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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67]

(1918年12月25日)



  (欢呼)同志们!首先让我简单地谈一谈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当然,你们大家都知道,国际形势的一大问题是英、法、美帝国主义取得了胜利,他们企图完全占领整个世界,而主要是企图消灭苏维埃俄国。
  你们知道,在十月革命初期,不仅西欧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而且一部分俄国资产阶级,都认为我们搞的只是一种社会主义实验,对全世界不会有重大意义。那些特别骄横、特别近视的资产阶级分子曾一再声言,说俄国的共产主义实验除了让德帝国主义高兴,达不到什么其他目的。可惜的是,有些人竟让这种胡说弄得晕头转向,并用这种观点来看待布列斯特和约那些非常苛刻和有极大强制性的条件。其实,这些人是在有意无意地煽起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他们在分析日益恶化的形势时,不是从全世界着眼,不是从国际范围内事变的发展着眼,而是认为德帝国主义是主要的敌人,认为这一强制性的、富有掠夺性的和约是德帝国主义者的胜利。
  的确,从俄国的处境来看当时的事变,和约条件是再厉害不过了。但是过了几个月,德帝国主义者的结论的荒诞无稽就看出来了,——他们在占领乌克兰的时候,在德国资产阶级面前、尤其是在德国无产阶级面前吹嘘说,现在已经到了收获帝国主义政策结出的果实的时候了,他们在乌克兰一定能搞到德国所需要的一切。这是对事变最肤浅最近视的估计。
  不久就看出来,那些从事变对世界革命发展的影响的角度看问题的人才是唯一正确的。正是遭受空前灾难的乌克兰的例子表明,仔细考察和研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对事变作出的估计,才是唯一正确的估计,因为帝国主义已被实在活不下去的劳动群众掐住了脖子。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世界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德帝国主义者从乌克兰得到的物资,比他们指望的要少得多。同时,把战争变为公开进行掠夺的战争,毁了整个德国军队,而同苏维埃俄国的接触,则瓦解了这支由德国劳动群众组成的军队,这在几个月后就看出来了。现在,当英美帝国主义变得更加狂妄,把自己看作太上皇,认为谁也不得违抗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忽视我们当前的处境极其困难。协约国现在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可能实行的政策的极限,也象德帝国主义者在1918年2月和3月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那样蛮干起来了。造成德帝国主义灭亡的原因,我们在英法帝国主义身上也清楚地看到了。英法帝国主义强迫德国接受的媾和条件,比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德国强迫我们接受的条件坏得多,苛刻得多。这样一来,英法帝国主义就越出了极限,日后一定会招致灭顶之灾。一超过极限,帝国主义就再也没有希望把劳动群众控制起来了。
  尽管沙文主义者大肆鼓噪,宣扬战胜和打垮了德国,尽管战争还没有正式结束,但在法国和英国,已有工人运动无比高涨的迹象,已有一些政治家在改变立场,他们从前抱着沙文主义的观点,现在也反对本国政府干涉俄国内政了。如果再对照看一下最近报纸上发表的英美士兵发起联欢的消息,如果想到帝国主义的军队是由备受欺骗和恐吓的公民组成的,那我们就可以认为,苏维埃俄国的基础是相当稳固的。看到世界战争和世界革命的这整个情景,我们非常泰然,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说:英法帝国主义太过火了,在媾和条件上竟超出了帝国主义者所能做到的极限,一定会遭到彻底破产。
  扼杀革命,侵占和瓜分世界各国,——这就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协约国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英国和美国所遭到的战祸比德国轻得多,两个国家按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也远比德国资产阶级有眼光,但英美帝国主义者已经失去理智,现在迫于客观形势不得不担负力不胜任的任务,不得不保持军队以备绥靖和镇压的需要。
  现在我们的处境要求我们拿出一切力量来。现在的每一个月,我们应当比过去的十年还珍惜,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要比从前重大百倍,我们不仅在保卫俄罗斯共和国,而且在为世界无产阶级从事伟大的事业。我们需要作高度的努力,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来编制组织计划和制定大的方针。
  至于我们当前的任务,应当说,已经有了一个基础,在从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68]到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一期间,基本的任务已经确定。管理工业、国有化企业以及整个整个工业部门的总计划已经制定出来,工作做得很扎实,有工会参加。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同一切对事业有害的工团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表现作斗争。
  战争形势赋予我们以特殊的责任和艰巨的任务。有工会参加的集体管理是必要的。集体管理机构是必要的,但是它们不应成为实际工作的障碍。现在,在我观察我们的企业执行经济任务的情况时,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经过集体讨论才执行的那一部分工作,有时不能完成。从集体执行过渡到个人负责,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我们要求国民经济委员会、总管理机构和中央管理机构今后无论如何再不要把实行集体管理制变成说空话、写决议、作计划、闹地方主义。这是不能容许的。[注:在1918年12月26日出版的《经济生活报》第42号的报道中,由“从集体执行”到“这是不能容许的”这几句话,是这样写的:“当前的任务是在执行方面由集体负责制过渡到个人负责制。目前我们这里出现的问题,按克拉辛同志非常中肯的说法,是全国性的阻塞。我们把过多的时间花在有损共同事业的空谈上。例如,我们现在有数量充足的短皮袄,不但够军队用,而且够那些工作条件极其艰苦的铁路员工用,可是就因为统计工作和运输工作没有跟上,他们就得不到。
  从现在起,我们要求国民经济委员会、总管理机构和中央管理机构无论如何再不要把实行集体管理制变成说空话、写决议、作计划、闹地方主义。政府需要短皮袄是硬性规定,各地却搞官样文章,说什么这个问题他们已经议过啦,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啦。这是不能容许的。”——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坚决要求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总管理机构的每一个成员都知道他对哪一个经济部门负责(从狭义说的负责)。当我们获悉有原料,而人们却不知道、也弄不清楚有多少原料时,当人们向我们诉苦,说商品锁在仓库里,而农民不愿意把粮食换成贬值的纸币,正当地要求商品交换时,我们应该知道到底是哪一个集体管理机构的哪一位委员办事拖拉,我们应当说,这位委员要对办事拖拉负责,而且要负军事责任,就是说,要立即逮捕起来,送军事法庭审判,哪怕他是一个最重要的总管理机构中最重要的工会的代表。这个人应当对统计和正确利用库存产品这种最简单的事情办得怎么样负责。在我们这里,恰恰是在执行最简单的任务这个环节上往往发生阻塞现象。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事根本用不着担心,因为要建立前所未有的新的管理形式,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来制定总的组织计划,这种计划会在工作过程中得到发展。相反,值得惊奇的倒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这方面居然做了那么多事情。但是从战争的观点来看,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要求我们发挥最大的干劲,来生产粮食和短皮袄,改善工人缺少鞋子、食品和其他物品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把商品交换扩大两倍,扩大十倍。国民经济委员会应当把这方面的工作当作自己的当前任务。
  我们需要人们做实际工作,负责做到:把原粮换成成品粮,不让粮食积压;每个仓库的原料不仅有账,而且不积压;在生产上真正有所帮助。
  至于合作社,同它们打交道,也必须考虑它们的业务特点。我听到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某些委员说:合作社是做小生意的,合作社里都是些孟什维克,白卫分子,应当离它们远一点。我断定这些人完全是无知。他们不是把有用的合作社工作者看作专家,而是把他们当作白卫分子的帮凶,根本不懂得当前的任务。我说这些人是多管闲事,抓白匪我们有肃反委员会,它们的事情应该让它们去干。而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我们应当加以利用的唯一的机构。因此,谁要是用目光短浅、极端蠢笨和充满知识分子自负的议论来代替实际工作,我们就要按战时办法严加惩办。(热烈鼓掌)
  一年过去了,事情还没有安排妥当。面前摆着实际任务,我们却还在没完没了地讨论计划。而国家需要粮食、毡靴,要求及时地分配原料。象这样的拖拉作风和多管闲事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
  我们的机构中有时有倾向白匪的分子,但在我们所有的机关中都有共产主义的监督,这些人不会有什么政治影响,也不会起领导作用。这是根本谈不上的。我们需要他们,因为他们是实际工作者,这些人没什么可怕。我承认,共产党员是最优秀的分子,在他们中间有出色的组织者,但要得到大批这样的组织者还需要许多许多年,我们又不能等待。
  现在我们能够在资产阶级中间,在专家和知识分子中间得到这样的工作人员。因此我们要问问在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每一位同志:先生们,你们为吸收有经验的人参加工作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你们为吸收专家、吸收店员和干练的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做了些什么事情呢。这些人给你们干工作,一点也不比他们给什么科卢帕耶夫们和拉祖瓦耶夫们[169]干工作差。是我们抛弃过去的偏见、号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专家参加我们工作的时候了。我们的一切集体管理机构,我们所有身为共产党员的工作者,都必须了解这一点。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我们的胜利才有保证。
  各种各样的空谈该收场了,现在是干实际工作的时候了,只有干实际工作才能使我国摆脱帝国主义者的包围。一切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都必须这样看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实干,再实干!如果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利用自己的政权,不能实际地提出问题和实际地解决问题,它就失去了很多东西。是放弃偏见的时候了,不要以为只有共产党员才干得了某些工作,当然,他们中间确实有优秀人才。是放弃这种偏见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实干再实干的工作者,我们应该把他们统统吸收来参加工作。
  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遗产,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大专家,我们一定要利用他们,广泛地大量地利用他们,把他们全都用起来。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从我们的党员中培养专家,因为现在全部问题在于实际工作,在于实际效果。
  现在需要集体管理机构的每一个委员,负责机关的每一个成员都把工作担当起来,对它完全负责。任何一个人,只要负责一个部门,就一定要事事负责,既管生产,又管分配。我应当向你们指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只要能正确地分配粮食和其他产品,我们就能支持很长很长时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实行坚决消除一切拖拉现象的正确政策:办事要雷厉风行,每项重要工作都要指定专人负责,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明确自己的任务,切实负责,直到用脑袋担保。这就是我们在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实行的政策,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合作社的全部活动都必须服从这个政策。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应当坚持的方向。
  必须使商品交换的轮子在我们这里正常地转动起来。这就是当前的全部任务,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因此,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恳切地请求你们,所有的人,都投身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掌声经久不息)


载于1919年《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94—401页



  注释:

  [167]这是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后第7天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列宁提出的企业和机关工作从集体管理制过渡到领导者个人负责制的建议以及工会要更积极地参加对工业的直接管理、合作社组织要参加国家对产品的收购和分配等意见,已反映在大会就列宁的报告一致通过的决议和大会的其他决定中。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2月19—27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16名,其中有175名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者。代表大会分设组织小组、国有化企业管理小组、工业拨款小组、合作社和公用事业小组以及工人监督与国家监督小组。大会总结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一年来的工作,听取了弗·巴·米柳亭关于世界经济状况和苏维埃俄国经济状况的报告、列·波·克拉辛关于对红军的供应问题的报告、尤·拉林关于商业国有化和组织分配问题的报告、尼·巴·布留哈诺夫关于粮食工作状况的报告和弗·伊·涅夫斯基关于铁路运输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条例,认为必须取消作为中央和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的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同时规定了组织生产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形式,认为工业管理必须更加集中,因此设立管理单独工业部门总管理机构和中央管理机构是正确的。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工人监督与国家监督、关于对红军的供应、关于财政拨款、关于农业合作社、关于组织手工业、关于运输问题等项决定。——389。
  [168]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5月26日—6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52人,代表5个区域、30个省和许多县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工会组织和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的议程是:布列斯特条约的经济后果;俄国的一般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活动;俄国的财政状况;国家预算;对外贸易;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地方报告。列宁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左派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反对列宁关于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和管理的计划。经过斗争,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原则方针通过了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以及关于必须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关于城乡商品交换、关于改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决定。代表大会还制定了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391。
  [169]科卢帕耶夫和拉祖瓦耶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特写作品《蒙列波避难所》中的人物,他们都是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后新兴资产者的典型。——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