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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8卷 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70] （1916年8—9月） 1894—1902年间的旧“经济主义”发表过如下的议论。民粹派被驳倒了。资本主义在俄国胜利了。这就是说，不必去考虑政治革命了。实际结论是：或者是“工人搞经济斗争，自由派搞政治斗争”，这是向右跳。或者是以总罢工代替政治革命来实行社会主义变革。这是向左跳，这是90年代末一个俄国“经济派”在他所写的一本现在被人遗忘的小册子里提出来的。[71] 现在新“经济主义”正在产生，它的议论也有类似的两种跳跃：“向右”——我们反对“自决权”（即反对解放被压迫民族，反对同兼并作斗争，——这一点他们还没有完全考虑到或者没有统统说出来）。“向左”——我们反对最低纲领（即反对为争取改良和争取民主而斗争），因为这同社会主义革命相“矛盾”。 自从这种正在产生的倾向在某些同志面前，即在1915年春天伯尔尼会议[72]上暴露出来以后，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幸而，当时只有一个遭到普遍反对的同志直到会议结束时还坚持这些“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思想，并且写了一个专门的“提纲”加以表述。当时没有任何人同意这个提纲。 后来还有两个人同意这位同志的反对自决的提纲[73]（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同上述“提纲”总的立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荷兰人的纲领”[74]于1916年2月在《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3号上一发表，便立刻显露出这种“误解”，因而又促使原“提纲”的作者把他的全部“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完完整整地重新端出来，而不仅仅是用来解释一个似乎是“个别的”条文。 绝对有必要再一次警告有关的同志：他们已经陷入泥潭，他们的“思想”无论是同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都毫无共同之处。再把问题“隐瞒”下去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就意味着助长思想上的混乱，并且使这种混乱向最坏的方面发展：说话吞吞吐吐，闹“私人”纠纷，搞没完没了的“摩擦”等等。相反地，我们的责任是无条件地和坚决地主张必须仔细考虑和彻底弄清已经提出的问题。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关于自决的提纲［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4—268页。——编者注］（用德文刊印，按《先驱》杂志第2期的校样）中，特意用不涉及个人的然而是极其详尽的形式把问题提出来，特别强调自决问题同争取改良和争取民主这个一般问题的联系，强调不允许忽视政治方面等等。原提纲（“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作者，在他对编辑部的自决提纲所提的意见中赞同荷兰人的纲领，这样他本人就特别清楚地表明：自决问题决不象代表正在产生的这种倾向的作者们所提的那样，是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一个一般的和基本的问题。 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代表在1916年2月5—8日召开的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会议[75]上收到了荷兰人的纲领。这个左派的任何一个成员，连拉狄克也不例外，都不赞成这个纲领，因为它把“剥夺银行”、“废除商业税”、“取消第一院”等等这样一些条文胡乱拼凑在一起。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全体代表一致地、三言两语地——甚至没有发言，只是耸耸肩膀——就把这个显然完全不适用的荷兰人的纲领抛开了。 1915年春天拟订的原提纲的作者却很喜欢这个纲领，他说：“实际上，我并没有说过更多的东西”（1915年春），“荷兰人考虑得很周到”：“他们在经济方面——剥夺银行和大生产”（企业），“在政治方面——成立共和国等等。完全正确！” 其实，荷兰人并不是“考虑很周到”，而是提出一个完全没有经过考虑的纲领。俄国倒霉的地方就是，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在最新的杰作中所抓住的恰恰是这种没有经过考虑的东西…… 1915年提纲的作者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自相矛盾，因为它“自己”在第8条（《具体任务》）中，也提出了“剥夺银行”，甚至还加上“刻不容缓”的字眼（和“专政措施”）。1915年提纲的作者，回忆起1915年春天伯尔尼的争论时，不满地惊叹道：“为了这一点我在伯尔尼挨了多少骂啊！” 这位作者忘记了或者没有注意到一件“小事情”，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第8条中明明分析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其中写道，那时就要“刻不容缓地剥夺银行”等等。第二种情况是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开始，那时就要等一等再谈这些好事情。 因为前面所谈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显然还没有开始，所以荷兰人的纲领是荒谬的。而提纲的作者在“加深”问题时，又回到（“每次都在这个地方……”[76]）他过去的错误：把政治要求（如“取消第一院”？）变成“表述社会革命的政治措辞”。 作者在原地踏步整整一年之后，又回到他过去的错误。这是他倒霉的“关键”所在，因为他弄不清楚怎样把已经到来的帝国主义同争取改良的斗争、同争取民主的斗争联系起来——正如已经寿终正寝的“经济主义”当时不善于把已经到来的资本主义同争取民主的斗争联系起来一样。 由此，就产生了民主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不能实现”这个问题上的十足的糊涂思想。 由此，就轻视当前、现在、此刻以及任何时候的政治斗争，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容许的（只有出自工人思想派[77]的“经济派”之口才是适当的）。 由此，就产生了那种从承认帝国主义而“堕落”到替帝国主义辩护的劣根性（正如已经寿终正寝的“经济派”从承认资本主义而堕落到替资本主义辩护一样）。 如此等等，等等。 要详细分析1915年提纲的作者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关于自决的提纲所提的意见中的一切错误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每句话都不正确！根本不能写几本小册子或著作来答复这些“意见”，因为“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倡导者整年都在原地踏步，根本不愿费心思周密地完整地阐明他们所说的“我们的意见分歧”是什么，如果他们想严肃地对待政治问题的话，这本来是他们对党的不容推卸的义务。 我只限于简单扼要地指出：作者是怎样运用他的基本错误，或者说是怎样“追加”错误的。 作者认为我自相矛盾，因为1914年我（在《启蒙》杂志[78]上）曾经写过，“到西欧社会党人纲领里”［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34页。——编者注］去找自决是荒唐的，而在1916年我却声称自决是特别需要的。 作者没有考虑一下（！！），那些“纲领”是在1875年、1880年、1891年写的[79]！ 下面按照（《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关于自决的提纲）各条谈一谈作者所提的意见： 第1条。作者还是抱着“经济派”的那种态度：不愿看到和提出政治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将为消灭政治上的民族压迫打下经济基础，所以我们的作者不愿意表述我们在这方面的政治任务！这简直是可笑的！ 因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并不否定反对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战争，所以作者不愿意表述我们在民族压迫方面的政治任务！！这一切都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和逻辑的例子；或者说是“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基本错误的逻辑表现。 第2条。反对自决的人被推说“不能实现”的借口完全弄糊涂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向他们说明了“不能实现”可能有的两种意义以及他们在两种情况下的错误。 1915年提纲的作者，甚至不打算提出自己对“不能实现”的看法，也就是说，接受我们的解释，即在这里有人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了起来，他却坚持这种糊涂思想！！ 他把危机同“帝国主义的”“政治”联系起来，我们的这位政治经济学家忘记了，危机在帝国主义以前就存在！…… 编辑部解释过，谈论自决在经济上不能实现，是胡说八道。作者没有回答，没有声明，他认为自决在经济上不能实现；他退出了争论阵地，跳到政治方面（“还是”不能实现），尽管已经清清楚楚地向他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在政治上共和国也完全和自决一样地“不能实现”。 作者在这里逼得无路可走，又“跳了”一次：他认为共和国和全部最低纲领都仅仅是“表述社会革命的政治措辞”！！！ 作者不坚持自决“在经济上”不能实现，而跳到政治方面。他把政治上的不能实现推广到全部最低纲领。这里除“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逻辑以外，既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丝毫逻辑。 作者想悄悄地（他本人并没有考虑过也没有拿出过任何完整的东西，没有花点功夫去草拟自己的纲领）抛弃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他整年原地踏步，这是毫不足怪的！！ 关于同考茨基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局部性的，而是当代的一个一般的和根本的问题：作者没有理解这个斗争。正如“经济派”把反对民粹派的斗争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一样，作者也把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变成了对帝国主义的辩护（这也适用于第3条）。 考茨基主义的错误在于：它在这样的时刻竟用改良主义的方式提出那些只能用革命方式提出的要求（而作者误认为考茨基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提出这些要求本身，正象“经济派”把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理解”为“打倒专制制度”就是民粹主义那样）。 考茨基主义的错误在于：它使正确的民主要求倒退，退到和平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使之前进，向社会革命前进（而作者误认为这些要求是不正确的）。 第3条。参看前面谈的。关于“联邦制”问题，作者也避而不谈。还是那个“经济主义”的同一个基本错误：不善于提出政治问题。［注：作者写道：“我们不怕四分五裂，我们不维护国界。”请对这一点作出确切的政治表述！！关键也就在于你们做不到这一点；“经济主义者”对政治民主问题的盲目无知妨碍你们这样做。］ 第4条。作者翻来复去地说：“从自决中得出的就是保卫祖国。”这里他的错误在于，他想把否定保卫祖国变成死板公式，认为它不是根据这场战争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得出的，而是“一般地”得出的结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 早就告诉过作者，并且他也没有反驳这一点：试给反对民族压迫或不平等的斗争想出一种可以不为“保卫祖国”作辩护的表述来。这一点您是做不到的。 这是不是说，如果根据民族压迫可以得出保卫祖国的结论，我们就反对同民族压迫作斗争呢？ 不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保卫祖国”（见我们党的决议［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3—165页。——编者注］），而是反对用这种骗人的口号来粉饰这场帝国主义战争。 作者想要（但是不能；他在这里也是整整一年白费心思……）根本不正确地、非历史地提出“保卫祖国”的问题。 作者关于“二元论”的言论表明，他不了解什么是一元论，什么是二元论。 如果我把鞋刷子同哺乳动物“统一”起来，这能算是“一元论”吗？ 如果我说，要走向目的地，应该是： [c]————→ａ————→[b] 由[b]点向左走，而由[c]点向右走，这难道是“二元论”吗？ 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在民族压迫方面所处的地位是不是一样的呢？不，不一样，无论在经济、政治、思想或精神等等方面都不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从不同的出发点朝一个目的地（民族融合）走时，有的人将这样走，有的人将那样走。否认这一点，就是把鞋刷子和哺乳动物统一起来的“一元论”。 “向被压迫民族的无产者谈这一点〈赞成自决〉不合适”，作者对编辑部提纲竟作这样的“理解”。 这真可笑！！提纲中丝毫没有说过这类的话。作者不是没有读完，就是完全没有动脑筋。 第5条。见前面对考茨基主义的分析。 第6条。作者被告知，全世界有三种类型的国家。作者“表示反对”，想找“一个例外”。这是诡辩术［注：“诡辩术”（“каэуистика”）这个词是从“例外”（“каэус”）这个词变来的，它的本义是中世纪烦琐哲学和神学中用一般教条来解释例外的决疑法。——编者注］，而不是政治。 您想找出“例外”：“比利时怎么样”？ 请看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小册子[80]：其中说，如果具体的战争是另外一种战争，我们就会主张保卫比利时（甚至用战争来保卫）［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28—329页。——编者注］。 您不同意这点吗？ 请说出来！！ 您没有仔细考虑过社会民主党为什么反对“保卫祖国”的问题。 我们反对的理由，并非您所认为的那样，因为您对问题的提法（是枉费心机，而不是提法）是非历史的。这就是我对作者的答复。 我们维护争取推翻民族压迫的战争，不维护双方都是为了加强民族压迫而进行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把这称作“诡辩”，就是使用“伤人的”字眼，而丝毫不加思索。 作者想要把“保卫祖国”的问题提得“左一点”，结果（已经整整一年）全是胡说八道！ 第7条。作者批评道：“完全没有涉及‘和约条件’的问题”。 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批评：没有涉及我们在这里根本没有提出的问题！！ 但是要知道，在这里却“涉及了”和提出了“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者”这次同荷兰人和拉狄克都闹不清的兼并问题。 或者您否定反对新旧兼并这个刻不容缓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帝国主义时代“不能实现”的可能性并不亚于自决；在欧洲也和在殖民地一样）——那您对帝国主义的辩护就会由隐蔽而转为公开。 或者您承认这一口号（象拉狄克在报刊上做的那样），——那您就是以一种名义承认了民族自决！！ 第8条。作者宣扬“西欧范围的布尔什维主义”（他补充说，“不是您的立场”）。 我不认为抓住“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字眼不放有什么意义，因为我认识这样一些“老布尔什维克”，所以千万别这样宣扬。我只能说，我深信作者所宣扬的“西欧范围的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布尔什维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还是那个旧“经济主义”的一个小小的变种。 整整一年宣扬新布尔什维主义并且仅仅如此而已，——我认为这是极不能容忍、极不严肃、极没有党性的行为。难道还不到时候，不该仔细考虑并且给同志们拿出一篇东西来，有条有理、完完整整地说明这种“西欧范围的布尔什维主义”吗？ 作者没有证明也无法证明殖民地同欧洲被压迫民族的区别（就这个问题来说）。 荷兰人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否定自决，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糊涂思想（因为哥尔特以及波兰人的齐美尔瓦尔德声明事实上都承认了自决），而是他们这两个民族（有悠久传统并有大国主义野心的小民族）的特殊地位的产物。 机械地不加批判地模仿和效法别人在同欺骗人民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数十年斗争中积累的东西，是极其轻率和幼稚的。可是人们恰恰模仿了不应模仿的东西！
注释： [70]《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一文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收到尼·伊·布哈林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这一提纲的意见后写的，当时没有发表。 这篇文章和后面的《对彼·基辅斯基（尤·皮达可夫）〈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一文的回答》、《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两篇文章，都是针对布哈林、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思想而写的。——[98]。 [71]指阿·阿·萨宁的《谁来实现政治革命？》一文。该文发表于乌拉尔社会民主党小组在1899年出版的《无产阶级斗争》文集第1辑，后由基辅委员会以小册子形式翻印。萨宁站在经济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否认政治革命的必要性，认为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变革是直接任务，而这一变革可以通过总罢工来完成。——[98]。 [72]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于1915年2月14—19日（2月27—3月4日）在伯尔尼举行。会议是在列宁的倡议下召开的，实际上起了全党代表会议的作用。 参加代表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社会民主党妇女组织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苏黎世、伯尔尼、洛桑、日内瓦、伦敦等支部和博日小组的代表。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并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全部工作。 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问题是：各地工作报告；战争和党的任务（对其他政治集团的态度）；国外组织的任务（对各集团的共同行动和共同事业的态度）；中央机关报和新报纸；对“侨民团体”事务的态度（流亡者“侨民团体”的问题）；国外组织委员会的选举；其他事项。 列宁就战争和党的任务这一主要议题作了报告，阐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论点。从蒙彼利埃支部特别是博日小组在代表会议之前通过的决议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各支部的某些成员还不懂得列宁关于国内战争问题的提法。他们反对使“自己的”政府失败的口号，提出和平的口号，并且不了解与中派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经过代表会议的讨论，列宁的提纲得到了一致的支持。正如列宁在正文里指出的，只有尼·伊·布哈林仍坚持博日小组决议的观点，并在自己的提纲中反对民族自决权以及整个最低纲领的要求，宣称这些要求和社会主义革命是“矛盾”的。列宁后来在1916年3月（11日以后）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对布哈林的提纲作了尖锐的批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 代表会议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的决议，规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的任务的策略。 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的任务》、《对“侨民团体”事务的态度》、《关于为中央机关报募捐》等决议。代表会议选出了新的国外组织委员会。 列宁高度评价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意义，并且作了很大努力来广泛宣传会议的决议。代表会议的主要决议和列宁写的决议引言刊载于1915年3月16（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而且收入了用俄文和德文出版的《社会主义与战争》这本小册子的附录。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决议还用法文印成单行本，分发给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代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会议的全部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19—429页。——[98]。 [73]指1915年11月尼·伊·布哈林草拟的提纲《论民族自决权的口号》。这一提纲由布哈林、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共同署名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98]。 [74]指罕·罗兰－霍尔斯特写的荷兰左派纲领草案，该草案发表于1916年2月29日《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3号，标题是《荷兰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署名的有：罗兰－霍尔斯特、费舍、戴·怀恩科普、谢顿。——[99]。 [75]指1916年2月5—9日在伯尔尼举行的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德国、俄国、意大利、挪威、奥地利、波兰、瑞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22名代表。会议的组成表明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左派，但是多数与会者仍是中派。 列宁积极地参加了会议的工作，起草了《关于召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和代表团关于会议代表资格条件的建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40—242页），并代表布尔什维克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声明反对邀请卡·考茨基，胡·哈阿兹和爱·伯恩施坦参加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 会议通过了《告所属政党和团体书》。这封通告信采纳了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些修改意见，谴责了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以及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等行为，指出必须支持工人运动和组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但没有提出与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决裂的要求。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代表在表决时声明，虽然他们并不是对通告信的每一条都感到满意，但还是投赞成票，因为它比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决议前进了一步。 会议也讨论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召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通过了它的一系列条文，同时确定了召开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日期。——99。 [76]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伊·费·哥尔布诺夫的故事《在驿站》：一个驿站马车夫自吹赶了15年车，对山坡很熟悉，却老是把车赶翻，翻车以后还满不在乎地逗趣说：“你看，每次都在这个地方……”——[100]。 [77]工人思想派是俄国的经济派团体，于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工人思想报》。工人思想派宣传露骨的机会主义观点，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把工人阶级的任务局限于经济性质的改良，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并且贬低革命理论的意义，硬说社会主义意识可以从自发运动中产生。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和《怎么办？》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第6卷第1—183页）中，以及在《火星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派的观点。——[101]。 [78]《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шенй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一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代替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而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A．A．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101]。 [79]指法国工人党1880年的纲领（勒阿弗尔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1875年的纲领（哥达纲领）和1891年的纲领（爱尔福特纲领）。——[102]。 [80]指《社会主义与战争》。见注28。——[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