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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93]

（1918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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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同志们，我想谈谈在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问题提出以后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所肩负的任务。毫无疑问，最近的事变把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因为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如布列斯特条约的废除、德国的革命、德帝国主义的崩溃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瓦解，不能不使构成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理论基础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理遭到破坏。俄国的军事形势，英、法、美帝国主义的进攻，不能不促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部分人多少倒向我们这一边来。今天下午我想谈的，也就是我们的策略应作的改变以及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
　　让我从几个基本理论原理谈起。毫无疑问，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供经济基础的主要社会阶层，在俄国就是中农。毫无疑问，在一个农民人数相当可观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要采取特殊的形式。因此，我想首先提请大家注意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对中农的态度的基本原理是怎样形成的。为此，我把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说的几段话念一下。这篇文章出了单行本，写于1895年或1894年，当时社会党关于如何对待农民的土地纲领问题已经实际地提上日程，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布雷斯劳代表大会要讨论这个纲领。当时恩格斯是这样说明无产阶级的态度的：“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第一，法国纲领的原理是绝对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第二，同样明显的，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0页。——编者注］
　　其次，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还说：“我们永远也不能许诺小农给他们保持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许诺他们说，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注：同上，第582页。——编者注］
　　最后一点，我要向你们提到的最后一句名言，就是关于富裕农民、关于大农（俄语叫作“富农”）即关于非使用雇佣劳动力不可的农民的论断。如果这些农民不懂得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且从中作出必要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忙也帮不上的。我们的职责仅仅是使他们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5页。——编者注］
　　这就是我要提请你们注意的、无疑也是每个共产党人都知道的几个原理。从这些原理我们看到，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在大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的国家中和存在着小农、中农、大农这种落后状况的国家中，决不会一样。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说对地主剥削者进行战争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就十分正确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任务。
　　对待中农，我们说，决不使用任何暴力。对待大农，我们说，我们的口号是要他们服从粮食垄断，如果他们破坏粮食垄断，隐藏粮食，就同他们作斗争。不久以前，我在一个几百人的会上，向那些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代表们（他们是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的同时来到莫斯科的），重申了这些原理［注：见本卷第170—177页。——编者注］。在我们党的出版物中，在宣传鼓动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在对待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态度上的这种差别，虽然大家在理论上都同意，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十分迅速地作出了相应的政治结论。我故意从所谓远处谈起，是为了向你们表明，我们应当以怎样的关于阶级相互关系的经济概念为依据，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提出我们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策问题。毫无疑问，在俄国，这种小农阶级（我们把不出卖劳动力的农民称为中农），这种农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构成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形形色色政治派别的基础的主要经济阶级。在我们俄国，这些派别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关系最为密切。在俄国社会主义历史上，布尔什维克同这两个政党作过长期斗争，西欧社会党人经常把这个斗争看作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斗争，也就是看作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顺便提一下，这种看法甚至在很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言论中也时常流露出来。
　　今天正好有人把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一封信交给我。他是以自己在奥地利的革命行动而闻名的一位人物。他的信写于10月底，今天收到，信中只有一个请求：是否可以把孟什维克从监狱中放出来？在这种时候，除了这个请求以外，他再也找不出更明智的话来写了。诚然，他预先声明他不熟悉我们的运动等等，但这终究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西欧社会党人所以犯这种可笑的错误，是因为他们向后看，不向前看，并且不了解，无论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宣传社会主义）都不能算作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1917年革命期间只是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始终未能采取正确的立场，就好象故意要提供一个实例来说明马克思的下述原理：小资产阶级在决定性的战斗中没有能力采取任何独立的立场。
　　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即从它创立苏维埃的时候起，就本能地表现出明确的阶级立场，因为它创立了苏维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则始终动摇不定。1917年春天和夏天，他们自己的朋友称他们为“半布尔什维克”，这不仅是俏皮话，而且是正确的评价。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例如在苏维埃、农村革命运动、直接夺取土地、前线联欢、支持或不支持帝国主义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总是今天“赞成”，明天“反对”。他们一方面帮忙，另一方面又不帮忙，是毫无主见、软弱无力的典型。他们向居民散布“拥护苏维埃”的空谈（要知道，他们一直把苏维埃称作“革命民主”，以与他们所谓的有财产资格的人对立起来），这不过是他们狡猾的政治手腕，而听信他们那一套的广大群众却倾心折服：“这是拥护苏维埃呀！”孟什维克的宣传也曾部分地为我们效力。
　　这个问题很复杂，说来话长，我把它简要地点一点就够了。我们亲眼看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个政策完全证实了我们的论点：把他们当作社会主义者是错误的。他们也许只在口头上和记忆中是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他们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
　　以上我谈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中农，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应当改变我们过去的、在革命的前一时期的口号，以便正确地估计目前的转变。你们知道，在10月和11月，这些分子是动摇不定的。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不调和的态度是对的。我们说，我们要消灭无产阶级的敌人，要在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代议制、苏维埃政权等基本问题上进行战斗。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妥协是完全正确的。
　　这以后，事变的进程向我们提出了和平问题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你们知道，布列斯特和约使小资产阶级分子离开了我们。
　　我们的外交政策导致了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我们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主幻想作了无情的斗争，为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无情的斗争，——由于这两种情况，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然离开了我们。你们知道，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始发生动摇，一部分铤而走险，一部分互相谩骂，一直骂到现在。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当然，我们丝毫不能怀疑，我们当时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现在来证明这一点，就是旧事重提，因为德国革命已经再好不过地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人们责备得最多的，我们从觉悟低的工人群众那里听得最多的，就是认为我们毫无根据地把希望寄托在德国革命上，而这个革命始终没有发生。德国革命驳倒了所有这些责难，并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德国革命必然到来，我们在反对德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仅应当进行民族战争，而且应当进行宣传，从它内部进行瓦解。事变已经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再也用不着去证明了。关于立宪会议也是一样，在这里动摇是不可避免的，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的正确，因为现在西欧已经开始的一切革命都是在苏维埃政权这一口号下进行的，都在建立这种苏维埃政权。苏维埃——这就是各地革命的特征。苏维埃已经从奥地利和德国传到荷兰和瑞士（传到具有最老的民主主义文化的国家，这些国家甚至在同德国相比时也把自己称为西欧）。这些国家都提出了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就说明，资产阶级民主遭到历史性破产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臆造，而是绝对的历史的必然。远在几百年前，瑞士和荷兰就已经有了政治斗争，现在那里提出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并不是单纯出于对布尔什维克的好感。这就说明，我们对目前情况作了正确的估计。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策略的正确，所以这个问题用不着再来谈了。需要弄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抱有极深偏见的一个问题。只要回想一下西欧国家都经历过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议会制发展的历史，你们就会知道，这种偏见在40年代，在各国旧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曾经占过统治地位。这种观点在法国保持得最久。情况也只能是这样。小资产阶级在议会制问题上是最爱国的，同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比较，它是最爱国的。大资产阶级比较国际化，小资产阶级不大活跃，同其他国家很少联系，也没有卷入世界范围的商业周转。因此，可以料到，正是在议会制问题上，小资产阶级肯定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俄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我们的革命同爱国主义作了斗争。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曾经不得不反对爱国主义。我们说，如果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你就应当为了国际革命而牺牲自己的一切爱国主义情感，这个革命一定会到来，它现在还没有到来，但如果你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就应当有信心。
　　很明显，我们这样说，当时只能把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很明显，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当时都不赞同我们的观点。我们那时不能指望这一点。小资产阶级怎么会接受我们的观点呢？当时我们不得不实行最严峻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经历了几个月迷恋于幻想的时期。如果你们看看西欧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幻想在那里几十年都没能消除。你们看看荷兰、法国、英国等国的历史就知道了。当时我们必须粉碎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什么人民是一个统一体，什么人民的意志可以通过阶级斗争以外的东西来体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任何妥协，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我们纵容了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立宪会议幻想，我们就会葬送整个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为了狭隘的民族利益而牺牲国际革命的利益，国际革命是循着布尔什维克道路前进的，因为它不是民族革命，而是纯粹无产阶级的革命。正是这种情况使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离开了我们。他们跑到了街垒的那一边，落到了我们的敌人那一边。当杜托夫分子开始暴动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在杜托夫分子、克拉斯诺夫分子和斯科罗帕茨基分子中有同我们作过斗争的政治力量。在我们这边的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
　　你们知道，当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极其猖獗的时候，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富农暴动。只是城市无产阶级同农民的亲密团结才使我们的政权得以巩固。只有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的帮助下，才坚持了反对一切敌人的斗争。而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站在捷克斯洛伐克军、杜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诺夫分子那一边。这种情况要求我们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采取战争的恐怖手段。不管人们怎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谴责这种恐怖主义（我们从一切动摇的社会民主党人那里都听到过这种谴责），我们很清楚，恐怖手段是由激烈的内战造成的。它是由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倒戈造成的。他们用各种手段，用内战、收买、怠工等等来同我们作战。正是这些条件使得恐怖手段势在必行。因此，我们不应该后悔，不应该否定恐怖手段。我们只是应当清楚地了解，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哪些条件造成了斗争的尖锐化。这些特殊条件是：当时我们不得不反对爱国主义，我们必须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来代替立宪会议。
　　国际政治一发生转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状况也必然发生转变。我们看到他们那个阵营里人心正在变化。我们从孟什维克的宣言中看到他们在号召放弃同有产阶级的联盟，这是孟什维克向自己的朋友，向那些同杜托夫分子、捷克斯洛伐克人、英国人结成联盟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发出的号召。他们向这些人呼吁，要他们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现在每个人都很清楚，除了英美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同布尔什维克政权相抗衡。这种动摇也发生在社会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中间。本来知识分子所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偏见最多，爱国主义的成见最深，现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
　　现在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根据阶级关系确定自己的策略，要确实弄清这个问题，弄清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偶然性，是无主见的表现，是没有任何基础的动摇呢，还是相反，是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根源的过程。在考察这整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想一想理论上已经确定的无产阶级对中农的态度，想一想我国革命的历史，那就可以肯定地回答，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不是个人的。它关系到俄国千百万处于中农地位或相当于中农的地位的人。这种转变关系到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曾经带着疯狂的愤恨情绪反对我们，因为我们当时不得不损害他们的一切爱国主义情感。而历史现在竟使爱国主义转到我们这边来了。很明显，不用外国的刺刀就推翻不了布尔什维克。以前人们希望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会是真正的民主派，并一直抱着这种幻想，现在英、法、美对德奥两国提出的和约彻底打破了这种幻想。英国人的所作所为，好象是特意在证明布尔什维克对国际帝国主义的看法是正确的。
　　因此，在同我们作过斗争的党派中间，例如在普列汉诺夫的营垒中间，就有人说：我们错了，我们原来以为德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而法、英、美等西方国家会给我们带来民主制度。事实表明，这些西方国家提出的和约的污辱性、贪婪性和掠夺性比我们的布列斯特和约要厉害百倍。事实表明，英国人和美国人是扼杀俄国自由的刽子手和宪兵，过去起过同样作用的有俄国刽子手尼古拉一世，还有充当刽子手来扼杀匈牙利革命的帝王们，现在这个角色由威尔逊的代理人来担任了。他们绞杀奥地利革命，他们扮演宪兵角色，他们向瑞士提出最后通牒：你们要是不去同布尔什维克政府作斗争，我们就不给粮食。[94]他们对荷兰说：不得接受苏维埃使节，否则我们就要实行封锁。他们的武器很简单，就是一条饥饿的绳索。他们就是用它来绞杀各国人民的。
　　最近的历史，即战时和战后的历史，发展得异常迅速。它证明英法帝国主义是和德帝国主义一样卑鄙的帝国主义。不要忘记，美国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那里的帝国主义同样凶残，在那里，国际主义者不仅遭到私刑拷打，而且被暴徒拖到街上，剥得精光，浇上沥青，活活烧死。
　　这些事件非常有力地揭穿了帝国主义，并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苏维埃政权，要么是英法用武力把革命完全扼杀掉。这里已经谈不上同克伦斯基达成协议了。你们知道，他们把克伦斯基当作挤干了的柠檬扔掉了。他们同杜托夫和克拉斯诺夫勾结在一起。现在小资产阶级度过了这段时期。现在爱国主义把它推向我们这一边，——结果就是这样，历史就是这样迫使它行动的。我们大家都应当注意世界历史上这个大量存在的经验。决不能保卫资产阶级，决不能保卫立宪会议，因为它实际上只对杜托夫和克拉斯诺夫之流有利。这看来很可笑：立宪会议怎么竟成了他们的口号。可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因为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还在台上的时候召开的。立宪会议成了资产阶级的机关，而资产阶级是站在实行反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帝国主义者一边的。资产阶级不顾一切，要用最卑劣的手段扼杀苏维埃政权，只要能消灭苏维埃政权，把俄国出卖给谁都行。
　　正是这种政策引起了内战，并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我们。当然，这部分人的动摇永远是不可避免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刚刚打了几个胜仗，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散布流言，说捷克斯洛伐克军必然胜利。他们从莫斯科发出电讯，说莫斯科已被包围，就要失陷。我们很清楚，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打几次哪怕是小小的胜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首先张皇失措，开始散布敌人会胜利的种种流言。但是革命表明反帝国主义的起义必不可免。现在我们的“盟国”成了俄国的自由和独立的主要敌人。如果苏维埃政权得不到巩固，俄国就不可能独立，也不会独立。这就是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由于这种转变，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确定自己的策略。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和解，小资产阶级在反对我们，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要求我们使用恐怖手段。现在，谁要想把那个时期我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口号机械地搬过来，他就大错特错了。现在这样做，就不是立场坚定，而不过是愚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不够理解。当我们必须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从狭隘的爱国主义来看，这一步骤是背叛祖国；而从世界革命来看，这却是对世界革命帮助最大的正确的战略步骤。世界革命正是在苏维埃政权成为全民制度的今天爆发的。
　　现在，虽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仍在动摇，但是他们的幻想已经破灭了。我们当然应该估计到这种情况以及其他种种情况。从前我们持另一种观点，当时小资产阶级站在捷克斯洛伐克军一边，非使用暴力不可，因为战争就是战争，我们就得象在战争中那样行动。可是现在，这些人开始转向我们了，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以前我们的传单和报纸上提的是另一个口号，就避开他们。既然看到他们朝我们这边转了一半，我们就应当把传单重新写过，因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我们的态度已经改变了。我们应当说：欢迎欢迎，我们是不怕你们的。如果你们以为我们只会使用暴力，那就错了。我们是可以达成协议的。那些顽固守旧、满脑子资产阶级偏见的分子，一切合作社工作者，一切同资产阶级联系最多的劳动者，是可以转到我们这边来的。
　　拿整个知识界来说吧。他们从前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于养尊处优。既然他们动摇到捷克斯洛伐克军那边去了，我们的口号就是无情的斗争，实行恐怖。现在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情绪有了转变，我们的口号就应当是实行妥协，建立睦邻关系。当我们看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一批人表示他们想对苏维埃政权保持中立时，我们就应当说：“中立”和睦邻关系，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毫无用处的陈词滥调，这些都不过是陈词滥调而已，但是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来加以讨论。我们向来就是这样看的，我们从来没有指望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会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切实的建议我们应当讨论。
　　我们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说过，无产阶级应当是统治其他一切阶级的阶级。我们不可能在共产主义完全实现以前消灭阶级差别。阶级将仍然存在，因为我们还没有消灭剥削者，即大资产阶级和地主，我们正在无情地剥夺他们。但是对待中农和小农，又当别论了。在无情地镇压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同时，我们应当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吸引过来。当他们说他们愿意中立、愿意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的时候，我们回答说：我们也只需要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期望你们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我们继续站在无情地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立场上。在这方面，我们是无情的，是不可能搞什么调和妥协的。但是我们知道，任何法令都不能使小生产转变为大生产，这里需要通过事变进程逐渐做到使人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些分子永远也不会成为有信念的社会主义者，成为地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只是在看到没有出路的时候，才会成为社会主义者。现在他们看到：欧洲已经垮下来，帝国主义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都救不了命，只有实行苏维埃政权才是出路。所以，现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种中立态度和睦邻关系，不仅不使我们感到可怕，而且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如果从实行专政的阶级的代表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说：我们永远不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有更多的指望。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够了。你们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而我们拥有国家政权。孟什维克先生们，在你们发表了关于“同盟者”的言论以后，我们很乐意使你们合法化。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将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党内还有孟什维克“积极派”，对待他们，我们的斗争方法仍然照旧，因为“积极派”是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朋友，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军还没有被赶出俄国，你们仍然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把国家政权保留在自己手里，只保留在自己手里。对那些同我们保持中立关系的人，我们是作为这样一个阶级对他们讲话的，这个阶级手中掌握着政权，把自己那锐利的武器完全对着地主和资本家，并且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如果你们愿意投到捷克斯洛伐克军和克拉斯诺夫分子那边去，那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是怎样进行斗争的，而且今后还要斗下去。如果你们愿意学习布尔什维克的榜样，那我们就走同你们妥协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不通过一系列妥协，反复加以检验、审查和对比，国家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我们一开始就走上了这条道路，例如我们通过了土地社会化法令，并逐渐把它变成一种能把贫苦农民团结在我们周围去反对富农的手段。今后只是随着无产阶级运动在农村中的胜利，我们才会逐步过渡到由集体共同占有土地和共同耕种土地。除非依靠农村中纯粹无产阶级的运动，否则这个任务是无法实现的，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毫无疑问，这里只有实际经验、只有现实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
　　同中农、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同合作社工作者妥协的任务是各不相同的。如果对象是那些还保存着小资产阶级的传统和习惯的协会，这个任务就会有所改变。如果说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任务又会有另一些改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不定，但他们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我们知道，只有利用大资本主义文化因素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而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因素。我们过去不得不同他们作无情的斗争，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事变的进程，是事变进程使得一切“民主主义者”和一切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人离开了我们。现在出现了利用这些知识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永远也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事变和相互关系的客观进程促使他们对我们采取中立立场，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我们永远也不会依靠知识分子，我们只会依靠率领着全体无产者和全体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是不可能有其他的依靠的。但是依靠体现专政的阶级是一回事，而统治其他的阶级又是一回事。
　　你们记得恩格斯甚至在谈到如何对待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民时说过，这样的农民也许不必全都加以剥夺［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5页。——编者注］。我们的做法是普遍加以剥夺，在我们的苏维埃中就没有富农。我们压制他们。当他们钻进苏维埃，企图凭借它来压迫贫苦农民时，我们就在肉体上镇压他们。你们看到，这里是如何实行一个阶级的统治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统治。但实行统治，对小农是一种方式，对中农又是另一种方式，对地主不同，对小资产者又不同。全部任务在于我们要懂得国际条件所促成的这种转变，要懂得过去半年的革命历史中习惯了的口号必须加以改变，因为这里谈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应当说：我们要把政权保持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的口号是妥协，但我们曾被迫使用恐怖手段。合作社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先生们，如果你们真正同意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那就请你们完成一些任务。如果你们不完成，那就是违法者，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要同你们作斗争。如果你们主张保持睦邻关系，又能完成这些任务，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有坚强的后盾。你们的软弱性我们从不怀疑。但我们需要你们，这点我们也不否认，因为你们是唯一有文化的分子。
　　假如我们不必利用资本主义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任务就容易得多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就在于我们不得不利用被资本主义完全侵蚀了的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过渡的困难也就在于，实行过渡必须有专政，而专政又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才能领导。因此我们说：路线将由受过严格训练、已经成为一支能够粉碎资产阶级的战斗力量的无产阶级来决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许多过渡的阶层，我们对他们的政策现在应当纳入我们在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轨道，而且现在我们能够实行这种政策。我们面前有一系列的任务，一系列的妥协和技术性的任务，我们作为实行统治的无产阶级政权应当能够提出这些任务。我们应当能够给中农提出一项任务：帮助商品交换，揭发富农。给合作社工作者提出另一项任务，他们拥有大规模进行产品分配的机构；我们应当把这个机构利用起来。对知识分子我们应当提出完全不同的任务；他们已无力继续怠工，现在想做我们最和睦的邻居，我们应当使用这些知识分子，给他们一定的任务，监督和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对待他们就象马克思所说的对待巴黎公社的职员那样：“每一个雇主都会给自己挑选适当的助手、会计，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善于纠正他们的错误，如果他们不合用，就用新的好的工作人员代替他们。”［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页。——编者注］我们用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的分子建设政权。如果连知识分子这样的资本主义文化遗产都不利用，我们就无法建设政权。现在我们可以把小资产阶级当作受到国家政权严格监督的好邻居对待。在这里，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懂得，实行统治并不意味着由他自己去完成这一切任务。谁这样想，他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一窍不通，就是在一年的革命和专政时期中什么也没有学到。这样的先生，最好还是进学校去学点东西。谁在过去这段时间学到了一些东西，他就会说：现在我就是要利用这些知识分子来搞建设；反正我有农民这个坚强的后盾。我们应当记住，只有在这个斗争的进程中，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的一系列妥协和妥协的试验，才会创造出能导致社会主义的建设形式。
　　我们记得，恩格斯说过，我们应当采用示范的办法［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0页。——编者注］。在到达完全的共产主义以前，任何形式都不是最终的。我们不敢说我们准确地知道道路怎样走。但是我们必然会确定不移地走向共产主义。现在的每一个星期的收获，胜过平静时期的几十年。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来的半年，是对我们不利的动摇不定的时期。西欧的革命开始效法我们，它一定会加强我们的力量。我们应当估计到已经发生的变化，估计到一切因素，不存任何幻想。我们知道，动摇者仍将是动摇者，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话。这个日子也许不会来得那么快，虽然德国革命事变的进程使人相信，事情的发展将比许多人预料的要快。德国革命的发展同我国革命的发展情况一样，但是更加迅速。总之，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同英美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他们感到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力量，因此力图以最快的速度来扼杀我们，想首先消灭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然后再消灭本国的布尔什维克。
　　我们应当利用那些被帝国主义者的兽行推向我们这边来的动摇分子。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你们很清楚，在战争中无论什么援助，即使是间接的援助，也不能忽视。在战争中，就连动摇阶级的状况也有巨大的意义。战争愈激烈，我们就愈应该去影响正在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动摇分子。由此可见，我们已经实行了半年的策略应当有所改变，以适应在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各个不同阶层方面的新任务。
　　如果我能使党的工作人员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促使他们通过一步一步的试验去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就可以认为我的任务是完成了。


载于1918年12月5日和6日《真理报》第264号和第26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207—224页


2
关于报告的总结发言


　　同志们，我最后还要谈几点意见。首先，我想回答这里涉及的所谓教条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和第584页。——编者注］，我想我们应当首先和特别注意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死背硬记的教条。应该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我们一直这样说，而且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是适当的，我们从来没有陷入机会主义，而只是改变策略。这决不是背弃学说，决不能叫作机会主义。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再三地说，这个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其次，谈谈斯切克洛夫同志的意见：我们要同谁妥协，是同司令部呢，还是同群众？我的回答是：首先当然是同群众，然后是同司令部，至于什么时候必须同司令部作斗争，一切由那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这一点就回头要谈，可是现在，我着不出有同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妥协的任何实际可能性。有人对我们说：妥协就意味着要放弃些什么；你们要放弃什么呢，你们将怎样背弃基本路线呢？这样做就是变节，但如果这只是指实际做法，那并不新奇。当然，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原则。现在来谈这一点没有意义。15年前，关于基本路线和原则发生过争论，可惜那时我主要是在国外而不是在俄国进行这种争论。现在说的是国家权力，而放弃国家权力，即使是一点点，那也是根本谈不到的。难怪威尔逊宣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世界布尔什维主义。全世界的资产者都在这样说。既然他们准备向我们进攻，就说明他们已经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仅是俄国的现象，而且是世界的现象。布尔什维克要是提出同资产阶级搞某种妥协，那就既可笑又可怜了。何况革命的烈火已延烧到许多国家，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府都不会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
　　瑞士的资产阶级在最近的事变发生时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是俄国人，我们决不把政权交给你们。赞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沙杜尔大尉写道，他看到俄国资产阶级的令人吃惊的驯服甚为惊讶，说他们法国的资产阶级不会这样。那里的资产阶级会凶狠得多，内战一旦爆发，必定会采取最残酷的形式，这是毫无问题的。
　　一年的无产阶级专政已在实际上把问题完全解决了，现在没有一个农民、没有一个工人会想到同资产阶级妥协。至于说妥协不是什么新东西，我完全同意。我只希望我们能共同来商量这些问题。
　　使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特别是小知识分子离开我们的那些情况，如在德帝国主义进攻时期争取布列斯特和约的无情斗争，已经过去了。但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如果取得胜利，哪怕是暂时的胜利，仍然会使这些知识分子和小民主派再度动摇，散布惊慌情绪，实行倒戈，这一点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同他们妥协，只是为了在一定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一定的成果。这种策略既不会引起争论，也不会引起惊异。可是它并不为人所理解，这一点已为很多人，甚至象马克西莫夫同志这样有影响的莫斯科苏维埃委员所证明。马克西莫夫同志说，同欣丘克不应该妥协，而应该合理磋商。当我们在春天颁布了第一个关于合作社的法令的时候，他们向我们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我们对他们作了让步。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妥协，这种政策也不能叫作别的什么。如果每个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能经常对自己说，对一切同志反复说，要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合理磋商，把这作为一条守则，那我就很满意了。
　　迄今为止，我们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地方工作中，距离合理磋商还很远。相反地，我们往往不是进行合理的磋商。有人责难我们那样要求，他们不了解，不那样做就无法进行新的建设。那种没有学会建设就能建设新生活的天才是没有的。正当需要同实践家进行合理磋商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这个本事。要开一个小铺，就得懂行。需要有行家。我们布尔什维克很少有机会在这种实际工作中运用自己的知识。我们很少有缺乏鼓动员的情况，而最感缺乏的，是实际的领导者，是组织者。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年的经验，但这种情况至今还存在。任何人，只要他在这方面有相当的经验，只要他提出中立和睦邻关系的口号，就要同他合理磋商。如果他会开小铺，会分配商品，如果他能教会我们哪怕是一点儿东西，如果他是一个实践家，这就算人才难得了。
　　任何人都知道，从我们胜利那天起，布尔什维主义的“朋友”中就有许多敌人。我们队伍里经常混进一些非常不可靠的、骗人的分子，他们在政治上总是动摇、出卖、背叛、变节。这一点我们十分清楚，不会因此改变主张。这从历史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孟什维克责备我们，说苏维埃职员中间有大批混进来的、连普通公民都不如的分子。我们对他们说：我们到哪里去物色好人呢，我们怎样做才能使好人一下子就信任我们呢？那种一下子就能取得胜利、征服人心，一下子就能取得人们信任的革命是没有的。革命在一个国家开始了，而在其他国家人们对它还抱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我国革命是一场恶梦、一团糟，他们对我们称之为苏维埃的有组织的“乱糟糟的”会议不抱任何期望。这也是十分自然的。我们需要征服的领域还很多。因此，当人们说欣丘克会开小铺，应当跟他合理磋商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跟其他人也要磋商，要使用那些会办许多事情的小资产者。
　　如果我们能让地方工作人员牢牢记住“要磋商”这个口号，如果我们懂得觉醒起来掌握政权的是一个新的阶级，从事管理工作的是一些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复杂的事情的人，他们自然会犯错误，——如果这样，我们就不会惶惶不安了。我们知道，要管理就免不了犯错误。然而在错误之外，我们还看到人们不善于利用政权，把政权仅仅当作权力来行使，他们说，权在我手里，我下命令，你就得听。我们说：对工会、农民和合作社工作者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对这一大批人不要用这个口号，现在它已经用不着了。因此，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同知识分子合理磋商，——这才是我们的任务。当然，我们是依据我们的纲领来磋商的，我们是作为政权来磋商的。
　　我们说：你们是真的从敌对立场转到中立和睦邻关系的立场上了吗？你们是真的不再同我们敌对了吗？如果不是，我们是不会马虎过去的，我们要坦率地说，要打仗就打吧，我们过去就是象在战争中那样行事的。但是，如果你们由敌对转为中立，如果他们讲睦邻关系（这话我是从那些并不属于共产主义者阵营而昨天还很靠近白卫分子阵营的人的声明中引来的），那我说：既然有大批的人从昨天的敌对转为今天的中立和睦邻关系，我们就需要继续自己的宣传。
　　赫梅尔尼茨基同志没有必要担心孟什维克会用自己的宣传来指导工人阶级的生活。我们谈的不是那些不懂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谈的不是他们，也不是小资产阶级官僚；同孟什维克就是要进行思想斗争，进行不调和的战争。对孟什维克来说，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且你愈是心平气和地向孟什维克证明这一点，他就愈加暴跳如雷。如果认为我们会把自己既得的地位让出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那就错了。我们一丝一毫也不会让的。
　　施米特同志所举的例子证明，甚至比较接近资产阶级的那部分无产者（如印刷工人）、在工商企业中办事的小资产阶级职员和资产阶级银行职员，都因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蒙受很大的损失。我们查封了大批资产阶级报纸，实行了银行国有化，堵塞了银行职员靠投机致富的许多门路。但是，就在这个阵营中，我们也看到了动摇，我们看到，他们正在转向我们。如果说欣丘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会开小铺，那么银行职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通晓金融业的技术。我们中间很多人虽在理论上熟悉金融业，但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暴露出实在太差。对于一个通晓这门技术并声称自己已从昨天的敌对转为今天的中立和睦邻关系的人，我就要同他磋商。我们说：同任何人都要合理磋商。在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中，如果杰出的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委员马克西莫夫同志能实行他主张对知识分子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实行的那种策略，那我就心满意足，喜出望外了。
　　下面谈谈合作社问题。按斯切克洛夫同志的说法，合作社搞得很糟。马克西莫夫同志关于合作社问题则说，不应该写出人民委员会最近颁布的那种法令。我们在实际工作方面意见不一致。只要小资产阶级不采取敌对态度，就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同他们妥协，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如果旧的规定不合用，那就应该改变，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的需要。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方面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合作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合作社机构是一个供应机构，它依靠的本来不是资本家的个人主动性，而是劳动者的广泛参加。考茨基在他成为叛徒以前很久说得很对：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大合作社。
　　如果我们真想建立监督工作并且实际组织几十万人的经济，我们就不应当忘记，社会主义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富有实际经验的托拉斯领导人对他们是会有用处的。现在经验表明，小资产阶级分子已从敌对转为中立。同时必须明白，他们会开小铺。我们不否认，欣丘克作为一个思想家是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的，而且他们这些人都有这种味道，但同时他们也有实际知识。就思想方面来说，所有的大炮都在我们这边，他们一门大炮也没有。既然他们说，他们不再敌对，要转为中立，那我们应该考虑到，现在同成千上万个不如欣丘克有本事的人也在进行合理的磋商。我说，必须善于同他们磋商。在实际建设方面，他们的知识更多，本事更大，应该向他们学习。让他们向我们学习如何影响国际无产阶级，而如何开小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这一行我们不会。这里各个方面都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技术人员。
　　关于合作社，我不明白，为什么说那里糟得很。我们在通过第一个关于合作社的法令的时候，曾邀请了一些不仅不是共产党员而且在立场上很接近白卫分子的人到人民委员会来参加讨论，我们同他们商量，问他们：这条你们能接受吗？他们说：这条可以，那条不行。如果只看表面，不仔细想，当然就会认为这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竟邀请了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代表，并根据他们的意见删去了法令中的几项条款。例如删去了关于免费使用和加入无产阶级合作社的条款。我们觉得这些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他们却拒绝接受我们的提议。
　　我们说，我们应该跟他们妥协，这些人开小铺的本领比我们强得多，这一行我们不熟悉，但是我们决不放弃斗争。在我们颁布了另一个同样的法令的时候，马克西莫夫同志说：不必写出这样的法令，因为法令上说，关掉了的合作社要重新开张。这就说明，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中间，也象在我们中间一样，存在着某些误解，即使为了消除误解，也需要举行象今天这样的会议和座谈。我们曾经指出，为了事业的利益，我们打算不仅利用一般的工会，而且利用工商业职员联合会，而工商业职员向来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但这些人既然跑来向我们表示同意保持睦邻关系，那就应该热情相迎，握住他们伸出的手，别怕你的手会断。我们不会忘记，明天英法帝国主义者一进攻，他们就会掉过头去，最先跑掉。但只要这班人、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没有逃跑，我们就要反复申明：应该同他们接近。因此我们通过了星期天公布的那个法令，马克西莫夫同志不喜欢这个法令，表明他还在使用旧的、已经不适合新形势的共产主义策略。我们昨天写了这个法令以后已经收到了职员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95]作为答复，如果我们在转变已经开始、情况已经变化的时候还说搞的不是时候，为什么还写这个法令，那我们就成傻瓜了。
　　武装的资本家会愈来愈顽强地进行战争，因此，在实际建设中利用这个即使是暂时的转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整个政权都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不关掉合作社，而且让关掉的重新开张，因为我们是在合作社帮助白卫分子进行鼓动的时候把它们关掉的。可是任何一个口号都有可能变得僵硬而不符合需要。在全国各地掀起关掉合作社、围剿合作社的浪潮，这是当时形势的要求。现在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合作社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它同中农保持着联系，它把那些零星分散的农民阶层联合起来。这些欣丘克做的是一件由资产阶级分子开创的有益的工作。当这些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说他们已从敌对转为中立、转为睦邻关系的时候，我们应当说：我们需要的也就是这一点。来吧，好邻居，我们来合理磋商吧。我们尽力协助你们，让你们行使自己的权利，研究你们的要求，给你们各种特权，不过你们也得执行我们的任务。如果你们不做到这一点，那你们别忘了，肃反委员会的全部机构都在我们手里。如果你们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不执行我们的任务，那么整个国家监察机构都在我们手里，我们会把你们看作国家意志的违犯者。你们应该把每一戈比的用途给我们报清楚，违反这一条，就要以违犯国家意志和国家法律论处。
　　全部监察机构都在我们手中，但目前把这些人吸引过来，即使是暂时地吸引过来——这一任务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看虽不算艰巨，对我们说来却是十分必要的。它能加强我们在战争中的地位。我们没有象样的后方。这可以使我们获得道义上的胜利，因为可以让西欧帝国主义看到，他们在我们这里将会遭到有力的反击，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反对进攻俄国的工人无产阶级反对派。因此，我认为，根据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意见所能作出的判断，我们感到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一致。即使还有分歧，那也不是重大的分歧，因为大家都承认必须同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同知识分子、合作社工作者以及尚未承认我们的工会合理磋商，同时又决不放弃政权。如果我们在整个冬季坚定地执行这个政策，那么，我们一定会使整个国际革命事业得到很大的好处。


载于192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225—233页


　　注释：

　　[93]1918年，俄共（布）中央经常召开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以讨论当前政策中的重大问题。由于当年秋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了苏维埃政权方面，11月27日莫斯科党的工作人员大会讨论了关于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问题。列宁就这个问题在会上作了报告，并在讨论结束后作了总结发言。——202。
　　[94]这里很可能是指由于美国公使进行了要挟，瑞士政府将以扬·安·别尔津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全权代表处全体人员驱逐出瑞士一事。《真理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8年11月13日和20日）都报道了这件事。别尔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11月25日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俄罗斯联邦驻瑞士全权代表处的工作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件事。
　　列宁在下面谈到的关于荷兰政府拒绝俄罗斯联邦全权代表入境一事，见注74。——211。
　　[95]指载于1918年《职员通报》杂志第11—12期合刊的全俄职员工会理事会给人民委员会的呈文。其中指出有必要吸收职员工会会员参加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11月21日法令（见注84）所进行的组织供应的工作。——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