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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6卷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状况 （1915年7月13日〔26日〕） 组织委员会《通报》第2号和《我们的事业》杂志第2期把这一状况表露得十分清楚，对人们大有教益。这两种报刊，根据它们不同的出版地点和政治使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坚定地走着巩固社会沙文主义的道路。 《我们的事业》杂志不但没有谈到编辑部内部的任何意见分歧或意见不同，不但没有对“波特列索夫主义”提出丝毫的异议，相反，它在一篇特别的声明《编辑部的话》（第19页）中还表示赞同波特列索夫主义，宣称“国际主义”所要求的正是要“认清国际形势”，以便判断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对无产阶级比较有利。这表明整个编辑部从根本上和实质上来说是社会沙文主义的。此外，这个仅仅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细枝末节上与考茨基意见不同的编辑部，还把考茨基那本完全是为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小册子捧为“出色的”、“详尽无遗的”、“有理论价值的”著作。谁不愿意闭起眼睛，谁就不会看不到，《我们的事业》杂志的编辑部这样做，首先是在推崇俄国的沙文主义，其次是表明它决心“赦免”国际社会沙文主义，同它和睦相处。 在《在俄国各地和在国外》这一栏中，编辑部阐述了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观点，对二者未作任何区别（这是完全正确的）。在也是以编辑部的名义做的一条专门注释（第103页）中声称，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在许多方面同”《我们的事业》杂志的“观点一致”。 事情已经再明显不过了。那个在《我们的事业》杂志上得到体现的合法主义者“派别”，由于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成为整个“布鲁塞尔联盟”在1910—1915年的俄国的唯一现实，这个派别已完全巩固和完成了它的机会主义的发展，顺利地用社会沙文主义补充了取消主义。1912年1月间被开除出我们党的那个集团的实际纲领，现在又增加了极其重要的一条：向工人阶级传播一种思想，即必须保护和巩固大俄罗斯地主和资产阶级所享有的大国的优越地位和特权，不惜以战争为代价。 以“左的”词句和貌似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来掩盖这一政治现实，这就是齐赫泽党团的合法活动和组织委员会的非法活动的真正的政治用意。在思想方面提出“不胜不败”的口号，在实践方面同“分裂活动”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毫无例外地贯穿于《通报》第2号的所有文章，尤其是马尔托夫、约诺夫和马希纳泽的文章），——这就是旨在同《我们的事业》杂志和普列汉诺夫保持“和平”的实际的和完全正确的（从机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纲领。《言语报》第143号（1915年5月27日）登载了“前革命者”格·阿列克辛斯基一封认为“保卫祖国”是“民主派的任务”的信，读一读这封信就会看出，现在的沙文主义者普列议诺夫的这个殷勤的侍童完全会同意“不胜不败”的口号。这正是普列汉诺夫、《我们的事业》杂志、阿克雪里罗得和科索夫斯基、马尔托夫和谢姆柯夫斯基的共同口号，——当然（啊，当然！），他们之间还会有“合理的细微差异”和“局部的分歧意见”。而在思想方面，在主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这一伙人都对于把“不胜不败”这一口号作为共同的基础感到满意（顺便问一句：是谁的胜败呢？显然，是现在的政府的，现在的统治阶级的！）。在实际政策方面，他们都对“统一”的口号感到满意。所谓统一，就是同《我们的事业》杂志讲统一，也就是在实际上完全容忍《我们的事业》杂志在俄国国内借齐赫泽党团的帮助，照旧实行认真的政策，进行认真的（资产阶级意义上的“认真的”）群众工作，而组织委员会及其一伙则在国外和在地下作一些“左的”微小的保留，讲一些貌似革命的词句，等等，等等。我们不要存什么幻想，因为布鲁塞尔联盟很快就瓦解了，并从而证明它除了伪善之外没有任何内容；正因为如此，它对于掩盖政治上腐朽的状况十分有用。1914年7月它曾经用一些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貌似左的决议掩盖《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北方工人报》。1915年7月，虽然还没有举行“朋友的会见”，还没有“议定书”，但是主要“演员”在原则上已经达成协议，要用一些也是貌似左的词句来共同掩盖《我们的事业》杂志、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社会沙文主义。一年过去了，欧洲历史上伟大而艰难的一年过去了。情况很明显，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脓疮已经害死了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它在取消主义的身上也已发展成熟，而“朋友们”却象克雷洛夫的《四重奏》[224]中的音乐家那样，从一种坐法换成另一种坐法，然后就又不合调地高唱起来：统一，统一……（同《我们的事业》杂志统一）！ 巴黎的《我们的言论报》的实例对于真心主张“统一”的人大有教益。组织委员会《通报》第2号给了《我们的言论报》一个致命的打击，现在它的死亡（不管是政治上死亡还是“肉体上”死亡，这并不重要）仅仅是时间问题了。组织委员会《通报》第2号用了一个简单的声明就“杀死了”《我们的言论报》。它声明说，马尔托夫（他成了组织委员会书记处的成员，——看来，他是由谢姆柯夫斯基和阿克雪里罗得“一致同意”增补的，这想必是因为他答应以后不再讲《前进报》“已经死亡”这样一些考虑欠周的话）和“《我们的言论报》的整整一半在组织上加入组织委员会的撰稿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他们只是由于“幼稚”（马尔托夫扮演一个天真烂漫的角色——这倒不错）才认为《我们的言论报》是“俄国国际主义者的共同的机关报”，而实际上，《我们的言论报》是“进行分裂活动的”和“派别性的”报纸（谢姆柯夫斯基自己还补充说：“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报纸），它还“在列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面前表白自己”。 在观众面前表演的有《我们的言论报》的三部分人，他们在七八个月中试图联合而没有成功。这三部分人是：（1）两个左派编辑（《我们的言论报》第107号），他们真心同情国际主义，倾向于《社会民主党人报》（见发表在《我们的言论报》第122号上的我们党的巴黎支部向他们致敬的决议）；（2）马尔托夫和“组委会分子”（“整整一半”）；（3）托洛茨基，他和往常一样，在原则上对社会沙文主义者一点也不赞同，但是在实际上对他们的一切都赞同（顺便说说，这是多亏了齐赫泽党团的“成功的斡旋”——好象，这是一个外交用语吧？）。 在真心主张统一的人的面前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言论报》瓦解和分裂了呢？分裂的原因通常是归咎于凶恶的“列宁分子”的与人人为敌的“分裂活动”（谢姆柯夫斯基在《通报》第2号的文章、阿克雪里罗得在《我们的言论报》上的文章，等等）。但是，这些凶恶的人根本没有参加《我们的言论报》，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他们也就不可能从该报分裂或者脱离出去。 原因究竟何在呢？是事出偶然吗？还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工人同《我们的事业》杂志中的资产阶级影响传播者（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和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实行统一是不可能的和有害的呢？ 让主张“统一”的人想一想吧。 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中，考茨基和哈阿兹现在同伯恩施坦本人一起主张“统一”，只是所处的环境和所用的方式稍微不同而已。这些“权威”觉察到群众在向左转，便向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建议讲和，其不言而喻的条件是同休特古姆之流和好。口头上放弃“8月4日的政策”，用一些毫无约束力（在某些方面甚至对于兴登堡和霞飞还不无好处）的“和平”词句（和平的口号正好适合这一目的），用对兼并等等的空泛的谴责，来弥合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和社会民主党工人政策之间的裂痕——大致说来，这就是考茨基及伯恩施坦的政纲，而法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也乐于接受这一政纲，这一点可以从《人道报》的某些论调中看出来。英国“独立工党”的党员当然会全力支持这种用向左派频频鞠躬的举动掩盖起来的对社会沙文主义的赦免。当然，现在“组委会分子”和托洛茨基是命中注定要紧紧抓住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衣服后襟的。 我们认为，机会主义者的首领和“激进派”阵营的伪善的沙文主义者的首领这种向左转是在演戏，其作用是用向左派鞠躬来挽救社会民主党中的腐朽的东西，用向“左派”作一些口头上的微小的让步来实际上巩固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 欧洲的客观形势是这样的：群众中失望、不满、抗议、愤慨、革命情绪日益增长，这种情绪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异常迅速地变成行动。现在，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摆着：要么促进反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和自己的政府的革命行动的发展，要么阻挠、扼制和平息革命情绪。为了达到第二个目的，自由派资产者和机会主义者可以（从他们的利益出发也一定会）发表任何左的言论，无数次地许诺裁军、媾和、拒绝兼并、实施任何改革，什么都可以答应，只要能防止群众同机会主义的首领破裂，防止他们采取愈来愈重大的革命行动就行。 我们对群众说，不要相信任何漂亮动听的政纲，要依靠自己反对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要努力开展这些行动；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就不可能摆脱野蛮状态，就不可能有欧洲的进步。 附言：当本文已经排好时，我们收到了普列汉诺夫先生和“前革命者”格·阿列克辛斯基及其一伙的文集《战争》。这个文集可谓集社会沙文主义者各种诡辩与谎话之大成，竟把沙皇政府进行的极端反动的掠夺战争说成是“正义的”、“防御性的”战争等等！我们建议一切愿意认真研究第二国际破产的原因的人，都来读读这沓向沙皇政府卑躬屈膝的不光彩的文稿。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对齐赫泽及其整个党团都十分满意。组织委员会、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及其同伙，也都对这个党团感到满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齐赫泽党团多年以来已经证明自己是善于掩饰机会主义者并为他们效劳的。 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两位先生正在无耻地诬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看来，可以引用文件来驳倒诬蔑者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注释： [224]这里说的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故事是：猴子、熊、驴子和山羊表演四重奏；他们演奏得不成调子，却以为是没有坐对位置的原故；他们再三调换坐位，结果仍然演奏不出和谐的调子。——[306]。 |