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34卷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55] （1918年5月26日） （列宁同志出现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同志们，请允许我首先代表人民委员会向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表示祝贺。（鼓掌） 同志们，现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担负着一项困难而又最能收效的任务。毫无疑问，十月革命的成果愈扩大，由十月革命所开始的这个变革愈深入，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愈稳固，社会主义制度愈巩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作用就愈增大和提高。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将来只有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够保持自己巩固的地位，我们愈接近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于纯行政机构，即实际上只是做管理工作的机构的需要愈减少，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这种地位就愈巩固。在剥削者的反抗被彻底粉碎以后，在劳动者学会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以后，——这种原来意义的、狭义的管理机构，旧国家的机构，必定消亡，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必定成长、发展和巩固，它将担负起有组织的社会的一切最主要的活动。 同志们，所以在研究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验以及与它有密切的工作联系的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验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没有丝毫的根据作出任何悲观的结论，尽管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没有组织就绪。因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区域和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所担负的任务这样巨大，这样无所不包，所以根本没有理由对我们大家看见的现象产生忧虑。有很多次——当然，在我们看来，也许次数过多——没有采用俗话说的“七次量衣一次裁”的办法。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组织经济，可惜并不象这个俗话所说的那样简单。 随着全部权力——这一次不仅是政治权力，而且主要的甚至不是政治权力，而是经济权力，即涉及人们日常生活最深基础的权力——转归新的阶级，而且是转归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领导大多数人民即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阶级，我们的任务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不言而喻，在组织任务极其重要而又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当我们必须完全按照新的方式来组织亿万人生活的最深基础的时候，十分明显，这里没有可能象俗话所说“七次量，一次裁”那样简单地处理事情。实际上，我们不能预先量很多次，然后再裁剪和缝制已经完全量好的衣料。我们必须在工作进程中考查这些或那些机关，在实践中观察它们，用劳动者集体的共同经验，而主要是用工作结果的经验来检查它们，我们必须在工作进程本身中，而且是在剥削者进行殊死斗争和疯狂反抗的情况下（我们愈是接近彻底拔掉资本主义剥削制的最后几个坏牙，这些剥削者也就愈加疯狂），来建造我们的经济大厦。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根本没有理由悲观失望，虽然我们有时甚至在一个短时期内要几次改组国民经济各种部门进行管理的形式、规章和机构，——自然，这是资产阶级和高贵的感情受到侮辱的剥削者老爷们进行恶毒攻击的一个充足的理由。当然，由于有时三番五次地改变管理的规章、准则和法规，那些最接近和最直接参加这种工作的人，例如水运总管理局的人，自然有时觉得很不愉快，对这样做不可能太满意。可是，如果稍微抛开因法令过于频繁改动而直接引起的不愉快，如果目光稍微放远些去看看俄国无产阶级暂时还只能依靠本身不足的力量去完成的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么立刻就会明白：甚至作更多次的改动，在实践中对各种管理制度和整顿纪律的各种规定进行试验，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伟大的事业中，我们决不能要求，而且无论哪个谈论未来远景的有卓见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来不会想到，我们能够根据某种预先作出的指示立即构思出和一下子规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优秀的学者、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最大的思想家给我们准确地指出的一切，就是社会的改造在历史上必然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路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运已为历史所注定，它必将崩溃，剥削者必然要被剥夺。这个道理已经以科学的精确性阐明了。当我们举起社会主义旗帜，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着手改造社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当我们取得政权以便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但是，无论改造的形式或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我们都不可能知道。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人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指示，这是因为对于我们的事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前无论在地主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左右历史的成千上万上层分子的经验都是不够的。我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依靠共同的经验，千百万劳动者的经验。 所以我们知道，作为苏维埃的主要的、根本的和基本的任务的组织工作，必然会要求我们进行许多试验，采取许多步骤，作出许多变动，使我们遇到许多困难，尤其是在怎样使人人各得其所方面，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需要我们自己来定出每一个步骤，而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错误愈是严重，我们就愈是坚信：随着工会会员人数每增加一次，随着一直遵照传统和习惯生活的被剥削劳动者从他们的营垒转到苏维埃组织建设者营垒的人数每增加几千人，几十万人，能够适应工作需要并能使工作步入正轨的人数也会增加。 拿国民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特别经常遇到的一项次要任务——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这项任务来谈。我们大家都知道，至少那些站在科学和社会主义立场上的人都知道，这个任务只有在国际资本主义发展了劳动的物质技术前提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种劳动是大规模的，是建立在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因而也是建立在造就出大批科学上有造诣的专家的基础上的。我们知道，不实现这个任务，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有些社会主义者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多读读这些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毫无例外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摆脱资本的奴役，摆脱做卑污的资本主义私利的奴隶的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 我们必须依靠敌视这一点的分子来实现它，因为资本愈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工人所受的迫害也愈厉害。当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的时候，当政权在这些群众的拥护下提出自己任务的时候，我们要在资产阶级专家的帮助下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些专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受的教育，他们没有见过另外的环境，也不能想象另外的社会环境，因此，就是在他们非常真诚和忠于自己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也是满脑袋资产阶级偏见，同垂死的、腐朽的、因而进行疯狂反抗的资产阶级社会有着他们觉察不到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不能不看到完成任务会遇到的这些困难以及获得的成绩。在一切论述过这个问题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我不记得在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或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见中曾经谈到，已经夺得了政权的工人阶级在它着手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从历史的角度讲对我们是必然需要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时，会遇到哪些具体实际的困难。这用一般的公式，用抽象的对比来谈是容易的，可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并不会马上死亡，而且它愈是接近死亡，就愈是疯狂地进行反抗），这个任务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在这方面进行试验，屡次修改局部的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还不能在国民经济的哪一个部门中，马上把专家由资本主义的服务者变成劳动群众的服务者，变成劳动群众的顾问。如果我们不能马上做到这一点，那也丝毫不会使我们悲观失望，因为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困难任务。我们并没有闭眼不看这件事实：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远不象俄国这样落后，即使我们所处的条件比经过四年空前艰苦、破坏惨重的战争以后的条件要好得多。谁只指出明显的力量不相称的情况，而掉头不顾在俄国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他就象思想僵化的套中人，他只看到自己的鼻子尖，忘记了没有一次稍微重大的历史变革不出现许多力量不相称的情况。力量是在斗争过程中随着革命的增长而增长的。当国家已经走上了进行最伟大的改造的道路的时候，这个国家和已经在这个国家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功绩，就在于我们已经在实践上直接着手实现那些以前在理论上抽象地提出的任务。这个经验是不会被忘掉的。无论如何，不管俄国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会有多么痛苦的曲折，终究不能夺去现在已经联合在工会和地方组织内、正在实践上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安排全部生产的工人们的这个经验。这个经验已经作为社会主义的成就载入史册，未来的国际革命将根据这个经验来建造自己的社会主义大厦。 我还要指出一个也许是最困难的、要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予以切实解决的任务。这就是关于劳动纪律的任务。老实说，在我们指出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应该承认，而且应该满意地着重指出：正是工会，工会的最大组织——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俄工会理事会这些联合了几百万劳动者的最高工会组织，首先独立地着手解决这个任务，而这个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要了解这个任务，就应该撇开那些个别的小挫折，撇开那些难以相信的困难，这些挫折和困难，孤立地来看，好象是不可克服的。应该站得更高，看到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在历史上的更替。只有持这种观点才能够看清楚：我们担负起多么巨大的任务，现在社会最先进的代表——被剥削劳动群众把1861年以前农奴制俄国的少数地主解决的一个任务（他们认为那是自己的事情）自己主动担当起来具有多么伟大的意义。以前，建立全国的联系和纪律是少数地主的事情。 我们知道农奴主－地主们是怎样建立这种纪律的。这就是使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侮辱和空前的苦役的折磨。请回忆一下由农奴制向资产阶级经济的全部过渡过程吧。你们已经看见的（虽然你们中间大多数人没有能够看见），以及你们从老一辈人那里听到的，1861年以后向新的资产阶级经济的这种过渡，是由旧的农奴制的棍棒纪律，由最无理性、最蛮横粗暴的侮辱和强制人的纪律，向资产阶级纪律，向饥饿纪律即所谓自由雇佣而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奴役制的纪律过渡，这个过渡在历史上看来是容易的，因为这是人类由一种剥削者转到另一种剥削者，因为这是掠夺和剥削人民劳动的少数人让位给另外的同样是掠夺和剥削人民劳动的少数人，因为这是地主让位给资本家，是在镇压被剥削劳动者阶级广大群众的情况下少数人让位给另外的少数人。但是，就是这种由一种剥削者的纪律代替另一种剥削者的纪律的更替，尚且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旧的地主－农奴主们诚心诚意地认为一切都会毁灭，没有农奴制是无法经营的，而新主人——资本家每走一步都碰到实际的困难，对于自己的经济往往束手无策。可以表明这个过渡的困难情况的一个物质上的标志，一个物证，就是当时俄国从国外定购了一些机器，为的是用机器做工，用最优良的机器做工，而结果是既没有会使用机器的人，也没有管理者。当时，俄国各地都出现优良的机器被搁置不用的情况，可以看出，从旧的农奴制的纪律转到新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纪律是多么困难。 所以，同志们，如果你们这样观察问题，你们就不会让那些人，让那些阶级，让资产阶级，让资产阶级走卒把你们弄得思想混乱，他们的全部任务就是散布惊慌失措和灰心丧气的情绪，制造对全部工作完全灰心的气氛，把全部工作描绘成毫无希望的事情，他们指出每一个别的无纪律和腐化的情况，并因此而鄙弃革命，似乎世界上，历史上有过任何一次真正的大革命，在群众制定新纪律的时候，不曾有过腐化现象、违反纪律现象和不经过痛苦的尝试步骤。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是第一次接近这样一个历史的起点；即真正由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来制定新的纪律，劳动的纪律，同志关系的纪律，苏维埃的纪律。我们并不要求也不指望在这方面迅速获得成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我们已经开始了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现在，我们正在一个还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内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纪律，我们感到自豪的是，一切觉悟的工人和全体劳动农民正在尽力帮助破坏这种纪律；现在，在群众中正在自愿地、主动地提高这样一种认识：他们不应该等待上面的命令，而应该根据自己生活的经验，用联合起来的劳动的新纪律，用拥有千千万万人口的整个俄国的联合起来的、有组织的工人和劳动农民的纪律，去代替那种建立在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奴役上的纪律。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但也是一项能收效的任务，因为我们只有切实解决了这个任务，才算是最终埋葬了我们要加以埋葬的资本主义社会。（鼓掌）
注释： [155] 列宁的这篇讲话是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5月26日—6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52人，代表5个区域、30个省和许多县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工会组织和工厂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占多数。 大会开幕前，5月23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在列宁参加下仔细地审议了有关大会的各项问题，确定了大会的议程。在讨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加·达·魏恩贝尔格关于建立国有化企业管理机构的报告提纲时，列宁建议把国有化企业管理体系简化为地方的工厂管理机构和中央的管理机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生产局），撤销一切中间的管理机构。 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以下问题：布列斯特条约的经济后果；俄国的一般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活动；俄国的财政状祝；国家预算；对外贸易；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地方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反对列宁关于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和管理的计划的有“左派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经过斗争，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原则方针通过了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以及关于必须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关于城乡商品交换、关于改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决定。代表大会还制定了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3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