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42卷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173]
（19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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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12月23日）
（热烈欢呼。高呼：“乌拉！”、“我们的领袖列宁同志万岁！”、“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同志万岁！”。掌声经久不息）同志们！现在我来作关于共和国国外和国内形势的报告。我们苏维埃政权已经整整一年没有遭到俄国和外国资本家的侵犯，至少没有遭到大规模的侵犯。我在这种情况下作工作报告还是第一次。我们是第一年获得虽然极不充分但终究是某种程度的喘息机会，总算能用一点力量来完成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医治剥削者统治阶级给俄国造成的创伤，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
谈到我们共和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问题，首先必须重复一句以前讲过的话，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已经形成某种均势，这种均势虽然极不稳定，但终究是一种均势。现在我们都看到这种均势了。我们中间有些人从一开始就参加了革命，他们知道并且亲眼看到我们冲破帝国主义阵线时所遇到的闻所未闻的困难，现在看到这样的局面都感到非常奇怪。大概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而且也不可能料到形势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当时我们设想（现在提起这一设想并不是多余的，因为这对于我们、对于我们在主要经济问题上作出切实的结论都是有益的），未来的发展不会那么复杂和曲折，象后来那样。那时我们设想，并对工人阶级、对俄国和其他各国的全体劳动者说：要摆脱这场该死的罪恶的帝国主义大厮杀，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我们通过革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也就是为各国人民摆脱这场罪恶的大厮杀开辟了一条唯一可能的出路。当时在我们看来（并且也不可能有别的看法），这是一条明确、笔直和最容易走的道路。事实表明，其他各国人民并没有走上这条笔直的道路，尽管只有这条道路才确实引导我们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种种联系，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罪恶，摆脱了继续威胁着世界其他各国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其他各国人民至少不象我们期望的那样快就走上这条道路。当我们现在最终看到结局成了这样，看到唯一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生存在疯狂仇视它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之中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结局怎么会成这样呢？
可以毫不夸大地回答说：结局成了这样，是由于我们对事变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由于我们对帝国主义的大厮杀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奇怪的局面，这种不稳定的、难以理解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不容置疑的均势：在经济上军事上比我们强大得多而且对我们的公然敌视往往达到疯狂程度的列强，虽然从四面包围着我们，但我们还是看到，它们三年来为之耗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的勾当，企图一下子直接扼杀苏维埃俄国的勾当，并没有得逞。如果我们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结局怎么会成这样，一个无疑极其落后极其软弱的国家，一个受到世界上头等的强国公然敌视的国家，怎么竟能顶住对它的进攻？——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原来我们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是正确的。原来我们的预见和估计是正确的。事实表明，我们虽然没有获得我们所指望的、我们视为全部政策基础的全世界劳动群众迅速而直接的支持，但是我们获得了另一种支持，获得了许多非直接的和非迅速的支持。全世界工农劳动群众、甚至最敌视我们的强国中的工农劳动群众都支持和同情我们，正是这一点成了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使敌人对我们的一切侵犯归于失败，使我们所宣布的、我们明文规定并在我们共和国范围内已经实现的各国劳动者的联盟对各国发生了影响。尽管在其他国家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这种支持还很不稳定（当然，这一点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应该直率地承认），但是应当指出，这种支持现在已经可以依靠了。这种同情和支持已经对敌人的入侵产生影响。我固然不能说，三年来我们所遭到的、给我们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破坏和苦难的入侵不会再发生（在这一点上必须极其小心谨慎），但是，我们的敌人再要发动这种入侵毕竟是非常困难了。所以会形成现在这种乍看起来令人奇怪、难以理解的局势，归根结底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只要十分冷静地估计一下对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情，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国际形势，算一算有多少力量（不管这些力量拥护正义事业还是拥护非正义事业，拥护剥削阶级还是拥护劳动群众，我们现在不来考察这一点，而是试着估计一下这些力量在国际范围内是怎样组合的），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力量的组合基本上证实了我们的预见，证实了我们的估计：资本主义正在瓦解；战争结束后（结束这次战争的先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后来是凡尔赛和约，——我不知道这两个和约哪个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在战胜国，憎恨和厌恶战争的情绪也愈来愈强烈。战争过去得愈久，不仅劳动者看得愈来愈清楚，连战胜国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也看得愈来愈清楚：资本主义正在瓦解；经济危机在全世界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状况；尽管取得了这样那样的胜利，出路却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比其余一切强国弱得多，但有一点我们比它们强，那就是我们知道并且正确地估计到，从帝国主义的这种混乱局面中，从这种流血纷争中，从那些使强国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的矛盾中（且不说别的，光提一下汇率的矛盾就够了），正在产生什么和必将产生什么。
我们看到，同任何社会主义思想（更不必说“可怕的布尔什维主义”）一点也不沾边的最温和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怎样在改变腔调，甚至象有名的著作家凯恩斯这样的人也在改变自己的腔调。凯恩斯的著作已译成各种文字，他本人参加过凡尔赛谈判，是全心全意为自己的政府效劳的，但后来连他也不得不放弃和离开这条道路，尽管他还在咒骂社会主义。再说一遍，他根本不提，甚至连想都不愿意想到布尔什维主义。他向资本主义世界说：“你们的所作所为正在把你们引向绝境”，他甚至向他们提出类似废除一切债务那样的建议。
先生们，好极了！你们早就应该学习我们的榜样了。
就在几天前我们看到报上有一则简讯，说资本主义政府一位老练的、极其精明能干的领袖劳合－乔治似乎也开始提出同样的办法，而美国却象是在回答他似的，说什么：对不起，我们自己的还得全部要回来。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想：这样一个简单的办法，那些先进的头等强国战后竟讨论了这么多年，他们的情况是不大妙。这种事我们做起来是再容易不过了，难道我们过去克服的是这样的困难！（鼓掌）即然他们在这样的问题上都乱得不可开交，那么我们说，尽管我们丝毫没有忘记我们还处在危险中，尽管那些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哪一个都强过我们，它们沆瀣一气，经常地公开地对我们表示仇恨，但我们不怕他们的这种宣传。可是，只要我们对地主资本家的存在是否合理表示一点不同的看法，他们就不高兴，说这是罪恶的宣传。这一点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因为类似的宣传在所有与我们经济观点不同的国家里都在合法地进行。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公开进行着一种宣传，说布尔什维主义是恶魔，是罪犯，是篡权（他们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形容这个怪物了）。不久前，我会见了克里斯坦森，他曾经是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代表美国工农党竞选的。同志们，请不要把这个名称弄错。它同我们俄国所说的工农的党完全不同。在美国，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一个公然坚决敌视任何社会主义的政党，一个被各资产阶级政党公认为很体面的政党。他出生在丹麦，现在是美国人，他在竞选总统时获得了约100万张选票（这在美国就相当可以了）。就是这样一个人告诉我，他在丹麦，在一些“穿得象我这样的”（他话是这么说，但他穿得很讲究，一副资产阶级的派头）人士中间，刚一开口说布尔什维克不是罪犯，“就差一点被人打死”。人们对他说，布尔什维克是恶魔，是篡权者，在体面的社会里怎么会想到谈论这种人呢？看，我们是处在怎样一种宣传气氛中啊！
虽然如此，我们看到还是形成了某种均势。这是不取决于我们的胜利的客观政治形势。它说明我们估计到了造成帝国主义战争的那些矛盾的深度，说明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比其他任何强国都估计得正确。其他强国虽然取得了这样那样的胜利，虽然拥有极大的实力，但是至今没有找到而且也找不到出路。这就是国际形势的本质，也就是造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局面的原因。我们现在面临着某种极不稳定但毕竟是确定无疑、不容置辩的均势。这种均势能否长久保持下去，我不知道，而且我认为无法知道。因此，我们必须慎之又慎。我们的政策应遵循的第一条戒律，从我们政府一年来的活动中所得出的第一个教训，全体工人农民都应当好好领会的一个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到入侵的危险。我们要竭尽所能来防止这种灾难发生。我们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遭受了其他任何一国人民也未必遭受过的苦难。接着，我们又遭受了各国统治阶级的代表为保卫流亡者的俄国——地主资本家的俄国而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国内战争的苦难。我们知道，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战争会给工农带来空前的浩劫。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慎之又慎。我们可以作最大的让步和牺牲，只要能保住我们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和平。我们可以作最大的让步和牺牲，但也不是不讲原则，没有止境。让芬兰、波兰、罗马尼亚那些玩火的、幸而为数不多的主战派和侵略集团的头子们好好注意到这一点吧！（鼓掌）
谁只要能象一个政治家那样理智一点慎重一点谈问题，他就会说，在俄国除了苏维埃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政府能够向我国原有的以及曾经被并入俄罗斯帝国的各民族作出这样的让步和牺牲。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政府能够象我们这样清楚地意识到并明确地告诉大家：旧的俄国即沙皇俄国、主战派的俄国对俄国境内各民族的态度是罪恶的、不能容忍的，它激起了被压迫民族理所当然的对抗和愤怒。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政府能够这样公开地承认这种情况，能够进行这种反沙文主义的宣传，承认旧的俄国即沙皇俄国和克伦斯基俄国的罪恶，反对使用暴力把其他民族并入俄国。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一个简单的政治事实，是谁都清楚的、根本不容置辩的事实。任何民族只要不对我们进行阴谋活动，从而给自己套上绳索，使自己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只要它们不帮助别人来扼杀我们，我们是不在乎形式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是革命者。（鼓掌）但是有些事实确凿而雄辩地证明，在战胜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俄国，一个没有任何武装的最小的民族，不管它多么弱小，都绝对可以放心而且应当放心：我们对它除了和平的愿望，没有任何别的企图；我们一直在不懈地宣传历届旧政府的旧政策是罪恶的政策；我们不惜以巨大的牺牲和让步为代价，无论如何都要同过去属于俄罗斯帝国而现在不愿同我们在一起的各个民族和睦相处，我们这种愿望始终是坚定不移的。这一点我们已经证明了。不管周围的人如何起劲地咒骂我们，我们还将证明这一点。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要向全俄工农代表大会即向俄国全体千百万工农群众说，今后我们将用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平，我们将不惜作出巨大的让步和牺牲来保住和平。
但这有一个限度，超过限度是不行的。我们决不允许嘲弄和约，决不允许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容许这样做，我们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保卫自己的生存。（鼓掌）
同志们，我现在讲的对你们来说是明白易懂的，而且你们也不能期待向你们作政策报告的任何人会有其他的讲法。你们知道，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但遗憾的是，现在地球上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旧世界，它陷入了困境，却永远不会退让；一个是正在成长的新世界，它还很弱，但一定会壮大起来，因为它是不可战胜的。这个旧世界有自己一套旧的外交，这种外交无法相信可以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谈问题。旧的外交认为，那一定是在耍什么手腕。（鼓掌和笑声）很久以前，这个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无与匹敌的旧世界的一位代表——一位美国政府的代表布利特到我国来，建议我们同高尔察克、邓尼金媾和，媾和条件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说，我们非常珍惜俄国工农的血，他们流血流得太久了，虽然媾和条件对我们极为不利，我们还是准备接受，因为我们相信，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一定会从内部瓦解的。我们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一点，没怎么使用讲究的外交辞令，可是他们却认定我们准是在骗人。于是，这位同我们围坐一张桌子进行了和善会谈的布利特，刚一回国就受到攻击，被迫辞职。我感到惊奇的是，他怎么没有按照帝国主义的惯例被拉去服苦役，因为他竟暗中同情布尔什维克。（笑声，鼓掌）结果，我们原来提出的是对我们较不利的和约，而得到的却是较有利的和约。这是一个小小的教训。我知道，我们是学不会旧的外交的，正象我们不能脱胎换骨一样，但是这一时期在外交方面我们所给予的、为其他强国所接受的教训总不会一点印象没有留下，大概总有人会记住的。（笑声）我们说俄国的工人农民最珍惜和平的好处，但是他们在这方面只能作有一定限度的退让，这一直率的声明意味着他们连一分钟一秒钟也没有忘记，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中遭受了怎样的苦难。我们要以代表大会、全体工农群众、整个俄国的名义提醒这一点，不管人们怎样看待它，怎样按照旧的外交习惯猜测这里面有什么外交手腕，但我相信，这个提醒绝对不会不留下一点印象，总会起一点作用的。
同志们，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我认为必须谈的就是这些。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不稳定的均势。从物质上说来，我们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是无比弱的；但从精神上说来，我们比谁都强，当然，我所讲的精神不是指抽象的精神，而是指各国实际的阶级力量的对比。这一点已经受过实际的考验，这不是用言论而是用事实来证明的。这已经得到一次证明了。如果历史会以某种方式重演的话，也许还会得到不止一次的证明。所以我们暗下决心，我们既已着手进行和平建设，就要用一切力量不间断地把它进行下去。与此同时，同志们，你们又要时刻戒备，要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我们国家和我们红军的防御能力，要记住，削弱保卫我国工农及其胜利成果的防御能力，是丝毫不能容许的。（鼓掌）
同志们，上面我简略地谈了谈国际形势中最本质的东西，现在我来谈谈在我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里开始出现了怎样的经济关系。这里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若没有一定的相互关系，我们就不可能有稳固的经济关系。事态非常清楚地表明，它们同样也不可能有稳固的经济关系。我们此刻并没有什么利他主义的思想，而是更多地考虑在列强敌视我们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继续生存下去。
但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这样的事情是否可能呢？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这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又都已经证明这是可能的，这已经成为事实了。可是在贸易方面呢？在经济流转方面呢？俄国这个落后的经济遭到破坏的农业国同一批先进的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联系，互相帮助，这是否可能呢？人家不是威胁说，要用铁丝网把我们包围起来，因而任何经济关系都不可能存在吗？“他们没有被战争吓倒，那我们就用封锁来征服他们。”
同志们，这四年来我们受过很多威胁，而且是非常可怕的威胁，所以无论哪一种威胁我们都不会害怕。至于封锁，经验表明：现在还不知道究竟谁吃的苦头更大，是被封锁者还是封锁者自己。过去这一年我们没有受到极凶残的暴力侵害，相对而言总算能喘一口气了，这是我能向大家作这样一个时期的工作报告的第一年。经验表明，在这一年里无疑谁都不承认我们，不理睬我们，宣布同我们没有什么往来。就让他们按资产阶级的看法去说没有往来吧，反正往来是有的。这就是我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向你们报告的1921年这个报告年度内的一个主要收获。
我不知道外交人民委员部向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今天是否已经分发或者即将分发给你们。我认为，这个报告的缺点是太长，很难看完。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弱点，不过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和所有关心政治的人，虽然不能很快看完，但总会把它看完的。即使不整个看完，而只是略微浏览一下，翻上一遍，也能看出俄国身上挂满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许多十分正常的固定的贸易关系、商务代表处和通商条约等等。诚然，我们还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这也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我前面所说，不稳定的均势遭到破坏的危险即重新发动侵略的危险变得更严重了。然而，事实总是事实。
1921年是我们同国外进行贸易的头一年，这一年我们前进了一大步。这部分地同运输问题有关，而运输是我们整个经济的主要基础，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基础之一。这同进出口有关。请允许我举几个最简单的数字。我们一切难以置信的困难，我们的困难的整个重心和关键，在于燃料和粮食，在于农民经济，在于降临到我们头上的饥荒和灾难。我们很清楚，这一切都同运输问题有关，这一点应当指出，也应当让来自各地的所有同志都知道，并且向地方上的所有同志反复说明，我们应该用全付精力去战胜粮食和燃料的危机。由于上述原因，我们的运输——对外联系的物质手段仍然很困难。
这一年我们运输方面的组织工作有了起色，这是毫无疑问的。1921年我们内河船队的运输量大大超过了1920年。1921年每条船的平均运量是1000普特/俄里，而1920年只有800普特/俄里。组织工作方面无疑是有进步的。应当指出，我们现在第一次开始得到国外的帮助：订购了几千台机车，而且已经接到第一批——瑞典的13台，德国的37台。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但总算有了一个开端。我们还订购了好几百辆油罐车，其中约有500辆已经在1921年运到。我们买这些东西都非常贵，贵得不得了，但这终究说明，先进国家的大工业在帮助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在帮助我们恢复我国经济，虽然这些国家是由那些对我们恨之入骨的资本家领导的。他们通过各国政府联合起来，而这些政府仍然不断地在自己的报刊上研讨同法律上承认苏维埃俄国有关的情况，布尔什维克政府是否合法。它们经过再三的探讨，认为这个政府是合法的，但是不能承认。我没有权利隐瞒他们还没有承认我们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是应当告诉你们，我们的贸易关系还是在发展。
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都处在这样的境地：它们敲诈我们，逼我们付出高价，但不管怎样还是在帮助我们的经济。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它们违背自己的意志，违背报刊上一再重申的主张呢？它们的报刊发行量之多、势力之大、对对方的仇恨之深是我们的报刊无法相比的。这些国家宣布我们是罪犯，但还是在帮助我们。结果，它们在经济上同我们分不开了。结果正象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的，从大局来看，我们的估计比它们的正确。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人会作正确的估计，相反地，这种人他们比我们多，而是因为他们既然往死路上走，就无法作出正确的估计。因此，我想再告诉你们一些数字，说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我只举几个可以记住的最简单的数字。拿1918、1919和1920这三年来看，我们的进口量略高于1700万普特，而1921年已达5000万普特，比前三年的总数还多两倍。我们的出口量在头三年总共是250万普特，而在1921年一年中就有1150万普特。这个数字是微不足道的，非常非常小，小得可笑，任何内行人一看就会说这个数字是极可怜的。这就是这些数字所能说明的问题。但毕竟有了一个开端。有人曾企图直接扼杀我们，这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有人曾威胁我们说，只要我们还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就要采取一切手段不容许同我们往来，这种威胁我们听了好几年了；可是我们毕竟看到，有人比这种威胁更厉害。我们毕竟看到，他们对经济发展的估计是不正确的，而我们是正确的。开端已经有了。我们现在应当把全部注意力、全部精力、全部心思都用在经济的发展上，使这种发展继续下去。
我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在1921年是如何进步的。在1921年，第一季度进口量约300万普特，第二季度是800万普特，第三季度是2400万普特。我们毕竟是在前进。这些数字虽然微乎其微，但毕竟是在逐渐增长。我们看到，在空前困难的1921年，这些数字仍然有所增长。你们知道，象饥荒这样的灾难使我们吃了多大的苦头，它使我国的整个农业、工业和全部生活继续遭到多么痛苦的磨难。但是，尽管我们是一个被战争破坏得这么厉害的国家，是一个由于几次战争以及沙皇和资本家的统治而遭到深重灾难的国家，我们现在毕竟走上了能够不顾人们对我们一直采取的敌视态度而改善我们境况的道路。这就是基本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不久前我们在看到华盛顿会议的消息时，在听到敌视我们的列强不得不在明年夏天召开第二次会议并邀请德国和俄国参加讨论真正和约的条件的消息时，我们说我们的条件是一清二楚的，这些条件我们已经说过并且公布出来了[174]。我们还会遭到许多人的敌视吗？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我们知道，封锁我们的那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很脆弱。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它们沿着这条路走得愈远，今天我在1921年的工作报告中只能用一些可怜的数字向你们描绘的那种前景就会展现得愈广阔愈迅速。
现在我应该讲讲我们国内的经济状况。这里首先要讲的主要问题就是我国的经济政策问题。1921年这一报告年度内，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这方面采取初步的措施，学会实行新措施，使我们的立法工作、行政机关都能适应这一要求。你们从报刊上看到了许多事实和报道，知道这方面的工作是怎样开展起来的。你们当然不会要求我在这里再举一些事实或数字。这里只需要弄清楚，我们大家看法最一致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从我国整个革命和未来一切社会主义革命（即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最本质最根本的问题来看，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就是经过大工厂长期艰苦而有成效的锻炼的先进工人是否能够搞好工作，把那些被资本主义和地主、被自己贫困而粗陋的旧经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向他们证明，只有同工人结成联盟而不管在这条道路上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困难很多，我们不能闭眼不看），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摆脱地主资本家的世世代代的压迫。只有巩固工农联盟，人类才能普遍摆脱象不久以前的帝国主义大厮杀那样的祸害，摆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奇怪的矛盾，即为数极少的几个最有钱的强国被财富噎得要死，而地球上广大的居民却贫苦不堪，无法享受现有的文明和利用那些由于流通不畅而没有出路的丰富资源。
失业是各先进国家最主要的灾难。要摆脱这种状况，受过工厂、工厂剥削、工厂团结这种艰苦的然而是最扎实最实在的锻炼的工人阶级，除了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没有其他出路。在我们共和国最艰苦的年代，我们实行过工农的政治联盟和军事联盟。1921年我们第一次实行了工农的经济联盟。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工作还做得非常不好。必须公开指出这一点。应该看到这个缺点而不是加以掩饰，应该全力改正这个缺点，而且应该懂得这一联盟是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础。要处理好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能够想象的只有两条道路。如果大工业很发达，能够立刻供给小农足够的或者比从前多的产品，从而在农民提供的农产品同工业品之间建立正常关系，那么农民就会十分满意，基本上是非党群众的农民就会在事实面前承认这种新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好。说到能够立刻用一切必需品满足农民需要的发达的大工业，那么这种条件是存在的。就世界范围来说，这种能给全世界提供一切产品的发达的大工业是有的，可是人们却只会用它制造枪炮弹药和其他武器，而且在1914—1918年使用得非常成功。那时工业为战争服务，它给人类提供了如此充足的产品，以致至少使1000万人死亡，2000万人残废。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20世纪的战争毕竟不是从前的战争了。
这次战争以后，甚至在战胜国，在那些最仇恨最排斥社会主义的人当中，在那些对任何一点社会主义思想都深恶痛绝的人当中，也有许多人大声疾呼，明确指出世界上即使没有可恶的布尔什维克，恐怕也不允许再来一次这样的战争。这是一些最富有的国家的代表人物讲的。请看，这个强大的先进的大工业是为什么服务的吧。它在为制造残疾的事业服务，没有工夫向农民供应产品。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说，就世界范围而论，这种工业是有的，世界上有些国家是拥有能够立刻向亿万落后的农民提供产品的先进大工业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作出自己的估计的。你们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国本来就很薄弱的大工业究竟还留下了什么。就拿顿巴斯这个大工业的主要基地来说吧，它在国内战争中遭到这么严重的破坏，又遇到这么多帝国主义政府（乌克兰有过多少这样的政府啊！），结果不能不使我国大工业只剩下了一丁点残骸。加上又遇到1921年歉收这样的灾荒，那就不难理解，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就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实质。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既然没有一个能够组织得立刻用产品满足农民需要的发达的大工业，那么，为了逐渐发展强大的工农联盟，只能在工人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下利用商业并逐步发展农业和工业，使其超过现有水平，此外没有任何别的出路。现实迫使我们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和实质全在于此。
在我们把主要的注意力和主要的力量放在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上的时期，我们不能不以最快的速度行动，带着先锋队勇往直前，因为我们知道这支先锋队是会得到支持的。在伟大的政治变革中，在我们抗击占优势的世界列强这一进行了三年的极其伟大的事业中，我们纯粹是靠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来保证工农联盟的，因为每个农民都知道、感到、觉察到，他们的敌人是他们的世仇，是得到其他政党的代表人物多方帮助的地主。正因为如此，这个联盟才这样牢不可破，不可战胜。
在经济领域，联盟就应当建立在另一种基础之上。这里有必要改变联盟的实质和形式。在共产党和工会中，或者在仅仅同情苏维埃政权的人们中，不论什么人忽视了改变联盟的实质和形式的必要性都会倒霉的。这种忽视在革命中是不能允许的。联盟的形式所以必须改变，是因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盟不可能在经济领域中也这样简单地延续下去，况且我国还没有大工业，它已经被任何一个国家都闻所未闻的战争破坏了。要知道，甚至那些比我们富得多、在战争中有得无失的国家，直到如今也还没有把工业振兴起来。改变工农联盟的形式和实质经事实证明是必要的。我们在政治和军事时期前进得太远，超越了工农纯经济的联盟许可的限度。当时我们为了战胜敌人应该这样做，也有权利这样做。我们做得很成功，因为在当时那个战场上，即在政治和军事的战场上，我们战胜了自己的敌人。可是在经济的战场上，我们却遭到了一连串失败。用不着害怕承认这一点，相反地，只有不怕承认自己的失败和缺点，只有敢于正视真实情况，即使是最可悲的真实情况，我们才能学会如何争取胜利。对于在前一方面即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功绩，我们有权引以自豪。这些功绩已作为具有世界意义的胜利载入史册，这一胜利还将在各个领域里发扬光大。但是在经济领域，在我向你们作工作报告的这个年度里，我们才开始走上新经济政策的道路，我们在这方面才迈出一步。同时，我们在这方面刚开始学习就犯了无数的错误，总是往后看，迷恋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经验是很好的、宝贵的、了不起的、有世界意义的，可是它不能解决现实情况要求我们解决的经济问题。现实的情况是我国大工业已被破坏，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学会建立目前非建立不可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商业。这对共产党员是一种很不愉快的发现。这种发现很可能是非常不愉快的，甚至肯定是不愉快的，但是，如果我们只从愉快不愉快考虑，那我们就会降到我们大家在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时代已经见得很多的“准”社会党人的水平。这种“社会党人”现在在我们共和国里未必还享有什么威望。我们的力量一向在于我们能够考虑到实际的对比关系，不管这种对比关系令我们多么不愉快我们都不怕。
既然就世界范围来说存在着大工业，那么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无疑是可能的。这个事实没有人能够否认，正象没有人能够否认以下情况一样：大工业不是在最繁荣最富有的战胜国奄奄一息、制造失业，就是专门制造杀人的弹药。我们是在国家落后这种情况下投入革命的，因此现在没有我们所必需的发达的工业，那我们该怎么办，撒手不干吗？灰心丧气吗？不。我们要做艰巨的工作，因为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只有走人民群众结成联盟的道路，农民和工人的劳动才会是为自己的劳动而不是为剥削者的劳动。但要在我国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那种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以经济为中介的联系。
这就是我们退却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退到租让制、退到商业上去的原因。在我们现在这种经济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不作这样的退却，我们就不能恢复同农民应有的联系；不作这样的退却，我们就有革命的先头部队向前跑得太远而脱离农民群众的危险。革命的先头部队就不会同农民群众结合，那样就会葬送革命。我们应当特别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所说的新经济政策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实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一致地说，我们要认真地和长期地（当然，正如我们已经正确指出的，并不是永远）执行这个政策。我们采取新经济政策是由于我国贫困，经济遭到破坏，我们的大工业伤了元气。
下面我想举一些极小的数字来说明：不管我们多么困难，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我们犯的错误是非常多的），但我们的事业还是在向前发展。同志们，我手头没有国内商业发展情况的总数字，我想只举出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三个月的贸易额数字。中央消费合作总社9月份的贸易额是100万金卢布，10月份是300万金卢布，11月份是600万金卢布。这些数字就绝对数来说，仍旧是小得可怜的。这一点应当坦率地承认，因为对这一点发生任何错觉都是有害的。这些数字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我们现在这种经济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它们确凿地说明，情况是在向前发展的，我们是可以抓住这个经济基础不放的。尽管我们工会、共产党和管理机构犯了许许多多的错误，但我们还是相信，这些错误我们能够纠正，而且已经在逐渐纠正；我们相信，走我们这条道路一定能恢复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既然恢复大工业这样困难，那么即使在小农经济这个阶段上和暂时在小工业的基础上，我们也应当提高而且能够提高生产力。我们应当作出成绩来。我们已经开始取得成绩。但是必须记住：在这里，工作速度和工作环境已经不同了；在这里，要取得胜利比较困难。在这里，我们不能象我们过去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那么迅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里，我们不能凭借热情，大步跃进，而且期限也不同，要以几十年来计算。在经济战中，在我们邻国不是援助而是敌视我们的环境中，我们要取得胜利就得用这么长的时间。
但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其他国家早晚必然要走的道路。我们已经开始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前进了。不过我们必须仔细权衡我们每一个细小的步骤，注意我们每一个细小的错误，这样我们就能通过这条道路达到自己的目的。
同志们，我现在应该稍微谈谈农业这个主要的部门。不过我想，关于这个问题，你们会听到一个比我所能作的要详细得多、充实得多的报告，关于饥荒问题也是如此，加里宁同志会向你们说明这个问题。
同志们，你们都很清楚，1921年的饥荒使我们遭到了多么难以置信的困难，旧俄国就有的这种灾难必然使我们也无法幸免，因为摆脱这种灾难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恢复生产力，但不是在旧的、贫困的、狭小的基础上，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在大工业和电气化的基础上。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摆脱贫困和连年不断的饥荒。但是，对于这项工作来说，我们用来衡量政治胜利和军事胜利的那种时间尺度，一眼就能看出是不适用了。我们虽被敌对国家所包围，但终于突破了它们的封锁，就是说，不管援助多么微小，我们总还是得到了一点。救援物资共有250万普特，这就是我们从国外得到的全部援助，这就是外国大发慈悲能给挨饿的俄国的全部援助。我们已收到约60万金卢布的捐款。这个数字太小了。由此也可看出，欧洲资产阶级对待我们的饥荒是多么自私。你们大家大概知道，外国许多政界要人在刚刚得到饥荒的消息时曾经堂而皇之地声称，利用饥荒重提旧债问题是魔鬼的行径。我不知道魔鬼是否比现代帝国主义更可怕。但我知道，事实恰恰是，尽管我们闹饥荒，他们还是企图按特别苛刻的条件向我们索讨旧债。我们并不拒绝还债，并且郑重声明我们准备实事求是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根本不估计到、不考虑到双方的要求，不对问题作任何实事求是的讨论，就想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听从别人摆布，我们是永远不会、绝对不会同意的，这一点你们大家都清楚，不会有什么疑问。
我应当告诉大家，最近几天我们在救灾方面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你们大概在报上已经看到，美国已拨款2000万美元来救济俄国灾民，条件大概和美国救济署的相同。几天前克拉辛来电说，美国政府已经正式提出，它保证我们能在三个月内得到用这2000万美元买的粮食和种子，如果我们方面同意为同一目的再花1000万美元（2000万金卢布）的话。我们立即表示同意，回了电报。看来可以这样说，我们在明年头三个月能保证给饥民提供3000万美元即6000万金卢布的粮食和种子。这当然不够，根本抵不上我们所遭到的可怕的灾荒。这一点你们大家很清楚。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一种援助，对于减轻极其严重的贫困和饥荒无疑会起一定的作用。在向受灾地区供应种子和扩大播种面积方面，既然我们在秋季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明春就可望取得更大的成绩。
今年秋季，我们大约在受灾省份播了75％的秋播地，在部分歉收省份播了102％，在产粮省份播了123％，在消费省份播了126％。这至少说明，不管我们的情况多么困难，但在扩大播种面积和抗灾方面我们还是给了农民一些帮助的。就目前的条件看，我们现在有根据预期在明春播种时给予农民重大的帮助。这样说一点也不过甚其词，也不怕说错。再讲一遍，这种帮助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我们根本无力满足全部需要。这一点应该坦白承认。因此，我们更应当尽力多给一些帮助。
关于这一点，我应当谈谈有关我们粮食工作的一些总结数字。总的说来，粮食税减轻了全体农民的负担。这是用不着证明的。问题不仅在于拿了农民多少粮食，而且在于实行粮食税以后农民觉得心里更有数了，经营的兴趣提高了。实行了粮食税，勤劳的农民在提高生产力方面是大有可为的。总的来说，根据报告年度内征收粮食税的结果，我们应该说，只有竭尽一切努力才不致落空。
以下就是我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最近提供的材料能够告诉你们的一些极简单的总结数字。我们至少需要23000万普特粮食，其中1200万普特用来救济灾民，3700万普特用作种子，1500万普特作为储备粮。但是我们能够得到的粮食是：粮食税10900万普特，磨坊税1500万普特，收回贷出的种子1250万普特，商品交换得到1350万普特，从乌克兰得到2700万普特，从国外输入3800万普特（说3800万，是预计从我刚才向你们介绍的那笔交易中可得到3000万，另外再买800万普特），总计21500万普特。这样，还是有缺口，并且一普特的储备粮都没有。而我们能不能再从国外买到粮食还不知道。我们为了尽量减轻挨饿农民的负担，现在把粮食计划订得非常紧。我们在中央苏维埃机关长期以来一直在想方设法把征粮计划尽量订得高些。据我们1920年的统计，由国家供养的人员为3800万，现在这个数字已减到800万。我们在这方面作了多大的压缩！但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粮食税一定要100％地收上来，就是说无论如何要全部收齐。我们丝毫没有忘记，这对备受苦难的农民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很清楚，地方上那些历尽做粮食工作的艰辛的同志比我更了解，现在要保证把粮食税100％收齐是怎样一个任务。但是，作为1921年我们工作报告所总结的一条经验，我应当代表政府对你们说：同志们，我们必须完成这项任务，必须迎着困难上，必须战胜这个困难。不这样做就不能保证我国运输业和工业的最基本最起码的需要，就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绝对必需的预算，而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无法在目前这种受敌人包围和国际均势极不稳定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我们受过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折磨，遭到过各国统治阶级的攻击，如果不尽最大努力，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摆脱我们今天的境况的出路。因此我们不要害怕令人痛苦的真实情况，应该十分明确地指出并用代表大会名义向地方上的所有工作人员说明：“同志们，苏维埃共和国能否生存下去，我们恢复运输业和工业的、要求极低的计划能否实现，全看我们能否完成粮食计划。因此，把粮食税100％征齐是绝对必要的。”
说到计划，我现在要谈谈我们国家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先从燃料谈起，从工业的粮食、我们整个工业生产的基础谈起。关于我们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大概你们今天已经拿到了材料，要不就是日内可以拿到。你们将会看到关于电气技术人员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个报告提供了极其重要而丰富的材料，即俄国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人员对恢复我国大工业的计划的审查意见。这个计划是唯一经过科学审查的计划，对恢复大工业来说是时间最短又最迫切的计划，而完成的时间至少需要10—15年。我已经说过，并且还要不厌其烦地说，现在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考虑到的期限已经同我们过去在政治和军事工作方面所看到的不同了。共产党和工会的很多领导工作人员已经懂得了这一点，但是必须使大家都懂得这一点。顺便指出，在明天就会发给你们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的那本小册子即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的报告中，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国家计划的问题是怎样经过工程师和农艺师的集体思考提出来的。你们可以看到，工程师和农艺师们处理事情不象我们大家通常那样从一般的政治观点和经济观点出发，而是从集体的经验出发，并且考虑到我们能退让到什么限度。你们在这本小册子里可以找到从工程师和农艺师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尤其宝贵的是，你们在这本小册子里可以看到他们怎样根据计算来解决运输业和工业的问题，而这是我们整个国家计划机关在报告年度内的一项工作成果。当然，我不能在这里向你们转述这本小册子的内容。
我只想简略地谈谈燃料计划的执行情况，因为在1921年这个报告年度的初期，我们在这方面遭到了极大的挫折。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由于1920年底情况有所好转而在计算上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致使我国运输业在1921年春季遭到了深重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是由于物资不足，而且是由于我们对发展速度估计不正确引起的。当时就感觉到了我们的错误，我们把政治军事斗争时期取得的经验用来解决经济任务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根本性的错误。同志们，我们直到现在还时时刻刻在重犯这种错误。现在我们有很多错误。必须指出，我们如果觉察不到这些错误，不坚决设法克服这些错误，就不能切实改善我们的经济。由于吸取了教训，1921年下半年的燃料计划就订得很谨慎，我们认为这里不能容许有丝毫的浮夸，并竭力同浮夸作斗争。领导我们各燃料采购机构的斯米尔加同志把截至12月底的统计数字告诉了我，这些数字虽不完全，但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还有缺口，不过已经不大，而且这种缺口说明我们燃料预算的结构已有改善，即技术人员所说的燃料结构矿物化了，就是说俄国在矿物燃料供应方面已取得很大成就。也只有以矿物燃料为基础，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大工业才能牢牢地站住脚。
1921年下半年开始时，我们的燃料计划目标是这样的。如果把270万立方俄丈的木柴折合成7000卡的标准燃料（我们通常都是这样折合的，在将要发给你们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小册子第40页上也是这样折合的），我们预计可以得到燃料29700万普特。现在的数字说明，我们已经得到将近23400万普特。我应该提请你们注意，这还差得很多。在报告年度内，我们对燃料部门的木柴采购工作很重视。但是正是这项工作同农民经济的状况关系最大。正是在这里，全副重担都落在农民和他们的马匹身上。在这里，燃料、饲料等的缺乏对工作影响很大，这就是出现匮缺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冬季燃料采购运动开始之际，我还要说：同志们，请你们把尽最大努力完成这一任务的口号带到地方上去。在燃料预算方面，我们的指标已降到为振兴工业所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不管情况怎样困难，这个最低限度的指标无论如何要完成。
其次，我们预计煤可以采到14300万普特，结果采到了18400万普特。这是我们燃料矿物化的成绩和进步，是顿巴斯和其他许多机构的进步，这些地方许多同志都在忘我地工作，为改善大工业作出了实际的成绩。我给你们举几个有关顿巴斯的数字，因为顿巴斯是我们整个工业的基地和大中心。我们预计石油可以采到8000万普特，合标准燃料12000万普特。泥炭预计采到4000万普特，合标准燃料1900万普特，结果采到5000万普特。全部加起来我们预计得到57900万普特，但是我们能够得到的，看来不会超过56200万普特。总起来说，燃料方面还有差数。固然差数不怎么大，大概3—4％，但毕竟有差数。无论如何应当承认，这对大工业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因为原定的最低指标有一些完不成。我想，这个例子首先向你们说明我们计划机关的工作没有白干，说明我们完成我们计划的日子快到了。同时这个例子又说明，我们刚刚开始前进，在这方面我们的经济状况还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代表大会自始至终都应贯彻的、应由大会代表带到各地去的一个基本口号、基本战斗号召就是：不论在工业工作方面或农业工作方面，我们都还需要鼓足干劲，不管这有多困难。除了在这方面加紧工作，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共和国，可以保持、保全和巩固工农政权。我们已经取得不少成绩，这一点顿巴斯的例子使我们看得特别清楚。在顿巴斯，许多同志在无限忠诚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如大工业方面的皮达可夫同志和小工业方面的鲁希莫维奇同志，鲁希莫维奇同志已第一次使小工业能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了。在大工业方面，采煤工人的采掘量已经达到战前水平，这是我们以前没有过的事情。顿巴斯的全部产量，拿1920年来说是27200万普特，而1921年是35000万普特。这个数字同战前最高数字17亿普特相比还是微乎其微的。但总算有了一些东西。这说明我们正脚踏实地地前进。我们在恢复大工业方面毕竟前进了一步。为了恢复大工业，我们是不惜作出牺牲的。
关于冶金工业也讲几句。我们这方面的情况特别严重。我们现在的冶炼量就那么一点，也许只达到战前的6％左右。你们看，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把俄国破坏到何种程度，使它穷困到何种程度！当然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建立象南方钢铁托拉斯这样的工业中心[175]，那里的梅日劳克同志也在无限忠诚地工作着。不管我们的情况多么艰难，我们在这方面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21年上半年，我们每月炼生铁7万普特，10月份13万普特，11月份27万普特，几乎增加了三倍。由此可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惊慌失措。我们不能不看见，我所举的数字说明我们的生产水平低得可怜，但是我们毕竟可以用这些数字来表明，不管1921年多么困难，不管压在工农阶级身上的担子多么沉重，我们毕竟在前进，我们毕竟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只要竭尽全力，我们就可望取得更大的进步。
我想再告诉你们一些有关电气化成就的材料。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大的成绩。我本来预计我能够以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二个大电力中心的发电来向第九次代表大会祝贺的。第一大电力中心是沙图拉电站，第二个中心即新的中心是卡希拉电站，我们原来预计它正好能在12月发电。[176]卡希拉电站第一期工程完工后可以发电6000千瓦，这对我们莫斯科现有的18000千瓦是很大的支援。由于有种种障碍，这个电站不能在1921年12月发电了。但这个电站在短期内，顶多不超过几星期就能发电。你们大概已经注意到几天前登在《经济生活报》上的一份报告，署名的是莱维工程师，他是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名望的工作人员之一，也是我国最有名望的工作人员之一。我只从他的报告中给你们举几个简单的数字：1918年和1919年，我们合计建成51个电站，装机容量为3500千瓦；1920年和1921年合计建成221个电站，装机容量为12000千瓦。如果拿这些数字同西欧相比，那当然显得太渺小，太可怜。可是它们表明，即使处在任何国家都未遇到过的困难条件下，我们的事业还是能够向前发展。农村中小型电站的广泛建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应该坦白地说，这方面往往有些分散，但分散也有分散的好处。这些小型电站在农村中造成了现代新的大工业的中心。这些中心虽然很小，但是毕竟能向农民表明，俄国不会停留在手工劳动上，不会永远使用简陋的木犁，而会迈向另一个时代。农民群众正逐渐意识到我们应当而且能够使俄国立足于另一种基础之上。我已经说过，这方面的时间要以几十年来计算，但是工作已经开始了。认识到这一点的农民群众愈来愈多，部分原因正在于我国小电站比大电站增加得快。我们有一个大电站来不及在1921年投入生产，但到1922年初就会有两个大电站投入生产，一个是莫斯科附近的卡希拉电站，另一个是彼得格勒附近的乌特金湾电站[177]。在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已走上了一条保证我们能向前发展的道路，只是我们要和从前一样努力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现在再简略地谈谈我们的另一成绩，泥炭采掘工作的成绩。1920年我国的泥炭采掘量达9300万普特，1921年已达13900万普特。这也许是我们唯一大大超过战前水平的部门。在泥炭方面，我们拥有取之不尽的资源，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了。但是过去开采有很大困难，而且现在也还有一些困难，因为一般说来这种劳动很艰苦，在俄国尤其艰苦。泥炭总委员会的拉德琴柯、缅施科夫和莫罗佐夫三位同志煞费苦心发明的泥炭水力开采法减轻了这种劳动。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绩。1921年共有两台泥炭泵。这种用水力开采泥炭的机器可以使工人摆脱苦役般的劳动，而过去这种苦役劳动在泥炭开采中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又在德国订了20台这种机器，到1922年就可以拿到手。我们同一个先进的欧洲国家的合作已经开始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发展泥炭采掘业的可能，不发展这个行业是不行的。俄国沼泽多，泥炭蕴藏量比任何地方都丰富。过去只有少数工人从事而且也只有少数工人能够从事开采泥炭的工作，现在已经有可能把这种苦役般的劳动变成比较正常的劳动了。目前我们同现代化的先进国家德国已有实际的合作，因为那里的工厂已在制造减轻这种劳动的器械，大概1922年就可以使用。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加以注意。在这方面我们是大有可为的，只是我们大家必须明确并且宣传一个思想：只要我们加紧努力，只要实现了劳动机械化，俄国就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有可能摆脱经济危机。
在我国经济政策方面，我现在还想强调一下事情的另一面。在评价我国的新经济政策时，人们对一件可能特别重要的事情注意得不够。当然，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生产力已经开始提高了，而这正是现在无论如何都必须马上做的事。但是，新经济政策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提供了学习机会。新经济政策是我们开始真正学习经济管理的一种形式，但是在这方面直到现在我们还做得非常糟糕。当然，一个领导劳动群众的共产党人或工会工作者很难设想，目前商业竟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的唯一可能的环节，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只要看一下任何一个在国家和法院监督下做生意的商人（我国的法院是无产阶级的法院，它能够监督每一个私人企业主，使我们的法律决不会象资产阶级国家订的那样管不住他们；不久前莫斯科就有这样一个例子[178]，而且你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还要多处理一些这样的案例，要严厉惩办私人企业主先生们的违法行为），我们就会看到，这帮商人、这帮私人企业主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还是能把事情办成的，比方说，他们可以给工业搞到原料，可是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却往往办不到。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学习吧！这种学习是非常严肃的，我们大家都应该完成这个学业。这种学习是非常严酷的，它不同于学校里的讲课和参加某种考试。这是在贫困的情况下，在空前艰难困苦、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提出的一个艰巨而严峻的经济斗争问题。但这是真正的学习，是我们必须完成的。谁要想丢开这项任务，谁要是不予重视，认为与己无关，那就是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人员那种极其罪恶极其危险的狂妄自大的表现。同志们，我们这些管理苏维埃俄国的人犯这个毛病都很厉害，应该十分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以便克服这种缺点。
我们着手解决经济建设任务时搬用了自己昨天的经验，我们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此。在这里，我给你们引用一句法国成语：人们的缺点通常同他们的优点有联系。一个人的缺点仿佛是他的优点的延续。优点如果延续得过了头，表现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就成了缺点。你们当中几乎每个人在个人生活中以及在其他方面，大概都见过这种情形。现在在我国革命、我们党、我们党的极主要支柱工会的全部发展中，在苏维埃俄国的整个管理机构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仿佛是我们优点的延续的缺点。我们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动，这已作为两个时代的更迭载入世界史册。不管我们还要经受什么样的磨难，谁也不能把我们的这一成果夺回去。我们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摆脱了灾难，完全是由于我们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是由于苏维埃制度代替了旧制度。这一点是夺不回去的。这是一个无可争议、不容置辩、抹杀不了的优点，不管我们的敌人费多大劲，怎样强攻，都是无法夺走的。但正是这个优点，如果延续得不是地方，就会变成最危险的缺点。
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可以在工人农民现有觉悟水平上通过激发他们的热情来完成。他们都懂得帝国主义战争在扼杀他们；用不着把他们提高到新的觉悟水平和新的组织水平就可以懂得这一点。热情、强攻、英雄主义曾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些任务。它们一直是并且将永远是革命伟业和革命能够创造伟业的明证。我们就是靠这些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这个优点现在成了我们最危险的缺点。我们老是向后看，以为经济任务用同样的办法也能完成。但错误正出在这里。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去完成另一种任务的时候，是不能够向后看，试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不要作这样的尝试，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党和工会的一些工作人员，不管是作为苏维埃工作人员还是作为昨天的战士，往往规避费力的、艰苦的、长年的经济工作，规避这种需要坚韧不拔、经受严重考验、进行长期奋斗、具有严细而顽强的作风的经济工作，用“我们过去做过大事”这类话来敷衍搪塞。这些人使我想起了关于鹅的寓言。鹅夸口说，它们“拯救过罗马”[179]。但农夫用竿子回答它们说：“别提你们的祖先了，你们做了些什么呢？”在1917、1918、1919、1920这几年中，我们英勇地成功地完成了我们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从而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这是谁也不否认的。这是我们的功劳。无论在党内或工会里都没有人企图把它夺走。但是现在摆在苏维埃和工会工作人员面前的是另一种任务。
现在你们是被阻碍你们而不是帮助你们的资本主义列强包围着。现在你们是在生活贫困、经济破坏、挨饿受灾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你们或者是学会用另一种速度来工作，把工作看成几十年而不是几个月的事情，依靠那疲惫不堪的、不可能在日常工作中以革命的英雄的激情来工作的群众，——你们要么学会这样工作，要么理所当然地让人把你们称为鹅。任何一个工会工作人员或政治工作人员如果笼统地说：是我们工会、是我们共产党在进行管理，——那也对。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我们是干得不错，可是在经济方面我们就干得很糟。应该承认这一点并做得好一些。任何一个工会，如果它笼统地问工会是否应该参加生产，那我就要说：别再空谈啦。（鼓掌）如果您担任的是负责工作，是个有威望的人，是党的工作人员或者工会的工作人员，那最好还是切实地回答我：您在什么地方把生产搞好了，搞了几年，您手下有多少人，一千还是一万，把您派去做经济工作的人员的名单交话我，我讲的做经济工作是一干到底，而不是抓了20件，然后因为没有时间一件也没有干到底。我们苏维埃有一股风气，做经济工作往往不是一干到底，一连几年都不夸成绩，不怕向那些能获得100％甚至更高的利润的商人学习，而是去写有关原料的漂亮决议，说什么我们是共产党、工会和无产阶级的代表。对不起，请问什么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中从事劳动的阶级。可是大工业在哪里呢？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呢？你们的工业在哪里呢？它为什么停工了呢？是因为没有原料？那你们搞到了原料吗？没有。你们就去靠写决议搞原料吧，那你们就会出洋相，人们就会说这是干蠢事，可见你们很象那些祖先拯救过罗马的鹅。
现在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在很长的时期内进行缓慢的、艰巨的、困难的经济工作，以便最终完成极其伟大的政治变革。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变革总是需要经过漫长的道路才能被消化。一切伟大的政治变革都是靠身后有群众自发地半自觉地跟着走的先头部队的热情来解决的。在受沙皇、地主、资本家压迫的社会中，发展方式也不能不是这样。这部分工作，即政治变革，就我们完成的情况来看，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是不容争辩的。然而，继伟大的政治变革之后，出现了另一项任务，我们必须理解到这项任务就是：必须消化这个变革，加以贯彻，而不是借口苏维埃制度不好、借口要改造这个制度而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有很多人喜欢任意改造一切，结果遭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灾难。我们的机关在组织群众方面有缺点，这一点我很清楚，不论你们哪一位给我指出十个缺点，我马上可以再给你们指出一百个。但是，问题不在于用迅速改组来改进机关工作，而在于需要消化这个政治改革，以达到更高的文化经济水平。问题就在这里。不是实行改造，相反应当帮助克服苏维埃制度和整个管理体制中的许许多多缺点，以帮助千百万人。应该让全体农民群众帮助我们消化我们取得的极伟大的政治成就。在这方面应该清醒，并且认识到，这个成就虽已取得，但还没有同日常经济生活以及群众生活条件融为一体。这件工作要做好几十年，需要花费极大的气力。这种工作不能用我们进行军事工作的那种速度和在那种条件下来进行。
在结束报告之前，我还想针对我们的一个机关即全俄肃反委员会来谈一谈这个教训：缺点有时是我们优点的延续。同志们！你们当然都知道，俄国的流亡者以及同他们一起生活的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许多人士对这个机关是何等深恶痛绝。当然罗！因为这个机关是对付我们的强大无比的敌人对苏维埃政权不断进行的阴谋和破坏活动的利器。他们这些资本家地主还保留着各种国际联系，还有各种国际援助，他们得到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国家的援助。你们从这些阴谋的始末就可知道这些人是怎样行动的。你们知道，对付他们，除了采用无情的、迅速的、紧急的、得到工人农民支持的镇压手段以外，没有其他办法。这是我们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优点。我们要经常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还会直接间接地听到（我们从国外就经常听到）一些俄国人的叫嚣，他们知道“肃反委员会”这个词儿在各种语言中怎么叫，把它看作俄国式野蛮行为的范例和典型。
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先生们！我们知道你们不会喜爱这个机关。这是不消说的！过去，当你们试图扼杀我们的时候，当你们从四面八方进犯我们的时候，当你们在俄国策划阴谋、不惜采用各种罪恶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的时候，它比谁都更善于粉碎你们的阴谋诡计。除了通过能够洞察阴谋者的一举一动、能够立即采取惩治手段而不是说服办法的机关来作回答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回答。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不愿意向工农拱手交出自己的地主权利、自己的资本家权利的剥削者，没有这样的机关，劳动者的政权就不可能存在。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一个人的优点可能变成他的缺点。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环境绝对地要求把这个机关的活动限制在纯政治的范围之内，使它集中力量来执行环境和条件能够帮助它完成的那些任务。如果反革命势力还象过去那样干（我们不能证明敌人在这方面的心理已经发生变化，我们没有这样的根据），那我们是会作出应有的回答，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的。苏维埃国家准许外国代表以援助的名义来到我国，而这些代表却来帮助推翻苏维埃政权，这种情况是有过的。我们不会落到这种地步，因为我们会重视和利用全俄肃反委员会这样的机关。这一点我们可以向所有的人、向任何人保证。但同时我们又肯定地说，必须改革全俄肃反委员会，规定它的职能和权限，使它只限于执行政治任务。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发展民事流转，这是新经济政策的要求，而这样就要求加强革命法制。显然，在军事进攻的情况下，在苏维埃政权被人掐住脖子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这项任务放在第一位，那我们就是书呆子，就是把革命当儿戏，而不是干革命。我们的政权愈趋向稳固，民事流转愈发展，就愈需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就愈要缩小那些对阴谋者的袭击给予回击的机关的活动范围。这就是政府在报告年度内经过试验、观察和思考而得出的结论。
同志们，最后我应该指出，我们今年正在执行而过去一直执行得很不好的一项任务——即使在极端贫穷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也要把工人和农民结成牢固的经济联盟，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摆到了正确的位置上，我们采取的路线是确正的，这是无庸置疑的。这项任务不仅是俄国的，也是全世界的。（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现在暂时还只由我们单独执行的任务好象纯属俄国的任务，其实这是一项将会提到一切社会主义者面前的任务。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灭亡，它在灭亡过程中还会使几千万几万万人遭到难以置信的苦难，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它免于覆灭。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社会必然到来。或早或迟，早20年或迟20年，它总归会到来。我们努力实现我们的新经济政策，这也就是在帮助这个社会创造工农联盟的形式。我们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一定会建立起一个十分牢固的、世界上任何力量都动摇不了的工农联盟。（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载于1921年12月23日《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公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291—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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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党代表的会议上的讲话[180]
（12月26日）
（1）
同志们！我们决定继续谈下去，——我想，对这一点我们不会有异议——我只是想说一下，现在已经将近八点半了，我们在这里可以谈到九点半，甚至更晚一些。应当选择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来谈。会上有位同志说是土地问题，我必须说：让我们把时间分配在一些对你们最有意义的问题上吧。我认为，我在这里的任务就是多听多记。至于我想讲的，已在代表大会上对你们讲过了。我尽力记下哪一个省、哪一个县，对哪一件事意见最多。我想应当这样来分配时间：在谈完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181]问题以后，考虑一下还有哪些看来是最重要的问题，让各省有时间也谈谈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我在这里的任务是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以便了解非党代表在这里谈了些什么。至于这里提出的一个个问题，我无论怎样也是很难回答的，因为，没有材料，我就不能在会上马上回答。因此我建议挑选一些大家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象谈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那样由各地的同志来发表意见，我将把地方同志的每条意见记下来。
（2）
同志们，关于这个问题[182]，我很难说点什么，因为这里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记下了，也记下了哪个省提出了哪些意见。但是，没有有关机关的准确材料，我就不能立刻回答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刚才代表劳动人民委员部讲话的那位同志有一份已颁布的法令和说明，所以很容易回答如何通过实施这项法令来减轻负担。而我没有有关人民委员部的材料，无法对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作出任何明确的回答。
这里还收到几张条子。一张条子是基辅来的一位乌克兰同志写的，他问我为什么从未去过乌克兰？乌克兰太远，去一趟不容易。
有位同志问，因承担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而死亡的马匹由谁负责赔偿。我记下了这个问题。有位同志已经对此作了原则的回答。
还有两张条子提到粮食税和穷苦农民买不起棉布的问题。目前各省农民遇到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困难，这是可以想见的。没有有关部门的材料，我不能马上回答这类问题。
我们能否提供援助，能提供多少援助？我再说一遍，现在不能作出回答。我觉得，这里就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问题所谈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铁路木柴采委会[183]滥用职权和处事失当，我把记录匆匆翻了一遍（我对在座的每一位同志的发言都作了简要的记录），据我看，这是最主要的。意见最多的是铁路木柴采委会分派的工作太重，让人吃不消，分配和指派工作有许多不当之处，特别是在这些工作直接损害农户的时候。所有这些意见我都记下了，我也记下了最后一次三周突击运动期间从中央把所有同志派往各地这件事。我已要求收集关于燃料工作处事失当和滥用职权的情况的确凿材料，还要求收集一批报告。我已经开始收到这方面的信件，但是，近来由于生病，我在代表大会上也只能作个一般的报告，因此，我必须讲明，我不能亲自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答复。这件事将委托另外一位暂时代我的同志去办，然而所有这些在最近一次三周突击运动期间收集到的材料我们一定会汇总起来。我认为对铁路木柴采委会处事失当和滥用职权提出的意见，总的说来无疑是正确的。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同志谈了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问题。为什么决定实行劳动和畜力运输税，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如果不对劳动量作出合理的规定（目前正在这样做：在法律上规定六天的工作量），如果不在法律上作这样合理的规定，省林业委员会和铁路木柴采委会滥用职权的现象就难以避免，同这些现象作斗争也非常困难。如果在法律上象现在这样明确地宣布需要干多少个劳动日，大家就会知道有一个条例规定了在这些天内应完成多少工作，工作量有多大，这样，同滥用职权的现象作斗争就会容易得多。当然，在省里县里同林业委员会和铁路木柴采委会作斗争，尤其是在这些机关中如一位同志指出的那样混进了许多旧职员、从前的地主和原来的林业把头的时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各地必须更加严格地监督这个问题，我们则要安排更多的非党农民同志进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便人们在申诉无效的情况下可以去找他们，而他们本人就在这里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对错误进行追究。这些措施无论如何在本次代表大会上一定要实行。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来自非党农民的委员的人数，我听所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同志讲，肯定要增加。中央执行委员会中非党农民委员愈多，就愈容易用这个办法去更有效地同铁路木柴采委会滥用职权的行为作斗争。我再说一遍，会上提的所有意见我都作了记录，我一定把每条意见转达给有关的人民委员部或国民经济委员会，以便采取措施。在没有向有关人民委员部查询的情况下，我要马上对每个具体问题作出回答当然做不到。
（3）
为了不致对加里宁同志的话发生误解，我请求他给我两分钟来解释一下[184]。我相信，加里宁同志无意把这样的想法强加给我，即我曾经提议把祈祷书烧掉。显然，我从来不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这种事。你们知道，按照我国宪法，按照我们共和国的根本法，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绝对有保障的。
有位同志提到维亚特卡省一部分县的情况极其严重，我再补充几句。这些县属于饥荒地区。现在我们把希望主要寄托在美国政府建议我们缔结的一项条约上。我们在日内即将签订这一条约。根据这项条约，美国政府将提供2000万美元。我们再拿出1000万，总共是3000万美元，相当于6000万金卢布。这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春播地如果不能全部种上，至少大部分能够种上。此外，我们正派人去加拿大。我们想，还可再动用部分黄金储备稍微多购一些种子。当前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饥荒和饲料缺乏。春播任务必须尽可能全部完成。我们将全力以赴。（鼓掌）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30—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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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185]
（12月28日）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审议了各人民委员部关于报告年度经济活动的报告和总结，现提出以下指示，作为对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几个经济工作问题的决定的补充和概括，要求中央一级和地方各级苏维埃机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1.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求认识到，一切经济机关的主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大量供给农民为提高农业生产和改善劳动农民生活所必需的商品，并且务必在最短期间取得扎实的成绩。
2.一切工业管理机关都不应忽视这一最主要的目的，当然也不允许丝毫削弱百分之百地满足红军需要的任务，这是为了保持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防力量而应提到首位的任务。
3.工人生活的改善也应当服从同一目的，就是说，一切工人组织（首先是工会）都有责任关心如何搞好工业以便能迅速而充分地满足农民的需要，而且产业工人工资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都应直接取决于这方面所获得的成绩的大小。
4.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也必须服从同一目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以最大的努力和最快的速度来减少然后再完全停止纸币的发行，并在金本位制基础上恢复正常的货币流通。必须坚定不移地用税收取代纸币的发行，不得有丝毫拖拉。
5.所有管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机关，如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等，都应当把实现这个目的放在首位。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受它委托的苏维埃政权领导机关，将完全根据这些单位在促进工农业间的流转方面是否迅速收到实际效果来衡量它们的成绩。苏维埃代表大会命令更广泛地利用私营企业来采办和运输原料，来大力发展商业，同时认为国家机关的作用是进行监督和指导，要求对任何阻碍生机勃勃的事业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严惩不贷。
6.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要求管理经济工作的各个机关远比以前更加用心更加尽力地吸收一切比较优秀的非党工人和农民参加本部门的国家工作。
代表大会确认：我们在这方面落后了；这方面的工作不够经常，没有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通过这方面的工作来扩充经济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队伍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对于在发展经济中作出成绩的人，应当更加经常地授予劳动红旗勋章并发给奖金。
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求所有经济机关以及不完全是政府机构的各种阶级组织注意，更坚持不懈地吸收专家参加经济建设工作是绝对必要的。所谓专家是指科学技术人员以及那些在经营商业、组织大企业、监督经济业务等方面具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知识的人员。俄罗斯联邦的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都应经常关心改善专家的生活待遇，关心由他们指导的培训广大工人农民的工作。
7.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要求司法人民委员部狠抓两件事：
第一，要让共和国人民法院严格监督私营工商业者的活动，既不允许对他们的活动作任何限制，又要让他们始终不渝地遵守共和国的法律，有半点偏离都要严加惩处，并要教育广大工农群众独立地、严厉地、切实地监督他们遵守法纪。
第二，要让人民法院加倍注意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经济工作上的指挥失当进行司法追究。审判这类案件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提高人们过问这种目前很难对付的坏事的责任心，可以引起工农群众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注意，可以达到取得更大经济成就的实际目的。
第九次代表大会认为，在最短期间从工人农民中培养出各方面的专家，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新时期的任务。代表大会建议大力加强学校教育工作和社会教育工作同整个共和国、同本区本地的迫切的经济任务之间的联系。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特别指出，在执行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宣传全俄电气化计划的决定方面做的工作非常不够，因此要求每个电站动员一切适当的人力经常举办座谈会、讲座，上实习课，向工人农民介绍电的常识、电的意义和电气化计划；一个电站也没有的县份，应该尽快办起电站，即使是小型的也好，让它们成为当地进行上述宣传教育的中心和鼓励这方面的首创精神的中心。
载于1921年12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9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35—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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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73] 这是有关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在本卷《附录》里还收有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报告的提纲》（见第510—521页）。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12月23—28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993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63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362名。代表中有共产党员1850名，非党人士139名，其他政党和教派的代表4名。大会议程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报告；救济饥民的报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总结的报告；关于工业状况的报告；关于恢复农业经济的报告；关于合作社的报告；关于财政和预算的报告；关于红军建设的报告；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选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列宁为代表大会的筹备作了大量工作，并领导了大会的进行。
代表大会听取了列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后，对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表示赞同。代表大会总结了1921年头10个月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认为恢复和发展农业是当前第一位的任务。大会决定采取组织长期农业信贷和扩展商品流转等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并准许村团自由选择任何一种土地使用的形式，包括合作社的、公社的、独立农庄的等形式。大会还决定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省、县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各级农业委员会以开展1922年的农业生产运动。代表大会对恢复煤炭、石油、冶金工业和生产日用品的指示表示赞同。大会还批准了人民委员会关于电气化的法令，通过了列宁起草的《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大会制定了救灾工作的具体措施，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尽一切力量救济伏尔加河流域的饥民、特别是儿童，并对援助了俄国饥民的外国工人和国际人士表示感谢。代表大会还决定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大会在关于红军和红海军的决议中表示赞同裁减武装力量，并提出了加强军队和提高其军事素质的措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国际地位的宣言》，呼吁邻国和其他国家同苏维埃共和国和平友好相处。代表大会选出了由386名委员和127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首次包括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各共和国的代表。——320。
[174] 大概是指苏维埃政府于1921年10月28日发表的《关于承认债务的宣言》。该宣言载于10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3号（见本卷第211—213页）。——332。
[175] 南方钢铁托拉斯是1921年9月成立的，隶属于乌克兰国民经济委员会。参加这一托拉斯的有彼得罗夫斯科耶工厂、马克耶夫卡工厂和尤佐沃工厂以及附属于它们的全部矿场，另外还有乌克兰、北高加索和克里木的一系列其他大型冶金企业。托拉斯在恢复国内钢铁冶炼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1929年被撤销。——345。
[176] 国营沙图拉区电站于1918年初开工兴建，第一期工程于1920年7月25日投产，装机容量为5000千瓦。全部工程于1925年完成。该电站以列宁的名字命名。
国营卡希拉区电站于1919年2月开工，第一期工程于1922年6月4日投产，装机容量为12000千瓦。由于卡希拉电站将向莫斯科一些最大的工厂供电，并且是实现国家电气化计划的首批工程之一，列宁对它十分重视。他直接参与解决各种问题，经常检查工程所需的材料、劳力、燃料和设备的供应情况。——345。
[177] 乌特金湾电站即红十月电站。它的第一期工程（装机容量为10000千瓦）于1922年10月8日投产。——346。
[178] 指1921年12月15—18日在莫斯科对35个私人企业主，茶馆、面包坊及制鞋作坊老板进行的审判。他们被指控违反苏维埃劳动法典。一些大企业的工人，包括党员和非党员，担任起诉人。十几名被告被法庭判处巨额罚款或不剥夺自由的强制劳动。——348。
[179] 鹅拯救过罗马出自古代传说：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夜袭罗马城南的卡皮托里城堡时，神殿里的鹅群首先被惊动；它们的叫声唤醒了守兵，罗马城才得以保住。列宁引用的是俄国作家伊·阿·克雷洛夫借用这一传说写的寓言《鹅》。——349。
[180] 这是列宁在1921年12月26日晚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非党代表会议上的三次讲话。会议讨论了两个问题：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问题和土地问题。列宁的前两次讲话是在讨论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问题时作的，第三次讲话是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作的。会议由米·伊·加里宁主持。列宁对会议发言作的简要记录，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第292—294、297—298页。——355。
[181] 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和下面提到的劳动和畜力运输税是苏维埃俄国为动员群众参加社会劳动和征调民间畜力车辆参加物资运输而相继实行的制度。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是根据国防委员会1919年11月19日的决定实施的。决定规定：所有未应征入伍的30—50岁的男性公民和18—40岁的女性公民都有义务参加采伐木柴和装卸燃料；所有拥有畜力运输工具的人都有义务运送燃料、粮食和军用物资；这些劳动按固定标准付酬。人民委员会1920年2月的法令把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的运用范围扩大到某些建筑和道路工程以及救灾工作。由于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常使居民负担过重或不均，不利于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发挥经营主动性，人民委员会于1921年11月30日通过法令，用劳动和畜力运输税代替了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按照这个法令，居民均须负担劳动和畜力运输税，即参加运输燃料和粮食，参加国家重要工程的建设以及为军队需要支差等。这些劳动是无偿的，但每年不多于6天，并且参加了这种劳动后其他义务劳动一概免除。城市居民可以交纳货币顶替劳动。在1923年，劳动和畜力运输税除救灾工作外均以货币交纳。1923年底，由于实行了统一的农业税，调整了所得税和财产税，劳动和畜力运输税被取消。——355。
[182] 当时有一位代表要列宁就“为苏维埃机关支差”的事讲几句话。——356。
[183] 铁路木柴采委会即铁路木柴采办委员会，领导采办木柴并将其运到火车站的工作。当时木柴是工业企业和铁路运输所需的一种主要燃料。——356。
[184] 指米·伊·加里宁的以下发言：中央执行委员会中非党农民的代表现在要由原来的5名增至20名，“有些同志讲，我们是按胡子的长短来选举的。请原谅，同志们，但是对于农民来说，胡子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大胡子农民有他自己的心理和思想。在我身边就坐着农民彼特鲁什金，这可以作为最好的例子。假使列宁同志说：‘我要把所有的祈祷书拿来一把火烧掉。’而我想了解一下非党农民的意见，就问彼特鲁什金：假使我把祈祷书烧掉，农民会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会说：管它哩，烧掉算了。他是青年人，如果我再问一个大胡子农民，他会说：这要等一等看。对于我们，这就很重要。”——358。
[185] 这个文件是列宁在1921年12月25日起草的。手稿第1页上有列宁的批语：“福季耶娃或值班秘书：请抄7份，分送（1）莫洛托夫、（2—6）全体政治局委员和（7）加里宁，作为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还请莫洛托夫征询有关人民委员的意见。12月25日。”12月26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个文件。——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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