”，各有资本2000-2100万马克：一对是美因河畔赫希斯特的前行东……颜料厂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卡塞拉公司；另一对是路德维希港苯胺苏打厂和爱北斐特的前拜尔公司。后来，一个集团在1905年，另一个集团在1908年，又各同另一个大工厂达成了协议。结果构成了两个“三边联盟”，各有资本4000-5000万马克，而且这两个“联盟”已经开始“接近”，“商定”价格等等。
竞争转化为垄断。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就连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也社会化了。
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则完全不同了。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本国的，甚至像下面所说的，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原料来源（例如蕴藏铁矿的土地）作出大致的估计。现在不但进行这样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这些同盟对市场的容量也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议“瓜分”这些市场。他们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路线和交通工具，如美国的铁路、欧美的轮船公司。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
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在形式上被承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着和令人难以忍受了。
德国经济学家克斯特纳写了一本专论“卡特尔与局外人斗争情况”的著作，所谓“局外人”就是未加入卡特尔的企业家。他给这本着作取名为《强迫加入组织》，其实，如果不粉饰资本主义，就应该说是强迫服从垄断者同盟。单是看看垄断者同盟为了这种“组织”而采取的种种现代的、最新的、文明的斗争手段，也是大有教益的。这些手段有：(1)剥夺原料（“...强迫加入卡特尔的主要手段之一”）；(2)用同盟方法剥夺劳动力（即资本家和工会订立合同，使工会只接受卡特尔化企业的工作）；(3)剥夺运输；(4)剥夺销路；(5)同买主订立合同，使他们只同卡特尔发生买卖关系；(6)有计划地压低价格（为了使“局外人”即不服从垄断者的企业破产，不惜耗费巨资，在一段时间内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7)剥夺信贷；(8)宣布抵制。
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现在已经是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下面就是这一过程在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识中的反映。
克斯特纳写道：“甚至在纯粹经济的活动方面，也在发生某种转变，原先意义上的商业活动转变为投机组织者的活动。获得最大成就的，不是最善于根据自己的技术和商业经验来判断购买者需要，找到并且可以说是‘开发’潜在需求的商人，而是那些善于预先估计到，或者哪怕只是嗅到组织上的发展，嗅到某些企业与银行可能发生某种联系的投机天才<?!>...”
译成普通人的语言，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作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下面我们会看到，那些对资本帝国主义作小市民式的反动批评的人，怎样“根据这一点”而梦想开倒车，恢复“自由的”、“和平的”、“诚实的”竞争。
克斯特纳说：“由卡特尔的组成引起的价格长期上涨，至今还只有出现在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方面，特别是煤、铁和钾碱等方面，而在成品方面则从来没有过。随之而来的收益的增加，同样也只限于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对此还要作一点补充：原料（而不是半成品）加工工业不仅因组成卡特尔而获得高额利润，使那些进一步加工半成品的工业受到损失，而且它还取得了对这一工业的一定的统治关系，这是自由竞争时代所没有的。”
我们作了着重标记的几个字，说明了问题的实质，这个实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很不愿意并且很少承认的，也是以卡
·考茨基为首的当代的机会主义辩护士所竭力支吾搪塞、避而不谈的。统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强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典型现象，正是势力极大的经济垄断组织的形成所必然引起而且已经引起的结果。
我们再举一个说明卡特尔如何经营的例子。凡是可以把全部或主要的原料产地抓在手里的地方，卡特尔的产生和垄断组织的形成就特别容易。但是，如果以为在无法霸占原料产地的其它工业部门中不会产生垄断组织，那就错了。水泥工业的原料是到处都有的。但是在德国，就连这个工业也高度卡特尔化了。水泥厂联合成了区域性的辛迪加，如南德辛迪加、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辛迪加等等。规定了垄断价格：成本为180马克的一车皮水泥，售价竟达230-280马克！企业支付12-16%的股息，而且不要忘记，现代的投机“天才”除分得股息外，还能使大量的利润滚进自己的腰包。为了从如此盈利的工业部门中排除竞争，垄断者甚至使用各种诡计：散布谣言，说水泥工业情况很坏；在报上登匿名广告说，“资本家们！当心，别在水泥业投资！”；最后是收买没有参加辛迪加的“局外人”的企业，付给他们6万、8万、至15万马克的“出让费”。垄断组织在一切地方用一切办法为自己开辟道路，从偿付“微薄的”出让费起，直到像美国那样“使用”炸药对付竞争者为止。
用卡特尔消除危机是拼命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无稽之谈。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严重。作为一般资本主义生特点的农业和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了。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所谓重工业，尤其是煤铁工业的特权地位，使其余工业部门“更加严重地缺乏计划性”，正如论述“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的最佳著作之一的作者耶德尔所承认的那样。
资本主义最无耻的辩护士利夫曼说：“国民经济愈发展，就愈是转向更带冒险性的企业或国外的企业，转向需要长时间才能发展的企业，或者转向那些只有地方意义的企业。”冒险性的增大，归根到底是同资本的大量增加有关，资本可以说是漫溢出来而流向国外，如此等等。同时，技术的加速发展，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不相适应的因素、混乱和危机的因素日益增加。同一个利夫曼不得不承认说：“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又会碰到技术方面的一些也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组织的大变革”...如电力、航空...“在发生这种根本性的经济变动的时候，通常而且照例会有很厉害的投机事业发展起来...”
危机（各种各样的危机，最常见的是经济危机，但不是只有经济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我们知道，1900年的危机，是现代垄断组织史上的转折点。关于这次危机的意义，耶德尔斯有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论断：
“遭到1900年危机的，除了各主要工业部门的大型企业以外，还有许多在今天说来结构上已经过时了的‘单纯’企业（即没有联合起来的企业），它们是乘着工业高涨的浪头浮上来的。价格的跌落，需求的减少，使这些‘单纯’企业陷于灾难的境地，这种情况，大型的联合企业或者根本没有遇到过，或者仅仅在极短的时期内碰到过。因此，1900年的危机引起的工业集中，其程度远远超过了1873年的危机。1873年的危机虽然也起了一种淘汰作用，使一些较好的企业保存下来，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这种淘汰并没有能够使那些顺利地度过危机的企业获得垄断地位。长期地占据这种垄断地位的，是现在的钢铁工业和电力工业中的大型企业（因为它们的技术复杂，组织分布很广，资本雄厚），而且垄断程度很高；其次是机器制造业以及冶金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某些部门的企业，不过垄断程度较低。”
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到银行的作用，那我们对于现代垄断组织的实际力量和意义的认识，就会是极不充分、极不完全和极其不足的。
在存款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
| 柏林9家大银行 | 其余48家资本在1000万马克以上的银行 | 115家资本在100─1000万马克的银行 | 资本不到100万马克的小银行 | |
| 1907─8年度 | 47 | 32.5 | 16.5 | 4 |
| 1912─3年度 | 49 | 36 | 12 | 3 |
小银行被大银行排挤，大银行当中仅仅9家银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的一半。但是，这里还有许多情况没有考虑进去，例如有许多小银行实际上成了大银行的分行，等等。关于这些下面就要讲到。
据舒尔采-格弗尼茨计算，1913年底，存款总额约为100亿马克，而柏林9家大银行就占了51亿马克。这位作者不仅注意到存款，而且注意到全部银行资本，他写道：“1909年年底，柏林9家大银行及其附属银行，支配着113亿马克，即约占德国银行资本总额的83%。德意志银行及其附属银行支配着约30亿马克，与普鲁士国有铁路管理局同为旧大陆上资本聚集最多、而且分权程度很高的企业。”
我们在提到“附属”银行的地方用了着重标记，因为这是最新资本主义集中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大企业，尤其是大银行，不仅直接吞并小企业，而且通过“参与”它们的资本、购买或交换股票，通过债务关系体系等等来“联合”它们，征服它们，吸收它们加入“自己的”集团，用术语说，就是加入自己的康采恩。
利夫曼教授写了一本500页的大“著作”，描述现代的参与和投资公司，可惜，这本书里给那些往往未经消化的原始材料加上了十分低劣的“理论”推断。关于这种“参与”制在集中方面造成的结果怎样，说得最清楚的是银行“活动家”里塞尔那本论德国大银行的著作。但是，在引用他的材料之前，我们先举一个“参与”的具体例子。
德意志银行集团，在所有大银行集团当中，不说是最大的集团，也是最大的集团之一。要弄清楚把这一集团所有的银行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线索，应当区分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的“参与”，或者说是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的依附（比较小的银行对德意志银行的依附）。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级依附： 第二级依附： 第三级依附：
德意志银行 始终参与 17家银行； 其中有9家又参与34家银行； 其中有4家又参与7家银行
不定期参与 5家银行，
间或参与 8家银行； 其中有5家又参与14家银行； 其中有2家又参与2家银行
共 计
30家银行；
其中有14家又参与48家银行；
其中有6家又参与9家银行
在“间或”隶属于德意志银行的8家“第一级依附”的银行中，有3家国外银行：一家是奥地利的（维也纳的联营银行），两家是俄国的（西伯利亚商业银行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直接和间接地、全部和局部地加入德意志银行集团的，共有87家银行，这个集团所支配的资本，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共有20-30亿马克。
一家银行既然领导着这样一个集团，并且同其它6家稍小一点的银行达成协议，来办理公债之类的特别巨大、特别有利的金融业务，那么很明显，这家银行已经不仅仅扮演“中介人”的角色，而成了极少数垄断者的同盟。
从下面我们简略地摘引的里塞尔的统计材料可以看出，正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银行业的集中发展得多么迅速：
柏林6家大银行拥有的机构
| 年份 | 在德国的分行 | 存款部和兑换所 | 始终参与的德国股份银行 | 机构总数 |
| 1895 | 16 | 14 | 1 | 42 |
| 1900 | 21 | 40 | 8 | 80 |
| 1911 | 104 | 276 | 63 | 450 |
我们看到，银行渠道的密网扩展得多么迅速，它布满全国，集中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上面那段引文中代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说的那个“分权”，实际上却是愈来愈多的从前比较“独立的”、确切些说是地方性的同外界隔绝的经济单位，隶属于一个统一的中心。其实，这是集权，是垄断巨头的作用、意义和实力的加强。
在比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银行网”更密。英国，包括爱尔兰，1910年所有银行的分行共有7151个。其中4家大银行各有400个以上的分行(447个至689个），另外还有4家大银行各有200多个分行，11家银行各有100多个分行。
法国三家最大的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国民贴现银行和总公司的业务和分行网发展的情形如下：
分行和部所数目 资本额（单位百万法郎)
| 在地方上 | 在巴黎 | 共计 | 自有的 | 他人的 | |
| 1870年 | 47 | 17 | 64 | 200 | 427 |
| 1890年 | 192 | 66 | 258 | 265 | 1245 |
| 1909年 | 1033 | 196 | 1229 | 887 | 4363 |
为了说明现代大银行“联系”的特点，里塞尔引用了德国和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贴现公司（它的资本在1914年已经达到3亿马克）收发信件的统计数字：
信 件 数 目
收到的 发出的
1852年 6135 6292
1870年 85800 87513
1900年 533102 626043
存款(单位十亿马克)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银行存款 储金局存款 银行存款 储金局存款 银行存款 信贷协会存款 储金局存款
1880年 8.4 1.6 ？ 0.9 0.5 0.4 2.6
1888年 12.4 2.0 1.5 2.1 1.1 0.4 4.5
1908年 23.2 4.2 3.7 4.2 7.1 2.2 13.9
各银行的资产(根据1913年10─11月的表报) (单位百万卢布)
俄国银行种类 所投的资本
生产性的 投机性的 共 计
(ａ1)4家银行：西伯利亚商业银行、俄罗斯银行、国际银行、贴现银行 413.7 859.1 1272.8
(ａ2)2家银行：工商银行、俄英银行 239.3 169.1 408.4
(ａ3)5家银行：俄亚银行、圣彼得堡私人银行、亚速海-顿河银行、莫斯
科联合银行、俄法商业银行 711.8 661.2 1373.0
(11家银行)总 □计 (ａ)＝1364.8 1689.4 3054.2
(ｂ)8家银行：莫斯□E商人银行、伏尔加-卡马银行、容克股份银行、圣
彼得堡商业银行(前瓦韦尔贝尔格银行)、莫斯科银行(前里亚布申
斯基银行)、莫斯科贴现银行、莫斯科商业银行、莫斯科私人银行 504.2 391.1 895.3
(19家银行)共 □计
1869.0
2080.5
3949.5
从这些材料看来，在近40亿卢布的大银行“活动”资本当中，有3/4以上，即30多亿卢布属于实际上是作为国外银行的女儿公司的那些银行；它们主要是巴黎的银行（著名的三大银行：巴黎联合银行、巴黎荷兰银行、总公司）和柏林的银行（特别是德意志银行和贴现公司）。俄国两家最大的银行俄罗斯银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和国际银行（圣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在1906-1912年间，把资本由4400万卢布增加到9800万卢布，把准备金由1500万卢布增加到3900万卢布，“其中有3/4是德国的资本”；前一家银行属于柏林德意志银行的康采恩，后一家银行属于柏林贴现公司的康采恩。善良的阿加德对于柏林的银行握有大部分股票而使俄国股东软弱无力，感到十分愤慨。自然，输出资本的国家总是捞到油水，例如柏林的德意志银行，在柏林发行西伯利亚商业银行的股票，把这些股票压存了一年，然后以193%的行情，即几乎高一倍的行情售出，“赚了”约600万卢布的利润，这就是希法亭所说的“创业利润”。
据该书作者计算，彼得堡各最大银行的全部“实力”为823500万卢布，即将近82.5亿；同时作者又把各个国外银行的“参与”，确切些说，各个国外银行的统治，划分如下：法国银行占55%，英国银行占10%，德国银行占35%。据作者计算，在这823500万职能资本当中，有368700万，即40%以上用于各辛迪加，即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石油工业辛迪加、冶金工业辛迪加、水泥工业辛迪加。可见，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成而造成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在俄国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下面是希法亭从美国托拉斯“经营”的无数实例中举出的一个例子：1887年哈夫迈耶把15个小公司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糖业托拉斯。这些小公司的资本总额为650万美元，而这个托拉斯的资本，按美国的说法，是“掺了水”的，竟估定为5000万美元。这种“过度资本化”是预计到了将来的垄断利润的，正象美国的钢铁托拉斯预计到将来的垄断利润，就购买愈来愈多的蕴藏铁矿的土地一样。果然，这个糖业托拉斯规定了垄断价格，获得了巨额的收入，竟能为“掺水”7倍的资本支付10%的股息，也就是为创办托拉斯时实际投入的资本支付将近70%的股息！到1909年，这个托拉斯的资本为9000万美元。在22年内，资本增加了十倍以上。
法国的“金融寡头”的统治（《反对法国金融寡头》——利西斯一本名著的标题，1908年出了第5版），只是在形式上稍有不同。4家最大的银行在发行有价证券方面享有不是相对的垄断权，而是“绝对的垄断权”。事实上这是“大银行托拉斯”。垄断保证它们从发行证券获得垄断利润。在借债时，债务国所得到的通常不超过总额的90%；10%被银行和其它中介人拿去了。银行从4亿法郎的中俄债券中得到8%的利润，从8亿法郎的俄国债券(1904年）中得到10%的利润，从6250万法郎的摩洛哥债券(1904年）中得到18.75%的利润。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开始，而以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结束。利西斯说：“法国人是欧洲的高利贷者。”全部经济生活条件都由于资本主义的这种蜕化而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人口、工商业和海运都发生停滞的情况下，“国家”却可以靠放高利贷发财。“代表800万法郎资本的50个人，能够支配4家银行的20亿法郎。”我们谈过的“参与”制度，也造成同样的结果：最大银行之一的总公司为女儿公司埃及精糖厂发行了64000张债券。发行的行情是150%，就是说，银行在每一个卢布上赚了50个戈比。后来发现这个女儿公司的股息是虚拟的，这样就使“公众”损失了9000万至1亿法郎；“总公司有一个经理是精糖厂的董事”。难怪这位作者不得不作出结论说：“法兰西共和国是金融君主国”；“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
作为金融资本主要业务之一的有价证券发行业，赢利极大，对于金融寡头的发展和巩固起着重大的作用。德国的《银行》杂志写道：“在发行外国债券的时候担任中介人，能够获得很高的利润，国内没有任何一种生意能够获得哪怕是同它相近的利润。”
“没有任何一种银行业务能够获得象发行业务那么高的利润。”根据《德国经济学家》杂志的材料，发行工业企业证券的利润每年平均如下：
1895年----38.6% 1898年----67.7%
1896年----36.1% 1899年----66.9%
1897年----66.7% 1900年----55.2%
“在1891-1900年的10年间，仅靠发行德国工业证券‘赚到’的钱就有10亿以上。”
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在“整理”亏本的企业时，“把股份资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较小的资本额来分配收入，以后就按照这个资本额来计算收入。如果收入降低到零，就吸收新的资本，这种新资本同收入比较少的旧资本结合来，就能获得相当多的收入。”希法亭又补充道：“而且，所有这些整理和改组，对于银行有双重的意义：第一，这是有利可图的业务；第二，这是使经济拮据的公司依附于自己的好机会。”
请看下面的例子。多特蒙德的联合矿业股份公司，是在1872年创办的。发行的股份资本将近4000万马克，而在第一个年度获得12%的股息时，股行情就涨到170%。金融资本捞到了油水，稍稍地赚了那么2800万马克。在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起主要作用的就是那个把资本很顺利地增加到3亿马克的德国最大的银行贴现公司。后来联合公司的股息降到了零。股东们只好同意“冲销”资本，也就是损失一部分资本，以免全部资本损失。经过多次“整理”，在30年中，联合公司的帐簿上消失了7300多万马克。“现在，这个公司原先的股东们手里的股票价值，只有票面价值的5%了”，而银行在每一次“整理”中却总是“赚钱”。
拿发展得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来做投机生意，也是金融资本的一种特别盈利的业务。在这方面，银行的垄断同地租的垄断、也同交通运输业的垄断结合起来了，因为地价的上涨，以及土地能不能有利地分块出售等等，首先取决于同市中心的交通是否方便，而掌握交通运输业的，是通过参与制和分配经理职务同这些银行联系起来的大公司。结果就形成了《银行》杂志的撰稿人、专门研究土地买卖和抵押等业务的德国作家路·埃施韦格称作“泥潭”的局面：买卖城郊土地的狂热投机，建筑公司的倒闭（如柏林的波斯瓦-克诺尔公司的倒闭，这个公司靠了“最大最可靠的”德意志银行的帮助，弄到了1亿马克的巨款，而这家银行当然是通过“参与”制暗地里在背后进行了活动，结果银行“总共”损失了1200万马克就脱身了），以及从空头的建筑公司那里一无所得的小业主和工人们的破产，同“廉洁的”柏林警察局和行政当局勾结起来把持颁发土地证和市议会建筑许可证的勾当，等等。
欧洲的教授和善良的资产者一向装腔作势地对之表示痛心疾首的“美国风气”，在金融资本时代简直成了各国各大城市流行的风气。
1914年初，在柏林传说要组织一个“运输业托拉斯”，即由柏林的城市电气铁路公司、有轨电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这三个运输企业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银行》杂志写道：“当公共汽车公司的大部分股票转到其它两个运输公司手里的消息传出时，我们就知道有这种打算了。……完全可以相信，抱着这种目的的人希望通过统一调整运输业来节省一些费用，最终能使公众从中得到些好处。但是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因为站在这个正在创建的运输业托拉斯背后的是这样一些银行，它们可以任意使自己所垄断的交通运输业服从自己的土地买卖的利益。只要回想一下下面这件事情，就会相信这种推测是十分自然的：在创办城市电气铁路公司的时候，鼓励创办该公司的那家大银行的利益就已经渗透进来了。就是说，这个运输企业的利益和土地买卖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了。因为这条铁路的东线要经过银行的土地，当该路的建设已经有保证时，银行就把这些土地卖出去，使自己和几个合伙人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它任何“细节”如何。在德国经济著作中，通常是阿谀地赞美普鲁士官员的廉洁，而影射法国的巴拿马案件或美国政界的贿赂风气。但是事实是，甚至专论德国银行业务的资产阶级书刊，也不得不经常谈到远远越出纯银行业务范围的事情，例如，针对官员们愈来愈多地转到银行去服务这件事，谈到了“钻进银行的欲望”：“暗地里想在贝伦街〈柏林街名，德意志银行的所在地〉钻营一个肥缺的官员，他们的廉洁情况究竟怎样呢？”《银行》杂志出版版人阿尔弗勒德·兰斯堡在1909年写了《曲意逢迎的经济影响》一文，其中谈到威廉二世的巴勒斯坦之行，以及“此行的直接结果，即巴格达铁路的建筑，这一不幸的‘德意志进取精神的大事件’，对于德国受‘包围’一事应负的责任，比我们所犯的一切政治错误应负的责任还要大”（所谓“包围”是指爱德华七世力图孤立德国、用帝国主义的反德同盟圈来包围德国的政策）。我们已经提过的这个杂志的撰稿人埃施韦格，在1911年写了一篇《财阀和官吏》的文章，揭露了一位德国官员弗尔克尔的事情。弗尔克尔当过卡特尔问题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很卖力气，不久以后他却在最大的卡特尔——钢铁辛迪加中得到了一个肥缺。这类决非偶然的事情，迫使这位资产阶级作家不得不承认说，“德国宪法所保证的经济自由，在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成了失去内容的空话”，在现有的财阀统治下，“即使有最广泛的政治自由，也不能使我们免于变成非自由民的民族”。
说到俄国，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几年以前，所有的报纸都登载过一个消息，说信用局局长达维多夫辞去了政府的职务，到一家大银行任职去了，按照合同，他在几年里所得的薪俸将超过100万卢布。信用局是个“统一全国所有信用机关业务”的机关，它给了首都各银行总数达8-10亿卢布的津贴。------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它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至于这一过程进行到了怎样的程度，可以根据发行各种有价证券的统计材料来判断。
阿·奈马尔克在《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上发表了关于全世界发行证券的最详尽最完备的对照材料，后来这些材料曾屡次被经济学著作分别引用过。现将4个10年中的总计分列如下：
10年证券发行额(单位十亿法朗)
1871-1880年 76.1
1881-1890年 64.5
1891-1900年 100.4
1901-1910年 197.8
1910年有价证券数额(单位十亿法郎)
英国 142
美国 132
法国 110
德国 95
俄国 31
奥匈帝国24
意大利14
日本 12
荷兰 12.5
比利时 7.5
西班牙 7.5
瑞士 6.25
丹麦 3.75
瑞典、挪威、罗马尼亚等国2.5
共 计600.0
从这些数字一下子就可以看出，4个最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多么突出，它们各有约1000亿至1500亿法郎的有价证券。在这4个国家中有两个是最老的、殖民地最多的（这一点我们以下就要说到）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其余两个是在发展速度上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生产中的普及程度上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这4个国家一共有4790亿法郎，约占全世界金融资本的80%。世界上其它各国，差不多都是这样或那样地成为这4个国家、这4个国际银行家、这4个世界金融资本的“台柱”的债务人和进贡者了。
现在，我们应当特别谈一下，资本输出在形成金融资本的依附和联系的国际网方面所起的作用。
国外投资(单位十亿法郎)
年份 英国 法国 德国
1862 3.6 - -
1872 15 10(1869年) -
1882 22 15(1880年) ？
1893 42 20(1890年) ？
1902 62 27-37 12.5
1914 75-100 60 44
国外投资在世界各洲分布的大概情况(1910年前后)(单位十亿马克)
英国 法国 德国 共计
欧洲 4 23 18 45
美洲 37 4 10 51
亚洲、非洲、澳洲 29 8 7 44
总计 70 35 35 140
电力工业中的集团
在1900年以前 费尔登与吉约姆 拉迈尔 联合电气总公司 西门子与哈尔斯克 舒克尔特公司 贝尔格曼 库梅尔
费尔登与拉迈尔 电气总公司(A.E.G.) 西门子与哈尔斯克舒克尔特 贝尔格曼 1900年破产
到1912年时： 电气总公司(A.E.G.) 西门子与哈尔斯克-舒克尔特
(从1908年开始密切“合作
”)
这样生长起来的著名的电气总公司(A.E.G.)统治着175-200个公司（通过“参与”制度），总共支配着约15亿马克的资本。单是它在国外的直接代表机构就有34个，其中有12个是股份公司，分设在10多个国家中。早在1904年，德国电力工业在国外的投资就有23300万马克，其中有6200万投在俄国。不言而喻，这个电气总公司是一个大型的“联合”企业，单是它的制造公司就有16个，制造各种各样的产品，从电缆和绝缘体，直到汽车和飞行器为止。
但是，欧洲的集中也就是美国集中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情况如下：
美国 通用电气公司
汤普逊-霍斯乐公司在欧洲创设了一个公司 爱迪生公司在欧洲创设了法国爱迪生公司，后者又把发明专利权转让给德国公司
德国 联合电气公司 电气总公司
电气总公司
于是形成了两个电力“大国”。海尼希在他的《电力托拉斯之路》一文中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不依赖它们的电力公司。”关于这两个“托拉斯”的周转额和企业规模，下列数字可以使我们得到某种（远非完整的）概念：
商品周转额(单位百万马克) 职员人数 纯 利(单位百万马克)
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 1907年：252 28000 35.4
1910年：298 32000 45.6
德国的电气总公司 1907年：216 30700 14.5
1911年：362 60800 21.7
1907年，美德两国的托拉斯订立了瓜分世界的协议。竞争消除了。通用电气公司“获得了”美国和加拿大，电气总公司“分得了”德国、奥地利、俄国、荷兰、丹麦、瑞士、土耳其和巴尔干。还就女儿公司渗入新的工业部门和“新的”即尚未正式被瓜分的国家问题，订立了单独的（当然是秘密的）协议。此外还规要互相交换发明和试验结果。
这种实际上是统一的世界性托拉斯，支配着几十亿资本，在世界各地有“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代办处以及种种联系等等，要同这种托拉斯竞争，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这两个强大的托拉斯瓜分世界的事实，当然并不排除对世界的重新瓜分，如果实力对比由于发展不平衡、战争、崩溃等等而发生变化的话。
煤油工业提供了企图实行这种重新瓜分，为重新瓜分而斗争的一个大有教益的例子。
耶德尔斯在1905年写道：“世界的煤油市场直到现在还被两大金融集团分占着：一个是洛克菲勒的美国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一个是俄国巴库油田的老板路特希尔德和诺贝尔。这两个集团彼此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几年以来，它们的垄断地位一直受到五大敌人的威胁”：(1)美国石油资源的枯竭；(2)巴库的曼塔舍夫公司的竞争；(3)奥地利的石油资源；(4)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5)海外的石油资源，特别是荷兰殖民地的石油资源（极富足的塞缪尔公司和壳牌公司，它们同英国资本也有联系）。后面三个地区的企业是同最大的德意志银行为首的那些德国大银行有联系的。这些银行为了拥有“自己的”据点而有计划地独自发展煤油工业，例如在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的煤油工业中，1907年有外国资本18500万法郎，其中德国资本占7400万。
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在经济著作中就叫作“瓜分世界”的斗争。一方面，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想夺取一切，就在荷兰本土办了一个女儿公司，收买荷属印度的石油资源，想以此来打击自己的主要敌人——英荷壳牌托拉斯。另一方面，德意志银行和其它柏林银行力求把罗马尼亚“保持”在“自己手里”，使罗马尼亚同俄国联合起来反对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拥有大得多的资本，又拥有运输煤油和供应煤油给消费者的出色的组织。斗争的结果势必是德意志银行完全失败，它果然在1907年完全失败了，这时德意志银行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放弃自己的“煤油利益”，损失数百万；或者是屈服。结果德意志银行选择了后者，同煤油托拉斯订立了一项对自己很不利的合同。按照这项合同，德意志银行保证“不做任何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但同时又规定，如果德国通过国家煤油垄断法，这项合同即告失效。
于是一出“煤油喜剧”开演了。德国金融大王之一、德意志银行的经理冯
·格温纳，通过自己的私人秘书施陶斯发动了一场主张煤油垄断的宣传。这家最大的柏林银行的整个庞大机构、一切广泛的“联系”都开动起来了，报刊上一片声嘶力竭的反对美国托拉斯“压迫”的“爱国主义”叫喊声。1911年3月15日，帝国国会几乎是一致地通过了请政府制定煤油垄断法案的决议。政府欣然接受了这个“受众人欢迎的”主张。于是，德意志银行旨在欺骗它的美国对手并用国家垄断来振兴自己业务的这场赌博，好象是已经赢了。德国煤油大王已经做着一种获得不亚于俄国糖厂主的大量利润的美梦…… 但是，第一，德国各大银行在分赃上彼此发生了争吵，贴现公司揭露了德意志银行的自私自利；第二，政府害怕同洛克菲勒斗争，因为德国是否能不通过洛克菲勒而获得煤油，还很成问题（罗马尼亚的生产率不高）；第三，1913年，正赶上德国要拨款10亿来准备战争。垄断法案搁下来了。斗争的结果是，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暂时获得了胜利。
柏林的《银行》杂志关于这点写道，德国只有实行电力垄断，用水力发出廉价的电力，才能同煤油托拉斯斗争。这个杂志又说：但是，“电力垄断只有在生产者需要的时候才会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在下一次电力工业大崩溃逼近、各私营电力工业康采恩现在在各处修建的已经从市政府和国家等等方面获得了某些垄断权的那些成本高的大电站不能获利的时候，才会实现。到那时候就只好使用水力；但是用水力发出廉价的电力也不能靠国家出钱来办，还是要交给‘受国家监督的私人垄断组织’去经营，因为私营工业已经订立了许多契约……争得了巨额的补偿…… 以前钾碱的垄断是如此，现在煤油的垄断是如此，将来电力的垄断也是如此。我们那些被美妙的原则迷住了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现在总该明白：德国的垄断组织从来没有抱定过这样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结果，即为消费者带来好处或者哪怕是交给国家一部分企业利润，它们仅仅是为了用国家的钱来振兴快要破产的私营工业罢了。”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作出这种宝贵的供认。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金融资本时代，私人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组织是交织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两种垄断组织都不过是最大的垄断者之间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些环节而已。
在商轮航运业中，集中的巨大发展也引起了对世界的瓜分。德国形成了两个最大的公司，即汉堡-美洲包裹投递股份公司和北德劳埃德公司，它们各有资本2亿马克（股票和债券），各有价值18500-18900万马克的轮船。另一方面，美国在1903年1月1日成立了所谓摩根托拉斯，即国际商轮公司，由美英两国的9个轮船公司合并而成，拥有资本12000万美元(48000万马克）。就在1903年，两家德国大公司和这个美英托拉斯签订了一项为瓜分利润而瓜分世界的合同。德国的公司在英美之间的航线上退出了竞争。合同明确地规定了哪些港口“归”谁“使用”，并且设立了一个共同的监察委员会等等。合同期定为20年，同时规定了一个附带条款：一旦发生战争，该合同即告废止。
国际钢轨卡特尔形成的历史，也是大有教益的。早在1884年工业极为衰落的时候，英国、比利时、德国三国的钢轨制造厂就作过组织这种卡特尔的第一次尝试。它们议定不在缔约各国的国内市场上竞争，国外市场则按下列比例瓜分：英国占66%，德国占27%，比利时占7%。印度完全归英国。对于一个没有参加缔结协议的英国公司，它们就合力进攻，其耗费由出售总额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但是到了1886年，有两个英国公司退出了同盟，这个同盟也就瓦解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几次工业高涨时期，始终没有达成过协议。
1904年初，德国成立了钢铁辛迪加。1904年11月，国际钢轨卡特尔又按下列比例恢复起来了：英国占53.5%；德国占28.83%；比利时占17.67%。后来法国也加入了，它在第一、第二、第二年中所占份额分别为4.8%、5.8%、6.4%，这是在100%以外，即以104.8%等等为基数的。1905年，又有美国的钢铁托拉斯（钢铁公司）加入，其后奥地利和西班牙也加入了。福格尔施泰因在1910年写道：“现在，地面已经分完了，于是那些大用户，首先是国营铁路——既然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而没有照顾它们的利益——，就可以象诗人一样生活在丘必特的天宫里了。”
还要提一提1909年成立的国际锌业辛迪加，它把生产量在德、比、法、西、英五国的工厂集团之间作了明确的分配；还有国际火药托拉斯，用利夫曼的话来说，它是“德国所有炸药厂的最新式的紧密同盟，后来这些炸药厂与法美两国用同样的方法组织起来的代那买特炸药工厂一起，可以说是共同瓜分了整个世界”。据利夫曼统计，德国所参加的国际卡特尔，在1897年共有将近40个，到1910年就已经接近100个了。
有些资产阶级作家（现在卡·考茨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完全背叛了象他在1909年所采取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国际卡特尔作为资本国际化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给人们带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间实现和平的希望。这种意见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则是一种诡辩，是用欺骗的手段为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国际卡特尔表明了现在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资本家同盟是为了什么而互相斗争。后面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只有它才能向我们说明当前发生的事情的历史经济意义，因为斗争的形式由于各种比较局部的和暂时的原因，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经常在发生变化，但是，只要阶级存在，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是始终不会改变的。很明显，掩饰现代经济斗争的内容（瓜分世界），而强调这个斗争的这种或那种形式，这是符合比如说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考茨基在理论见解方面实质上已经转到德国资产阶级那边去了，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说到）。考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德国资产阶级，而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它的瓜分方法。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要了解当前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要由实力的变化来解决，至于这些变化是
“纯粹”经济的变化，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化，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订立契约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和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
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与此相联系，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
属于欧洲殖民大国(包括美国在内)的土地面积所占的百分比
1876年 1900年 增减数
在非洲 10.8% 90.4% +79.6%
在波利尼西亚 56.8% 98.9% +42.1%
在亚洲 51.5% 56.6% +5.1%
在澳洲 100.0% 100.0% -
在美洲 27.5% 27.2% -0.3%
殖 民 地 面 积(面积单位百万平方英里)(人口单位百万)
英国 法国 德国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年 份
1815-1830年 ？ 126.4 0.02 0.5 - -
1860年 2.5 145.1 0.2 3.4 - -
1880年 7.7 267.9 0.7 7.5 - -
1899年 9.3 309.0 3.7 56.4 1.0 14.7
大国的殖民地(面积单位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单位百万)
殖民地 宗主国 共计
1876年 1914年 1914年 1914年
面积 人口□面积 人口□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英国 22.5 251.9 33.5 393.5 0.3 46.5 33.8 440.0
俄国 17.0 15.9 17.4 33.2 5.4 136.2 22.8 169.4
法国 0.9 6.0 10.6 55.5 0.5 39.6 11.1 95.1
德国 - - 2.9 12.3 0.5 64.9 3.4 77.2
美国 - - 0.3 9.7 9.4 97.0 9.7 106.7
日本 - - 0.3 19.2 0.4 53.0 0.7 72.2
6国总计40 273.8 65.0 523.4 16.5 437.2 81.5 960.6
其余大国(比利时、荷兰等)的殖民地 9.9 45.3
半殖民地(波斯、中国、土耳其) 14.5 361.2
其余国家 28.0 289.9
全球
133.9
1657.0
我们从这里清楚看到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世界被瓜分“完毕”的情况。1876年以后，殖民地有极大的扩张：6个最大的大国的殖民地增加了一半以上，由400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6500万平方公里，增加了2500万平方公里，比各宗主国的面积(1650万）多一半。有3个大国在1876年根本没有殖民地，另一个大国法国，当时也差不多没有。到1914年，这4个大国获得的殖民地面积为1410万平方公里，即大致比欧洲面积还大一半，这些殖民地的人口差不多有1亿。殖民地的扩张是非常不平衡的。例如拿面积和人口都相差不远的法、德、日三国来比较，就可以看出，法国的殖民地（按面积来说）几乎比德日两国殖民地的总和多两倍。不过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时代的初期，法国金融资本的数量大概也比德日两国的总和多几倍。除纯粹的经济条件而外，地理和其它条件也在这些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影响到殖民地的大小。近几十年来，在大工业、交换和金融资本的压力下，世界的均等化，即各国经济条件与生活条件的平均化，虽然进展得很快，但差别还是不小的。在上述6个国家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有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德、日），另一方面有近来进步比前面几国慢得多的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法、英），另外还有一个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这个国家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
除大国的殖民地以外，我们还列进了小国的小块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可以说是可能发生而且极可能发生的对殖民地的“重新瓜分”的最近目标。这些小国能够保持自己的殖民地，主要是因为大国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对立，存在着摩擦等等，妨碍了它们达成分赃的协议。至于“半殖民地”国家，它们是自然界和社会一切领域常见的过渡形式的例子。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这种例子我们马上就要讲到。不过，对金融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独立这样的支配。半殖民地国家是这方面的“中间”形式的典型。显然，在金融资本时代，当世界上其它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附属国的斗争也就必然特别尖锐起来。
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
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当这种垄断组织独自霸占了所有原料产地的时候，它们就巩固无比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家国际同盟怎样拼命地致力于剥夺对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收买譬如蕴藏铁矿的土地或石油资源等等。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证垄断组织自如地应付同竞争者的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包括对方打算用国家垄断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意外事件。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
施尔德尔写道：“可以作出一个在某些人看来也许是怪诞不经的论断，就是说，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的增长，在较近的将来与其说会遇到食品缺乏的障碍，远不如说会遇到工业原料缺乏的障碍。”例如木材（它变得日益昂贵）、皮革和纺织工业原料，都愈来愈缺乏。“工业家同盟企图在整个世界经济的范围内造成农业和工业的平衡；1904年几个主要工业国家的棉纺业工厂主同盟成立的国际同盟就是一个例子；后来在1910年，欧洲麻纺业厂主同盟也仿照它成立了一个同盟。”
当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其中尤其是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总是企图贬低这种事实的意义，说不用“代价很大而且很危险的”殖民政策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取得原料，说“简单地”改善一下一般农业的条件就“可以”大大增加原料的供应。但是，这样说就成了替帝国主义辩护，替帝国主义涂脂抹粉，因为这样说就是忘记了最新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垄断。自由市场愈来愈成为过去的事情，垄断性的辛迪加和托拉斯一天天地缩小自由市场，而“简单地”改善一下农业条件，就得改善民众的处境，提高工资，减少利润。可是，除了在甜蜜的改良主义者的幻想里，哪里会有能够关心民众的处境而不关心夺取殖民地的托拉斯呢？
对于金融资本来说，不仅已经发现的原料产地，而且可能有原料的地方，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当代技术发展异常迅速，今天无用的土地，要是明天找到新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大银行可以配备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去进行专门的考察），要是投入大量资本，就会变成有用的土地。矿藏的勘探，加工和利用各种原料的新方法等等，也是如此。因此，金融资本必然力图扩大经济领土，甚至一般领土。托拉斯估计到将来“可能获得的”（而不是现有的）利润，估计到将来垄断的结果，把自己的财产按高一两倍的估价资本化；同样，金融资本也估计到可能获得的原料产地，唯恐在争夺世界上尚未瓜分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瓜分已经瓜分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中落后于他人，总想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
英国资本家用尽一切办法竭力在自己的殖民地埃及发展棉花生产(1904年埃及的230万公顷耕地中，就有60万公顷，即1/4以上用来种植棉花），俄国资本家在自己的殖民地土耳其斯坦也这样做，因为这样他们就能较容易地打败外国的竞争者，较容易地垄断原料产地，成立一个实行“联合”生产、包揽棉花种植和加工的各个阶段的、更经济更盈利的纺织业托拉斯。
资本输出的利益也同样地在推动人们去夺取殖民地，因为在殖民地市场上，更容易（有时甚至只有在那里才可能）用垄断的手段排除竞争者，保证由自己来供应，巩固相应的“联系”等等。
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非经济的上层建筑，即金融资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加强了夺取殖民地的趋向。希法亭说得很对：“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有一个法国资产阶级作家好象是在发挥和补充上述塞西尔·罗得斯的思想，他写道，现代殖民政策除经济原因外，还应当加上社会原因：“愈来愈艰难的生活不仅压迫着工人群众，而且压迫着中间阶级，因此在一切老的文明国家中都积下了‘一种危及社会安定的急躁、愤怒和憎恨的情绪；应当为脱离一定阶级常轨的力量找到应用的场所，应当给它在国外找到出路，以免在国内发生爆炸’。”
既然谈到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须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一种形式——半殖民地。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典型。
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一本论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写道：“南美，特别是阿根廷，在金融上如此依附于伦敦，应当说是几乎成了英国的商业殖民地。”施尔德尔根据奥匈帝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1909年的报□告，确定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有875000万法郎。不难设想，由于这笔投资，英国金融资本及其忠实“友人”英国外交，同阿根廷资产阶级，同阿根廷整个经济政治生活的领导人物有着多么巩固的联系。
葡萄牙的例子向我们表明了政治上独立而金融上和外交上不独立的另一种稍微不同的形式。葡萄牙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实际上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起，这200多年来它始终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英国为了加强它在反对自己的敌人西班牙和法国的斗争中的地位，保护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英国以此换得了商业上的利益，换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输出商品、尤其是输出资本的优惠条件，换得了使用葡萄牙的港口、岛屿、电缆等等的便利。某些大国和小国之间的这种关系过去一向就有，但是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这种关系成了普遍的制度，成了“瓜分世界”的全部关系中的一部分，成了世界金融资本活动中的环节。
为了结束关于瓜分世界问题的讨论，我们还要指出下面一点。不但美西战争以后的美国著作和英布战争以后的英国著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十分公开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不但最“忌妒地”注视着“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德国著作经常在估计这个事实，而且在法国资产阶级著作中，就资产阶级可以达到的程度来说，问题也提得相当明确而广泛。让我们来引证历史学家德里奥的一段话，他在《19世纪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书中论述“大国与瓜分世界”的一章里写道：“近年来世界上所有未被占据的地方，除了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和北美的大国占据了。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发生了某些冲突和势力变动，这一切预示着最近的将来会有更可怕的爆发。因为大家都得急急忙忙地干：凡是没有及时得到一份的国家，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它的一份，永远不能参加对世界的大规模开拓，而这将是下一世纪即20世纪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所以近来全欧洲和美国都充满了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的狂热，‘帝国主义’成了19世纪末最突出的特点。”作者又补充说：“在这种瓜分世界的情况下，在这种疯狂追逐地球上的宝藏和巨大市场的角斗中，这个世纪即19世纪建立起来的各个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与建立这些帝国的民族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相称的。在欧洲占优势的大国，即欧洲命运的主宰者，并非在全世界也占有同样的优势。因为强大的殖民实力和占有尚未查明的财富的希望，显然会反过来影响欧洲大国的力量对比，所以殖民地问题（也可以说是“帝国主义”）这个已经改变了欧洲本身政治局面的问题，一定还会日甚一日地改变这个局面。”
贸 易 工 业
世界主要经济区域□面积 人口 交通运输业铁路 商船 (进出口共计) 煤炭产量 生铁产量 棉纺织业纱锭数目
(单位百万平方公里)(单位百万)(单位千公里)(单位百万吨)(单位十亿马克)(单位百万吨)(单位百万)
(1)中欧区27.6 (23.6) 388 (146)204 8 41 251 15 26
(2)不列颠区28.9 (28.6) 398 (355) 140 11 25 249 9 51
(3)俄国区 22 131 63 1 3 16 3 7
(4)东亚区 12 389 8 1 2 8 0.02 2
(5)美洲区
30 148 379 6 14 245 14
19
我们看到，有三个区域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交通运输业、贸易和工业都十分发达）的区域，即中欧区、不列颠区和美洲区。其中德、英、美三国是统治着世界的国家。它们相互间的帝国主义竞争和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因为德国的地区很小，殖民地又少，而“中欧区”的形成还有待于将来，现时它正在殊死的斗争中逐渐产生。目前整个欧洲的特征是政治上分散。相反，在不列颠区和美洲区，政治上却高度集中，但是它们之间又有极大的差别：前者有广大的殖民地，后者的殖民地却十分少。在殖民地，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争夺南美的斗争愈来愈尖锐。
有两个区域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区域，即俄国区和东亚区。前者人口密度极小，后者极大；前者政治上很集中，后者不集中。瓜分中国才刚刚开始，日美等国争夺中国的斗争愈来愈激烈。
请把考茨基关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那种愚蠢可笑的胡说，拿来同经济政治条件极不相同、各国发展速度等等极不一致、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疯狂斗争的实际情形比较一下吧。难道这不是吓坏了的小市民想逃避可怕的现实的反动企图吗？难道被考茨基当作“超帝国主义”的胚胎的国际卡特尔（正象“可以”把在实验室里生产片剂说成是超农业的胚胎一样），不就是向我们表明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由和平瓜分转为非和平瓜分、再由非和平瓜分转为和平瓜分的一个例子吗？难道从前同德国一起（例如在国际钢轨辛迪加或国际商轮航运业托拉斯里）和平地瓜分过整个世界的美国和其它国家的金融资本，现在不是在按照以完全非和平的方式改变着的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吗？
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在铁路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明整个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发展速度不同的非常准确的材料。在帝国主义发展的最近几十年中，铁路长度变更的情形如下：
铁路长度(单位千公里)
1890年 1913年 增加数
欧洲 224 346 ＋122
美国 268 411 ＋143
所有殖民地82 210
亚美两洲的
独立国和半独立国43 125 137 347 ＋128＋222
共计
617 1104
可见，铁路发展得最快的是殖民地和亚美两洲的独立国（以及半独立国）。大家知道，这里是由四五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统治着一切，支配着一切。在殖民地及亚美两洲其它国家建筑20万公里的新铁路，这意味着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在收入有特别的保证、铸钢厂可以获得厚利定货等等的条件下，新投入400多亿马克的资本。
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和海外国家发展得最快。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新的帝国主义大国（如日本）。全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了。金融资本从特别盈利的殖民地企业和海外企业得到的贡款日益增加。在瓜分这种“赃物”的时候，有极大一部分落到了那些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上并不是常常占第一位的国家手里。各最大的强国及其殖民地的铁路总长度如下：
(单位千公里)
1890年 1913年
美国 268 413 ＋145
不列颠帝国 107 208 ＋101
俄国 32 78 ＋46
德国 43 68 ＋25
法国 41 63 ＋22
5个大国共计
491
830
＋339
可见，将近80%的铁路集中在5个最大的强国手中，但是这些铁路的所有权的集中程度，金融资本的集中程度，还要高得多，例如美、俄及其它国家铁路的大量股票和债券都属于英法两国的百万富翁。
英国靠自己的殖民地，把“自己的”铁路网增加了10万公里，比德国增加的多3倍。但是，谁都知道，这一时期德国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煤炭和钢铁生产的发展，其速度之快是英国无法比拟的，更不必说法国和俄国了。1892年，德国的生铁产量为490万吨，英国为680万吨；但是到1912年，已经是1760万吨比900万吨，也就是说，德国永远地超过英国了！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它办法呢？
英国人口 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人数 工人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百万)
1851年 17.9 4.1 23%
1901年
32.5 4.9 15%
这位研究“20世纪初的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时候，不得不经常把工人“上层”和“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加以区别。上层中间有大批人参加合作社、工会、体育团体和许多教派。选举权是同这个阶层的地位相适应的，这种选举权在英国“还有相当多的限制，以排除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为了粉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人们通常只谈论在无产阶级中占少数的这个上层，例如，“失业问题主要是涉及伦敦和无产阶级下层，这个下层是政治家们很少重视的……”应当说资产阶级政客和“社会党人”机会主义者们很少重视。
从帝国主义国家移往国外的人数逐渐减少，从比较落后的、工资比较低的国家移入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数（流入的工人和移民）却逐渐增加，这也是与上面描述的一系列现象有关的帝国主义特点之一。据霍布森说，英国移往国外的人数从1884年起开始减少：1884年有242000人，而1900年只有169000人。德国移往国外的人数，在1881-1890年的10年中达到了最高峰，有1453000人，但是在后来的两个10年里，又减少到544000人和341000人。同时，从奥、意、俄及其它国家移入德国的工人却增加了。根据1907年的人口调查，德国有1342294个外国人，其中产业工人有440800人，农业工人有257329人。法国的采矿工业工人“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在美国，从东欧和南欧移移入的侨民做工资最低的工作，在升为监工和做工资最高的工作的工人中，美国工人所占的百分比最大。帝国主义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工人中间也分化出一些特权阶层，并且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
必须指出：在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的这种趋势，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前很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英国从19世纪中叶起，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十年中一直密切注视着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点之间的这种联系。例如，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过了将近1/4世纪，恩格斯又在1881年8月11日写的信里说到了“被中产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领取中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又说：“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恩格斯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版所写的序言中，也叙述了同样的看法。)
这里已经把原因和后果明白地指出来了。原因是：(1)这个国家剥削全世界；(2)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3)它拥有殖民地垄断权。后果是：(1)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2)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受那些被资产阶级收买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领导。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完成了极少数国家对世界的瓜分，其中每个国家现在都剥削着（指榨取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一部分，只是比英国在1858年剥削的地方稍小一点；每一个国家都由于托拉斯、卡特尔、金融资本以及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关系等等而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每个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7500万平方公里的全部殖民地中，有6500万平方公里，即86%集中在6个大国手里；有6100万平方公里，即81%集中在3个大国手里）。
现在局势的特点在于形成了以下这些经济政治条件：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瓜分完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作为整个20世纪初期特征的已经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大国为分占垄断权而斗争。这些经济政治条件，不能不使机会主义同工人运动总的根本的利益更加不可调和。现在，机会主义已经不能象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那样，在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里取得完全胜利达几十年之久，但是它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成熟，已经过度成熟，已经腐烂，并且作为社会沙文主义而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融合起来了。
1898年对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战争，在美国引起了“反帝国主义者”，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后的莫希干人的反对。他们把这次战争叫作“罪恶的”战争，认为兼并别国土地是违背宪法的，认为对菲律宾土著人领袖阿奎纳多的行为是“沙文主义者的欺骗”（先答应阿奎纳多给菲律宾以自由，后来又派美国军队登陆，兼并了菲律宾），并且引用了林肯的话：“白人自己治理自己是自治；白人自己治理自己同时又治理别人，就不是自治而是专制。”但是，既然这全部批评都不敢承认帝国主义同托拉斯、也就是同资本主义的基础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敢同大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所造成的力量站在一起，那么这种批评就始终是一种“天真的愿望”。
霍布森批评帝国主义的时候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也是如此。霍布森否认“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呼吁必须“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比考茨基还早。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批评帝国主义，批评银行支配一切，批评金融寡头等等的，还有我们屡次引用过的阿加德、阿·兰斯堡、路·埃施韦格，在法国作家中有《英国与帝国主义》这本肤浅的书(1900年出版〉的作者维克多·贝拉尔。所有这些人丝毫不想冒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用自由竞争和民主来反对帝国主义，谴责势必引起冲突和战争的建筑巴格达铁路的计划，表示了维护和平的“天真的愿望”等等。最后还有从事国际证券发行统计的阿·奈马尔克，他在1912年计算出“国际”有价证券数达几千亿法郎的时候，不禁叫了起来：“难道可以设想和平会受到破坏吗？……有了这样大的数字，还会去冒险挑起战争吗？”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天真，倒没有什么奇怪，而且他们显得这样天真，“郑重其事地”谈论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和平，对他们反而是有利的。可是考茨基在1914年、1915年、1916年也采取了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硬说在和平问题上，“大家〈帝国主义者、所谓社会党人和社会和平主义者〉意见都是一致的”，试问他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吗？这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而不过是抱着一种改良主义的“天真的愿望”，想撇开这些矛盾，回避这些矛盾。
下面是考茨基从经济上对帝国主义进行批评的典型例子。他举出1872年和1912年英国对埃及进出口的统计材料，看到这方面的进出口额比英国总的进出口额增长得慢。于是考茨基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不用武力占领埃及而依靠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英国同埃及的贸易就会增长得慢些。”“资本扩张的意图”“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能够实现得最好
”。
考茨基的这个论断，被他的俄国随从（也是俄国的一个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打掩护的人）斯佩克塔托尔先生用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弹过的论断，是考茨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较详细地谈一谈。我们从引证希法亭的言论开始，因为考茨基曾经多次（包括1915年4月那次在内）声称，希法亭的结论是
“所有社会党人理论家一致同意的;”。
希法亭写道：“无产阶级不应当用自由贸易时代的和敌视国家的那种已经落后的政策去反对向前发展了的资本主义政策。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的回答，对帝国主义的回答，不可能是贸易自由，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无产阶级政策的目的不可能是恢复自由竞争这样的理想（这种理想现在已经变成反动的理想了），而只能是通过消除资本主义来彻底消灭竞争。”
考茨基维护对金融资本时代来说是“反动的理想”，维护“和平的民主”和“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理想在客观上是开倒车，是从垄断资本主义倒退到非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骗局。
如果不用武力占领，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没有金融资本，那么英国同埃及（或者同其它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贸易“就会增长得”快些。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说，如果自由竞争没有受到任何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金融资本的
“联系”或压迫（这也是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某些国家垄断地占有殖民地的限制，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发展得快些呢？
考茨基的论断不可能有别的意思，而这个“意思”却是毫无意思的。就假定会这样，如果没有任何垄断，自由竞争会使资本主义和贸易发展得更快些。但是，要知道贸易和资本主义发展得愈快，产生垄断的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就愈是加强。况且垄断已经产生了，恰好是从自由竞争中产生出来的！即使现在垄断开始延缓发展，这也不能成为主张自由竞争的论据，因为在产生垄断以后自由竞争就不可能了。
不管你怎样把考茨基的论断翻来复去地看，这里面除了反动性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即使把这种论断修改一下，象斯佩克塔托尔说的那样，现在英属殖民地同英国的贸易，比英属殖民地同其它国家的贸易发展得慢些，——这也挽救不了考茨基。因为打击英国的也是垄断，也是帝国主义，不过是其它国家的（美国的、德国的）垄断和帝国主义。大家知道，卡特尔导致了一种新型的、独特的保护关税，它所保护的（这一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上就已经指出来了）恰好是那些可供出口的物品。其次，大家知道，卡特尔和金融资本有一套
“按倾销价格输出”的做法，也就是英国人所说的
“抛售”的做法：卡特尔在国内按垄断的高价出卖产品，而在国外却按极低廉的价格销售，以便打倒自己的竞争者，把自己的生产扩大到最大限度等等。即使同英属殖民地的贸易，德国比英国发展得快些，那也只能证明德国帝国主义比英国帝国主义更新、更强大、更有组织、水平更高，而决不能证明自由贸易的
“优越”，因为这里并不是自由贸易同保护主义或殖民地附属关系作斗争，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一个垄断组织同另一个垄断组织、一个金融资本同另一个金融资本作斗争。德国帝国主义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优势，比殖民地疆界的屏障或保护关税的壁垒更厉害。如果由此得出主张自由贸易与
“和平的民主”的
“论据”，那是庸俗的，是忘掉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和特性，是用小市民的改良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
有趣的是，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兰斯堡，虽然也同考茨基一样对帝国主义作了小市民式的批评，但是他对贸易统计材料毕竟作了比较科学的整理。他并不是随便拿一个国家，也不是单拿一个殖民地来同其余国家比较，而是拿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两种输出作比较：第一种是对在金融上依附于它、向它借钱的国家的输出，第二种是对在金融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结果如下：
德国的输出(单位百万马克)
1889年 1908年 增加的百分数
对在金融上依附于德国的国家的输出
罗马尼亚 48.2 70.8 ＋47%
葡萄牙 19.0 32.8 ＋73%
阿根廷 60.7 147.0 ＋143%
巴 西 48.7 84.5 ＋73%
智 利 28.3 52.4 ＋85%
土耳其 29.9 64.0 ＋114%
·总 ·计 234.8 451.5 ＋92%
对在金融上不依附于德国的国家的输出
大不列颠 651.8 997.4 ＋53%
法 国 210.2 437.9 ＋108%
比利时 137.2 322.8 ＋135%
瑞 士 177.4 401.1 ＋127%
澳大利亚 21.2 64.5 ＋205%
荷属印度 8.8 40.7 ＋363%
·总 ·计
1206.6 2264.4
＋87%
兰斯堡没有作总结，所以他令人奇怪地没有察觉：如果这些数字能够证明什么的话，那只能证明他自己不对，因为对在金融上不独立的国家的输出，毕竟要比对在金融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增加得快些，虽然快得并不多(我们把“如果”两字加上着重标记，是因为兰斯堡的统计还是很不完全的）。
兰斯堡在考察输出和贷款的关系时写道：
“在1890-91年度，罗马尼亚通过几家德国银行签订了一项债约。其实在前几年，这些德国银行就已经在提供这笔贷款了。这笔贷款主要是用来向德国购买铁路材料的。1891年德国对罗马尼亚的输出是5500万马克。下一年就降到3940万马克；以后断断续续地下降，到1900年一直降到2540万马克。直到最近几年，因为有了两笔新的贷款，才又达到了1891年的水平。德国对葡萄牙的输出，由于1888-89年度的贷款而增加到2110万马克(1890年），在以后两年内，又降到1620万马克和740万马克，直到1903年才达到原先的水平。
德国同阿根廷贸易的材料更为明显。由于1888年和1890年的两次贷款，德国对阿根廷的输出在1889年达到了6070万马克。两年后，输出只有1860万马克，还不到过去的1/3。直到1901年，才达到并超过1889年的水平，这是同发行新的国家债券和市政债券，同出资兴建电力厂以及其它信贷业务有关的。
德国对智利的输出，由于1889年的贷款，增加到4520万马克(1892年），一年后降到了2250万马克。1906年通过德国几家银行签订了一项新的债约以后，输出又增加到8470万马克(1907年），而到1908年又降到了5240万马克。”
兰斯堡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了一种可笑的小市民说教：同贷款相联系的输出是多么不稳定、不均衡；把资本输出国外而不用来
“自然地”、
“和谐地”发展本国工业，是多么不好；办理外国债券时，克虏伯要付出几百万的酬金，代价是多么
“巨大”，等等。
但是事实清楚地说明：输出的增加，恰好是同金融资本的骗人勾当相联系的，金融资本并不关心什么资产阶级的说教，它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被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铁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
再说一遍，我们决不认为兰斯堡的统计是完备的，但是必须加以引用，因为它比考茨基和斯佩克塔托尔的统计科学一些，因为兰斯堡提供了对待问题的正确方法。要议论金融资本在输出等等方面的作用，就要善于着重地、专门地说明输出同金融家骗人勾当的联系，同卡特尔产品的销售等等的联系。简单地拿殖民地同非殖民地比较，拿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比较，拿一个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如埃及）同其余一切国家比较，那就正是回避和掩饰问题的实质。
考茨基在理论上对帝国主义进行的批评，其所以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其所以只能用来鼓吹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保持和平和统一，就是因为这种批评恰恰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垄断同与之并存的自由竞争的矛盾，金融资本的庞大
“业务”（以及巨额利润）同自由市场上
“诚实的”买卖的矛盾，卡特尔、托拉斯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胡诌出来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超帝国主义”论，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动性质。请把考茨基在1915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同霍布森在1902年的论断比较一下。
考茨基说：“……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
霍布森说：“基督教在各自占有若干未开化的属地的少数大联邦帝国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很多人觉得基督教正是现代趋势的最合理的发展，并且是这样一种发展，它最有希望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巩固的基础上达到永久的和平。”
被考茨基叫作超帝国主义的东西，也就是霍布森比他早13年叫作国际帝国主义的那个东西。除了用一个拉丁语词头代替另一个词头，编造出一个深奥的新词以外，考茨基的“科学”见解的唯一的进步，就是企图把霍布森所描写的东西，实质上是英国牧师的伪善言词，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布战争以后，英国牧师这一高贵等级把主要力量用来安慰那些在南部非洲作战丧失了不少生命，并且为保证英国金融家有更高的利润而交纳了更高捐税的英国小市民和工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除了说帝国主义并不那么坏，说它很快就要成为能够保障永久和平的国际（或超）帝国主义，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安慰呢？不管英国的牧师或甜蜜的考茨基抱着什么样的善良意图，考茨基的
“理论”的客观即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
“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在考茨基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对群众的欺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其实只要同那些人人皆知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好好对比一下，就会清楚地知道，考茨基硬要德国工人（和各国工人）相信的那种前途是多么虚假。拿印度、印度支那和中国来说吧。谁都知道，这三个共有6-7亿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是受英、法、日、美等几个帝国主义大国的金融资本剥削的。假定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几个彼此敌对的联盟，以保持或扩大它们在上述亚洲国家中的领地、利益和“势力范围”，这将是一些“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假定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组成一个联盟来“和平”瓜分上述亚洲国家，这将是一种
“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在20世纪的历史上就有这种联盟的实际例子，如列强共同对付中国就是这样。试问，在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考茨基正是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的），“可以设想”这些联盟不是暂时的联盟吗？“可以设想”这些联盟会消除各种各样的摩擦、冲突和斗争吗？
只要明确地提出问题，就不能不给以否定的回答。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有其它的根据。而这些瓜分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个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大国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可以。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小市民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生长出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这个同一基础上，形成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的彼此交替。聪明绝顶的考茨基为了安定工人，使他们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就把一条链子上的这一环节同另一环节割开，把今天所有大国为了“安定”中国（请回忆一下对义和团起义的镇压）而结成的和平的（而且是超帝国主义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国主义的）联盟，同明天的、非和平的冲突割开，而这种非和平的冲突，又准备着后天“和平的”总联盟来瓜分譬如说土耳其，如此等等。考茨基不提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而把僵死的抽象概念献给工人，是为了使工人同他们那些僵死的领袖调和。
美国人希尔在他的《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一书序言中，把现代外交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革命时代；(2)立宪运动；(3)当今的“商业帝国主义”时代。另一个作家则把1870年以来的大不列颠“世界政策”史分为四个时期：(1)第一个亚洲时期（反对俄国在中亚朝印度方向扩张）；(2)非洲时期（大约在1885-1902年），为了瓜分非洲而同法国斗争(1898年的“法索达”事件，——差一点同法国作战）；(3)第二个亚洲时期（与日本缔约反对俄国）；(4)“欧洲”时期，主要是反对德国。早在1905年，银行“活动家”里塞尔就说过：“政治前哨战是在金融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他指出，法国金融资本在意大利进行活动，为法意两国的政治联盟作了准备；德英两国为了争夺波斯以及所有欧洲国家的资本为了贷款给中国而展开了斗争，等等。这就是“超帝国主义的”和平联盟同普通帝国主义的冲突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活生生的现实。
考茨基掩盖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就必然会美化帝国主义，这在他对帝国主义政治特性的批评中也表现出来了。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正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希法亭很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加剧之间的联系，他写道：“在新开辟的地区，输入的资本加深了各种矛盾，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自觉的人民对外来者的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很容易发展成为反对外国资本的危险行动。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各‘史外民族’千年来的农村闭塞状态日益被破坏，他们正被卷到资本主义的漩涡中去。资本主义本身在逐渐地为被征服者提供解放的手段和方法。于是他们也就提出了欧洲民族曾经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争取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的手段。这种独立运动，使欧洲资本在它那些最有价值的、最有光辉前途的经营地区受到威胁；因此，欧洲资本只有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兵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对此还要补充的是，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开辟的地区，而且在原有地区也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考茨基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加强政治上的反动，然而他不去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决不能同机会主义者统一这个变得十分迫切的问题。他表示反对兼并，然而采取的却是毫不触犯机会主义者、最容易为机会主义者接受的方式。他是直接对德国听众说话的，然而他恰恰把最重要、最有现实意义的事实，例如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的事实掩盖起来。为了评价考茨基的这种“思想倾向”，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假定日本人指责美国人兼并菲律宾，试问会不会有很多人相信这是因为他根本反对兼并，而不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兼并菲律宾呢？是不是应当承认，只有日本人起来反对日本兼并朝鲜，要求朝鲜有从日本分离的自由，才能认为这种反对兼并的“斗争”是真挚的，政治上是诚实的呢？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以及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都始终贯穿着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绝不兼容的、掩饰和缓和最根本矛盾的精神，一种尽力把欧洲工人运动中同机会主义的正在破裂的统一保持下去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