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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
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列宁
(1907年4月6日〔19日〕)
现在介绍给俄国读者的这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贝克尔以及19世纪国际工人运动其它领袖的书信集，对我国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
我们不打算详谈这些书信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史以及对于全面阐明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是无须说明的。我们只想指出一点，这就是，要了解这些书信，就必须熟悉论述国际史的基本著作(见耶克的《国际》俄译本，知识出版社出版)，熟悉论述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史的基本著作(见弗·默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莫里斯·希尔奎特的《美国社会主义史》)等等。
我们也不打算对这部书信集的内容作概括的叙述，以及对这些书信所涉及的各个历史时期加以评论。这一点默林在他的《与左尔格通信集》(《新时代》第25年卷第1册和第2册)一文中已经出色地做到了，出版者大概会把它附在本书后面，或者以俄文单行本形式发行。
在我们所处的革命时代，对俄国社会党人具有特殊价值的东西，乃是战斗的无产阶级从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近30年(1867-1895年)的私人交往的活动中应当得出的那些教训。因此，我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献最初尝试向读者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左尔格书信的时候，也正是俄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方面的“迫切”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的《现代生活》，孟什维克的《评论》)，这是毫不奇怪的。现在我们要请读者注意的，也就是对本书信集中那些从俄国工人政党目前任务来看特别重要的地方所作的评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中谈得最多的是英美两国和德国工人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德国人，当时住在英国，而且又是同他们那位住在美国的同志通信。对于法国工人运动的问题，特别是巴黎公社的问题，马克思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库格曼的信中谈得最多，也最详细。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教益的。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各该国家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么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大了。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实际的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给战斗的无产阶级确定任务的典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英美社会主义运动时，特别尖锐地批评它脱离了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大量言论中，始终贯穿着的是责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变成了“刻板的正统思想”，责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责备他们不善于适应在他们周围发生的、理论上虽然很弱但生命力很旺盛、气势很磅礡的群众性工人运动。恩格斯在1887年1月27日的信里感慨地说：“如果我们在1864-1873年间坚持只和那些公开承认我们纲领的人合作，那么我们现在会处于什么境地呢？”在这封信以前的一封信里(1886年12月28日)，恩格斯谈到亨利·乔治思想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影响问题时写道：
“一两百万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理论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段话。我们这里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急忙引用这段话来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或建立拉林的“广泛的工人党”一类的主张辩护。我们要问问这些急于“引用”恩格斯的话的人，你们为什么不用这一段话为“左派联盟”辩护呢？这几封被引证的信是在美国工人投票选举亨利·乔治的那个时期写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一位嫁给俄国人的美国人，翻译过恩格斯的著作──当时请求恩格斯(这可以从恩格斯给她的回信中看出)把亨·乔治狠狠批评一顿。恩格斯回信说(1886年12月28日)，这样做的时机还没有来到，最好是让工人政党根据不完全纯正的纲领开始形成起来。然后，工人自己就会明白问题在哪里，就会“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而妨害“工人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巩固起来(不管根据什么样的纲领)的举动，我都认为是巨大的错误”。
至于亨·乔治的思想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是完全荒谬的反动的这一点，恩格斯自然非常清楚，而且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在给左尔格的书信中，马克思1881年6月20日的一封信很值得注意，在这封信里，他对亨利·乔治作了评价，说他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马克思当时写道：“亨·乔治在理论方面是非常落后的。”但恩格斯并不怕同这位货真价实的反动社会主义者一起去参加选举，只是要有人善于事先向群众说明“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的信)。
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谈到当时美国工人的一个组织“劳动骑士”时说：“‘劳动骑士’的最大的弱点〈直译是：腐败的地方，〉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中立态度……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
显然，这里一点也找不到可以替从社会民主党跳到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等等主张作辩护的东西。而任何一个不愿意被恩格斯指责为把马克思主义贬低成“教条”、“正统思想”和“宗派主义”等等的人，则应当从这里认识到有时候必须同激进的“反动社会主义者”一起搞选举运动。
但是最重要的，当然不是谈论美俄两国的这些对比(我们提到这些，只是为了回答论敌)，而是要分析英美工人运动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就是：无产阶级没有比较重大的全国性的民主任务；无产阶级还完全受资产阶级政治的支配；一小撮社会主义者由于宗派主义立场而脱离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丝毫不受工人群众欢迎等等。谁要是忘记了这些基本条件而从“美俄两国的对比”中得出一些广泛的结论，那就暴露出他自己极其肤浅。
恩格斯所以强调在这种条件下要成立工人的经济组织，是因为当时已经非常稳固地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向无产阶级提出了纯粹社会主义的任务。
恩格斯所以强调成立一个即令是纲领欠妥的独立工人政党的重要性，是因为当时所说的那两个国家中的工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独立性，他们在政治上过去和现在多半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
如果企图把从这种论述中得出的结论应用到如下的国家或历史时期，在这些国家或历史时期中，无产阶级比自由派资产者更早成立了自己的党，无产阶级根本没有投票选举资产阶级政客的传统，直接摆在面前的不是社会主义任务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如果企图这样做，那就是对马克思历史方法的嘲弄。
如果我们把恩格斯对英美两国运动的评论和对德国运动的评论对照一下，读者就会更加明了我们的意思。
对德国运动的评论在本书信集中也很多，并且非常值得注意。所有这些评论贯穿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思想：要谨防工人政党中的“右翼”，要向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无情地(有时是猛烈地，如马克思在1877-1879年间所做的那样)开战。
我们先从书信中引证一些论述来证实这一点，然后再来作出评价。
这里首先必须指出卡·马克思对赫希博格之流的评论。弗·默林在他的《与左尔格通信集》一文中竭力缓和马克思以及后来恩格斯对机会主义者的抨击，而且做得我们认为有点过分。例如，在谈到赫希博格之流的时候，默林固执己见，认为马克思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评价不正确。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里我们认为重要的，并不是从历史上来评价马克思对于某些社会主义者的抨击是否正确或者是否过分，而是马克思对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某些派别所作的原则性的评价。
马克思抱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国拉萨尔派和杜林妥协(1877年10月19日的信)，同时也指责“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德语“博士”是相当于我国“副博士”和“大学优等毕业生”的一种学位〉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博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第70封信)。
在过了将近两年以后(1879年9月19日)写的另一封信里，马克思驳斥了那种说他和恩格斯支持约·莫斯特的谣言，并向左尔格详细说明了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未来》杂志是赫希博格、施拉姆、爱·伯恩施坦三人主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拒绝参加这种刊物的工作，可是当谈到由同一个赫希博格参加并提供经费创办一种新的党的机关刊物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要求接受他们所指定的主笔希尔施去监督这个“由博士、大学生和讲坛社会主义者拼成的大杂烩”，然后又直接向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社会民主党的其它领袖们发出一个通知，警告他们说：如果赫希博格、施拉姆、伯恩施坦不改变自己的路线，那他们就要公开反对“这种糟蹋〈这个词的意思在德语中还要厉害些〉党和理论的行为”。
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处于象默林在他的《党史》中所说的《混乱的一年》。在“非常法”颁布以后，党并没有立刻找到正确的道路，最初还迷恋于莫斯特的无政府主义和赫希博格之流的机会主义。马克思当时在谈到赫希博格时写道：“这些家伙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在实践上毫不中用，他们想把社会主义(他们是按照大学的处方来炮制社会主义的)，主要是想把社会民主党弄得温和一些，把工人开导一下，或者象他们所说的，向工人注入‘启蒙因素’，可是他们自己只有一些一知半解的胡涂观念。他们首先想提高党在小市民心目中的声望。这不过是些可怜的反革命空谈家。”
马克思所进行的“猛烈的”进攻，使机会主义者退却以至……销声匿迹了。马克思在1879年11月19日的一封信里通知说，赫希博格已被排除于编辑委员会之外，而党的所有有名望的领袖如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都已屏弃了他的那种思想。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已经由当时站在党的革命派方面的福尔马尔担任编辑。又过了一年(1880年11月5日)，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经常同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可悲的”办报方针进行斗争，并且往往斗争得很激烈。李卜克内西1880年曾到过马克思那里，并保证一切方面都将“改善”。
和平恢复了，战争还没有一点迹象。赫希博格隐退了，伯恩施坦成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至少是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的时候止。
1882年6月20日，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说这一斗争已成往事：“一般说来，德国的情况非常好。虽然，党内著作家先生们曾经企图使党发生反动的转变，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工人处处受到的侮辱，使他们普遍地比三年前更加革命了。……这班先生〈党内著作家〉当时极力想用温良恭顺、卑躬屈膝的办法，乞求取消反社会党人法，因为这项法令剥夺了他们的稿费收入。只要这个法令一旦被取消，就一定会发生公开的分裂，而菲勒克、赫希博格……之流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右翼；在他们还没有最后垮台以前，可以间或同他们进行谈判。这种意见我们在反社会党人法刚一颁布时就说过了，当时赫希博格和施拉姆在《年鉴》上发表了一篇可耻到了极点的文章，评论过去党的活动，并要求党采取比较文雅礼让的做法。”
1882年对伯恩施坦派所作的这种预言，在1898年以及后来的年代已被光辉地证实了。
从那时起，特别是从马克思逝世以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在“过分地矫正”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所歪曲的路线。
1884年底。恩格斯斥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议员投票拥护航运补助金(见默林的《党史》)时所表现的那种“市侩偏见”。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说，他不得不为此写很多信(见1884年12月31日的信)。
1885年。恩格斯在评述航运补助金案全部经过时写道(6月3日)：“事情几乎弄到分裂的地步。”社会民主党议员的“小市民欲望”是“多么巨大”。恩格斯说：“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是不可避免的。”
1887年。左尔格写信给恩格斯说，党选举菲勒克之类的人(赫希博格式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国会议员，只会使自己丢脸。恩格斯在回信中辩解说，没有别的办法，工人政党无法找到参加国会的理想人选。“右翼的先生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被容忍，只是因为有反社会党人法；一旦党重新获得行动自由，他们就会立即被驱逐出去。”并且一般说来，最好是“党比自己的议会英雄们好，而不要与此相反”(1887年3月3日)。恩格斯抱怨说，李卜克内西是一个调和分子，他总是用空话来掩盖分歧。但是事情一旦弄到分裂的地步，在决定关头，他是会同我们站在一起的。
1889年。在巴黎举行了两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机会主义者(以法国的可能派为首)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了，恩格斯(他当时已经68岁)象一个少年一样投入战斗。有许多书信(从1889年1月12日至同年7月20日)都是谈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的。当时不仅机会主义者受到了抨击，而且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德国人也因为他们的调和态度而受到了抨击。
恩格斯在1889年1月12日写道：可能派已经卖身投靠政府。他还揭露了英国“社会民主联盟”(S.D.F.)成员同可能派的联盟。“为了这个该死的代表大会，我东奔西走，写许多信，没有功夫做别的事。”(1889年5月11日)恩格斯气忿地说，可能派奔走张罗，而我们的人却在睡大觉。现在连奥尔和席佩尔都要求我们去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但是这“终于”使李卜克内西睁开了眼睛。恩格斯和伯恩施坦共同写了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小册子(由伯恩施坦署名，但是恩格斯称它们为“我们的小册子”)。
“除社会民主联盟外，可能派在整个欧洲没有得到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的拥护〈1889年6月8日〉。所以他们只得回到非社会主义的工联方面去。”(请我国崇拜广泛的工人党和工人代表大会等等的人们注意！〉“从美国来参加他们大会的只有一个劳动骑士的代表。”对手还是在同巴枯宁派作斗争中遇到的那个。“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可能派的旗帜：同样是向资产阶级出卖原则，以换取小小的让步，主要是为几个领导人谋取一些肥缺(市参议员、劳动介绍所的领导人员等等)。”布鲁斯(可能派的领袖)和海德门(同可能派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联盟的领袖)正在攻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企图组成一个“新国际的核心”。
“你简直想象不到德国人幼稚到何等地步。我连向倍倍尔说明问题所在，也花了很大力气”(1889年6月8日)。当两个代表大会已经开过，当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在数量上超过可能派(可能派当时同工联主义者、社会民主联盟以及部分奥地利人等等联合起来了)的时候，恩格斯简直高兴极了。(1889年7月17日)他高兴的是李卜克内西等人的调和主义方案和提案都宣告失败了。(1889年7月20日)“我们那些多愁善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脚的报应。也许这会把他们的病医好一些时候。”
……默林说得对(《与左尔格通信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爱讲什么“客气”：“他们每次打人从不怎么犹豫，但每次挨打也从不叫苦。”恩格斯有一次写道：“如果以为他们的那些小针头能够刺穿我这一层又老又厚的硬皮，那他们就错了。”默林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时写道：他们希望别人也养成他们那种不为情感所动的性格。
1893年。把“费边派”鞭打了一顿，这是……谴责伯恩施坦派的时候自然要做的事(要知道，伯恩施坦在英国“费边派”那里“培养”他的机会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不应当归国家所有，而应当归公社所有，至少是在开头应该这样做。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作敌人来坚决地进行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拿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人相对抗，而是要把他们塞给自由党人……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他们当选。他们这样做不是使自己受欺骗和受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当他们一回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煞阶级斗争时，那就糟糕了。他们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主张阶级斗争。
费边派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信徒，所以‘也有钱’。……”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1894年。农民问题。恩格斯在1894年11月10日写道：“在大陆上，随着运动的日益发展，渴望获得更大成就的心理也在加强，而名副其实的猎取农民的活动就风行起来了。起初，法国人通过拉法格在南特不仅声明说：直接加速小农的破产，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一点资本主义会替我们操心；而且还说：必须直接保护小农，使他们不受国库、高利贷者和大地主剥削。但是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赞同的，因为第一，这是愚蠢的；第二，这也是不可能的。接着，福尔马尔又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说，他打算收买全体农民，但是他在上巴伐利亚要收买的农民，不是莱茵河流域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小农，而是中农，甚至是剥削雇农和大批地买卖牲口和粮食的大农。除非我们放弃一切原则，否则是不能同意这一点的。”
1894年12月4日：“……巴伐利亚人变得非常机会主义的了，并且几乎成了普通的人民政党(我指的是大多数领袖和许多新入党的人)；在巴伐利亚邦议会中，他们投票赞成整个预算，特别是福尔马尔在农民中间进行鼓动，其目的不是为了吸引雇农，而是为了吸引上巴伐利亚的大农，这些人占有土地25-80英亩(10-30公顷)，就是说非使用雇工不可。……”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批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庸俗习气和市侩习气。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事实。一般人都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看作实行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策和策略的模范，但是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怎样经常不断地同该党“右翼”(恩格斯的说法)作斗争。恩格斯逝世不久，这种斗争就从秘密转向公开了，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数十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恩格斯(以及马克思)所作的劝告、指示、纠正、威胁和教导中，贯穿着两条路线。对于英美社会主义者，他们总是坚持不懈地号召同工人运动打成一片，铲除自己组织中的狭隘的顽固的宗派主义精神。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总是坚持不懈地教导不要陷入庸俗习气、“议会迷”(马克思在1879年9月19日信里使用的说法)和市侩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泥坑。
我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长舌妇喋喋不休地谈论前一种劝告，而闭口不谈后一种劝告，这难道不值得玩味吗？在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时所表现的这种片面性，难道不是我们俄国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片面性”的明证吗？
现在，当国际工人运动出现严重动荡和动摇的征兆的时候，当机会主义、“议会迷”和庸俗改良主义的极端表现引起完全相反的革命工团主义的极端表现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纠正”英美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时所采取的总路线就获得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工党、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议会、不论在选举中或报刊上都根本看不到一贯的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国家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教导社会党人无论如何要打破狭隘的宗派圈子，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以便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振作起来，因为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无产阶级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独立性。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舞台──在几乎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历史任务的条件下──完全被趾高气扬的资产阶级占据着，被这个在欺骗、腐蚀和收买工人的手腕上举世无双的资产阶级占据着。
如果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美工人运动的劝告可以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为了研究各特定国家工人运动的具体历史特点，而是为了打知识分子的、派别组织的小算盘。
相反，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过去和现在都被“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军事专制”(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使用的说法)统治着、无产阶级早已参加政治生活并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怕的是用议会活动来限制和用庸人观点来缩小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规模。
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我们尤其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加以强调，提到首位，因为我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广大的、“出色的”、富有的报刊正用各种办法向无产阶级鼓吹邻邦德国工人运动“模范的”忠顺态度和合法的议会活动，鼓吹它如何温文尔雅。
背叛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制造这种别有用心的谎言，并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由于立宪民主党营垒中某些过去的大臣或未来的大臣品德败坏。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俄国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资产者的根本的经济利益。俄国一切社会党人在同这种谎话、这种“愚化群众”(──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信中使用的说法)的行为作斗争中，都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当作必不可少的武器。
自由派资产者制造的别有用心的谎言，要人民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举止如何“文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则告诉我们说：
“法国人的革命言论和行动，使菲勒克分子及其同伙〈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分子〉的哀鸣显得更加丑恶了〈这里是指法国众议院里工人政党的形成和德卡泽维尔工人罢工迫使法国激进党人离开法国无产阶级一事〉。在最近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中，就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发了言，他们两人都讲得很好。有了这样的辩论，我们又能在上流社会出头露面了，而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不常有的。特别是在德国人派了这么多庸人参加帝国国会(不过这也难免)以后，有人出来同他们争夺一下领导权，一般说来是件好事。德国在平静时期一切都变得庸俗了。在这种时候，法国竞争的刺激是绝对必要的……”(1886年4月29日的信)
这就是深受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影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当好好吸取的教训。给予我们这种教训的，并不是19世纪两位最伟大人物的书信中的个别词句，而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经验所作的批评的全部精神和全部内容，这种批评是同志式的、坦率的，绝无外交辞令，决不使用心计。
至于这种精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中究竟贯穿到什么程度，还可以从下面一些虽属较为局部性的但是极能说明问题的言论中看出来。
1889年，英国开始了由没有受过训练的不熟练的普通工人(煤气工人、码头工人等)进行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充满新的革命精神的运动。恩格斯对这件事特别高兴。马克思的女儿“杜西”(Tussy)当时在这些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恩格斯对她极为夸奖。1889年12月7日他从伦敦写信说：“这里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社会分成大家公认的许多等级，其中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自尊心，但同时还有一种生来就对比自己‘更好’、‘更高’的等级表示尊敬的心理；这种东西已经存在这样久和这样根深蒂固，以致资产者要搞欺骗还相当容易。
例如，我绝不相信约翰·白恩士在本阶级中享有的声望会比他在曼宁红衣主教、市长和一般资产者那里的声望更使他感到自豪。秦平(退伍的中尉)在多年以前就同资产阶级分子、主要是保守派分子串通一气，而他在教会的教士会议上却鼓吹社会主义等等。连我认为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物汤姆·曼也喜欢谈他将同市长大人共进早餐。只要把他们同法国人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革命有多么良好的影响。”
这段话是用不着解释的。
再举一个例子。1891年，欧洲出现了战争危险。恩格斯当时常常同倍倍尔通信讨论这件事，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德国受到俄国侵犯，德国社会党人就要同俄国人及其同盟者进行殊死的战斗，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谁。“德国如被扼杀，我们也会和它一起同归于尽。若是发生有利的转变，斗争就会异常激烈，那时德国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站住脚，因而我们很可能不得不掌握政权，演一次1793年。”(1891年10月24日)
请那些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俄国工人政党在1905年所设想的“雅各布宾式的”远景不合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们听听吧！恩格斯直截了当地向倍倍尔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不得不参加临时政府。
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对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有这样的看法，他们对俄国革命及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充满了极其乐观的信心，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从这本书信集中，可以看出他们将近二十年来始终这样热情地期待着俄国的革命。
拿马克思1877年9月27日的一封信来看。东方的危机使马克思非常高兴。“俄国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由于土耳其好汉……打击了……变革的爆发将提前许多年。按照一般规则，变革将从立宪的把戏开始，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马克思当时59岁)
老天没有让而且看来也不可能让马克思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但是“立宪的把戏”被他说中了，他的话就象是昨天针对俄国第一、二两届杜马说的。要知道，告诫人民防止“立宪的把戏”，正是自由派和机会主义者非常痛恨的那个抵制策略的“灵魂”……
再看看马克思1880年11月5日的一封信。由于《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他感到十分高兴，并站在民意党人一边反对当时刚刚产生的土地平分派。马克思准确地看出了土地平分派观点中的无政府主义成分(他当时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民粹派－土地平分派后来会变成社会民主党人)，并且用尖刻的讥讽词句猛烈地抨击了土地平分派：
“这些先生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斗作准备，而这种学理主义的所谓原则，是由已故的巴枯宁首创而流行起来的。”
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会怎样估计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革命行动”对于1905年和以后年代的俄国的重要意义了。
再看看恩格斯1887年4月6日的一封信。“而俄国看来会发生危机。最近的几次谋刺使一切都陷入混乱……”1887年4月9日的信上也这样说：“军队中充满了心怀不满的从事密谋活动的军官〈恩格斯当时对民意党人的革命斗争印象很深，他把希望寄托在军官身上，还看不到俄国士兵和水兵在18年后极其光辉地表现出来的革命性〉。……我不认为这种局面能拖到年底……只要俄国一干起来，那就太好了！”
1887年4月23日的一封信说：“在德国，一个迫害接着一个迫害〈迫害社会党人〉。看样子，俾斯麦想准备好一切，以便俄国一旦爆发革命(现在看来，这也许只是几个月内的事)，德国也会立即干起来。”
事实证明，这几个月很长很长。毫无疑问，肯定会有一些庸人要皱眉蹙额，严厉指责恩格斯的“革命主义”，或者取宽容态度，对这位亡命国外的老革命家的陈旧的空想一笑置之。
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为共和国捐躯”，──恩格斯回忆他1848─1849年期间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情绪时这样称呼那个时代)，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1871年也犯了错误──当时他们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他们〈贝克尔写的是“我们”，这是指他自己和他的亲密朋友，见1871年7月21日的第14封信〉为此而牺牲了一个人所能牺牲的一切，冒了一个人所能冒的一切危险……”在同一封信里还说：“如果我们能在三四月间多筹集一些钱，我们也许就能把整个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使巴黎公社得到挽救。”(第29页)但是两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在努力提高(并且确实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摆脱日常的琐碎的任务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官僚十足的自由派在宣扬、喊叫和诉说他们的谬论(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是徒劳，反革命的“立宪”幻想妙不可言)时所表现的平庸智能比较起来，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伟大，千倍地有历史价值，千倍地正确……
俄国工人阶级一定能用他们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来争得自由，推动欧洲前进。让那些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人以没有错误而自夸吧。
尼·列宁
1907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