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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6卷 和平问题 （1915年7—8月） 和平问题这一社会党人目前亟待解决的纲领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和平条件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我们在《伯尔尼哨兵报》上看到，该报试图不从通常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点而从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提出这一问题，对此我们不能不向该报表示感谢。该报第73号登载的编辑部评论（《渴望和平》）非常精辟，它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既然希望和平，就应当同容克政府的政策决裂。该报第73号和第75号登载的安·潘·同志的意见也很精辟，他抨击了“软弱无能的饶舌者的狂妄自大”（Wichtigtuerei machtloser Schonredner），指出他们是妄图以小资产阶级观点解决和平问题。 我们看看，社会党人应当怎样提出这个问题。 提出和平口号可以同一定的和平条件联系起来，也可以不带任何条件，即不是争取特定的和平，而是争取一般的和平（Frieden ohne weiters）。显然，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就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甚至是毫无内容、毫无意义的口号。一般的和平无疑谁都赞成，甚至基钦纳、霞飞、兴登堡和血腥的尼古拉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每个人都提出对“自己的”民族有利的帝国主义的（即掠夺性的、压迫其他民族的）和平条件。我们提出口号的目的，是要通过宣传鼓动向群众说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区别，而不是要借助一个可以把截然不同的东西“统一起来”的用语去调和两个敌对的阶级和两种敌对的政策。 其次，是否可能使各国社会党人就一定的和平条件取得一致意见呢？如果可能，那么在这些条件中，毫无疑问必须包括承认一切民族都享有自决权，包括放弃任何“兼并”即对自决权的侵犯。但是如果认为只有某些民族才配享有这种权利，那么这就是维护某些民族的特权，也就是说，要做一个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而如果认为一切民族都有这种权利，那就不能单单提出，譬如说，比利时一个国家，而必须包括欧洲的一切被压迫民族（英国的爱尔兰人、尼斯的意大利人、德国的丹麦人等、俄国的百分之五十七的居民，等等）和欧洲以外的一切被压迫民族，即一切殖民地。安·潘·同志提到这些民族，是很恰当的。英、法、德三国总共约有15000万人口，而他们却压迫着4亿以上的殖民地人民！！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即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的实质，不仅在于战争的目的是要压迫更多的民族，要瓜分殖民地，而且在于进行战争的主要是那些压迫许多其他民族、压迫地球上大部分居民的先进民族。 为侵占比利时的行为辩护或者容忍这种行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已经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了，因为他们维护德国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德国工人）压迫比利时人、阿尔萨斯人、丹麦人、波兰人、非洲黑人等的“权利”。他们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帮助德国资产阶级掠夺其他民族的奴仆。仅仅要求解放比利时和赔偿比利时损失的比利时社会党人，实际上也是在维护比利时资产阶级的要求，即希望照旧掠夺刚果的1500万居民，照旧在其他国家享有租借权和特权。比利时资产者的国外投资约有30亿法郎；用种种欺诈手段去保护从这几十亿法郎获得的利润，实际上这就是所谓“英勇的比利时”的“民族利益”之所在。俄、英、法、日等国也是如此，而且更厉害得多。 由此可见，民族自由的要求如果不是用来掩盖某些个别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句假话，那么这个要求就应当普遍适用于一切民族和一切殖民地。而没有一切先进国家的一系列革命，这个要求显然是毫无内容的。不仅如此，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个要求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是不是说，社会党人可以对愈来愈多的群众的和平要求漠不关心呢？绝对不是。工人的有觉悟的先锋队的口号是一回事，群众的自发的要求是另一回事。资本家阶级曾经高喊这场战争具有“解放的”目的，高喊“保卫祖国”，对老百姓还进行了其他种种欺骗，而群众渴望和平的事实就是表明群众对资产阶级的这类谎言开始感到失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征兆。社会党人应当十分重视这一征兆。应当竭尽全力地去利用群众的这种和平愿望。但是怎样利用呢？认可和重复和平口号，那会成为对“软弱无能的〈往往更坏：伪善的〉饶舌者的狂妄自大”的鼓励。这样做会成为对人民的欺骗，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不进行一系列革命来“教训”（或者确切些说：消灭）现在的政府和现在的统治阶级，这些政府和阶级也能够实现多少会使民主派和工人阶级满意的和平。没有什么比这种欺骗更有害的了。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蒙蔽工人的眼睛，更能向工人灌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深刻的矛盾这一骗人的思想了，没有什么比这更能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了。不，我们必须利用群众渴望和平的愿望来向他们说明：没有一系列的革命，他们所期待于和平的那些好处都是不可能得到的。 结束战争，实现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停止掠夺和暴力——这确实是我们的理想；但是只有资产阶级诡辩家才会用这种理想来迷惑群众，把它同立即直接鼓吹革命行动割裂开来。进行这种鼓动的基础已经具备；为了进行这种鼓动，需要的只是同资产阶级的盟友即直接地（直到采用告密手段）和间接地阻碍革命工作的机会主义者断然决裂。 提出民族自决的口号同样必须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时代联系起来。我们不赞成保持原状，也不赞同以为可以排除大规模战争的小市民空想。我们主张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注：手稿上删去了如下一句话：“但是，不用社会主义的观点提出民族自决问题，就不可能进行这方面的宣传，进行真正革命的宣传。”——俄文版编者注］帝国主义就是那些压迫许多其他民族的民族力图扩大和加强这种压迫，重新瓜分殖民地。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民族自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各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的行动如何。压迫民族（英、法、德、日、俄、美等国）的任何一个社会党人如果不承认和不坚持被压迫民族有自决权（即自由分离权），他实际上就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沙文主义者。 只有具备这种观点，才会去同帝国主义进行真正的彻底的斗争，才会以无产阶级的而不是小市民的态度去对待（在我们这个时代）民族问题。只有具备这种观点，才能贯彻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原则，才能消除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无产者之间的不信任，才能去进行团结一致的国际斗争，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即唯一可能实现的各民族完全平等的制度），而不是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一切弱小国家获得自由的小市民空想。 这就是我们党即拥护中央委员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持的观点。这也正是马克思的观点，他当年曾教导无产阶级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要求爱尔兰同英国分离，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从英国（不仅是爱尔兰）工人解放运动的利益出发的。 如果英国的社会党人不承认和不坚持爱尔兰有分离权，法国人不承认和不坚持意大利人聚居的尼斯有分离权，德国人不承认和不坚持阿尔萨斯－洛林、丹麦的石勒苏益格、波兰有分离权，俄国人不承认和不坚持波兰、芬兰、乌克兰等有分离权，波兰人不承认和不坚持乌克兰有分离权，如果“大”国即进行大规模掠夺的国家的所有社会党人不坚持各殖民地也有这种权利，那么这正是因为而且也只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有些人因为自己属于压迫民族，就不坚持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如果幻想这种人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那就太可笑了。 社会党人不能听任伪善的饶舌者用可能实现民主的和平的空话和诺言去欺骗人民，而应当向群众说明，如果不进行一系列革命，不在各个国家进行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斗争，任何一点儿民主的和平都是不可能的。社会党人不能容许资产阶级政客用民族自由的空话去欺骗人民，而应当向压迫民族的群众说明，如果他们去帮助压迫其他民族，如果他们不承认和不坚持这些民族有自决权即自由分离权，他们自己的解放也是没有希望的。这就是在和平问题和民族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应当采取的不同于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主义政策。是的，这种政策多半是和关于叛国的法令相抵触的，但是，压迫民族中的几乎所有的社会党人都已无耻地背叛了的巴塞尔决议也是和上述的法令相抵触的。 必须作出抉择：要么赞成社会主义，要么服从霞飞先生和兴登堡先生的法令；要么进行革命斗争，要么向帝国主义卑躬屈膝。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那些虚伪地（或愚蠢地）编造“中间路线”的政策的人，正在给无产阶级造成极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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