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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 （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方教授按官方意图讲授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是为了愚弄那些出身于有产阶级的青年，为了“训练”他们去反对内外敌人，关于这种科学和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种科学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无论是借驳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青年学者，或者是死抱住各种陈腐“体系”的遗教不放的龙钟老朽，都同样卖力地攻击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扎根，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而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却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 就是在那些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联系而且主要在无产阶级中间流传的学说中，马克思主义也远远不是一下子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在它存在的头半个世纪中（从19世纪40年代起）一直在同那些与它根本敌对的理论进行斗争。在40年代前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站在哲学唯心主义立场上的激进青年黑格尔派[2]。40年代末，在经济学说方面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3]的斗争。50年代完成了这个斗争，批判了在狂风暴雨的1848年显露过头角的党派和学说。60年代，斗争从一般的理论方面转移到更接近于直接工人运动的方面：从国际中清除巴枯宁主义[4]。70年代初在德国名噪一时的是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70年代末则是实证论者杜林。但是他们两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都已经微不足道了。马克思主义已经绝对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 到上一世纪90年代，这一胜利大体上完成了。甚至在蒲鲁东主义传统保持得最久的罗马语各国[5]，工人政党实际上也把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恢复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即定期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斗争就立即在一切重大问题方面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了。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倾向就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斗争的形式和起因改变了，但是斗争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50年（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 这个派别因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而得名，因为伯恩施坦叫嚣得最厉害，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即修正主义。甚至在俄国这样一个由于经济落后，由于被农奴制残余所蹂躏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自然会支持得最久的国家里，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清清楚楚地在我们眼前转变成修正主义了。我们的社会人民党人无论在土地问题上（全部土地地方公有化的纲领），或者在纲领和策略的一般问题上，都不断地用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修正”来代替他们的自成系统而同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旧体系的那些日益消亡、日趋没落的残余。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溃了。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共同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究竟怎样。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6]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重复神父们已经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带着傲慢的微笑嘟哝着（同最新出版的手册一字不差），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轻蔑地把黑格尔视作一条“死狗”［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编者注］，耸肩鄙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简单的”（和平静的）“演进”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报官家给的俸禄，修正主义者就向他们靠拢，竭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对现代国家来说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来说的“私人的事情”。 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正”的真正的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我们仅仅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大肆散播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地着重指出这一点现在尤其必要，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上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注：见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等人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分析这本书不是本文的任务，我现在只声明一点，在最近的将来，我要写几篇论文或专门写一本小册子来说明，本文中关于新康德派修正主义者所说的一切，实质上也适用于这些“新的”新休谎派和新贝克莱派修正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编者注）］。 谈到政治经济学，首先应当指出，修正主义者在这一方面所作的“修正”更广泛详细得多，他们竭力用“经济发展的新材料”来影响公众。他们说，集中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农业方面根本没有发生，而在商业和工业方面也进行得极其缓慢。他们说，现在危机已经比较少见、比较微弱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大概会给资本提供根本消除危机的可能。他们说，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的“崩溃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阶级矛盾有减弱和缓和的趋势。最后他们说，就连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不妨按照柏姆－巴维克的观点来加以纠正。 在这些问题上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正象20年前恩格斯同杜林的论战一样，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思想有了颇见成效的活跃。人们用事实和统计数字分析了修正主义者的论据，证明了修正主义者一贯地粉饰现代小生产。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大生产在技术方面和经营方面都比小生产占优势的事实，由无可辩驳的材料证实了。但是在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要弱得多，而现代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通常都不大善于特别注意那些表明农业愈来愈卷入世界经济交换的农业专业部门（有时甚至是专门的作业）。在自然经济的废墟上，小生产是靠营养不断恶化，经常挨饿，延长工作日，家畜质量及其饲养情况恶化，总之，是靠手工业生产用来对抗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那些手段来维持的。科学和技术每前进一步，都必不可免地、毫不留情地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小生产的基础，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这一过程所表现的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一切形式，是向小生产者证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支持下去，农民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出路，农民必须接受无产者的观点。从学术上来说，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毛病，是他们对一些片面抽出的事实作肤浅的概括，而没有把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看；从政治上来说，他们的毛病就是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势必号召农民或推动农民去接受业主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是推动他们去接受革命无产者的观点。 在危机论和崩溃论方面，修正主义的情况更糟。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只有最近视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想要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原理。现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联合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看到，它们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资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到空前的程度。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清楚、特别广泛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不管这是指一次次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还是指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崩溃。不久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全欧洲失业人数惊人的增加，更不用说有许多迹象预示快要到来的工业危机，——这一切使大家都忘记了修正主义者不久以前的“理论”，似乎连许多修正主义者自己也忘记了。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不坚定性给工人阶级的教训，是不应当忘记的。 关于价值理论，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除了一些柏姆－巴维克式的异常模糊的暗示和叹息，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根本没有拿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确实想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他们说，政治自由、民主和普选权正在消灭阶级斗争的根据，并且使《共产党宣言》里的工人没有祖国［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7页。——编者注］这个旧原理变得不正确了。他们说，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作用，那就不能把国家看作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能拒绝同进步的社会改良派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去反对反动派。 毫无疑义，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反对意见，是一个相当严整的观点体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观点体系。自由派总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正在消灭阶级和阶级的划分，因为一切公民都毫无差别地拥有投票的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19世纪下半叶的全部欧洲史和20世纪初的全部俄国革命史，都很清楚地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谬。在“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下，经济上的差别并没有缩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不断暴露这种本质。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这不会消除危机和政治革命，只会在这种革命发生时使国内战争达到最激烈的程度。1871年春天的巴黎事变和1905年冬天的俄国事变，已经再明显不过地表明这种激烈的情况是必然要到来的。法国资产阶级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立刻就同全民族的敌人，同蹂躏其祖国的外国军队勾结起来镇压无产阶级运动。谁不懂得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的辩证法会导致比先前更激烈地用群众的暴力去解决争执，那他就永远不能在这种议会制度的基地上去进行坚持原则的宣传鼓动工作，真正培养工人群众去胜利地参加这种“争执”。在西欧同社会改良主义自由派、在俄国革命中同自由主义改良派（立宪民主党）实行联合、妥协和联盟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表明这种妥协只能模糊群众的意识，因为这种妥协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众斗争的真实意义，把正在斗争的人同最不能斗争、最动摇、最容易叛变的人拴在一起。法国的米勒兰主义[7]是在真正全国的广大范围内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它给修正主义作了一个使全世界无产阶级永远不会忘记的实际评价。 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实质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颖的”问题、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没有预见到的局势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内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线），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的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每一个稍有见识、稍有头脑的社会主义者都丝毫不会怀疑：德国正统派和伯恩施坦派、法国盖得派和饶勒斯派（现在尤其是布鲁斯派[8]）、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比利时布鲁凯尔[9]和王德威尔得、意大利整体派[10]和改良派、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关系实质上到处都一样，虽然按所有这些国家的现状来说，民族条件和历史因素极不相同。当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化”，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里现在实质上已经是按同一条路线进行的，这表明比30—40年前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那时在不同的国家里相互斗争的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同类型的倾向。现在在罗马语各国出现的“革命工团主义”[11]这种“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也趋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对它加以“纠正”：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法国的拉葛德尔总是不求助于过去被人误解的马克思学说，而求助于现在被人正确理解的马克思学说。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分析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它还远不如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那样成熟，还没有国际化，还没有经受过同任何一国社会党的实际的大搏斗。因此，我们在这里只分析上述那种“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 为什么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呢？为什么它的根源比民族特点的差别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差别还要深呢？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十分自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会不断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十分自然，情况只能如此，而且一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还会如此，因为，那种认为必须在大多数人口“完全”无产阶级化以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目前我们往往只是在思想领域经历的事情，即同理论上修正马克思学说的人进行的争论，目前在实践上只是在工人运动某些局部问题上暴露出来的事情，即同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意义的几点上，将迫使人们在斗争高潮中分清敌友，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19世纪末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小市民的种种动摇和弱点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注释： [1]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最初发表于《卡尔·马克思（1818—1883）》文集，署名弗拉·伊林。文集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而编的，由克德罗夫出版社于1908年10月在彼得堡出版。除列宁的这篇文章外，文集还收有尤·涅夫佐罗夫的《卡·马克思的生平和活动》、尼·罗日柯夫的《卡尔·马克思和阶级斗争》、弗·巴扎罗夫的《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罗·卢森堡的《纪念卡·马克思》、格·季诺维也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加米涅夫的《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普·奥尔洛夫斯基的《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米·塔甘斯基的《马克思论俄国》等文。——11。 [2] 青年黑格尔派也称黑格尔左派，是德国的一个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代表。主要代表人物有阿·卢格、布·鲍威尔、戴·施特劳斯、麦·施蒂纳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12。 [3] 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思想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12。 [4] 巴枯宁主义是以米·亚·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巴枯宁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及其特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代表，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他们认为国家是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实行小生产者公社的完全自治，并把这些公社联合成自由的联邦（按巴枯宁主义者的说法就是实现“社会清算”）。巴枯宁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否定工人阶级的一切不直接导致“社会清算”的斗争形式，否认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而主张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去领导群众骚乱。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巴枯宁主义在当时经济上落后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南部和瑞士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中得到传播。在巴枯宁主义影响下，也形成了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一个派别。 1868年，巴枯宁在日内瓦建立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同盟申请加入第一国际遭到拒绝以后，巴枯宁主义者采取对国际总委员会的决定阳奉阴违的办法，表面上宣布解散这个组织，而实际却继续保留，并于1869年3月以国际日内瓦支部的名义把它弄进了国际。巴枯宁主义者利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在国际内部进行了大量分裂和破坏活动，力图夺取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权，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揭露和批判。1872年9月2—7日举行的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把巴枯宁和另一位巴枯宁派首领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19世纪最后25年间，巴枯宁主义者蜕化成了脱离群众的小宗派。——12。 [5] 指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西南欧国家。——12。 [6] 新康德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派别。新康德主义是19世纪60年代在德国产生的，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特别流行。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等人。1865年李普曼首次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新康德主义因此而得名。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伊·康德，屏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进一步发展它的认识论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他们宣称自然科学已证明物质可以归结为抽象的数学公式，因此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数学和逻辑这种“思维结构”，康德的“自在之物”只是人的思维的“极限概念”。他们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不存在客观规律性。新康德主义者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应是康德的伦理学。他们鼓吹所谓“伦理社会主义”，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又无法达到的一种共同生活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柯夫是新康德主义的信徒。——13。 [7] 米勒兰主义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一种机会主义策略，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列宁称米勒兰这种行为为“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7页）。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修正主义和叛变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17。 [8] 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该派于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订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饶勒斯派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持修正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 布鲁斯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保·布鲁斯等人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起初是法国工人党中改良主义的一翼，1882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后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1883年改称法国劳动社会联盟。该派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模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也被称为可能派。1902年，布鲁斯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起组成了以让·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 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合并，统称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8。 [9] 英国社会民主联盟（S．D．F．）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于1884年8月成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1907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1911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党。1920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作。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18。 [10] 整体派是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党内的一个派别，整体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其领袖是恩·费里。整体派在一些问题上同持机会主义立场的改良主义派进行了斗争。——18。 [11] 革命工团主义是19世纪末在一系列西欧国家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思潮。工团主义者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工会（工团）只要组织工人举行总罢工而不必进行革命，就能推翻资本主义，把生产的管理掌握在自己手里。列宁曾指出：“在西欧，革命工团主义在许多国家里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议会迷的直接的和必然的产物。”（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81页）——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